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到运河两千一百二十四步，从运河到工作室楼下，两千五百三十六步，哪一次步数不对，一定是鞋子出了问题。我每天就这样走，五个月，屡试不爽。今天步子有点多。从家到运河边，从河边到工作室楼下，每条路都多出了至少两百步。我走乱了。要是脚印在大太阳底下能留下来，你就会发现我的脚印歪歪扭扭、踉踉跄跄。这还不算，你还会发现我的脚印有点怪，好像是倒着脚在走，我把左右脚穿反了。这是进了工作室，助理小王告诉我的。他跟我说：
“谢总，您喝多了。要不要先把事情解决了再开会？”
我就喜欢这小子的机灵劲儿，看问题一针见血。当初把他从电视台带出来，也是因为他的锋利和准确。我问他，除了通州这一段运河，你还见过哪几段运河？你猜这小子怎么说？他说，谢老师，我生长在大西北，我们那里连条像样的水沟都找不到，所以我梦见最多的就是水。我没见过别的运河，但我了解我身上的血管，大运河经行中国南北，就像动脉血管贯穿我全身。我有点喜欢他了，但还是诚恳地提醒他，助理的工作不好干。他说，谢老师，那要看谁来干；有人把助理干成个打杂的，有人把助理干成了副总。我一拍桌子，就你了，跟我走。实践证明，我们俩都是对的。所以，在我的工作室，没有副总，我不在，其他人都听王助理的。
“喝多了，”我打了一个酒嗝。“有些事你拼了老命也解决不了。招呼大伙儿，先开会。”
真高了，自己灌自己。腿脚不听使唤，步子才乱得这么离谱，鞋子穿大穿小穿正穿反都不算个事儿。会得继续开，项目也得继续做。他们不必知道《大河谭》遇到了多大的麻烦。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小王帮我冲了一杯咖啡，一口气灌下。酒不这样喝，一个人喝酒我从来都是慢慢把自己放倒。窗外绿树掩映中的运河绵延滔滔。每天总有一两个小时我会站到窗边，就盯着这条大水无所用心地看。我经常遥想它一百多年前的盛景，那时候帆樯林立，舟楫相接，岸上十万人家，商铺云集，引车卖浆等做小买卖的，吆喝声响彻古老的街巷。那时候的人长袍大袖、峨冠博带，船夫和水手一身短打也利落，还有成群的纤夫光着上身，油亮的汗珠从古铜铸成的身体上滚落下来。有辛苦也有富足，热气腾腾的水边生活次第展开，完全是一幅活动的《清明上河图》。我喜欢火热的生活，那让我有一种在人间的感觉。所有人都陪在你身边，多好。我对着运河做了十几个扩胸运动，感觉喝酒前的那个自己又一寸寸地回来了。好，开会。
开会就是他们坐着，我站着。工作室没那么大。我跟八个年轻人说，抱歉，中午喝了点酒，实在是因为有好消息，又来了个财神，一笔可观的新投资到了。八种年轻的声音尖叫起来，欧耶。他们轻信，不是因为江湖经验不足，你随便挖个坑他们就往里跳，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年轻的资本；这资本如此雄厚，足可以无畏地对任何事情抱持坚定的希望。他们没有失败。失败了也不叫失败。我跟他们说，现在《大河谭》是我们整个工作室最大的政治，除去常规项目，所有人的重心都该放在这个节目上。《大河谭》到了攻坚阶段。何为攻坚阶段？他们理解的是，该项目如日中天，大家伙更得竿头尺进，撸起袖子，在高速中再弄出个加速度。而在我，攻坚真就是攻坚，像围攻固若金汤的城池，是身高一米七八的希望面对两米二六的绝望。
财神没有来，已有的一笔投资却断掉了。就在上午。电视台的朋友在电话里知会我：“哥儿们，对不住了，领导不开心。老同志对这个项目没信心，因为没信心，所以没兴趣。”
“当初他老先生可是鼓动我做的啊。”
“当初他还每天送李老师三朵玫瑰花呢，不照样离了？”
“领导”也是我的领导，辞职之前我们都在他手下干。李老师是领导的前妻，当年是台里的一枝花，台前幕后，厅堂厨房，在哪儿都是一枝花。领导基本上是以不知自尊为何物的决心和意志追她，我和给我通风报信的这哥儿们当年一起帮他打下手。那时候我们刚毕业，还没学会谈恋爱，一个长期帮他买花，一个专职为他望风，李老师一出现就提醒他，为他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好去整理西装和三七开的大分头。李老师有洁癖。他跟我们说，跟李老师比，天下女人只能是女人。我没弄明白到底什么意思，不明白的我都觉得挺高深，越发屁颠屁颠地往花店跑。电视台周围没一家花店的老板娘我不熟。“缘来是你”花店的老板娘三十多岁，体重不下一百五，有一天羞涩地对我说，小谢啊，难得世上还有你这么痴情的小伙子，但凡年轻十岁，我就算豁出去也要把你弄到手。吓得我两个多月没敢去她店里买花。李老师被追到手了。二十年后，李老师被离婚了。领导看上了台里的一个新人，小吴，比李老师年轻二十岁。我辞职前，领导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跟小吴比，天下的女人只能是女人。
也怪我不长记性，一个动辄就把某女人弄到所有女人之上的男人，怎么能随便相信呢。辞了职，我出来单干。不喜欢台里的作风，一年有大半年时间在做你不喜欢做的事，一天有大半天在做你不想做的事，干脆跳出来，老子不受这个鸟罪。还是老本行，做节目，做好了卖给电视台；或者从台里拿投资和项目，小国寡民地做，等于是合作。老子爱干什么干什么。起码做好的东西拿出来，我好意思让它姓谢。《大河谭》就是我跟台里合作的项目。那天我们三个又聚一块儿，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扯到了叶落归根。我说我爸最近倾向比较明显，没事就想回老家上坟。胳膊疼了，他说是不是得给祖宗烧刀纸了；心脏早搏了，他也说是不是得给祖宗送点钱了；雾霾迟迟不散，他也认为是祖宗不高兴了。问题是，老爷子跑不动了，要去就得我去。更要命的，他老人家年轻时离开故乡，很少回去，我祖父祖母过世时，碰巧都在北京，就近全葬了这里。父亲的祖父祖母和曾祖父曾祖母埋在故乡的哪一块坟地里，他完全记不清。他只模模糊糊记得，小时候跟我祖父去上坟，要坐摆渡船从河北岸到南岸。祖宗就埋在运河边上。运河流经我老家那一段，少说几十公里，半个多世纪过去，就算老老实实没改道，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天翻地覆，这世界也早变了不知道多少茬了，我到哪里找。领导说：
“你老家的运河？哪个运河？”
“当然是京杭大运河。”
“这事你得干，”领导一拍大腿，咣一声，我真听出了银钱落地的声音。“大运河正申遗，上头要求台里配套上档节目。你来做。”
“怎么做？”
“我要知道怎么做还用得着跟你说？”
也是。领导的工作就是下命令，怎么干是下属的事。“这个，可观？”我把右手拇指和食指狠狠地捻了捻。
