克罗宁又要起身，不料霍顿先他一步抬起一只手，就像交警拦截车辆一样，克罗宁只得缓缓坐下。哈勒继续说。

“另外，”他说，“我这里有一份圣昆廷监狱的访客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兰斯·克罗宁从去年一月起便开始定期约见普雷斯顿·博德斯。”

“他毕竟是博德斯的律师，”霍顿说，“律师约见狱中的当事人，这也没什么不正常的吧，哈勒先生？”

“当然没有，法官大人，只不过约见狱中死刑犯的必须是他的正式出庭律师。克罗宁去年一月才正式成为博德斯的出庭律师，而短短几个月后他就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致信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说出了奥尔默所谓的死前忏悔。”

博斯差点笑了出来。克罗宁接手博德斯案的时间点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却仍然觉得可疑，而哈勒引导法官的方式更是完美。博斯将胳膊搭在旁边的空位子上，顺便扫了一眼坐在他右手边的索托和塔普斯科特。他们看起来在认真地倾听哈勒的陈述。

“还有，”哈勒说，“如果法庭准许我方的介入动议，我方准备传唤的证人将证明申诉方提出的人身保护令中的关键内容存在可疑之处。比如，申诉方将其庭审辩护律师大卫·西格尔先生描述成一个品行败坏之人，说西格尔先生在庭审时唆使博德斯做伪证，让他说在自己公寓中找到的关键证物——海马吊坠——并非被害人那一个，而是博德斯在圣莫尼卡码头买的那一个。”

“你方证人可以推翻这一证词？”霍顿问道。

“是的，法官大人，”哈勒说，“我方请到了大卫·西格尔先生本人。他愿意证明所谓他已经过世的报道以及他在一九八八年的庭审中唆使当事人做伪证的说法均与事实不符。他也愿意证明博德斯先生当年的证词完全是他自己为了解释被害人的首饰为何在他手里而故意捏造的。”

肯尼迪和克罗宁都立即起身抗议，但克罗宁还是让肯尼迪先说。

“法官大人，这太荒唐了，”肯尼迪说，“即便大卫·西格尔确实健在，他的证词却是公然违反律师对当事人的保密义务，法庭根本不能采信。”

“法官大人，肯尼迪先生的说法我不能苟同，”哈勒说，“博德斯先生在申诉中不仅恶意中伤我的当事人博斯警探，还披露了当年的辩护策略，并试图诋毁辩护律师的名誉，是他违反保密义务在先。我有一份视频资料要提交法庭，这是六天前西格尔先生接受采访的一段录像。视频中可以看出他仍然健在，并且思路清晰。他对博德斯先生及其律师的诽谤进行了驳斥。”

哈勒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存储着视频资料的u盘。他把u盘举过头顶，法庭中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u盘上。

“哈勒先生，”霍顿说，“你刚才说的视频资料的事情，我们稍后再议。本庭认为你的说法很有趣，但是十五分钟的闭门会议即将结束，归根结底，这件事最重要的只有一点：被害人的衣物上发现了奥尔默的dna。大家似乎对这一点并没有争议。发现奥尔默dna的衣物已经密封存放多年——远远早于奥尔默受审以及克罗宁先生可能获得他的基因材料的时间，早于克罗宁先生认识博德斯先生，早于奥尔默先生在狱中死亡。你对此做何解释？如果你无法解释这一点的话，那么本庭就要对此事做出裁决了。”

哈勒点点头，看了看面前的信笺簿。博斯扫了一眼肯尼迪的侧脸，他似乎正在得意地笑着。看来肯尼迪觉得哈勒根本没办法解释dna材料是如何出现在了密封的证物箱中。

“法官大人，您说得没错，”哈勒开口了，“被害人衣物上确实发现了奥尔默的dna，我方对此没有疑义。博斯警探和我本人都对洛杉矶警察局实验室的工作质量抱有最大的信任。我们并不是说化验分析的结果存在问题。我们认为被害人衣物上的dna是在送检之前被人放上去的。”

肯尼迪再次一跃而起，反对哈勒暗指洛杉矶警察局的证物档案馆以及参与经办此案的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的两名警探存在腐败行为。

“索托和塔普斯科特警探的一举一动均记录在案，都是光明正大的，”肯尼迪说，“他们知道有时人在绝望之中会不择手段。为此，他们在开启证物箱时自发地进行了摄像，以避免任何篡改证物的事情发生。”

没等法官回话，哈勒就从中插话。

“的确如此，”他说，“二位警官确实拍摄了整个过程。所以如果法庭允许，我想当庭播放这段视频资料。这段视频我已经编辑好，就存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随时可以播放。我请求法庭准许延长我的陈述时间。我现在就可以把电脑接到显示屏上。”

说着，哈勒指了指陪审席对面墙上的屏幕。法庭此时鸦雀无声。霍顿思考着哈勒的请求，而其他人也许在想哈勒是从哪儿搞到的这段视频。博斯看到索托瞄了他一眼，他知道他已经违反了两人心照不宣的保密协定。她当初把这段视频分享给他可不是为了让他捅到法庭上的。

