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我对比利、东尼和休斯说，“你们想好好上一课吗？”
“每一点积分算五分钱！”休斯说，像疯子一样狂笑。他妈的，他还真是个疯子。“那么就来吧！”
很快地，我们四个人就在角落玩了起来，四个人都拼命抽烟，纸牌飞来飞去。我还记得感恩节的那个周末，我发狂似的猛k书；还记得妈妈说，这些日子以来，不用功读书的孩子都逐渐步上死亡之路。我还记得这些事情，但这些事情感觉十分遥远，就好像我和卡萝尔在车子里，边听着五黑宝的歌声边做爱一样遥远。
我再度抬起头来，看到斯托克利站在门口，拄着拐杖，用惯有的轻蔑眼神冷冷看着我们。他的黑发看起来比往常都要浓密，一圈圈鬈发肆无忌惮地盘踞在耳朵上方和落在衣领上。他不停抽着鼻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但除此之外，他看起来并不会比放假前更加病恹恹的。
“斯托克利，”我说，“近来好吗？”
“喔，谁晓得呢，”他说，“也许比你好一点吧！”
“进来吧，哩噗—哩噗，拉张凳子坐下来，”龙尼说，“我们会教你怎么玩。”
“我想学的东西，你没有一样懂。”斯托克利说，然后就走开了。我们听着他的拐杖声和咳嗽声渐渐远去。
“那个跛脚怪胎爱死我了，”龙尼说，“他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如果你不开始发牌，我可会给你好看。”舰长说。
“我好害怕，我吓坏了。”龙尼装着卡通人物的声音说，不过只有他自己觉得好笑。他把头靠在马克的手臂上，装出害怕的神情。
马克用力把他甩开。“他妈的，你别靠过来，这件衬衫是新买的，我可不想沾到你脸上的脓。”
在龙尼放声大笑之前，我看到他脸上闪过一丝受伤的神情。但我仍然不为所动，也许龙尼真的碰到了问题，但他并不会因此变得讨人喜欢。对我而言，他只是一个很会玩牌的吹牛大王。
“来吧，”我对比利说，“快发牌吧！我等一下还要念书。”但是当然，那天晚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念了书。这股红心热非但没有因为假期而冷却，反而比以往都强烈而炙热。
我在十点十五分左右走到走廊上抽烟。这里和我的寝室还隔了六个房间，但我已经知道奈特回来了。尼克和巴瑞的房间里传出“我的罗斯玛丽在哪儿，爱情就在哪儿”的歌声，从更远的房间里则传来奥克斯的歌声。
奈特整个人埋进衣橱里，在那里挂衣服。奈特不但是我认识的大学生中唯一会在寝室穿睡衣的人，同时也是唯一会用衣架把衣服挂在衣橱里的人。我唯一用衣架挂着的衣服只有高中外套。现在我拿出外套，摸摸口袋里有没有烟。
“我说，奈特，怎么样啊？蔓越橘酱吃够了没？”
“我——”他刚要开口，就瞄到我在外套上画的图案而爆笑起来。
“怎么了？”我问，“很好笑吗？”
“还蛮好笑的。”他说，把头埋得更深了，“你看。”他探出头来，手里拿着海军外套。他把外套翻过来让我看看背后，上面也画了麻雀爪印，但比我的手绘图案整齐许多，因为奈特的图案是用明亮的银色宽胶布贴成的。这一回，我们两人都笑了。
“我们真是哼哈二将，脑袋瓜想的东西都一样。”我说。
“胡说。伟大的心灵都彼此相通。”
“是吗？”
“呃……反正我喜欢这么想。所以，你对战争的看法改变了吗，彼特？”
“什么看法？”我问。
30
安迪和阿什利根本没有回来继续学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八个人阵亡了。对我们而言，在冬天第一场暴风雪来临前那三天，显然情况变得更糟了；在其他人眼中，情况很明显。不过如果你深陷其中、在红心热之中热昏了头，事情看来就只不过是稍微偏离常轨而已。
感恩节假期之前，交谊厅的四人牌局在上课时间往往不时拆散、重组；偶尔当大家都去上课的时候，交谊厅里甚至空无一人。但现在玩牌的搭档几乎都很固定，只有当有人摇摇晃晃地回房睡觉，或换到别桌打牌以避开龙尼高超的技术和粗暴的言语时，才会有些许变动，这是因为三楼的红心迷大都不是为了接受更高深的教育而回来这里，包括巴瑞、尼克、马克、哈维，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尽管上了大学，却几乎已经放弃受教育了。他们之所以回学校，只是为了追求毫无价值的“赛末点”。事实上，许多住在张伯伦舍三楼的男生现在都主修红心牌戏，悲哀的是，我和舰长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星期一去上了几堂课，然后心想“管他的”，就把其他的课全逃掉了。星期二我什么课也没去上，在梦中玩了整晚的牌（还记得梦境中有个片段是我的黑桃皇后掉到地上，上面变成卡萝尔的脸），然后星期三整天都在玩红心。地质学、社会学、历史……全都是没有意义的空洞概念。
在越南，一群b—52战斗机击中了越共在东河的集结地，也顺带打中了一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十二人死亡，四十人受伤——哎，可恶。气象预报说，星期四的天气会从下大雪转为下雨，而下午将会下冰雹。但没几个人注意到气象报告，当然我绝对没想到这场暴风雨将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星期三，我在午夜时分上床睡觉，而且睡得很沉，即使梦到了卡萝尔或红心牌戏，也全都不记得了。星期四早上八点钟醒来时，外面正下着大雪，我几乎看不见富兰克林舍的灯光。洗完澡后，我走到走廊的另一端去看看牌局开始了没有，只有一桌人在玩牌——是连尼、兰迪、比利和舰长。他们都脸色苍白、满脸胡楂，而且神情疲惫，好像通宵都在玩牌，也许他们真的彻夜未眠。我靠在交谊厅门口看着他们玩牌，而外面雪地里正发生一件比玩牌还有趣的事情，只是我们当时都浑然未觉。
31
汤姆住在金舍，是附近另外一栋男生宿舍，贝卡则住在富兰克林舍。他们俩近三四个星期以来相处得颇为融洽，融洽到经常一起吃饭。在十一月下旬这个飘雪的早晨，他们一起吃完早餐、走回宿舍的时候，看到张伯伦舍的北面，也就是面对校园的那面墙上……正对着大企业举行面试的东馆，墙上画了一些东西。
他们走近一点，走下小径，踏在新的积雪上，这时积雪大约已经有十厘米厚了。
“你看，”贝卡指着雪地说。雪地上出现了奇怪的痕迹——不是足迹，比较像拖曳的痕迹，而且在拖曳的痕迹外面还出现一个一个小孔。汤姆说，这些孔让他想到有人穿着雪橇、拄着滑雪杆在雪地上走过的痕迹。他们俩都没想到，拄着拐杖的人也可能留下这样的痕迹。
他们再走近宿舍侧面，上面的题字又大又黑，但那时候雪愈下愈大，他们得走到离那面墙只有三米左右的地方，才有办法看清楚有人用喷漆喷在墙上的大字……而且从歪七扭八的字迹看来，他当时显然气疯了。（他们俩都没想到，喷漆的那个人可能同时需要用力拄着拐杖来保持身体平衡，因此没办法把字喷得很整齐。）
墙上的大字写着：
干！约翰逊总统，杀人总统
美国立刻撤出越南！
32
我曾经在书上读到，有些罪犯——或许有很多罪犯——其实很想被逮到。我想斯托克利的情况就是如此。无论他当初来缅因大学是想追求什么，他始终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我相信他下定决心，觉得该是离开的时候了……而如果他即将离开，就要在离开前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拄着拐杖的家伙能力所及最惊天动地的临别秋波。
汤姆和几十个人提到宿舍墙上的喷漆；贝卡也一样，还告诉富兰克林舍二楼的舍监玛乔丽，她长得很瘦，是个自以为是的女孩。一九六九年之前，玛乔丽早已是校园中的风云人物，是cca，也就是美国大学基督徒协会的创办人兼会长；cca赞成美国参与越战，他们在学生活动中心贩卖尼克松时代流行的小旗帜别针。
我被排在星期四中午到旷野上的宫殿工作，尽管我偶尔会逃课，却从来不打算跷班——我不是那种人。我把交谊厅的位子让给东尼，在十一点钟左右开始往豪优克餐厅走去，看到雪地上聚集了一大群学生，全盯着我们宿舍北面看。我走过去，看看上面写什么，立刻明白这些字是谁写的。
有一辆校车停在班奈特路旁，还有一辆校警的车子停在通往宿舍的小径上。玛乔丽站在四名校警、男生训导长以及训导人员查尔斯的旁边。
那里大约聚集了五十个人，我走在人群后面伸长脖子东张西望，五分钟后，人数增加到七十五人左右。等到我在下午一点十五分洗完碗、走回宿舍的时候，那里可能已经聚集了两百个人，大家三五成群傻乎乎地在那里看热闹。我猜现在很难想象墙上的涂鸦会吸引这么多人注意，尤其那天的天气那么糟，但是那个年头和今天的世界截然不同，当年美国没有一家杂志刊登的裸照会露毛（除了《大众摄影》杂志偶尔会这么做），报纸也绝对不敢对政治人物的性生活指指点点。在很久以前，距离遥远的世界里，当时亚特兰蒂斯尚未没入海底，谐星曾因在公开场合说出“干”这个字而入狱。在那个世界里，有些字眼仍被视为惊世骇俗。
没错，我们都知道“干”这个字，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经常说这个字：干，干你的狗，干你老妹等等。但是在离地五英尺高的墙壁上，用黑色喷漆大大写着：干！美国总统！杀人总统！居然有人胆敢叫美国总统杀人犯？我们简直不敢相信。
我从豪优克走回宿舍的时候，另外一辆警车也开到这儿来，总共来了六名校警——几乎全部的校警都来了——他们想用一块长方形的黄色帆布把墙上的字盖住。围观的群众窃窃私语，然后发出嘘声，警察看看他们，显得很不高兴。其中一名警察叫大家散开，各自回自己该回的地方。他说得可能没错，但是显然大多数人就是喜欢待在那儿，因为围观群众并没有减少多少。
抓着帆布左角的警察在雪地滑了一跤，几乎跌到地上，有几个围观的人鼓掌叫好，跌跤的警察怒视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脸上堆满深深的恨意。对我而言，一切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转变的，当世代之间开始出现裂痕的时候。
滑了一跤的警察转过身去，继续努力把帆布铺好。最后，他们终于用帆布把第一个和平标志和“干！约翰逊总统”的那个“干”字遮住，当他们把那个最糟的字眼遮住以后，群众确实开始散去。天空飘下的雪花现在夹着冰雹，站在那里很不舒服。
“最好不要让警察看到你背后的图案。”舰长说，我转过头去，看到他穿着有帽兜的运动服站在我旁边，双手伸进衣服前面的肚袋里，嘴里吐出的热气形成一道烟柱，目不转睛地盯着校警和还没被盖住的大字：约翰逊总统！杀人总统！美国立刻撤出越南！“他们会认为是你做的，或是我做的。”
舰长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转过身去。他的运动服背上，用鲜红色墨水画上那个麻雀爪印。
“天哪，”我说，“你是什么时候画的？”
“今天早上，”他说，“我看到奈特的图案，”他耸耸肩，“实在太酷了，我忍不住学他。”
“他们不会认为是我们做的，绝对不会。”
“我想也是。”
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盘问斯托克利……不需要问太多问题，他就会从实招来。但是如果训导处的人和男生训导长还没有和他谈，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机会问——
“戴维在哪里？”我问，“你知道吗？”现在雨很大，冰雹打在树叶上，也乒乒乓乓地打在我每一寸裸露的皮肤上。
“英雄气概十足的迪尔波先生和十来个青年军官储训团的朋友在路上来回操练，”舰长说，“我们从交谊厅看到他们，他们开着真正的军车绕来绕去。龙尼说，他们的小弟弟可能硬得让他们一星期都没办法趴着睡。我想对龙尼而言，这样还挺好的。”
“等戴维回来的时候——”
“是啊，等他回来的时候。”舰长耸耸肩，仿佛表示那些事情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咱们离开这堆泥泞，回去玩牌如何，你说呢？”
关于很多事情，我都有满肚子话想要说……但是我依旧什么也没说。我们回去屋里，下午的牌桌照例又是满座，有五张牌桌在进行着四人牌戏。整个房间里烟雾弥漫，有人搬来一架留声机，因此我们可以一边玩牌，一边听着披头四和滚石合唱团的歌。还有人拿来《九十六滴眼泪》的唱片，至少连续播放了一小时：哭吧、哭吧、哭吧。从交谊厅的窗口可以清楚地眺望班奈特小径和班奈特路，我不停地往那边望，希望会看到戴维和他那群穿卡其制服的同伴瞪着宿舍墙上的喷漆，也许正在讨论是不是应该带着卡宾枪或拔出刺刀去追捕斯托克利。当然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在足球场上操练时，可能会高唱：“杀死越共！美国加油！”不过斯托克利是跛子，他们会很高兴看到他那热爱共产党的屁股被一脚踢出缅因大学。
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但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它发生。从一开学，斯托克利的外套背上就有麻雀爪印的图案，早在我们其他人还不晓得图案的意义之前，戴维就很清楚这点。更何况斯托克利一定会老实承认，他面对训导长和训导人员的质问时会完全豁出去。
无论如何，整件事情在我眼中似乎愈来愈遥远，就好像我修的那些课，也像卡萝尔一样，现在我明白她真的离开了；被征召入伍、开拔到海外，然后死在丛林里，对我而言也同样遥远。对我们这群人而言，眼前最真实而迫切的事情莫过于揪出那可恶的婊子或射下月亮，并把二十六分奉送给同桌牌友。在我眼中，目前最真实的事情只有红心牌戏。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33
四点钟左右，冰雹变成雨，到了四点半，天色开始变暗之后，可以看到班奈特小径上面有八九厘米的积水。小路仿佛变成运河，水底下是结了冰后又逐渐融化的泥泞。
当我们注视着在餐厅洗碗部打工的倒霉鬼从宿舍往旷野上的宫殿走去时，牌局进行的速度慢了下来。有几个人——比较聪明的家伙——直接从斜坡切过去，踏过正快速融化的雪地。其他人则照常穿过下面的小径，不时在结冰的地面上滑倒。浓雾逐渐从潮湿的地面升起，让行人更难辨识方向。有个住在金舍的家伙在两条小径交汇的地方碰到了从富兰克林舍走出来的女生，他们一起踏上班奈特路时，男生滑了一下，他赶紧抓住女孩。他们几乎一起滑倒，但想办法维持平衡。我们全都鼓掌叫好。
在我们这张牌桌上，我们开始玩第一手牌。龙尼狡猾的朋友尼克发给我十三张不可思议的牌，也许是我拿过最好的一手牌，很可能有射月的机会：我有六张高分的红心牌，没有一张牌真的是小牌，另外还有黑桃国王和皇后，加上其他两种花色的人头牌。我有一张红心七，不大不小的牌，但是在刚开始时，你可以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突袭成功，因为没有人会料到你在还没机会改善手中的牌时就计划射月。
一开始，雷尼先打出梅花二。龙尼缺这个花色的牌，所以扔出一张黑桃a。他以为情势大好。我也这么觉得，我的两张人头黑桃牌都可能会赢，黑桃皇后算十三分，但是如果我拿到所有的红心，就不必把那些积分吞下去，反而是龙尼、尼克和雷尼得吞下那些分数。
我让尼克赢了这一圈，接下来三圈我们轮流赢牌，先是尼克，接着是雷尼，都挖到钻石（拿到方块牌），然后我拿到混在一堆梅花牌中的红心十。
“心开始碎了，彼特吃下第一个红心！”龙尼高兴地喊叫，“你要倒霉了，乡巴佬！”
“也许吧。”我说，心想也许龙尼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如果能够成功射月，我会让那个白痴尼克的积分立刻超过一百分，并让一路玩得很顺手的龙尼输掉这局。
三圈以后，大家都看出来我在盘算什么。不出我所料，龙尼原本堆满假笑的脸现在脸色大变，脸上正是我最想看到的表情——噘着嘴，满脸不高兴。
“你不可能办得到，”他说，“我不相信，根本不可能。”不过他的声音透露出，他知道其实这是有可能的。
“这个嘛，你们看！”我说，然后打出红心a。我现在不再掩饰我的盘算，何必掩饰呢？如果红心牌平均分布在每个人手中，我立刻就可以赢了这局。“我们就来看看——”
“你们看！”舰长在最靠近窗户的牌桌上嚷着，他的声音流露出不敢相信和敬佩不已的感觉。“我的老天！那是他妈的史托克！”
我们全放下手中的牌，把椅子转过去，从窗口往下面滴滴答答下着雨的昏暗世界望去，在角落打牌的四个男生则站起来看。班奈特路老旧街灯的微弱灯光投射在雾气中，我不禁想到伦敦、泰恩街和开膛手杰克。山坡上的豪优克餐厅比以往更像一艘巡洋舰，雨水顺着交谊厅的窗户往下流，豪优克的形象也模糊起来。
“他妈的哩噗—哩噗，这种烂天气还到户外去，我真不敢相信。”龙尼惊呼。
斯托克利从张伯伦舍北侧快步走下通往洼地的小径，四面八方的小径都在洼地交会。斯托克利穿着他的粗呢旧外套，显然他并不是刚从宿舍走出来，因为外套都湿透了。即使窗户上都是雨水，我们还是看得见他背上的和平标志——和墙上的字一样黑（尽管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用长方形帆布遮住了）。他的一头乱发因为湿透而贴在头上。
斯托克利没有抬头看一看他在墙壁上的涂鸦，只是往班奈特路快步走去。我从来不曾看过他走得这么快，完全无视于落在头上的大雨、逐渐升起的浓雾和拐杖溅起的泥水。他想跌倒吗？他想冒险试试在泥泞中会不会滑倒吗？我不晓得。也许他只是陷入沉思，完全没注意到自己走得多快或路况有多糟。无论如何，如果他不冷静下来，一定走不了太远。
龙尼咯咯笑了起来，仿佛星火燎原般，他的笑声传染给其他人。我不想和他们一起笑，但却停不下来，舰长也一样。一方面笑声仿佛会传染，另一方面也确实很好笑。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无情，我当然知道，但是到了这个地步，我一定要说出那天的真实情况……因为即使过了大半辈子，我仍然觉得很好笑，每当回想起他的样子，一个穿着粗呢外套的发条玩具在倾盆大雨中快步前行，一边走着，手中的拐杖一边溅起泥水。你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你就是晓得，而这正是整件事最好笑的地方——问题是在该来的终于来了之前，他能撑多久。
雷尼用一只手撑着脸狂笑，眼睛从张开的手指缝隙往外望，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休用手捧着肚子，好像陷入泥洞里的蠢驴一样拼命鬼叫。马克则笑得停不下来，说他要尿出来了，他喝了太多可乐，快尿在他妈的牛仔裤上了。我笑得太厉害，连纸牌都握不住，仿佛右手神经完全麻痹一般，我松开手指，手上的牌散落在我的膝盖上。
斯托克利走到洼地底部时，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停下脚步，疯狂地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旋转，似乎靠着一支拐杖来维持平衡，另外一支拐杖拿在他手里好像机关枪一样向四周扫射——杀死越共！宰掉舍监！赶走那些上层阶级的人！
“所以……奥运裁判给他的分数是……满分十分！”东尼惟妙惟肖地学着体育播报员的声音宣布。这句话成了引爆点，整个交谊厅顿时成了疯人院，扑克牌到处乱飞，烟灰缸翻倒在地，其中一只玻璃烟灰缸还打碎了。有人跌到椅子外面，在地上滚来滚去，一边顿足一边吼叫。天哪，我们就是笑得停不下来。
“我的妈呀！”马克大吼，“我刚刚尿湿裤子了！我实在忍不住！”尼克在他后面往窗口爬去，眼泪从发热的脸颊流下来，双手往前伸出去，无言地恳求着：拜托，停下来，赶快停下来，否则我的脑血管快爆开了，我会笑死在这里。
舰长站起来把椅子转过来，我也站起来。笑够了之后，我们勾肩搭背，蹒跚地往窗口走去。令人吃惊的是，斯托克利仍然双脚着地站着，浑然不知上面有二十几个兴奋过度的扑克牌友正注视着他，而且大笑了一场。
“加油，哩噗—哩噗！”龙尼开始呼喊。“加油，哩噗—哩噗！”尼克附和，他已经爬到窗户旁边，用额头顶着窗，仍然继续笑着。
“加油，哩噗—哩噗！”
“加油，宝贝！”
“加油！”
“好好撑住拐杖啊，好小子！”
“加油啊，他妈的哩噗—哩噗！”
场面热烈得好像比分接近的足球赛中最后一次进攻，只是每个人都高喊着“加油，哩噗—哩噗”，而不是“好好守住”或“挡住他，不要让他踢球”。几乎每个人都在高声喊叫，但我没有喊，而我认为舰长也没有喊，不过我们都在笑，我们和其他人笑得同样厉害。
突然之间，我想到卡萝尔和我坐在豪优克餐厅外面的牛奶箱上的那个晚上，就是她拿童年和朋友合照给我看的那个晚上……并告诉我那些男孩怎么欺负她、他们用球棒做了什么事。卡萝尔说，他们起先只是在开玩笑。当时他们也在笑吗？也许吧，是啊。因为当你玩得很开心、猛开玩笑时，不都会这样吗？你会笑个不停。
斯托克利站在那里好一会儿，低着头、拄着拐杖……好像二战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塔拉瓦环礁般开始往上坡进攻。他走在班奈特路上，飞舞的拐杖把泥水溅得到处都是，我们仿佛在注视着一只患了恐水症的鸭子。
三楼的喊叫声震耳欲聋：“加油，哩噗—哩噗！加油，哩噗—哩噗！加油，哩噗—哩噗！”
他们起先只是在开玩笑，我们坐在牛奶箱上抽烟的时候，卡萝尔这么说。当时她正在哭，在餐厅透出的白色灯光下掉下银色的眼泪。他们起先只是在开玩笑，但后来……就不是玩笑了。