不必遮遮掩掩，他们都知道，我缺钱。离了。但我跟领导不一样，领导是离了李老师，我是被人离了。美满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分崩离析的家庭各有各的离法。我的特点是：被离，孩子归前妻，我每月支付高额的抚养费。至于为什么费用高到法庭判决的两倍半，前妻的说法是，要把你儿子往高端人才的路上送，这点钱你就心疼了？你也可以每月只给五块钱，那我就按五块钱来养。她是在短信里跟我说的。汉字在我前妻的短信里充分显示了象形文字的尊严，一个个露出了狰狞的表情，发出阴阳怪气的嘲讽之声。很多年里我都没想明白，为什么咱们中国人一离了婚就成了仇人，完全不共戴天。这个很多年包括离婚前的很多年，我和老婆认真探讨了这个问题，离了婚还能做个知己嘛，生意不成仁义在，知根知底的。我老婆完全认同，但一离了立马翻脸，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不给你机会。因为儿子要念书，我把房子给了前妻，车也给了，家产劈出了五分之四，只好从朝阳搬到了通州西上园，这里的房子比朝阳便宜啊。这还不够，抚养费之外，儿子隔三岔五跟我说，这个要钱，那个要钱。总之，每个月我有幸去看他几次，不揣一两千块钱，基本上是近不了他的身的。我给前妻打电话，我说，就是不用了的前夫，你也不能铆着劲儿往死里整啊。前妻用鼻子哼了一声，前夫不前夫关我什么事，我只知道你是孩子他爹。
好吧，我是孩子他爹，我忍了。但忍不是一个道德、情感和态度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我必须赚钱。
领导说：“上头的任务，还能亏待你？”
我也把大腿拍出了金银落地的响动，“成交。”
其实我对大运河没什么研究。大运河通州段当然了解一些，那也是因为误打误撞搬到了这里，没事晚上会到河边散步，从新华东路走到东关大桥，下桥，北运河边修了宽阔的木头栈道，适合饭后消食。当初房产中介一再忽悠我：仁者乐水，河景房啊谢先生，在楼上就能看见运河；往北，就是著名的燃灯塔，标志性建筑呢，北周时期建造，当年漕船跑了几个月，看见这塔才会心生安稳，京杭运河终点已到，此行圆满了。真住进来，哪看得到什么运河，河边的树都被前面的两栋楼挡
住了。房产中介说，不是说在楼上能看见运河吗，你得爬到楼上啊。他说的是他妈的楼顶上。接了这个活儿，我突然觉得，看不见运河它也是河景房，我会时刻想到两千一百二十四步之外就是让我听到钱响的大河，值了。工作室当初纯粹为省钱，租在马路边上一栋楼的最顶层，也算有先见之明。我对大运河的确不熟，除了这些年从我爸、我爷爷奶奶那里听到的故乡运河，我知道的不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国人多。
现在不一样，折腾来折腾去，我差不多也成了半个运河专家。
开始我只想从这个项目里套点钱。立项前装模作样召集了若干个专家会议，向老先生们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请教，如何挖掘和展示大运河的历史，以及在今天我们如何谈大运河。听过他们的建议，工作室再根据节目收视特点和我们自身的情况，制定可行性方案。我们是小作坊，就几条枪，必须出动集团军才能取胜的战役打不了，只能打游击。所以形式一定要漂亮，四两必须能拨得动千斤。推敲来推敲去，定下来以讲述故事为主，间以视频图片资料展示，栏目取名《大河谭》。
大河，京杭大运河；谭者，深谈也。辞职之前，我在台里主持过两档聊天节目，嗓子貌似还专业，人虽然发了点福，还没到看不下去的程度，在年轻人的鼓励下，就买了几身便宜的唐装，站到了租来的摄影棚里。站进去不麻烦，张嘴说也不麻烦，麻烦的是前期要搜集足够的故事和资料。计划做十集，十个故事，把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当下和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囊括进来。我和八个年轻人分头去打探，找线索、寻故事、查资料、做咨询，然后我们所有人，包括有关专家，坐到一起论证、整合，脚本、采访和现场拍摄同时进行。说是游击战，真做进去，那就是旷日持久的阵地战。
进展得不错。但我清楚我只使出了六七分力气。对我来说它就是个项目，立了项，拿到了前期投资，水到渠成地做下去，就成了。但行程过半时，我突然对这个项目有了感情，不由人。这当然跟父亲整天在我耳边唠叨有关，他整天说他那十九岁就离开的故乡，运河穿城而过。他老人家老是梦见小时候的运河：水是如何的清，两岸人家都在河水里淘米洗菜；撑竹排的人如何勇猛，大雨时涨水，他们舞动船篙跟漩涡搏斗；他还梦见上学路上，那个每天清早都在水门桥上练习周信芳唱腔的白衣女人，这些年她一点都没变老。据说，人对死亡有预感，临近生命尽头总会做童年的梦。问题是，父亲他一顿能吃三十个饺子，赶上我一天的饭量；而且心不老，一不留神就从母亲眼皮底下溜出去，到小区广场上找中年妇女跳舞。他是如此地热爱生活，距离油尽灯枯的那一天，不比北京到故乡近。母亲认为，这怨我，因为我整天把运河挂嘴上，老头子才动了凡心。
父亲在研究所待了几十年，练出了强悍的职业病，凡事一上心就当科研来搞，跟广场上的中年妇女跳舞是（据母亲的情报，他在中年妇女那里的市场没那么好），聊大运河也是。如果有人一天到晚跟你叨咕谁不好，那人就算是天下第一大善人，听久了你也会觉得他十恶不赦。就像前妻整天给我儿子洗脑，他老子如何如何不堪，我儿子真就信了，每次见我都把上半身撤得远远的，用看刑满释放犯的眼光看我。如果有人成天在你耳边唠叨一件事，那事哪怕再乏味，长此以往你也会莫名其妙地生出感情。父亲张嘴闭嘴大运河，慢慢地还真就把我说成“大运河的孙子”了，他自认是“大运河的儿子”。反正大运河成了我们爷儿俩的祖宗。
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确越来越了解大运河了。干这个的嘛。或者说，因为了解越来越多，开始有点理解了。我不从道理上去理解，而是从故事、细节，从血肉丰沛的运河边的日常生活去理解它。我们采访过一位运河专家，老先生不说大道理，就讲他七十九年来如何与运河纠缠在一起，文字、图片、声音、视频，他自己的、亲人朋友的，全媒体展示，那四十五分钟就像他与运河共同的自传。片尾是老先生缓慢独行在运河边的视频，拍摄时阴天，快收工时突然云开日出，西半天霞光万丈，他漫长的细瘦影子平地生长，瞬间就横贯了半个运河。拍摄时我在现场，为自然的伟力和隐喻大大地感叹了一番。而真正进入摄影棚录制这一期的《大河谭》，一个多小时逻辑严丝合缝地讲述后，最后老人的影子突然铺到水面上，我这个以“出戏”的控制力见长的老革命，眼泪哗地就下来了。我不能自抑地煽起情来。我从来没有如此奢侈地用词，好像我怀里抱着一部正能量词典：
“这个镜头让我想起了敬业、忠贞和相依为命，让我想起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让我想起了命运、光芒和不废江河万古流。”
我把送盒饭的剧务都给煽哭了。
