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勒示意博斯到法庭前面来。博斯穿过隔离门，在栏杆边找了一个位子坐下。他四下张望，发现博德斯在离他不到两米之外，戴着镣铐，坐在克罗宁夫妇中间。他身后还坐着两个法警。

博斯回头向法庭后边看去。不少观众还扎堆在法庭门前，陆陆续续地退场。他的女儿在队伍最后，正朝他这边望着。她满怀信心地朝博斯点点头，博斯也朝她点点头。博斯目送着女儿出了法庭后，将注意力转回到博德斯身上。他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正好被博德斯听到。这个身穿橙色囚服的男人转过身盯着博斯看。

博斯冲他挤了挤眼。

博德斯马上把视线移开了。这时哈勒走了过来，挡在博斯与博德斯之间。

“别理他，”哈勒说，“把精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

说着，哈勒在博斯身旁的空位子上坐下，趴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我会争取让法官允许你当堂做证，”他说，“这次我不会做任何陈述，全靠你一个人。所以记住，你的发言一定要直截了当，而且要表现得义愤填膺。”

“我本来就是义愤填膺。”博斯说。

哈勒转头朝门口看了一眼。

“斯潘塞和戴利出去之前，你跟他们说上话了吗？”

“我没跟斯潘塞说过话。戴利是那个律师？”

“是啊，丹·戴利。他一般接联邦法院的案子多一些，今天肯定是做慈善来了。要不然就是他早就认识斯潘塞。我让西斯科调查一下。”

哈勒拿出手机，开始给他那已经与其他听审观众一起被法官请出法庭的调查员编辑短信。博斯站起身，以便能看到哈勒的手机屏幕。哈勒让西斯科从戴利那里了解一下斯潘塞是否愿意做证。他让西斯科办好之后给他回短信。哈勒的短信刚刚发出，霍顿就宣告会议开始了。

“好，书记员现在请开始记录。正在进行的是法官召集当事各方举行的闭门会议，不属于正式听证，当事各方不得将这里所说的内容外传。哈勒先生，请陈述如果你的动议获得批准，你打算传唤哪些证人，以及向本庭提交哪些证物。请长话短说。”

哈勒起身走到讲台前，把信笺簿放到讲台上。博斯可以看到哈勒信笺簿的第一页写满了笔记，上面还画着圆圈和箭头。信笺簿下放着一个文件袋，里面装着他准备提交法庭的文件。

“感谢您给予我方这次机会，法官大人，”哈勒开场了，“您绝对不会为自己的这个决定而后悔，因为正如克罗宁和肯尼迪先生所言，本案确实存在司法不公的情况。只不过真相并非像大家想的那样。”

“法官大人。”肯尼迪赶忙开口。他双手摊开，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哈勒先生，”霍顿说，“麻烦你往左侧看一下——陪审席是空的。我说过长话短说。我可没让你对着不在场的陪审员们做正式陈词。”

“是的，法官大人，”哈勒说，“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州检察院的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接手本案后，对本案的证物进行了重新检验。他们在丹妮尔·斯凯勒的衣物上发现了dna，但这份dna并非来自当时杀害她而被定罪的普雷斯顿·博德斯，而是一个如今已不在人世的连环强奸犯卢卡斯·约翰·奥尔默。”

“哈勒先生，”霍顿再次打断了哈勒，“你这是在重复本庭已知的事实。我允许你以参与诉讼者的身份介入本案，介入案件要求存在新情况，或者说案件方向上的变化。这个条件你能满足吗？”

“没问题。”哈勒说。

“那就直接告诉我们有什么新情况。不要重复本庭已经知道的事情。”

“我方提供的新情况就是：如果博斯警探可以获准做证，他将向法庭提供证明文件和宣誓证词，表明是有人施展诡计将卢卡斯·约翰·奥尔默的dna植入了洛杉矶警察局的证物箱中以帮助普雷斯顿·博德斯逍遥法外，并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误判赔偿。”

“施展诡计的是何人，哈勒先生？你是说是关押在圣昆廷死囚监狱的普雷斯顿·博德斯策划了这一切？”

“并非如此，法官大人。我的意思是普雷斯顿·博德斯为了重获自由孤注一掷，加入了这场阴谋。真正的策划者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克罗宁律师事务所。”

