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爱尔兰的头两个星期,维特根斯坦住在都柏林的罗斯旅馆。只要医院里没事,德鲁利就陪维特根斯坦到都柏林城里或周边寻找可能的住处。没地方能提供他需要的孤独和平静,但德鲁利在圣帕特里克医院的朋友罗伯特·麦卡洛夫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麦卡洛夫常去维克洛郡瑞德克洛斯的一处农舍度假,房子属于理查德·金斯顿和詹妮·金斯顿,他们对他说过想招一个永久房客。这个信息传给了维特根斯坦,他立刻从都柏林动身去“勘察现场(casethepoint)”(这时候他的词汇里包含了从美国侦探小说里借来的一点新鲜用语)。维克洛郡迷住了他。“坐公车前往的路上,”回来后他告诉德鲁利,“我不停地对自己说,真是个真正美丽的国度。”

不过,搬进金斯顿夫妇的农舍后没多久,他就写信对里斯说自己在那儿感到“冷和不舒服”:“我也许会在几个月之内搬到西爱尔兰的某个隔绝得多的地方。”但几个星期后他适应多了,德鲁利第一次去瑞德克洛斯时,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维特根斯坦告诉他:“有时我的想法来得如此迅速,我觉得仿佛有什么在引导着我的笔。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放弃教授职位是正确的。在剑桥我永远做不完这工作。”

远离剑桥代表的“瓦解和腐烂着的英格兰文明”,无疑是生活在爱尔兰的主要吸引力之一。冯·赖特写信给他谈自己对申请剑桥哲学教授席位的犹豫,维特根斯坦回信说,他完全理解,而且他实际上以为冯·赖特不会申请,因为:“在我看来,成为英格兰人,或成为英格兰的难民,这种前景在我们的时代绝不是有吸引力的。”

冯·赖特终于提出申请时,维特根斯坦的鼓励里掺杂了一种吓人的警告:

剑桥是个危险的地方。你会变得肤浅吗?圆滑?如果你不,那你不得不很遭罪——你信里使我感到尤其不自在的段落,是你因为想到要去剑桥教书而热血澎湃。我觉得:如果你到剑桥去,你就必须作为审慎的人而去。但愿我的担心没有根据,但愿你碰不上压倒你的力量的诱惑!

除了远离剑桥,住在瑞德克洛斯的主要吸引力是维克洛郡乡间的美景。冬季是温和的,维特根斯坦几乎每天都可散步。“这儿一点也不像威尔士海岸,”他写信给里斯,“但色彩是最美妙的,色彩弥补了一切不足。”他写给姐姐海伦娜:

如果色彩不是常常如此美妙,这儿的乡间不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认为这肯定与空气有关,因为不仅是草地,还有天空、海和甚至一切棕色的东西全都很棒——我在这儿比在剑桥感觉好多了。

在瑞德克洛斯散步时他随身带着笔记本,经常在室外工作。金斯顿家的一个邻居常看见维特根斯坦外出作钟爱的散步,他记道,一次自己路过,看见维特根斯坦坐在一道沟渠里发狂地写着,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这大概是维特根斯坦对德鲁利说过的那种情形中的一次:想法来得如此迅速,他感到仿佛有什么在引导着自己的笔。不过,他谨慎地不给予这种灵感情绪过多重要性:

在一封(我想是写给歌德的)信里,席勒写到一种“诗的情绪”。我觉得我知道他的意思,我相信我自己对之很熟悉。这是一种接纳自然的情绪,在这种情绪中,人的思想似乎和自然本身一样活跃。但奇怪的是席勒没有写出更好的东西(或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不是很确信我在这种情绪中写出的东西真有什么价值。也许是这样,在那种时候赋予我思想光泽的,是一道自上而来照耀它们的光。它们自身不发光。

他随身带了两份打字稿,一份是现在的《哲学研究》第一部分,一份是现在的《心理哲学评论》第一卷。他希望从这些打字稿和正在瑞德克洛斯写的论述里整理出他的书第一部分的最终版本。(可以认为此时他已放弃了处理数学哲学的第二部分的计划。)他向每个朋友报告,说这项工作进行得相当好。不过,有迹象表明他已倾向于把出版的任务留给他的遗稿保管人了。“老天知道我是否还会出版这一工作,”他写信给冯·赖特,“但如果你活得比我久,我愿在我死后由你看护它。那里面有一大堆艰苦的思考。”