这样的故事我们搜集了很多。跑船的，打渔的，在运河边开了几十年店铺的，修了几十年船只的，沿运河边常年坚持长跑的，专门管理运河的公务员和警务人员，专做运河河鲜的红案大师傅，运河沿岸考古发掘的，拉过纤的，摆过渡的，罱过河泥的……但凡有点瓜葛能找到的，工作室的小朋友们都联系了。能成为主角当然好，成不了主角就作为补充素材备着，没准哪一期、某句话就用上了。开头三期相关资料我看得不多，第四期开始，我就看进去了，开始重新回头补看，还真有很多故事和细节能救火，关键时候就成了消防队员。
我开始上心了。这个行当需要上心，但这个行当又害怕上心；上心意味着可能做出好片子，更意味着必须加大投入，慢工出细活儿。我决定把《大河谭》弄成个精品。前期的投资早用光了，我把手头能挪用的钱全塞进去了。正满脑门激情，等着接下来的资金，电视台的哥儿们一瓢冷水浇下来，后续的投资要黄了。就上午，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没好事。刚挂上我前妻的电话，儿子想报一个英语夏令营，相关费用外加在英国的吃喝拉撒，又是四万。我说需要这么多吗？前妻说，不相信就让你儿子拿发票回来报账，我会叮嘱他，进收费公厕也别忘了要收据。离婚对一个人改变如此之大，前妻原来写个年度工作总结都要我帮忙，现在成了语言大师，每个字都用得凉飕飕的。幸亏是她离我，要是我离的她，还不得成就个大作家啊。
挂了电话我斜躺进沙发里，好像前妻掏空的不是我钱包，而是我的骨头。母亲从卫生间里出来，拎着我的黑夹克。昨天晚上洗澡前我刚扔进的脏衣篮。母亲说：
“我跟你爸商量了，咱们那老房子还是租出去。什么时候有人帮你照料这个家了，我跟你爸再把房客辞掉，搬回去。”
“妈，不是说好了空着吗？租出去就糟蹋了。不缺那几个钱。”
“省一个是一个。最近你也不宽绰。”
“谁说的。生活费用光了？这就给您取去。”
“行了，别硬撑着。瞒不了你妈。”母亲把夹克里子翻出来，拍拍胸前的口袋，“有阵子了，你这口袋里一分钱没落下。过去可不这样。你这马大哈，哪次洗衣服之前我不掏出三五百的零花钱。”
我细想了一下，一点没错。我也想起来，已经两个月没给母亲生活费了。这依然不能阻止我嘴硬，“最近改用钱包了嘛。”
电视台的哥儿们电话打来了。一听见《步步高》的铃声，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手机里传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兄弟，我知道你的心理素质过硬。”
“有喜事，就现在说；报忧，还是晚上吧，免得我一高兴夜里睡不着。”
“还是现在说吧，说晚了怕你损失更大。”
我清晰地感到趴在脑门上的头发站起来了。为了避开坐在藤椅里看报纸的父亲，我走到阳台上。
“没办法，领导没兴趣了。”
“原因？”
“没信心了。觉得大运河申遗成功可能性基本为零。据说台里的大领导也是这个意思。一是大运河济宁以南还在运行，活得好好的，跟遗产扯不上关系；二是他们出差看了德州和沧州一线的运河，都成了臭水沟，有的地方连河床都找不到。消失的东西，‘遗’在哪里？所以，不成立。”
“还在使用的那部分是‘活态线性文化遗产’啊。有点文化行吗？当初立项时说得明明白白，每个字都是透亮的啊。臭水沟咱们可以整治，个别地方的河床只是看不见了，又不是飞了，挖几锹是可以找到的。”
“别跟我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头大。我也就传个话。就算你能要来后续资金，估计也就是个人情钱。当然，人情钱也是钱嘛。兄弟，只能祝你好运了。再见。”
挂了电话，我抡起手机转了一个大回环，还是塞进裤兜里。真想把它摔到领导脸上。屋漏偏逢连阴雨，说的就是我这个操蛋的上午。我进书房坐下来，把一张a4打印纸折成四半撕开。在两张纸上分别写上“继续”和“终止”，团成阄，放进毛竹做的空笔筒里。晃两下，停下来，我找来第三张纸片，又写了个“继续”，窝成一团投进
笔筒。准备将笔筒倒扣在书桌上时，还不放心，在第四张纸片上也写了“继续”，团好了放进笔筒。我摇啊摇，晃啊晃，倒扣在桌面上时我对着电脑旁的一摞大运河资料说：
“兄弟我尽力了。”
我拿开笔筒，闭上眼在四个纸团中捏起一个。打开：“继续”。这个纸团留在笔筒里，其他的扔掉，我把钢笔、铅笔、毛笔、圆珠笔重新插进笔筒。听你的。然后从书橱里找出存了十年的那瓶茅台，拎到饭桌上。
父亲在收拾饭桌，瞥我一眼，“黄历改了？”
“望和历。”我纠正他。
“嗯，望和历。改了？”
我的工作室叫“望和影视工作室”。小朋友们为了扩大宣传，别出心裁做了一个“望和历”。元旦前做好下一年的日历，某年某月某日，阴历是哪天，该日适合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历史上的这一天发生过什么大事。有纸质版，也有电子版，便于网上发布。我带回一份纸质版，母亲挂到门后头，每天出门前老两口都要盯着看一看。今天上头写的是：宜出行；忌酒，忌决策。我搞不清每一天的“宜”与“忌”的根据何在，也懒得问，年轻人总是有办法。
“我有个重大决定，得庆祝一下。”
“真改了。”父亲说，从老花镜后往厨房看，“待会儿我征求一下你妈意见，看这酒能喝不能喝。”
老太太向来喜欢把重大决定往好事上想，还是用茅台庆祝的，肯定是大事。她走到门后，把最上面的那张“望和历”扯下来，说：“今天已经过去了。”
我跟父亲放开来喝，一瓶茅台见底了；为了最后的半杯酒，还把瓶口卸了，取出了那两颗玻璃珠。母亲也象征性地列席了一下，喝了一杯三钱的。那顿饭吃完了也到了下午，我反穿着一双鞋摇摇晃晃来到工作室。
八个年轻人，八张蓬勃向上的年轻的脸。我说：“现在新的资金即将注入，对《大河谭》接下来的编辑策划，有没有信心？”
“有——”
他们把声音拉得跟一千七百九十七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一样长。他们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人到四十，我经常觉得力量并非来自深思熟虑，而是源于激情。激情没了，想得再明白都白搭。手托腮帮一不小心就会耗掉一辈子。
“你们有，望和工作室就有，《大河谭》就有。说说，你们又有什么新发现、好点子？”
分管美工的小钟说，她在网上搜到两年前的一个摄影展，主题是“时间与河流”，照片拍得非常好。小钟毕业于中央美院，学的就是摄影，眼光极高，她说好，必是不一般的好。她把笔记本接上投影仪，将下载的照片以幻灯的方式打开。像素和光线在白墙上打了不少折扣，大家依然觉得美不胜收。尤其是照片中强烈的故事性，已有小朋友击节叹赏：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没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的就是细节和故事，这些照片已经提前给我们准备好了。哪怕只是人物的面部特写，你也会觉得那个人的表情里藏着很多故事，如果开口，讲上三五个钟头没问题。更多的照片是生活瞬间的定格，有天地、风物和人。所有景物在摄影家的镜头里都不是死的，而是处于运动中的某个环节，看得见它的承前启后。有一组船上人家的婚礼照片，每一张都堪称绝妙。我问小钟，是不是摆拍？小钟说，据摄影展的作者自序，所有照片都是随机抓拍。根据资料介绍，她也比对过，展出的照片基本都来自京杭大运河。还有几幅拍的是龟裂的河床，像老树或伤口，满腹心事，触目惊心。如果这些也来自大运河，可能就是让领导没信心的济宁以北运河的某一段了。就算这些凄厉的场景，也完全是为我们量身定做。