想到这里，我立刻停止拿斯托克利当笑柄——我敢发誓，真的是这样。不过，我仍然忍不住一直笑。
当斯托克利终于滑倒时，他已经往上坡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他把拐杖往前伸得太远——即使没有下雨，都伸得太远了——当他的身体往前移时，两支拐杖从他的腋下飞出去。他的腿猛然弹起来，就好像体操选手在平衡木上做出惊人的花式动作一样，然后就四脚朝天躺下，啪啦溅起许多泥水。我们从宿舍三楼都听得到那个声音，简直是最后的神来之笔。
三楼交谊厅现在简直变成疯人院，里面的疯子同时食物中毒。我们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又笑又叫，眼睛喷出泪水。我靠在舰长身上，因为我的双腿已经撑不住身子，膝盖感觉好像面条一样。这辈子从来不曾笑得这么厉害过，我想以后也没有再像这样笑过，但还是一直想到卡萝尔两腿交叉坐在牛奶箱上，一手夹着烟、另一手拿着照片的样子。卡萝尔说，哈利打我……威利和其他人抓住我，让我没办法逃跑……起先他们只是在开玩笑，但后来……就不是了。
在外面的班奈特路上，斯托克利挣扎着坐起来，努力让一部分上身脱离水面……然后又直挺挺躺下来，仿佛那冰冷的泥泞是一张床。他向着天空举起双臂，似乎在祈求什么，然后又颓然放下手臂。这三个动作仿佛投降三部曲：先是身体躺回泥泞中，然后举起手臂，最后双手张开，手臂重重摔下，再度溅起泥泞。简直就是去他妈的，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放弃了。
“走吧。”舰长说，他还在笑，但是也十分认真；我可以听到他带着笑意的声音里透着认真，同时也看到他笑得歇斯底里的扭曲脸上夹杂着严肃的神情。我真高兴看到他这样，老天，我真高兴。“走吧，在那王八蛋还没有把自己淹死以前。”
舰长和我并肩走出交谊厅门口，快速跑过走廊，好像弹珠一样不时相互碰来碰去，跌跌撞撞地往前奔，几乎像斯托克利在小径上疾走时一样快失控了。其他人大都跟在我们后面，只有一个人我很确定没有跟来，就是马克，他回寝室去换掉湿了的牛仔裤。
我们在二楼的楼梯口碰到奈特——几乎把他撞倒。他抱着一堆书站在那儿，紧张地看着我们。
“天哪！”他说，这已经是奈特最强烈的语气了，天哪。“你们到底怎么了？”
“走吧。”舰长说。他的喉咙很紧，近乎咆哮般喊出那几个字。如果不是先前还和他在一起，我会以为他刚刚哭过。“不是我们，是他妈的斯托克利。他跌倒了，他需要——”舰长突然忍不住又爆笑起来。他往后倒在墙上，眼睛转个不停，仿佛兴奋得快休克了。他摇摇头，仿佛拒绝接受这样的行为，但是你当然无法拒绝笑。当笑声不请自来的时候，它会啪嗒坐在你最喜欢的座位上，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们上面的楼梯开始轰隆作响，是三楼的牌友下楼梯的声音。舰长擦擦眼睛，把话说完。“他需要别人帮忙。”
奈特看着我，神情愈来愈困惑。“如果他需要别人帮忙，你们干吗笑得那么厉害？”
我没有办法解释给他听，可恶，我甚至没办法解释给自己听。我抓住舰长的手臂，猛拉他。我们开始走下楼梯，奈特跟在后面，其他人也跟在后面。
34
当我们推开左侧大门走出宿舍时，看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长方形的黄色帆布；帆布摊在地上，上面满是积水和一团团烂泥巴。然后，路上的积水开始涌入我的球鞋中，我完全抛掉了看热闹的心态，外面真是天寒地冻，冰冷的雨水仿佛一根根细针般扎在我的肌肤上。
班奈特小径的水淹到我的足踝那么高，我的双脚起先只是冰冷，后来整个冻僵了。舰长滑了一下，我一把抓住他，奈特从后面稳住我们，免得我们往后跌倒。我可以听到前面传来闷声咳嗽的声音。斯托克利像根湿透的木头般直挺挺躺在地上，粗呢外套在身边漂浮着，一团团黑发漂浮在他的脸上。他咳得很厉害，每一次闷声咳嗽都口沫横飞。一根拐杖平躺在手臂和身体之间，另外一根拐杖则朝班奈特厅的方向漂去。
雨水洒在斯托克利苍白的脸上，他的咳嗽声中有一种闷声漱口的喉音，眼睛直直看着眼前的雨和雾。他似乎没有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但是当我在他身旁跪下来，而舰长在另外一边跪下来，他却想用力推开我们。雨水灌进他的嘴里，他开始拼命摆动身子，快在我们面前淹死了。这时候我不再觉得好笑，但是仍然可能笑出来。起先他们只是在开玩笑，卡萝尔说，起先他们只是在开玩笑。打开收音机，彼特，我喜欢听老歌。
“把他拉起来。”舰长说，然后抓住斯托克利的一边肩膀。斯托克利虚弱地甩了他一巴掌，舰长毫不在意，也许他根本不觉得痛。“快点，看在老天的分上！”
我抓住斯托克利的另外一边肩膀。他把水泼在我脸上，仿佛我们正在某人的后院游泳池里嬉戏。我原本以为他一定和我一样冻僵了，但是他的皮肤很热，有一种病人的热度。我看着舰长。
舰长对我点点头。“预备……起。”
我们把斯托克利拉起来，斯托克利腰部以上的部分离开了水面，但是仅此而已。我很讶异他竟然这么重。他的衬衫不再塞在裤子里，而是松开来，好像芭蕾舞裙般飘浮在他的腰部。我可以看到衬衫下面的白皙皮肤和肚脐，还有疤痕，已经愈合得歪七扭八的伤痕。
“快来帮忙，奈特！”舰长大吼，“把他拉起来！”
奈特跪下来，泥水溅到我们三人身上，他从背后抱住斯托克利。我们三人挣扎着想把他拉出水面，但是红砖道上的泥泞让我们摇摇晃晃的，几乎没办法一起用力。斯托克利虽然仍在咳嗽，而且半个身子泡在水里，但他还在和我们作对，拼命想挣脱我们回去躺在水里。
在龙尼的带头下，其他人也来了。“他妈的哩噗—哩噗，”他喘着气说。他还在笑个不停，但是微微露出敬佩的表情。“毫无疑问，你这回麻烦大了。”
“不要只是站在那里，笨蛋！”舰长大叫，“帮帮我们！”
龙尼沉吟了一会儿，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在评估该怎么做最好，然后他转过头去看看后面还有什么人。他在烂泥巴上滑了一下，还在咯咯笑的东尼一把抓住他、让他稳住。三楼交谊厅的所有牌友现在都齐聚在淹水的红砖道上，大多数人还是忍不住笑。他们看起来好像什么，我当时不晓得是什么。如果不是卡萝尔的圣诞礼物，我可能永远不会晓得他们像什么……不过当然啦，那是后来的事了。
“你，东尼！”龙尼说，“还有布拉德、连尼、巴瑞，我们一起抓住他的脚。”
“我呢，龙尼？”尼克问，“我要做什么？”
“你太矮了，没办法把他抬起来，”龙尼说，“不过如果你吸一吸他的小弟弟，说不定可以帮他打打气。”
尼克退后。
龙尼、东尼、布拉德、连尼和巴瑞从我们旁边走过去，龙尼和东尼抓住斯托克利的小腿肚。
“我的老天！”东尼大叫，一边笑着，一边露出厌恶的表情。“他的腿简直像细竹竿一样！”
“他的腿简直像细竹竿一样，他的腿简直像细竹竿一样！”龙尼不怀好意地模仿他的腔调。“把他抬起来，现在可不是在上艺术欣赏课，死意大利佬！雷尼和巴瑞，他们把他抬起来的时候，你们把手放在他的瘦屁股上。当其他人把他抬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站起来，”雷尼帮他把话说完，“知道啦，你别老叫我们死意大利佬。”
“别管我，”斯托克利边咳嗽边说，“停下来，走开……他妈的失败者……”又是一阵咳嗽，他开始发出可怕的作呕声，嘴唇在街灯下呈现一片死灰而又带着些许光泽。
“瞧，是谁在这里嚷着失败者啊，”龙尼说，“是他妈的快淹死的跛脚同性恋。”他看着舰长，雨水从他的鬈曲的头发间流到长满青春痘的脸上。“柯克，可别指望我们。”
“一……二……三……起来！”
我们奋力一抬，斯托克利好像一艘待援的船般脱离水面，我们也随之前后摇晃。他伸出一只手在我前面挥舞，起先只是悬在那儿，后来就举起来狠狠在我脸上掴了一巴掌。哇！我又开始大笑。
“把我放下来！你们这群混蛋东西，把我放下来！”
我们在泥泞中摇来晃去，大雨淋在他身上，也淋在我们身上。“艾科尔！”龙尼大吼，“马崔特！布伦南！天哪！你们这几个他妈的愚蠢的混蛋，稍微帮帮忙好吗？”
兰迪和比利往前踏了几步，其他人——有三四个人是听到叫声和啪啦溅起水的声音而跑出来的，但大多数人都是三楼玩红心的那群人——也一起抓住斯托克利。我们笨手笨脚地把他转过来，好像全世界最愚蠢的拉拉队，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在大雨中练习。斯托克利现在不再挣扎了，他躺在我们手中，两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掌朝上，手中都是雨水。雨势渐弱，雨水从他湿透的外套和裤子滴下来。他把我抱起来，卡萝尔谈到那个理平头的男孩、那个初恋的男孩时曾经说道，他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里，一路爬坡把我抱回家。她的声音始终在我的脑中萦绕不去，直到现在。
“回宿舍吗？”龙尼问舰长，“我们把他抱回宿舍吗？”
“不对，”奈特说，“带他去医务室。”
由于我们已经把他弄出水——这是最困难的部分——而我们已经办到了，因此带他去医务室很合理。医务室在班奈特厅后面的一栋小砖房里，离这里不过三百多米。我们只要离开这条小径，走到大路上，就会好走多了。
于是我们抱着斯托克利到医务室；把他抬在肩膀上，就好像把作战阵亡的英雄仪式般的抬离战场一样。有些人还在偷笑，我也是其中之一。偶尔看到奈特用十分不屑的眼神看着我，我则拼命忍住，不让自己发出笑声。我成功地忍了好一会儿，然后想到他拄着拐杖旋转的模样，（“所以……奥运裁判给他的分数是……满分十分！”）我又忍不住笑起来。
一路上，斯托克利只开了一次口，他说：“让我死吧！在你们愚蠢、贪婪的一生中做件好事，让我死吧！”
35
候诊室里空荡荡的，放在角落的电视机正在重播《牧野风云》，但一个观众也没有。那时候彩色电视的技术还不成熟，卡尔莱特的脸色好像新鲜酪梨一样。我们一定喧哗得好像一群刚爬出水坑的河马一样，值班的护士赶紧跑来，她的助理跟在后面（可能也像我一样，是个半工半读的学生），还有一个穿着白袍的小个子，他的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嘴里叼着一支烟。在亚特兰蒂斯，即使医生都会抽烟。
“他怎么了？”医生问龙尼，可能是因为他一副老大的样子，或是他离医生最近。
“他在班奈特路跌了一跤，”龙尼说，“差一点淹死了。”他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他是个跛子。”
仿佛为了强调这点，比利挥一挥斯托克利的一根拐杖，显然没有人费心去捡起另外一根拐杖。
“把那根东西放下，你想打破我的脑袋瓜吗？”尼克生气地说。
“什么脑袋瓜？”布拉德回答，我们全都爆笑起来，结果斯托克利差一点掉到地上。
“亲亲我的屁股吧，蠢驴。”但尼克自己也笑了起来。
医生皱着眉头。“把他抱进来，你们的疯话可以省省了。”斯托克利又开始咳嗽，低沉的闷咳。你预期他的嘴里会喷出血丝，因为他咳得实在太厉害了。
我们成两列抱着斯托克利沿着医务室的走廊往前走，但是没办法以这样的队形穿过房门。“让我来。”舰长说。
“他会跌下来的。”奈特说。
“不会，”舰长说，“我不会让他掉下来的，先让我把他抱稳。”
他往前跨一步，然后先对站在右边的我点点头，然后再对右边的龙尼点点头。
“把他放低一点。”龙尼说，我们照他的话做了。舰长接过斯托克利的时候闷哼了一声，脖子上青筋毕露。然后我们退后，让舰长把斯托克利抱进房间里，放在看诊台上，覆盖在皮垫上的薄纸立刻湿透了。舰长退后几步，斯托克利瞪着他，整张脸一片死灰，只有两颊红彤彤的，雨水从他的发际汩汩流下。
“抱歉。”舰长说。
斯托克利把头转开，然后闭起眼睛。
“出去。”医生告诉舰长。他已经吐掉嘴里的烟，环顾我们这十来个闹哄哄的大男孩，大多数人的脸上仍挂着笑容，身上还滴着雨水。“有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跛脚？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治疗方式。”
我想到先前看到的伤疤，那些纠结的疤痕，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原本那种忍不住的笑意已经消失了，我觉得非常羞愧，羞愧得不敢开口。
“不就是平常那些跛脚的原因吗？”龙尼说。面对真正的大人时，他不再那么趾高气扬，声音有点迟疑，甚至似乎有一点不安。“肌肉瘫痪或脑部营养失调之类——”
“他出过车祸。”奈特说，我们都转过头去看他，尽管浑身湿透，奈特的样子仍然白白净净的。那天下午，他戴着福肯高中的滑雪帽。缅因大学足球校队终于达阵成功，奈特不必再戴扁帽了。“四年前，他的父母和姐姐都在那场车祸中丧生，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屋里静悄悄的。我从舰长和东尼肩膀间的空隙往里面看，斯托克利仍然躺在看诊台上，把头转向一边，眼睛闭起来。护士正在替他量血压。他的裤子紧贴在大腿上，我想到小时候在家乡看到的七月四日游行，山姆大叔夹杂在学校乐队及摩托车阵中，昂首阔步地跟着游行队伍行进，他戴着蓝色高帽子，至少有三米高，但是起风时，裤子被吹得紧贴着大腿，这时他在裤子里耍的花招就无所遁形了。斯托克利湿透的裤子包裹下的大腿看起来就是如此：仿佛在玩什么花招，只是个恶作剧，在锯短的高跷下面套了双球鞋。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舰长问，“是他告诉你的吗？”
“不是，”奈特显得很惭愧，“有一次开完反抗委员会后，他告诉哈利的。当时哈利直接问他的腿是怎么回事，斯托克利告诉他的。”
我想我明白奈特脸上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表情。他刚刚说，在那次会议之后。之后。奈特不晓得那次会议中讨论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当时不在场；奈特不是反抗委员会的一分子。奈特绝对只是个旁观者，他也许赞同反抗委员会的目标和策略……但是他得考虑他的妈妈，还有以后能不能当牙医的问题。
“脊椎伤害吗？”医生问，声音比刚刚轻快。
“我想是吧。”奈特说。
“好。”医生挥挥手，仿佛在赶鸭子一样，“回宿舍去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们开始退后，往门口走去。
“你们抱他进来的时候，为什么都在笑？”护士突然问，她站在医生旁边，手上套着血压计。“你们现在为什么还咧着嘴？”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生气，该死！她简直愤怒极了。“他的不幸有这么滑稽吗？会让你们大家笑个不停。”
我不认为会有人回答她的问题。我们只是低头盯着自己的脚，明白我们其实比自己想象得更幼稚，幼稚得像四年级的小学生一样。但是的确有人回答她的问题。舰长回答了，他甚至努力抬头正视她。
“他的不幸，女士，”他说，“正是如此，你说得对，正因为是他的不幸，所以好笑。”
“真可怕，”护士说，眼角泛着愤怒的眼泪，“你们实在太可怕了。”
“是啊，”舰长说，“关于这点，我想你也说得很对。”他转过身去。
一群人湿答答、垂头丧气地跟着他回到候诊室。我不确定被人家形容为“可怕”是不是我大学生活的低潮，（有个叫葛瑞威的嬉皮士曾说：“如果你还记得六十年代的很多事情，就表示你不曾经历六十年代。”）也许是吧。候诊室依然空荡荡的。现在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小乔·卡特赖特；迈克尔·兰登后来和我妈妈一样，得了胰腺癌。
舰长停下脚步。龙尼低着头，从他身旁经过往门口走去，尼克、比利、雷尼和其他人跟着他。
“等一下，”舰长说，他们转过身来，“我想和你们谈谈。”
我们围在舰长身边，他瞄了一下通往看诊室的那扇门，确定没有其他人后才开始说话。
36
十分钟后，舰长和我独自走回宿舍。其他人都先离开了，奈特和我们一起逛了一会儿之后，大概感觉到我想和舰长私下聊聊；奈特在这方面一向很敏锐，我敢打赌他一定会是个好牙医，小孩子尤其会特别喜欢他。
“我不要再玩牌了。”我说。
舰长没搭腔。
“我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拉高成绩、保住奖学金，不过我要试试看。无论结果怎么样，我都不在乎。重点不在那该死的奖学金。”
“他们才是重点，对不对？龙尼和其他人。”
“我想他们是其中一部分。”天色渐暗，我冷得不得了——又冷又湿，心情又坏。似乎夏天永远不会再来。“老天，我想念卡萝尔，她为什么非离开不可呢？”
“我不知道。”
“他跌倒时，那里简直像疯人院一样，”我说，“不像大学宿舍，而像他妈的疯人院。”
“你当时也在笑，彼特，我也一样。”
“我知道。”我说。如果我当时是独自一个人的话，可能就不会笑，如果只有舰长和我两个人可能也不会笑，但是你怎么知道呢？事情已经这样发生了。我一直想到卡萝尔，以及拿球棒打她的那个男孩。我想到奈特看着我的眼神，仿佛对我不屑一顾。“我知道。”
我们沉默着走了好一会儿。
“我想，我还可以忍受曾经嘲笑斯托克利这件事，”我说，“但是我不想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早上醒来，孩子问我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龙尼说的波兰笑话，还有那个居然想服用儿童阿司匹林自杀的可怜混蛋。”我想到斯托克利拄着拐杖旋转的模样，不禁想笑；想到他躺在医务室看诊台上的样子，又不禁想哭。你知道吗？那是同样的感觉。“我只是感觉很不好，觉得糟透了。”
“我也是。”舰长说。大雨淋在我们身上，感觉又冷又湿。张伯伦舍灯火通明，但却不能抚慰我们的心。我可以看到警察盖上的黄色帆布现在铺在草地上，上面则是模糊的喷漆字迹。雨水冲刷着字迹，到了明天，这些字全都看不清楚了。
“我小时候，老爱扮英雄。”舰长说。
“是啊，我也是。哪个小孩会想扮演动私刑的暴徒呢？”
舰长低头瞧瞧湿透的鞋子，然后抬头看我。“接下来几个星期，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念书？”
“随时都可以。”
“你真的不介意吗？”
“我为什么要介意？”我假装很生气，因为我不想他听出我在听到他这么说时是多么高兴，简直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一来，我们也许会成功。我沉吟一下，然后说：“其他……你觉得我们办得到吗？”
“我不知道，也许吧。”
我们几乎走到北边入口，走进宿舍之前，我指着逐渐褪色的字迹。“也许盖瑞森训导长和那个叫艾柏索的家伙会放斯托克利一马。斯托克利用的喷漆根本没办法持久，明天早上就会不见了。”
舰长摇摇头。“他们不会放过他的。”
“为什么？你怎么会这么笃定？”
“因为戴维不会放过他。”
当然，他说对了。
37
几个星期以来，三楼交谊厅头一遭这么空荡荡，因为全身湿透的玩牌高手们全都在擦干身子，换上干净衣服，其中许多人也在处理舰长在候诊室建议的事情。当奈特和我及舰长吃完晚餐回来时，交谊厅又恢复了平常的盛况——三张牌桌全满，牌局正热烈地进行着。
“嗨，彼特，”龙尼说，“特威勒说他约了女友一起念书，如果你想补上他的位子，我会教你怎么玩这种牌戏。”
“今天晚上我不玩了，”我说，“我也有书要念。”
“是啊，”兰迪说，“要念自我虐待的艺术。”
“没错，蜜糖，只要好好用功几个星期，我的手上功夫就可以和你一样高明。”
我走开的时候，龙尼说：“我没让你的诡计得逞，彼特。”
我转过身去。龙尼在椅子上往后一靠，脸上挂着讨厌的微笑。在那短暂的时间里，在大雨中，我瞥见了和平常不一样的龙尼，但是现在那个年轻人又躲起来了。
“没有，”我说，“你没有。那局已经玩完了。”
“没有人能在第一手牌射月。”龙尼说，又更往后靠了点，然后用手搔搔脸颊、戳破几颗痘痘，渗出几丝黄白色的脓。“至少在我的牌桌上不会发生这种事。我用梅花牌打破你的如意算盘。”
“你根本没有梅花牌，除非第一圈明明有梅花牌却不跟。雷尼出梅花二时，你出的是黑桃a。而我手中拿到全部的红心牌。”
在那短暂片刻，龙尼脸上的笑容不见了，然后又咧嘴笑。他朝地板挥挥手，原本散落地面的扑克牌现在已经都收拾干净了（从翻倒的烟灰缸掉落的烟蒂还留在地板上；我们大多数人从小到大都很习惯让老妈收拾家里的脏乱）。“你手里有所有高分的红心牌，是吗？可惜我们现在没办法检查。”
“是啊，太糟了。”我再度迈开脚步准备离开。
“你的赛末点会落后！”他在我后面大喊，“你知道吧？”
“你可以把我的点数全拿去，我已经不想要了。”
于是我在大学里不曾再玩过任何一次红心牌戏。许多年后，我教孩子玩这个牌戏，他们立刻喜欢上这种游戏，就好像鸭子喜欢待在水里一样。我们每年八月在乡间度假的时候都会进行比赛，我们的玩法没有赛末点，但是会有个亚特兰蒂斯纪念奖——一个充满爱心的奖杯。有一年我赢了，便把奖杯放在书桌上，随时可以看到它。我在冠亚军决赛中射下两次月亮，但是两次都不是在第一手牌，就好像我的老同学龙尼所说，没有人能在第一手牌射月。同样的，你也不可能期待亚特兰蒂斯从海底升起或看到棕榈树摇晃。
38
那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舰长坐在我的书桌前，埋头苦读人类学。他的手深深插入发中，仿佛头很痛。奈特也坐在书桌前写植物学报告。我则摊在床上和我的老朋友地质学奋战。收音机正播放着鲍勃·迪伦的歌：“她是我所见过最滑稽的女人，克林先生的曾祖母。”