由于不良的健康状况,维特根斯坦不能如自己所愿的那样刻苦工作。尽管1948年2月5日他对里斯声称,“我在身体上非常健康”,事实上他正承受着消化不良的痛苦侵袭。为了与之作战,工作时他在身边放一罐“斯克瑞格”炭烤饼干。他非常相信这种治疗法(金斯顿家的孩子毛德和肯记得他很少吃别的东西),结果常常得步行去阿克洛补充存货。但饼干似乎并未解决问题:“我的工作进行得不赖,”1月份他写信给马尔科姆,“我觉得,如果未遭受似乎没办法摆脱的消化不良之苦,我的工作甚至能进行得非常好。”

糟糕得多的(但也许与他糟糕的消化有某种联系)是他恶化的神经状况。2月3日他写道:

感觉不好。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害怕疯癫来袭。只有上帝知道我是否有危险。

如果过去一年在剑桥时本的邻近是他精神不稳定的原因,那么离开本并未令他的心智更健全。2月5日他向马尔科姆报告:“偶尔有古怪的神经不稳定的状态,对此我只想说,发作时糟糕透顶,唯一的缓解办法是祷告。”同一天他写信给里斯:

恐怕我的神经常常不守规矩。当然它们是疲惫和衰老的神经——我的工作大体上进行得相当好。它同样也是一个老人的工作:虽然我并不真的老,但我有某种衰老的灵魂。但愿能许给我这件事:我的身体不比我的灵魂活得久!

“我常常相信,我正走在直通疯癫的路上,”一个月后他告诉冯·赖特,“难以想像我的大脑能很长时间地经受这种紧张。”

随后的两个星期他处于一种剧烈沮丧的状态中,无法工作,对自己的住处越来越不满。他最初满意他的主人。“他们很安静,”12月份他曾写信对冯·赖特说,“我在自己房间里用餐,很少受到打扰。”但是3月份,这一家最小的肯(当时11岁)的一个朋友住了过来。两人睡一张床,半夜起来说笑。维特根斯坦剧烈地砸墙,要他们安静,他们却视之为玩笑。维特根斯坦真的束手无策了。他发电报到都柏林,说情况紧急,要德鲁利在罗斯旅馆订一个房间并到旅馆看他。德鲁利回忆:“他一到旅馆我就过去看他。他看上去苦恼和激动”:

维特根斯坦:事情来了。

德鲁利: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维特根斯坦:我一直害怕的:我不再能工作。过去两星期我什么工作都没做。晚上我不能睡觉。我房间底下的人很晚的时候起来说话,持续的咕哝声快把我逼疯了。

德鲁利开了点药片帮助维特根斯坦睡眠,他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兄弟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农舍现在没人住,欢迎维特根斯坦利用之。在那儿他起码能找到平静和孤独。

松了口气之后,维特根斯坦回到瑞德克洛斯仔细考虑。他在金斯顿家过了复活节,但仍然无法工作,因此决心接受德鲁利的好意。不过他的心情颇有改观——和金斯顿一家的关系也一样——离开前不久,他送给孩子们一个大大的装满巧克力的亮绿色的复活节彩蛋;4月28日,动身去西海岸的那天,他在来访本上签下了这句话:“很愉快的时光,谢谢你们”。

没有理由从这句话里看出任何讽刺或不诚——这话无疑真实表达了对金斯顿一家的感激。但至少,很难把他住在瑞德克洛斯的最后两个月称作“很愉快的时光”,离开前一周写给里斯的信表明了这一点:

这些天我常想起你,虽然也许听起来可怕,但确实常常想起;感谢上帝我写了信要你复活节别来看我。因为过去6或8周对我来说是一段糟糕的日子。首先我经受着可怕的沮丧,然后得了场重感冒,而我一直都不知道要离开这儿到哪里去。现在我逐渐好点了,打算下星期离开这儿到西部的罗斯洛去。这么做很是不便(那儿和都柏林之间有10小时路程),但就我的目力所及,我只能这么做。所以,如果你来,你会发现我处于一种备受磨难的状态中。但愿我有一点力量,有一点勇气,还有运气!过去一个月,我已经能作一点思考了(我指哲学方面;我的大脑虽然迟钝,但并未停滞,我情愿它停滞了!)。

