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那时候我们就是笑得停不下来。
1
一九六六年当我来到缅因大学时，哥哥给我的老旧休旅车上还贴着那张戈德华特贴纸，虽然已经褪色而且破破烂烂，但贴纸上“auh2o-4-usa”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等到我在一九七〇年离开学校时，我连车子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一把大胡子、披肩长发，以及贴着“尼克松是战犯”贴纸的背包，而粗布外套领子上别着的领章上面写的是“我真不是个幸运儿”。我想，大学永远是蜕变的时刻，是童年结束前最后一次天翻地覆；可是我怀疑，最惊天动地的大转变莫过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大学求学的年轻人所面对的天翻地覆。
这年头，大家差不多都不再谈论那些日子的事情了，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忘了那段时光，而是因为无法重拾那时候交谈的语言。每当我试图谈论六十年代（或思考六十年代的种种）时，心中总交织着恐惧与欢欣的情绪。我的眼前浮现喇叭裤和地球鞋，鼻子闻到大麻、香料和薄荷的味道，耳朵听到多诺万·里奇甜美的歌声唱着那首关于亚特兰蒂斯的蠢歌。直到现在，碰到失眠的夜晚，我仍然会想起那深奥的歌词。年纪愈大，我就愈没办法只听他甜美的歌声而不去听那愚蠢的歌词。我得提醒自己，当时我们年纪都还小，傻傻地躲在菌伞下过着多彩多姿的生活，而还一直以为那小小的菌就是大树，在天空为我们遮风挡雨。我知道这么说没什么意义，但是我已经尽力了。亚特兰蒂斯万岁！
2
大四那年，我搬到学校外面，住在迷幻天地——止水河畔的老旧木屋，但我在一九六六年初抵缅因大学的时候住在张伯伦舍。那里是由三栋学生宿舍组成的住宿区：分别是张伯伦舍（男生宿舍）、金舍（男生宿舍）和富兰克林舍（女生宿舍）。离宿舍不远的地方有一家豪优克餐厅。餐厅其实离宿舍不远，大约只有二百米远，但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夜、当室外温度降到零度以下时，餐厅似乎变得十分遥远，因此豪优克有个别名叫做“旷野上的宫殿”。
我在大学里学到很多东西，但绝大多数不是在教室里学的。我学会怎么样一面亲吻女孩子、一面戴上保险套（这是每个男生必备的技能，但常受忽视）；学会怎么样把四百五十克的罐装啤酒咕噜咕噜一饮而尽，而不会呕吐；也学会怎么样利用课余之暇多赚点外快（大部分都是帮比我有钱的小子写期末报告赚来的）；我还学会如何避免加入共和党，尽管我的家族里有一堆共和党员；还有如何高举牌子、走上街头，嘴里唱着：“一、二、三、四，我们不会为你打这场该死的战争”，以及“喂、喂，约翰逊，你今天又杀了几个年轻孩子”；我也学会在警方施放催泪瓦斯时设法避开，如果没办法避开，就要用手帕或头巾罩住口鼻，然后放慢呼吸；还学会当警棍齐发时侧躺在地上，把膝盖屈起贴近前胸，用手抱着头部。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学到的教训是，不管你把自己保护得多好，警察还是可以把你打得半死。
但是在学会这些事情之前，我先领略了“红心”扑克牌游戏的乐趣和危险。一九六六年秋季那个学期，张伯伦舍三楼的十六个房间总共住了三十二个男生，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的时候，其中十九个人不是搬出去就是被退学，成为红心牌戏的受害者。那个学期，红心牌戏仿佛恶性流行性感冒般，威力横扫整个三楼，只有三个学生完全免疫。一个是我的室友奈特·霍伯斯坦，一个是三楼舍监戴维·迪尔伯恩，还有一个是斯托克林·琼斯，不久张伯伦舍众生就开始称他“哩噗—哩噗”。有时候，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哩噗—哩噗的故事；有时候，我觉得我想说的其实是柯克的故事（当然，由于电影《星舰迷航》里柯克舰长的爆红，后来大家都叫他柯克舰长），在那些年间，柯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有时候，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卡萝尔的故事。其实多半时候，我认为我真正想说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故事，虽然我总觉得不太可能说得明白。不过在谈这些事情之前，我最好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红心牌戏。
柯克舰长曾经说过，对笨蛋来说，惠斯特牌戏等于桥牌，而对真正的笨蛋来说，红心牌戏才是桥牌。我对这个说法没什么意见，尽管我觉得这么说有点没搔着痒处。重点在于红心牌戏很好玩，当你拿它来赌钱时，很快就会不可自拔——当时张伯伦舍三楼的行情是每一个积分值五分钱。玩红心牌戏的理想人数是四个人，所有扑克牌都发出去后，就开始玩牌。每一手牌共有二十六分：十三张红心牌，每张牌都算一分，但单独一张黑桃皇后（我们称之为“婊子”）就值十三分。当四个人之中有一人的积分达到一百分时，牌戏便告结束，积分最少的人是赢家。
在我们的马拉松牌戏中，其他三个输家要根据他们的积分与赢家的差距吐出钱来。例如，如果牌戏结束时，我的积分比舰长多了二十分，那么依照每一分值五分钱的算法，我就得付他一元美金。你会说，这不过是小钱而已，但那时候是一九六六年，对住在张伯伦舍三楼半工半读的穷学生而言，一块钱可不只是零头而已。
3
我还清楚地记得这场红心瘟疫在什么时候开始蔓延的：那是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当时期初考试才刚结束，而我过关了。对住在张伯伦舍三楼的学生而言，能否过关是很实际的问题；多亏了各式各样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包括我自己，都要感谢国家教育国防法案的帮忙），再加上半工半读，我们才能念大学。我们就好像开着一辆拼装车，只不过这辆车不是用钉子组装起来的，而是靠糨糊把它粘住。尽管每个人的经济来源各不相同——主要是看当初我们填写各种申请表格的技巧有多高超，还有高中辅导老师有多用心辅导我们——但我们都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张伯伦舍三楼的交谊厅（也就是我们进行红心牌戏马拉松循环赛的地方）挂了一幅刺绣，上面绣的大字一语道破我们的艰难处境。那是东尼的妈妈绣的，她叫东尼带着这幅刺绣来上大学，并且把它挂在每天都看得见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当秋天过去、冬天来临，牌桌上不时换手玩牌，“婊子”也不时发威，东尼妈妈的那幅刺绣似乎变得愈来愈显眼、愈来愈炫目了。每天晚上当我终于躺到床上时，往往教科书连翻都没翻，课堂笔记完全没读，报告也尚未动笔。有一两次，我甚至梦见那个数字：
那幅刺绣上用针绣着这个大大的、鲜红的数字。东尼的妈妈十分了解这个数字所代表的意义，我们也很清楚。如果你住在其他普通宿舍——例如杰克林舍、邓恩舍、皮斯舍或查德伯恩舍——只要成绩平均达到一点六分（四分为满分），就可以顺利在一九七〇年毕业……换句话说，只要爸爸妈妈继续替你付学费的话就没问题；别忘了，这是一所州立大学，我们说的不是哈佛或韦尔斯利这种贵族学校。但是，对于仰赖奖学金和助学贷款的学生而言，平均二点五的成绩是底线；如果成绩低于二点五（换句话说，从平均c掉到c-）你的小小拼装车几乎一定会崩坏瓦解。就像舰长以前说的：“保持联络吧，宝贝，再见了。”
期初第一次考试，我考得还可以，尤其是考虑我当时想家想得快生病了（在那之前，我除了有一次参加一个星期的篮球营，从来没有离过家，而且篮球营结束、回家的时候，我不但扭伤了手腕，而且脚趾间和睪丸间都长了奇怪的霉菌）。我修了五门课，除了大一英文以外，每门课都拿到b的成绩。至于英文课，我得了a。英文老师在我的考卷上写着：“你针对拟声法举的例子非常好。”他后来和太太离婚，在伯克利校园的斯普劳尔广场卖艺。我把考卷寄回家给爸妈看，妈妈回了我一张明信片，背面只有几个热情而潦草的字：“太棒了！”回想起这件事着实令人心痛，我几乎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肉体的痛苦。我猜，那大概是我最后一次拿上面贴了星星的考卷回家。
期初考试之后，我得意地算了一下目前的平均分数，得出三点三。从此以后，我的成绩再也没有达到三点三了。到了十二月下旬，我醒悟眼前可以选择的路其实很简单：停止玩牌，或许还能勉强保住奖助学金，存活到下个学期，或是继续在三楼交谊厅东尼妈妈的刺绣下大玩猎捕婊子的牌戏，一直玩到圣诞节，然后就打道回府，永远不必再回来了。
我应该可以在盖兹佛斯的工厂找份工作。老爸发生意外、丧失视力之前，曾经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他可以想办法让我去那里上班。老妈会很不高兴，但是如果我告诉她这就是我想做的事，她也不会拦阻我。她终究还是家里的务实派。尽管不断怀抱希望，又看着希望破灭，她几乎快抓狂了，但她终究还是个很实际的人。也许我没能完成大学学业会让她伤心一阵子，而我也会有一段时间深受罪恶感折磨，但是我们两个人都会熬过来。毕竟，我一直想当个作家，而不是什么该死的英文老师，而且我认为只有那些浮夸自大的作家才需要靠大学教育来实现写作的梦想。
然而我也不想被退学，我的成年生涯不应该有这样的开头，感觉好像一开始就失败了一样，而我所有关于作家应该置身于人群的沉思，感觉都好像在合理化自己的失败。不过，我仍然经不起三楼交谊厅的呼唤——啪啦啪啦的发牌声，某个人问到这张牌应该往左传还是往右传，另外又有人问谁拿到“赌气鬼”（那是红心牌戏的一手牌，一开始就出现梅花二，我们三楼这群牌鬼称这手牌为“赌气鬼”）。我曾经做梦，梦到龙尼打出一张张黑桃牌，用他的尖嗓子嚷嚷：“该是把婊子揪出来的时候了！”（自从我逃离高中那些太保学生以后，龙尼是我碰到的第一个天生的坏坯子。）我们眼中几乎总是看得清怎么样才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有时候在内心感觉的驱策下，我们眼中所见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这句话很难令人接受，但却是实情。
4
我的室友不玩红心牌戏，而对于尚未宣战的那场远在越南的战争，我的室友奈特也发挥不了一丝作用。奈特每天写信给还在威斯登中学读高三的女朋友。如果你把一杯水放在奈特旁边，那杯水都会立刻显得比奈特还要生机盎然。
奈特和我一起住在三〇二室，就在楼梯旁边，正对着舍监的房间（讨厌的戴维住的兽窟），和走廊另一端的交谊厅遥遥相对——那里摆着扑克牌桌、烟灰缸，还可以远跳旷野上的宫殿。至少对我而言，我俩的组合表示大家对于大学宿舍的许多可怕想法都是真的。一九六六年春季，我在寄给缅因大学住宿处的问卷上（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毕业舞会结束后，是不是应该带安玛丽去吃点东西）写着：第一，我有抽烟的习惯；第二，我是共和党员；第三，我对民谣吉他有高度热忱；第四，我是夜猫子。结果住宿处却糊里糊涂地把我和奈特分在同一个房间，奈特就读牙医系，不抽烟，而且他在阿鲁斯图克县的家人都是民主党员（尽管约翰逊也是民主党员，奈特却不会因此赞同美国士兵在越南四处征战）。我的床头贴着亨弗莱·鲍嘉的海报；奈特的床头则贴着狗和女朋友的照片。他的女朋友脸色苍白，身上穿着威斯登中学乐队指挥的制服，手上抓着好像短棍的指挥棒。她叫辛迪，那条狗叫灵弟。女孩和狗都同样夸张地咧开嘴笑，真是离奇得很。
在我们看来，奈特最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就是，他会小心翼翼地将唱片依照字母顺序排列在架子上（就在辛迪和灵弟的照片下面、小巧可爱的唱机正上方）。他有三张米契·米勒的唱片（《和米契同唱》、《再度和米契同唱》、《米契和帮派乐团演唱约翰·亨利及其他美国人最喜爱的民谣歌曲》）、《遇见特里尼·洛佩兹》，还有迪恩·马丁的唱片、盖瑞与前导者合唱团的唱片，以及戴夫·克拉克五人组的第一张唱片（这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吵的一张烂摇滚唱片），另外还有许多同类唱片，我没有办法全部记得，而这未尝不是件好事。
“奈特，不要这样，”有一天晚上舰长说，“喔，拜托，不要。”那是红心狂热开始之前没多久的事，也许只是几天以前。
“喔，拜托不要什么？”奈特问，他坐在书桌前，头抬也不抬。他醒着的时间几乎不是在教室上课，就是坐在桌前苦读。有时候我会逮到他挖鼻孔或（把唱片彻头彻尾地检查后）在抽屉下面偷偷摸摸地擦拭唱片，那是他唯一的缺点……如果不计较他可怕的音乐品位的话。
舰长曾经检查过奈特的唱片，他每次到别人的房间，都会毫不自觉地开始这么做。现在他拿着其中一张唱片，表情就好像医生正在研究一张看起来不太妙的x光片……上面可以明显看到肿瘤的阴影（而且几乎可以确定是恶性肿瘤）。他站在奈特的床和我的床中间，穿着绣有高中校名的外套，头上戴着高中棒球帽；我在大学里从来没有碰到过比他还帅的典型美国大男孩，以后也很少碰到。舰长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长得好看，但是他不可能完全不晓得，否则怎么会经常有女生投怀送抱。虽然在那个时代，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找到愿意上床的对象，但即使照当时的标准，舰长仍然比别人忙碌。不过在一九六六年秋季的时候，这一切都尚未开始。一九六六年夏天，舰长和我一样，整颗心都放在红心牌戏上。
“这张唱片很烂，小老弟。”舰长带着温和的、斥责的语气说，“很抱歉这么说，但是真的很烂。”
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一面抽着宝马牌香烟，一面忙着找我的餐券。我老是找不到那张该死的餐券。
“什么东西很烂？你为什么翻我的唱片？”植物学课本摊开在奈特前面，他头上歪戴着大一新生的蓝色扁帽，正在一张纸上画着叶片。我相信奈特是唯一会一直戴着这块愚蠢蓝色抹布的大一新人，他会一直戴到缅因大学倒霉的足球队终于达阵得分为止……那要到感恩节前一星期左右。
舰长继续研究那张唱片。“这张唱片真是烂到家了！”
“我很讨厌你这样说话！”奈特嚷着，但仍然顽固地不愿抬起头来。舰长知道奈特很讨厌他这样讲话，这正是为什么他要这样讲话。“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很抱歉我的话惹你不高兴，但是我不会收回刚刚的意见，没办法，因为这张唱片真的很烂，烂得让我心痛，小老弟，烂得让我心痛啊。”
“什么？”奈特终于气得暂时放下正在画的叶子，抬起头来，那片叶子被精心刻画得好像兰德·麦克纳利地图集一样。“什么呀？”
“这张。”
舰长手中握的那张唱片封套上的女孩有一张生机盎然的脸孔，水手领罩衫下高耸着活泼的小小双峰，似乎在甲板上跳舞。她高举着手臂，伸出手掌，微微挥着手。头上则戴着一顶小小的水手帽。
“我打赌你是全美国唯一会把《戴安·雷奈唱海军蓝调》这张唱片带来学校的大学生，”舰长说，“这样是不对的，奈特。你应该把这张唱片和维纳裤一起束之高阁，我打赌你都是穿着这种裤子去加油大会和参加教会活动。”
如果维纳裤指的是那种后面有着毫无用处的奇怪扣子的桑斯贝特合成纤维便裤，我猜奈特应该把大部分的唱片都带来了……因为奈特当时正穿着一条那样的裤子。不过我什么话也没说。我拿起装了女友相片的相框，发现餐券就在后面，于是抓起餐券塞进牛仔裤袋中。
“那张唱片很好，”奈特义正词严地说，“那张唱片非常好听，带着摇摆风格。”
“摇摆，是吗？”舰长问，把唱片扔回奈特床上。（他不肯把唱片重新归位，因为他知道这会让奈特抓狂。）“‘我男朋友说，喂，船哪，于是加入海军’？如果这就是你对‘好’的定义，提醒我永远不要让你开刀。”
“我以后会当牙医，不是医生。”奈特咬牙切齿地说，脖子上青筋毕露。就我所知，在张伯伦舍，或许在整个校园中，只有柯克舰长有办法惹我室友生气。“我念的是牙医预科，你知道牙医预科的牙代表什么意思吗？代表牙齿！舰长，那表示——”
“这倒提醒我了，绝对不要让你补牙。”
“为什么你老是要说这种话？”
“什么话？”舰长问，他明明知道奈特是什么意思，却偏要听到奈特亲口说出那句话。奈特终究会说，等到他终于说出来的时候，整张脸总是涨得通红。舰长觉得有趣极了，奈特的点点滴滴都让舰长觉得十分有趣。他有一次告诉我，他还挺确定奈特是外星人，从一个叫“好男孩”的星球降落到地球上。
“他妈的！”奈特说，他的脸颊立刻红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像极了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博兹随笔》中描绘的热情年轻人。
“坏榜样，”舰长说，“我简直不敢想象你将来会怎么样。万一保罗·安卡东山再起怎么办？”
“你从来没有听过这张唱片，”奈特一边说着，一边从床上抓起《戴安·雷奈唱着海军蓝调》的唱片，把它放回米契·米勒的唱片和《史黛拉恋爱了》中间。
“我从来都不想听这张唱片。”舰长说。“走吧，吃饭去，我他妈的快饿扁了。”
我拿起地质学课本——下星期二要小考。舰长从我手中把书拿走，放回书架上，敲敲我女朋友的照片。她不肯和我上床，但是心情好的时候会帮我打手枪，让我爽得不得了。信天主教的女孩在这方面最内行了。随着年龄增长，我对许多事情的想法都改变了，唯有这个想法一直没变。
“你干吗把书拿走？”我问。
“不要在他妈的餐桌上看书，”他说，“即使吃的是学校餐厅里的残羹剩饭，都不要边吃边看。你到底是从什么样的谷仓里蹦出来的？”
“事实上，舰长，从我出生以来，我的家人真的会在餐桌上看书。我知道你很难相信除了你的做事方式外，别人还有其他的做事方式，但是的确如此。”
他看起来十分严肃，他抓着我的手臂，凝视着我的眼睛，然后说：“至少正在吃饭的时候，不要念书，好吗？”
“好吧。”我在精神上保留了我爱在什么时候看书（或觉得什么时候需要看）就什么时候看书的权利。
“继续这样过日子，你会得胃溃疡，我老爸就是得胃溃疡死的。他就是停不下来，拼命往自己脑子里塞东西。”
“噢，真是遗憾。”
“别担心，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走吧，免得菜都被吃光了。要不要一起去呀，奈特？”
“我得把这片叶子画完。”
“去他的叶子。”
如果是其他人这样说的话，奈特会瞪着他，好像翻开朽木时看到了什么东西一样，然后就静静地继续忙着手边的工作，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考虑了一下就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把挂在门后的外套拿下来。他穿上外套、戴好帽子，连舰长都不敢对他执意要戴这顶新人扁帽发表什么意见。我问舰长，他把帽子丢到哪儿去了——当时是我到缅因大学的第三天，也是我认识他的第一天——他说：“我拿来擦完屁股后就丢到树上了。”（他也许没说实话，但是我也从来不敢完全排除他这样做的可能性。）
我们连下三层阶梯，走到十月的薄暮中。学生纷纷从三栋宿舍里走出来，往豪优克餐厅走去，我每个星期在那里打工九次，担任洗碗工。张伯伦舍和富兰克林舍的地势比较高，旷野上的宫殿也一样。学生要从宿舍到餐厅的时候，都要走一条凹陷的柏油路，仿佛狭长的地槽一样，然后才连接到宽阔的红砖道，继续往上爬。豪优克餐厅是四栋建筑物中最大的一栋，在暮色中闪闪发亮，仿佛大海中的巡洋舰。
柏油路交会的洼地叫做班奈特小径——即使我曾经晓得这个名字从何而来，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金舍、张伯伦舍的男生分别从两条小路走过来，富兰克林舍的女生则走另外一条小路。到了三条小路交会处，男生和女生一边说说笑笑，一边大胆或害羞地四目交接，然后再从那里一起踏上宽阔的班奈特红砖道往餐厅走去。
斯托克林从对面走过来，低着头穿过人潮，苍白的脸上挂着他一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他长得很高，不过你几乎看不出来，因为他总是弓着背、拄着拐杖，乌溜溜的头发（几乎看不到一丝淡色头发）覆在前额上，把耳朵盖住，还有几撮头发斜披在苍白的脸颊上。
当时正是披头四的发型最流行的时候，年轻男孩都小心翼翼地把头发往下梳，而不是往后梳，让头发垂下来遮住额头（以及脸上一堆青春痘）。斯托克林的头发倒没有整理得如此一丝不苟，他那头中等长度的乱发爱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他的背弓得太厉害了，即使现在还不是永久性的驼背，可能很快就会变成永久性驼背了。他的眼睛通常都往下看，仿佛在追踪拐杖挥动的弧线。如果他刚好抬起头来与你四目相接，你很容易被他狂野锐利的目光吓一大跳。他是新英格兰的希斯克利夫，只不过臀部以下只剩下两根瘦骨头。他去上课的时候，双腿通常都包在巨大的金属支架中，就像垂死章鱼的触须般，只能勉强移动。相形之下，他的上半身十分粗壮，形成了怪异的组合。斯托克林就好像健美先生亚特拉斯的广告，只不过健身前和健身后的身影似乎全融合在同样的身体中。每天豪优克餐厅一开门，他就去吃饭，开学不到三个星期，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是残障，而是因为他和葛丽泰·嘉宝一样喜欢独处。
“他妈的！”有一天我们一起去餐厅吃早餐时，龙尼说——他刚刚和斯托克林打招呼，而斯托克林只是拄着拐杖自顾自往前走，连头都不点一下。龙尼不停地小声喃喃自语，而我们都听见了，他说：“跛了脚、跳着走路的混蛋！”龙尼就是这样，总是“如此”充满同情心。我猜他是在路威斯顿的里斯本街上脏兮兮的小酒馆里长大的，他温文的举止和独特的魅力大概也是这种环境熏陶下的产物。
“斯托克林，上哪儿去啊？”有一天晚上，斯托克林拄着拐杖往我们这边疾走过来时，舰长问他。斯托克林不管到哪儿，都是这样拄着拐杖猛往前冲，布鲁托一般魁梧的上半身往前倾，好像船首装饰的人头像一样，无论下半身踩到什么东西，斯托克林会不停地骂“他妈的”，不停地比中指，用他那聪明狂野的眼睛瞪着你，嘴里不停骂脏话。
