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他所料，药品管理局探员查利·霍文没有接听博斯的电话。博斯多年来的经验是药品管理局探员有别于其他的联邦执法人员。由于工作性质，执法队伍中的其他人往往对他们有所怀疑——正如瓦尔德斯局长此前表现出来的一样。这很奇怪，也没必要，所有执法人员都是对付罪犯的。但是药品管理局探员被贴上了污名，好像他们所对抗的这种犯罪行为也能影响他们。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种现象可能主要源于诸多缉毒调查中所需要的渗透战术和卧底行动。这种污名使得探员们谨慎多疑、自我孤立、不愿意和陌生人通话，即使他们同样是执法队伍的人，即使可以说他们都是负责保护社会安定的同一团队成员。
博斯猜测，如果不是霍文那边有紧急需要的话，这位探员是不会给他回电话的。他给这位探员的语音信箱留了句话，好让他不得不和自己联系。
“我是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博斯警探，正在寻找一些情报，关于一个自称为桑托斯、驾驶飞机来往附近跑道的人，我们这里一家给他开具阿片类药物的药店里发生了双重谋杀案。”
博斯在挂断前留下了自己的号码。他还是认为自己可能得在这一两天给杰里·埃德加打个电话，让他帮忙向霍文探员引荐自己，促成一次简单的谈话。
博斯知道，卢尔德起草搜查令调阅怀特曼的录像档案，再致电高等法院的法官寻求批准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如果找不到法官的话，时间可能会更久——法院这会儿都要关门了，大多数法官很快就会开车回家。博斯的计划是利用自己手头的一切时间去进一步挖掘斯凯勒案的调查情况。尽管双重谋杀案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博斯却没有办法不去思考斯凯勒案，以及该案将对自己的名誉和自我价值造成的威胁。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他追查了数百名杀人犯，并将他们送进了监狱。如果他栽在这个案子上，那么其他的一切都将被人质疑。
那将使得他茫然无措。
他不得不先把埃斯梅拉达·塔瓦雷斯的案卷箱推到一边。当他搬起一个箱子，将它落到另一个箱子上时，一张照片掉到了他临时拼凑的桌子上。照片是从箱子底部缝隙的缺口漏出来，掉到桌子上的。博斯捡起照片，仔细看了看。他意识到自己之前没有看到过这张照片。照片上是母亲失踪时被留在婴儿床上的女婴。博斯知道她现在应该有十五六岁了。他会找到她具体的出生日期，然后再算一算。
在她母亲失踪一年后，她父亲决定不再抚养她。他将她送到了县里的寄养机构，随后她被收养她的家庭抚养长大，最终从洛杉矶搬到了北边的莫罗贝。照片让他想起很久以前他就计划去找她，和她聊聊她的母亲。他不知道她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否有丝毫的记忆，而且这样做并不一定会有什么效果，也就一直没有去。他将照片放到了箱内文件的最上面，以便下次再查看箱子的时候能够提醒自己。
博斯将斯凯勒案的卷宗分成两半，把原始调查的复印材料放到一边，然后就开始查看索托和塔普斯科特被安排重新调查以来所做的序时记录表。
很快他就发现对斯凯勒的重新调查源自几个月前寄到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的一封信。寄件人正是将两名性侵犯联系到一起的那个人：兰斯·克罗宁律师。博斯将记录表放到一旁，开始翻找材料，最终找到了那封信。信上有克罗宁的抬头，上面显示其办公室位于凡奈斯的胜利大道。信直接寄给肯尼迪的上司，也就是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的主管、地方助理检察官埃布尔·科恩布卢姆。
科恩布卢姆先生：
我今天写信给您是希望您能够履行自己就职时的誓言，对一个贻害我们城市和我们州三十年的严重错误及司法不当加以纠正。这一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助推和拖延的结果。我现在需要您的帮助，以便解决这一问题。