“作者资料有么？”
“查过了。孙宴临，女，三十二岁，淮安某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照策展方提供的座机电话，打了多次没人接。”小钟摁了下一张幻灯片，一个低头的年轻女人照片。一头乌黑油亮的短发，头形很好，整张脸只能隐隐看见一个圆润的下巴尖。“这是作者。已经是露脸最多的一张照片了。”
是个好题材，但得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对绝大多数人，办个大型摄影展肯定是光宗耀祖的大事，恨不能把自己照片也挂半个展厅，她只勉强露出一个下巴，我预感会比较难缠。会议结束，我让小钟和另一个擅长写脚本的小伙子到我办公室。一要继续联系作者；二是继续搜集相关材料，照这题材必上来准备。先预备两种方案：作者能联系上，且愿意配合录制这期节目，当然是上上之选；倘若作者遍寻不遇，或者找到了但不配合，那就以“寻找摄影家”为线索展开这一期节目，此为第二套方案。我嘱咐他俩，筹备的过程中脑子要经常分分岔。临出门，我让小钟把她的ppt发我一份，我也琢磨一下。
孙宴临果然难缠。小钟从她执教的美术学院得到电子信箱，发邮件过去，过了两天回过来八个字：在荷兰，回国后联系。按学院提供的课表，三天后她有课。第四天，小钟又去邮件，详细说明来意，言辞恳切。这次动作倒是挺迅速，当天晚上就回复了：诸事繁杂，也没兴趣。若照片合用，尽可网上自取，无版权之虞。小钟把邮件转我，问接下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坐在书桌前，一遍遍翻着电脑上孙宴临的摄影作品和她本人照片。拍得是真好。有幅黑白照片，岸如石壁，水如月光，刚把竹排撑到岸边的渔人，裤脚高卷，一高一低，干瘦的上身赤裸，背起正在滴水的渔网猛一回头，看见了她的镜头。胡楂参差的渔人叼着烧了一半的烟卷，半截烟灰在他回头的一瞬间掉下来，落到胳膊肘的位置被相机截住。烟灰拉出一条线，水滴拉出很多条线，水波更多，曲曲折折扯出半个画面的线，而渔人的眼神里扯出的线，覆盖了整张照片。照片取名《挽歌》。渔人忙活了一天，脚边的铁皮桶里空空荡荡，半条鱼都没打上来。看得我心伤，顺手点了根烟。父亲进来时，我刚抽第三口。
“忙啥呢？”老爷子说，“你妈命令咱爷儿俩吃饭。”
“看运河照片。”我按了个下行键。
父亲用下巴指指电脑屏幕。是只露出下巴的孙宴临。
“哦，我在找这个摄影家。”
“那就去找啊，还坐着干吗？心动不如行动。”老头子嘿嘿地笑。
是啊，为什么不去找呢？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孙宴临，不就是在父亲心心念念的老家淮安嘛。我把照片往前翻，让老头子看。
父亲凑上去，一张张翻，偶尔停下来，犹疑着不敢下判断。“就是咱们老家啊！”他说，转眼又说，“像。有点像。到底是不是呢？”最后说，“唉，人老了就是麻烦，连记忆力都不听你的了。”父亲精通指桑骂槐的技艺，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在提醒我，该替他回一趟老家了。但我就是装傻。母亲在客厅下通牒，再不吃饭菜就直接倒掉了。爷儿俩往客厅走。坐到饭桌前，父亲诡秘地对我说，“儿子，我觉得那姑娘长得挺漂亮，你抽空可以去咱们老家找找。”
“人家也可能不在咱们老家啊。”
“没去找，你怎么知道不在？”
母亲敲响筷子，“饭也堵不住嘴。”
“说上坟的事呢。”父亲说，扭头看挂钟，“从现在开始，晚上六点十六分，这顿饭不再说一句话。吃饭。”
找漂亮姑娘突然扯到了上坟，瘆得我差点被稀饭噎住。老头子这逻辑，不知道他这辈子科研是怎么搞过来的。不过倒是个好建议，一箭双雕，为什么不呢？
第二天去了工作室，忙活一整天，诸项工作一一交代清楚，次日一早，赶六点多的飞机去了淮安。
父亲给了我堂叔堂伯的姓名和地址，也就是我祖父的哥哥家的两个儿子。堂叔是清江拖拉机厂的工人，堂伯在淮海剧团唱戏，多年前就该退休了。我上网查了，淮海剧团还在，一度与上海拖拉机—汽车联营厂、天津拖拉机制造厂齐名的清江拖拉机厂产值为零。茫茫人海，这老哥俩未必比孙宴临好找。我在大学附近找了一家酒店住下。
这两天孙宴临没课，没课不会去学校，课堂才是找到她的最佳地点。我决定用这两天把淮安这一段运河认真看看，跟孙老师聊起来也有谈资；见到我的堂叔堂伯，也不会露怯。我可以告诉他们，这些年我和父亲身在北京，心系故土，时刻关注运河的风吹草动。在这座城市，除了gdp，最重要的肯定是运河。千年大河穿城而过，它是它的血脉，也是它文化的源头。我给旅行社打电话，找懂行的导游，一对一运河文化两日游。
导游是个小伙子，姓胡，叫他小胡或者胡导都行。胡导不“胡导”，这小子有两把刷子，据说参与了本市文广新局大运河申遗的材料撰写，讲起运河心里有一本大账。从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一直到眼下的申遗，沟沟坎坎，每个拐点都门儿清。他把司机也省了，开车带着我，两天里把大运河淮安段的六十八公里一厘米一厘米地跑遍了。
大运河与淮河入海水道交汇的“水上立交”。里运河。裁弯取直后的
新辟大运河。淮安船闸。漕运总督府。漕运博物馆。镇淮楼。文通塔。河下古镇。板闸。大闸口。老坝口。清江浦楼。御码头。若飞桥。南船北马碑。水门桥。北门桥。都天庙。慈云寺。石码头。花街。文庙。大王庙。丰济仓。西长街水龙局。清晏园。废黄河。码头镇。洪泽湖大堤。仁义礼智信五坝……
因为做《大河谭》，断断续续了解一些淮安段运河，沿河走一圈，纸上谈兵的局限就出来了：思维老是跟不上，慢半拍。我跟小胡说，年纪大了，记忆力开始拖后腿了。他跟我一样清楚这就是个掩耳盗铃的借口，但他只笑，不说破。小胡本地人，运河边长大，河边一棵草的荣枯他也看了三十茬，所以张嘴就有“事”。他看得如此明白，大河仿佛一直流在他的眼皮子上。我约他，没准节目里需要他露个面，小伙子对我做个v字手势。
“必须的，”他说，“就是条臭水沟，在你家门口流了上千年，也成了母亲河。”