他没有回答，但是抬起头来，两只眼睛盯着舰长，然后把脸一拉，匆匆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汗珠顺着一头乱发滴落在脸颊。他闷声发出“哩噗—哩噗，哩噗—哩噗”的声音，好像定时器一样……或许他的嘴里是在咕哝着咒骂我们的话……或许两者皆是。你可以闻到他身上的味道：刺鼻的汗臭味，他身上老是带着汗臭；因为他不肯走慢一点，叫他走慢一点仿佛冒犯了他，但他身上还有其他味道。汗臭味虽然刺鼻，却不讨厌，但底下混杂了另外一种更难闻的味道。我高中的时候是田径选手（一上大学就被迫在宝马牌香烟和参加田径队之间做个抉择，我选择了棺材钉），曾经闻过那种特别的味道，通常是某个学生明明感冒了或喉咙发炎却还硬要来练跑时，就会出现那种味道。唯一比较相似的就是当电车的变压器使用过度时，也会散发出这种味道。
然后卸下腿部支架的斯托克林就从我们身旁经过，往宿舍方向走去。不久以后，龙尼就为斯托克林取了“哩噗—哩噗”的绰号。
“嘿，那是什么？”奈特问，他停下脚步，转头往后望。我和舰长也停下脚步，转过头去。我正要问奈特他是指什么，然后就看到了。斯托克林的外套背上好像用黑色的奇异笔画上什么图案，在初秋薄暮中，只能看出好像画了个圆圈的形状。
“不晓得，”舰长说，“看起来好像是麻雀的爪印。”
拄着拐杖的男孩没入十月的星期四晚上去餐厅吃饭的人潮中。大多数男孩都把脸刮得干干净净，女孩子则大半穿着水手衫和裙子。今晚几乎是满月，月亮冉冉上升，橘色的月光洒在这群孩子身上。两年后，嬉皮的盛世才真正来临。而在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都没有意识到，那是我们生平第一次看到和平标志。
5
星期六上午早餐时间轮到我的班，我必须去豪优克餐厅洗碗部上工。排到这个班很棒，因为学校餐厅在星期六早上永远都很清闲。负责洗刀叉银器的女孩卡萝尔站在输送带的最前端，我排第二个，工作是当输送带上的餐盘经过我面前时赶紧抓住餐盘，把它堆到身旁的手推车上。如果输送带上的脏碗盘太多——周末晚餐时间就是如此——那么我只需把盘子堆起来，等到输送带的速度放慢时再说。接在我后面的是“玻璃杯男孩”，他们负责把杯子挑出来，放在洗碗机的格子里。在豪优克打工还不错，偶尔龙尼会突发奇想，在没吃完的香肠上套个保险套，或把餐巾纸撕成细长条，在装麦片的盘子里拼出“我上的是一所烂学校”几个字（有一次，他在汤碗上面用酱汁写着：救命啊！我被关在笨蛋大学里）；还有，你不会相信有些孩子有多恶劣，简直就是猪——他们在盘子上挤满番茄酱，在牛奶杯里塞满土豆泥、碎蔬菜——但这份工作真是不差，尤其是星期六早上。
有一次，我的目光越过卡萝尔（清晨的她显得格外美丽），落在斯托克林身上，虽然他背对着我们，不过身旁的拐杖和外套背上的图案都十分醒目。舰长说得没错，那图案看起来像麻雀爪印（一年后，我才第一次在电视上听到有个家伙形容这图案为“伟大的美国小鸡之爪印”）（“小鸡”也有“胆小鬼”的意思）。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我指着那边，问卡萝尔。
她看了很久，摇摇头说：“不知道，一定是在开玩笑。”
“斯托克林从不开玩笑的。”
“噢，你是诗人，而你居然不知道。”
“别这样，卡萝尔，别瞎说。”
下班后，我陪她走回宿舍（我对自己说，我只不过展现绅士风度罢了，陪卡萝尔走回富兰克林舍并不代表我对安玛丽不忠），然后自己再慢慢走回张伯伦舍，一直思索着谁会知道那麻雀爪印代表什么意思。直到现在才想起来，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要去问斯托克林本人。走上三楼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完全抛开了刚刚脑子里想的事情。在我清晨六点半出门、睁着惺忪睡眼站到卡萝尔身边工作之后，有人把刮胡霜抹在戴维的房门上——门边、把手都涂满了刮胡霜，门下面还涂得特别厚，地上有赤脚踏过的痕迹，我不禁莞尔。戴维身上只围了一条浴巾，他打开门准备去洗澡，然后一推门！哇！
我笑着走进三〇二室。奈特坐在桌前写东西，看到他屈着手臂挡住笔记本，生怕我看到，我推测他正在写信给辛迪。
“有人在戴维门上涂刮胡霜。”我一边说着，一边走到书架前抓起地质学课本，计划去三楼交谊厅为星期二的小考稍做准备。
奈特想要装得严肃一点，露出不赞同的神情，但还是忍不住笑了。他当年老是想要表现出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但总是不太成功。我想经过这些年应该有些改进了，但这样更令人觉得悲哀。
“你实在应该听一听他的叫声，”奈特说，他哼哼笑了几声，然后把拳头塞进嘴巴，阻止自己进一步发出不得体的笑声，“还有连连咒骂的声音——那个时候，他变得和舰长那伙人一样。”
“说到骂人，我不认为有任何人比得上舰长。”
奈特担心地皱着眉头望着我。“你没有插一脚吧？因为我知道你一大早就起床了。”
“如果我想装饰一下戴维的房门，会用卫生纸，”我说，“我的刮胡霜都会涂在自己脸上。我和你一样是穷学生，记得吧？”
奈特这才舒展眉头，恢复唱诗班男孩的神情。这时我注意到他身上只穿着短裤，戴着那顶该死的蓝色扁帽。“很好，”他说，“因为戴维一直嚷嚷着要把做这件事的人揪出来，看着他受罚。”
“只因为涂抹他的房门就要受罚，我很怀疑。”
“听起来不可思议，不过我觉得他是认真的，”奈特说，“有时候戴维会让我想到那部关于疯船长的电影，亨弗莱·鲍嘉演的，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部吧？”
“知道，你是指《叛舰凯恩号》。”
“嗯。而戴维……这样说好了，他当舍监就是为了享受发放留校察看通知的快感。”
根据校规，退学是大事情，只有像偷窃、抢劫和持有毒品或吸毒等的重大违规行为，才会遭到退学处分。留校察看则是次一级的处罚。如果你把女生留在房里过夜（当时过了女舍宵禁时间后还把女生留在房里，就有濒临退学的危险，这在今天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或在房间里喝酒、考试作弊或抄袭等，理论上，后面几项违规都可能遭到退学处分，考试作弊通常都会被退学（尤其是如果你在期中考试或期末考试作弊的话），但其他违规的处分多半只是留校察看一个学期，我很不愿意相信舍监会因为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向校方申请对学生处以留校察看的处分……但这就是戴维，他这个人一板一眼，直到现在还坚持每个星期检查宿舍每个房间，他总是随身携带一张小凳子，这样才可以查看三十二个橱柜上方的架子上摆了什么东西，似乎觉得这些橱柜也是他职责的一部分；这些观念可能是从后备军官储训团那儿得到的，他爱死了后备军官储训团，就好像奈特爱辛迪和灵弟一样。还有他会把内务不佳的学生名字记下来——当时内务检查还是学校的正式规定。虽然除了在后备军官储训团之外，大多数人都置之不理，但如果你被打了太多叉而留校察看的话，理论上，你有可能因此遭到退学处分，失去缓役资格，然后收到兵单，最后落得在越南战场上躲子弹。而这一切全因为你老是忘记倒垃圾，或没把床底下扫干净。
戴维也是靠奖学金和助学贷款上大学的学生，他的舍监工作理论上和我在餐厅洗碗没什么两样，不过他的理论可不是如此。戴维认为自己因此高人一等，属于精挑细选出来的少数精英。他是东岸人，你知道，法尔茅斯人，那儿直到一九六六年，还承袭了五十几条清教徒订下的蓝色法规。后来，戴维家遭遇了一些变故，因此家道中落，就好像以前舞台上演的通俗喜剧情节一样，但是他仍然打扮得像法尔茅斯贵族学校的毕业生，每天穿着法蓝绒运动衫去上课，星期日则穿西装上教堂。他和有一张贱嘴、充满偏见却精通数字的龙尼简直南辕北辙，每当他们在走廊上擦肩而过时，你几乎可以看得出来戴维拼命缩回身体，对龙尼避之唯恐不及。龙尼满头纠缠不清的红发下是一张奇丑无比的脸孔，隆起的两道粗眉下是那双永远睁不开的眯眼和永远流着鼻水的鼻子……更别提他的嘴唇永远都那么红，好像涂抹了平价商店买来的便宜化妆品似的。
戴维不喜欢龙尼，但是龙尼不需要独自面对戴维的嫌恶，因为戴维似乎讨厌所有受他监管的大学生。我们也不喜欢他，龙尼更毫不掩饰对戴维的憎恨，柯克舰长对戴维的嫌恶则带着点瞧不起的味道。他和戴维一起在后备军官储训团受训过（至少直到十一月舰长退训为止），他说戴维除了懂得拍马屁之外，其他什么都不会。而舰长呢，他高三的时候，就已经差一点获选为全州高中棒球明星球员。舰长最讨厌我们舍监的一点是——他不认真。在舰长眼中，这是最严重的罪行。即使你只是在喂猪，也要认真一点。
我和其他人一样讨厌戴维，我能够容忍许多人性的弱点，但是很讨厌爱吹牛皮的人。不过我有一点同情戴维，因为他完全没有幽默感，相信这也是一种残障，和斯托克林下半身的残疾没有两样。此外，我也不认为戴维喜欢自己。
“只要他查不出这件事是谁的杰作，就不会有留校察看的问题，”我告诉奈特，“即使他找到作案的人，我怀疑盖瑞森学务长会同意对学生施以这样的重罚，只不过因为他把刮胡霜抹在舍监房门上。”不过戴维有时候很有说服力，也许他已经被贬为平民，却仍然带着上层阶级的傲气。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讨厌他的原因。舰长叫他“快走男孩”，因为在后备军官储训团受训时，戴维从来不会真的在足球场上奔驰，他只是快步走。
奈特说：“只要不是你做的就好。”我几乎要大笑起来。奈特穿着内裤、戴着扁帽坐在那儿，孩子气的狭小胸部上看不到任何胸毛，只有些微斑点和一身瘦排骨。他热切地看着我，扮演着老爸的角色。
他压低声音问我：“你认为是舰长做的吗？”
“不是。如果真要猜三楼有哪个人会把刮胡霜涂在舍监房门上来表示不满，我猜是——”
“朗尼。”
“对。”我用手对准奈特比着手枪，然后眨一眨眼睛。
“我看到你和那个金发女孩一起走回来，”他说，“卡萝尔，她很漂亮。”
“只是陪她走一段而已。”
穿内裤、戴扁帽的奈特坐在那儿微笑，一副他比我还清楚的表情。也许确是如此。没错，我喜欢卡萝尔，虽然我对她了解不多——只知道她是从康涅狄格州来的。这里没有几个半工半读的学生是从别州来的。
我手臂下夹着地质学课本，往交谊厅走去。龙尼戴着扁帽坐在交谊厅里，他把前面的帽檐别了起来，看起来好像戴着软呢帽的新闻记者。另外两个也住三楼的家伙——休·布伦南和阿什利·赖斯——则坐在他旁边。他们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龙尼看到我时，眼睛一亮。
“彼特！”他说，“我正要去找你！你知道怎么玩红心牌戏吗？”
“知道啊！幸好我也知道该怎么用功读书。”我举起地质学课本，心里想着也许应该去二楼交谊厅念书……如果我真的想念点书的话。因为龙尼总是说个不停，他显然没办法闭嘴，简直就是一台自动说话机。
“别这样嘛，只要玩一局就好，”他猛灌迷汤，“一个积分算五分钱，这两个家伙玩起牌来简直像老头子做爱一样。”
休和阿什利只顾傻笑，仿佛龙尼刚刚是在恭维他们。龙尼损人的时候往往口无遮拦、尖酸刻薄，因此大多数人听了只当他是在开玩笑，甚至以为他是明贬实褒。其实他们都错了，龙尼损人时，字字句句都是真心话。
“龙尼，我星期二要小考，而且我实在看不懂所谓的‘地槽’是啥鬼东西。”
“去你妈的地槽。”龙尼说，阿什利在旁边偷笑。“你还有今天大半天和明后两天可以读你那个什么他妈的地槽。”
“但是我星期一有课，而且舰长和我明天要去旧市区，我们——”
“住嘴，别说了，饶了我吧，别和我说这些鬼话。听我说，彼特——”
“龙尼，我真的——”
“你们两个没用的东西待在这儿别动！”龙尼狠狠瞪了他们一眼，两人一声也不敢吭。他们可能和我们一样今年十八岁大，但每个上过大学的人都会告诉你，每年九月，大学校园里总会出现一些特别幼稚的十八岁大学生，位于乡下的州尤其如此。龙尼在这类大学生中特别吃得开，他们对他十分敬畏。他会拿走他们的餐券，在浴室里用毛巾打他们，指责他们不该支持马丁·路德·金（龙尼会告诉你，那黑鬼开着捷豹汽车去示威游行），向他们借钱，而且任何人向他借火都一律回答：“去你的！”尽管如此……而且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爱死龙尼了。他们爱他，正因为他是如此……有大学生的样子。
龙尼一把抓住我的领子，拼命把我拉到走廊上好私下聊一聊。我一点也不怕他，而且想避开他腋下的浓浓异味，于是努力扳开他的手指，推开他的手。“别这样，朗尼。”
“噢、噢、噢，好、好、好！只要过来一下就好了嘛，可以吗？别这样扳我的手指，很痛哎！而且这是我打手枪用的那只手！天哪！他妈的！”
我松开他的手（我很怀疑他自从上次打手枪之后有没有洗过手），但还是任由他把我拉到走廊上。他抓住我的手臂，浮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热切地对我说：“这两个家伙根本不会玩牌，”他气喘吁吁地和我说着悄悄话，“他们是一对呆头鹅，但都很爱玩红心牌戏，简直爱死了，你知道吗？我不爱玩，但和他们不同的是，我懂得怎么玩。而且我破产了，而今天晚上学校礼堂要放映两部鲍嘉的片子，如果可以从他们身上榨出两块钱来——”
“鲍嘉演的片子？其中一部是《叛舰凯恩号》吗？”
“没错，《叛舰凯恩号》和《马耳他之鹰》，鲍嘉最好的片子，就在那儿等着你，甜心。如果我可以从这两个笨蛋身上榨出两块钱来，就可以去看电影；如果我可以弄到四块钱的话，就会打电话邀富兰克林舍的女生一起去，说不定看完电影后还可以爽一下。”这就是龙尼，总是浪漫得一塌糊涂。我的脑中浮现出他好像《马耳他之鹰》中的斯佩德般，叫阿斯特让他爽一下的画面，单单想到这件事，就足以让我血脉贲张。
“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彼特。三个人玩红心很危险。当你还得担心那张剩下的牌时，谁敢放胆射下月亮呢？”
“你们怎么玩？看谁最先得一百分，所有的输家都得付钱给赢家？”
“对，如果你加入的话，我会把我赢的分数减半计算，同时把你输的钱都还你。”他对我投以圣人般的温暖微笑。
“万一我赢你的话呢？”
龙尼似乎大吃一惊，然后咧开嘴笑了，“甜心，你这辈子都别做梦了，说到玩牌，我可是专家。”
我瞄了一下手表，然后瞥了阿什利和休一眼。他们看起来的确不像我的对手，上帝爱他们。“这样好了，”我说，“只玩一局，玩到积分达到一百分为止，一分算五分钱。不需要谁让谁，我玩完这局就去念书，大家都过个快乐的周末。”
“欢迎加入牌局。”走回交谊厅时，他又说，“我喜欢你，彼特，但是咱们公事公办——你高中时代的同性恋男友绝对没办法像我今天早上这样，带给你这么多乐趣。”
“我高中时代没有交过任何同性恋男友，”我说，“而且我周末多半都搭便车去路威斯顿干你老妹。”
龙尼咧开嘴笑了，他坐下来拿起桌上的纸牌，开始洗牌。“我把她调教得不错，对不对？”
你就算说破嘴也说不过龙尼，他的嘴博比谁都贱。很多人都试过，但是就我所知，没有人真的成功过。
6
龙尼是个嘴贱的偏执狂，身上经常发出难闻的狐臭，但是他还真会玩牌，我不得不这么说。他倒没有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天才，至少在玩红心牌戏上还不算，因为玩红心时运气的成分居多，但是他的确很厉害。当他全神贯注时，几乎记得每一张出现过的牌……我猜这是为什么他不喜欢会额外多出一张牌的三人牌局。如果没有那张麻烦的牌，龙尼就很厉害。
不过那天早上，我表现得还不错。当休斯在第一局积分超过一百分时，我的积分是三十三分，而龙尼是二十八分。我从两三年前就开始玩红心了，但这却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在玩红心的时候赌钱，不过为这次临时起意的娱乐活动付出两毛五，代价不算高。阿什利因为这个回合赔了两块五毛钱，倒霉的休则忍痛吐出三块六毛钱。龙尼似乎果真赢够去约会的钱了，虽然我觉得和他约会的女孩必须是不折不扣的鲍嘉迷，才肯提供龙尼额外的服务或和他吻别。
龙尼洋洋得意的样子就好像乌鸦在马路上守护着刚被汽车辗压过的动物尸体。“我赢了，”他说，“很遗憾各位没能赢钱，不过我赢了。彼特，就像那首歌说的，男人不了解，小女孩却了然于心。”
“你有病啊，朗尼。”
“我要再玩一局。”休斯说。我想巴纳姆说得对，的确每秒钟都会诞生一个像休这样的人。“我想把我的钱赢回来。”
“这个嘛，”龙尼说，咧开嘴猛笑，露出脏兮兮的牙齿，“我很乐意至少给你一个机会。”他朝着我看，“你怎么说，大好人？”
地质学课本早被我遗忘在身后的沙发上，我也想赢回那二毛五分钱，同时最好再多赢几枚铜板，我更想好好教训龙尼一顿。“玩吧，”我说，“这次牌是向右传，还是向左传？”在未来那几个星期里，我深陷泥沼、不可自拔时，这句话不知说了上千次，但这还是我第一次说出这句话。
“新的牌局，向右传。”龙尼嘴里碎碎念着，伸伸懒腰，然后开心地看着一张张依序发出去。“天哪，我真爱这个游戏！”
7
从第二局开始，我真的陷进去了，在龙尼的推波助澜下，这次换成阿什利的分数一直狂飙到一百分，龙尼一逮到机会，就拼命把“婊子”往阿什利头上灌。那场牌局，我只拿到两次黑桃皇后。第一次拿到黑桃皇后的时候是在成功轰炸阿什利之前，连续四圈，牌都一直在我手上丢不出去。最后，当我正以为终于得自己吞下这张牌时，休从阿什利手中赢得下一轮的出牌权，而且很快就打出一张方块。他应该知道我手中一张方块都没有，而且从一开始也没有，但是这个世界上叫休的人通常什么都不懂。我猜这是为什么叫龙尼的人老是喜欢和叫休的人一起玩牌。于是我丢出“婊子”，把鼻子抬得高高的，得意地学了几声雁鸣，在古灵精怪的六十年代，那是我们欢呼的方式。
龙尼拉长了脸。“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原本可以让那个笨蛋出局的！”他对着阿什利点点头，而阿什利则呆呆地看着我们。
“是啊，但是我才没那么笨呢！”我轻轻弹一弹计分表。龙尼那时的积分是三十分，我是三十四分，另外两个人的分数就高多了。问题不在于龙尼会输多少分，而在于懂得玩红心牌戏的两个人中哪个人会是赢家。“你知道，我不介意自己去看鲍嘉的电影，甜心。”
龙尼咧嘴一笑，露出他可疑的牙齿。当时，我们已经吸引了六七个观众，其中也包括舰长和奈特。“你打算这样玩，是吗？好吧，笨蛋，小心一点，你会被整得很惨。”
两圈以后，被整得很惨的人是他。最后一圈开始的时候，阿什利的积分是九十八分，很快就要爆了。旁观的群众一声也不敢吭，全都等着看我会不会赢龙尼——必须想办法拿到红心牌，增加六分，我才有办法击败他。
龙尼起初情势一片大好，无论出牌的人拿出什么花色的牌，他出的牌都比别人小。玩红心牌戏的时候，如果你拿到的都是小牌，那简直是刀枪不入。“彼特完蛋了，”他告诉围观的群众，“他快被他妈的烤焦了！”
我也以为自己快输了，不过至少手上还掌握了黑桃皇后。如果我设法让黑桃皇后落入他手中，那么还是有胜算。我不会赢龙尼太多钱，不过另外两个呆瓜就要大失血了：要付出超过五块钱。而且我可以看到龙尼脸色大变，那才是我最大的目的，看到他从洋洋得意变得呆若木鸡。我想要他闭上那张大嘴巴。
玩到最后三圈的时候，阿什利打出一张红心六，休打出红心五，我打出红心三。我看到龙尼的笑脸不见了，他打出红心九，吞下所有的红心牌。于是，他现在只赢我三分了。更棒的是，现在轮到他先出牌了。我手上还剩下梅花杰克和黑桃皇后。如果龙尼打出梅花的小牌，那么我就得吞下那张“婊子”，忍受他刻薄的炫耀。另一方面，如果……
结果，他打出方块五，休打出方块二，牌比他小，而阿什利呢，他困惑地露出微笑，说他不知道自己他妈的在干吗，出了别的花色的牌。
房间里一片死寂。
然后，我带着微笑结束这一圈，把黑桃皇后丢到其他三张牌上面。牌桌四周发出一声轻叹，我抬头一看，发现原本只有六七个旁观者，现在几乎已经有十来个人了。戴维斜靠在门上，双手交叉、皱着眉头看着我们。有个人站在他后面的走廊上，那个人拄着一对拐杖。
我想戴维一定已经查过他那本翻得破破烂烂的手册《缅因大学住宿规章，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版》，而且很失望地发现里面没有任何一项规定禁止在宿舍玩纸牌，即使牵涉到赌金也一样。但是你得相信我的话，他失望的程度和龙尼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这世界上有风度良好的输家，也有愤愤不平、死不认输或眼泪汪汪的输家……还有一蹶不振的混蛋输家，而龙尼就是属于后者。他的脸颊变成粉红色，痘疤周遭更几乎变成紫色，他紧紧抿着嘴，而当他咬着嘴唇时，我可以看到他的下巴在动。
“噢，天哪！”舰长说，“看看是谁吃瘪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龙尼发作了，完全不管舰长在说什么，也不管屋里还有什么人，只是瞪着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个笨蛋？”
他的问题让我觉得很好笑——而且我不得不承认，看到他这么生气，我真是乐透了。“这个嘛，”我说，“隆巴迪说，赢不代表一切，却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乖乖付钱吧，朗尼。”
“你这娘娘腔，”他说，“他妈的同性恋。刚刚是谁发牌？”
“是阿什利，”我说，“如果你想说我使诈，干脆大声说出来。我会绕到桌子那边，趁你还来不及跑掉以前就把你逮住，打得你屁滚尿流。”
“在我的楼层，没有人会把任何人打得屁滚尿流！”戴维在门口尖声说，但是没人理他，大家都看着龙尼和我。
“我没有说你使诈，只是问刚刚是谁发牌。”龙尼说。我看得出他努力振作起来，一面咽下刚刚那口气，一面挤出笑容，但是眼里浮现愤怒的泪光（又大又亮的绿眼睛是龙尼的一大特点），而且可以看到他耳垂下面的嘴部棱角不停抽动，好像脸孔两侧各有一颗心脏在跳动似的。“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赢了我十分，总共五毛钱，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上高中的时候，不是像柯克舰长那样的运动健将——我只参加了辩论和赛跑这两项课外活动——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要打得他屁滚尿流。不过，拿龙尼开头似乎还不错，天晓得，我是说真的，我想其他人也都晓得。我可以感觉到屋里的年轻人都热血沸腾；你可以闻得到，也几乎尝得到。我心里有某个部分希望他更嚣张一点，这样才有理由好好修理他，但另一部分又希望嘴巴占点便宜就算了吧。