门上响起了重重的“砰—砰”的敲门声。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盖世太保敲犹太人的门时，一定也是这样的声音。“三楼住宿生大会！”戴维喊着，“九点钟要召开大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
“噢，老天！”我说，“赶快烧掉秘密文件，把收音机吞下去。”
奈特把收音机关小声一点，我们听到戴维沿着走廊一路拍打每间寝室的房门，大叫着等一下要召开三楼大会。大多数寝室可能都空无一人，但这不是问题，他一定可以在交谊厅找到那些正忙着揪出婊子的人。
舰长看着我说，“我早就说过了吧！”
39
这个住宿区的每一栋宿舍都是同时建造的，每一栋宿舍的地下室都有共同活动区域，就好像每一楼的中央都有个交谊厅一样。地下室有台电视机，播放连续剧或周末球赛时通常会聚集许多观众；角落里放着三台自动贩卖机；还有一张乒乓球桌和几个棋盘。另外有一区是会议区，那里摆着几排木制折叠椅，前面放着一个讲台。我们在这个学年刚开始时，曾召开过一次三楼住宿生大会，戴维解释宿舍规则给我们听，同时说明没通过内务检查的悲惨下场。我不得不说，内务检查是戴维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当然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后备军官储训团了。
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后面，讲台上摊着一个薄薄的档案夹，我想里面是他的笔记。他身上还穿着又湿又脏的后备军官储训团的制服，一天劳动下来，他的样子很疲惫，但也很兴奋……一两年后，我们都说他当时好像“开关被开启了”一样。
戴维以前都独自召开一楼住宿生大会，但是这回他有后援。男生训导长坐在绿色空心砖墙前面，双手拘谨地放在大腿上。他在会议中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即使讨论变得愈来愈激烈时，仍然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训导处的艾柏索则站在戴维旁边，灰色西装外面披着黑色外套，一副积极任事的模样。
等到我们都坐定、抽烟的人也把烟点燃之后，戴维首先回头看看盖瑞森，然后又看看艾柏索，艾柏索对他微微一笑。“请你开始吧，戴维，这些都是你的孩子。”
我感到一阵愤怒。我也许是卑鄙小人，也许会嘲笑在倾盆大雨中跌倒的跛子，但我不是戴维的孩子。
戴维抓着讲桌严肃地看看我们，心里可能想着：有朝一日，一批批部队开拔往河内作战时，他可能会像这样对军官训话。
“斯托克利不见了。”他终于说。他的语气中有一种严肃伤感的意味，好像查尔斯·布朗森电影里的台词。
“他在医务室里。”我说，很高兴看到戴维脸上惊讶的表情。艾柏索也很惊讶，盖瑞森则只是继续和气地看着前方。
“他怎么了？”戴维问。剧本上原本没有这句话——不管是他自己写的剧本或是艾柏索和他一起准备的剧本里，都没有这句话——戴维皱起眉头。他把讲桌抓得更紧了，仿佛害怕讲桌会飞走似的。
“他摔了个狗吃屎，”龙尼的话逗得身边的人大笑，他显得洋洋得意，“我想他得了肺炎或支气管炎之类的。”他和舰长四目相接，舰长微微点头。这是舰长的场子，不是戴维的，但是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如果斯托克利够幸运的话——讲台上的三个人永远不会晓得。
“从头说给我听。”戴维说。他脸上的表情从皱眉变成怒目而视，他发现房门被抹上刮胡霜时也是这副表情。
舰长告诉戴维和他的新朋友，我们怎么样从三楼交谊厅窗口看到斯托克利往旷野上的宫殿走去，他怎么样在水中跌倒，我们怎么样把他救起来并带他去医务室，而医生又是怎么说斯托克利的病。医生其实什么也没说，但是他不需要说什么，碰触到斯托克利的每一个人都晓得他在发高烧，而且我们全都听到他沉重而可怕的咳嗽声。舰长没有提到当时斯托克利走得有多快，仿佛斯托克利想要毁掉整个世界，然后自己也死掉；他也没有提到我们当时都在笑他，马克甚至还因为笑得太厉害而尿湿了裤子。
舰长说完后，戴维不确定地看了艾柏索一眼，艾柏索面无表情地回看他，盖瑞森训导长继续在他们背后露出慈祥的笑容。他们的意思很清楚，这是戴维的场子，他最好表演得精彩一点。
戴维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看着我们。“我们认为，斯托克利应该为今早不知道几点钟在张伯伦舍北面恶意破坏公物的下流行为负责。”
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他当时说的话，没有捏造任何一个字。除了“为了拯救这个村子，我们必须先摧毁它”之外，那可能是我这辈子听过最荒谬的话。
当真相快速揭露时，我相信戴维预期我们会像梅森探案最后一幕法庭戏中的临时演员一样议论纷纷，但我们却很安静。舰长仔细观察戴维的表情，当他看到戴维深深吸了一口气、预备发表下一个声明时，他说：“你怎么知道是他，小亲亲？”
虽然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我从来不曾问过他——但我相信舰长是故意叫戴维的绰号，好挫挫他的锐气。无论如何，这招很有效。戴维逐渐受不了，他看着艾柏索，心里重新盘算一番，血色逐渐从脖子涌上脸庞。我看着他涨红的脸，觉得有趣极了，有点像是看到迪斯尼卡通影片里的唐老鸭努力按捺自己的脾气一样。你知道他不可能按捺得住，所以悬疑之处就在于他到底能够保持理性多久。
“我想你应该知道答案，舰长，”戴维最后说，“斯托克利的外套上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图案。”他拿起带来的档案夹，从里面抽出一张纸，看了一下后把纸翻面，让我们都能看到。我们看到了，没有人感到讶异。“就是这个标志。这是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明的标志，代表‘通过渗透获胜’的意思，颠覆分子称它为‘断裂十字架’。这个标志在都市激进团体之间也很流行，例如黑色穆斯林或黑豹之类的团体。由于在我们宿舍的墙上出现这个标志之前很久，斯托克利的外套上早已经有这个图案，我想即使我不是火箭科学家，也可以猜到——”
“戴维，你根本在放屁！”奈特站起来说。他脸色苍白，而且还在颤抖，但他颤抖是因为愤怒，而不是出于恐惧。我以前听过他在公开场合说出“放屁”二字吗？我想没有。
盖瑞森仍然对着我的室友展露和善的微笑，艾柏索扬扬眉毛，礼貌性地表示兴趣，戴维则显得很错愕，我猜他完全没料到奈特会找他麻烦。
“那个标志是源自英国的旗语，象征的意义是废除核武，是一位很有名的英国哲学家发明的，我想他可能还曾经受封为爵士。你居然说那是俄国人发明的标志！老天爷！难道他们在后备军官储训团就是这么教导你们的吗？教你们这些屁话？”
奈特愤怒地瞪着戴维，双手插在臀部的裤子口袋中。戴维现在目瞪口呆，原本的气焰一扫而空。没错，后备军官储训团就是这么教他的，而他也全盘照收，不只吞下鱼钩，连钓丝和铅锤都一并吞下肚。你不禁好奇那些参加后备军官储训团的孩子还吞下了什么东西。
“我相信有关断裂十字架的信息非常有趣，”艾柏索这时候平稳地插话，“如果真是如此，这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信息。”
“确实是真的，”舰长说，“不过发明标志的人是罗素，而不是斯大林。五年前英国年轻人游行抗议美国核子潜艇在英国港口附近出没时，衣服上就已经出现这个图案了。”
“他妈的！”龙尼大吼，对空挥拳。一年后，黑豹党员——就我所知，罗素的和平标志对他们从来没什么用处——在他们的集会中，也做了同样的动作。当然，二十年后，我们所有洗心革面的六十年代宝宝也在摇滚演唱会中做同样的动作。布鲁——斯！布鲁——斯！
“加油，宝贝！”休边笑边唱和，“加油，舰长！加油，奈特！”
“训导长在这里，注意你的用语！”戴维对龙尼吼着。
艾柏索对于围观群众的粗话和起哄完全置之不理，只是一直用一种感兴趣、怀疑的眼神盯着我的室友和舰长。
“即使你说的都是真的，”他说，“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问题，对不对？有人破坏公物并公然猥亵，而且纳税人现在比过去更严苛地盯着大学年轻人的行为。我们学校必须仰赖纳税大众的支持，各位先生，大家都责无旁贷。”
“好好想想吧！”戴维突然高声嚷着。他的脸颊现在几乎变成紫色，前额仿佛烙印般满是红点，两眼间青筋猛烈跳动。
戴维还来不及多说——显然他有很多话想说——艾柏索就把手一伸，制止他开口。戴维好像泄了气一样，他原本有机会的，但自己把它搞砸了。之后他可能安慰自己，全是因为他太累了；当我们整天都在暖和舒服的交谊厅里玩牌和耽误自己的前途时，他一直在外面铲雪和在人行道上铺沙子，免得老教授跌倒而摔破屁股。他累了，反应比较慢，讨厌的艾柏索又不肯给他公平的机会证明他是对的。不过这些想法此时完全无济于事：他已经被抛在一边了，成年人重新掌控全局，爸爸会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我想大家都有责任指认做这件事的人，并让他受到严厉处罚。”艾柏索继续说。他大半时间都盯着奈特瞧，当时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他把奈特当做他在屋内感受到的反抗运动核心人物。
奈特昂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上帝保佑他的牙齿不要被打掉，双手仍然插在后裤袋中，眼神坚定而毫不迟疑，更不会闪避艾柏索的目光。“你有什么建议吗？”
“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请告诉我。”
“奈特·霍伯斯坦。”
“呃，奈特，我想这个案子究竟是谁做的，我们已经掌握特定人选了，对不对？”艾柏索以教师的语气很有耐心地说，“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人自己已经露馅了。就我所知，这个不幸的家伙斯托克利简直是断裂十字架标志的活广告，从——”
“别再这样叫那个标志！”舰长说，他声音中的怒气把我吓了一大跳，“那不是什么断裂的东西！而是和平标志！”
“你叫什么名字？”
“史丹利·柯克，朋友都叫我舰长。你可以叫我史丹利。”他的声音暗藏笑意，但艾柏索似乎浑然未觉。
“柯克先生，我注意到你的说词了，不过你仍然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斯托克利从开学第一天起，就在校园内到处展示那个特殊标志。”
奈特说：“迪尔波先生甚至连和平标志是什么或起源自哪里都不知道，所以我认为你还这么相信他说的话，实在太不明智了。我自己的外套上刚好也有这个和平标志，艾柏索先生，你怎么知道墙上的喷漆图案不是我做的呢？”
艾柏索嘴巴张大，没有真的张得很大，不过已经足以破坏他脸上同情的笑容和仿佛杂志广告明星般的堂堂相貌。盖瑞森训导长皱着眉头，仿佛被搞糊涂了。很少见到聪明的政客或大学行政主管像他这样大吃一惊，这真是值得纪念的一刻，我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把那一刻珍藏在心底，直到今天还没有忘记。
“你撒谎！”戴维说，声音听起来难过甚于愤怒。“你为什么要撒谎，奈特？三楼所有人当中，我最没有料到的就是你——”
“我没有撒谎，”奈特说，“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可以上楼到我的寝室，从衣橱里把我的外套拿出来检查。”
“是啊，也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我的外套，”我说，站到奈特旁边，“我的旧高中外套。你绝对不会看漏的，外套背后也画着和平标志。”
艾柏索微微眯起眼睛，仔细端详我们，然后他问：“年轻人，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把这个所谓的和平标志画在外套上的？”
这一回奈特撒了谎。我当时已经很了解他了，知道他这样做一定很痛苦……但是他仍然像个勇士般说：“九月。”
对戴维来说，他真是受够了。今天如果我的孩子碰到这种情形，可能会形容说他核爆了，只不过这么说还不够贴切。戴维简直变成气炸的唐老鸭，他并没有真的暴跳如雷，像唐老鸭生气的时候那样挥舞着手臂、呱呱乱叫，但是他真的高声怒吼，用手掌猛拍满是斑点的前额。艾柏索抓住他的手臂，要他冷静下来。
“你是谁？”艾柏索问我，语气不像先前那么客气了。
“彼特·赖利。我在外套背面画上和平标志是因为我很喜欢斯托克利身上的图案。我对于美国在越南做的事情有很多疑问。”
戴维挣脱艾柏索，他高抬着下巴，露出整排牙齿。“我们在越南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我们的友邦，笨蛋！”他吼着，“如果你太笨了，自己想不明白的话，我建议你选修安德森上校的军事史概论！还是你只不过是另一个胆小鬼，不——”
“嘘，迪尔波先生，”盖瑞森说，他沉静的声音不知怎么的比戴维的吼叫还要大声，“这里不是辩论美国外交政策的好地方，现在也不是谈论个人抱负的好时机。恰好相反。”
戴维垂下愤怒的脸孔，盯着地板，开始拼命咬嘴唇。
“赖利先生，你是什么时候把和平标志画在外套上的？”艾柏索问。他的语气仍然很客气，但是眼里有一种丑陋的神情。我想，那时候他已经知道，斯托克利将可以躲过这次惩罚，他因此觉得很不开心。和斯托克利比起来，戴维根本微不足道，斯托克利代表的是一九六六年在美国大学校园中出现的新人类。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人，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需要艾柏索这样的人。他不是教育家，而是辅修公共关系的执法者。
他的目光告诉我们，不要对我撒谎，彼特，不要撒谎。因为如果你撒谎，然后一定会发现，我就会要你好看。
但是管他呢。反正到了一月十五日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离开学校了。到了一九六七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可能已经身在越南，先替戴维把地方暖一暖。
“十月，”我说，“我大约是在哥伦布日那会儿把它画在外套上的。”
“我把它画在我的外套和一些运动衫上，”舰长说，“衣服都收在寝室里，如果你想看的话，我可以拿给你看。”
戴维仍然低头盯着地板，满脸通红，一直红到发根，而他的头一直单调地前后晃动。
“我有好几件运动衫上也有这个图案，”龙尼说，“我不是和平主义者，但是这个标志很酷，我很喜欢。”
东尼说他的一件运动衣背后也有这个图案。
雷尼告诉艾柏索和盖瑞森他在好几本教科书的封底都画上这个标志，还有一本笔记本用这个图案作为封面，如果他们想看的话，他也可以拿给他们看。
比利的外套也有这个图案。
布拉德的新人扁帽上也画了这个标志。扁帽放在他衣柜里的某处，也许放在他忘记带回家给妈妈洗的脏内衣裤下面。
尼克说，他把和平标志画在他最喜欢的《遇见披头四》和《韦恩·方塔那与迷幻药》这两张唱片的封套上。“你根本没有脑子可以迷，笨蛋。”龙尼咕哝着，后面有人掩嘴偷笑。
其他好几个人也报告他们的书本或衣服上有和平标志。所有人都声称早在张伯伦舍墙壁上的涂鸦出现之前很久，他们的衣物上就已经有这个标志了。最后由休极其超现实地画下神来之笔，他起身站到走道上，拉起裤脚让我们看到他毛茸茸小腿上发黄的运动袜，他用马克笔在妈妈给宝贝儿子准备的衣物上画了一个和平标志——这很可能是他整学期第一次用这支马克笔。
“你看吧，”当大家都自首完毕以后，舰长说，“我们中间随便一个人都可能是嫌疑犯。”
戴维慢慢抬起头来，脸上的红潮全消退了，只剩左眼附近还红彤彤的，看起来好像水肿一样。
“你们为什么要替他撒谎？”他问，等了一下，但是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感恩假期之前，我敢发誓，你们根本没有一个人有任何东西上面画了和平标志。而且我敢打赌，在今天晚上之前，你们大多数人也没有任何东西上面有和平标志；你们为什么要为他撒谎？”
仍旧没有人回答，所有人都保持沉默，我们在沉默中开始感觉到力量，所有人都明显感觉到这股力量。但是这股力量属于什么人呢？属于他们，还是属于我们？我们说不上来，经过这么多年后还是没办法说清楚。
然后盖瑞森训导长往讲桌走去，戴维甚至似乎还没看到他，就挪动身子让开。盖瑞森的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望着我们。“愚蠢，”他说，“琼斯先生写在墙上的东西很愚蠢，而你们的谎话更愚蠢。说实话吧，坦白招认。”
没有人开口。
“我们明天早上会和琼斯先生谈一谈，”艾柏索说，“也许等我们和他谈过以后，你们之中有几位会想稍微改改你们说的故事。”
“噢，我不会太相信老琼斯说的任何事情。”舰长说。
“是啊，他就好像茅坑里的老鼠一样疯狂。”
周围响起一阵慈爱的笑声。“茅坑里的老鼠！”尼克嚷着，眼睛发亮，他就好像终于找到合适字眼的诗人一样开心。“茅坑里的老鼠！是啊，那就是老琼斯！”然后尼克惟妙惟肖地模仿卡通人物来亨鸡的声音胡言乱语，那可能是当天最后一次疯言疯语压制了理性的讨论。
尼克逐渐意识到艾柏索和盖瑞森正看着他，艾柏索的眼神中带着轻蔑，盖瑞森则颇感兴趣，就好像透过显微镜发现了新细菌一样。
“你知道，脑袋瓜有点毛病。”尼克最后说。当他逐渐恢复自我意识（所有伟大艺术家的致命伤）时，他不再模仿，赶紧坐下来。
“这和我说的病不太一样，”舰长说，“我指的也不是他跛脚这件事，而是自从他来这里以后就一直打喷嚏、咳嗽和流鼻水，戴维小亲亲，连你都应该注意到这件事吧。”
戴维没有回答，甚至连舰长叫他的绰号这件事都没有反应。他一定是累坏了。
“我想说的是，他可能会声称一大堆事情都是他做的，”舰长说，“他甚至可能真的相信是他做的，但是他和这件事情无关。”
艾柏索的脸上重新露出笑容，但是毫无笑意。“我想我掌握到你话里的重点了。柯克先生，你希望我们相信琼斯先生不该为墙上喷的字负任何责任，即使他真的招认了，我们也不应该相信他的供词。”
舰长也笑了，那是电力超强、会让少女心头小鹿乱撞的微笑。“没错，”他说，“我正是这个意思。”
此时屋里有短暂的沉默，接下来盖瑞森说的话，几乎可说是我们年轻岁月的墓志铭。“你们真是令我失望，”他说，“走吧，艾柏索，这儿没我们的事了。”盖瑞森提起公文包，迈开大步往门口走去。
艾柏索似乎很讶异，但还是赶紧跟着走了出去，只留下戴维和受他管辖的三楼住宿生彼此大眼瞪小眼，眼神中混杂了不信任和谴责。
“谢了，各位，”戴维几乎快哭了，“多谢了。”然后就低着头走出去，一只手紧紧拿着档案夹。之后的那个学期他搬离张伯伦舍，加入兄弟会。考虑所有的情况之后，也许这是最好的决定。斯托克利可能会说，戴维已经毫无公信力可言了。
40
“所以，你也偷了那个图案。”斯托克利终于可以开口说话时，躺在医务室的病床上说。我刚刚告诉他，现在张伯伦舍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至少有一件东西上面有那个图案，我原本以为这个消息会让他开心一点，我错了。
“冷静一点，”舰长说，拍拍他的肩膀，“别发脾气。”
斯托克利仍然以谴责的眼神瞪着我。“你先是抢走了我的功劳，然后又把和平标志也抢走了。你们有没有人翻一翻我的钱包？我想里面还剩下九块钱或十块钱，你们干脆连那点钱也拿走算了，把我洗劫一空。”他把头转过去，虚弱地咳起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的寒冷早晨，他看起来比十八岁苍老许多。
那时候离斯托克利淹在水里已经四天了。由于我们不停到医务室询问斯托克利的状况，到了第二天，卡伯瑞医生似乎已经相信我们大都是斯托克利的朋友，尽管我们抱他进来时举止十分怪异。卡伯瑞医生在缅因大学医务室开药给喉咙发炎的学生或治疗在垒球赛中脱臼的手腕已经很多年了，他可能很清楚一大群年轻人在一起时做的事情很多都不能算数；他们看起来或许像大人，但大多数还保有许多孩子气的怪癖。例如，尼克在训导长面前模仿来亨鸡——我的情况就更甭说了。
卡伯瑞从来不曾告诉我们斯托克利的病情有多严重。其中一位助理护士（我相信她一看到斯托克利，几乎就爱上他了）向我们做了比较清楚的说明。卡伯瑞让他待在私人病房，而不是男性病房，透露出某些讯息；斯托克利住院的最初四十八小时，他们不让我们经常来看他，又透露出更多讯息；而他一直没有搬到只有十六公里外的东缅因，则说明了一切。卡伯瑞根本不敢搬动他，即使由学校救护车载他都不成。斯托克利的病情真的很严重。根据助理护士的说法，斯托克利得了肺炎，因为泡在水中而体温过低，还有高达四十度的高烧。她曾经听到卡伯瑞讲电话时说道，如果斯托克利的肺部因为他的残障而更加萎缩，或者他现在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而不是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他几乎一定会死掉。