1934年维特根斯坦就见过康尼马拉的罗斯洛农舍,当时弗朗西斯·斯金纳和莫里斯·德鲁利陪他到那儿度假。罗斯洛位于基拉里港口,面对着海,周围环绕的主要是一段有着出奇尖角的名为“十二尖峰”的山峦。农舍建造时是为了当海岸看守站,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废弃不用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屋子无人居住,唯一的用途是爱尔兰共和军隐藏囚徒之所;1927年莫里斯·德鲁利的兄弟迈尔斯把屋子买了下来当度假屋。罗斯洛附近还有几个农舍,但跟商店、邮局或别的村子或别的城镇设施都隔了好多英里。这种隔绝虽如维特根斯坦预计的那样“很是不便”,但却是必要的——如果他想享有那种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必不可少的免于干扰的自由。

维特根斯坦到那儿时托马斯·穆尔克里斯接了他(维特根斯坦后来学会了和基拉里的每个人一样叫他“托米”),穆尔克里斯是德鲁利家的雇员,住在离罗斯洛约半英里远的一个小屋子里,他照顾德鲁利家的度假屋,报酬是每周3英镑。(他捡煤、捕鲭鱼,作为这份微薄工资的补贴。)德鲁利对托米说过维特根斯坦经受着神经垮掉之苦,要求他尽其所能地帮忙。于是每天早晨他步行到罗斯洛送牛奶和煤,看看维特根斯坦情况如何。维特根斯坦发觉托米(他这样告诉马尔科姆):“很好,比起我在维克洛郡时周围的人,肯定是更好的伙伴。”

后来和里斯谈话时他则有更多的批评,他说穆尔克里斯全家都是不想干任何活的人。他震惊地看到,虽是个出色的女裁缝,托米的母亲却衣衫褴褛地晃悠,托米自己虽是个合格的木匠,但他们屋子里的每一张椅子都有一条断腿。他在日记里径直说托米——“我在这儿完全依赖于他”——是“不可靠的”。

无论可不可靠,托米是他有的一切。他最近的邻居莫蒂默一家认为他完全疯了,不愿跟他有任何关系。他们甚至禁止他走进他们的地界,理由是他会吓坏他们的羊。因此,如果他想到罗斯洛后面的山岗上走走,就不得不走一条长而迂回的路线。有一次他这样散步时,莫蒂默家的人看到他突然停住,用手杖当工具在路上的泥地里画一个轮廓图(一个兔-鸭图?),他站着,长时间全神贯注盯着这张图,然后又走了起来。这事印证了他们最初的看法。还有一件事也是如此:一天晚上,莫蒂默家的狗叫声打乱了维特根斯坦的专注,他猛烈爆发了。事实上,他留给莫蒂默家的印象,与他先前留给奥地利乡下村民的印象颇为雷同。

托米也觉得维特根斯坦有点怪。但部分因为对德鲁利家的忠诚(迈尔斯·德鲁利曾跳下船救出了溺水的托米),部分因为开始喜欢“教授”的相伴,他愿意竭尽所能使维特根斯坦在罗斯洛的居住尽量舒适和愉快。例如,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满足维特根斯坦严格的清洁和卫生标准。按维特根斯坦的建议,他每天早晨不只送去牛奶和煤,还送去自己用过的茶叶。每天早晨,茶叶洒在厨房地板上吸污垢,然后扫掉。维特根斯坦还叫托米弄掉屋子里的“甲壳动物”(土鳖虫)。托米的做法是,给整个屋子喷了多到令人窒息的消毒粉。毕生害怕每一种虫子的维特根斯坦对结果感到满意,他情愿面对窒息的威胁,也不愿意看见土鳖虫。

罗斯洛农舍有两个房间,一个卧室和一个厨房,维特根斯坦的大部分时间在厨房里度过。但没用厨房做饭。在罗斯洛时,他几乎完全依靠从戈尔韦的一家杂货店里订购的罐头食品。托米挺担忧他的饮食。“罐头食品会吃死你”,他有一次说。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阴森的:“反正人活得太久了”。维特根斯坦把厨房改作书房,托米早晨去时,常常发现他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往夹起来的散页上写着什么。几乎每天都有一堆丢掉的纸页,烧掉它们是托米的活。