桌上放着钱。戴维向前跨一步，眉头比平时还要深锁，但是没有表示任何意见……至少没有针对这件事说什么。他只问是谁把刮胡霜抹在他房门上，或有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我们全都转过头去望着他，同时看到当戴维走进交谊厅内，斯托克林的身影也移到门口。斯托克林拄着拐杖，目光炯炯地注视我们。
屋里一阵沉默，然后舰长说：“说不定是你自己梦游的时候做的好事，戴维？”他一说完，屋里爆出笑声，这回轮到戴维涨红了脸。他先从脖子开始红，然后血色一路往上冲，从脸颊、额头一直到他留着平头的头顶——戴维对披头四的发型可是敬谢不敏。
“把话传出去，以后最好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戴维说，丝毫没有察觉自己在模仿鲍嘉，“我可不会任凭别人挑战我的权威。”
“放狗屁！”龙尼嘴里咕哝着。他拿起扑克牌，闷闷地洗牌。
戴维又往前跨三大步，一把抓住龙尼的常春藤联盟衬衫的肩头，往上一拉。龙尼急忙站了起来，免得衬衫被扯破。他可没有几件像样一点的衬衫，我们都没有。
“你刚刚说什么？”
龙尼环顾四周，我想他看到的是他大半辈子一再见到的景象：没有人帮他忙，也没有人同情他。他和往常一样孤军奋战，而且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我什么也没说，戴维，别他妈的发神经了。”
“道歉。”
龙尼在他的掌握下拼命扭动身子。“我什么也没说，为什么要道歉？”
“不管怎么样，先道歉再说，而且我要听到真正的悔意。”
“噢，别闹了！”斯托克林说，“你们这些人真该好好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简直笨得不得了。”
戴维惊讶地看着他。我想，我们全都觉得很惊讶，也许斯托克林自己也觉得很惊讶。
“戴维，你只是很生气有人把刮胡霜抹在你门上。”舰长说。
“你说得没错，我很生气，现在我要你道歉，朗尼。”
“算了吧，”舰长说，“龙尼只是因为刚刚玩牌输了，讲话冲动了一点。他没有把刮胡霜抹在你门上。”
我盯着龙尼，想看看他面对居然有人为他挺身而出的稀罕经验会有什么反应，看到他的绿眼睛有点闪烁，似乎在躲什么。在那一刻，我几乎可以肯定在戴维门上抹刮胡霜的人是龙尼。在我认识的人之中，还有谁比龙尼更有可能做这种事呢？
如果戴维注意到龙尼内疚的闪烁眼神，相信他会和我得到相同的结论，但是他的眼睛看着舰长，舰长冷静地回望他，几秒钟后，戴维装出一副完全是自己的主意的模样，松开龙尼的衬衫。龙尼动一动身子，抚平肩膀上的皱褶，然后开始从口袋里掏出零钱付给我。
“对不起，”龙尼说，“不管是什么事把你惹毛，我都向你说对不起，实在非常抱歉，抱歉得要命，抱歉得屁股痛，这样可以了吗？”
戴维退后一步。我之前能感觉到肾上腺素窜动，怀疑戴维现在是否也同样清楚地感觉得到迎面涌来一波一波对他的厌恶，连长得像卡通熊宝宝的阿什利都满怀敌意地瞪着他。这种情形，诗人加里·斯奈德可能会称为“恶业的棒球赛”。戴维是舍监——一好球，他管理三楼的方式就好像我们也是他最爱的预备军官储训团的一支——两好球。在大二生普遍认为骚扰大一新生是应尽义务的年代，他还那么食古不化——三好球。戴维，你出局了。
“告诉大家，我的楼层可不会容忍这种高中生的无聊废话。”戴维说（你听出他话里的含义了吗？他的楼层）。他穿着缅因大学的运动衫和卡其裤——烫得笔挺的卡其裤，站得直挺挺的，虽然现在是星期六。“各位，这里可不是高中，这里是缅因大学的张伯伦舍。你们那种捉弄女生的胡闹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应该要像个大学生。”
我猜我在盖兹佛斯中学一九六六年那届的纪念册中被封为班上活宝不是没有道理。我喀啦一声两腿一并，立正站好，向他行了个漂亮的英国式敬礼，就是几乎把整个手掌心翻向外面的那种敬礼方式。“遵命，长官！”我大吼。观众席传来一阵紧张的笑声，龙尼恶意地狂笑，舰长则露齿微笑。舰长对戴维耸耸肩，扬一扬眉毛，双手一摊，意思是：看吧，你是不是活该呀？你表现得像个混蛋，其他人也就把你当混蛋。我心想，真正的能言善辩往往都不发一语。
戴维看着舰长，同样哑口无言。然后他又看看我，他面无表情，几乎像死了一样，但是我当时还真恨不得自己不要那么自作聪明、冲动行事。问题是，像我这种天生就爱自作聪明的人，十次中总有九次脑袋瓜还来不及启动，就已经凭着一时冲动而行事。我敢说，在骑士还很英勇的中古时代，一定有不止一位宫廷弄臣曾经被绑住胆子倒吊起来，《亚瑟王之死》中不会提到这件事，但是我相信这件事一定是真的——这个笑话听听就算了，你这他妈的小丑。总而言之，我晓得我刚刚又多了一个敌人。
戴维完美地向后转了一百八十度，跨大步走出交谊厅。龙尼把嘴一扯扮个鬼脸，他的丑脸看起来更丑了，好像舞台闹剧中的坏蛋斜睨的样子。他对着昂首阔步走出去的戴维比了个猥亵的手势，休轻笑了几声，但是其他人都没有笑。斯托克利不见了，显然对我们这群人感到十分厌烦。
龙尼环顾四周，眼睛发亮。“那么，”他说，“我还要继续玩牌，一个积分算五分钱，还有谁想玩？”
“我要玩。”舰长说。
“我也要玩。”我说，看也不看我的地质学课本。
“红心吗？”柯比问，他是三楼最高的男孩，或许也是全校最高的男孩——至少有两米，还有一张拉长的苦瓜脸。“当然要掺一脚，这个好玩。”
“那我们呢？”阿什利尖声问。
“是啊！”休说，仿佛等不及要被修理。
“你们不够格上这张牌桌。”龙尼说，说话的语气就他而言已经算十分仁慈了，“你们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另开一桌呢？”
于是阿什利和休另开了一桌。不到四点钟，交谊厅里所有的牌桌都被四人一组的三楼新鲜人占满了，一群靠奖学金念大学的穷孩子，教科书全是在书店的二手书部门买的，现在却沉迷在一个积分算五分钱的红心牌戏中。在我们的宿舍里，疯狂的季节已经揭开序幕。
8
星期六晚上，又轮到我在豪优克洗碗了。虽然对卡萝尔愈来愈有好感，但我仍然试图和布拉德换班——布拉德的班排在星期天早上，他几乎和舰长一样痛恨早起——但是布拉德拒绝了。当时他也在玩牌，而且已经输了两块钱，拼命想要迎头赶上。他对我摇摇头，然后打出一张黑桃牌。“大家来把婊子揪出来吧！”他大叫，声音阴恻恻的，好像龙尼一样；龙尼最阴险的地方就是老是会引得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模仿他。
我站起身来，我已经在这张牌桌上坐了一整天了，有个叫肯尼的年轻人立刻填补我的空缺。我赢了大约九块钱（主要是因为龙尼换到另外一张牌桌去赌了，免得我削薄他的利润），应该觉得很高兴，但是却不然。问题不在于钱的多寡，而是这场牌戏，我想继续玩。
我闷闷不乐地走回房间，问奈特想不想提早吃晚饭，和餐厅员工一起用餐。他的头连抬都不抬，只对我摇摇头，然后摆一摆手，继续埋头读历史。当人们谈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时，我总是提醒自己，其实大多数年轻人都像奈特这样走过狂飙年代。尽管历史就发生在他们周遭，他们却只是埋首苦读，眼睛紧盯着历史课本。但奈特对这一切并非浑然未觉，或只顾专心在图书馆里用功。你慢慢就会知道。
我往旷野上的宫殿走去，拉上外套拉链，抵挡住外面快要结霜的寒气。这时候是下午四点十五分，学校餐厅要到五点钟才正式开放，所以通往餐厅的小径此时几乎空无一人。不过我仍然看到斯托克利，他弓着背，低着头，若有所思地看着地面。看到他，我倒不感到讶异，如果你有某种身体上的残疾，你也会比其他学生提早一小时到餐厅等吃饭。就我记忆所及，那是残障学生唯一的特殊待遇。如果你有身体上的残障，吃饭时可以得到厨房的特殊协助。在夜色中，他外套上的麻雀爪印显得非常清晰，而且特别黑。
当我走近的时候就明白他在看什么了——是《社会学概论》。他不小心把书掉在褪色的红砖道上，正在想办法把书捡起来而不要跌倒。他一直用拐杖的尖头去拨弄那本书。斯托克利有两对或甚至三对不同的拐杖，他现在拿的是有金属环套在他前臂上的拐杖。我可以听到他一面徒劳无功地戳弄着那本书，嘴里一面喃喃发出“哩噗—哩噗，哩噗—哩噗”的声音。当他拄着拐杖快步走时，“哩噗—哩噗”听起来有一种坚决的意味，但是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这个声音透露着沮丧。我认识斯托克利的时候（我不会叫他“哩噗—哩噗”，虽然后来还不到学期末，龙尼的很多徒子徒孙就开始这样叫他了），对于每个“哩噗—哩噗”之间竟然有这么多细微差别觉得实在很有趣，但后来发现，印第安人中的纳瓦荷族单单“云”就有四十种不同的说法。事实上，后来我发现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他听到我的脚步声，很快转过头去，结果几乎跌倒。我双手高举，他猛然往回缩，似乎要躲进身上那件旧军用大衣中。
“走开！”说话的语气仿佛他预期我会给他一记闷棍。我双手高举，让他看到我完全无意伤人，然后弯下腰去。“不要碰我的书！”
我没有听从这个命令，把书捡起来塞进他腋下，让他好像夹报纸一样把书夹住。
“我不需要你帮忙！”
我正准备犀利地回嘴，却注意到他的两颊是多么苍白，头发全汗湿了，我又再度闻到他身上的味道——那种变压器使用过度的味道——也醒悟到他的呼吸中带着刺耳的鼻涕声。假使斯托克利到现在还不知道医务室在哪里，我想他应该很快就会需要去那里报到。
“拜托，我又没有要背你。”我努力装着笑脸。老天，我为什么不该微笑？我口袋里不是有九块钱吗？照张伯伦舍的标准来看，我今天可是发了一笔小财。
斯托克利睁着一双黑眼睛望着我，抿着嘴唇，后来他点点头。“好吧，谢谢你。”然后他继续往上坡走。一开始他领先我很多，后来坡度愈来愈大，于是慢下脚步。他带着鼻涕的呼吸声愈来愈大声、愈来愈急促。当我赶上他时，可以清楚听到他的呼吸声。
“你为什么不放轻松一点呢？”
他不耐烦地瞄了我一眼，一副“你还在这儿呀”的神情。“你何不把我吃了算了？”
我指一指他的《社会学概论》。“又快滑下去了。”
他停下脚步把书夹好，然后调整一下拐杖的位置，像坏脾气的苍鹭般顶着一头乱发瞪着我。“走开，”他说，“我不需要保姆。”
我耸耸肩。“我又没有要当你的保姆，只不过一起走罢了。”
“我可不需要伴。”
我举步前行，尽管口袋里有九块钱，却满肚子气。像我们这种爱耍宝的人对于交朋友其实并不真的那么狂热——一辈子有两三个知心好友就够了——但是如果别人给我们脸色看，我们的反应也不会太好。我们的目标是认识一大堆可以一起说说笑笑的人。
“彼特。”他在我后面说。
我转过身去，以为他终于决定稍微解冻了，我真是大错特错。
“表达情绪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他说，“但是把刮胡霜抹在舍监房门，不会比只因你不晓得怎么告诉小露西你喜欢她，就把鼻涕抹在她座位上高明多少。”
“我没有把刮胡霜抹在戴维的门上。”我说，简直愤怒到极点。
“是啊，但是你和做这件事的混蛋一起玩牌，为他的公信力背书。”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这个词后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可乐风行的八十年代到处被滥用，在政界尤其严重。我想“公信力”早在一九八六年就羞愧而亡了，当时正是六十年代的反战示威人士和勇敢捍卫种族平权的民权运动者发明了垃圾债券、《玛莎·斯图尔特生活杂志》和楼梯王健身器材的时代。“你为什么要虚掷光阴呢？”
这句话直率得令我惊慌失措，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回答真是愚不可及，我说：“因为我有大把时间可以浪费。”
斯托克利点点头，仿佛他对我再也没有什么好期望了。他又继续往前走，一如往常快步走过我身旁，低着头，弓着背，甩着湿答答的乱发，手臂下紧夹着书。我等着那本书再度掉下来，这回我可不会帮他，就让他自己拿拐杖拨来拨去。
但是他没有再掉书，后来我看到他走到豪优克餐厅门前，伸手打开门走进去，我也继续走我的路。我拿完菜，和卡萝尔及其他在洗碗部打工的学生一起坐，离斯托克利远远的，这正合我意。我记得斯托克利也没有和其他残障学生坐在一起。他离其他人远远的，是拄着拐杖的独行侠。
9
五点钟的时候，餐厅的食客纷纷上门了，再过一刻钟，洗碗工全会忙得不可开交，忙碌的情况会持续一个钟头。很多住宿生都回家度周末了，但星期六还留在学校的学生都会来这里吃晚餐。今晚的菜色是豆子、香肠和玉米面包，餐后甜点是果冻，在旷野上的宫殿，甜点几乎永远都是果冻。厨师心情好的话，或许可以吃到掺着一点水果丁的果冻。
卡萝尔负责洗刀叉汤匙，当输送带的交通不那么繁忙时，她转过身去笑得全身晃动，脸颊红得发亮。舰长那天晚上后来坦承，输送带送来的是他的杰作，但其实我当时早已知道。虽然他就读于教育学院，而且或许以后注定要在母校德斯特高中教历史和当篮球教练，直到他在四十九岁左右心脏病发去世为止，但舰长其实应该学艺术……如果不是生长于世代务农的典型乡下家庭，他也许早就走上艺术这条路了。他是这个大家族中（舰长曾经说，他们都信爱尔兰酒鬼教）第二个或第三个上大学的孩子。柯克家族可以想象家里出了个老师——却无法想象当画家或雕刻家是什么样子。而年仅十八岁的舰长也没有办法看得比家人更远。他只知道自己似乎不太适合目前选的这条路，因此显得烦躁不安，经常晃到别人的房间里，翻弄别人的唱片，几乎每个人对音乐的品位都被他挑剔过。
到了一九六九年，他已经比较清楚自己是谁以及想做什么了。那年他用纸黏土做了一个越南家庭的模型，在佛格乐图书馆前举行的和平示威活动结束前点燃烧掉，当时借来的音响正播放着热血青年乐团的歌曲《在一起》，一群业余嬉皮则随着音乐的节奏摆动身体，好像狩猎后手舞足蹈的部落战士。你现在知道在我脑海中，这一切是多么混乱了吧？我只是很确定，这是没入深海中的亚特兰蒂斯。燃烧着纸黏土越南家庭模型时，那群嬉皮一面跳舞、一面唱着：“汽油弹！汽油弹！”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丢东西，先是鸡蛋，然后是石头。
在一九六六年秋天的那个夜晚，输送带传送过来、令卡萝尔忍俊不住的不是纸黏土越南家庭模型，而是一个长了角的热狗人站在一盘烤豆子上面，一根小香肠洋洋得意地突出在适当部位上。热狗人手里拿着一支小小的缅因大学三角旗，头上则戴着折成小片的蓝色手巾，看起来就像新生的扁帽。餐盘前端还小心翼翼地用面包屑拼出一行字：多吃一点缅因豆子！
我在宫殿当洗碗工的时候看过很多食物做的艺术品，但是我认为这热狗人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杰作。斯托克利一定会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不过我认为他错了，能让你三十年后想起来还捧腹大笑的事情，绝不会是浪费时间。我认为像这样的事情已经接近不朽，有它永恒的价值呢。
10
我在六点半的时候打卡下班，拎着最后一袋垃圾走到厨房后面转角的地方，把垃圾袋扔进排成一列的垃圾桶中。
我转过身来，看到卡萝尔和几个学生站在角落抽烟，望着月亮冉冉上升。我一边往他们那儿走去，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宝马牌香烟，其他两人正好准备离开。
“嗨，彼特，再多吃一点缅因豆子。”卡萝尔边说边笑。
“是啊，”我点燃香烟，然后没怎么多想就脱口而出：“今天晚上，学校礼堂会播两部亨弗莱·鲍嘉的片子，七点钟开始，我们走过去还来得及。你想看吗？”
她吸了一口烟，没有搭腔，但脸上仍然挂着微笑。我知道她会答应。原先我一心只想回去宿舍三楼的交谊厅玩红心牌戏，但是既然已经离开了原先的牌局，玩牌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我之前玩牌玩昏了头时，是不是说了些把龙尼打得屁滚尿流之类的话？似乎没错——我还记得很清楚——但是和卡萝尔一起站在屋外冷冽的空气里，实在很难理解当时为什么会说那些话。
“我在家乡已经有男朋友了。”她最后说。
“你的意思是，你不去啰？”
她摇摇头，脸上仍然挂着浅浅的微笑，香烟的烟雾从她脸上飘过，脱下工作时戴的发网，她的发丝轻轻拂过眉梢。“只是给你一点信息而已。你还记得《囚徒》那部电视剧吗？‘六号，我们需要……信息。’”
“我在家乡也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说，“再多些信息。”
“我另外还有一份工作，当数学家教。我答应今天晚上花一小时的时间教二楼的女孩微积分。她简直无可救药，而且很烦，但是我一个小时可以赚六块钱。”卡萝尔笑起来，“真不错，我们拼命交换信息。”
“不过对鲍嘉而言，情况可不妙。”我说。不过我并不担心，我知道我们终究会去看鲍嘉的电影。我想我也知道我们将会发展出一段恋情，因此有一种奇怪的轻松感，仿佛移去了胸中块垒。
“我可以在礼堂打电话给艾瑟，告诉她今晚改成十点钟才上微积分。”卡萝尔说，“真是悲哀，艾瑟从来不出门。她大半时候都卷着发卷坐在房间里写信，向家人抱怨大学生活真是难熬。我们至少可以看完第一场电影。”
“听起来很棒。”我说。
于是，我们开始朝礼堂走去。那真是旧日的美好时光，你不必请保姆来家里看小孩，不必把狗赶出屋外，不必喂猫，不必设定防盗警铃。可以说走就走。
“我们这样算约会吗？”过了一会儿，卡萝尔问我。
“呃，可能算吧。”我说。我们那时候正经过东馆，路上有很多学生都朝着礼堂走去。
“很好。”她说，“因为我把钱包留在房间里没带出来，没办法分摊看电影的钱。”
“别担心，我有的是钱，今天玩牌赢了一笔。”
“玩扑克牌吗？”
“红心牌戏，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开玩笑！我十二岁的时候，暑假在乔治湖畔参加温维娜营，那是青年会办的夏令营——我妈说那是给穷人家小孩参加的夏令营。那时候几乎天天下雨，所以我们整天都在玩红心，猎捕‘婊子’。”她的眼神飘向远方；当人们突然想起陈年旧事，就好像在黑暗中绊到一只鞋子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眼神。“找到黑女士，”然后他用法文重复一遍，“cherchezlafemmenoire。”
“没错，就是这个扑克牌游戏。”我说，我知道在那一刻，她几乎无视于我的存在。
然后她回过神来对我露齿一笑，从裤袋中掏出烟。在那个年代，大家抽烟都抽得很凶，所有人都如此；那时候你甚至可以在医院候诊室抽烟。我告诉我女儿这件事的时候，她起先还不相信。
我掏出自己的烟，我们两人都点燃香烟，在火光中凝视彼此。不像亲吻时那么甜蜜，但感觉很好。我心里再度感到一阵轻松，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有时候你的眼界大开，感到充满希望；有时候你觉得眼前一片清明，周遭一切都无所遁形，也许确实如此。那真是美好的时刻。
我关上打火机，然后我们一边抽着烟，一边继续往前走。我们的手背离得很近，但还没有相碰。
“你赢了多少钱？”她问，“足够我们私奔到加州吗？还是没有那么多？”
“九块钱。”
她大笑，握住我的手。“那么这算约会没错，”她说，“你还可以买爆米花请我吃。”
“好。你会很在乎第一场放映的是哪一部片子吗？”
她摇摇头。“鲍嘉就是鲍嘉。”
“没错。”我说，但暗自希望他们会先放映《马耳他之鹰》。
结果还真是如此。电影放映到一半，我看看卡萝尔，她也看看我。于是我在大导演约翰·赫斯顿处女作的黑白月光下，低头吻了她带着爆米花奶油香的嘴唇。她的嘴唇很甜，反应积极。我退后一点，她仍然凝视着我，脸上又恢复浅浅的微笑，然后把手中的爆米花递给我，我也把手里的零食递给她，我们把电影看完。
11
在回张伯伦—金—富兰克林宿舍区的路上，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牵起卡萝尔的手，她也很自然地屈起手指握住我的手，但我现在可以感觉到她比刚刚多了点保留和自制。
“你还要回去看《叛舰凯恩号》吗？”她问。“如果你还留着票根的话，可以回去看第二部片子，或是我也可以把票根给你。”
“不用了，我还有地质学要读。”
“我打赌你会整晚都在玩牌。”
“我承担不起这样做的后果。”我说的是真心话，我真的想回去好好念书。真的。
“狄更斯动人心弦的小说——《孤单的奋斗》或《领奖学金男孩的生活》，”卡萝尔说，“当彼特发现学校的助学金处取消了他的学费补助而鼓起勇气跳入河中时，你会流下伤心的泪水。”
我笑了，卡萝尔说话真犀利。
“你知道，我也在同一条船上，如果搞砸了，我们也许可以相约跳河自杀。再见了，残酷的世界。”
“我不懂，像你这样的康涅狄格州女孩为什么会跑来缅因州念大学呢？”
“原因有一点复杂，如果你还打算再邀我出去玩，应该要知道，你是在诱拐未成年少女。我要到十一月才满十八岁，我跳过了七年级没有读，因为那年爸妈离婚，我心情简直坏透了，如果不是成天埋在书堆里，我可能会在哈维切的街上沦为不良少女。那些在街头鬼混的女孩都精通法式接吻，往往十六岁就怀孕了。你知道我是指哪些人吧？”
“当然。”在盖兹佛斯镇，那些女孩通常三五成群在法兰克冷饮店或戴瑞小吃店门口轻声谈笑，等着开福特汽车或普里茅斯快速跑车的男孩经过。在大街另一头，比那些少女长了十岁、胖了将近二十公斤的妇人坐在小酒馆里喝闷酒，你几乎可以预见少女日后就是这个模样。
“而我成了书呆子。我父亲当时在海军服役，他因为受伤而退伍，搬到缅因州的达马瑞斯科塔住。那是靠海边的一个小镇吧？”
我点点头，想到戴安歌中的男朋友，他说：船啊，喂！然后加入了海军。
“当时我和妈妈一起住在康涅狄格，在哈维切中学念书。我申请了十六所大学，只有三所学校没有收我……但是……”
“但是他们希望你自费上大学，而你付不起学费。”
她点点头。“我想我的sat成绩只要再多二十分，就可以申请到奖学金，如果参加过一两项课外活动也不错。但是我花太多时间啃书本了，而且当时我和萨利打得火热……”
“你的男朋友？”
她点点头，但是对这位萨利似乎不怎么感兴趣。“只有缅因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的助学方案符合我的实际需求，我决定来缅因大学念书，是因为当时和妈妈处得不太好，经常吵架。”
“你和爸爸的感情比较好吗？”
“我几乎很少看到他，”她以一种公事公办的淡漠语气说，“他和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喝酒、经常吵架，别再谈他们了。不过他是缅因州居民，而我是他的女儿，而且这是州立大学，我没有拿到全额奖助学金——老实说，康涅狄格大学的条件更优惠——不过我不介意打一点工，单单只为了离开家一阵子，都还是值得的。”
她深深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气，然后又把它吐出来，吐出淡淡白雾。我们几乎走到富兰克林舍了。我可以看到大厅里有几个男生坐在硬邦邦的塑料椅上等着女朋友下楼，好像罪犯照片陈列室一样。她说，单单只为了离开家一阵子，都还是值得的；意思是包括离开她的妈妈、家乡小镇、高中母校吗？还是连她的男朋友都包括在内？