舰长和我最先获准进入病房探视。如果换做是其他学生，他们的爸爸或妈妈一定会来探病，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斯托克利身上，即使他还有其他亲戚，那些亲戚也懒得找这个麻烦，根本没有出现。
我们把那天晚上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只隐瞒了一件事，就是从我们看到他在路上滑倒到我们抱着半昏迷的他到医务室，大家都笑个不停。我告诉他，舰长建议大家把和平标志画在书本和衣服上，这样一来，斯托克利就不会单独被挑出来受罚。我说连龙尼都加入了这次行动，而且他一口答应，毫不推托。我们告诉他这些事情是为了让他的口供和我们一致；同时也让他晓得，如果他现在硬要强出头，承担在墙上喷漆的责罚也好、功劳也好，他不但自己会惹上麻烦，也会带给我们麻烦。我们没有明说，但其实也不需要明说。虽然他的腿残废了，但是脑袋瓜仍然管用得很。
“把你的手拿开，柯克。”斯托克利把身子缩在床的一边，离我们愈远愈好，然后又咳了起来。我还记得当时我心想，他看起来好像只能再活四个月。但是我错了。亚特兰蒂斯虽然沉没了，斯托克利却依然随着浪潮在大海中浮沉。目前他在旧金山当律师，满头黑发早已变成漂亮的银丝，还买了红色轮椅，在cnn的报道中看起来炫得很。
舰长往后一靠，两手交叉。“我没有期待你会感激我，但是这样也未免太过分了，”他说，“这回你真的太过分了，哩噗—哩噗。”
他的眼睛发出怒火。“不要这样叫我。”
“那么，不要只因为我们想要救你这瘦皮猴，就说我们是小偷。真该死，我们还真救了你这个混蛋！”
“没有人要你们这样做。”
“的确没有，”我说，“你从来不要求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对不对？以你这副臭脾气，我想不必再过多久，你就会需要更大的拐杖了。”
“好吧，我就是有一副臭脾气，你又有什么呢？”
我有一大堆进度要赶，但我没有这样对斯托克利说，觉得他不会因为同情而软化。我问他：“那天的事情，你记得多少？”
“记得我把‘干，约翰逊’这几个字喷在宿舍墙壁上——我已经计划了几个星期——还记得我去上一点钟的课。上课时我大半时间都在盘算，盖瑞森把我叫进办公室的时候，我要说什么、要发表什么声明。之后，其他事情就成了片段、模糊一片。”他冷笑几声，眼珠子仿佛在瘀青的眼眶中转着。他已经在床上躺了快一个星期了，但似乎仍然有说不出的疲倦。“我想我还记得曾告诉你们我想死，我有没有这样说过？”
我没有搭腔。他一直在等我回答，但是我坚持我有权保持缄默。
最后斯托克利耸耸肩，是那种表示“好吧，算了”的耸肩，结果他穿的病服就从他瘦巴巴的肩膀上滑下去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衣服拉好，因为手上还在打点滴。“所以你们发现了和平标志，嗯？很好。你们去冬日嘉年华看尼尔·戴蒙德或佩图拉·克拉克演唱时，就可以戴着和平标志了。至于我呢，我要离开了，我在这里待够了。”
“你以为你到西岸上大学，就可以丢掉拐杖吗？”舰长问，“也许还参加赛跑？”
听到舰长这么问，我有一点惊讶，但斯托克利却笑了。那是真正的笑容，充满阳光、发自真心的微笑。“拐杖一点也不重要，”他说，“人生苦短，不能虚掷光阴，这才是重点。这里的人完全不晓得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不关心，只是得过且过。在缅因大学，只要买一张滚石乐团的唱片，就会被当成惊世骇俗的行为。”
“有些人知道比较多的事情。”我说……但是一想到奈特，又觉得很困惑，奈特担心妈妈可能会看到他被警察逮捕的照片，因此站在马路边上。这是一张在后面背景中的脸孔，在二十世纪迈向牙医之路的男孩阴郁的脸孔。
卡伯瑞探头进来：“你们该离开了，琼斯先生需要好好休息。”
我们站起来。“盖瑞森找你谈话的时候，”我说，“或是那个叫艾柏索的家伙……”
“他们只会知道，我完全不记得那天发生什么事了，”斯托克利说，“卡伯瑞会告诉他们，我从去年十月就有支气管炎，感恩节后又得了肺炎，所以他们只好接受事实。我会说，除了丢掉旧拐杖和参加赛跑之外，我那天很有可能做出任何事情。”
“我们没有偷你的标志，”舰长说，“只是借用一下而已。”
斯托克利似乎好好思考了一番，然后叹了一口气。“那不是我的标志。”
“不是，”我同意，“不再是你的标志了。再见，斯托克利，我们会再回来看你。”
“别把这件事看得太重要。”他说，我猜我们把他的话听进去了，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回去看他。我后来在宿舍又看到他几次，但只有几次。当他等不及学期结束就搬走时，我正在上课。我再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后的事了，那是一九八四年或一九八五年法国炸沉“彩虹勇士号”之后，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他在绿色和平组织的群众大会上演说。从此以后，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他为环保运动筹款，坐着炫目的红色轮椅在各大学校园演讲，在法庭上为环保激进分子辩护。有人称他为“拥抱树木”的保育分子，我猜他应该很喜欢这个封号。我很高兴看到他还是那副臭脾气，正如他所说，他有的也只是一副臭脾气罢了。
我们走到门口时，他喊了一声：“喂？”
我们回头看看枕在白色床单的白色枕头上那张苍白瘦削的脸孔，一头杂乱黑发是他脸上唯一的颜色。他藏在床单下的双腿形状又让我想起家乡国庆节游行时看到的山姆大叔。我忍不住心里又想到，他看起来好像只剩下四个月寿命的小孩。不过现在这幅图画中增添了几颗白牙，因为斯托克利正对我们展露笑靥。
“喂什么？”
“你们两位真的很关心我的情况，才会对盖瑞森和艾柏索说……也许我有自卑情结之类的毛病，不过我很难相信你们是真的关心我。你们两位决定要来点改变了没有，决定要好好上学了吗？”
“如果我们真的做了这个决定，你认为我们办得到吗？”舰长问。
“你或许办得到，”斯托克利说，“关于那天晚上，有件事我一直记得，而且记得很清楚。”
我以为他会说记得我们一直笑他——舰长也这么想，他后来告诉我——但结果不是。
“你自己一个人抱着我进看诊室，”他对舰长说，“而且没有让我掉在地上。”
“不可能掉下来，因为你没有多重。”
“不过还是一样……即使快死了，还是没有人喜欢掉在地板上，那样很丢脸。就因为你没有把我掉在地上，我要给你一些忠告。柯克，除非你必须仰赖运动员奖学金才能继续学业，否则就尽快退出校队。”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把你改造成另外一个人。也许需要的时间比后备军官储训团改造戴维的时间久一点，但是他们终究会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你对运动了解多少？”舰长客气地问，“你对于参与一个团队又知道多少？”
“我知道对于穿制服的男生而言，现在真不是好时候。”斯托克利说完之后就把头靠在枕头上，闭上眼睛。但卡萝尔曾说现在是当女生的好时候；在一九六六年的时候，当女生真好。
我们回到宿舍，然后回到我的寝室念书。在走廊的另一端，龙尼、尼克、雷尼和其他大多数人仍在想办法揪出婊子。过了一会儿，舰长把门关上，阻隔他们的噪音，但没什么用，于是我打开奈特的唱机听奥克斯的歌；如今奥克斯已经过世了，和我妈妈及兰登一样，都死了，他用皮带把自己吊死了。当年存活下来的亚特兰蒂斯人自杀率还蛮高的。我想这倒不足为奇，当你的大陆在脚底沉下去时，对你的脑子一定形成极大的震撼。
41
到医务室探望斯托克利之后一两天，我打电话告诉妈妈，如果她真的负担得起，请她寄点钱给我，我想采纳她的建议，找家教来替我补习。她没有问什么问题，也没有骂我——当她不骂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次麻烦可大了——不过三天后，我收到三百元的汇票，再加上我玩牌赢的钱（加起来居然将近八十元，令我十分震惊），还真是一大笔钱。
我从来没有告诉妈妈，不过事实上，我用她寄来的三百元请了两个家教，一位是研究生，她教我如何解析地壳板块运动和大陆漂移之谜，另一位家教住在金舍，是个抽大麻的大四学生，叫做哈维，他帮舰长补习人类学（可能还替舰长写了一两篇论文，不过我不是十分确定）。
舰长和我一起去找文理学院院长——十一月在张伯伦舍开过那次会以后，我们不可能去找盖瑞森求助——把碰到的问题摊在他面前。就技术上而言，我们两人都不属于文理学院，因为大一新生还没有决定主修科系，但是兰德尔院长耐心地听我们说。他建议我们去找每门课的授课老师，把我们的问题解释给他们听……差不多就等于向他们求情。
我们照他的话做了，过程中每一分钟都很难熬。在那些年里，我们两人之所以能成为好朋友，原因之一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相同的北方佬哲学的熏陶，其中一个观念是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向别人求助，甚至即使万不得已，都不开口。而当时也唯有靠彼此间有难同当的情谊，才能支撑我们度过许多尴尬时刻。当舰长进去办公室和老师谈话时，我会在走廊抽着一支又一支的烟，等他出来。轮到我时，他也会在外面等我。
整体而言，我万万没料到老师还颇同情我们的，大多数的老师都尽心尽力帮助我们过关，不止低空掠过，而且高分过关，因此可以保住奖学金。只有舰长的微积分老师毫不通融，不过他的微积分考得不错，所以即使老师没有特别帮忙，仍然顺利过关。多年后我才明白，当时对许多教师而言，这是个道德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他们不希望日后在越战伤亡名单上看到学生的名字时，会一直纳闷自己是否要为此负部分责任。而成绩单上d和c-的差别，可能就影响一个孩子究竟日后是毫无知觉地呆坐在某处的荣民医院里，还是能听能看、活蹦乱跳的。
42
有一次在经过类似的会谈后，由于期末考即将来临，舰长去咖啡厅和人类学家教老师碰面，准备在补充咖啡后好好临阵磨枪，我则去豪优克餐厅打工。当碗盘输送带停止转动之后，我回到宿舍继续用功。经过大厅时去看了一下信箱，里面有一张粉红色的包裹领取单。
包裹用棕色的纸包着，外面绑着棕色的绳子，但是装饰着圣诞铃铛和冬青树枝后显得生机盎然。看到回邮地址时，我的肚子好像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挨了一记闷棍：卡萝尔·葛伯，一七二步洛街，哈维切镇，康涅狄格州。
我一直没有打电话给她，不只是因为我忙着挽救课业。但直到我看到她写在包裹上的名字，才明白背后真正的原因。我一直认为她会回到萨利身边。那天晚上我们在车上听着老歌做爱，对她而言早就是陈年旧事了，而我，也早已成为往事。
奈特的唱机播放着奥克斯的歌曲，但是奈特却靠在床上打瞌睡，一本《新闻周刊》打开来摊在他脸上，封面人物是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我坐在书桌前，把包裹放在面前，伸手去拆包裹上捆的绳子，又迟疑了一下。我的手指在颤抖。她曾经说过，心是很坚固的，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心都不会碎，只会弯曲。当然，她说得对……但是，当我坐在那儿看着她寄给我的圣诞包裹时就觉得心痛；很痛。唱机播放着奥克斯的歌声，然而我脑子里听到的是更古老、更甜蜜的歌声；我听到的是五黑宝的歌声。
我扯断绳子，拆开胶带，打开棕色包装纸，拿出一个小小的百货公司白色纸盒。里面是用炫目的红纸和白色缎带包起来的礼物，还有一个正方形信封，上面她用那熟悉的字迹写上我的名字。我打开信封，拿出贺卡，上面有银箔雪花和吹着银箔号角的银箔天使。当我打开卡片时，从里面掉出一张剪报，落在她送我的礼物上面。那是从《哈维切日报》上剪下来的，卡萝尔在报纸的上缘、头条标题的上方写着：这次我办到了——可以得紫心勋章！别担心，在急诊室缝了五针之后，我就回家吃晚饭了。
那篇报道的标题是：征兵处的抗议活动变成一场混战，六人受伤，十四人被捕，照片则和刊登在《德里新闻报》的那张照片形成强烈对比。在《德里新闻报》的照片上，警察和临时起意展开反示威行动的建筑工人都一副轻松模样；但在《哈维切日报》的照片上，每个人显然都绷紧神经、神情困惑，丝毫轻松不起来。现场可以看到在鼓起的手臂上刺青、脸上充满恨意的强硬分子，而留着长发的年轻孩子则以愤怒叛逆的目光回瞪他们，其中一名年轻人还伸出手臂，仿佛在说：你恨不得宰了我吧，尽管放马过来呀？警察挡在两群人中间，样子显得很紧张。
照片左边（卡萝尔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左边，仿佛担心我会没看到）可以看到一件熟悉的外套，背面印上了“哈维切中学”几个字。她又转头了，不过这回不是把头转开，而是迎向相机镜头。虽然我并不想看得那么清楚，但是照片清晰地显示鲜血从她的脸颊流下来，她尽可以开玩笑地画上箭头，然后在旁边写些好笑的话，但是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好笑。她脸上流的可不是巧克力糖浆。警察抓住她的手臂，但照片上的女孩似乎满不在乎，也不在乎自己的头上流血了（如果她当时知道头上流血的话）。照片上的女孩只是不停地微笑，一只手举着“停止杀戮”的标语，另一只手则对着镜头，用两只手指摆出v的形状。我当时以为那个v代表胜利的意思，但当然不是如此，在一九六九年的时候，那个v字是要和麻雀爪印搭配在一起的，就好像火腿要配上鸡蛋一样。
我匆匆看了一下报道内容，但是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示威抗议……反示威……丢石块……相互叫嚣……有几次互殴……警察抵达现场。报道的语调是傲慢而充满反感的，让我想起那天晚上艾柏索和盖瑞森的模样：你们真是让我失望。后来除了三名示威者之外，警方释放了其他所有被捕的人，而且没有提及任何人名，所以他们应该都不到二十一岁。
她的脸上流血了，但仍然一直微笑……事实上，那是胜利的微笑。我逐渐意识到奥克斯还在唱着：我一定曾经杀了上百万人，现在他们要我再回去——我的背上突然起满鸡皮疙瘩。
我把卡片拿起来看，上面是押韵的典型圣诞贺词；这些贺词总是大同小异，对不对？圣诞快乐，希望你不会在新的一年翘辫子。我很少认真读这些贺词。卡萝尔在卡片另一面的空白处写了一些话，她写得很长，几乎填满整个空白。
亲爱的六号：
我只是想祝你有个最快乐的圣诞节，并且告诉你我很好。我没有回学校念书，虽然我一直和一些学生混在一起（请参见我附的剪报），我希望我最后还是会回学校念书，也许等明年秋季班吧。我妈妈的情况不太好，不过她还在继续努力，而我弟弟的行为已经恢复正常，蕾安达也帮了不少忙。我和萨利见过几次面，不过感觉已经和过去不同了。有天晚上他来我家和我一起看电视，我们变得像陌生人一样……也许我的意思其实是我们变得好像旧识，或是两列往不同方向行驶的火车。
我想念你，彼特。我想我们的火车也同样驶往不同的方向，但是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共度的那段时光，那是我一生中最甜蜜、最美好的时光（尤其是最后一晚）。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写信给我，不过我有点希望你不要写，因为那样或许对我们两个人都不好。这并不表示我不在乎你或不记得你，因为我确实在乎你、记得你。
还记得那天晚上，我拿照片给你看、告诉你我挨打的事吗？还有我的朋友博比如何照顾我？那年夏天他收到一本书，是住在他楼上的老人家送他的。博比说那是他读过的书中最好的一本。当你只有十一岁的时候，通常说得不多，但是我高三时看到学校图书馆有这本书，于是我读了这本书，只是想了解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我觉得这本书还蛮棒的，不算是我读过最棒的一本书，但是写得蛮好的。我想你可能会想有一本，虽然这本书是十二年前写的，不过我有点觉得它其实是在谈越南的事情。即使不是，里面也充满信息。
卡萝尔
附：赶快摆脱那愚蠢的牌戏吧！
我把信读了两次，然后小心翼翼地折好剪报，放回卡片中，双手仍然抖个不停。我想我还留着那张卡片……就好像我确定“赤色卡萝尔”到现在还把她童年玩伴的照片收藏在某个地方一样，也就是说，如果卡萝尔还活着的话。我不太确定，因为她的一票朋友都已经不在世上了。
我打开包裹，里面——和充满欢乐气息的圣诞包装纸及白色缎带形成鲜明对比——是一本平装版的《蝇王》，作者是戈尔丁。我高中的时候没有读这本书，因为高三文学选读的课程，我选了《另一种和平》这本书，而没有选《蝇王》，因为《另一种和平》看起来比较短。
我打开书，心想卡萝尔可能在里面题字，她的确写了一些东西，不过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以下就是我在书名页空白处发现的东西：
我突然热泪盈眶，用手掩着嘴，差一点就哭出声来。我不想吵醒奈特，也不想让他看到我哭。但我还是哭了，坐在书桌前为卡萝尔哭泣、为我自己哭泣、为我们俩哭泣，也为我们所有人哭泣。就我记忆所及，我这辈子就数那次最伤心了。她曾经说过，我们的心是很坚固的，大多数时候心都不会碎，她说得对……但是，那段日子又要怎么说呢？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又如何呢？我们留在亚特兰蒂斯的心，又要怎么说呢？
43
无论如何，舰长和我存活了下来。我们补交了作业，期末考低空掠过，然后在一月中旬回到张伯伦舍。舰长告诉我，他在寒假中写了一封信给棒球教练温金，说他改变主意不参加校队了。
奈特也回到张伯伦舍三楼，令人讶异的是，雷尼也回来了——尽管在不及格边缘，但还是回来了，不过他的死党东尼却离开学校，其他离开的人还包括马克、巴瑞、尼克、布拉德、哈维、兰迪……当然，还有龙尼。三月的时候，我们收到龙尼寄来的卡片，上面盖着路威斯顿的邮戳，收件人只写着：张伯伦舍三楼的那群笨蛋收。我们把它贴在交谊厅的墙壁上，就在龙尼玩牌时经常坐的位子上方。卡片正面是《疯狂》杂志的封面男孩纽曼，龙尼在背面写着：“山姆大叔在呼唤了，我得走了，棕榈树在前面等着我，管他的！我哪需要担心呢，我最后拿到了二十一个赛末点，所以我是赢家。”后面署名“龙”。据我们所知，在龙尼的妈妈眼中，直到他合上眼睛的那一天，这个爱说脏话的小男孩始终都是“龙尼”。
斯托克利也离开了。有一阵子，我几乎没怎么想到他，直到一年半以后，他的脸孔和与他相关的一切记忆突然之间鲜活起来。当时我被关在芝加哥的监牢里。我不知道休伯特·汉弗莱被提名的那个晚上，警察在会议中心外面到底抓了多少人，不过人数绝对很多，而且很多人受伤——一年后，蓝带委员会在报告中称这次事件为“警方暴动”。
结果我被关在拘留室中，这个拘留室原本只打算容纳十五人——最多二十人，但却关了六十个吸了太多催泪瓦斯、嗑了太多药、被打得半死、狼狈不堪、工作过度、做爱过度、满身是血的嬉皮，有的人在吸大麻，有的人在哭泣，有的人在呕吐，有的人唱着抗议歌曲（从远处的角落，几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家伙散发着《我不再行军了》的歌词），好像某种比赛挤电话亭一样的古怪刑罚。
我挤在铁栅栏旁边，努力护住衬衫口袋（里面是宝马牌香烟）和裤袋（里面是卡萝尔送我的那本《蝇王》，现在变得破破烂烂，封面有一半不知去向，整本书快松脱了），突然之间，我的脑海中闪现斯托克利的脸孔，明亮而清晰，好像高画质照片一般，似乎莫名其妙地突然冒出来，或许是因为头上挨了一记警棍或吸了催泪瓦斯后清醒过来，某个原本呈休止状态的记忆线路突然热了起来。我同时想到一个问题。
“一个跛子到底在三楼干吗？”我大声问道。
有个满头蓬乱金发的小个子四处张望——一个长得像摇滚歌星彼得·弗兰普顿的矮子。他脸色苍白，满脸痘痘，脸颊上和鼻孔下的鲜血已经干了。“你说什么？”他问。
“一个跛子到底在大学宿舍的三楼干吗？而且还没有电梯？他们难道不会让他住一楼的寝室吗？”然后我想到斯托克利昂首往豪优克冲的情形，头发在眼睛前面不住晃荡，喘着气，喃喃发出“哩噗—哩噗”的声音。无论到任何地方，斯托克利都把周遭的一切当成敌人；给他一枚铜板，他会试图射杀整个世界。
“我不懂你的意思，你——”
“除非他主动要求，”我说，“除非他可能直接要求他们这样做。”
“答对了。”满头弗兰普顿式金发的小个子说，“你有大麻吗？我想要快乐一下，这个地方烂透了，我想去哈比村。”
44
舰长成为艺术家，而且还蛮有名的。他和诺曼·洛克威尔这类画家不同，你永远不会在富兰克林明特礼品公司的瓷盘上看到舰长的雕塑复制品，但是他开过很多展览会——在伦敦、罗马、纽约，去年在巴黎也经常可以看到关于他的艺评。许多艺评家说他的作品不够成熟，只是一时流行（有的人二十五年来都说他是一时流行），表现方式老套而缺乏想象力，其他人则盛赞他的真诚与活力。我比较赞同后者的说法。我从以前就认识他，我们一起逃离那个逐渐沉没的大陆，他一直都是我的朋友；而且从某种角度而言，他到现在还是我的死党。
也有些艺评家注意到他的作品中流露的愤怒，我第一次清楚看到这样的愤怒是在一九六九年，他在学校图书馆前、在热血青年乐团喧闹的乐声中，燃烧纸制的越南家庭模型。是啊、是啊，那件事透露了舰长的某一面。舰长做的事情有的滑稽，有的悲伤，有的怪诞，但大多数都充满怒气，他做的那些肩膀僵硬的纸黏土人形都仿佛在低语：把我点燃吧，喔，把我点燃吧，听我尖叫，现在真的还是一九六九年，我们还在湄公河三角洲，而且一直都在那儿。“柯克的创作最珍贵之处就在于作品中流露的愤怒。”他的作品在波士顿展出时，一位评论家这么说。我猜两个月后造成他心脏病发的也是同样的愤怒。