一教室的注册生和旁听生里，我年龄最大。有句俗话说，羊群里跑出头驴；我坐在最后一排，大部分时间低着头。孙宴临讲课用ppt，也用黑板和粉笔，她讲《郎静山集锦摄影研究》，是门选修课。当她点ppt播放郎静山的照片和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或者转身在黑板上分析两者山水、人物构图的层次时，我就抬起头，看这个小我八岁的女老师。她比照片上好看，尤其眼睛和嘴唇。双眼皮，眼大大的；唇形很好，很多女人化了妆也未必有她素颜时的唇线饱满清晰。这节课她讲的是郎静山集锦摄影中的“非时间性”问题。该概念源于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艺术史论著《非时间性：众神的变形》，所以，她从这本书说起。真正生动的艺术不应被当作简单的物体般来看待，它具有把瞬间“非时间化”的能力，使之成为非主观的时间。这是艺术形而上学的概念，而非永恒的范畴；或者说，是用“反命运”的方式来抵抗时间，时间是所有艺术的敌人。
有点绕。不知道这段高论是马尔罗老师亲自说的，还是孙老师的理解，或者别的研究者的论述。当然，可能是我没能力听懂。我看见很多学生都露出会心的微笑，越发让我这个老学生惭愧。马尔罗我还是读过几本的，《人的命运》《王家大道》《反回忆录》。郎静山的照片我也看过一些，有些照片非常喜欢，特地嘱咐过小钟，收集素材时，把郎静山跟水有关的照片整理好备用。比如《晓汲清江》《风雨中的宁静》《沼沼秋水》《寒江独钓》《树影湖光秋气爽》《烟江晚泊》《吴门归棹》等。
“郎静山的‘集锦摄影’，将不同底片叠置，把不同的景物并行、插入，多次曝光，由此制作出的‘摄影风景’给后来的摄影者提供了很多启发。”孙宴临说。她穿一件黑色薄皮夹克，戴一条白底蓝星的绉纱围巾。“至少对我个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小时候，神秘的郎家大院激发了我对摄影的好奇；现在，‘集锦摄影’的方法又让我对绘画和摄影艺术有了新的思考。”
郎家大院！我差点举起手。赶紧用手机上网搜索：郎静山，清光绪十八年（1892）生于江苏清河清江浦（今淮安市区），祖籍浙江兰溪游埠镇里郎村人。在清江浦生活十二年后，郎静山赴上海南洋中学求学。后来我问孙宴临，郎静山对你的影响真有这么大？孙宴临斜我一眼，那还用说？你们家出门右拐走两百步，就是传说中的摄影大师故居，你会没感觉？我想了想，应该也会有。
但是那天孙宴临连斜我一眼的机会都没给。两堂课连上，课间休息十分钟，给学生接开水和上厕所。我瞅着讲台前没人，凑上去恭恭敬敬地叫声孙老师，我是谢望和，为《大河谭》，千里迢迢从北京专程来拜见孙老师。孙宴临眼皮都没抬，盯着中国摄影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的《摄影大师郎静山》一书，那页上印着郎静山创作于1963年的摄影作品《松荫高士》。她对着张大千扮演的高士说：
“你们工作室有个姓钟的姑娘联系过我。抱歉，真的没兴趣。”
“不好意思，打扰了。如果方便，能否课后单独请教，就耽误您半小时。”
“下课再说。”她还是没抬头。
上课铃响了。我回到座位上，听孙宴临讲郎静山时，脑子开岔，琢磨如何把郎静山有机地融入到这期节目里。没做过专门研究，但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在清江浦度过童年的郎静山，一定受到了运河的影响，与水有关的诸多作品即为明证。孙宴临把郎静山的摄影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和绘画做了详尽的比较研究，在虚和实的处理、抽象与具象的转化、摄影与绘画意境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破和立等问题上，借助现代传媒，进行了操作演示，深入浅出地阐释了郎静山，让我这个外行都觉得自己把大师弄明白了。
五十分钟很快，中间回了助理小王两条短信，在速记本上给孙宴临画了一幅不太像也不太不像的肖像，重点是她的头发、眼睛和嘴，下课铃就响了。我迅速堵到前门口，防止她跑掉。这想法纯属多余，一大堆学生拥到讲台前跟她讨论。我倚着门框等。很多年没有认真坐下来连听两节课了，累坏了。这个倚门而立的动作，在孙老师看来相当的轻佻，不像四十岁的中年男人该干的事，所以那天她在解答学生疑问时，抽空狠狠瞟了我几眼，觉得这个人高马大的男人挺讨厌。所以她一点都不想理我。所以，在我发现还有四个同学排队等她回答问题，决定先去个卫生间，然后又飞快地从卫生间回到教室门前时，她趁机提前溜走了。她跟那四个同学说，非常对不起，有急事，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讨论。
对她的这种行为我也很生气。副教授也要为人师表嘛，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起码你得守信。我直接去了美术学院教务办公室，不是投诉，是打听她的电话号码。教务员是个慈祥的老大姐，她说刚刚小孙交代了，凡索要联系方式者，一概坚拒。
“不是婉拒。”老大姐特地补充，“小孙的意思，坚决拒绝。”然后老大姐压低声音，附到我耳边，“年轻人，要有耐心。”把我当成求爱的了。
好吧。我说：“谢谢大姐，找到了一定请您吃糖。”
老大姐很潮地“欧耶”一声，“到时候可得给大姐双份啊。不要巧克力，只要上海的大白兔。”
我也回她“欧耶”。这都什么事。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后天孙宴临还有课，就不信抓不住你。出了大学，我拦了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儿，我说清江拖拉机厂和淮剧团，哪个近去哪个。司机就把我拉到了一品梅路4号。刚进淮剧团大门，工作人员一只胳膊挡在我面前。
“我找谢仰止。”
“谢仰止？谁啊？”应该是门卫，用的是跟我祖父祖母一样的方言。
“退休演员。”
“退休了我哪知道。”
“唱过《樊梨花点兵》和《皮秀英四告》。”
“这两出戏我也会唱。”
“你们的退休职工，联系方式总该有吧？”
从大厅里走出来个领导模样的中年男人，跟我说办公室的人出去开会了，换个时间再来。退休人员的联系方式在办公室那里。听说我找谢仰止，说：“老谢啊，去古虹桥边的周信芳故居找。这老家伙改唱麒派了。都天庙街隔壁。”
打车去周信芳故居。想起我祖父祖母两人在北京，吃过饭就往机器前一坐，雷打不动听周信芳。周先生中气十足略带沙哑的嗓音，听得老两口摇头晃脑、摩拳擦掌。开始是唱片机，后来是转磁带的录音机，然后是影碟机，恨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单曲循环。《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鸿门宴》，听多了我都会唱了。小学五年级，跟同学打赌，夏天晚上钻进北大，从未名湖博雅塔那头往翻尾鱼石处游。看谁先抓到鱼尾，输了在联欢会上表演节目。我输了，就唱了《追韩信》经典的那段，从“我主爷起义在芒砀”到“撩袍端带我把金殿上”。唱的时候心里还打鼓，担心顺不下来，过去只是听，从没试过。竟然没怎么走板就唱下来了。为达到周先生的效果，我粗着嗓子吼，唱完了再说话，嗓音更像周先生了。