走到宿舍大门口时，我用手环住她的腰，再度亲吻她。她把手放在我的胸前阻止我，没有推开我，只是用手挡住。她抬头看着我，露出那浅浅的微笑，我心想，我会爱上她的微笑——那是你在半夜醒来时会想到的微笑。她的嘴唇微弯，嘴角深陷，露出酒窝。
“我男朋友的全名其实是约翰·苏利文，”她说，“和那个拳击手同名。现在轮到你说你女朋友的名字了。”
“她叫安玛丽。”我说，当我嘴里吐出这几个字时，并不是很喜欢那个声音，“安玛丽·索思。她在盖兹佛斯中学读高三。”我放开卡萝尔，她也松开按在我胸膛的手，然后拉着我的手。
“这是信息，”她说，“只是信息罢了。你还想吻我吗？”
我点点头，我想得不得了。
“好吧。”她仰着头，闭上眼睛，嘴唇微张，仿佛小女孩就寝前在楼梯口等着爸爸的睡前亲吻一样。她的动作实在太可爱了，我几乎要笑起来，不过我忍住笑，低头亲吻她，她高兴而热情地回吻我，我们的舌头没有碰到，但这仍然是个探索式的、深深的一吻。当她把身子退后时，她的脸颊泛红，两眼发亮。“晚安，谢谢你请我看电影。”
“以后还想再一起出去吗？”
“我得想一想。”她说，脸上挂着微笑，眼神却很严肃。我猜她脑子里想到家乡的男友，我知道我的脑子里也想到安玛丽。“也许你最好也想一想。星期一洗碗的时候见。你的班排在什么时候？”
“中餐和晚餐。”
“我是早餐和中餐。那么就中餐的时候见啰。”
“多吃一点缅因豆子。”我说，这句话把她逗笑了。我把衣领翻起，手插在裤袋里，嘴里叼支烟，感觉自己像鲍嘉一样，目送她走进去。我看到她和柜台的女孩说了几句话，然后匆匆上楼，脸上仍然带着笑容。
我在月色中走回张伯伦舍，决定要认真研究一下“地槽”。
12
我只是去三楼拿回我的地质学课本，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到了那里时，看到每张桌子——加上一两张从其他楼层掠夺来的桌子——全都被四人一组的红心牌迷给占满了。甚至角落上还有四个人盘腿坐在地板上，两眼盯着手中的牌，好像瑜珈修行者一样。龙尼对着大家喊着：“大家来追捕婊子吧，非把她揪出来不可！”
我从沙发上捡起我的地质学课本，那本书已经在那儿躺了一天一夜（之前有人坐在沙发上，所以把书挤到椅垫中间，不过这本宝贝课本实在太大、太厚了，不会轻易被椅垫埋没），我茫然瞪着教科书。当我和卡萝尔一起坐在礼堂看电影时，这个疯狂的牌局仿佛一场梦，但现在换卡萝尔变得好像一场梦了——卡萝尔和她的酒窝，以及她那个和拳击手同名的男友，全都像一场梦。我的口袋里还剩下六块钱，荒谬的是，我竟然因为每张牌桌都没有我的位子而大失所望。
用功读书才是正事，好好和地槽打交道吧。我应该去二楼交谊厅念书，或在地下室找个安静的角落用功。
我把地质学课本夹在腋下，正打算离开时，柯比把牌一丢，大叫：“他妈的！我输了！全都因为那张该死的黑桃皇后不停跑到我的手上，我会把欠你们的钱还清，但是，今天我真的把老本都输光了！”他头也不回地从我身旁走出去，经过门口时低下头来——我一向认为，长那么高一定好像受到诅咒一样。一个月后，柯比更是全盘皆输，他先是精神崩溃，然后自杀未遂，饱受惊吓的父母为他办了休学手续。在那年秋天，柯比不是红心热唯一的受害者，但他是唯一企图借着吞下两瓶橘子口味的婴儿阿司匹林来终结生命的受害者。
雷尼看也不看柯比，只顾盯着我，问：“想加入吗？”
我内心短暂地交战了一会儿。我必须念书，我也打算念书。对于像我这种靠助学金念大学的学生而言，这才是上策，当然比坐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在一片乌烟瘴气中再添加我的宝马烟烟味要明智多了。
于是我说：“好啊。”然后就坐下来玩红心牌戏，一直玩到将近凌晨一点钟。当我终于步履蹒跚地回房时，奈特正躺在床上读《圣经》。这是他每晚睡前必做的功课，他曾经告诉我，这已经是他第三遍读“上帝的话语”了。他已经读到“尼赫迈亚记”。他抬头看我，脸上带着一种冷静探询的神情——他的表情从来都没怎么变。现在每当我回忆往事时，总觉得奈特一直没什么变。他念的是牙医预科，而他也一直待在这一行。上次他寄给我的圣诞卡里面塞了一张照片，是他在霍尔顿新办公室的照片。照片里覆盖着白雪的办公室草坪上，可以看见在铺满干草的摇篮旁边，三位博士站在玛丽和约瑟夫后面，门上挂着的招牌上写着：牙科医生内森尼尔·霍本斯坦。他娶了辛迪，他们到现在还是夫妻，三个孩子也都大了。我想灵弟应该已经过世了，另外一只狗取而代之。
“你赢了吗？”奈特问。多年后，当我结束了星期四晚上的牌局、喝得半醉回家时，我太太问我的语气就和奈特当年问话的语气几乎一模一样。
“确实赢了。”我在龙尼的牌桌上把剩下的六块钱全输光了，然后换到另外一张牌桌后又把钱赢回来，而且还多赢了几块钱。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读一读地质学或研究地壳板块。
奈特穿着红白条纹的睡衣。我想在我的大学室友当中，无论男女，他是唯一会在寝室穿睡衣的人。当然，他也是唯一拥有《戴安·雷奈唱海军蓝调》的人。我开始脱衣服时，奈特钻进被窝里，伸手到后面关掉书桌上的台灯。
“你的地质学都读完了吗？”当黑暗将他吞没时，他问我。
“情况还不错。”我说。很多年后，当我在牌局结束后回家，太太问我喝了多少酒时，我也用同样快活的语气说：“只喝了两杯。”
我钻进自己的被窝里，关掉我的台灯，然后几乎立刻进入梦乡。我梦到在玩红心。龙尼负责发牌，斯托克利拄着拐杖，弓着身子站在门口看着我——看着我们所有人——眼中带着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清教徒那种不赞同的严厉神情。在我的梦中，牌桌上放了大把钞票，有皱巴巴的五元、一元钞票、汇票，甚至一两张私人支票，几百块美金全堆在桌上。我看看桌上的钱，然后回头望一望门口，发现卡萝尔站在斯托克利旁边，穿着睡衣的奈特则站在斯托克利的另外一边。
“我们需要信息。”卡萝尔说。
“你拿不到信息。”我回答——在电视剧中，麦高汉老是回答“二号”这句话。
奈特说：“彼特，你窗户没关，房间里很冷，你的报告被吹得到处都是。”
我想不出来该怎么回答这句话，所以我拿起手上的牌，把牌翻开。十三张牌，每一张都是黑桃皇后，每一张都是婊子。
13
我们在越南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约翰逊总统飞越南太平洋时是这么说的，只不过吃了几场小败仗而已。越共在西贡的后院击中了三架美军休伊直升机；在西贡城外，大约一千名越共士兵把至少两倍的南越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美国武装直升机在湄公河三角洲击沉了一百二十艘越共巡逻艇，结果船上载了——哇——大批逃难的越南儿童。那年十月，美国损失了越战开战以来的第四百架战斗机，一架f—105雷公战斗机。飞行员靠降落伞安全逃生。在马尼拉，南越总理阮高祺坚持自己不是骗子，他说他的内阁阁员也不是骗子，而且十来个内阁阁员趁阮高棋去马尼拉的时候辞职，也只是巧合而已。
在圣地亚哥，鲍勃·霍普在劳军表演时说：“我想打电话给平·克罗斯比，叫他和你们一起去，但是那个老烟枪的名字已经不在征兵名单上了。”阿兵哥都又叫又笑。
收音机一天到晚播放着“问号与神秘主义者”乐团的歌，他们的《九十六滴眼泪》在市场上发烧热卖，但是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其他歌曲能掀起如此盛况。
在檀香山，跳草裙舞的女郎热情欢迎约翰逊总统莅临。
在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恳请美国代表阿瑟·戈德堡至少暂时停止轰炸北越。阿瑟·戈德堡和正在夏威夷访问的“伟大的白人教父”联络上，转达了吴丹的要求。当时可能还挂着花环的“伟大的白人教父”回答，门儿都没有，只有当越共停火时，我们才会停火，在这同时，他们将哭着掉下九十六滴眼泪，至少九十六滴。（约翰逊和草裙舞女郎一起笨拙地摆动着身子；我还记得在新闻节目《亨特利与布林克利报告》中看到这个画面，我心想，他跳舞的样子和我所认识的每一个白种男人没有两样。）
警察在格林威治村驱散了一场和平示威游行。警察说，示威群众事先没有获得许可。在旧金山，警方以催泪瓦斯驱散在棍子上悬挂塑料骷髅头、像哑剧演员般把脸画得白白的反战示威群众。在丹佛，警方撕毁数千张海报，海报内容是宣传博尔德市尚涛阔公园即将举行的反战集会。警方找到一条禁止张贴这类海报的法条。丹佛市警察局长说，法律并不禁止张贴电影广告，或关于旧衣拍卖、海外退伍军人舞会或悬赏寻找宠物的海报。警察局长解释，因为那些海报不含政治意味。
至于在我们这块小小的土地上，有人在东馆静坐抗议，因为科尔曼化学公司正在那里举行征人面谈；科尔曼公司和道尔化学公司一样，都制造燃烧弹。但是原来科尔曼公司同时还制造橙剂、生化肉毒杆菌毒素、炭疽菌，不过科尔曼公司在一九八〇年破产之前，没有人晓得这件事。校刊上刊登了一小张抗议者被带走的照片，另一张较大的照片则显示有个抗议学生被校警从门口拖出来，另有一名警察站在旁边，手上拿着抗议学生的拐杖——校刊上说抗议学生名叫斯托克利·琼斯，当然啰，他仍旧穿着那件粗呢外套，背上画着一个麻雀爪印。警察对他算是够好了，我相信——当时反战示威分子在大家眼中还很新鲜，还不是那么讨厌——但把高大的警察和残障男孩摆在一起，还是让人毛骨悚然。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之间，我常常想到这张照片，套一句鲍勃·迪伦的形容词，在那些年，“整场游戏变得愈来愈艰难”。当期校刊最大的一幅照片——封面上唯一的一张照片——显示在亮丽的阳光下，后备军官储训团的那群家伙穿着制服在美式足球场上行进，许多人在旁边围观，标题写着：演习吸引了破纪录的群众观看。
更近距离的是，有个叫彼特的家伙，他的地质学小考拿了个d，两天后的社会学小考则拿了d+。星期五上课的时候，老师把我在星期一早上草草写完交去的英文作业发下来了，那是一页的“评论”，指定题目是：餐厅应不应该要求男人打领带，我选择的论点是：不应该。老师在我这小小的写作练习旁边空白处画了大大的、红色的c，自从来缅因大学就读以后，这是我第一次在英文课拿c，高中时，我的英文成绩从来都是a，而且我考sat时，词汇部分拿了七百四十的高分。那红色弧形给我的惊吓远甚于地质学小考拿到d，而且也把我气坏了。巴布科克先生在作业上方写着：“你的思路依然清晰，但就这篇文章而言，只是更加凸显了内容的贫乏。你的幽默远远称不上慧黠。给你c已经是送分了，这篇文章写得真不用心。”
我想过要不要下课后去找老师，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开学还不到一个月，喜欢打领结、戴塑料框眼镜的巴布科克先生就声明他最瞧不起喜欢找教授要分数的学生。而且现在已经中午了，如果我很快到旷野上的宫殿吃点东西，还赶得及在一点钟以前回到张伯伦舍三楼。交谊厅里所有的牌桌（以及交谊厅的四个角落）在三点钟以前都会被占满，但是一点钟的时候我还找得到位子。那时候，我已经净赚二十块钱，打算利用十月底的周末好好赢一笔钱，充实一下我的荷包。我也打算星期六晚上去参加体育馆的舞会，卡萝尔已经答应当我的舞伴。广受欢迎的校园乐团——坎伯兰乐团将会在现场演唱，还会演唱《九十六滴眼泪》这首歌。
我的良知已经用奈特的语气提醒我，这个周末最好至少挪出一部分时间来念书，我得读两章地质学、两章社会学、四十页历史（把中古世纪的历史一股脑读完），还得回答有关贸易路线的一连串问题。
我会念的，别担心，我会念的，我告诉那个声音。星期天我会用功读书，相信我，我打包票。星期日的时候，我的确念了一点书，在玩牌的空当读的。然后牌局变得愈来愈有趣，我的教科书也就掉到沙发下面的地板上了。星期天就寝的时候——星期天的深夜，我突然想到，我的荷包不但没有增肥，反而缩小了，而且我也没念什么书。此外，我还有电话没打。
如果你真的想把手放在那儿，卡萝尔说，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一直挂着那滑稽的、浅浅的微笑，脸上除了酒窝，还有一种特别的眼神。如果你真的想把手放在那儿。
星期六晚上，舞会进行到一半时，我和她到外面抽根烟。那是个柔和的夜晚，沿着体育馆背面的砖墙下，至少有二十对情侣在月光下拥吻，卡萝尔和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没多久，我就把手伸进她的毛衣里，用拇指搓揉着她柔软的棉质罩杯，感觉到她的乳头微微挺起。我的体温开始上升，我可以感觉到她的体温也开始上升。她注视着我的脸孔，双手仍然环住我的脖子，她说：“如果你真的想把手放在那儿，我想你还欠某人一通电话，不是吗？”
还有时间，当我快要进入梦乡时，我对自己说，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念书，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打电话，还有很多时间。
14
柯克舰长考砸了人类学小考——他有一半的答案都是猜的，结果只拿了五十八分。他的高等微积分小考成绩是c-，他之所以能拿到c-，还是因为高三的数学课已经教过一些高等微积分的概念了。我们一起修社会学，他的小考分数是d-，勉强拿到七十分。
不是只有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龙尼是红心游戏的大赢家，他号称在十天内赢了五十多块钱（尽管我们都知道他一直在赢钱，却没有人完全相信他说的数目），然而却是课堂上的大输家。他的法文考不及格，和我一起修的那堂英文课，也没好好写小论文，（他说：“谁在乎进餐厅要不要打领带啊，我都去麦当劳吃东西。”）历史小考之所以勉强及格，是因为在考前匆匆读了一位仰慕者借他的笔记。
柯比现在开始不刮胡子，而且在牌桌上不时咬手指甲。他也开始逃课。尽管已经过了加退选的截止日期，杰克仍然说服指导教授让他退掉统计学。“我稍微掉了几滴眼泪，”有一天晚上，当我们继续在交谊厅的牌桌上厮杀时，他用理所当然的语气说，“这招是我在戏剧社学会的。”几天后的深夜，当我正在临阵磨枪时，雷尼来敲我的房门（奈特早已呼呼大睡一个多小时了），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篇关于阿塔克斯的报告，他听说我可以代劳这类事情。雷尼说他会出个不错的价钱；他目前还赢了十块钱。我说很抱歉帮不上忙，因为自己也有几份迟交的报告要赶。雷尼点点头，便悄悄走出房门。
阿什利脸上冒出许多可怕的、化脓的粉刺；马克在一个大难临头的晚上狂输二十块钱以后，就偶尔会梦游；布拉德和一个住在一楼的家伙打了一架。那个家伙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后来布拉德自己承认那个玩笑无伤大雅——问题是，布拉德刚刚在牌桌上连续拿到三次“婊子”，只想去一楼的自动贩卖机打一罐可乐来润润被烟熏得十分焦躁的喉咙，所以他这时候的情绪可开不起无伤大雅的玩笑。于是布拉德转过身来，把还没开罐的可乐往旁边一扔，就对一楼的家伙饱以老拳。那个男孩的眼镜被打破，一颗牙齿也松脱了。于是，平常和图书馆的油印机一样毫无危险性的布拉德，竟然成为我们这群人当中第一个受到留校察看处分的人。
我想过打电话给安玛丽，告诉她我认识了一个女孩，而且开始和她约会，但是已经有这么多事要忙，打这通电话似乎太费神了。我暗自希望安玛丽会写信来说她觉得差不多是我们各自找其他对象的时候了。但相反的是，她来信拼命诉说有多么想念我，并开始为我做一件圣诞节的特别礼物；她可能是指一件有驯鹿图案的毛衣。安玛丽最擅长织驯鹿图案的毛衣了，还随信附上一张她穿着短裙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我没有性欲高涨，反而觉得疲倦、内疚，还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卡萝尔也让我觉得上当了。我想要捕捉恋爱的感觉，但并不想要让生活有太大改变，也不想改变她的生活。不过我喜欢她，这倒不假，而且很喜欢她。我喜欢她的微笑、她的机智。很不错，她曾经说，我们疯狂地交换信息。
大约一星期之后，我在豪优克和卡萝尔一起打完工回宿舍的时候，看到法兰克两手提着大皮箱，慢慢在三楼走廊上走着。法兰克是西缅因州人，来自一个还未受到工商业污染、绿树成荫的小镇，他的北方佬口音浓厚得让你想帮他切掉一些乡音。他的牌技普通，每当有人积分超过一百分时，他的积分总是排第二或第三，不过他是个大好人，脸上随时挂着微笑……直到那天下午我看到他提着皮箱往楼梯口走去。
“你换房间了吗，法兰克？”我问他，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我想我早已心知肚明——因为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他神情严肃、脸色苍白且垂头丧气。
他摇摇头。“我要回家。我接到妈妈的信，她说我们家附近的湖滨度假村需要管理员。我说没问题，反正在这里也是浪费时间。”
“才不是呢！”我有一点震惊地说，“天哪，法兰克，你是来接受大学教育的！”
“但是我并没有接受大学教育，问题就在这里。”走廊十分阴暗，外面下着雨。不过，我还是觉得法兰克的脸颊开始泛红，我猜他感到羞愧，所以才刻意选在一个星期的中间、宿舍最冷清的时候离开。“我什么都没做，只是拼命玩牌。甚至连玩牌都没有玩得很好。我修的每一门课进度都落后了。”
“你没有真的落后太多！现在才十月二十五日而已！”
法兰克点点头。“我知道。但是我不像别人那么机灵，高中的时候我读书就没那么灵光。我必须脚踏实地，把东西牢牢记住才行。不过我没有这样做，如果你没有在冰上先打洞，就不可能抓得到鱼。我走了，彼特，我得趁他们还没有把我退学以前就先休学。”
他继续往前走，手里拎着箱子，沉重地踏上第一级阶梯。他的白色t恤飘浮在午后阴沉的空气中；经过一扇滴着雨水的窗户时，他的平头闪烁着金光。
他走到二楼了，屋里回荡着他的脚步声，我冲到楼梯口往下望。“法兰克！嘿，法兰克！”
脚步声停住了。在黑暗中，我可以看到他抬起大圆脸看着我，还看到皮箱模糊的轮廓。
“法兰克，你的兵役问题要怎么办呢？如果你休学，他们会把你抓去当兵！”
他沉默许久，仿佛在思索该怎么回答。结果他一直没有回答，没有用嘴巴回答，而是用脚回答。楼下再度响起他的脚步声，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法兰克。
还记得当时我站在楼梯口，觉得很害怕，心里想：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也许现在正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努力抛开这样的想法。
我认为，看到法兰克拎着箱子是一大警讯。我得好好留意了，要想办法进步。之前我的成绩一直下滑，现在该是突飞猛进的时候了。但是，我可以听到走廊另一端，龙尼高兴地喊叫他要揪出婊子了、要把那娼妓给揪出来，于是我决定从今晚开始洗心革面，今晚我会有足够的时间来重新升火待发。今天下午，我要玩最后一次红心牌戏，或玩两次，或玩四十次。
15
很多年来，我都把我和法兰克最后那次谈话的关键内容深锁在心底。我告诉他，他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成绩落后那么多，他回答是因为他念书不太灵光，所以才会落后那么多。我们都错了。一个人的成绩的确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落千丈，这种事固然会发生在我和舰长及马克这种有小聪明的学生身上，但也发生在努力用功的学生身上。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一定一直认为可以尽情玩乐，等时间到了再努力看书，尽情玩乐，再最后冲刺。我们大多数人在家乡高中念书时，不都是这么过关的吗？但是就像戴维所说，这里可不是高中。
我得告诉你，在秋季开学时搬进张伯伦舍三楼的三十二个学生里（如果把戴维也计算在内的话就有三十三个人，不过他对红心牌戏完全免疫），只有十五个人在春季开学时出现在张伯伦舍。但我倒不是说离开的那十九个人都是玩牌玩上瘾的人，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一九六六年秋季，张伯伦舍三楼最聪明的家伙恐怕就是还没有真的被退学就赶紧搬走的那些人。住在我和奈特对面的史蒂夫和杰克在十一月第一个星期就搬去查德波恩舍，他们一起在申请表上列的理由是：受到干扰。当住宿处问他们究竟受到哪一类干扰时，他们说就是宿舍中常见的干扰——整个晚上摆龙门阵、把牙膏挤在别人头上、和几个家伙处不好等。两人都补充了一句，他们可能花太多时间在交谊厅打牌了，听说查德波恩舍比较安静，是校园里少数两三个“适合读书”的宿舍。
他们预先模拟了住宿处可能问的问题，然后像准备演说课的口头报告般再三演练。史蒂夫和杰克都不希望几乎永无休止的红心牌戏会因此画上休止符，如此一来，可能会招致各式各样的抱怨，觉得他们多管闲事。他们只希望趁还来得及挽回奖学金的时候，赶快搬离张伯伦舍。
16
小考分数难看和报告写差了，只不过是不愉快的前哨战而已，对舰长和我及许多牌友而言，第二回合的考试才是真正的大灾难。我的英文随堂作文拿了a-，欧洲历史考了d，但是社会学和地质学考的选择题都不及格。社会学只差一点点就及格了，地质学则差很多。舰长的人类学、殖民史和社会学都没过关，他的微积分考了个c（但他告诉我只是低空掠过），课堂作文则拿了b。我们都认为，如果只考随堂作文，也就是说，我们得在离三楼交谊厅很远的地方完成指定作业，那么一切就会变得单纯多了；换句话说，我们暗自希望能重回高中时代，连自己都没有察觉这一点。
“好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舰长在那个星期五晚上对我说，“我要开始用功了，彼特。我不在乎大学能不能毕业，或有没有文凭可以挂在房间的壁炉架上，但是如果要我回去德克斯敦，每天和那群智障一起鬼混，直到山姆大叔征召我去当兵为止，那我还真是该死。”
他坐在奈特的床上。奈特这时候正在旷野上的宫殿咀嚼着星期五晚上的鱼排；张伯伦舍三楼居然还有人食欲这么好。无论如何，我们不愿意在奈特面前谈这种事；我的乡巴佬室友自认上次考试考得还不错，全部科目都拿b或c。就算他听到我们谈话，也不会说什么，只会看着我们，用眼神谴责我们没出息。虽然不见得全是我们的错，不过我们在道德上十分站不住脚。