舰长的太太打电话给我说他想见我。医生认为他的心脏病不算太严重，但是舰长拼命否认。我的老搭档柯克舰长以为自己快死了。
我飞到棕榈滩，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枕在白色枕头上几乎全白的头发下面是一张惨白的脸孔——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乍看之下又想不起来曾在哪儿看过。
“你想到斯托克利。”他声音沙哑地说，当然他说对了，我咧嘴一笑，在刹那间，我感觉背脊一凉，有时候往事突然之间就涌上心头，只是如此而已。有时候，过往的一切全回来了。
我走进去，坐在他旁边。“你看起来还不错嘛！”
“不算太苦，”他说，“只不过把医务室那天的情景重演一遍，不同的是卡伯瑞可能已经过世了，而且这回手背上绑着管子打点滴的人变成了我。”他举起一只极具艺术天分的巧手，让我看看那管子，然后又把手放下来。“我现在不觉得自己会死了，至少这次还死不成。”
“很好。”
“你还在抽烟吗？”
“去年就不抽了。”
他点点头。“我太太说，如果我不戒烟，她就要和我离婚。所以我想我最好试试看。”
“抽烟是最坏的习惯。”
“事实上，我想活着才是最坏的习惯。”
“省省吧，把你的俏皮话留给《读者文摘》吧。”
他大笑起来，然后问我有没有奈特的消息。
“就像往年一样，只收到一张圣诞卡，里面附了一张照片。”
“他妈的奈特！”舰长很高兴，“那是他的办公室吗？”
“是啊，他这次在院子里摆了耶稣诞生图，只是东方三博士看起来都需要补一补牙了。”
我们互看一眼，就咯咯笑了起来。但才笑了几声，舰长就开始咳嗽。真恐怖，这情景还真像斯托克利——有那么片刻，连他的样子都像斯托克利——我又感觉背脊发凉了。如果斯托克利已经过世，那么我会以为是他阴魂不散，但是他还没死。而且以斯托克利自己的方式，他和从卖可卡因到电话推销垃圾债券的那些退休嬉皮其实没两样，他们都出卖了自己。他超爱上电视。在辛普森受审的那段时间，你每天晚上都可以在某个电视频道上看到他，就好像秃鹰环绕着腐尸一样。
我猜，卡萝尔没有出卖自己。但卡萝尔和她的朋友，以及他们用炸弹炸死的化学系学生又怎么说呢？我由衷地相信那是一次失误——我所认识的卡萝尔绝不会认同枪杆子出政权的理论。我认识的卡萝尔会明白，那样做和说“为了拯救这个村子，我们必须先摧毁它”这类屁话没什么两样。但是你觉得那些年轻孩子的家人会在乎那是不是失误吗？真是抱歉，炸弹没有在既定的时间内爆炸？你觉得他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爱人、朋友会在乎谁出卖了自己，谁没有出卖自己吗？你认为那些需要捡拾尸体碎片、想办法继续活下去的人会在乎吗？心确实可能会碎，没错，心确实可能会碎。有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心碎的时候，不如当场死掉还比较干脆，但是我们活了下来。
舰长努力调匀呼吸。放在他床边的监视器发出令人担心的哔哔声。一位护士探头进来，舰长挥挥手要她出去。哔哔声逐渐恢复原先的稳定节奏，所以护士也离开了。护士走了之后，舰长说：“那天斯托克利跌倒的时候，我们干吗笑得那么厉害呀？我心里始终感到疑惑。”
“我也想不通。”我说。
“所以答案是什么？我们为什么笑？”
“因为我们是人。有一段时间，我以为答案就在伍德斯托克利和肯特州立大学之间。我们自以为不同，但其实不是。”
“我们以为自己是星尘。”舰长说，几乎面无表情。
“我们以为自己是黄金世代，”我笑着表示赞同，“我们拼命想办法要回那座创世花园。”
“靠过来一点，小嬉皮。”舰长说，我靠过去，看到曾经智取戴维、艾柏索和训导长、到处向老师求情、教我豪饮啤酒和用十几种不同音调骂粗话的老友，现在正微微啜泣。他对我张开手臂；经过这么多年后，他的手臂变细了，肌肉松松垮垮地垂挂着，而不是隆起在手臂上。我弯下腰来拥抱他。
“我们努力试过了，”他在我耳边低语，“千万不要忘了这点，彼特，我们努力过了。”
我想我们的确努力试过了。卡萝尔以她的方式，比我们任何人都努力，也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如果不计算那些丢掉性命的人的话。虽然我们已经忘了那些年所用的语言——就好像喇叭裤、手染t恤、尼赫鲁式上衣，还有写着“为和平而杀戮，就好像为贞洁而做爱”的标语都消失不见了一样——只是偶尔浮现一两个字。信息，你知道，信息。偶尔午夜梦回或回忆往事时（年纪愈大，我的梦境和回忆似乎就愈是一成不变），我可以闻到那个地方的味道，在那儿，我是如此轻松而权威地说着那个时代的语言：一缕尘烟、一阵橘香，还有愈来愈淡的花香。
一九八三 年 盲眼威利
上帝保佑我们每一个人
早上六点十五分
他在音乐声中醒来，总是在音乐声中醒来；每天清晨刚睡醒的恍惚时刻，他实在无法忍受收音机闹钟刺耳的哔哔声，好像垃圾车倒车的声音似的。不过每年到了这个时节，收音机的节目也够难听了；他的收音机闹钟都固定在轻音乐电台，而这段时间从早到晚都在播放圣诞歌曲。今天早上他醒来时，听到的是他最痛恨的两三首圣诞歌曲之一，歌声中充斥着换气的声音和虚伪的惊叹，大概是克里希纳合唱团或安迪·威廉姆斯合唱团之类的团体唱的。“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那充满气音的声音唱着，他在床上眨着眼坐起来，满头乱发往四面八方乱翘。他下了床，苦着脸，踏着冰冷的地板往收音机闹钟的方向走去，啪哒一声按掉闹钟时，他们正唱着：你有没有看到我所看到的。当他转过身来，莎朗恢复她一贯的防卫姿势——把枕头折起来蒙住头，只露出蓬松的金发、柔滑的肩膀和有蕾丝边的睡衣肩带。
他走进浴室，把门关上，脱下睡裤丢进篮子里，按下电动刮胡刀的开关。他一面刮胡子，一面想：何不把其他的感官也都唱一遍呢？你有没有闻到我所闻到的，你有没有尝到我所尝到的，你有没有感觉到我所感觉到的！
“鬼扯！”他一边转开淋浴器，一边说，“全都是鬼扯！”
二十分钟之后，他穿衣服的时候（今天早上他穿上深灰色的保罗·斯图亚特名牌西装，还系上他最爱的苏卡领带），莎朗稍微清醒了一点，不过他仍然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
“再讲一遍？”他问，“我听到你说蛋酒，但是其他的就不知道你在说啥了。”
“我是在问你，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可不可以顺便买两夸脱蛋酒回家，”她说，“今天晚上艾伦夫妇和杜布瑞夫妇要来吃饭，记得吗？”
“圣诞节。”他说，仔细端详了一下自己在镜子里的发型，他现在和其他搭七点四十分火车进纽约市的上班族没什么两样，原先清晨五六点钟被音乐吵醒时坐在床上发呆的迷惘样子已经不见了，而他正希望如此。
“圣诞节怎么样？”她挂着满是睡意的微笑说，“全是鬼扯淡，对不对？”
“对。”他同意。
“假如记得的话，也买一些肉桂——”
“好。”
“——但是如果你忘了买蛋酒，我会把你杀了，比尔。”
“我不会忘记。”
“我知道，你很可靠，今天的样子也很好看。”
“谢了。”
她躺回床上，用手肘撑着身体，看着他在临出门前再调整一下深蓝色领带。他这辈子从来没打过红色领带，而且希望自己进棺材前都可以不要碰那种特殊病毒。“我替你准备了金箔。”
“嗯？”
“金箔，”她说，“就放在厨房餐桌上。”
“喔，”他记起来了，“谢谢。”
“不客气。”她再度躺下来，很快就进入蒙眬状态。他倒不羡慕她每天可以在床上待到九点钟才起来——如果她想的话，甚至可以睡到十一点——但是他很忌妒她可以随时醒过来说说话，然后又睡着。他当年在丛林打仗的时候也有这种本事——大多数人都办得到——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新人和记者老是喜欢称之为“下乡”；但如果你曾经去过那里，你会说在丛林里或草原上。
在草原上，是啊。
她又说了一些话，但说得含糊不清。他知道她大概是说：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谢谢，”他说，亲亲她的脸颊，“我会的。”
“你今天的样子很好看。”她又咕哝了几句，虽然眼睛已经闭起来了，“我爱你，比尔。”
“我也爱你。”他说完就走出家门。
他的马克卡罗斯手提箱——即使不算最高档的手提箱，也相差不远了——立在前厅衣架旁边，他的大衣就挂在那里。他经过时迅速拿起箱子，走进厨房。咖啡已经煮好了——上帝保佑咖啡机——他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他打开手提箱，里面空空的，他把放在餐桌上的金箔球握在手里好一会儿，看着金箔球在日光灯下闪闪发亮，然后把球放进手提箱里。
“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他对着空荡荡的厨房说，然后关好手提箱。
早上八点十五分
从左边脏兮兮的玻璃窗往外望，可以看到纽约市愈来愈近了。透过满是污垢的玻璃窗，整个城市看起来像座肮脏的大废墟——也许逝去的亚特兰蒂斯正浮到水面上怒视灰蒙蒙的天空。早上下了一场雪，不过他并不担心，离圣诞节只有八天了，生意会很好。
火车里弥漫着各种气味，早晨的咖啡、早晨的香皂、早晨的刮胡水、早晨的香水，还有早晨的胃散发出的各种气味。几乎每个座位上的乘客都打着领带，今天甚至连一些女士都打了领带。早晨八点钟，一张张浮肿的脸上流露着若有所思又毫无戒心的眼神，敷衍地聊一些有的没的。每天这个时段，即使平常不喝酒的人都一副宿醉未醒的模样，大多数人都埋首报纸中。当然啦，里根是美国之王，股票和债券都变成黄金，死刑再度成为时尚。人生一片美好。
他自己则打开《纽约时报》上的拼字游戏，虽然他在几个方块中填入字，不过这动作主要还是一种防卫措施。他不想在火车上和别人谈话，不喜欢任何形式的闲聊，而且这个世界上他最不想做的事莫过于结交一起通勤的哥儿们。每当他开始在车厢里看到熟悉的面孔，每当有人在找座位时开始和他点头寒暄，他就会换一节车厢。想要一直默默无闻并不那么困难，他只不过是从康涅狄格的郊区搭火车上班的通勤族之一，坚决不愿打红色领带是他唯一的与众不同之处。也许他曾经读过教会学校，也许他曾经在朋友用球棒反复重击一个哭泣的小女孩时帮忙按住那个女孩，也许他曾经在草原上作战。不过，火车上的通勤族完全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这就是搭火车的好处之一。
“准备好迎接圣诞了吗？”靠走道的乘客问他。
他抬起头，几乎要皱眉了，但又觉得这不过是无聊的闲谈，有的人搭火车的时候似乎非要这样哈啦一番、打发时间不可。坐在他身旁的是个胖子，毫无疑问，不到中午他就会满身汗臭，不管早上抹了多少体香剂都没用……不过他几乎没有在看比尔，所以没什么关系。
“是啊，呃，你也晓得，”他说，低头看着放在两脚中间的手提箱，里面除了一个金箔球以外，什么都没有，“我愈来愈感觉到圣诞气氛了。”
早上八点四十分
他和成千个穿着大衣的男男女女一起走出中央车站，他们大都是企业中阶主管，一群打扮光鲜的沙鼠，到了中午又会去健身房拼命踩脚踏车。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灰暗的冷空气。莱克星顿大道上挂满圣诞灯饰，不远处有个看起来像波多黎各人的圣诞老人摇着铃铛，手里拿着钵请人捐钱，旁边一块广告牌上写着“今年圣诞节，请帮助无家可归的人”。打着深蓝领带的男人心想：圣诞老公公，广告里讲点实话好吗？为什么不说，今年圣诞节资助我继续吸毒？尽管如此，他走过圣诞老人旁边时，仍然丢了两块钱进去。他今天心情很好，很高兴莎朗提醒他金箔的事——要不然他可能会忘记带；他总是会忘记诸如此类的装饰品。
十分钟后，他就走到他的办公大楼。一个年轻黑人站在大门外，可能才十七岁左右，穿着黑色牛仔裤和脏兮兮的红色连帽运动衫，摆动着身体，嘴里喷出白烟，不时咧嘴微笑、露出金牙。他手里拿着残破的保丽龙咖啡杯，里面有一些零钱叮当作响。
“给点钱吧？”往旋转门走去的上班人潮经过黑人身边时，他不断说着，“给点钱吧，先生？给点钱吧，小姐？谢谢你，上帝保佑你，圣诞快乐。给点钱吧，先生？几毛钱就好。谢谢你。给点钱吧，小姐？”
比尔经过他旁边时，把一枚五分钱和两枚一毛钱的硬币丢进了咖啡杯里。
“谢谢你，先生，上帝保佑你，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走在他旁边的女人皱皱眉头说：“你不应该鼓励他。”
他耸耸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圣诞节的时候，很难对任何人说不。”他告诉她。
他和人潮一起走进大厅，那个意见多多的女人往报摊走去，他瞪了她一眼，然后走到楼层号码都装饰着漂亮花样的老式电梯那儿。等电梯的时候，有几个人向他点头打招呼，他和其中一两个人闲聊了几句——毕竟这里不是火车，没有办法换车厢。更何况这是一栋旧建筑，电梯速度很慢，而且吱嘎作响。
“你太太好吗？”一个在五楼办公、脸上经常挂着笑容的瘦皮猴问他。
“卡萝尔很好。”
“孩子都好吗？”
“都很好。”他根本没有孩子，他太太也不叫卡萝尔。他太太以前叫莎朗·安·多纳休，圣盖伯利中学一九六四年毕业生，但是这个骨瘦如柴、笑眯眯的男人永远也不会晓得这件事。
“我猜他们简直等不及了，巴不得圣诞节早点来到。”那个瘦皮猴说，他的嘴咧得更开了，变得难以形容。在比尔·席尔曼眼中，他就好像漫画家笔下的死神一样，整张脸只看到两只大眼睛、巨大的牙齿和拉长且发亮的皮肤。他的笑容让比尔想到阿肖山谷的谭保，那些第二营的家伙走进来时趾高气扬，仿佛他们是全世界的主宰，撤退时却活像刚从地狱半亩地逃出来似的，身上烧焦了，眼睛睁得老大，还露出巨大的牙齿。在东河的时候，他们的样子也差不多是那样，才不过几天，他们全都变成一个样子。在丛林里，他们经历了很多震撼和烘烤，大家全都变成一个样子。
“当然等不及啦，”他同意，“但是我想莎拉已经开始怀疑那个穿红衣的老家伙了。”他心里咕哝着：电梯、电梯，快点下来呀，老天爷，救救我吧，别让我一直应付这些蠢话。
“是啊，是啊，通常都这样。”那个瘦皮猴说，在那片刻间，他的笑容消失了，仿佛他们现在正在讨论癌症，而不是圣诞老人。“莎拉现在几岁了？”
“八岁。”
“感觉好像她一两年前才出生一样，天哪，快乐的时光真是过得飞快，你说是不是呀？”
“是啊，真是光阴似箭。”他很希望瘦皮猴别再说了。就在这时候，四部电梯中的一部喘着气把门打开，他们全都一拥而进。
比尔和瘦皮猴一起在五楼走廊走了一小段，然后瘦皮猴在一扇旧式玻璃门前面停下脚步，门上的毛玻璃一边写着“联合保险”，另一边写着“美国保险理赔核算服务”。门后面静静响起敲打键盘的哒哒声和稍稍响亮一点的电话铃声。
“祝你今天一切顺利，比尔。”
“你也一样。”
瘦皮猴走进办公室，比尔看到里面有个房间门上挂着大花环，玻璃窗也喷上雪花的装饰。他打了个冷颤，心想：上帝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每一个人。
早上九点零五分
他的办公室——他在这栋大厦中的两间办公室之一——在走廊最里面，相邻的两间办公室过去六个月来都闲置着，里面一片漆黑，他很满意这个状况。他自己办公室门上的毛玻璃印着“西部土地分析公司”几个字。门上有三道锁：一道是他搬进来的时候就已经装好的，他自己又另外加上两道锁。他开门走进办公室，把门关上、拴紧，然后上锁。
房间中央有张桌子，上面摆了一堆文件，但全都是没有意义的文件，只是为了做做样子给清洁工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丢掉文件，重新换一批新文件。桌子上还放了一部电话，他偶尔会打打电话，免得电话公司把这个号码登记为无人使用。去年他还买了复印机，复印机摆在办公室另一个房间门口，看起来还蛮像样的，但他从来没有用过复印机。
“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有没有闻到我所闻到的，有没有尝到我所尝到的。”他喃喃自语，然后走到另外一个房间门口。里面的架子上高高堆着更多毫无意义的文件，还有两个很大的档案柜（其中一个柜子上放了一台随身听，偶尔深锁的办公室门外响起敲门声，但却一直无人响应时，他就拿随身听来当理由），房间里还有一把椅子和一部梯子。
比尔把梯子搬回主办公室，站在桌子左边，架好梯子，把手提箱放在梯子上，然后顺着最下面的三级阶梯往上爬，伸手上去（他把手抬高时，大衣在大腿旁飘起）小心翼翼地把其中一个可活动的天花板移开。
上面漆黑一片，虽然的确有几根管线通过，但尚不足以称之为公共设施空间。这里没什么灰尘，至少眼前这片地方没有，也看不到老鼠屎——他每个月都用一次灭鼠药。当然，他来回进出的时候，衣服还是得保持干净，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尊重自己的工作和行业。这是他在军中学到的教训，当年在草原打仗的时候学到的教训，他有时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学到的第二重要的事情。而他学到最重要的教训则是，唯有真心悔过才能取代认罪告解，也唯有真心悔过才能决定你究竟是谁。他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学到这个教训，当时他才十四岁，那也是他最后一年走进告解室说：“请祝福我，神父，因为我刚刚犯了罪。”然后把一切和盘托出。
悔过对他而言十分重要。
上帝保佑你，他在楼层间弥漫着腐臭味的黑暗中想着：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我，上帝保佑每一个人。
这片狭窄的空间（里面永远呜呜吹着阴森森的微风，带来灰尘的气味和电梯的呻吟声）上方是六楼地板，这里有个八十厘米见方的活板门，是比尔亲手装的，他很擅长手工，这也是莎朗最欣赏他的长处之一。
他把活板顶开，让微弱的灯光透进来，然后抓住手提箱把手。当他把头伸进地板之间的空间时，离他目前所在位置九米远的粗大厕所排水管里传来快速的冲水声。一小时后，当这栋大厦里的上班族开始咖啡时间，那个声音会出现得愈来愈频繁，而且就像浪涛拍岸一样富有节奏感。比尔对冲水声或其他地板间的声音丝毫不以为意，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他小心翼翼地爬到梯子最上段，然后从六楼办公室钻出来，把比尔留在下面的五楼。在这儿，他又变回威利了，就像在高中的时候一样，也好像在越南的时候一样，在越南，其他人有时称他“棒球威利”。
上面这间办公室好像工作室一样，金属架上整齐堆放着线圈、马达和喷口等，桌上一角则有个类似滤网的东西。不过，这的确是一间办公室，因为里面有打字机、录音机、公文篮（也是摆摆样子而已，他会定期更换里面的文件，就好像农夫会随季节轮耕不同作物一样），还有档案柜。许多档案柜。
其中一面墙上挂着洛克威尔的画作，描绘一家人在吃感恩节大餐时一起祷告的画面。桌子后面则挂着一幅裱了框的沙龙照，照片中的威利穿着陆军中尉的制服（这张照片是在西贡拍摄的，不久之后，威利就因为在东河郊外的直升机坠毁事件中表现英勇而获得银星勋章），旁边则挂着他放大了的退伍令照片，同样裱了框，上面的名字写的是“威廉·席尔曼”，退伍令上也提到了他获得的勋章。他在东河郊区的小径救了萨利一命，和银星勋章一起颁给他的荣誉状上面是这么说的，东河战役的幸存者是这么说的，更重要的是，萨利自己也是这么说。当他们终于在旧金山那座被戏称为猫咪宫殿的医院聚首时，萨利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兄，你救了我一命。威利当时坐在萨利床边，一只手臂还绑着绷带，眼睛旁涂满药膏，但其实没什么大碍，是啊，萨利才真正受了重伤。美联社的摄影师也在那天拍了他们两人的合照，那张照片后来刊登在全美国的报纸上……包括哈维切的报纸都刊登了那张照片。
当威利站在六楼办公室中，把比尔·席尔曼留在下面的五楼时，他心想：他握住我的手。在他的照片和退伍令上面贴了一张六十年代的海报，海报没有裱框，而且边缘已经开始泛黄，海报上画着和平标志，下面则用红、白、蓝三色写着画龙点睛的妙句：伟大的美国胆小鬼之路。
他握住我的手，他心里又想。没错，萨利握住他的手，当时威利差一点就要尖叫出声、拔腿就跑，他原本很确定萨利会说：我知道你做了什么好事，你和你的朋友哈利和里奇。你以为她不会告诉我吗？
但萨利完全没有这么说，他只说：你救了我一命，咱们是同乡，而且你又救了我一命，他妈的，这种几率会有多大呢？以前我们竟然老是害怕圣盖伯利中学的男生！他那样说的时候，威利就很确定萨利完全不晓得哈利、里奇和他对卡萝尔做了什么好事。不过尽管知道自己安全了，他却没有因此感到宽心。完全没有。他微笑着捏捏萨利的手，同时心想：你当时觉得害怕是对的，萨利，你应该害怕。
威利把比尔的手提箱放在桌上，然后俯卧着，把头和手伸进两层楼之间呜呜吹着风又充满油味的黑暗中，将五楼办公室那片可活动的天花板放好、锁紧。他没有预期会有任何访客走进来（西部土地分析公司从来没有任何顾客上门），但还是小心一点为妙。总是要未雨绸缪，绝不要事后追悔。
五楼天花板恢复原状后，威利又放下六楼的活动地板。这个活门粘在一张小地毯下面，所以移上移下的时候不会发出太多声响。
他站起来拍掉手上的灰尘，然后转过身去，打开手提箱拿出金箔球，放在桌上的录音机上面。