兰斯·克罗宁立即起身抗议。

“这完全是胡闹！我强烈抗议！”他说，“哈勒先生这是在用他阴险的指控诋毁我的声誉，是他的当事人——”

“好了，克罗宁先生，”霍顿打断了狂躁的克罗宁，“但我也要提醒你，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闭门会议，双方律师说的都不会传到公众耳朵里。”

法官又转向哈勒。

“你这是很严重的指控，哈勒先生，”他说，“你必须给出证据证明你的话，否则本庭不会采信。”

“我方会给出证据的，”哈勒说，“马上。”

哈勒简要指出了本案几个自相矛盾的疑点，内容与博斯在走廊里跟索托说的大同小异。如果证物中发现的dna是真实有效的，那么搜查普雷斯顿·博德斯公寓时发现的海马吊坠就是伪造的证物。二者只能有一个为真。

“我方认为海马吊坠此前是，并且一直是本案真实有效的证物，”哈勒说，“卢卡斯·约翰·奥尔默的dna是有人处心积虑制造的伪证。在我方说明造假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之前，我想首先请法庭允许我的当事人就本案编造证据的问题做证。我的当事人拥有超过四十年的执法工作经历，而且本案对他的清名和声誉有着直接的影响。”

肯尼迪和克罗宁双双反对博斯在不接受交叉询问的情况下做证，霍顿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今天的闭门会我们就不采取这种方式了，”他说，“一会儿公开听证时，法庭会考虑你的这一诉求。不过我还是要说，博斯警探多年来多次在本庭做证，我从未对他的人品有任何怀疑。”

博斯向法官点头致意，感谢他的善意支持。

“请继续，哈勒先生。”霍顿说。

“好吧，那我们继续。”哈勒边说边打开讲台上的文件袋，“法官大人和在座各位应该都清楚，克罗宁先生曾经担任卢卡斯·约翰·奥尔默的代理人，而那个案子最后以奥尔默被判有期徒刑告终，直到奥尔默于两年前去世。该案中，正是dna这一关键证据将奥尔默与多起连环性侵案联系起来，并导致奥尔默被指控。现在我想向法庭提交一份从该案档案中找到的法庭命令。这份法庭命令要求检方从辩护人身上提取dna样本送检。”

肯尼迪起身抗议。

“法官大人，对方律师试图说明克罗宁当年拿到奥尔默的dna样本后私自留存了一些，在多年后的案件中用来帮助他另一位当事人免除死刑。这样的理论简直可笑至极。哈勒先生应该十分清楚克罗宁先生根本接触不到奥尔默的dna样本，证据链的有关工作规程要求证物在实验室之间安全运输。哈勒先生这是胡说八道，完全是在浪费法官大人的时间。”

哈勒摇摇头，笑了笑。

“我胡说八道？法官大人，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究竟是谁在胡说八道。我并不是说在奥尔默庭审之前证物在实验室之间的运输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辩方在庭审时并未对这份dna证物提出疑问，而是称双方的性行为是自愿的，而且辩方对dna证物的匹配是认可的，但是庭审后证物的归档并未完成。按照肯尼迪先生刚刚一直吹嘘的证物处理规程，私人实验室没使用的基因材料在案件审理完成后必须全部归还洛杉矶警察局实验室保管。但实际上，洛杉矶警察局实验室并没有该案的基因证物材料被归还的记录。这就是说证物失踪了，法官大人，证物是从为克罗宁先生工作的实验室手上失踪的。”

这回轮到克罗宁起身抗议了。

“这太荒唐了，法官大人。那份材料从未经过我的手，我对实验室是否归还那份材料更是毫不知情。这真是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的罪名——”

“再说一遍，我们现在开的是闭门会议，”霍顿说，“大家都就事论事。哈勒先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有几份文件要呈递法庭，”哈勒说，“第一份文件是市副检察官塞西尔·弗伦奇的信。这封信证明普雷斯顿·博德斯已经向市政府提出申诉，要求市政府对洛杉矶警察局由于不当调查造成其被误判死刑的相关损失进行赔偿。这份申诉正是由兰斯·克罗宁律师提出的。信中并未提及博德斯申请赔偿的金额，毕竟现在为时尚早。不过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因市政府雇员的栽赃陷害被判死刑关了将近三十年，他申请赔偿的金额至少也要数百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