“我加入。”我说，然后走廊另一端传来痛苦的嘶吼声，（“噢……该死！”）我们立刻明白：刚刚又有人拿到婊子了。我们四目交接。当然，我不知道舰长怎么想（尽管他是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仍然在想：还有一点时间……为什么不会这么想呢？当时对我来说，永远有的是时间。
舰长开始咧嘴，我也牵动嘴角，他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也跟他一起笑。
“管他呢。”他说。
“只玩一晚，”我说，“明天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念书。”
“埋头苦读。”
“读一整天。不过现在……”
他站起来。“走吧，咱们去把婊子揪出来。”
我们去了，而且不是只有我们这么做。我知道这不算什么理由，只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第二天早餐时间，当我和卡萝尔在洗碗部并肩工作时，卡萝尔说：“我听说你们宿舍里玩牌玩得很凶，是真的吗？”
“没错。”我说。
她回头看我，对我微笑——每当我想起卡萝尔时，总是念念不忘她的微笑，直到现在还常常想起。“红心牌戏？揪出婊子？”
“红心牌戏，”我点点头，“揪出婊子。”
“我听说有些人玩得太入迷了，成绩愈来愈糟。”
“有可能。”我说。现在输送带上没什么东西要洗，偶尔才送来一个餐盘。我注意到，每当你需要的时候，偏偏输送带上就是没啥东西。
“你的成绩如何？”她问，“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不过——”
“交换信息，是啊，我明白。我的成绩还好，而且，我要戒掉这个坏习惯。”
她又抛给我那个微笑，当然我现在还不时想起那微笑，换做是你的话也会这样。她的酒窝、微翘的下唇、那么懂得接吻的嘴唇，还有闪动的蓝色双眸。那还是男生宿舍女宾止步的年代……总而言之，我知道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月那段时期，卡萝尔把很多事情都看在眼里，看得比我还清楚。但是当然，她当时还没抓狂。后来越战令她抓狂，也令我和奈特抓狂。比起来，红心牌戏根本微不足道，只不过是地球微微抖动了一下而已，只是会让纱门啪啦啪啦开开关关，还有架子上的玻璃杯铿锵作响的那种轻微晃动。会引起天崩地裂、死伤无数的大地震这时候还没有发生。
17
巴瑞和布拉德都订了《德里新闻报》，报纸每天都会送到他们房间，然后整天在三楼传阅——我们晚上在交谊厅坐下来玩牌时会看到大家看剩的报纸，不仅页面撕破、顺序乱七八糟，填字游戏上面还有三四个人不同的笔迹。照片上的林登·约翰逊、拉姆齐·克拉克和马丁·路德·金脸上都被画上胡子（我一直不晓得那是谁的杰作，不过有人总爱在副总统汉弗莱的头上画上一对冒烟的角，然后用小小的大写字母在照片下面写着“魔鬼汉弗莱”）。《新闻报》对于越战采取鹰派立场，因此总是正面报道每天的战况，把反战示威的消息放到底下最不重要的位置，通常都是放在小区活动消息的下面。
不过，我们仍然发现在洗牌、发牌的空当，大家讨论电影、约会、功课或牌局的频率愈来愈少，讨论越战的时间愈来愈多。无论消息多么令人振奋、击毙越共的人数有多少，每天报纸上都至少会出现一张照片，上面不外乎是进行伏击后的美国大兵痛苦的表情，或哭泣的越南小孩茫然瞪着焚烧的村落。在舰长所谓的《每日杀戮专栏》底下总是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细节，例如在湄公河三角洲被我们击沉的越共巡逻艇上那些平白丢掉性命的小孩。
奈特当然没有和我们一起玩牌。他也不和我们争辩该不该打这场战争——我很怀疑，关于越南曾受法国统治或一九五四年驻扎在军事重镇奠边府的那些倒霉的法国人后来命运如何，奈特知道的不会比我多，他当然更不知道是谁决定该是南越总统吴廷琰到天国报到的时候了，好让阮高祺和那群将领夺得政权。奈特只知道他和越共无冤无仇，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还不会在缅因州的玛斯山或普雷斯克岛看到越共。
“你到底有没有听过骨牌理论啊，你这呆头鹅？”一天下午，有个叫尼克的矮脚鸡问奈特，尼克是大一新生。我的室友几乎从来不去三楼交谊厅，他宁可在二楼安静地用功，不过那天，他刚好在那儿待了几分钟。
尼克已成为龙尼的虔诚信徒，他爸爸是捕龙虾的渔夫。奈特看着尼克叹口气说：“有人把骨牌拿出来的时候，我就离开。我觉得骨牌游戏很沉闷。这就是我的骨牌理论。”他瞥了我一眼，我很快把视线移开，但是速度还不够快，仍然看到他眼神中流露的讯息：你到底吃错了什么药啊？然后他就离开了，拖着毛茸茸的拖鞋回到三〇二室继续用功——换句话说，回到他努力从牙医预科迈向牙医系学生的既定轨道。
“彼特，你的室友是混蛋，知道吗？”龙尼说。他嘴角叼着一根烟，单手划着火柴，这是他的专长——长得又丑又粗、交不到女朋友的大学生都有各式各样的专长——然后点燃香烟。
才不是，我心里想，奈特很好，我们才是混蛋呢。有那么一刹那，我真的觉得很沮丧。霎时间，我明白自己已经陷入可怕的泥沼中，完全不可自拔。我知道舰长正看着我，我知道如果我抓起一把牌、把牌撒在龙尼脸上，然后走出交谊厅，舰长会跟着我走出去，可能也大大松了一口气。但那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来得快，去得也快。
“奈特没问题，”我说，“他只是有些奇怪的想法罢了。”
“有些奇怪的共产党思想。”休说。他的哥哥在海军服役，最近听到的消息是他们的军舰开到了南中国海。休绝对不是鸽派。身为拥护戈德华特的共和党员，我应该和他有同感，但是奈特开始对我产生一些影响。我吸收了各式各样的罐头知识，但是没有发展出什么支持参战的实际论点，更不用提了解美国外交政策了，我没有时间做这件事，只是成天忙着念社会学。
我还蛮确定就在那天晚上，我差一点就打电话给安玛丽了。交谊厅对面的公共电话正好没人在用，我的口袋里又装满零钱，都是刚刚玩红心牌戏的战利品，我突然决定该是时候了。我根据记忆拨了她家的号码，（虽然我得思索一会儿才想起来最后四位数是什么，到底是八一四六还是八一六四？）然后接线生要求我投入七毛五的硬币，我照她的话做了。我让电话铃声响了一次，然后就把电话筒砰然挂回去，听到硬币当啷地掉入退币口的声音。
18
一两天后——万圣节之前——奈特买了一张我几乎没听过的歌手菲尔·奥克斯录制的唱片。奥克斯是民谣歌手，但不是民谣演唱会里面那种乒铃乓啷的斑鸠琴乐风。唱片封面是个狼狈的游唱诗人坐在纽约街头，和奈特其他唱片的封套（例如，穿着燕尾服、醉眼迷蒙的迪恩·马丁、米契·米勒笑着带动观众一起唱、穿水手领罩衫和戴水手帽的黛安·雷奈）摆在一起，显得极不搭调。奥克斯这张唱片名为《我不要再行军了》，当白昼渐短、天气转凉时，奈特经常播放这张唱片。我偶尔擅自拿这张唱片来播放，奈特似乎也不介意。
奥克斯的声音带着一种迷惑的愤怒；我想我喜欢他的声音是因为我自己很多时候也觉得很困惑。他和迪伦很像，但表达方式比较没有那么复杂，而且也更清楚表达他的愤怒。这张唱片中最好、最令人忧心的一首歌，就是唱片的主打歌。在这首歌里，奥克斯并非只是暗示，而是明白表示战争毫无价值，从来都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一战。即使有值得一战的理由，仍然不值得发动战争。他的想法加上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反对约翰逊、反对越战的画面，激发了我的想象，和历史、政策或理性思考毫无关系的想象。奈特时髦的小唱机传出奥克斯的歌声：我一定曾经杀了上百万人，而他们现在要我重新回去，但是我不要再行军了。换句话说，停止吧。停止听他们的话，停止做他们要你做的事，停止玩他们的游戏。这是个古老的游戏，而且在这个游戏中，是婊子在猎杀你。
于是也许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你开始别上象征反抗的标志——其他人起先抱着怀疑的态度，后来可能同心协力、一起奋斗。万圣节后几天，奈特告诉我们那个标志可能的长相，他是从扔在三楼交谊厅那些皱巴巴的旧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标志。
19
“他妈的，你们看！”比利说。
哈维在比利那一桌洗牌，雷尼正在计算目前的积分，比利趁空当很快地浏览报纸上的地方新闻版。满脸胡楂的柯比带着他的儿童阿司匹林，正烦躁不安地准备出去约会，也倾着身子去看。
比利连忙把身子缩回来，在鼻子前面猛扇着手。“天哪，柯比，你上次洗澡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哥伦布纪念日？还是国庆节？”
“让我看看。”柯比说，根本不理会他刚刚说的话，一把抓过报纸。“他妈的，那是哩噗—哩噗！”
龙尼猛然站起来，因为动作太快，椅子都翻倒了，斯托克利上报令他大吃一惊。大学生通常只有在惹麻烦的时候才会上报（当然刊登在体育版的新闻则是例外）。其他人都围在柯比旁边，舰长和我也不例外。没错，那人正是斯托克利，而且还不止他一个，在后面还有很多学生，他们的脸孔模糊不清……
“我的天！”舰长说，“我想那是奈特。”他的口气似乎又惊又喜。
“站在他前面的是卡萝尔。”我说，声音透着古怪和震惊。我认得那件背上绣着哈维切中学的外套；认得垂在外套上金发绑成的马尾；认得那件褪色的牛仔裤。我也认得那张脸，即使半转过头去，而且脸孔笼罩在写着“美国立刻滚出越南”标语的阴影下，我还是认得那张脸。“那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第一次提到卡萝尔的名字时，嘴巴里吐出“女朋友”这几个字，虽然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都把她当做女朋友。
照片标题写着：“警方驱散抗议征兵的群众”，里面没有提到任何名字。根据旁边的报道，来自缅因大学的十来个示威群众聚集在德里市区的联邦大楼前面，他们携带了标语，绕着征兵处的入口游行示威，嘴里唱着歌，并且“呼喊口号，有些口号还夹带脏话”。有人招来警察，起先警方只做壁上观，想顺其自然，但是后来出现了立场对立的示威群众——大多数是正值午休的建筑工人。他们也开始呼喊口号，虽然新闻报道没有提到他们的口号中是不是也夹带脏话，但我可以猜到，口号中少不得要示威者滚回苏联去，建议那些标语用完后可以贮藏在何处，以及指点最近的理发店在哪个方向之类的。
当示威群众开始对着建筑工人骂回去时，建筑工人拿起午餐盒中的水果往示威群众的身上扔过去，这时候警察开始介入。警方表示，他们未经申请核准就聚众示威（德里市警察显然从来都不晓得美国人有和平集会的权利），于是围住那些年轻孩子，把他们带往维臣街的警察局，然后就将他们释放。“我们只是想让他们离开火药味浓厚的现场，”报道中引用警方的话，“如果他们又回去那里，那真是笨！”
这张照片和抗议科尔曼化学公司那次拍的照片其实没什么两样。照片上，警察领着示威群众离开，而建筑工人则摇晃着拳头嘲笑他们（一年后，他们都会忙着炫耀钢盔上的小小美国国旗），其中一名警察正要伸手抓住卡萝尔，站在卡萝尔身后的奈特似乎没有引起他们注意。还有两名警察正护送斯托克利离开，斯托克利背对着镜头，但是拄着拐杖的人绝对是他。如果还需要什么辅助的身份认证的话，他外套上手绘的麻雀爪印是最佳证明。
“你们看那呆子！”龙尼得意洋洋地说，（上次考试中，他修的四科中有两科不及格，不过他还是敢叫任何人呆子。）“好像没别的事好做似的！”
舰长不理会他，我也一样。对我们而言，无论龙尼说什么，那些空话都毫无意义。我们都很讶异会看到卡萝尔……还有奈特站在她后面看着示威群众被警察带走。奈特像平常一样打扮整齐，穿着常春藤衬衫以及裤脚翻边和有折缝的牛仔裤。奈特站在摇晃着拳头、得意叫嚣的建筑工人附近，但是他们对他毫不在意。警察也一样。双方都不知道我的室友最近变成了颠覆分子奥克斯的忠实歌迷。
我悄悄溜进电话亭中，打电话到富兰克林舍二楼。交谊厅里有人接起电话，我请她叫卡萝尔听电话时，那个女孩说卡萝尔不在宿舍，她和莉比一起到图书馆念书去了。“你是彼特吗？”
“是啊。”我说。
“她留了字条在玻璃上，”那时候的宿舍很流行这种做法，“上面说她等一下会打电话给你。”
“好，谢谢。”
舰长站在电话亭外面，很不耐烦地招手叫我。我们沿着走廊去找奈特，虽然我们都晓得这样一来，就保不住原本在牌桌上的位子了。但是就这次的情况而言，我们的好奇心压过了瘾头。
我们拿报纸给奈特看并问他关于示威的事情时，他的表情很平静，他脸上的表情从来都没有什么变化。我感觉到他很不快乐，甚至很痛苦。我不明白为什么——毕竟这件事的结局还不错，没有人坐牢，报纸也没有披露任何人的姓名。
我正在想，他平常都是这么沉默，不要想太多了。此时舰长问：“你怎么了？”
他的声音里透着关心。奈特的下唇颤抖了一下，然后紧紧抿住。他弯腰越过干净的书桌，在唱机旁的盒子里拿起面纸（我的书桌上早已盖了十九层垃圾）。他大声而用力地擤鼻涕，然后又恢复正常，但我还是从他眼神中看到那种迷惑和不快乐的神情。我一方面（很卑鄙地）高兴看到他这样，高兴知道即使他没有迷上红心游戏却还是碰上麻烦了。人性有时候就是如此卑劣。
“我和斯托克利、哈利，还有其他几个人一起去。”奈特说。
“卡萝尔也和你们一起吗？”我问。
奈特摇摇头。“我想她是和乔治那伙人一起去的。我们总共开了五辆车子去。”我完全不知道乔治是何许人也，但仍然涌起一股病态的妒意。“斯托克利和哈利都是反抗委员会的成员，乔治也是。总而言之，我们——”
“反抗委员会？”舰长问，“那是什么啊？”
“是一个社团，”奈特说，然后叹了一口气，“他们觉得那不只是个社团——尤其是哈利和乔治，他们是真正的反动分子——但其实那只不过是个社团，和戏剧社或拉拉队没什么两样。”
奈特说，他之所以参加是因为昨天是星期二，而他下午反正没课。没有人发号施令，没有人传着什么誓言或联名书要大家签名，也没有非游行不可的压力，或后来反战运动的那种军事化狂热。根据奈特的说法，他们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卡萝尔和同伴还一直打打闹闹，拿标语互相打来打去。（笑笑闹闹。和乔治一起又笑又闹，我心里又升起一股妒意。）
当他们走到联邦大楼时，有的人开始示威，在征兵处前面绕着圆圈游行，有的人则只在旁边看。奈特是没有参加游行的人之一，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素来平静的脸孔痛苦地扭曲起来。
“我原本想和他们一起游行的，”他说，“我一路上都想和他们一起游行。真是好玩，我们六个人全挤进哈利的绅宝汽车里。亨特……你们认识亨特吗？”
舰长和我都摇摇头。我想我们两人都有一点讶异，这个拥有特里尼·洛佩兹和黛安·雷奈唱片的人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尤其是他还认识那些会吸引警察和媒体注意的家伙。
“反正他和乔治发起了反抗委员会。由于我们没办法把斯托克利的拐杖塞进车子里，亨特替他拿着，伸出窗外，我们一路唱着《我不要再行军了》，并且谈着如果我们能团结在一起，说不定真的能阻止这场战争——大伙儿全都聊着这些话题，除了斯托克利，他一直很安静。”
我心想，即使和他们在一起，他还是很安静……或许除非他认为该是来场小小演讲、谈谈公信力的时候，他才会开口。但是奈特心里想的不是斯托克利，奈特想的是奈特，纳闷的是他的脚为何莫名其妙地拒绝走向内心真正想走的方向。
“我一路上都在想，‘我要和他们一起游行，我要和他们一起游行，因为这样做是对的……至少我认为是正确的……即使有人对我挥拳，我还是会采取非暴力手段，就像那些在餐厅里静坐的家伙一样。那些家伙终于得到最后的胜利，或许我们也一样。’”他看着我们，“我的意思是，我的心里笃定，没有丝毫怀疑，你们知道吗？”
“是啊，”舰长说，“我知道。”
“但是到那里以后，我却办不到。我帮忙发了一些标语，上面写着：停止这场战争，美军撤出越南，让年轻人回家……卡萝尔和我帮斯托克利系好他的标语，所以他可以一面拄着拐杖、一面高举标语……但是我自己却没办法拿起标语。我和比尔、凯瑞、还有一个叫萝莉的女孩一起站在人行道上……我们在植物实验室一起做实验……”他从舰长手中拿起报纸来读，仿佛想再次确认，没错，这一切真的发生了，灵弟的主人兼辛迪的男友真的去参加了反战示威。他叹了一口气，报纸从他手中飘落地面。这实在太不像他了，我有一点受伤的感觉。
“我以为我会和他们一起游行，否则我去那里干吗呢？你们要知道，我一路上丝毫没有动摇过。”
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我点点头，仿佛真的明白似的。
“但是结果我没有参加游行，我不知道为什么。”
舰长在床上坐下来，坐在他旁边。我看到奥克斯的唱片，并把唱片放在唱机上。奈特看着舰长，然后又转头看别的地方。奈特的手很小、很干净，就像他的人一样，只有指甲例外，他的指甲被咬得乱七八糟，几乎只剩下肉根。
“好，”他说话的语气仿佛舰长刚刚大声问了他一个问题，“我知道为什么，我害怕他们会被抓起来，而我会和他们一起被抓起来。我的照片会登在报纸上，然后家人会看到。”接着是长长的沉默，可怜的奈特拼命想把话讲完。我拿着唱针对准旋转唱片上的第一道沟槽，等着看他会不会把话讲完，最后他的确把话说完。“我怕我妈妈会看到。”
“没关系，奈特。”舰长说。
“我不觉得没关系，”奈特以颤抖的声音回答。“我真的不觉得。”他不肯抬头正视舰长，只坐在床上，戴着扁帽、穿着睡裤，露出一身瘦排骨和白皮肤，低头看着被咬得乱七八糟的指甲。“我不喜欢辩论该不该打这场仗的问题。哈利喜欢辩论……还有萝莉和乔治。天哪，你简直没法让乔治闭嘴，委员会大多数人都和他一样。在这方面，我和斯托克利比较像，和他们比较不一样。”
“没有人像斯托克利。”我说。我想起那次在小径上碰到他的情形。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放轻松一点呢？”而公信力先生回答我：“你为什么不把我吃掉算了？”
奈特仍然端详着他的手指甲。“我的想法是，约翰逊把美国年轻人送去战场白白送死。但这不是哈利认为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这根本和任何主义无关。约翰逊只是在脑子里把越战和西部拓荒英雄大卫·克洛科特、丹尼尔·布恩，以及纽约洋基队全混在一起了。我心里既然这么想，就应该把它说出来，我应该努力阻止这件事，不管在教会、学校或在童军团里，他们都是这样教我的。你应该挺身而出，如果你看到了不义的事情，例如有人正在以大欺小，就应该挺身而出，或至少试图阻止他。但是我担心妈妈看到我被警察逮捕的照片会哭起来。”
奈特抬起头来，我们发现他在哭。只是微微啜泣；眼睑和睫毛被泪水润湿了，如此而已。不过对奈特而言，这已经是非同小可。
“我发现一件事，”他说，“我知道斯托克利外套背上的图案是怎么回事了。”
“是什么？”舰长问。
“这个图案综合了两个英国海军旗语字母。你们看。”奈特光脚站起来，对着天花板举起左手臂，然后把右手臂对着地板，垂直成一条直线。“这是n。”然后他把手臂伸出去，和身体成四十五度角。我现在看出这两种形状交叠在一起，形成了斯托克利旧粗呢大衣背上的图案。“这是d。”
“这两个字母代表的是‘废除核武’。伯特兰·罗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明了这个象征符号，”他在笔记本背面画上这个符号，“他称它为和平标志。”
“真酷。”舰长说。
奈特微微笑，用手指擦干眼角的泪水。“我也这么觉得，”他附和着，“酷毙了。”
我放下唱针，大家一起聆听奥克斯的歌声。就像我们这些亚特兰蒂斯人常说的，好好享受一番吧！
20
张伯伦舍三楼的交谊厅已经成为我的木星了——吸力超强的恐怖星球。不过那天晚上我还是抗拒了强大的诱惑，钻进电话亭中打电话到富兰克林舍。这次我找到卡萝尔了。
“我没事，”她说，轻笑了几声，“我很好。有个警察甚至称呼我小姐。彼特，多谢你关心。”
那个叫乔治的家伙又对你表现出多少关心了？我很想这样问，但即使只有十八岁，我都知道不应该这么做。
“你应该打电话给我，”我说，“也许我会和你一起去，我们可以开我的车去。”
卡萝尔咯咯笑了起来，声音很甜，但令人困惑。
“什么？”
“我只是想到，开着一辆贴着戈德华特贴纸的休旅车去参加反战示威是什么样子。”
我猜确实挺滑稽的。
“何况，”她说，“我猜你有其他事情要做。”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的好像我没听懂似的。透过电话亭和交谊厅的玻璃可以看到三楼大多数房客都在烟雾弥漫的交谊厅中玩牌。即使关着门，还是可以听到龙尼的尖叫声。赶快追杀婊子，我们很快就会把她揪出来！
“不是在念书，就是在玩牌，”她说，“我希望你是在念书，和我住同一层的女孩和雷尼约会，或是应该说曾经和雷尼约会，当雷尼还有空出去约会的时候。她说红心游戏是从地狱来的牌戏。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唠叨？”
“不会。”我说，不太知道她到底唠不唠叨，也许我正需要有个人来唠叨一下。“卡萝尔，你还好吧？”
电话里一阵沉默。“是啊，”最后她说，“我当然很好。”
“那些建筑工人——”
“基本上只是嘴巴叫叫而已，”她说，“别担心，真的。”
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好……而且我还得担心那个乔治。我担心乔治就像担心萨利一样，卡萝尔在家乡的男友。
“你参加了奈特说的那个委员会吗？”我问她，“那个反抗委员会。”
“没有，”她说，“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乔治邀请我加入，乔治和我是在修课的时候认识的，你认识他吗？”
“我听过他的名字。”我说，紧紧抓着电话筒，丝毫不肯放松。
“这次示威活动就是他告诉我的。我和其他人搭他的车一起去。我……”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好奇地问，“你不会忌妒他吧？”
我小心翼翼地说：“他整个下午都和你在一起，我猜，我对这点很忌妒。”
“你不用忌妒。他的头脑很好，很聪明，但是发型却很糟糕，而且眼神飘忽不定。他常刮胡子，但老是好像有一块没有刮干净似的。他没什么吸引力，相信我。”
“那么，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我们能不能见个面？我想给你看一个东西，不会花很多时间，但是如果我能解释一下可能比较好……”她的声音发颤，我明白她已经快哭了。