周信芳故居在河边上。转过一座小桥，一个古朴典雅的小院，院门上方的匾额上题写着“周信芳故居陈列馆”。1895年1月14日，周信芳出生于此。六岁离开这里，随唱青衣的父亲周慰堂去杭州，师从陈长兴练功学戏。故居里藏品不多，以图片资料为主，陈设也简单；院子前后植了丰肥的芭蕉和藤萝，显得蓬勃兴旺。现在主要是京剧票友雅集和日常吊嗓子的好所在。都傍晚了，闻得到街巷里晚饭的香味，小院里还在咿咿呀呀地唱，京胡、板胡交替响。有唱《贵妃醉酒》的，有唱《借东风》的，有唱《四郎探母》的。有唱的就有听的，时不时一团叫好。
我问了一个看热闹的大爷，说谢仰止刚走，晚饭后还会再来。他们像上班一样每天来，只是上班时间各有讲究。大爷说，我堂伯每天半下午来，听一阵唱一阵，回家吃晚饭，饭后遛一圈，拐个弯又来了，一直到故居小院关
门。我堂伯是个人才，唱了一辈子淮海戏，退了休改唱京剧了，还专攻麒派。要不说那剧团领导提起他，五味杂陈地“老谢”呢。在淮海剧团里潜伏了几十年。我找了个马扎坐下，等。
一等不来，二等还不来。我又问那大爷，大爷说，这就该来了。再问；应该很快就到了。弄得我也不敢走，怕前脚走，我堂伯后脚来了。实在饿得心抖肝颤，那会儿天黑过好几个钟头了，我打算第四次问那大爷，大爷早回家了。票友只剩下四个：一个唱的，一个拉二胡的，外加俩看客。我连看客都算不上，就是个找人的。谢仰止这会儿没准已经睡着了。我出了小院，哪里灯光亮堂就往哪里走，见到头一家小饭馆就进去：一碗长鱼面，两瓶啤酒，半斤猪头肉。
吃舒坦了，跟麒派京戏听舒坦了，是同样的舒坦。我抱着肚子出了小饭馆的门，找块石头坐在路边，抽了两根烟。
这是我祖先的城市。父亲说，落户淮安的第一代先祖叫谢平遥，在漕运总督府衙门里当翻译，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后来这位平遥公去了清江造船厂，这地方现在连遗址都找不到了。平遥公在造船厂也没待几年，辞去公职，沿运河北上到了京城。也没待多久，开始跟一群士人举子追随康梁改良的余绪，其后拥护革命党，接下来反对袁世凯。在北京待了十几年，袁世凯称帝前，点名要灭掉他。平遥公地位名望应该很一般，反正我在相关的史料中没见过“谢平遥”这个名字。但谢平遥英语好，据说后来自学了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也通一点，起码吃喝拉撒日常交流应付得过去，这在一百年前绝对是难得的人才。那时候的清政府和袁世凯不怕中国人，怵的是外国人，就怕洋人说三道四。我先祖平遥公有能力把洋人的说三道四翻译成汉语给中国人听，所以他们很讨厌他，觉得他也挺重要，悬了赏金要他的人头。这都是我祖父说的。说起自己祖父的脑袋很值钱，我祖父十分得意。
但是平遥公最终还是回了清江浦，至于原因，我祖父语焉不详。有时候说为了逃命，人家悬赏了嘛，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有时候又说受了刺激，心灰意懒，回老婆孩子身边养老了。究竟什么刺激他又说不清，但是有一件事我祖父言之凿凿，那就是平遥公写过不少关于运河的文章，用宣纸和毛笔，竖着从右往左写，他小时候亲眼见过。我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首先有目击者，我祖父；其次，寓居北京的那些年，平遥公隔三差五会回清江浦，大河上下来来回回总得有个一二十趟吧，一连数日困在船上，书读累了只能盯着水看，想不成专家都难。回淮省亲的次数，有平遥公的儿女数量为证；我祖父回忆，他祖母前后怀过十二个孩子，虽然活下来的没几个。就算高祖母土地肥沃，那也得高祖父去播种啊。
问题是，依然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平遥公是研究运河的专家。我祖父到老了，某日在家看电视里周信芳的录像。抗日期间，周先生为救亡募捐，到北京演出，一路有意大利记者随行采访，我祖父突然冒出来一句：
“哎呀，我爷爷当年陪过一个意大利人来过北京！那是个运河专家！”
那又怎样？陪意大利运河专家来北京，不等于他也是运河专家。
“也是啊。”我祖父抹着他那已经掉光了头发的脑袋，想得十分用力，“可是，你太爷爷写的那些文章跑哪儿去了呢？”这话是跟我父亲说的。
那时候我父亲还是研究所里的科研骨干，尚未培养起跟年轻妇女跳舞的兴趣，回到家就在草稿纸上列各种奇怪的算式。我父亲说：“没准‘文革’时被抄家抄没了。”
“当时咱们家住在偏远的河边，周围一大片野地。”祖父又使劲儿想了想，“没抄出啥啊。他们嫌远，不愿去。那时候你太爷爷八十了吧，每天坐在太阳底下，守两块碑，有人求字，他就拓一张给人家。像个慈祥的弥勒佛，人缘好极了。”
“拓碑干吗？”我问。
“你高祖父字好，街坊邻居没事就来求一幅，装裱后挂家里，或者当礼物送人。老爷子来者不拒。八十岁写不动了，就写了龚自珍的两首诗和一篇文章，找人刻到碑上，谁再要字，他就拓了送人。”
“免费？”
“当然。奇怪的是，碑刻好后，求字的人却少了。经常在太阳底下坐两三天，也送不出一幅字。”
“碑呢？”
“早不知被谁砸了。没人求字也有原因，乱了，运动了，谁还有心情看字。”
“那我高祖父后来呢？”
“死了。中午我去叫他吃饭，他坐在太阳底下的藤椅里，头歪在右边的肩膀上，气都没了。医生说，嗓子眼里有痰，堵上了，一口气没上来。旁边就是写了龚自珍诗文的两通石碑。”
我和父母都不吭声。老祖宗死了，我们觉得应该沉默一下，以寄哀思。祖父对我们安静表示诧异，问我们怎么了。
“高祖父死了啊。”
“死了就死了。谁不死？”祖父说，“我跟你说，望和，我最高兴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们都看着他。我们知道他马上就会公布答案。自问自答是祖父老了以后最重要的交流方式。
“就——是，”祖父的声音像坐上了秋千，“你爸爸跟你高祖父一样，也来到了北京！”
坐在淮安的街头上，我还能想起祖父说这话的表情，两眼突然变得比光脑门还亮。好像他儿子来北京不是普通的求学和工作，而是跟一群人平地建起了一座北京城。
祖父已经故去有年，如果他老人家还在，知道我现在正做《大河谭》，成了半吊子的纸上运河专家，没准这会成为他“最高兴的第二件事”。在他老人家看来，能在运河的问题跟高祖父保持一致，那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差不多等于运河是咱们谢家人开凿出来的。
坐在祖先的城市里，我不觉得陌生，当然也不觉得熟悉。很小的时候来过，被大人抱在怀里，黑眼珠也滴溜溜地乱转，什么都没记住。我又抽了两根烟，决定明天去找清江拖拉机厂。