“很好。”他说，心想当莎朗用心做事的时候还真是个宝……而她做事通常很用心。他重新关上手提箱，然后开始脱衣服，他的动作小心翼翼，而且有条有理，把他在六点三十分穿衣服的步骤全部倒过来再做一遍，就像影片倒带一样。他先脱掉身上所有的衣物，包括内裤和黑色半筒袜，然后赤裸着身子，把大衣、外套和衬衫小心翼翼地挂在衣柜里，衣柜里原本只挂了一件衣服——一件厚重的红外套，不过还没有厚到能称为短大衣。下面则有一个像盒子的东西，因为体积有点大，不能称之为手提箱。威利把马克卡罗斯手提箱放在盒子旁边，然后把裤子放进衣柜里，尽量保持折痕平整，接着把领带挂在衣橱门后的架子上，领带孤零零地挂在那儿，好像一根长长的蓝舌头似的。
他光着脚丫走到其中一个档案柜那儿。档案柜上的烟灰缸上面印着一个难看的老鹰标志和“如果我在战地阵亡”几个字。烟灰缸里放了一对用链子系着的狗牌。威利把狗牌挂在脖子上，然后拉开档案柜最底下的抽屉，里面放着内衣裤，最上面则是折得整整齐齐的卡其拳击裤。他先穿上裤子，然后套上白色运动袜，接着是白色圆领棉杉。他的狗牌在棉衫里鼓起来，就像他的双头肌和四头肌一样。他的体格已经没有当年在阿肖山谷和东河的时候那么壮硕，不过对一个快四十岁的中年男子而言，已经算很不错了。
他走到另外一个档案柜那儿，拉开第二格抽屉，跳过一九八二年那些装订成册的本子，再快速翻过今年的一月到四月、五月到六月、七月、八月（他在夏天都不得不多写一点）、九月到十月，终于找到目前的这本：十一月到十二月。他坐在桌子面前把本子翻开，快速翻过一页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张。上面写的字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对不起。
今天早上，他只写了十分钟，飞快地动笔写着：对不起。他估计自己至少已经写了二百多万遍了……而这还只是刚开始而已。告解会快多了，但是他愿意绕远路。
他写完以后——不，他永远也写不完，现在只不过写完今天的份额罢了——就把本子放到已写完和尚未写的本子中间，然后回到充当五斗柜的档案柜那儿，打开放袜子和内衣的抽屉上面那格档案柜，开始低声哼着歌，不是“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那首歌，而是门户合唱团的歌，关于日如何毁了夜而夜又如何隔开日的那首歌。
他穿上蓝格子衬衫和工作裤，把中间抽屉关起来，打开最后面的抽屉，里面有剪贴簿和一双靴子。他拿出剪贴簿，注视着烫金印上“回忆”两个字的红皮封面。这本剪贴簿很便宜，他买得起更好的剪贴簿，不过一个人不是永远都有权利买任何你买得起的东西。
夏天的时候，他通常会写下更多的“对不起”，但回忆却似乎陷入沉睡中。往往要等到冬天，尤其是圣诞节前后，才会唤醒他过去的回忆，这时候，他就会想看看这本贴满剪报和照片的本子，里面每个人都年轻得不可思议。
今天，他没有打开剪贴簿，而把它直接放回抽屉里，然后拿出靴子；靴子擦得闪闪发亮，仿佛一直到审判日来临或甚至更久远之后，这双靴子都还会完好无缺。这不是标准军靴，而是跳伞靴，是一〇一空降师的配备。但是没关系，他并没有真的要扮成士兵，假如他想扮成士兵，就会扮得像个士兵。
不过，他没有必要穿得太邋遢，就好像走道上不应该积太多灰尘一样。他对自己的穿着打扮一向十分小心，不会把裤管塞进靴子里——他可是走在十二月的纽约第五大道上，而不是八月的湄公河，这里不必担心蛇和虫子——不过，他希望自己看起来整整齐齐，这对威利和比尔都同样重要，说不定还更重要。毕竟一个人必须先自重，才会尊重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行业。
抽屉里放的最后两样东西是化妆品和发蜡。他挤了一些化妆品到左手掌心，然后开始抹在脸上，从前额抹到颈部。由于他经验老到，因此动作很快，才一会儿工夫，肤色就变得黝黑。然后他再抹上一些发蜡，开始梳头，把头发全部从额头往后梳，不再分发线。这是画龙点睛的最后一个动作，一个小小的动作，但可能效果最显著。现在没有人能认出这就是一小时前走出中央车站的通勤族了，储藏室门后的镜子里映照出来的这个人看起来像个精疲力竭的外籍佣兵，黝黑的脸上默默流露出一种压抑的傲气。人们通常不会盯着这样一张脸太久，否则自己会受伤。威利很清楚这点，因为他看过这样的事情。他没有探究原因，他早就习惯不问问题的人生，而且喜欢这样的生活。
“好，”他说，把储藏室的门关好，“看起来还不错，伞兵。”
他回到衣橱那儿，拿出两面都可穿的红色夹克和大箱子。他把夹克披在椅背上，把箱子放在桌上，然后打开箱子，掀起箱子的盖子，现在这个箱子看起来有点像街头推销员用来展示仿冒手表和来路不明的金链子的那种箱子。威利的箱子里只有少数几样东西，其中有一样东西为了能塞进箱子而拆成两半。里面有一面牌子、一双冷天戴的手套，还有第三只手套，是他以前在天气暖和时戴的。他拿出那双手套（毋庸置疑，他今天一定会需要这双手套）和绑着粗绳的牌子，绳子穿过厚纸板两端的孔之后各打了个结，所以威利可以把牌子挂在脖子上。他合起箱子，但没有锁上，然后把牌子放在箱子上——办公桌上实在太乱了，他唯有把箱子当桌面来用。
他哼着歌，打开膝盖上方的宽抽屉，把手伸进去摸索，摸到铅笔、润唇膏、回形针、记事本之后，终于找到订书机。然后，他解开金箔球，小心翼翼地把金箔绕在长方形牌子的四周，剪掉多余的金箔，再把闪闪发亮的金箔钉牢在牌子上。他拿着牌子端详了好一会儿，先评估这样做的效果，然后发出赞叹。
“十全十美！”他说。
电话铃响了，他愣了一下，转过去望着电话筒，眼睛突然眯起来，眼神变得很冷、很有戒心。铃响了一声、两声、三声，响第四声时，录音机启动了，他的声音开始回答——那是他在这个办公室用的录音版本。
“您好，这里是城中冷暖气公司，”威利·席尔曼说，“我们目前无法接听您的电话，请在哔声后留言。”
哔——
他双手握拳，站在那儿注意听着。
“嗨，我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黄页分类广告部的艾德，”机器里的声音说着，威利舒了一口气，才发觉自己刚刚还真是屏气凝神，他松开手，“麻烦贵公司的代表拨1-800-555-1000这个号码和我联络，就可以知道贵公司怎么样可以一方面扩大分类广告版面，同时每年又省下一大笔钱。祝各位圣诞快乐！谢谢！”
喀啦！
威利瞥了电话录音机一眼，仿佛预期它会继续说话——会威胁他，或许还会用他曾经指控自己的罪名来指控他——结果没有任何动静。
“准备就绪。”他嘴里咕哝着，把装饰好的牌子放回箱子里。这一回他关起箱子的时候，就顺便锁上弹簧锁。箱子上贴了一张写着“我很自豪能为国效命”的贴纸，旁边是一面国旗。
“准备就绪了，宝贝，你最好相信这点。”
他离开办公室，关好毛玻璃上印着“城中冷暖气公司”的门，然后把三道锁都锁上。
早上九点四十五分
他走到走廊上，看到拉尔夫·威廉姆森，他是盖若维兹财务规划公司的矮胖会计师（就威利的观察，盖若维兹公司聘请的每一位会计师都是胖子）。拉尔夫粉红色的手掌中握着一块旧木牌，上面绑着一把钥匙，因此威利推断，眼前这位会计师正急着上厕所。木牌上的钥匙！他心想，没有任何东西比绑在他妈的木牌上的钥匙更能勾起上教会学校的快乐回忆了，他想起那些下巴毛茸茸的修女和重重打在手上的戒尺。而且你知道吗？没准拉尔夫很喜欢手里握着木牌，就好像他也喜欢把肥皂刻成兔子或马戏团小丑的形状，然后用绳子吊在家中浴室的热水龙头下面。如果他真这么做了，又怎么样呢？不要任意评断他人，免得自己遭受评断。
“喂，拉尔夫，你在干吗？”
拉尔夫转过来，看到威利，露出笑容。“嘿，嗨，圣诞快乐！”
威利看到拉尔夫的眼神，不禁露出微笑，这个小胖子崇拜他。
“圣诞快乐，老兄。”他伸出手来，他戴上了手套，所以不必担心手会显得太白皙，以至于和脸上的肤色不合。他把手掌翻过来朝上：“来击个掌吧！”
拉尔夫害羞地照做。
“再来一次！”
拉尔夫把他又肥又短的粉红色小手翻过来，让威利击掌。
“太爽了，再击一次掌！”威利大叫，然后又和拉尔夫击掌。“圣诞礼物都买好了吗？”
“差不多了。”拉尔夫说，一面笑着，一面铿铃锵锒摇晃着盥洗室的钥匙，“是啊，差不多了。你呢，威利？”
威利对他眨眨眼。“噢，老兄，你也知道我有好几个女人，我让她们每个人都替我买个纪念品。”
拉尔夫赞叹的笑容显示他其实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他但愿自己知道内情。“又有生意上门了？”
“可以抵一天的营业额。你也知道，现在正是旺季。”
“对你来说好像随时都是旺季。你的生意一定很好，在办公室几乎很少看到你。”
“这是为什么上帝赐给我们电话录音机了。你最好快去吧，拉尔夫，要不然你的华达呢裤就要湿了。”
拉尔夫笑着（脸有点羞红）往男生厕所走去。
威利继续走到电梯那里，一手提着箱子，同时伸手摸一摸外套口袋里的眼镜还在不在。还在，信封也还在，里面厚厚一叠二十美元的纸钞劈啪作响，共有十五张钞票。又到了惠洛克警官来访的时候了，威利昨天就开始等他。也许他明天才会来，不过威利猜他今天会到……这并不表示他想看到他。他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如果你希望马车向前驶去，就得给轮子上点油，但他还是不太高兴。他经常觉得假如能对着惠洛克的头部开一枪，一定大快人心。在越南的时候就是如此，有时候事情不得不朝这个方向发展。发生在龙尼身上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那个脸上长满痘痘、手上老拿着纸牌的疯狂混蛋。
喔，没错，在丛林里一切都大不相同。在丛林里，你有时不得不做一些错事，以便预防更大的错误。毋庸置疑，这样的行径显示你从一开始就来错地方了，但是人一旦踏入江湖就身不由己，只能奋力向前游去。威利与其他b连的同僚只和d连在一起几天，所以和龙尼相处的机会不多，不过龙尼的尖嗓子令人难忘，他也记得在龙尼无休无止的红心牌戏中，如果有人出牌后想反悔，龙尼会大喊：“门儿都没有，混账东西！牌一出手，就得继续玩下去！”
龙尼可能是混蛋，不过他说的倒是没错。牌一出手，就得继续玩下去，不管在人生或牌局中都一样。
电梯经过五楼时没有停，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再因为担心电梯停在五楼而忐忑不安，他曾经多次与和比尔一样在五楼上班的人一起搭电梯下去大厅，包括联合保险公司的那个瘦皮猴，但是他们都没有认出他来。他们应该认得出来，他知道他们应该认得，但是他们却没认出来。他从前总以为是因为他换了衣服、化了妆，后来认为是发型的缘故，但其实他心知肚明，这些都不是重点，甚至他们对于周遭世界漠不关心都不是真正的原因。他其实没有太戏剧化的改变——不过换上了工作裤、跳伞靴，再涂上一点褐色化妆品，根本不算什么乔装打扮，绝对算不上什么伟大的乔装打扮。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件事，所以大半时候都不去想它。他在越南时学到这个道理，也学到其他很多道理。
年轻黑人还站在大门外面（他现在把帽子翻起来），对着威利摇晃破烂的保丽龙杯。他看到这个提着修理工具箱的家伙脸上挂着笑容，所以也咧嘴笑了。
“赏个铜板吧？”他问这位修理匠，“好不好，先生？”
“你这懒鬼，别挡路，听到了没。”威利告诉他，脸上仍然带着笑容。年轻人退后一步，眼睛睁得大大的，惊讶地看着威利。他还没想到该怎么搭腔，修理匠先生已经快步走到转角，被购物人潮所淹没，巨大的箱子在他戴着手套的手上晃荡着。
早上十点
他走进惠特摩旅馆，穿过大厅，搭电梯到楼上，那里有公共厕所。他每天唯有在这个时候会感到紧张，而他说不上来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在他进厕所之前、之后或待在厕所里面时，都不曾发生过什么事情（他轮流到城中二十几个公共厕所里做这件事），不过他总觉得，如果事情失控了，最可能发生的地方就是旅馆厕所。因为接下来的改变和从比尔·席尔曼变成威利·席尔曼不一样，比尔和威利是兄弟，也许甚至还是双胞胎，从其中一人变成另外一人，感觉再自然不过了。但工作日的最后蜕变——从威利·席尔曼摇身变为盲眼威利·葛菲——他一向都觉得不太自然。最后的变装总是令他觉得偷偷摸摸、不可告人，甚至变态。直到变装完毕，他又走到大街上，伸出白色手杖咚咚轻敲地面时，他感觉就好像一条蛇刚蜕去旧皮，而新皮尚未长硬一样。
威利环顾四周，看到男盥洗室里空荡荡的，整排厕所中（一定有十二间左右）只有第二间厕所的门下面可以看到一双鞋子，里面传来清喉咙和晃动报纸的声音，还很有礼貌地轻轻放了个屁。
他走到最后一间厕所，把箱子放下、闩好门，然后脱下红夹克，把橄榄绿的内面翻出来，只消从夹克内面拉出袖子，立刻就变成一件老兵的军服外套。这是莎朗的神来之笔，她是在一家军用品旧货店买到军服外套的，她拆掉原先的衬里，再把它缝在红夹克内面。不过她在缝上衬里之前，先在上面缝一块中尉的臂章，再加上一条已经看不出姓名和单位标示的黑布，然后把这件外套洗了大约三十次，现在臂章和单位标示当然都不见了，不过原本有臂章和标记的位置仍然留下明显的痕迹——袖子和左胸部位的布料都显得特别绿，服役过的老兵一看就认得出来那个痕迹代表什么意义。
威利把外套挂在钩子上，脱下长裤坐下来，然后提起箱子放在大腿上。他打开箱子，拿出拆成两段的手杖，很快地把它重新组合起来。他握着手杖的底端，坐在马桶上把手抬高，将手杖挂在钩子上。然后重新锁紧箱子，从纸卷上抽了一小张卫生纸下来，发出解放完毕的适当音效（也许不是必要的动作，不过宁可未雨绸缪，不要事后追悔），接着让马桶冲水。
走出厕所前，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眼镜，口袋里还放着装了贿款的信封。那副有弧形镜片的太阳眼镜总是让他联想到熔岩灯和彼得·方达在电影中扮演的亡命天涯的摩托车骑士。但是这招对招徕生意倒是很有用，部分原因是人们一看就知道他是退伍军人，部分原因是即使有人从旁边偷瞄，也看不到他的眼睛。
于是，他把威利·席尔曼留在惠特摩饭店的厕所里，就好像他把比尔·席尔曼留在五楼西部土地分析公司的办公室一样。走出盥洗室的男人——穿工作服、戴墨镜、咚咚地伸出白色手杖敲打地面的男人——变成了盲眼威利，从福特总统主政时期就固定在第五大道乞讨的盲人。
当他穿过大厅往楼梯口走去时（没人陪的盲人从来不搭电梯），看到有个穿红衣的女人朝他走来。由于他戴着墨镜，那女人看起来就像在污水中游泳的怪鱼，当然，不完全是眼镜的缘故。每天到了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真的看不见了，就像他和萨利以及天晓得其他还有多少人在一九七〇年那天撤离东河省的时候一样。他当时大喊，我的眼睛瞎了，即使在小径上抱起萨利时，嘴里仍然不住尖叫，但其实他当时还没有真的瞎掉。他在闪光后的一片白茫茫中，看到萨利拼命按住爆开的肚皮在地上滚来滚去，他把萨利扛在肩上往前跑。萨利的块头比威利高大很多，威利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扛得动这么重的一个人，但是他办到了，一直跑到丛林中的空地那儿，休伊直升机有如上帝的恩典般载他们离去——上帝保佑休伊直升机，上帝保佑每一个人。一路上，子弹不停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在地雷或他妈的不知什么东西爆炸过的小径上，美军残骸四处散落。
我的眼睛瞎了，他当时尖声喊叫，扛着萨利，感觉萨利的鲜血浸湿他的军服，而萨利也不断尖叫。如果萨利当时停止尖叫，威利会不会就让他滚落肩头、自顾自逃命、想办法逃离这场伏击？也许不会，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萨利是何许人，知道他是老乡，是曾经在家乡和卡萝尔·葛伯交往过的萨利。
我的眼睛瞎了，我的眼睛瞎了，我的眼睛瞎了！威利扛着萨利，一路上不停地尖叫。没错，当时周遭全是一片白茫茫，但是他还记得看到子弹穿透树叶、射入树干；还记得看到稍早时也和他们一起在村子里的人用手紧抓着喉咙，鲜血如泉涌般从那人指尖渗出，染红了军服；还记得另外一个隶属d连、名叫帕干诺的人拦腰抱住这个家伙，推着他走过威利身边，威利当时视线模糊，只是不停尖叫：我的眼睛瞎了、我的眼睛瞎了、我的眼睛瞎了，鼻子里闻到萨利的鲜血、闻到鲜血的臭味。在直升机里，他眼中看到的白色愈来愈重，他的脸烤得灼热，头发烤得灼热，头皮也烤得灼热，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白茫茫的。他全身都烧得灼热、不停冒烟，他是另外一个刚刚逃离地狱半亩地的人。他曾经以为自己再也无法看见了，那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但是当然他后来又看得见了。
最后，他又看得见了。
穿红上衣的女人走过来，“需要帮忙吗，先生？”她问。
“不需要，女士。”盲眼威利说，原本不断向前移动的手杖停了下来，不再敲打地面，只是探索着前方的虚空。他前后摆动着手杖，试图碰触到楼梯侧边。盲眼威利点点头，然后小心而自信地向前移动，直到提着大箱子的那只手碰到楼梯扶手。他把箱子交到拿手杖的那只手上，然后抓着扶手，转身朝向穿红衣的女士。他很小心不要直接对着那个女人笑，而是把脸稍微偏向左边一点。“我不需要帮忙，谢谢你，我没问题，圣诞快乐！”
他用手杖轻敲地面，开始走下楼梯，尽管手上拿着手杖，他仍然可以轻松地提着大箱子，因为箱子很轻，里面几乎是空的。当然，再一阵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早上十点十五分
第五大道为了圣诞节而装饰得五彩缤纷——但他几乎看不见这一片光辉灿烂。街灯都披上冬青树枝，许多较大的商店布置成圣诞礼物的样子，还绑上巨大的红色蝴蝶结。布鲁克斯兄弟时装公司的米色建筑物正面装饰了直径大约十二米的大花环。圣诞灯饰四处闪烁。萨克斯百货公司的橱窗中，装扮时髦的人体模型跨坐在哈利—戴维森摩托车上，头上戴着一顶圣诞帽，身上披着镶毛边的摩托车外套，脚上套着直到大腿的长靴，其余部分则一丝不挂，银色的圣诞铃铛挂在摩托车把手上。附近传来《平安夜》的圣诞颂歌，这首歌不算威利最喜欢的圣诞歌，但是总比“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那首好多了。
他一如往常，在圣帕特里克教堂前面停下脚步，对面就是萨克斯百货公司，因此提着大包小包的购物人潮会经过他的面前。他现在的动作简单而有尊严，原本在厕所里的不安——那种仿佛要赤裸裸暴露在别人面前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了。每当他来到这里，总是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自觉是个天主教徒。毕竟他曾是圣盖伯利中学的学生，戴十字架，穿白衣，轮流担任祭坛侍童，跪在小房间里告解，在星期五吃他最痛恨的黑斑鳕。就许多方面来看，他至今仍然是个圣盖伯利男孩，他的三种变装都有这个共同点，就好像他们常说的，这部分的他历经长时间的淬炼，始终没有改变。只不过这段日子以来，他以忏悔代替了告解，而且也不再确信真的有天堂。这些日子以来，他能做的就是保持希望。
他把箱子打开，掀开盖子，以便从上城方向来的人潮能看到上面的贴纸。然后他拿出第三只手套，也就是他从一九六〇年以后就拥有的那只棒球手套。他发现拿着棒球手套的盲人最令人感到心碎；上帝保佑美国。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他拿出装饰着华丽金箔的牌子挂在身上。
前美国陆军中尉威廉·葛菲
曾在广治、承天、谭保、阿肖服役
于一九七〇年东河省战役中失明
一九七三年不知感恩的政府剥夺了我的福利
一九七三年变得无家可归
以乞讨为耻，但又必须供小孩上学
如果愿意的话，请表达你们的善意
他抬起头来，这是个快下雪了的冷天，日光映照在他的墨镜上。他得开始工作了，一般人简直想象不到这份工作有多么艰难。首先你得有一定的站姿，和军中所谓的“稍息”不完全一样，但也相差不远。头必须一直抬得高高的，眼睛注视着成千上万川流不息的人潮，戴着黑手套的双手必须笔直下垂，绝对不可以拨弄牌子或裤子，或两手互碰。他必须持续流露出自尊受损和挫败的神情，但绝不能感到羞耻，尤其不能让别人有一丝一毫觉得他精神错乱。除非有人和他说话，否则他绝不开口，而且也唯有当别人用友善的语气和他说话时，他才会搭腔。如果有人气呼呼地问他为什么不好好找份工作，或问他牌子上说政府剥夺了他的福利是什么意思，他通常都不回答。每当有人指责他作假或以轻蔑口气表示哪有小孩肯让父亲靠街头乞讨来供他上学时，他也绝不和他们争辩。他记得只有一次打破了这个铁律，那是在一九八一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午后，有个女人生气地问他：“你儿子上的是哪一所学校啊？”他不知道那女人长什么样子，当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他也已经有两三个小时和蝙蝠一样瞎了，但可以感觉得到那女人满肚子怒气向四周爆发出来，就好像在旧床垫里兴风作浪的臭虫一样；就某方面来说，这个女人让他联想到龙尼那非让你听见不可的尖嗓子。告诉我他念的是哪一所学校，我要寄一块狗粪给他。不必麻烦了，他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如果你有一块狗粪想寄出去，那就寄给约翰逊好了，联邦快递一定会帮你寄去地狱给他，他们哪儿都寄得到。