“怎么回事啊？”
“你是说，除了我爸爸看到报上的照片之后，可能不准我走进家门以外吗？他这个周末以前就会把门锁换掉，假如他现在还没换掉门锁的话。”
我想到奈特说他很怕妈妈看到他遭到逮捕的照片。妈妈的乖小孩因为未经许可在联邦大厦前游行遭到逮捕。丢脸，真丢脸。至于卡萝尔的爸爸呢？情形不太一样，但也差不多，毕竟他爱说：“喂，船哪”，而且他加入了海军。
“他可能不会看到这则报道，”我说，“即使看到了，报纸上也没有登你们的名字。”
“那张照片，”她耐着性子说，仿佛在对一个不可救药的笨蛋讲话，“你没有看到照片吗？”
我说她的大半张脸都转过去、没有对着相机，而且脸上还罩着阴影。然后我想起她的高中外套背上耀眼的哈维切中学几个字。更何况，看在老天的分上，他终究还是她父亲啊。即使卡萝尔大半张脸都转过去，当爸爸的还是能认出来。
“他可能不会看到那张照片，”我无力地说，“那则新闻登在角落。”
“彼特，你就是想用这种方法过你的人生吗？”她的声音仍然透露着耐心，但是现在已经比刚刚尖锐了一些，“做一些事情，然后希望别人不会发现。”
“不是。”我说。我能因为她这么说而生气吗？想到安玛丽到现在还浑然不知世上有卡萝尔这号人物。我没有向卡萝尔求婚，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承诺，不过结不结婚不是问题所在。“我没有这么想，不过卡萝尔……你总不需要把那张该死的报纸故意放到他鼻子下面吧？”
她笑了，笑声里完全没有原先的轻快，不过我觉得即使懊悔的笑声都比不笑来得好。“我不需要这么做，他自己会发现，碰巧他就是这种人。不过我得走了，彼特。还有，或许我终究还是会参加反抗委员会，虽然乔治总是像小孩一样，而哈利的口臭叫人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因为……你知道……”她在我耳边沮丧地叹了一口气，“我没办法解释。嘿，你知道我们出去透气抽烟的地方吗？”
“豪优克餐厅外面吗？当然知道，就在垃圾桶旁边。”
“十五分钟后在那里碰面，好吗？”
“好。”
“我还有很多书要念，所以我没办法逗留很久，不过我……我只是……”
“我会在那里和你碰面。”
我挂断电话，走出电话亭。阿什利站在交谊厅门口，一边抽烟，一边走来走去。我推测现在是牌局之间的休息时间。他的脸色十分苍白，脸颊上冒出点点胡楂，衬衫脏得不得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且炯炯有神，好像毒瘾很深的人。红心牌戏的确像毒品一样，但不是那种会让你飘飘然放轻松的毒品。
“怎么样啊，彼特？”他问，“要不要来玩几把？”
“晚一点也许会。”我说，开始往走廊走去。斯托克利披着破旧的浴袍从浴室登登地走回房间。他的拐杖在暗红色的地毯上留下水渍，一头长长的乱发也湿答答的。我很好奇他怎么洗澡，在今天的公共澡堂里，把手和扶栏已经是标准配备，但是当时什么都还没有。他一副完全不想讨论这个话题的样子；不管是这个话题或其他任何话题。
“你还好吗，斯托克利？”我问。
他不搭腔，只是低头走过去，湿淋淋的头发贴在脸颊上，手臂下夹着肥皂和浴巾，咕哝着“哩噗—哩噗，哩噗—哩噗”的声音，他甚至根本没有抬头看我。不管你想和斯托克利说什么，他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回骂你几句。
21
我抵达豪优克餐厅的时候，卡萝尔已经在那里等我。她从垃圾桶那儿搬来几只牛奶箱子，然后交叉双腿坐在上面抽烟。我坐在另外一只牛奶箱子上，同时用手环住她、亲吻她。她把头靠在我肩上好一会儿，什么也没说，不太像她平日的作风，不过感觉很好。我继续用手环着她，抬头望着星空。就秋末而言，今晚的天气很舒服，很多人——大多数是情侣——都趁好天气出来散步。我可以听到他们喁喁低语。上面的餐厅里传来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大概是清洁工的收音机吧。
卡萝尔抬起头来，把身体稍稍移开一点——暗示我该把手拿开了。事实上，这样反而比较像她。“谢谢，”她说，“我刚刚还真需要有人抱抱。”
“我很乐意。”
“我有一点害怕面对我老爸。没有真的吓坏了，但确实有一点害怕。”
“不会有什么事的。”我这么说倒不是真的相信会没事——我不可能这么神通广大——只是应该要这么说，不是吗？应该这么说。
“我参加哈利、乔治和其他人的行动不是因为我爸爸的缘故，不是弗洛伊德式的反叛情结作祟，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她弹掉香烟，我们看着烟落在人行道上冒出火花。然后她打开膝上的手提包，拿出皮夹打开它，手指伸进去摸索着塞在透明塑料夹层中的照片。她停下来，抽出其中一张照片，然后递给我。我倾身向前，就着餐厅窗口透出的灯光看清楚那张照片，清洁工可能正在餐厅里拖地板。
照片上是三个十一二岁的小孩，一个是女孩，另外两个是男孩。他们都穿着蓝色t恤，上面有“斯特林会馆”几个大字。他们站在不知是哪里的停车场中手臂互相环绕，一副会当一辈子死党的样子，看起来挺美的。女孩站在中间，当然那个女孩就是卡萝尔。
“哪一个是萨利？”我问。她看看我，有一点讶异……但带着笑意。无论如何，我想我已经知道了，萨利应该是宽肩膀、笑得很灿烂、一头乱发的那个男孩，这让我想到斯托克利的头发，虽然小男孩显然已经梳过头发了。我指着他，“是他，对不对？”
“没错。”她同意，然后指一指另外一个男孩。他晒得黑黑的，脸比较窄，两只眼睛靠得比较近，胡萝卜色的红发剪成短短的平头，看起来好像漫画家洛克威尔为《周末晚邮报》画的封面上的小孩，他微微皱着眉头。萨利的手臂强壮有力，另外这个男孩的手臂则好像竹竿一样细。没有搭着卡萝尔肩膀的那只手上戴着大大的棕色棒球手套。
“他是博比。”她说，不过声音和刚刚不太一样，多了一些我从来没听过的东西。是感伤吗？但是她还在笑？“博比·葛菲是我交的第一个男朋友，可以说是我的初恋。那时候，他和我及萨利是好朋友，其实不是太久以前，一九六〇年，不过感觉好像很久了。”
“他后来怎么样？”我满以为她会告诉我他死了，这个小脸、剪平头的男孩。
“他和妈妈一起搬走了。我们陆续通信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失去联络了。你知道小孩子常常都这样。”
“很漂亮的棒球手套。”
卡萝尔的脸上还挂着笑容。我们坐着端详那张照片时，我看到她的眼眶里已经充满泪水，但是脸上仍然在笑。在餐厅的日光灯透出的白光下，她的泪水看起来仿佛是银色的——是童话故事里公主的眼泪。
“那是博比最喜欢的东西。有个球员叫阿尔文·达克，对吧？”
“没错。”
“博比的手套就是那种，阿尔文·达克手套。”
“我的是泰德·威廉斯手套，我想我妈妈几年前把我的手套拍卖了。”
“博比的手套被偷了。”卡萝尔说。我不确定她知不知道我还在那儿，她不停用指尖碰触那张小小的、皱着眉头的脸孔，仿佛时光倒流，她又回到过去，我听说催眠师有时候有办法这么做。“威利把手套拿走了。”
“威利？”
“威利·席尔曼。一年后，我看到他戴着那只手套在斯特林会馆打棒球。我气坏了，那时候我爸妈一天到晚吵架，正准备离婚，我经常感到很生气。我气他们，气我的数学老师，气整个世界。我还是很怕威利，但主要还是很气他……何况，我那天不是自己一个人。所以我直接走到他面前，说我知道那是博比的手套，他应该把手套给我。我说我有博比在麻省的地址，会把手套寄给他。威利说我疯了，那是他的手套，他让我看看手套上有他的名字。他把博比的名字擦掉了——尽可能把字迹擦干净——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但我还是看得到博比原先写的‘比’字的痕迹。”
她的声音里透着愤慨，因此听起来年轻许多，看起来也年轻许多。当然我有可能记错，但是应该不会纪错。坐在餐厅流泻出的白色灯光下，我想她看起来只有十二岁左右，最多十三岁。
“但是他没办法擦掉里面阿尔文·达克的签名，或用新的字把它盖住……他的脸红了起来，涨得通红，好像红玫瑰一样。然后——你知道怎么样吗？——他向我道歉，为之前他和朋友对我做的事情道歉。他是唯一向我道歉的人，而且我想他是真心道歉，但是他对手套的事情撒谎。我不认为他想要那只手套，那只手套又破又旧，又不合他的手，但是他为了保有这只手套而撒谎。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一直都不明白。”
“我不懂。”我说。
“你怎么会懂呢？那天发生的一切在我的脑子里也是乱糟糟的，我妈妈说，出过意外或挨了揍的人有时候会这样。有些事情我还记得很清楚，大多是和博比在一起的部分——但是其他事情就不太记得了，很多都是别人后来告诉我的。
“我当时正在离家不远的公园里，三个男生走过来——哈利、威利和另外一个男生，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们把我痛打一顿，当时我才十一岁，但他们不管。哈利用球棒打我，威利和另外那个男生用手抓住我，不让我逃走。”
“球棒？你在开玩笑吗？”
她摇摇头。“我猜他们起先是在开玩笑，后来……就不是了。我的手臂被打得脱臼，我大声尖叫，我猜他们就跑走了。我坐在那里托着手臂，实在太痛了，而且也太……太惊讶了，我想……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我想站起来求救，可是却办不到。然后博比来了，他扶着我走出公园，然后把我抱起来，一路抱着我回家，在全年最热的一天抱着我一路爬坡，用手臂抱着我。”
我从她手里把照片拿过来，就着灯光低头注视着那个留平头的男生。我看着他瘦竹竿一般的手臂，然后看着照片上的女孩，她比男孩高出三五厘米，肩膀也比他宽。我再看看另外一个男孩，有一头黑色乱发的萨利，脸上是美国男孩典型的开朗笑容，头发乱得像斯托克利，灿烂的笑容则像舰长。我可以想象萨利抱着卡萝尔是什么样子，但另外这个男孩——
“我知道。”她说。“他看起来不够壮，对不对？但是他抱着我，我昏倒了，而他一直抱着我。”她把照片拿回去。
“所以他抱你回家的时候，那个叫威利的男生回去偷走他的手套吗？”
她点点头。“博比带我去他家。有个老头子住在他家楼上，叫泰德，好像什么事情都知道一点点。他把我的手臂推回去，我还记得他这样做的时候，让我咬着他的皮带。也许那是博比的皮带。他说这样做可以把痛拦住，我真的就不痛了。后来……后来，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比被人家拿球棒痛揍一顿还可怕？”
“可以这么说。我不想谈那件事。”她把眼泪擦干，先擦一边，然后擦另一边，眼睛仍然注视着照片。“后来，在博比和他妈妈搬离哈维切镇之前，他把那个用球棒打我的男生痛揍了一顿，那个哈利。”
卡萝尔把照片放回皮夹。
“那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也是唯一值得记住的事情——博比为我挺身而出。萨利长得比较壮，如果那天他也在场的话，说不定也会为我挺身而出，可是他当时不在。而博比在那里，他一路抱着我爬坡回家，他做了正确的事情，那是这辈子别人为我做过最好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你懂吗，彼特？”
“我懂。”
我还在她脸上看到其他东西；她说的话和奈特一小时前说的话几乎一样……只不过卡萝尔去参加游行了，她拿起标语和其他人一起游行。当然奈特从来不曾被三个原本只想开开玩笑、后来突然认真起来的男生痛打一顿，或许分别就在这里。
“他抱着我爬坡，”她说，“我一直想告诉他，因为他那样做，我是多么爱他，还有因为他让哈利知道，伤害别人，尤其是欺负比你弱小、对你毫无恶意的人，就要付出代价。”
“所以你去游行。”
“我去游行。我想要告诉别人为什么这样做，找个听得懂我说的话的人。我爸爸不会听我说，我妈妈听不明白。她的朋友蕾安达打电话给我，她说……”她没有把话说完，只是坐在牛奶箱子上，把玩她的小袋子。
“她说什么？”
“没什么。”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倦、很孤单。我想亲吻她，至少用手臂拥着她，但是又害怕这些动作会破坏刚刚发生的事情，因为刚刚发生了一些事。她的故事里有一种魔力，不是在故事中间，而是环绕着故事边缘，我感觉得到。
“我参加游行了，而且我想我也会加入反抗委员会。室友觉得我疯了，如果我的大学纪录显示曾参加过共党组织，以后绝对找不到工作，不过我还是觉得要这样做。”
“那么你爸爸呢？他会怎么说。”
“管他妈的！”
在那片刻间，我们两人都有点震惊她刚刚会说出那句话，然后卡萝尔咯咯笑了起来。“这才是弗洛伊德情结。”她站起来，“我得回去念书了，谢谢你出来和我碰面，彼特。我从来没有拿这张照片给任何人看过，自己都不知道有多久没看过这张照片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
“很好，”我也站了起来，“回宿舍之前能不能帮我一点忙？”
“当然可以，什么事？”
“我待会儿会告诉你，不会花你多少时间。”
我陪她走到豪优克餐厅旁边，然后顺着后面山坡往上爬。蒸汽工厂停车场就在大约两百米外，申请不到停车贴纸的大学生（大一、大二生和大多数的大三生）都把车停在这里。在冷天里，这里也是校园情侣最喜爱的亲热地点，但那天晚上，我心里压根儿没有想要带卡萝尔来这里亲热。
“你有没有告诉博比是谁偷了他的棒球手套？”我问她，“你说你曾经和他通信。”
“我觉得不需要告诉他。”
我们沉默着走了一段路，然后我说：“感恩节的时候，我要和安玛丽提分手的事。我差一点打电话给她，但后来又没打。如果我要做这件事，我想最好鼓起勇气当面告诉她。”我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不是有意识的决定，不过显然我确实下了决心。当然，我不是为了讨好卡萝尔才这样说的。
她点点头，用鞋子磨着地上的树叶，手里抓着小手袋，眼睛却不望着我。“我只能用电话告诉萨利，我在和一个男生约会。”
我停下脚步，“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星期。”现在她抬起头来看我，脸上又浮现酒窝，还有微翘的下唇和那熟悉的微笑。
“上个星期？你竟然没有告诉我？”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她说，“是我和萨利之间的事。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会跑来找你，带着一根……”她停顿的时间足以让我们两人脑子里都想到带着一根球棒，然后她继续说，“他不会跑来找你，或做任何事情。别这样，彼特，如果我们要这么做，就放手去做吧。不过我不和你去兜风，我真的得回去念书了。”
“我们不兜风。”
我们继续向前走。那时候，这座停车场在我眼中简直大得不得了——几百辆汽车在月光下排成几十列。我几乎不记得我把老哥的旧福特休旅车停在哪里了。上次以校友身份回缅因大学的时候，停车场已经变成过去的三四倍大，可以容纳一千辆左右的汽车。随着时光流逝，除了我们自己以外，所有事物都变得愈来愈大。
“嘿，彼特？”她一边走着，再度低头望着球鞋，现在地面上已经没有树叶可以磨蹭了。
“嗯？”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和安玛丽分手，因为我总觉得我们是……暂时的。好吗？”
“好啊。”她的话让我很不开心——亚特兰蒂斯的公民会形容这种感觉为“失落”——但是我并不惊讶。“我猜终究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喜欢你，也喜欢像现在这样和你在一起，但只是喜欢，仅止于此，我最好坦白告诉你。所以如果你感恩节回家的时候想绝口不提这件事——”
“有点像和她若即若离？万一我在学校爆胎了，在家乡还有个备胎？”
她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笑了起来。“哇！”
“为什么哇？”
“我也不晓得，彼特……不过我真的喜欢你。”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用手臂环住我的脖子。我们在两排车子中间亲吻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往前走。
“你告诉萨利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不过——”
“——不过你想得到一些信息。”她用“二号”说话时那种傲慢无礼的语气说，接着就笑起来，笑声中透着悲哀。“我以为他会很生气，甚至哭起来。萨利长得又高又壮，在足球场上可以把对手吓得半死，但是他从来无法掩饰自己的感觉。我没料到的是，他竟然松了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他和布里吉港的一个女孩交往一个多月了……不过我妈妈的朋友蕾安达告诉我，其实应该称她女人，她可能有二十四五岁了。”
“听起来不太妙。”我说，暗自希望我的声音听起来慎重而经过深思。事实上，我觉得很高兴，当然啦，如果软心肠的萨利误闯入西部乡村歌曲的情节中，谁管他呀，我更是加倍不在乎。
我们已经快要走到我的车子旁边，只不过是一辆廉价的破老爷车，但是感谢我的哥哥，这辆车属于我所有。“他的脑子里不止想着新爱人而已，还有很多事情要想，”卡萝尔说，“他明年六月高中毕业后就要去当兵了。他已经和征兵处谈过，一切安排好了。他简直等不及要去越南，让这个世界更民主、更安全一点。”
“你们有没有为了越战吵过架？”
“没有。有什么好吵的？我又能跟他说什么呢？跟他说，对我而言，一切都和博比有关？告诉他哈利、乔治和亨特所说的一切和博比抱着我爬坡比起来，都只是镜花水月，过眼烟云？萨利会认为我疯了，或说那是因为我太聪明了。萨利同情太过聪明的人，他说聪明是一种病，也许他说得对。你知道，我确实有一点爱他，他很甜，是那种需要别人照顾的男人。”
我心想，我希望他找到人来照顾他，只要那个人不是你就好。
她明快地看了车子一眼。“好，”她说，“这辆车很丑，需要好好清洗一番，不过总是个交通工具。问题是，咱们在这里干吗？我应该在宿舍里读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小说。”
我拿出随身的折叠小刀，把刀子打开。“你的袋子里有没有锉刀？”
“事实上，我还真的有。我们要大打一场吗？二号和六号在蒸汽工厂停车场上大战一场？”
“别自作聪明了，拿出来跟着我做就是了。”
等到我们绕到车子后面时，她笑了起来，不是苦笑，而是开怀大笑，就好像那次碗盘输送带上出现舰长做的热狗人时的那种笑声。她终于明白为什么要来这里了。
卡萝尔抓住贴纸的一端，我抓住另外一端，我们在中间会合，然后看着贴纸的碎片飘过碎石子路。再见了，auh2o-4-usa，再见了，戈德华特。然后我们大笑。天哪，我们就是笑得停不下来。
22
几天后，我的朋友舰长在和布拉德合住的寝室里靠近自己的那面墙上，贴了一张海报（真难以想象他刚上大学的时候，还好像软体动物一样，毫无政治头脑）。海报上有个穿三件式西装、笑眯眯的生意人，一只手伸出来握手，另外一只手藏在背后，手里紧捏着一个东西，那东西淌着血，血滴到他的鞋子中间。战争是一门好生意，海报上的标语写着，把你的孩子投资进去。
戴维吓坏了。
“所以你开始反战啰？”他看到海报时问舰长。尽管装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我想我们亲爱的舍监被这张海报吓坏了。毕竟舰长念高中时是一流的棒球球员，大家也预期他上大学以后会加入棒球队，兄弟会和马术社也都竞相争取他入会。舰长不像斯托克利是个跛子，也不是像乔治那样的蛙眼怪胎。
“嘿，这张海报想说的不过是很多人都从这场血腥混乱中大捞一笔，”舰长说，“包括麦道、波音、奇异、道尔化学公司和科尔曼化学公司，还有他妈的百事可乐，以及其他很多公司。”
戴维试图以眼神表示，针对这个问题，他的想法比舰长更有深度。“我问你，你认为我们应该袖手旁观，让胡志明大叔一手掌控那边的局势吗？”
“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舰长说，“目前还不知道，我几个星期前才开始对这个议题产生兴趣，现在还在努力赶上进度。”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舰长的房门口聚集了一小群准备出门上第一堂课的学生。我看到龙尼（还有尼克；这时他们两个人已变得形影不离）、阿什利、雷尼、比利，也许还有四五个人。奈特站在三〇二室门口，穿着t恤和睡裤。斯托克利拄着拐杖站在楼梯口，显然正准备出门，但转过头来听大家的讨论。
戴维说：“越共进入南越村庄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找找看有没有人身上佩戴了十字架、圣克里斯托弗圣章、玛丽圣章之类的。他们杀死天主教徒，杀死信奉上帝的人。当这些共产党杀死上帝的信徒时，你觉得我们应该袖手旁观吗？”
“为什么不该？”斯托克利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我们袖手旁观，然后让纳粹屠杀了犹太人六年。犹太人也信上帝，我是这样听说的。”
“他妈的哩噗！”龙尼大叫，“哪个混蛋请你发表意见了？”
但这时候斯托克利已经往楼下走了，楼梯间回荡着他拄着拐杖的声音，让我想到最近离开的法兰克。
戴维回头看着舰长，双手握拳顶着臀部，白t恤前面挂着一串狗牌。他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在德国和法国作战的时候就挂着这些狗牌；当他躲在树后面、避开机关枪扫射时，身上就挂着这些狗牌（当时那阵机关枪扫射已经杀死他的两名战友、射伤四名战友）。我们都不太明白士兵挂的狗牌和越南战事有什么关系，但是显然在戴维眼中意义重大，所以我们都没有问他，连龙尼都识相地闭上嘴。
“如果我们让他们占领南越，连柬埔寨都会落入他们手中。”戴维的目光从舰长身上转向我，然后看着龙尼……把我们每个人都看了一遍。“接下来是老挝、菲律宾，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
“如果他们这么有办法，也许他们有资格赢得这场战争。”我说。
戴维看着我，十分震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但没有收回我说的话。
23