第二天睡到自然醒，打了114电话查询，又上网搜索，确定清拖萎缩成一个小企业，迁到了城东南的开发区。在北京生活惯了，到哪个城市打车都不觉得远，安心地看出租车计价器上的数字在跳。跳到三十八块钱时，停下来。当年中国拖拉机制造业的三大巨头之一，如今变成了一个袖珍的门脸。我在门口抽了一根烟才进去。在祖父和父亲的描述里，清拖何等风光，大得足以自成一个帝国，你可以三百六十五天在厂区里不出门，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一样也不会落下你。必须抽一根烟才能弥合这个心理落差。
留守处的工作人员也在抽烟。五十岁左右，上个星期的胡子到现在都没刮，烟雾从胡楂中间穿过，给我一种生活兵荒马乱的感觉。他对每一口烟都无比迷醉，吸入时用力，像在吸世界上最后一口氧气；吐出时嘴巴大张，每一颗黑灯瞎火的坏牙都数得出来。他坐在一把木椅上，让我写出堂叔的名字。
谢仰淳。
他把嘴撇开来，歉疚地摇摇头，没印象。
“退休了。”
“退休了啊，我说呢。”他如释重负，狠狠地抽一口烟，好像退休了不认识不算渎职。
我递给他一根苏烟。到了江苏要抽老家烟。
“我帮你查查，”他起身去背后的一个柜子里翻找。半根烟工夫，他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谢仰淳，就是被车轱辘砸死的那个。”
头脑嗡一声就响了，“您说的是那个谢仰淳吗？”
“咱们清拖历史上只有一个谢仰淳。”他坐回原位，可能觉得我堂叔死了，我需要安慰一下，问我要不要从窗户那边绕过去，进门到房间里坐一坐，我说站在这里就很好。我只想把堂叔的死因听清楚。“原来死的是他啊。”他点上我给他的苏烟，我随手又递给他一根。“好多年前就听说了。那会儿你堂叔还没到退休年龄吧，下班路上被车轱辘砸死了。你说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出门撞见鬼。一辆卡车正踩着油门挂在四挡上跑，一个轱辘脱落了，车子在这边继续跑，轱辘往那边跑，一边跑一边跳，遇到个坎，跳得更高，落下来，砸到骑着自行车的你堂叔，脑袋都砸扁了，脑浆崩了一地。”
我赶紧又递一根烟，没必要再说了。我转身来到大街上，谢谢都忘了。没见过谢仰淳，但他是我堂叔。觉得胃里有东西往上翻，必须亲自抽一根烟才能平息这恶心。一个制造车轱辘的人，最后被车轱辘砸死了。
在开发区宽阔的马路上踢踢踏踏地走，突然有种无所适从的空寂。闲得慌，闲得发慌。在北京天天忙得脚不点地，电话、微信、短信、邮件，各种提示铃声，一天到晚就没断过响，好像我是多重要的人，被全世界人紧急地需要着。到这里，手机突然失声了，所有人集体约好了似的放我一马。梦寐以求的空白终于到手，我却不知道干什么了。这就是传说里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么？我像个二流子在祖先的土地上晃荡，晃得身心空空荡荡。突然电话响了，我得救一
般赶紧摁了接听键，就是个骚扰电话，我也打算跟对方认认真真地聊上一会儿。
助理小王打来的。网上署名“瑞拍客”的瑞典小伙子找到了。西蒙·格朗瓦尔，二十六岁，哥德堡人。在苏州学了几年汉语，毕业后找了份给欧洲报刊自由撰稿的工作，继续待在苏州。此人闲下来喜欢到处乱逛，边逛边拍，觉得好玩的就发到网上，自命“瑞拍客”。他的短视频中，有一个大运河系列，从南到北，“一个歪果仁眼中的水边中国”。工作室的小朋友在网上偶然发现的，觉得有点意思，前些天跟我说过，我说好，跟进，该搜集的搜集，该整理的整理，然后寻找作者。小王说，找到了。西蒙·格朗瓦尔刚娶了一个中国女孩，成了苏州的女婿，他对我们的节目很有兴趣，如果需要，随时可以出镜。不过最近他想带媳妇回老家待一阵子，见见父母，看看瑞典，我们得给他个确切时间，要不就等他回来再说。小王担心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当断就断，让他们把手头的材料先发给我，现在就回酒店看。做不做下午就给他个准话。
有事做的感觉真他妈好，我拦辆出租车直奔酒店。进了房间，打开电脑，小王已将相关材料发过来了。看完挑选出来的三十九个视频，以及小朋友们草拟的方案，觉得可行。视频里的西蒙·格朗瓦尔给了我一个好印象，面对运河，他的眼睛里闪动着真诚的光。这一点很重要，他是真心喜欢这条浩浩荡荡的长河。这家伙贪玩，在拍摄运河人家的生活时经常搞怪，努力用不同的方言跟当地人瞎聊，搞得大家都很喜欢他，积极配合他的拍摄。有一个视频里，他指着一条张大嘴活蹦乱跳的鲤鱼说，这条鱼我不敢吃。人问为什么，他一本正经地说，它是活的，我怕它咬我。缺了门牙的卖鱼大爷被逗得咧开嘴笑。
看完视频，整理出一个思路，把方案又给完善一下，发过去，已经下午三点。到酒店附近一家老字号面馆吃了碗面，又去礼品店买了些礼品，打车再去周信芳故居。
下午四点半钟的故居最热闹。午睡都起了，晚饭还远，不上班的票友全来了。整个院子里三五成群，咿咿呀呀此起彼伏。唱老生、唱青衣、唱花旦、唱老旦、唱花脸的都有。院门敞着，我从院子里最近的一拨看过去，希望能在哪位老先生的脸上认出老谢家的表情来。转到第二拨人时，昨晚那个大爷看见我，对我招手。他和一群人围在一个亭子下，他还是个听众。我走过去。他对一个跷着二郎腿坐在躺椅上的老人说：
“老谢，有人找。”
老谢扭过脸来。我能肯定这就是我堂伯谢仰止，他对陌生人的警惕和犹疑，可能是谢家祖传的，反正在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我在他的脸上看见了我祖父的表情。他是我祖父的亲侄子。我堂伯在这一群人里显然鹤立鸡群，他就是干这个的，虽然退休之前唱的是淮海戏。他的专业身份和地位，他在多年的表演生涯中养成的做派和优越感，就连多年经营和保养的皮肤和身段，也让他在一群中老年票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只有他一个人半躺在椅子上，唯一一架躺椅。别人坐的是木椅子、条凳、自带的小马扎，或者站着。谢仰止穿一身黑，对襟盘扣外套，方口的北京黑布鞋，素净，低调的深沉和奢华。他用力看我一眼，没说话，用眼神问我谁。
“伯伯好，”我尽力走到他面前，弯下腰，“我是望和，我爸谢仰山，您兄弟。”
谢仰止还是不说话。但我能看出他的胸脯在起伏，他在控制自己。
“这次来淮安出差，爸妈嘱咐我一定过来看看您老人家。”
“你，真是谢仰山的儿子？”我堂伯慢悠悠地终于开口了。
“千真万确。做过亲子鉴定的。”
“谢仰山头上有几个旋？”
把我问蒙了，没见过这种查户口的套路。“一个都没有。”
“瞎说。没有没旋的人。”
“对不起，伯伯，我还真不知道我爸头上有几个旋。他早谢顶了，能长旋的地方一根头发都没有。”
“先别叫伯伯。”他依然半躺在椅子上，二郎腿也没放下。
亭子里的演出停下来，都看我们爷儿俩。这一段认亲肯定比戏里的认亲要精彩。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把身份证从钱包里掏出来，递过去。
“这个只能证明你是你，不能证明你是谢仰山的儿子。”