“上帝保佑你。”一个穿着开斯米羊毛大衣的男人说，因为情绪激动而声音颤抖。不过盲眼威利丝毫不感惊讶，他已经听多了。许多顾客都把钱小心翼翼、毕恭毕敬地放进棒球手套里，但穿着开斯米大衣的家伙却把他的捐款丢进打开的箱子里，那是一张五元钞票。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早上十点四十五分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他小心翼翼地放下手杖，单膝跪在地上，把棒球手套里的钱倒进盒子里。虽然他现在其实还看得见，但还是用手来回摸索着那堆钱，然后把钞票捡起来，总共有四五百元，所以一天下来，他可以讨到三千块钱，就这个季节而言不算特别多，不过也算不错了。他把钞票卷起来用橡皮筋绑好，然后按下箱子侧边的按钮，箱子的假夹层立刻倾斜，把零钱全倒进箱子底部。他把那卷钞票也放到箱子底部。他完全无意掩盖所做的事情，也不会感到良心不安；这些年来他一直都这么做，从来没有人来抢他的钱。上帝最好保佑想抢他钱的混蛋。
他松开按钮，让假夹层弹回原位，然后站起来。这时候，有只手按住他的背。
“圣诞快乐，威利。”那只手的主人说。盲眼威利从他身上的古龙水味道认出他是谁。
“圣诞快乐，惠洛克警官。”威利回答。他把头微微往上抬起，摆出询问的姿态，双手垂在身体两侧，他现在的立姿不算稍息，因为两腿没有张那么开，但腿也还没有并拢到足以称之为立正的地步。“今天好吗，警官？”
“好极了，”惠洛克说，“你很清楚，我一向都好得不得了。”
有个男人走过来，他的大衣敞开，露出里面的艳红色滑雪衫，头发剪得很短，头顶还是黑发，不过两鬓却已斑白。盲眼威利立刻认出他脸上的严峻神情。他手上提着几个手提袋，一个是萨克斯百货公司的购物袋，另一个是bally的购物袋，然后停下脚步，看看牌子上写的字。
“东河？”他突然问道，语气不像在念地名，而像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认出许久不见的老友。
“是的，先生。”盲眼威利说。
“你们的指挥官是谁？”
“鲍伯·布里森上尉，而他又听命于安德鲁·雪夫上校。”
“我听过雪夫的名字。”敞开大衣的男人说，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起先朝威利走过来时，他的样子仿佛完全属于第五大道，现在却不然。“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他。”
“到后来我们都没见到什么高阶军官。”
“如果你是从阿肖山谷出来的，那就难怪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是啊，先生。我们攻击东河的时候几乎没有指挥官，我差不多是和另外一位中尉一起设法执行任务，他叫戴芬贝克。”
穿着红色滑雪衫的男人缓缓点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些直升机掉下来时，你们正好在那里作战。”
“没错，先生。”
“那么你后来一定也在那里，就是当……”
盲眼威利没有接话，不过他闻到惠洛克身上的古龙水味，那气味比以往都要强烈，还可以在耳边感觉到惠洛克呼出的热气，就好像欲火中烧的年轻人火辣辣的约会进行到高潮一样。惠洛克从来不相信他编造的故事，尽管盲眼威利为了能不受干扰地在街头乞讨，付给惠洛克的保护费高于一般行情，但他很清楚惠洛克骨子里毕竟还是警察，巴不得看到他穿帮。只是像惠洛克这种人绝不会明白，外表看似假的却不一定就是假的，有时背后的问题要比乍看之下的表象复杂一点。在越战还没有变成政治笑话或剧作家骗钱的题材时，他真应该从越南学学这个道理。
“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是最艰苦的两年，”头发渐白的男人以缓慢而沉重的语气说，“我当时随着3/187部队在汉堡山作战，所以我知道阿肖和谭保发生的事。你还记得九二二公路吗？”
“记得，先生，荣耀之路，我有两个朋友在那里丧了命。”盲眼威利说。
“荣耀之路。”敞开大衣的男人说，突然之间，他的样子仿佛有一千岁那么苍老，而鲜红的滑雪衫顿时变得十分不堪，就好像一些爱胡闹的孩子自以为幽默地把一些东西挂在博物馆的木乃伊身上一样。他的眼睛茫然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又回过神来，望着附近街上的大钟琴；大钟琴正在演奏《我听到雪橇铃铛叮当叮当响》的那首歌。他把手提袋夹在昂贵的鞋子中间，从口袋中掏出皮夹，快速翻着皮夹里面厚厚的一沓钞票。
“你儿子还好吗？”他问，“成绩还不错吧？”
“很好，先生。”
“他多大了？”
“十五岁。”
“读公立学校吗？”
“他读教会学校，先生。”
“太好了，上帝保佑他永远不必见到该死的荣耀之路。”敞开大衣的男人从皮夹里抽出一张钞票。盲眼威利可以同时感觉到和听到惠洛克的喘息声，他几乎不必看那张钞票，就知道是一张百元大钞。
“是的，先生，上帝保佑他。”
穿大衣的男人将钞票放在威利手中，当威利把戴着手套的手抽回去时，他似乎大吃一惊，仿佛那只手没戴手套，而且被什么东西烫到似的。
“麻烦把钱放进我的箱子里或是棒球手套中，先生。”盲眼威利说。
穿大衣的男人看看他，扬起眉毛，稍微皱了皱眉，然后似乎懂了。他弯下腰，把钞票放在用蓝墨水写着“葛菲”的旧手套中，然后伸手到前面口袋掏出一把硬币。他把硬币压在钞票上，免得钞票飞走。然后他站起来，眼睛湿润、充满血丝。
“你需不需要我的名片？”他问盲眼威利，“我可以帮你联络几个退伍军人组织。”
“谢谢你，我知道你一定可以，但是我不得不婉谢你的好意。”
“大部分的机构你都已经试过了？”
“试过其中几家。”
“你待在哪个医院？”
“旧金山。”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补了一句，“在猫咪宫殿，先生。”
穿大衣的男人放声大笑，他的脸一皱，眼眶里的泪水就顺着饱经风霜的脸颊流了下来。“猫咪宫殿！”他大叫，“我已经有十年没听到这几个字了！我的老天！每张床底下都放着一个便盆，每一张床单里都藏着一个裸体护士，对不对？身上除了爱的珠链以外一丝不挂。”
“是啊，先生，差不多是这样。”
“圣诞快乐，大兵。”穿大衣的那个人两腿一并，用一根指头向他行了个军礼。
“圣诞快乐，先生。”
穿大衣的男人拿起手提袋走开，没有回头。即使他回头望，盲眼威利也看不到，因为这时候他的视力已经减退到只看得见鬼魅和黑影了。
“演得不错。”惠洛克喃喃地说。他呼出的热气喷进威利的耳朵里，威利恨透了那种感觉——事实上，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但是他不会轻易让他享受到把头靠得更近的乐趣，即使只有一英寸都不成。“那个老家伙还真的在哭呢，你一定也看到了，但是威利，我只能说，你说得像真的一样。”
威利没搭腔。
“有一些荣民医院被称为猫咪宫殿，嗯？”惠洛克问，“听起来像是我应该去的地方。你是从哪里晓得这些事情的，从军事杂志上看到的吗？”
渐暗的天色中，一个女人的黑影弯下腰来，丢了一些东西到敞开的箱子里，她戴了手套的手握住威利戴了手套的手，轻轻捏了一下。“上帝保佑你，朋友。”她说。
“谢谢你，女士。”
黑影走开了。但是盲眼威利的耳边仍然有人吹着热气。
“你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吗，伙伴？”惠洛克问。
盲眼威利伸手到外套口袋里拿出信封，然后划过冷空气递出去。惠洛克伸出手来，一把抢过信封。
“混蛋！”警官的声音又害怕又恼怒，“我告诉过你多少次，要把信封藏在手掌中，藏在手掌中！”
盲眼威利什么话也没说，脑子里只想着棒球手套，想着自己怎么样把博比·葛菲的名字擦掉，在相同的位置写上威利·席尔曼。后来，他在越战过后、刚开始展开新事业时，再度把手套上的字迹抹掉，用大写字母涂上葛菲这两个字。阿尔文·达克手套侧面涂改多次的地方现在变得破破烂烂的。如果他心里想着那只手套，如果他专心想着手套磨破的地方和那一层层涂改过的字迹，或许就不会随便做傻事。不过，惠洛克不正是希望如此吗？对他来说，那点微薄的贿款还不够：他希望看到威利做傻事，看到他露出马脚。
“多少钱？”过了一会儿，惠洛克问他。
“三百，”威利说，“三百块钱，惠洛克警官。”
惠洛克听了，沉吟半晌，不过他现在往后退了一步，所以在威利耳边喷的热气稍微散开了一些。盲眼威利对于小恩小惠都十分感激。
“这次就算了，”惠洛克终于说，“不过新的一年又快到了，伙伴，而你的警察朋友贾斯柏·惠洛克在纽约买了一块地，他想在那里盖一栋房子。所以，咱们的赌注又提高了。”
盲眼威利一声不吭，但他现在非常注意听。如果仅止于此，那么就还好，但是从惠洛克的声音听来还不止于此。
“事实上，那栋小屋没有那么重要，”惠洛克继续说，“重要的是，如果我得和你们这些下等人打交道，我需要得到更好的报酬。”他的声音渐渐透露出真实的愤怒，“你怎么有办法每天都这样做——即使在圣诞节也一样——我真不懂。当乞丐是一回事，但是像你这样的人……你的眼睛不会比我更瞎。”
“噢，你的眼睛可是比我瞎得还严重。”威利心想，但仍然不动声色。
“而且你的生意还不错嘛。也许没有那些在电视上传教的神棍赚得那么多，不过在这个季节，你每天大概可以赚一千块钱吧？还是两千块？”
他太低估威利的收入了，不过错估的数字听在威利耳中有如乐音般美妙，表示这位沉默的合伙人并没有太频繁、太严密地监视他。但是他不喜欢惠洛克声音中隐含的怒气，这股愤怒就像扑克牌游戏中的鬼牌一样危险。
“你的眼睛没有比我更瞎。”惠洛克再说一遍。显然他真正在意的是这件事。“嘿，伙伴，你知道吗？也许我应该找一天晚上下班后跟踪你，看看你到底在做什么，”他停了一下，“看看你变成什么人。”
有那么短暂的片刻，威利真的吓得屏住呼吸……然后又恢复正常。
“你不会想这样做的，惠洛克警官。”
“不会吗，嗯？为什么，威利？为什么不会？你希望我大发慈悲，是不是？怕我杀了会下金蛋的混账母鸡？嘿，这一年来，我从你这儿拿到的报酬和真正的嘉奖升官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他停了一下再度开口时，声音中带着一丝梦幻色彩，令威利格外警觉。“我说不定会上报呢，英勇警察拆穿第五大道骗徒的真面目。”
天哪，威利心想，我的老天，他好像真的想这么做。
“你的手套上写着‘葛菲’两个字，但是我敢打赌你根本不姓葛菲，我有十足的把握。”
“你会赌输的。”
“随你怎么说……但是你的手套看起来好像已经涂改过好几次了。”
“我小时候手套曾经被别人偷走过。”他会不会透露太多了？很难说，惠洛克这回出其不意地逮着他了，这个混蛋，先是办公室电话铃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艾德——接着又是这件事。“偷手套的那个男生把名字写在上面。我找回手套以后，弄掉他的名字，然后换上我自己的名字。”
“你去越南的时候也带着这个手套？”
“对。”这是实话，如果萨利当时看到了这个破破烂烂的阿尔文·达克棒球手套，他会不会认出这是老朋友博比的手套？萨利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手套，至少在越南的时候没有，所以这完全只是假设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惠洛克警官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没有一个问题是假设性的问题。
“你去那个什么阿虚谷的时候，一路上都带着这个手套吗？”
盲眼威利没有回答，惠洛克想诱导他回答。门儿都没有，惠洛克别想牵着他的鼻子走。
“你去那个野丫头宫殿的时候也带着这个手套？”
威利还是一声也不吭。
“天哪，我还以为野丫头是喜欢爬树的小女生。”
威利仍旧默不作声。
“《邮报》，”惠洛克说，威利模糊地看到这混蛋举起手来，比了个相框的手势。“英勇的警察。”
他可能是在戏弄他，但威利不太确定。
“你会上报没问题，但不会得到任何嘉奖，”盲眼威利说，“也不会升官。事实上，你会流落街头，到处找工作。不过你最好别到安保公司去应征，因为会收受贿赂的警察一点也不可靠。”
这下子换惠洛克屏住气，当他恢复正常后，喷在威利耳中的热气仿佛飓风般猛烈，警官的嘴几乎快贴到威利的皮肤上了。“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低声问，一手抓住盲眼威利的手臂，“告诉我，你刚刚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盲眼威利保持沉默，两手垂在身体两侧，微微抬头，专心注视眼前的黑暗，这片黑暗要到日落之后才会清澈起来。他的脸上现在又面无表情，许多经过的路人看了会认为他自尊受伤、勇气消沉，但某种程度仍然不失本色。
你最好小心一点，惠洛克警官，他心想，你脚底踏着的冰已经愈来愈薄了。也许我眼睛瞎了，但是如果你听不到脚下薄冰劈啪碎裂的声音，那么你一定是聋了。
惠洛克抓住他的手臂轻轻摇晃，手指嵌入他的肉里。“你找了朋友，是不是？你这狗娘养的？所以你才每次都这样明目张胆地把信封递给我？你是不是找了朋友偷拍我的照片？是不是？”
盲眼威利继续保持沉默，他正在对惠洛克进行一场沉默的布道，只要你诱导他，只要给他时间让想法在脑子里发酵，像惠洛克这样的警察老是会往坏处想。
“别想在我面前搞鬼，伙伴。”惠洛克邪恶地说，但是声音里隐含着一丝忧虑，接着逐渐松开紧抓盲眼威利的手。“从一月开始涨价为一个月四百块，如果你想在我面前搞鬼的话，我就要你好看。明白了吗？”
盲眼威利什么也没说，热气不再喷进他的耳朵，他知道惠洛克准备离开了，但是还没有离开；那讨厌的热气又开始喷了。
“你会因为你做的事情而下地狱，”惠洛克告诉他，热切而诚恳地说，“我收下你的肮脏钱，犯的只是小罪——我问过牧师，所以我很确定——但是你犯的却是万劫不复的罪过，你会下地狱的，咱们就等着看你在地狱里可以乞讨到什么东西吧！”
盲眼威利想到，威利和比尔·席尔曼偶尔会在街上看到有些人的外套背后画了越南地图，上面通常还标示了外套主人在越南作战的年份及下列这行字：我死后一定会直接上天堂，因为我已在地狱待过了。他可以和惠洛克提一下他的感觉，但这样做无济于事，还是保持沉默好了。
惠洛克终于走开了，威利很高兴看到他离开，脸上浮现难得的笑容，仿佛阳光在乌云密布的阴天中偶尔露脸一样。
下午一点四十分
他用橡皮筋把钞票捆成卷，并把零钱倒进箱底三次（纯粹为了方便储藏，而不是想掩盖什么），他完全依赖触觉来做这些事情。他现在已经看不见那些钞票，无法分辨一元钞票和百元钞票，但是仍然可以感觉到今天收获丰硕。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而且向来都没有从中获得什么乐趣，盲眼威利在乎的不是乐趣，但即使是成就感，今天和惠洛克警官的谈话内容都把它破坏无遗了。
十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有个声音甜美的年轻女士（她的声音在盲眼威利耳中听来好像戴安娜·罗斯的歌声那般好听）从萨克斯百货公司走出来，递给他一杯热咖啡；她几乎每天这个时候都会这样做。十二点十五分，另外一个女人——这位女士没那么年轻，可能是白人——又拿了一杯热腾腾的鸡汤给他喝。他分别向两位女士道谢。那位白人女士在他脸颊上温柔地亲了一下，祝他圣诞快乐。
不过这天也有另外一面，事情总是如此。下午一点钟左右，有个十几岁的男孩和一帮狐群狗党围着威利嬉闹、叫嚣，说他是丑八怪，问他戴着手套是不是想遮掩被煎饼锅烫伤的痕迹。这帮孩子很快就离开了，边走还边为这老笑话又笑又闹。大约十五分钟后，有人踢了威利一脚，也许只是不小心踢到。不过每一次他弯腰检查箱子，箱子都好端端在那儿。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小偷、强盗和骗子，但是箱子好端端在那儿，和过去一样总是好端端的。
那天下午，他一直想着惠洛克的事情。
在惠洛克之前的警官很容易打发，惠洛克辞职或调职后接任的警官可能也很容易打发。惠洛克终究会步步进逼，这是他在丛林中学到的另一个教训，同时他盲眼威利则必须像风暴中的芦苇般懂得折腰。只不过当风力太强的时候，即使是柔软的芦苇都可能折断。
惠洛克想抬高价码，拿更多钱，但是戴墨镜、穿军装的男人烦恼的不是这件事；他们迟早都会想拿更多钱。他刚开始在街头乞讨的时候，每个月付给汉拉蒂警官一百二十五元。汉拉蒂一向主张“为彼此都留一条活路”，他和雷默警官一样（就是威利童年时派驻在他们那区的巡警），身上老带着古龙水和威士忌的味道，但是在一九七八年退休之前，随和的汉拉蒂还是设法要威利把贿款提高为一个月两百美金。问题是，惠洛克今天早上显得很生气，是生气，而且还提到他和牧师谈过。威利烦恼的是这些事情，但最令他烦恼的还是惠洛克提到要跟踪他。看看你到底在做什么，看看你会变成什么人，我敢打赌你根本不姓葛菲。
盲眼威利心想，和不是真心悔过的人胡搞，原本就是个错误啊，惠洛克警官。相信我，你还不如和我太太胡搞算了，而不要在我的姓名上作文章，这样或许还安全一点。
虽然惠洛克有可能会这么做——还有什么事情比盯瞎子的梢更容易呢？或者跟踪只能看到模糊黑影的瞎子？这比盯着他走进某一家旅馆，然后进男盥洗室简单多了？也比看着他走进厕所时还是盲眼威利，出来却变成了威利·席尔曼简单多了？假定惠洛克甚至有办法追查到他最后又从威利变回比尔呢？
想到这件事，早上焦躁不安的情绪又回来了，觉得皮肤间仿佛有一条蛇在乱窜。由于惠洛克担心有人拍下他收取贿赂的照片，所以可能会先观望一阵子，但是如果他真的很生气的话，很难预料他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事情。真令人胆战心惊。
“上帝爱你，大兵。”有个声音在黑暗中说，“真希望我能做更多。”
“不需要，先生。”盲眼威利说，但是他现在满脑子都还是惠洛克警官，身上发散着廉价古龙水气味的惠洛克警官曾和牧师谈到身上挂着牌子的盲人，这个在他眼中根本没瞎的盲人。他还说了什么话？你会下地狱，咱们就等着看你在地狱里可以乞讨到什么吧！“圣诞快乐，先生，谢谢你帮忙。”
这一天又继续下去。
下午四点二十五分
他的视力逐渐恢复了——微弱、模糊，不过还看得见，等于在提醒他该收拾东西离开这里了。
他跪下来，挺直了背，把手杖再度放回箱子后面，用橡皮筋绑好最后一沓钞票，将钞票和硬币倒进箱底，然后收好棒球手套和金箔装饰的牌子。他把箱子关好，站起来，用另一只手拿着手杖。现在，提在他手中的箱子变得沉甸甸的，里面装的尽是满怀善意的金属硬币。当硬币全部涌到新位置时便哗啦作响，然后静止下来，仿佛深深埋在地底的金属矿藏。
他沿着第五大道往前走，沉重的箱子像锚般在他的左手中悬荡着（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他已经习惯箱子的重量，所以今天下午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提着箱子走比平常更远的路），他右手拿着手杖，向前伸出去轻敲路面。手杖仿佛有魔法般，在人潮汹涌、摩肩接踵的人行道上为他开出一条路。他走到第五大道和四十三街交口时，已经看得见眼前的小空间，也看得见四十二街路口一闪一闪的“禁止行走”灯号，但是他还是继续往前走，直到一个穿着体面、留长发、戴金链子的男人伸出手来按住他的肩膀，阻止他前进。
“小心哪，前面的车子还没停下来呢！”长发男子说。
“谢谢你，先生。”盲眼威利说。
“不客气，圣诞快乐。”
盲眼威利穿过马路，经过公共图书馆前面的石狮子，再往前走两个路口，然后往第六大道走去。没有人过来和他搭讪；没有人在附近晃来晃去，整天看着他乞讨，然后跟踪他、伺机抢过他的箱子后逃之夭夭（没几个贼有办法提着这只箱子逃跑）。一九七九年夏天，曾经有两三个年轻人，可能是黑人（他不太确定，他们的口音听起来像黑人，但是那天他的视力恢复得很慢；在热天里，白昼时间拖得很长，他的视力总是恢复得特别慢）突然过来搭讪，他不太喜欢他们说话的语气。他们说话的语气和今天下午那些年轻孩子不一样，和那些猛开玩笑、说他的手是不是因为读煎饼锅上面的字而被烫伤，或说《花花公子》折页美女照片的点字板不知是什么样子的年轻孩子不一样。这几个人的声音更轻柔、更和气，但有点怪怪的，他们问他在圣帕特里克教堂每天有多少收入？他愿不愿意捐点钱给一个叫波罗休闲联盟的组织？他去搭公交车或火车的时候需要有人伴护着他吗？还有一个人（可能是个年轻的性学家）问他是否偶尔会想找年轻的小姑娘。那声音在他左边柔和地但近乎热切地说：“相信我，你会士气大振的。”
他想象当猫对着老鼠张牙舞爪，想看看老鼠会有什么反应——老鼠会跑多快？愈来愈害怕时又会发出什么声音——老鼠的感觉一定就跟他现在一样。不过盲眼威利至今还不曾被吓怕过。当然他害怕过，你可以说他也曾害怕过，不过自从草原上最后那个星期以来，即始于阿肖山谷而止于东河的那个星期以来，他再也不曾彻头彻尾地怕过。那个星期他们一面撤退，一面持续遭受越共袭击，越共从两边夹击，像驱赶牛一样驱赶他们，树丛后面不断传来越共的吼叫声，偶尔丛林中还传来笑声，有时是枪声，有时则是暗夜的尖叫声。萨利说他们是看不见的小矮人。这里没有像那样的东西，在曼哈顿，即使在威利最瞎的日子里，都不曾像失去上尉之后的那段日子那么黑暗。知道这点是他的优势，也是那些年轻人的错误。他只需提高嗓门，好像对一屋子老朋友说话一样提高嗓门说话，“喂！”他对着人行道上缓缓绕着他游走的魅影说，“喂，有没有人看到警察？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想要抢我的钱！”这样就成了，好像从剥开的橘子里拿出一瓣橘子那么简单；围在他四周的年轻人突然之间就像一阵冷风般消失不见了。