感恩节假期之前还有更多的考试，对张伯伦舍的年轻学生而言，简直是大难临头。到了这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明白，这下子可惨了，简直是在集体自杀。柯比猛吃迷幻药，然后就像魔术师手中的兔子般消失不见了。在我们没日没夜地玩牌时，肯尼通常都坐在角落，他老爱在迟迟无法决定该打哪张牌时拼命挖鼻孔，有一天他突然就逃走了，只留下黑桃皇后和“我不玩了”几个字在枕头上。乔治加入史蒂夫和杰克的行列，搬到查德波恩舍，那个有脑子的宿舍。
六个人离开了，还有十三个人待在这里。
应该适可而止了。可恶，单单发生在可怜的老柯比身上的事情应该就够了；在他嗑药嗑出问题之前三四天，他的手抖得非常厉害，连把纸牌拿起来都有困难，而且如果走廊传来有人把门啪啦关上的声音，他整个人都会弹起来。柯比早就该适可而止了，但是他没有。我花很多时间和卡萝尔在一起也无济于事。和她在一起时，没错，我很正常；和她在一起时，我只想多知道一些信息，但是一回到宿舍，尤其等我走进该死的交谊厅，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三楼的交谊厅里，彼特·赖利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
感恩节愈来愈接近，交谊厅笼罩着一股盲目的宿命论气氛，不过我们之间没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我们会讨论电影或谈性（“我比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上过的女孩还多！”龙尼会毫无预警、冷不防地突然冒出这类大话），但是大半时候都在讨论越战……和红心牌戏。讨论牌戏的时候，我们谈的不外乎是现在谁领先、谁落后，以及谁玩牌时完全不懂得几个最简单的诀窍，例如至少要赶快清掉其中一种花色的牌，把中等分数的红心牌倒给喜欢射月的人，还有如果你非得赢一手牌不可，尽量用高分的牌来赢。
我们对即将来临的考试唯一的反应是重新安排牌局，所以牌局变成无休无止的循环赛。赌注仍然是一个积分算五分钱，不过现在要玩到“赛末点”，赛末点的得分算法颇复杂，不过兰迪和休斯在两个熬夜打牌的疯狂夜晚一起设计出很好的公式。顺带一提，他们两人修的数学概论后来都没及格，因此上学期结束后都没能回来继续学业。
从那个感恩节前的一连串考试到今天，已经过了三十三个年头了，而从男孩长成的男人迄今仍然觉得那段时光真是不堪回首。那个学期除了社会学和大一英文之外，我其他科目都被当掉了，而且不需要看分数就心知肚明。舰长说，他除了微积分之外也都不及格，而且微积分也是低空掠过。那天晚上我带卡萝尔出去看电影，是感恩节假期前最后一次约会（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约会，虽然我当时并不晓得）。去开车的路上，我看到龙尼。我问他考得如何，他笑着对我眨眨眼，然后说：“每一击都得分，就好像打他妈的大专杯的时候一样。我一点都不担心。”但是在停车场的灯光下，我看得出来他挂着笑容的嘴角在微微颤抖。他的肤色十分苍白，脸上的痘痘比九月刚开学时又更糟糕了。“你呢？”
“他们打算让我当文理学院的院长，明白了吗？”我说。
龙尼爆笑。“你真是他妈的混蛋！”
他拍拍我的肩膀，原本那种洋洋得意的眼神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害怕，因此让他看起来年轻不少。“出去吗？”
“是啊。”
“和卡萝尔一起？”
“对。”
“很好，她长得很漂亮，”就龙尼而言，已经是难得的有诚意了，“如果之后没有再碰面，先祝你火鸡节快乐。”
“你也一样，龙尼。”
“是啊，当然。”他没有正视我，反而用眼角余光瞄我，想保持微笑。“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都会把那只鸟吃掉，对不对？”
“是啊。”
24
天气很热，即使关掉引擎和暖气还是很热，我们的身体把汽车内部弄得暖烘烘的，车窗上弥漫着蒸汽，因此停车场的灯光透过车窗照入车内时变得蒙眬一片，仿佛透过毛玻璃射入浴室的阳光。我开着收音机，名dj神奇马歇尔播放着老歌，谦虚但神奇的马歇尔播着四季合唱团、多佛斯合唱团以及杰克·斯科特、小理查德，还有卡农的歌。她的毛衣敞开，胸罩垂下来，一边的肩带已经脱落，是白色的粗带子，当时的胸罩科技还没有大跃进。喔，天哪，她的皮肤真暖和，含在我口中的乳头涩涩的；她还穿着内裤，算是穿着吧，但已经被挤到一边，我先伸一只手指进去，然后两只手指全伸进去。查克·贝里唱着《约翰尼当自强》，皇家少年乐团唱着《短短的短裤》，她的手伸进我的裤子里，手指拨弄着我里面“短短的短裤”的松紧带。我可以闻到她，她脖子上的香水和额头发际的汗水；我可以听到她，听到她呼吸的脉动、亲吻时嘴里的呢喃。我把汽车前座尽可能往后推，脑子里不再去想考试不及格或越南战事或约翰逊身上的花环或红心游戏或其他任何事情，只是单纯地想要她，而且就在此时此地。她突然坐直了身子，同时也把我拉起来，两只手紧紧按在我胸前，把我往驾驶盘那儿推过去。我又往她那儿靠过去，一只手滑到她的臀部，她尖声说：“彼特，不要！”然后把双腿夹紧，膝盖相碰时的声音大得我都听得见了，那个声音表示亲热时刻到此结束，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虽然不甘心，还是停了下来。
我把头靠回驾驶座旁起雾的车窗，用力吸一口气。我的小弟弟好像钢条般塞在内裤里，硬得发痛。这种反应很快就会消退——没有任何勃起反应会永远持续不退，我想这句话是本杰明迪斯雷利说的——但即使在勃起反应消失后，沮丧的睪丸仍然苟延残喘。这就是男人生命的真相。
我们早早就离开电影院，回去停车场，脑子里想着同样的事情……至少我希望是如此。我猜我们想的是同样的事情，只是我的期望有一点点超乎实际。
卡萝尔把上衣拉好，但是胸罩还垂挂在后面，呼之欲出的乳房以及在昏暗的灯光下依稀可见的乳沟，令她显得格外诱人。她打开钱包，用颤抖的手翻找香烟。
“呼！”她说，声音和双手同样发颤，“我是说，天哪。”
“你的上衣那样敞开时，看起来好像碧姬·芭杜。”我告诉她。
她抬起头来，露出惊讶和——我猜——高兴的表情。“你真的这样觉得吗？还是只不过因为我的头发也是金色的？”
“头发？不是，主要是……”我指着她的胸部。她低头看看，然后笑了起来。不过，她还是没有把扣子扣好，也没有把上衣拉紧一点。反正我也不确定她真的有办法把它拉好一点——我记得那件上衣非常贴身。
“我小时候，街上有家电影院叫帝国戏院。现在拆掉了，不过我们小时候——博比、萨利和我小时候——戏院前面好像总是摆着她的照片。我想那部叫《上帝创造女人》的片子大概在那里演了有一千年了吧！”
我大笑，从仪表板那儿拿出自己的香烟。“盖兹佛斯镇的露天电影院在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第三部晚场电影一定都是这部片子。”
“你看过吗？”
“开玩笑！除非露天电影院演的是迪斯尼电影，否则我爸妈根本不会准我去看。我想，萨尔·米涅奥演的《骏马豪情》我至少看了七遍。但是我记得碧姬·芭杜披着浴巾的预告片。”
“我不会回学校。”她说，接着点燃香烟。她的语气如此平静，起先我以为话题还是老电影或加尔各答的午夜，或任何足以说服我们该让身体好好休息、今天的活动到此为止的话题。然后，她的话惊醒了我。
“你……你刚刚是不是说……？”
“我说感恩节过后不会回学校。因此，今年的感恩节在家里一定很不好过，但是管他的。”
“你爸爸呢？”
她摇摇头，吸了一口烟。她的脸在香烟火花下出现橘红色的亮光和灰黑色的暗影，令她显得比较苍老，还是很漂亮，但比较老。收音机里，保罗·安卡正唱着《黛安娜》这首歌。我把收音机关掉。
“这件事跟我爸爸没关系。我要回哈维切镇，你还记得我提过妈妈的朋友蕾安达吗？”
我好像有一点记得，所以点点头。
“我拿给你看的那张照片就是蕾安达拍的，里面有我、博比和萨利。她说……”卡萝尔低头看着掀到腰部的裙子，开始把裙子拉好。你永远弄不清楚什么事会让别人感到难堪；有时候是上厕所的问题，有时候是亲戚老爱开色情玩笑，有时候是爱吹牛的作风，当然有时候是酗酒问题。
“这么说好了，我爸爸不是家里唯一有酗酒毛病的人。他还教我妈妈喝酒，而我妈妈是个好学生。我妈戒酒已经很久了——我猜她参加了匿名戒酒会——但是蕾安达说她最近又开始喝酒了，所以我要回家去。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照顾她，但是要试试看，为了我弟弟，也为了我妈妈。蕾安达说伊恩每天都过得糊里糊涂的，当然啦，他从来都是这样。”她微微笑着。
“卡萝尔，这样不太好吧，就这样中断学业——”
她生气地抬起头来。“你想谈谈中断学业的事吗？你知道我一直听到别人怎么说你们在张伯伦舍三楼进行那些该死的牌局吗？他们说，住在三楼的每个人圣诞节以前都会被退学，包括你在内。潘尼说，下学期开学的时候，三楼的人全都会走光光，只剩下你们那个蠢舍监还留在那里。”
“不会啦，”我说，“他太夸张了。奈特会留下来，斯托克利也会，如果他没有在哪天晚上滚下楼梯、摔断脖子的话。”
“你好像还觉得这件事很好笑似的。”她说。
“这件事不好笑。”我说。不，一点也不好笑。
“那你为什么不戒掉呢？”
现在轮到我生气了。正当我开始想和她在一起、需要她陪伴我的时候，她却一把推开我、把双腿夹起来，告诉我她要离我而去，留给我世界上最忧郁的蛋蛋……而现在，全都是我的问题了；现在，全都是玩牌的问题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戒掉？”我说，“你为什么不找其他人照顾你妈妈呢？为什么不让她那个朋友，卢安达——”
“是蕾—安—达。”
“——照顾她呢？我的意思是，你妈妈是酒鬼又不是你的错。”
“我妈妈不是酒鬼！你不可以这样说她！”
“唔，她总是个什么吧，如果你竟然得为她休学的话。如果真那么严重，总不是小问题吧。”
“蕾安达在上班，而且她自己也有妈妈要操心。”卡萝尔说。她的怒气已经消散了，好像泄了气一样，十分沮丧。我还记得那个站在我身旁、看着戈德华特贴纸一片片随风飘散而开怀大笑的女孩，和现在这个女孩判若两人。“妈妈就是妈妈，只有伊恩和我能照顾她，而伊恩几乎连高中都快读不下去了。更何况再不济，我还是能进康涅狄格大学。”
“你想要知道一点信息吗？”我问她。我的声音颤抖，愈来愈浊重。“不管你想不想知道，我都会告诉你，好吗？你伤了我的心，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信息，你让我心碎。”
“但是我没有，”她说，“我们的心坚固得很，彼特，多半时候都不会碎，多半时候都只是弯曲而已。”
是啊，是啊，孔子曰，把飞机倒转过来飞的人会撞得粉身碎骨。我哭了起来，哭得不是很厉害，但是有眼泪，我想主要是因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好吧，或许我也是为自己哭泣，因为我很害怕，害怕自己除了一科以外，其他科目可能全部不及格；害怕朋友打算按下“紧急弹出”的按钮，离我而去；我也害怕自己好像老是戒不掉玩牌的坏习惯。没有一件事情符合我刚上大学时的期望，我简直吓坏了。
“我不想你离开，”我说，“我爱你。”然后试着挤出微笑，“多透露一点信息好吗？”
她注视着我，脸上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表情，然后摇下车窗，把香烟往外丢，接着又把车窗摇上，张开手臂。“过来这里。”
我捻熄香烟滑到她那边，投入她的怀抱。她亲吻我，凝视我的眼睛，“也许你爱我，也许你不爱我。我只能告诉你，我绝不劝别人不要爱我，因为周遭的世界太缺乏爱了。但是你现在很困惑，彼特，不管是对学校、对红心牌戏、对安玛丽或对我，都觉得很困惑。”
我说我没有，但当然很困惑。
“我可以回去念康涅狄格大学，”她说，“如果妈妈情况好转，我就可以在布里吉港半工半读，或在斯特拉福特或哈维切读夜间课程。我可以这么做，相信我，因为我是女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奢侈待遇；约翰逊特别关照过这件事。”
“卡萝尔——”
她轻轻用手掩住我的嘴。“如果你在十二月被退学，明年十二月就会在丛林作战了。彼特，你得好好想想这件事。萨利和你不一样，他赞成打这场仗，他也想上战场，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自己怎么想，而且如果你一直玩牌，就会一直迷糊下去。”
“嘿，我把车子上的戈德华特贴纸撕掉了，不是吗？”这句话连我自己听着都觉得很蠢。
她什么也没说。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明天下午。我买了四点钟到纽约的车票，哈维切巴士站离我家只有三个路口。”
“你会在德里搭车吗？”
“会。”
“我可不可以载你去车站？我可以三点钟左右去宿舍接你。”
她考虑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但是我看到她眼中闪了一下，我不可能没看到，因为那双大眼睛平常都十分直率。“这样很好，”她说，“谢谢你，我没有骗你，对不对？我早就说过我们的关系不会长久。”
我叹了一口气。“是啊。”只是这段交往比我预期的短暂许多。
“好，现在，六号：我们需要……信息。”
“你拿不到的。”当你泫然欲泣的时候，实在很难装出麦高汉在电视剧《囚徒》中的凶狠语气，但是我尽力而为。
“即使我拜托你都不成吗？”她拉起我的手，让我的手滑进她的毛衣、贴在她的左胸上。我身体里某个部分原本已经没精打采了，如今又突然警醒过来。
“呃……”
“你以前有没有做过？我的意思是，真的做？我想要的就是这个信息。”
我犹豫了一下，针对这个问题，男生通常都很难启齿，而且多数人会撒谎。但我不想对卡萝尔撒谎。“没有。”我说。
她优雅地褪下裤子、丢到后座，然后把手绕到我颈后，十指紧扣。“我做过两次，和萨利。我不认为他很厉害……不过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而你是大学生。”
我觉得口干舌燥，不过这一定只是幻觉，因为当我吻她的时候，我们的嘴唇都是湿润的，我们的嘴唇、舌头、牙齿滑来滑去。等到终于能开口说话时，我说：“我会尽力善用我的大学教育。”
“打开收音机，”她说，一边松开我的皮带、解开我的牛仔裤纽扣，“打开收音机，彼特，我喜欢听老歌。”
于是我转开收音机，然后亲吻她，她的手引着我到某个部位，那里十分温暖。很温暖，也很紧。她在我耳边呢喃，她的嘴唇弄得我皮肤痒痒的。“慢慢来，把每一片蔬菜都吃完，也许就有甜点可吃了。”
收音机里，杰基·威尔森唱着《寂寞的泪珠》，我慢慢来；罗伊·奥比森唱着《只是寂寞》，我慢慢来；万达·杰克逊唱着《开个派对吧》，我慢慢来；播了一段广告，我慢慢来。然后她开始呻吟，指甲嵌入我的颈背，当她的臀部开始紧贴着我猛烈上下晃动时，我没有办法再慢慢来了，这时候的收音机里，五黑宝正唱着《黄昏时分》，她开始不自觉地呻吟，喔，彼特，喔，天哪，喔，耶稣基督，彼特，她的嘴唇亲吻我的嘴唇，又吻我的脸颊，吻我的下巴，她疯狂地亲吻我。我可以听到椅子吱吱嘎嘎的声音，闻到香烟的味道和吊在后视镜的空气清洁剂的棕榈味，这时候我也开始呻吟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五黑宝正唱着：“我每天都祈祷夜晚来临，只是为了和你在一起。”然后就发生了，我在狂喜中抖动。我闭上眼睛，闭着眼睛搂着她，然后进入她的身体，我全身摇晃，听到鞋跟抽搐般冬冬敲打着驾驶座旁的车门，心里想着，即使我快死掉了也要这么做，即使我快死掉了，即使我快死掉了；我心想，这也算是信息。我在狂喜中晃动，纸片落在该落下的位置，这世界从来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拍子，皇后躲起来了，皇后找到了，而这些全都是信息。
25
第二天早上，我和地质学讲师短暂会晤了一下，他说我正“逐渐陷入严重危机”。六号，这完全不是新闻，我想这么对他说，但没有说出口。那天早上，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变得比较好，同时也变得比较糟。
回到张伯伦舍的时候，我发现奈特已经准备启程回家了。他一手提着行李，皮箱上的贴纸上写着“我攀登了华盛顿山”，肩膀扛着装满脏衣服的袋子。奈特今天看起来很不一样，就好像其他的一切都显得不一样。
“感恩节快乐，奈特。”我说，打开衣橱，开始随意拉出一些衣裤。“多吃一点，你太瘦了。”
“我会的，还会多吃一点蔓越橘酱。刚到这里的头一个星期是我想家最厉害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妈妈做的蔓越橘酱。”
我把行李箱塞满，心想可以先载卡萝尔到德里的巴士站，然后继续开车回家。如果一三六号公路的车子不太多的话，可能天还没黑就到家了。说不定我甚至可以在到家之前，先在法兰克冷饮店买杯沙士。突然之间，离开这个地方——离开张伯伦舍和豪优克餐厅，离开这整间该死的大学——成为我现在最想做的事。你现在很困惑，彼特，卡萝尔那天晚上在车子里说，不管是对学校、对红心牌戏、对安玛丽或对我，都觉得很困惑。
对我来说，这是远离牌局的好机会，卡萝尔要离开的消息，我觉得很难过，但是如果说那是我当时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说谎。在那一刻，离开三楼交谊厅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逃离“婊子”的诱惑。如果你在十二月被退学，明年十二月就会在丛林作战了。保持联络，宝贝，再见啰，正如柯克舰长所说。
我把行李箱关好，环顾四周，奈特还站在走廊上。我跳起来，发出一声惊呼，好像见鬼似的。
“嘿，走吧，快走吧，”我说，“时间如潮水，一去不复返，即使你念的是牙医预科，时间也不会停下脚步等你。”
奈特仍然站在那里，看着我。“你会被退学。”他说。
我再度想着，奈特和卡萝尔两个人还真像呢，好像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我想挤出一丝微笑，但是奈特没有回我微笑。他苦着苍白的小脸，标准北方佬的脸孔，你看到一个老是晒伤，而不是晒出一身古铜肤色的瘦子，他所谓的精心打扮只是打着一条细领带，头上随意抹点美发水，而且他应该是在新罕布什尔州白河北岸长大的，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很可能是“蔓越橘酱”。
“不会啦，”我说，“别瞎说，奈特，没问题的。”
“你会被退学。”他又重复了一遍。脸颊浮现暗红色的红晕。“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你和舰长是最好的大好人，我在高中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你们这样的好人，至少在我那所高中里没有，但你们就快被退学了，真是愚蠢。”
“我不会被退学。”我说……但从昨晚起，我已经接受了可能被退学的想法。我不只是即将步入严重危机，而是已经深陷危机中。“舰长也不会，情势还在掌控中。”
“整个世界都快崩溃了，而你们两个却为了玩牌快被踢出学校！只因为愚蠢、该死的扑克牌游戏！”
我还来不及搭腔，他就离开了，回乡下去吃妈妈烤的火鸡，甚至还可以得到辛迪的服务。嘿，这可是感恩节呢！
26
我不算命，也很少看《x档案》，从来不拨灵媒热线的电话，但我相信我们偶尔都能未卜先知。那天下午就是如此，当我把老哥的老爷车停在富兰克林舍前面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
我走进去。宿舍大厅通常会有八九位来访的年轻绅士坐在塑料椅子上等候，今天却出奇的空空荡荡。穿着蓝色制服的清洁工正在用吸尘器清洁地毯，柜台小姐边看《麦考尔》杂志、边听收音机。事实上，她听的是“问号与神秘主义者”的音乐。哭吧，哭吧，哭吧，宝贝，九十六滴眼泪！
“麻烦通报一下，彼特要找卡萝尔。”我说。
她抬起头来，把杂志放下，抛给我一个甜蜜、同情的眼神，仿佛医生要宣告“哎，抱歉，你的肿瘤没有办法动手术取出来”时一样。你真倒霉，还是和耶稣做朋友吧。“卡萝尔说她必须早一点离开，她已经搭穿梭巴士去德里车站了。但是她说你会来找她，要我把这个东西拿给你。”
她递给我一个信封，封套上写着我的名字。我谢谢她，拿着信封走出富兰克林舍。我沿着人行道走下去，在车子旁边伫立片刻，眺望前面的豪优克餐厅，这座旷野上的宫殿、头上长角的热狗人之家。而下面就是班奈特小径，秋风扫过落叶，发出啪啦啪啦的声音。树叶的颜色早已失去原先的光亮，只留下十一月的暗褐色。那天是感恩节前夕，冬天的脚步即将踏上新英格兰，周遭只有寒风呼啸和冷冷的冬阳。我又哭了起来，可以感觉到脸颊上的热泪。九十六滴眼泪，宝贝；哭吧，哭吧，哭吧！
我爬进车子里，昨晚就是在这里失去了童贞，然后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张纸。莎士比亚说过，警句贵在简洁。如果莎士比亚说得对，那么卡萝尔的短笺可真是字字珠玑。
亲爱的彼特：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昨晚当做最后的道别——这样不是最好吗？我可能会写信到学校给你，也可能不会，目前我很困惑，没有办法说定（说不定我会改变主意回来念书）。但是请不要找我，让我主动和你联络，好吗？你说你爱我，如果你真的爱我，让我主动和你联络。我一定会和你联络的，我答应你。
卡萝尔
附：昨晚可以说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经验。
又附：千万不要再玩牌了。
她说这是她这辈子最美好的经验，但是在底下签名的时候却没有写上“爱你的”，只是签上名字而已。如果还有比这更棒的经验，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受得了。我明白她的意思。我伸手摸摸座椅上她躺过的地方，我们曾经躺在一起的地方。
打开收音机，彼特，我喜欢老歌。
我看看手表。由于提早开车到她的宿舍（也许是出于下意识），现在还不到三点钟。在她回康涅狄格州之前，我很容易就可以在德里巴士站赶上她……但是我不会这样做。她说得对，我们在这辆老爷车里面有了最精彩的道别；再有任何动作都是画蛇添足。最多只是重复昨天说过的话而已，甚至发生争论，反而让昨晚的美好蒙上污点。
我们需要信息。
是啊，我们也得到信息了，老天爷知道我们得到信息了。
我把她的信折好塞进牛仔裤口袋里，然后开车回家。起先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不停拭泪，然后打开收音机，音乐让我觉得好过一点；音乐总是有这样的功效。现在我已经五十开外了，音乐还是能让我觉得好过一点。
