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在序时记录表中读到这些就已经让博斯冒了一身冷汗。从前，博斯一直坚信那些被自己送上法庭或者送进监狱的人都是确确实实的作奸犯科之辈，博德斯自然也不冤枉。但现在，科学说他错了。
他记起了那个海马吊坠，它的存在是对克罗宁最有力的回击。丹妮尔·斯凯勒最喜欢的首饰被发现藏在博德斯公寓里一个隐秘的地方，这是dna无法解释的。有可能博德斯和奥尔默两人认识，共同实施了犯罪，但即便如此，藏匿被害人海马吊坠的博德斯肯定难辞其咎。庭审时，博德斯辩称吊坠是自己在圣莫尼卡码头买的，和斯凯勒的一模一样也是他有意为之。陪审团当时并没有采信他的说法，索托和塔普斯科特现在应该也不会相信。
博斯翻回到记录表，很快就找出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在dna比对结果出来后，这两位调查员一同前往圣昆廷提审了博德斯。提审的完整文字记录就在这些文件中，不过记录表已经标明了关于海马吊坠的谈话所在的具体位置。
塔普斯科特：跟我们说说那个海马吊坠。
博德斯：那他妈就是个巨大的错误。我被关在这儿就是因为那个该死的吊坠。
塔普斯科特：为什么你说是“错误”？
博德斯：我的律师并不是最伟大的律师，明白吗？他对我关于海马吊坠的解释并不喜欢。他说这无法让陪审团相信。所以我们到了法庭之后，就试着去讲述一个没有陪审员会相信的故事。
塔普斯科特：你因为喜欢，所以在圣莫尼卡码头买了个一样的海马吊坠，这个故事是你对陪审团撒的一个谎？
博德斯：没错，我对陪审团撒谎了。这是我犯的罪。你能拿我怎么办？把我列为死刑犯吗？（大笑）
塔普斯科特：你的律师说陪审团不会相信的故事是什么？
博德斯：是事实。警察在搜查我的住处时栽赃的。
塔普斯科特：你是说针对你的关键证据是被栽赃的？
博德斯：没错。那家伙的名字叫博斯。那个警探。他既想当法官，又想当陪审团成员，所以就栽赃了证据。他和他的搭档都是黑警。证据是他放的，另一个人则听之任之。
索托：打断一下。你是说在博斯还没有把你当作嫌犯前的几周，他从尸体上或者谋杀现场拿走了海马吊坠，然后一直带着，直到找到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嫌疑人，栽赃给他作为证据？你以为我们会相信这种说法？
博德斯：那家伙对这个案子真的非常着迷。你可以查一查。我后来发现他的母亲在他还是个孩子时被谋杀了，你懂的。这对他的心理影响很大，他一直都迷恋于复仇。但是当时已经太晚了，我已经被关在了这里。
索托：你上诉过，也有律师，为什么三十年里都不曾提到过博斯栽赃的事情？
博德斯：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关心，是否有人会相信我。这是事实，但我到现在也还是不知道。克罗宁先生说服了我，让我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我现在也是这么做的。
索托：为什么你的律师在审判时会说你不应该揭穿警察栽赃？
博德斯：要知道，这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警察们无法无天，他们做任何事都能洗脱干净。而我有什么证据吗？博斯就像是解决好几个大案的英雄警察，和他对抗我没有胜算。我知道的就是，据说他们在我的房子里找到了被藏起来的海马吊坠，还有其他一些首饰，而只有我知道那个海马吊坠不是我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它是用来栽赃陷害我的。
博斯又读了一遍这段简短的文字记录，然后翻到了后面附着的两处修订。一处是《加州律师杂志》关于博德斯原来的律师大卫·西格尔的讣告。在博德斯的审判十年之后，大卫·西格尔就从律师行业退休了，之后很快就过世了。第二处修订实际上是索托勾勒出的时间线，显示了在调查过程中博斯是什么时候在最初报告上陈述丹妮尔·斯凯勒所珍视的海马吊坠失踪的。时间线也显示了自博斯拿到海马吊坠到他把吊坠藏在博德斯公寓之间的案情进展情况。很显然，索托希望这份报告可以证明博斯在案件中栽赃证据的说法是不可靠的。
博斯非常感谢露西娅为自己做的努力，相信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事实，她才会私下提供那份案卷复印件。她希望他能够知道，发生的这一切并不是她的背叛，她已经努力保护过自己此前的导师，但该来的总是会来的，证据总是躲不掉的。
除此之外，博斯在三十年前的案子里栽赃证据的指控如今已经成了案件记录的一部分，随时可能被泄露给公众。显然，作为检察官，肯尼迪打算利用这一点迫使博斯对撤销指控的举动保持沉默。如果博斯反对，他的名声就会受损。
肯尼迪、索托和塔普斯科特无法知道的是博斯心底最深处、最黑暗的地方所隐藏的想法：他并没有栽赃陷害博德斯，他一生中也从未栽赃陷害任何嫌犯或对手。正是这一份笃定给予了博斯坚定的信念和动力。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真相”。一种是一个人的人生使命所拥有的无法改变的原则。另一种则是政客、骗子、腐败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为了达到自身目的而随意扭曲和编造的说辞。
不论他的律师是否知晓，博德斯在圣昆廷都对索托和塔普斯科特撒了谎。在这种情况下，检方的调查从一开始便走上了歧途。博斯确信，这是一个骗局，而他必须去把那些密谋诬陷他的人一个一个挖出来，无论他们藏得有多深。那份多年前可能犯下弥天大错的沉重和内疚如今已经烟消云散，他可以轻装上阵了。
博斯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沉冤终得昭雪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