他只希望他也能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惠洛克警官的问题。
下午四点四十分
四十街和百老汇交接口的喜来登高谭饭店是全球最大的一流饭店之一，每天都有几千人在巨大的吊灯下来来去去，这里找点乐子，那里挖挖宝，丝毫不在意扩音器中流泻出来的圣诞音乐、三家餐厅和五家酒吧中传出的笑语声，以及不断上上下下的观景电梯……对于走在他们中间、用手杖轻叩地板、朝向几乎有地铁站那么大的公厕走去的盲人也视若无睹。盲人箱子上贴了贴纸的那一面现在面向里面，而他就像其他不知名的盲人一样没有人注意。在这个城市里，还真是默默无闻。
当他进入其中一间厕所，并且脱下外套，把外套内面翻出来时，他心想：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没有人跟踪过我？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刚刚走进来的盲人和后来走出去的明眼人不但身材相同，还提着同一只箱子？
这个嘛，在纽约市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任何和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他们全都依着自己的方式，和盲眼威利一样盲目。当他们走出办公室、蜂拥到人行道上、进入地下铁和平价餐厅，这些纽约客令人觉得既可悲又讨厌，就好像农夫用耙子翻土时，躲在巢穴中的鼹鼠纷纷跑出来一样。他一次又一次看到人们的盲目，知道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他们并非全是鼹鼠，而他掷骰子也掷了很久。当然他都会预先防范，但是很多时候（就像现在他褪下裤子坐在马桶上，然后把手杖拆开放回箱子里）他仍然很容易被逮到、遭抢劫或暴露了身份。关于《邮报》，惠洛克说得对，《邮报》会爱死他的故事，他们会吊死他，把他吊得比哈曼还要高。他们绝不会明白，甚至绝不会想去了解或听听他的说辞。哪方面的说辞？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生过上述的这些状况呢？
他相信，那是因为有上帝的保佑。因为上帝心肠好，虽然严厉，但是心肠好。他没有办法坦白招认自己的罪过，但是上帝似乎全都明白。赎罪和悔过都需要时间，但上帝愿意给他时间，他走的每一步路，上帝都陪伴在他的身边。
在厕所中变换身份的时候，他闭起眼睛祈祷——先感谢上帝，然后要求上帝指引他方向，接下来又表达更多的谢意。他像往常一样，最后以只有上帝和他才听得见的低语来结束祷告：“如果我死在战场上，请把我装入袋中运回家。如果我死前犯了罪，请闭上你的眼睛接纳我。阿门。”
他走出厕所，离开盥洗室，也离开嘈杂混乱的喜来登高谭饭店，没有人走过来对他说：“对不起，先生，你刚刚不是还瞎了眼吗？”当他提沉甸甸的箱子（仿佛箱子只有二十磅重，而不是一百磅重）走到大街上时，没有人多看他一眼。他确实受到上帝眷顾。
开始下雪了。他慢慢走在雪中，现在又变回威利·席尔曼了，他不时换手提箱子，样子就像刚结束一天工作的疲惫上班族。他一面走着，一面思索着自己不可思议的成功。他还记得《马太福音》中有一段诗句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进坑里。还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龙称王。难道他就是那独眼龙吗？除了上帝眷顾之外，这是否就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成功的真正奥秘？
也许是，也许不是。无论如何，他一直受到保护……而且他一点也不觉得应该忽视上帝的存在，因为上帝一直都了解整个情况。一九六〇年，当他帮哈利一起戏弄卡萝尔，然后又帮哈利修理她的时候，上帝就在他身上做了注记。他一直忘不了那个罪恶的时刻。棒球场旁树丛中发生的事情象征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他甚至保留着博比的棒球手套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威利不晓得这些日子以来博比在哪里，也不在乎博比在哪里，他一直想办法追踪卡萝尔的消息，至于博比就无关紧要了。当博比对卡萝尔伸出援手时，他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威利看到博比帮卡萝尔。他自己不敢站出来帮她——担心哈利不知道会怎么对付他，会跟其他孩子说些什么，害怕被画上注记——但是博比却不怕。博比当时对卡萝尔伸出了援手，后来又惩罚了哈利，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也许做了第一件事之后），博比就没事了，他度过了他的关卡。他做了威利不敢做的事情，他挺身而出，奋力一博，因此他过关了。现在威利得完成其余的工作，要做的事情还真不少，抱歉是即使全职来做都做不完的工作，他甚至用三个分身同时赶工，才勉强跟得上进度。
不过，也不能说他现在生活在悔恨当中。有时候他会想到那个贼，就是在耶稣受难的那个晚上和耶稣一起上天堂的那个好贼。星期五下午在各各他山上流血；星期五晚上和国王一起喝茶和吃煎饼。偶尔会有人踢他，偶尔有人推他，偶尔他会担心被抢，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不正是代表了所有只敢躲在阴影中袖手旁观、坐视损害造成的那些人吗？他不正是为了他们而乞讨吗？他在一九六〇年的时候，不就是为了他们，才拿走博比的阿尔文·达克手套吗？的确如此，上帝保佑他。而现在他瞎着眼站在教堂外，他们把钱丢进棒球手套中。他是在为他们而乞讨。
莎朗知道……究竟莎朗知道多少呢？也许一部分吧，但是究竟有多少，他也不敢确定。当然她知道的事情多得她会替他准备金箔；多得会告诉他今天穿的保罗·斯图亚特西装配上苏卡领带，看起来很帅；也多得会祝他一切顺利，并提醒他买蛋酒回来。这样就够了。在威利的世界中，除了惠洛克之外，一切都很美好。他到底该拿惠洛克怎么办？
也许我应该找个晚上跟踪你，当威利换手提着愈来愈重的箱子时，惠洛克在他耳边低语。现在他两手都很痛，走到他的办公大楼时，他会觉得很开心。看看你都在干吗，看看你会变成什么人。
到底他应该拿惠洛克警官怎么办？他可以做什么？
他不晓得。
下午五点十五分
穿着肮脏黑毛衣的年轻乞丐早就离开了，另外一个街角圣诞老人占据了他的位置。威利轻轻松松就认出正把一块钱钞票丢进圣诞老人钵里的矮胖年轻人。
“嗨，拉尔夫！”他大叫。
拉尔夫转过头来，当他认出威利时脸上一亮，举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跟他打招呼。雪变得更大了，旁边站着圣诞老人，再加上周遭明亮的灯光，拉尔夫的样子活像圣诞卡上的主角，或是现代版的鲍伯·克拉奇特。
“嗨，威利，生意如何啊？”
“兴旺得不得了！”威利说，脸上带着随和的笑容朝拉尔夫走去。他把箱子放下，伸手到裤袋里摸索了一下，掏出一块钱放进圣诞老人的钵里。这个人可能又是一个骗子，他的帽子是虫蛀过的烂东西，但是管他的呢。
“里面都装了什么东西啊？”拉尔夫问，他一面用手拨弄着围巾，一面低头看着威利的箱子。“听起来好像你打破了小孩的储蓄罐似的。”
“不是，只是一些加热线圈，”威利说，“里面大概有一千个线圈。”
“你一直到圣诞节都不休息吗？”
“是啊，”他说，突然想到了一个关于惠洛克的好主意。念头一闪而逝，不过总是个开始。“是啊，要一直工作到圣诞节。你知道，坏人总是不得休息。”
拉尔夫的大脸笑开了。“我怀疑你能有多坏。”
威利也笑了。“你不晓得卖冷暖气设备的人脑子里都在转什么坏念头。不过圣诞节过后，我可能会休几天假，我觉得这个主意可能真的还不错。”
“到南方度假吗？也许去佛罗里达？”
“南方？”威利似乎吓了一跳，他随即笑了。“噢，不是，”他说，“我不会去，家里有好多事情要做，每个人都得想法子把房子整修好，否则哪天起风的时候，可能耳边都听得到风声。”
“是啊。”拉尔夫把围巾拉高一点，围住他的耳朵。“明天见啰？”
“明天见。”威利说，伸出戴着手套的双手，“击掌吧！”
拉尔夫和他击掌，然后把手翻过来，脸上挂着羞怯和热切的笑容，“轮到我了，威利。”
威利和他击掌。“感觉如何啊，拉尔佛？”
拉尔夫害羞的微笑变成男孩子开怀的笑容。“太棒了，再来一次！”他大叫，然后很有权威地拍拍威利的手掌。
威利大笑。“有你的，拉尔夫，真有你的。”
“你也是，威利。”拉尔夫正经八百地回答，那神情看起来有几分滑稽。“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注视着拉尔夫蹒跚走进雪地。街头圣诞老人在他身旁单调地摇着圣诞铃铛。威利拿起箱子往大门走去，然后他看到了什么东西而停下脚步。
“你的胡子歪了，”他对圣诞老人说，“如果你想要别人相信你，最好把他妈的胡子弄好。”
他走进办公大厦。
下午五点二十五分
中城冷暖气公司的储藏室里有一个大纸箱，里面装了很多布袋，就是银行用来装零钱的那种布袋。这类布袋通常会印上银行的名字，但是这些布袋上面却没有——因为威利是向位于西维琴尼亚州蒙维尔镇一家专门制造这种布袋的公司直接订购的。
他打开箱子，很快地拿出一卷卷纸钞（他会用马克卡罗斯手提箱把纸钞带回家），然后在四个布袋中装满硬币。储藏室角落有个旧铁柜，上面标示着“零件”。威利打开没有上锁的铁柜，里面大约有上百个装满硬币的布袋。他每年都会和莎朗开车到中城的几间教堂十二次，将这些袋子塞入教堂的捐款箱或从收包裹的活门丢进去，塞不进去的时候就直接把钱留在门口。圣帕特里克教堂总是收到最大一笔捐款，因为威利每天都戴墨镜、挂着牌子在教堂前乞讨。
但不是每天都如此，他心想，现在他已经脱下乔装打扮的衣服。我不需要每天都去那里，他又想，也许比尔、威利和盲眼威利在圣诞节后会休假一星期。也许那个星期我可以想出法子来处理惠洛克警官，让他走开。不过……
“我不能杀他，”他喃喃自语，“如果我杀了他，就真该死。”只不过他并不是担心自己该死，而是担心打入地狱、不得超生。在越南杀戮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看起来是另外一回事，但这里不是越南。他这么多年来潜心悔过，难道就这么毁于一旦吗？上帝正在考验他、考验他、考验他。他知道，什么地方一定有答案，一定有。他只是——哈哈，原谅他用了双关语——眼睛瞎得看不见罢了。
他有办法找到那个自以为是的混蛋吗？当然啦，不成问题。他可以找到惠洛克，没问题。随便什么时候，只要跟踪他回家，看着他卸下手枪、脱掉鞋子、把脚搁在脚垫上。然后呢？
他一面用冷霜卸下脸上的妆，一面担心这个问题，接着就先抛开烦恼，从抽屉里拿出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本子，坐在书桌前写着“我为伤害卡萝尔而诚心道歉”，足足写了二十分钟，密密麻麻写满一整页。然后他把本子放回抽屉，换上比尔·席尔曼的衣服。当他脱掉盲眼威利的靴子时，他的目光落在有红皮封面的剪贴簿上。他把剪贴簿拿出来放在档案柜上面，翻开烫金印着“回忆”两个字的封面。
第一页贴着出生证明——威廉·罗伯·席尔曼，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生——还有他小小的足印。第二页是他和妈妈以及和爸爸的合照（帕特·席尔曼满脸笑容，一副从来不曾把儿子从高椅子上推下来或用啤酒瓶打老婆的样子），还有和朋友的合照，哈利的镜头尤其多。在其中一张照片上，八岁大的哈利蒙着眼睛想要吃威利的生日蛋糕（一定是玩游戏输掉的惩罚），哈利的两颊沾满巧克力而且开怀大笑，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威利看到他蒙着眼、沾满巧克力、开怀大笑的样子，不禁打了个寒颤。他的笑容总是让他浑身哆嗦。
他赶紧翻到后面，那里贴着他多年来搜集的有关卡萝尔的剪报和照片：卡萝尔和妈妈的合照、卡萝尔抱着刚出生的弟弟笑得很紧张、卡萝尔和父亲的合照（她父亲穿着蓝色海军服，嘴里叼支烟，她则睁着大眼睛好奇地望着他）、卡萝尔高一时参加拉拉队的照片（她蹦蹦跳跳的，一手挥舞着拉拉队的彩球，另一手按住百褶裙），还有卡萝尔和萨利一九六五年在哈维切中学头戴锡箔王冠的照片，那年他们俩获选为舞会中的白雪国王和白雪皇后。威利每次看到这张泛黄的剪报时，都觉得他们好像结婚蛋糕上装饰的佳偶。卡萝尔穿着无肩带的礼服，肩膀雪白无瑕，完全看不出多年前她的左肩一度变得畸形，肩上隆起两块，好像巫婆般丑陋。在他们最后的重击落下之前，卡萝尔哭了，哭得很厉害，但是对哈利而言，单单把她弄哭还不够。他从下往上用力挥出最后一击，球棒击中卡萝尔时发出的声音就好像木槌敲在解冻到一半的烤肉，然后卡萝尔尖叫起来，她大声尖叫，哈利吓得拔腿就跑，顾不得回头看看威利和里奇有没有跟来。老哈利就像野兔般一溜烟跑得不见踪影。但是如果哈利没有溜掉呢？如果他不但没有溜掉，还说“好好抓住她，我不要听她尖叫，我要让她闭嘴”，并打算再度用力挥棒，这回会对准卡萝尔的头部打下去？他们会按住卡萝尔吗？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还是会为哈利抓着卡萝尔吗？
他呆呆地想着，你知道你还是会，你之所以忏悔，有一部分是为了你真正做过的事情，但同样也是为了你幸好没做的事情，不是吗？
接着是穿着毕业袍的卡萝尔；上面注明了“一九六六年春”。下一页贴着一张从《哈维切日报》剪下来的剪报，上面注明“一九六六年秋”。旁边又是卡萝尔的照片，不过照片上的卡萝尔和前面穿着毕业袍的年轻女孩简直有天渊之别。穿毕业袍的女孩手握毕业证书，端庄地低着头；照片上的女孩则双眼直视镜头，脸上露出狂热的笑容，似乎浑然不知鲜血正沿着她的左脸颊滴落，手上还挥舞着和平标语。这个女孩已经走上了通往丹伯瑞之路，穿上了丹伯瑞舞鞋。许多人命丧丹伯瑞、炸成碎片，而威利丝毫不怀疑自己也要负部分责任。他摸一摸照片上那个脸上滴血、挂着狂野笑容的女孩，她手上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停止杀戮”（只不过她不但没有终止杀戮，反而加入了杀戮行列），他知道最后最重要的唯有这张脸，她的脸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一九六〇年只是烟雾；而这里是熊熊烈火。这是脸颊滴着血、嘴唇绽开笑靥、手上高举和平标语的死神，感染了丹伯瑞癫狂。
下一张剪报是丹伯瑞报纸的整张头版。他把它连折了三次才有办法塞进剪贴簿中。上面有四张照片，其中最大的一张上面有个女人站在街道中央不断尖叫，高举着满是鲜血的双手，她身后的建筑物好像打碎的鸡蛋般整个被炸开了。他在照片旁边注明：一九七〇年夏。
丹伯瑞炸弹攻击事件造成六死十四伤
激进团体声称做案
女性致电警方表示“无意伤害任何人”
自称“追求和平武装学生”的激进团体把炸弹藏在康涅狄格大学丹伯瑞校区的演讲厅。爆炸当天，科尔曼化学公司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在那里举行面谈，招募新人。显然炸弹原本应该在清晨六点钟建筑物空无一人时爆炸，但却没有爆炸。八九点的时候，有人（应该是追求和平武装学生的一分子）致电校警，表示演讲厅一楼有炸弹。警方随便搜索了一番，但是没有让建筑物清空，一位匿名保安人员表示：“这是我们今年接到的第八十三件炸弹威胁。”他们没有找到炸弹，虽然“追求和平武装学生”后来激动地表示他们曾告诉警方炸弹放置的确切位置——就在演讲厅左边的冷气管中。证据显示（对威利而言，这个证据十分可信），到了十二点十五分午休的时候，有个年轻女人冒了极大的生命危险试图自行拆解炸弹，她在当时空无一人的演讲厅中待了十分钟左右，然后有个留黑长发的男子把她带走，女子一路抗议。有个清洁工目睹了当时的情况，后来指认那个男子是雷蒙·费格勒——追求和平武装学生的首脑，年轻女孩则是卡萝尔·葛伯。
下午一点五十分，炸弹终于爆炸。上帝保佑幸存者，上帝也保佑死难者！
威利继续翻到下一页。俄克拉荷马市的《俄克拉荷马报》一九七一年四月的标题写着：
三名激进分子于枪战中丧命
联邦调查局官员表示
“大鱼”可能侥幸脱逃
大鱼指的是麦布拉德夫妇、查理·“鸭子”·高登、难以捉摸的雷蒙·费格勒……还有卡萝尔，也就是“追求和平武装学生”的残余分子。六个月后，麦布拉德夫妇和高登在洛杉矶丧生，房子起火燃烧的时候，屋里还有人开枪顽抗，并且投掷手榴弹。他们没有在火场找到费格勒和卡萝尔，但是警方鉴识人员发现，现场有大量血迹的血型属于ab型阳性，正是卡萝尔的血型。
她究竟是死是生？是生是死？威利没有一天不问自己这个问题。
他翻开下一页，知道应该停下来、该回家了，如果他连电话都没打，莎朗会很担心（他会打电话的，会在楼下打电话回家，莎朗说得没错，他是个很可靠的人），但他还是没有停下来。
《洛杉矶时报》刊登的那张照片上显示班尼斐街上烧焦的房子，标题写着：
“丹伯瑞十二人帮”中的三人命丧东洛杉矶
警方推测三人协议先谋杀再自杀
唯有费格勒、葛伯下落不明
只不过报道中明确表示，警方认为卡萝尔应该已经死了。当时威利也认为卡萝尔死了，她流了那么多血，但是现在……
是死是生？是生是死？有时候他在内心悄悄自问，流点血其实没什么大碍，在最后的疯狂行动展开之前，卡萝尔早已逃离那栋房子了。但有时候他相信警方的推测——卡萝尔和费格勒在第一回合的枪战之后就离开其他人，悄悄溜走了，当时房子还没有被警察包围。卡萝尔后来不是因枪伤而丧命，就是被费格勒杀死，因为她会拖累他。根据这个推论，这个脸上滴着血、手举标语的激进女孩现在可能只是沙漠中的一堆白骨。
威利摸了一下照片上那栋烧焦的房子……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名字，在这名男子阻挡之下，东河才没有变成另外一个美莱村或美溪。史洛肯，没错，他就叫史洛肯，仿佛逐渐阴暗的光线和破窗子对他低声吐出这几个字。
威利合起剪贴簿放在一旁，内心感到十分平静。他在中城冷暖气公司的办公室里把该处理的事情都处理好之后，小心翼翼地穿过地板活门，在下面梯子的顶端找到落脚处。他抓起手提箱把手，把手提箱往下拉，往下爬到梯子的第三级以后，先把六楼地板的活门放好，再把五楼的活动天花板放回原位。
他没办法对惠洛克警官做任何事情……任何一劳永逸的事情……但是史洛肯可以。没错，史洛肯可以。当然啦，史洛肯是黑人，但是，是黑人又怎么样呢？在黑暗中，所有的猫看起来都是灰色的……而对盲人而言，它们根本没有颜色。从盲眼威利·葛菲变成盲眼威利·史洛肯真的很麻烦吗？当然不麻烦，可以说易如反掌。
“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他一面把梯子折迭好收起来，一面轻声唱着，“你有没有闻到我所闻到的，尝到我所尝到的？”
五分钟后，他把西部土地分析公司的大门关紧，锁上三道锁后沿着走廊往电梯口走去。电梯来了，他走进去，心想，蛋酒，别忘了，晚上要请艾伦和杜布瑞夫妇吃饭。
“还有肉桂。”他大声说出来，电梯里其他三个人都看看两旁，比尔咧嘴笑了。
到了外面，他往中央车站的方向走去，雪花打在他的脸上，他一面翻起衣领，同时只想到一件事：大厦外面的圣诞老人把胡子弄好了。
午夜时分
“莎朗？”
“嗯？”
她的声音充满睡意。杜布瑞夫妇在十一点钟离开以后，他们亲热了很久，现在她意识模糊、快睡着了，那倒是没关系，他自己也快睡着了。他感觉到所有问题都渐渐自行找到出路……要不就是上帝正在替他解决问题。
“圣诞节过后，我可能会休假一两个星期，清点一下存货、逛一逛新的地点，我在考虑换地点。”她完全无需晓得威利·史洛肯过年前打算做什么事情；反正她除了会瞎操心和感到内疚（她也许会内疚，也许不会，他觉得不需要把事情弄清楚）之外，完全无能为力。
“很好，”她说，“你何不顺便去看几场电影？”她伸出手臂在黑暗中摸索，碰一碰他的手臂。“而且你居然记得买蛋酒，我原本真的不认为你会记得。我很高兴，甜心。”
他忍不住在黑暗中咧嘴笑了，莎朗就是这样。
“艾伦夫妇还好，但杜布瑞夫妇实在很沉闷，你觉不觉得？”她问。
“有一点。”他同意。
“如果她身上那件洋装胸口剪裁得再低一点，简直可以去上空酒吧找工作了。”
他没搭腔，但是又咧嘴微笑。
“今天晚上很棒，是不是？”她问他。她指的不是今天晚上的小小聚会。
“是啊，太棒了。”
“我还没机会问你，你今天一切顺利吗？”
“还不错，莎朗。”
“我爱你，比尔。”
“我也爱你。”
“晚安。”
“晚安。”
快进入梦乡时，在蒙眬间，他突然想到穿红色滑雪衫的男人，这念头莫名其妙地融入他的梦境中。“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是最艰困的年头，”穿红上衣的男人说，“我当时在汉堡山和3/187部队并肩作战，我们损失了很多很好的人。”然后他一扫脸上阴霾，“但是我得到了这个，”他从大衣左边口袋拿出挂在带子上的白胡须，“还有这个，”从右边口袋拿出皱巴巴的保丽龙咖啡杯摇一摇，里面几个零钱好像牙齿般锒铛作响。“你看，”他说，“即使最瞎的人都能得到补偿。”
然后梦境愈来愈模糊，比尔·席尔曼熟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十五分，收音机闹钟播放的《小鼓手》乐声再度把他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