27
我大约在五点半回到盖兹佛斯镇，经过法兰克冷饮店时，我放慢速度，然后又往前开。到了这时候，我迫切地想回家，相较之下，喝喝啤酒、和法兰克聊聊八卦就没那么重要了。妈妈欢迎我回家的方式是一边嘴里念着我太瘦了、头发太长了，还有“胡子也不好好刮一刮”，一边为浪子归来而掉下欢喜的眼泪。老爸吻了吻我的脸颊，用一只手臂搂了我一下，然后仿佛一只好奇的乌龟般，从褐色旧毛衣里探出头去，打开冰箱倒了一杯老妈泡的红茶。
我们——妈妈和我——认为他可能只剩下五分之一的视力，也许多一点点，很难说，因为他难得开口。那是一次可怕的意外造成的，他从二楼跌下去，左脸和脖子都留下了疤痕，头盖骨还有一块补丁，所以那里长不出头发。那次意外破坏了他的视力，同时影响到他的脑力。但是他还不算“痴呆”，我有一次在理发店听到一个混蛋这么说；我父亲也没有哑掉，虽然有人似乎以为他是哑巴。他昏迷了十九天，醒来以后，大半时候都闷不吭声，而且脑子里经常混沌一片，但有时候他还是在那儿，仍然在场，而且也还像个父亲，足以在我回家的时候亲亲我，还有用一只手紧紧搂我一下，自从我有记忆以来，他都是这样拥抱别人。我很爱老爸……和龙尼玩牌玩了一学期之后，我学到的是，说话是被过度高估的才能。
我和爸妈一起闲坐了一会儿，和他们说了一些学校里的事情（不过没有谈到玩牌），然后就出去外面。我在暮色中扫了一下落叶——冷冷的空气吹到脸上，未尝不是一种福气——向路过的邻居挥手打招呼，晚餐时吃了三个妈妈做的汉堡。然后，她说要去教会为卧病在家的人准备感恩节晚餐；她不认为我回家的第一个晚上会想和一群唠叨的老太婆一起度过，不过如果我想参加也很欢迎。我谢谢她，说我想给安玛丽打个电话。
“喔，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件事？”她说，然后就出去了。我听到她发动车子的声音，然后毫不兴奋地打电话给安玛丽·索西。一小时后，安玛丽就开着她爸爸的货车，挂着微笑来到我家，她的头发垂在肩上，嘴上涂了亮丽的口红。她的笑容没多久就消失了，我想你也猜得到，十五分钟后，安玛丽就走出我家，也走出我的人生。保持联络，宝贝，再见了。大约在伍德斯托克音乐会举行的那段时间前后，她嫁给路威斯顿的保险经纪人，成为贾尔伯特太太。他们生了三个小孩，到现在仍然有婚姻关系。我猜这样很不错，不是吗？即使没那么好，你还是得承认这是典型的美国式生活。
我站在厨房水槽边的窗前，看着索西先生的货车尾灯消失在马路上。我觉得很惭愧——天哪，想到她睁大眼睛、微笑消失、开始颤抖的神情——但是我也觉得很开心，十分差劲地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轻松地想要像舞王佛雷亚斯坦那样沿着墙壁跳舞，一直跳到天花板上。
后面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我转过身去，看到老爸穿着拖鞋，慢慢拖着脚步在地板上走着，一手往前伸出去，手上的皮肤松垮垮的，像戴着又大又松的手套般。
“我刚刚是不是听到一位年轻小姐叫一位年轻男士混账东西？”他轻轻地问。
“这个……是啊，”我说，“我想你大概听到了吧。”
他打开冰箱摸索了一下，拿出一壶冰红茶，喝起不加糖的红茶。我偶尔也学他喝不加糖的红茶，我可以告诉你，喝起来淡而无味。我的推论是，老爸总是喝红茶，原因是红茶是冰箱里最明亮显眼的东西，他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
“刚刚那是索西家的女孩，对不对？”
“对，爸，是安玛丽。”
“索西家的人脾气都不好，彼特。她刚刚摔门，对不对？”
我忍不住笑了，那扇老旧的玻璃门居然没有碎掉，还真是奇迹。“我猜她的确摔了门。”
“你在大学里看上了别的漂亮女孩，对不对？”
这是个颇复杂的问题，简单回答的话——而且或许也是最诚实的答案——应该说我没有，我也就这样回答老爸。
他点点头，从冰箱旁的橱柜中拿出最大的玻璃杯，一副准备把红茶倒得柜台和脚上到处都是的模样。
“我帮你倒，好不好？”我说。
他没有搭腔，但是退后几步让我倒茶。我把七八分满的玻璃杯放在他的手里，把装红茶的水壶放回冰箱。
“好喝吗？”
他没有搭腔，只是站在那儿，两手捧着玻璃杯，像个孩子一样小口地啜饮着红茶。我等了一下，觉得他不会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提起放在角落的行李箱。整理行李的时候，我把教科书扔到衣服上，现在得把书一一拿出来。
“放假的第一个晚上就开始用功。”老爸说，把我吓了一跳——我几乎忘了他还站在那里。
“这个嘛，我有几堂课的进度落后了，老师教课的速度比高中的时候快很多。”
“大学，”他说，然后停顿了很久，“你在读大学。”
听起来像个问题，所以我说：“是啊，爸。”
他又多站了一会儿，仿佛要看我整理书和笔记本。也许他在注视着我，也许只是站在那儿，我不太确定。最后，他开始慢慢走向门口，伸长脖子，微微举起一只手，另外一只手——拿着一杯红茶的那只手——现在屈起来放在胸前。走到门口时，他停下脚步，没有回头，对我说：“你甩掉索西家的女孩很好。索西家的人脾气都很坏。你可以把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却没办法带他们出门。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女朋友。”
他走出去，屈在胸前的那只手还握着那杯红茶。
28
哥哥和嫂嫂返抵家门之前，我的确读了一点书，接下来三小时稍微赶上了社会学的进度，还埋头苦读了四十页地质学。停下来泡咖啡的时候，我燃起一线希望。我的成绩落后了，严重落后，但或许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觉得自己好像外野手，顺着球飞的方向，不停往后退、往后退，一直退到左外野的墙边；然后站在那里抬头往上看，但没有放弃希望，知道那颗球会越过围墙，但是如果抓准时机跳起来，还来得及拦截到那颗球。我也办得到。
换句话说，假如我未来可以不再踏进三楼交谊厅的话。
十点十五分的时候，我那大白天还不见踪影的哥哥终于开车抵达。他怀着八个月身孕的妻子披着有真正貂毛领子的漂亮外套，手里提着面包布丁走进来，戴夫则拿着一盅奶油炖豆。全世界大概只有我老哥会想到老远带着一大碗奶油炖豆来过感恩节吧。他是个好人，比我大六岁，一九六六年的时候在一家小型汉堡连锁店担任会计师，他的公司在缅因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开了六家汉堡店，到了一九九六年已经有八十家店了，而我哥哥和另外三个合伙人变成连锁店的老板，身价高达三百万美金——至少账面上的价值是如此——而且已经动过三次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我猜你可以说，新增的每一个绕道血管都值一百万美金。
妈妈紧跟在戴夫和凯蒂后面走进来，身上沾满面粉，但因为刚刚准备好晚餐而觉得十分开心，更因为两个儿子都回家而雀跃不已，兴奋得说个不停。老爸则坐在角落静静听着我们聊天，什么都没说……但脸上一直挂着微笑，瞳孔放大的古怪眼睛从戴夫脸上移到我的脸上，又把目光移到戴夫脸上。我猜，他的眼睛其实是对我们的声音有反应。戴夫想知道安玛丽在哪里，我说安玛丽和我决定冷却一下彼此的关系，戴夫问我这是不是表示我们已经——
他还没说完，妈妈和太太都狠狠瞪了他一眼，暗示他现在不要提，不要在这个时候提这件事。看到妈妈睁大眼睛，我猜她等一下就会自己开口问我，也许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妈妈想得到信息，当妈妈的总是这样。
除了被安玛丽骂，还有不时想着卡萝尔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主要是她会不会改变主意、决定回缅因大学，还有她会不会和老友萨利一起过感恩节），这个假期还真不赖。星期四和星期五，亲戚轮流来访，大家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啃着火鸡腿、又吼又叫地观赏电视转播的美式足球赛，还劈柴供应厨房炉火（还没到星期天晚上，妈妈已经有足够的木柴供整个冬天取暖之用）。晚饭后，我们吃甜点、玩拼字游戏。最富娱乐效果的是，戴夫和凯蒂为了他们打算买的房子大吵了一架，结果凯蒂把一盒剩菜往戴夫身上扔过去。多年来，我也挨过戴夫几记老拳，所以我很高兴看到那个装南瓜的塑料盒落到戴夫头上又弹开来。天哪，真是太有趣了。
但是，在所有的好事底下，和家人团聚的那种快乐情绪底下，我仍然暗自害怕回学校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星期四晚上，当冰箱里塞满剩菜，其他人都各自就寝后，我读了一小时书，然后又在星期五下午读了两小时，当时没什么亲戚来访，而戴夫和凯蒂暂时解决了分歧，小憩片刻（虽然我认为他们的“小憩”也很吵）。
我仍然觉得自己可以迎头赶上——事实上，我知道我可以——但也知道没办法单打独斗，或和奈特一起奋战。我必须找个很了解三楼交谊厅那种致命吸引力的搭档，他很了解每当有人开始打出黑桃牌、试图逼出婊子时那种热血澎湃的感觉，也充分明白在牌桌上击败龙尼的那种单纯的快乐。
我心想，我必须找舰长一起奋斗。即使卡萝尔回来，她绝没有舰长那么清楚我的感觉。我必须和舰长并肩作战，奋力向岸边游去，避免灭顶。我倒不是真的那么关心他，而是想如果我们同心协力，两个人应该都可以过关。承认这点让我觉得自己很龌龊，但这是实情。到了星期六，我已经好好探索了自己的灵魂一番，知道我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假如舰长也想利用我，那很好，因为我确实想好好利用他。
星期六中午前，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读地质学，我知道需要有人很快解释一些概念给我听。这学期只剩下两次大考：期中考之后就是期末考，我必须两次都考得很好，才能保住奖学金。
戴夫和凯蒂在星期六晚上七点左右离开，仍然在为该买哪栋房子拌嘴（但是心情已经好很多了）。我在餐桌旁坐定，开始读社会学中关于“外团体制裁”的那一章，课本想说的似乎是即使书呆子都需要有人可以欺负。这观念还真令人沮丧。
读着读着，我感觉到厨房里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抬起头来，看到妈妈穿着粉红色旧家居服站在一旁，脸上抹了旁氏冷霜，像鬼似的。我不讶异我完全没有听到她的脚步声，在这栋小房子里住了二十五年以后，她很清楚哪些地方踩下去会吱嘎作响。我想她终于要来问我关于安玛丽的事情了，但结果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我的爱情生活。
“你到底惹上多大的麻烦了，彼特？”她问。
我想了大约一百种不同的答案，最后决定实话实说。“其实我不知道。”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这一回我没有说实话，现在回头看就明白当时我撒谎泄漏了心底的秘密：我内心仍然有一股与我的最佳利益背道而驰的强大力量，很可能把我推到悬崖边……推下悬崖。
是啊，妈，问题就出在三楼交谊厅和纸牌——每次我都告诉自己，玩几手牌就好了，然后抬头看钟的时候都已经过了午夜，我已经累得没法念书了；太沉迷其中，没办法用功读书。除了玩红心以外，整个秋天，我真正认真做的事情，就只有失去了我的童贞。
如果我当时至少说出前面那部分，那么情形大概就好像猜出纺稻草的小矮人叫什么名字，然后大声说出来。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只告诉妈妈，大学老师上课的进度太快了，我过去的读书方法都不管用，必须建立新的读书习惯。但是我一定办得到，我很确定我办得到。
她交叉着双臂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双手埋进衣领中——样子看起来好像中国娃娃一样——然后说：“我永远爱你，彼特，你爸爸也一样。他没有说出口，但是他感觉得到。我们都爱你，你也知道。”
“是啊，”我说，“我知道。”我站起来抱住她。她得了胰脏癌，至少这个病很快，但还不够快，我猜当发生在你挚爱的人身上时，什么都不够快。
“但是你一定要用功念书。不肯用功的男孩子现在一个个都步上死亡之路，”她微笑着说，但是脸上看不出笑意，“或许你也知道这件事。”
“我听到一些谣言。”
“你还在长大。”她说，把头抬起来。
“没有吧。”
“有，从去年夏天到现在至少又长了三厘米。看看你的头发！为什么不去剪剪头发呢？”
“我喜欢这个样子。”
“你的头发长得像女孩子一样。听我的话，彼特，剪剪头发，看起来整齐一点。毕竟你不是滚石合唱团的团员！”
我忍不住笑起来。“我会考虑考虑，好吗，妈妈？”
“记得去剪头发。”她又紧紧抱了我一下，然后就放我走了。她的样子很疲倦，但是也很漂亮。“他们在大海的另一头杀了很多男孩子，”她说，“起先我以为他们有很好的理由，但是你爸爸说他们疯了，说不定他说得对。你一定要用功读书。如果需要额外的钱来买书——或请家教——我们会想办法挪一点钱给你。”
“谢谢，妈，你真是蜜桃。”
“我不是，我只是一匹累坏的母马。我要去睡觉了。”
我又读了一小时书，后来所有的字在我眼中都变成两个字或三个字，于是我上床睡觉，但是又睡不着。每次我在蒙眬间快进入梦乡时，就看到自己拿起一手牌，开始照着花色把牌重新排列一遍。最后，我干脆睁开眼睛，瞪着天花板。不肯用功的男孩子现在都一个个步上死亡之路，我妈妈这么说。卡萝尔告诉我，在这个时代，身为女孩有很大好处，约翰逊特别关照到这点。
咱们把婊子揪出来吧！
向左传，还是向右传？
天哪，该死的彼特射月了！
我的脑子里充满各种声音，声音似乎从空气中慢慢扩散开来。
就我的问题而言，唯一明智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再玩牌了，但尽管三楼交谊厅离我现在躺着的地方有一百三十英里远，那里对我仍然有一种吸引力，完全超乎理性的吸引力。在积分赛中，我已经累积了十二分，只有龙尼赢我，他有十五分，我怎么可能从此不踏进交谊厅、放弃那十二分、让那吹牛大王所向无敌呢？卡萝尔帮我看清楚龙尼的为人，了解他是个心胸狭窄、令人讨厌的投机分子。可是现在卡萝尔离开了——
我心底理性的声音说：龙尼不久也会离开。如果他还能撑到这学期结束，那真是天大的奇迹。
没错，而且除了红心牌戏之外，龙尼一无所有。他的样子又丑又笨，挺着个大肚子，但胳膊很细，已经可以看出他老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他随身带着筹码是为了稍稍掩盖住强烈的自卑感，而且老爱吹牛自己多会把妹，这也很可笑，何况他其实不太聪明，就好像其他快被退学的男孩一样（例如舰长）。在我看来，龙尼擅长的就只有红心游戏和空洞的吹嘘，所以何不退出牌局，让龙尼去玩他的牌、去信口开河呢？
因为我不想，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我想抹掉他脸上龌龊虚伪的假笑，让他无法再发出刺耳的笑声。说起来很卑鄙，但却是真心话。我最爱看龙尼闷闷不乐的样子，看他额头垂着几撮油油的头发、噘着嘴、拉长了脸怒视着我的样子。
而且，牌戏本身也很有吸引力。我很爱玩牌，即使躺在家里从小睡着的床上，我还是忍不住想着红心牌戏，所以等我回学校以后，怎么可能不踏进三楼交谊厅呢？当马克大声叫我快点、还剩一个位子、记分表上每个人的分数都归零、牌戏即将开始时，我怎么可能假装听不见呢？我的老天！
当客厅的报时布谷鸟高唱出两点钟时，我还没睡着。于是我爬起来，披上睡袍走下楼去。我倒了一杯牛奶坐在餐桌旁喝，厨房里一片漆黑，只有炉台的日光灯发出的亮光，周遭一片安静，只听到壁炉燃烧柴火的沙沙声和卧室传来老爸轻柔的鼾声。我觉得有一点昏昏沉沉，仿佛火鸡和馅料在我脑子里掀起了小小的天摇地动，仿佛我可能陷入沉睡，一睡就睡到三月的圣帕特里克节。
这时候，我碰巧瞥见门口木箱的钩子上挂着我的高中制服外套，胸前有白色的gf两个大字母交叠在一起，只有这两个字母缩写，没有其他图案。我不是运动健将。和舰长刚认识的时候，他曾经问我有没有因为运动场上的优良表现而得过绣字母代号的荣誉？我告诉他有，就是代表手淫（masturbation）的m——我是一军，最擅长高手击球。舰长笑得流眼泪，也许我们就是那时候开始变成好朋友的。事实上，我猜我也可能因为辩论和戏剧上的表现而获得d，但是他们不会为这些项目颁发荣誉字母，对不对？当年不会，现在也不会。
那天晚上，高中生活似乎离我很远，几乎已经是在另外一个星系了……但是外套还挂在那里，那是十六岁生日时家人送我的礼物。我走到门口取下外套，把它贴在脸上，闻着外套，想到梅曾锡克老师上第五节课的情形——铅笔屑的苦味、女生说悄悄话和偷笑的声音、外面隐约传来学生上体育课的叫声。我看到外套挂在钩子上的部位凸了出来，猜想从四五月以后就没有人穿过这件外套了，连我妈妈穿着睡衣、去门外拿信的时候，都不曾披上这件外套。
我想到那天看到卡萝尔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写着“美军立刻撤出越南”的标语阴影笼罩在她的脸上，马尾垂在高中外套的衣领上……我想到一个主意。
我家的电话放在前厅的桌上，是转盘式的老古董。电话下面的抽屉里放了一本盖兹佛斯镇的电话簿、我妈妈的地址簿，还有乱七八糟的文具。其中有一支黑色的马克笔，我把笔拿出来，然后回到餐桌旁坐下来，我把高中外套铺在膝盖上，用马克笔在外套背后画了个大大的麻雀爪印。这么做的时候，我感到原先的紧张逐渐消失，肌肉渐渐放松下来。我觉得如果我想要的话，可以用字母奖励自己，而且现在就正在这么做。
我画完以后，把外套拿起来看一看。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画的图案显得很粗糙，而且有一点孩子气：
但是我很喜欢。我喜欢这个他妈的图案，尽管不确定当时自己对越战的想法是什么，但就是很喜欢这个图案，而且觉得终于可以上床睡觉了；画上这个图案居然有这样的功效。我把牛奶杯洗干净，夹着外套上楼去。我将外套塞进衣柜里，然后躺下来，想到卡萝尔拉着我的手伸进她的毛衣里面，还有嘴里感觉到她的气味；还想到我们在老爷车起雾的车窗里展现出真实的自我，也许流露出我们最好的一面；又想到我们站在停车场中，看着戈德华特贴纸的碎片随风飘散时一起大笑的情景。我进入梦乡时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件事。
星期天回学校的时候，我把改装过的高中外套塞进皮箱里——尽管我妈妈最近开始质疑约翰逊先生和麦克纳马拉先生的战争，但如果她看到这个图案的话还是会问一堆问题，而我没有办法回答那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
不过，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可以披上这件外套了，而我也的确这么做了。我把啤酒洒在上面，将烟灰弹到上面，呕吐在上面，血滴在上面，在芝加哥穿着它被喷催泪瓦斯攻击，同时一边扯着喉咙大喊：“全世界都在看！”女孩子靠在我左胸前缠绕在一起的gf字母上哭泣（大四的时候，那两个字母已经不是白色，而变成脏兮兮的灰色了），还有一个女孩和我做爱的时候，就躺在这件外套上。我们做爱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所以很可能外套上还沾了些许精液。一九七〇年，我打包行李离开迷幻天地时，我在家里的厨房画在外套背上的和平标志虽然只剩模糊一片，但是还留在那里。其他人也许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我始终知道那是什么。
29
感恩节过后，我们在星期日陆续回到学校：舰长首先在五点钟回到宿舍（他住在德斯特，我们三人之中，他家离学校最近），我在七点钟左右抵达，奈特则在九点钟到。
我甚至连行李都还没打包，就打电话到富兰克林舍。柜台接电话的小姐说：“没有，卡萝尔·葛伯没有回学校。”她不想再多说，但我一直烦她，后来她说，桌上有两张离校卡，其中一张上面写着卡萝尔的名字和房间号码。
我向她道谢，然后挂断电话。我在那儿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任凭香烟的烟雾弥漫电话亭，然后才转过身来。在走廊另一端可以看到舰长坐在其中一张牌桌上，把散落的纸牌一张张捡起来整理好。
有时候我怀疑如果卡萝尔回来了，或我有机会在舰长踏进三楼交谊厅前先找到他，情况会不会大不相同。不过，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我站在电话亭中抽着宝马牌香烟，为自己感到难过。然后，有人在走廊那端叫着：“噢，可恶，不！我不相信！”
龙尼则高兴地回答（我看不到他的脸，不过那种仿佛锯开松树干的声音铁定是他）。“哇，你们看——兰迪在后感恩节时代揪出了第一个婊子！”
不要走进去，我告诉自己，如果你走进去，就真是活该，绝对是活该。
但是我当然还是走了进去，每张牌桌都坐满了人，但是比利、东尼和休还站在旁边，如果想玩牌的话，我们四个人可以凑一桌。
舰长抬起头来，隔着烟雾对我挥一挥手，说：“欢迎回到疯人院。”
“嘿！”龙尼说，他环顾四周，“看看谁来了！这里唯一懂得玩牌的人！你跑到哪里去了？”
“我去路威斯顿！”我说，“去干你老母！”
龙尼咯咯笑，长满痘痘的脸颊涨得通红。
舰长严肃地看着我，眼神中似乎流露了什么，我不太确定。随着时光流逝，亚特兰蒂斯愈来愈往下沉，沉到深海中，而我们喜欢把它说得很浪漫，把它变成神话。也许我看出来他打算放弃了，他打算继续留在那里玩牌，不管未来会怎么样，就走一步算一步；也许他是在暗示我，尽管选择走自己的路无妨。但是我当时才十八岁，虽然不想承认，就许多方面而言其实和奈特蛮像的。我从来没有交过像舰长这样的朋友。舰长什么都不怕，他说的每句话都要加个“干”字，在旷野上的宫殿吃饭时，女孩子都忍不住盯着他瞧，他是少女杀手，是龙尼只有在做春梦时才当得成的角色。但是舰长心里有些东西蠢蠢欲动，就好像一小片骨头在他体内无害地到处游走，直到多年后才刺穿心脏或阻塞脑部。他自己也知道这点。即使在那个时候，高中生活还记忆犹新，还以为自己日后会当高中老师和棒球教练，他仍然晓得这点。我爱他，我爱他的神态，爱他的微笑，爱他走路和说话的样子。我爱他，我不会离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