我的当事人普雷斯顿·博德斯自一九八八年起被关押在圣昆廷州立监狱的死囚牢房。我最近才成为他的代理人，坦白说，是我主动请求他成为我的当事人。另一起案件中的律师-当事人保密协议使得我到现在才站出来。要知道，二〇一五年卢卡斯·约翰·奥尔默去世前，我都是他的代理律师。他在二〇〇六年被判定犯有多起性侵和绑架罪，并被判处超过一百年的刑期。死于癌症前，他一直在科克伦州立监狱服刑。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我在科克伦与奥尔默先生讨论了就其定罪进行最后一次上诉的可能性。在这次保密对话中，奥尔默先生向我透露，他还对一九八七年一起年轻女子的谋杀案负有责任，而另一名男子则被错误地定罪并判处了死刑。他并没有指出被害人的名字，但是提到过被害女子的家住在托卢卡湖。
您要明白，这是律师与当事人间的保密谈话。我不能透露这一信息，以免让我的当事人再冒被判处死刑的风险。
律师-当事人保密协议在当事人死亡后仍然有效，不过这种特权规则有几项例外：如果透露受保护的谈话能够纠正错误或者阻止无辜之人受到严重伤害或死亡。而这正是我现在努力要去做的。查尔斯·加斯顿是我手下的一名调查员，按照奥尔默向我透露的事实对事情进行了调查。他确定一位名为丹妮尔·斯凯勒的年轻女子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其位于托卢卡湖的家中被性侵并杀害，而普雷斯顿·博德斯随后在洛杉矶高等法院的一场庭审中被判定有罪，处以死刑。
我随后去圣昆廷询问了博德斯，并被他聘请为他的律师。以此身份，我诚挚地请求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对丹妮尔·斯凯勒的谋杀案进行复查，请求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纠正这一错误。普雷斯顿·博德斯事实上是清白的，本州判处的死刑已经让他在监狱中度过了大半生。这一司法误判必须得到纠正。
这一请求是博德斯先生诸多可选项中的第一个。我准备调查研究所有有助于改善其处境的选项。不过，我还是先写信给您。盼您迅速做出回复。
此致
敬礼
兰斯·克罗宁先生
博斯将信又读了一遍，然后迅速找到了科恩布卢姆给克罗宁的回信，信里他告诉克罗宁，他的请求已经被列为最优先事项，并恳请他在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重新回顾和调查此案件前不要采取其他任何行动。显然，科恩布卢姆并不希望这个案子被捅给媒体或是提交给清白专案组织——一家私人出资成立的法律团体，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推翻错误判决的记录。如果被外部机构抢先发现无辜之人身陷冤狱，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大肆宣传司法正义的机构却后知后觉，那就是犯了政治性错误。
博斯回到序时记录表上。显然，克罗宁的信推动了整件事的发展。索托和塔普斯科特找出卷宗，查看了证物档案馆，在那里找到了证物箱，并在镜头前拆开。在法医团队研究证物、寻找新的或是被忽视的证据时，两名警探则再次调查了这一案件，只是这一次是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视为最大嫌疑人。
博斯知道这并不是处理谋杀案的正确方法。他们以手头已有的嫌犯作为切入点，而非去寻找嫌犯。这使得可能性被大大缩减。在这次调查中，他们从卢卡斯·约翰·奥尔默这个名字入手，一直紧盯着这个名字。他们要证明斯凯勒被谋杀时他正在洛杉矶，这种努力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他们在一家广告招牌公司找到了他的工作证明，他在这家公司做过安装工，这似乎证明他当时正在洛杉矶，但没有找到住房记录或者任何可以证明他行踪的证人。这远不足以推动案件向前发展，但是之后实验室报告显示他们在被害人的衣物上找到了微量的精液。这一物证并没有被现在的dna证据计划存储，可这片衣物一直封存在纸袋里，状况非常好，所以可以用来和奥尔默及博德斯的样本进行比对。
奥尔默的dna样本已经在该州的罪犯数据库里，曾被用在审判中，将他和另外七起女性强奸案联系在一起。但是博德斯的基因材料从来没有收集过，因为直到他被定罪并判处死刑一年后，dna才被允许在加利福尼亚的法庭上使用，并允许执法队伍使用。塔普斯科特飞往旧金山，然后去圣昆廷采集到了博德斯的样本。该样本之后由独立实验室负责分析，该实验室还将从丹妮尔·斯凯勒睡衣上获取的证据和奥尔默及博德斯的样本进行了比对。
三周后，实验室最终称被害人衣物上的dna来源于奥尔默，而非博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