我倒是想起父亲和祖父说起的谢仰止小时候的几桩糗事，但那些年少的恶作剧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讲，等于当众扒我堂伯的裤子，还是算了。厅堂里的那拨人在唱《徐策跑城》，我心生一计，也来一段《徐策跑城》吧。我选的这段，用我祖父夹杂清江浦方言的声音唱：
老徐策我站城楼，我的耳又聋，我的眼又花，我的耳聋眼花，看不见城下儿郎哪一个跪在城边。我问你：家住哪府哪州并哪县？哪一个村庄有你家门？你的爹姓甚？你的母姓甚？你们弟兄排行第几名？说得清，你道得明，放下吊桥开城门，放你进城。你若是说不清来道不明，要想开城万不能。你报上花名。
唱到“说得清，你道得明”，我堂伯摆摆手，“不必唱了，你就算不是谢仰山的儿子，也一定是我叔叔的孙子。”
“那，伯伯，您认下我这个侄子了？”
我堂伯站起来，转身往外走。“就因为你是谢仰山的儿子，我才更不想认了。”
一伙人全傻了。几秒钟前他们和我一样开心，千里寻亲，多好的事啊，而且成了。他们刚刚给我鼓过掌，还希望我接着往下唱。京腔里夹着淮安方言唱周信芳，他们觉得别致。招呼我过来的大爷把手越伸越长，急急说：
“老谢，老谢，别走啊老谢！”
谢仰止已经出了院门。
“这个老谢！”他们说，半天才反应过来，“追啊，小伙子，你去追。”
我把礼物找到，拎着就往外跑。刚才展示给堂伯的笑，还原封不动地挂在脸上，尴尬让我的表情都僵了，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脸弄平整。
故居门前有好几条路，我站在旁边的桥上，哪条路上都见不到谢仰止的影子。父亲曾说，堂伯家原来在花街附近。凭前两天遛一圈花街的印象，就往西北方向追。一条条弯曲的巷子，间或一道流水穿过房前屋后；不少老房子在拆迁，房梁斜架在残垣断壁上，走道上不时冒出来一堆废墟，通往花街的地形由此变得极为复杂。阴天，下午五点多的空气中就有一种灰暗弥漫开来，我拎着礼品盒，既要顾着远处，又要盯紧脚底下。
路过一处废墟，拆掉了屋顶的门框两边，自上而下各镶了一溜石头，石头上阴刻了手写的行书对联：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这副联我在别处见过，但石刻后嵌在普通民房的门边，还头一次遇到。此联甚美，也很有些境界，字和刻工都不错，我就多看了几眼，还暗想该怎么把它们抠下来带走。就跑了这么一下神，被脚底下的半块砖头绊倒了，礼品摔出了老远，左胳膊肘和右手掌同时撑地。水泥勾缝的石板路，这一跤摔得结结实实，半天爬不起来。等起来站直了，才觉出胳膊肘和手掌疼。手掌擦破了皮，血珠子一颗颗渗出来；胳膊肘青紫了一块。我找到块石头坐下，看看手掌，再看看胳膊肘，用纸巾擦掉血，嘴里咝咝啦啦地出气。然后摸出一根烟点上，对着路上的碎砖头踢了两脚。妈的，让老子先疼一会儿。
抽了半根烟，视野里出现一双穿布鞋的脚和牛仔裤的两只裤脚。我从下往上慢慢看，小腿，膝盖，大腿，腰，肚子，胸部，双肩，脖子，然后脸，孙宴临冷冷地看着我，手里拎着我甩出去的礼品盒。
“看够了？”孙宴临说。
“对不起，”我举着右手站起来，“要知道是孙老师大驾，打死我也不敢这么看。”
“你的东西。”她往前走两步，“呀，流血了，得找医生处理一下。”
“去你拍过的那个大和堂？”她有一张照片，拍的是运河边的一家诊所，名叫“大和堂”。
“早关张了。初医生全家搬走了。”她把礼品袋放到地上。
“你怎么在这里？”
她往二十米外的桥上指，桥上有个画架，她在写生。想必她看见了我摔个大马趴的全过程。
“跑这里写生？”
“我家在这里啊。”
我往四周看了看。废墟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家还在正常生活。“哪一家？”
“不在跟前。附近。”
想起来了，郎静山故居附近。
“都天庙前街？”
“那是我爸妈家。这两年我主要住在工作室。”她用手向东南方向画了个圈。
她在“工作室”上停了一下，大概是为了区别于我的那个工作室。现在好像要是没有工作室，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艺术家。其实就是个写字画画的地方，跟书房的区别，一是更大，二是更乱。孙宴临主业是画画，那的确需要个大场子。
“如果方便，能否给个机会，参观一下孙老师的工作室
？”
“你得先处理伤口。”
“无所谓，就是个皮外伤，水龙头底下冲一下就好了。”伤口随他去，能搭上话才最重要。我就不信搞不定你。我对这一期的《大河谭》相当有信心。
她默许了。“约法三章：房间里再乱，也不许说。”
“我不相信还有比我更乱的人。另外两条呢？”
“想到了再说。”
孙宴临帮我拎着礼品盒和她的笔墨颜料。我用左胳膊夹着她的画架，右手举着，像个投降派，跟在她身后朝着东南走。孙宴临让我离她远一点，免得她总得跟碰到的熟人解释我是谁。也好，我和她保持着二十米的纯洁距离。我发现这个貌似纯洁的距离其实最色情，我可以把她的背影看得清清楚楚，看到她被牛仔裤包裹的屁股每一点动态，看见她小腿肌肉在运动中细微的变化，甚至，请原谅，通过她外套的摆动看见上身在行走中的形状。一个匀称、结实、符合一定美学标准的好身体。当然，这是因为我视力好。一个忙得跌跌爬爬的离婚三年的四十岁男人，第一次发现，多年来被视为缺陷的远视竟然是个独门法宝。
在一个库房一样的大房子前停下来。孙宴临放下提盒，打开双层防盗门。开灯，室内空间比从外面看起来要大不少，并排停下八九辆卡车问题不大。这个空间还不包括贴着西边隔离出来的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和一个卫生间。工作室里靠墙摆满了大大小小尺寸不一的油画和水粉画。四五个尺寸不同的画架分散房间各处，画架前放着笔和油彩。水泥地板，落满了油彩。没那么乱。
“这就是传说中的艺术殿堂吧？”我恭维说。
孙宴临不吃这一套。她让我把写生的画架放到东南角的空地上，“原来针织厂的厂房，留下来几间，区里改造成文创基地，有点像你们北京的798，我租下来一间。你把伤口周围洗一洗，我去找消毒碘酒。”
“你这里能消毒啊，那还让我去找医生。”
“你挺讨厌的你知不知道？这是我私人地盘，又不是医院，没义务招待你。”
“对不起孙老师，我错了。请问，可以用您的卫生间吗？”
“讨厌！”
我洗好手从卫生间出来，孙宴临也刚找到碘酒和棉签。我刚想伸头往她的卧室看，她砰一声把门关上了。
“闺房重地，非礼勿视。”我说，“我懂。就是好奇一下。”
“不必好奇。被子没叠。”
孙宴临让我在椅子上坐好，她把棉签蘸上碘酒，从中心向外围画圈涂。大房间里有点凉。碘酒杀入伤口，比擦破时还疼，我觉得肚皮都抖起来。
“受不了就吭一声。”
“那不行，咬碎了牙也得往肚子里咽。男人嘛。”
“哟，真勇敢。”她用鼻子哼了一声，拿起一根新棉签蘸好，作势要往伤口上猛按。我叫一声迅速抽回了手。孙宴临讥讽说：“这么没有安全感？”
“别乱扣帽子，没有安全感的人是你孙老师。”我把手伸过去，随她怎么折腾了。她倒涂得更小心了，“出个镜就这么难？艺术要为人民服务，艺术家也要为人民服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