“动手准备吧，哈勒先生，”霍顿说，“速度快一点。我会考虑将这段视频作为法庭陈述的一部分。”

哈勒快步离开讲台回到座位边，拿起放在博斯身旁地上的公文包。趁着从公文包里取出笔记本电脑的工夫，他低声对博斯说。

“时机到了。”他说。

“他们已经是瓮中之鳖了。”博斯也低声回复道。

五分钟后，哈勒开始播放视频。法庭中的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些已经看过这段视频无数次的人也不例外。视频结束，无论是法官还是在场的其他人都一言未发。

“现在我再播放一遍视频。这一次，我会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暂停。”哈勒说。

他开始播放视频，然后按下了暂停键。屏幕上可以看到特里·斯潘塞正在旁边的房间里注视着两名警探。

哈勒从外套内袋里取出一支钢笔大小的激光笔，用红色的光点在斯潘塞的图像上画了一个圈。

“这个人，他在干什么？他只是在旁观？还是另有目的？”

肯尼迪再次起身。

“法官大人，对方律师的异想天开已经到了荒唐的程度。这段视频清楚地表明没有人对证物箱做过手脚。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律师做了些什么？他试图将所有人的视线从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转移到一个有责任监控证物开箱的档案馆工作人员身上。我们能不能停止这出闹剧，回到纠正司法不公的正事上来？”

“哈勒先生，”霍顿说，“我的耐心正在逐渐耗尽。”

“法官大人，如果您能允许，我将在五分钟内完成我的陈述。”哈勒说。

“很好，”霍顿说，“继续陈述。只是请加快速度。”

“谢谢您，法官大人。正如刚才我被打断之前说的，这个男人究竟在干什么？我们对此十分好奇，并做了一点功课。结果，博斯警探认出这个男人长期在档案馆工作。他的名字叫特伦斯·斯潘塞。我们决定对斯潘塞先生进行调查，最终找到了可能令法庭震惊的发现。”

哈勒又从文件袋里拿出一份文件。他瞥了兰斯·克罗宁一眼，然后将这份文件递给了法庭书记员，书记员又将文件递到了法官手上。法官阅读文件时，博斯看到哈勒向后退了一步，借着讲台的掩护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他把手机放在齐胯的位置，偷偷地读了一条短信。

博斯知道这条短信很可能来自西斯科，可能就是哈勒一直在等待的有关斯潘塞的消息。

哈勒此时应该已经看完了短信。他把手机放回口袋里继续对法官说。

“我们发现七年前，特伦斯·斯潘塞的房子差点被银行没收。那是我们国家的一段困难时期，很多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斯潘塞当时身处困境，无力偿还两份抵押贷款，银行也终于没了耐心。即将失去房子时，他法拍房的案件律师帮了他一把。这位律师名为凯茜·泽尔登，也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都熟悉的凯茜·克罗宁。”

博斯可以真实地感受到法庭里的空气在这一刻凝固了。刚才还仰靠在豪华真皮座椅里的霍顿此时已前倾身体，俯身弯向法官台。他手中拿着哈勒提供的文件，一边听哈勒说一边认真地读着。

“泽尔登——也就是如今的克罗宁太太——当时帮斯潘塞保住了房子，”他说，“但其实她当时所做的无非是将不可避免的事情延后了。她让斯潘塞借硬钱进行再贷款，可这笔钱七年后到期时，他要一口气还五十万美元。即便斯潘塞想卖房还钱，也得首先征得借他钱的私人投资基金的许可。结果就是债主选择不让斯潘塞卖房还钱，因为他们知道今年夏天这笔借款一到期，房子就归他们了。

“于是可怜的特里·斯潘塞无路可走。他拿不出五十万美元，也没办法搞到这么多钱。他想卖房也卖不了，因为抵押权人不允许。他怎么办的呢？他联系了自己原来的律师、如今克罗宁律所的合伙人，问她自己该怎么办。就是在这一刻，法官大人，一个阴谋开始了，一个欺骗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诬陷我的当事人栽赃陷害的阴谋开始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普雷斯顿·博德斯逃脱法律的制裁，并骗取洛杉矶市数百万美元的赔偿款。”

兰斯·克罗宁已经站起来，做好了反驳的准备。肯尼迪却缓缓地站起来，显得有些犹豫。但是法官早已抬手示意二人肃静，直盯着哈勒。

“哈勒先生，”法官缓缓说道，“这可是十分严重的指控。如果我允许你在公开庭审上做此陈述，你是否有任何证据支持你的说法？”

“当然，法官大人，”哈勒说，“我准备传唤的最后一个证人就是特伦斯·斯潘塞。上周末我们发现他躲在拉古纳海滩的一处住宅中，而这处住宅刚好属于克罗宁夫妇。我已向他发出了传票。现在他就在庭外的走廊里，随时可以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