一天早晨,托米到罗斯洛时听见维特根斯坦的说话声,进屋后惊讶地发现只有“教授”自个。“我以为你有个伴在这儿呢,”他说。“我是有,”维特根斯坦回答,“我在跟我的一个很亲爱的朋友——我自己——谈话。”在他这时期的一本笔记本里,这句话得到了呼应:

几乎我的所有写作都是跟我自己的私人谈话。我跟自己促膝而谈的话。

除了和托米在一起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在罗斯洛的孤独只被本·理查兹的一次短暂来访打断过;1948年夏天理查兹在那儿住了几个星期。他们一起进行了维特根斯坦钟爱的散步,爬到山上,沿着海岸,赞叹这一地区美妙的各式各样的植被和物种。

维特根斯坦对在基拉里见到的各种鸟尤感兴趣。(在西爱尔兰海岸的那一段,北方潜鸟、鸬鹚、杓鹬、蛎鹬、海鹦和燕鸥都相当常见。)起初他常要托米帮忙辨识鸟种。他描述自己见过的一只鸟,托米尽其所能地叫出名字,不过托米坦率承认:“也许我给他的并不总是正确的名字”。抓到托米的几次错之后,维特根斯坦改为倚仗德鲁利寄来的插图手册。

为了更好地观看海鸟,维特根斯坦想在基拉里海岸外的某个小岛上建一座棚屋。托米(建这个棚屋将是他的活)最终劝阻了他,理由是小木棚屋不够坚固,经受不住岛上的曝露环境。作为替代,托米带维特根斯坦乘划艇出海;托米划船,维特根斯坦或是注意着海鸟,或是默默坐着沉思。乘船出海时他们偶尔会聊天,维特根斯坦回忆自己在挪威的日子——那时他得划船穿过海湾补充给养——托米则回答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关于基拉里历史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对较为驯化的鸟也感兴趣:常到农舍找面包屑的知更鸟和苍头燕雀。他鼓励它们,在屋外留下食物;最终它们变得很驯服,到厨房的窗户那儿找他,在他的手里吃。离开罗斯洛时他给了托米一点钱买食物,供养已然指望每日喂养的鸟。不过,再去农舍时托米发现鸟的驯服害了它们。在窗边等待喂养时,它们成了本地猫的方便猎物。

罗斯洛的生活方式虽然艰辛,但看上去却提供了增进维特根斯坦的精神和身体福祉的必要条件。如我们所见,到那儿时他状态糟糕。“我最近的日子很糟:灵魂、心智和身体,”到那儿几天后的4月30日,他写信给马尔科姆,“许多星期我感到极其沮丧,然后觉得自己病了,现在我虚弱、完全呆滞。我有五六星期什么工作也没做了。”但一个月之内,农舍的孤独、海岸景色之美、鸟儿的陪伴和托米·穆尔克里斯的亲切支持(就算不完全可靠)已然造成了好的变化。维特根斯坦发觉自己又能工作了。

他对那儿的生活方式的最大抱怨是必须自己做一切家务活。他觉得这事麻烦得要死,但照他写给马尔科姆妻子李的话说,“无疑这事也是一大恩赐,因为它令我保持神智健全,强迫我过规律的生活,大体上这事对我有好处,虽然我每天都诅咒它”。

只是由于美国浆纸小说(pulpfiction)的短缺,罗斯洛的偏远才是一个问题。最近的村子在10英里之外,那儿可供选择的书非常贫乏;诺尔曼·马尔康姆定期寄来“杂志”包裹的空档期里,维特根斯坦被迫读多萝西·赛耶斯。他告诉马尔科姆,那“差得要命,令我情绪低落”。马尔科姆供给的“真正的玩意”带来了解脱:“打开你的一本杂志时,就像从憋闷的房间里出来,走进了新鲜空气里”。

不过,偶然地,他倒在村商店里找着了他钟爱的侦探小说(诺伯特·戴维斯写的)《恐惧集结地》的平装本。上一年在剑桥时他读了戴维斯的书,喜欢得不得了,还借给摩尔和斯麦瑟斯两人读(后来也给了本·理查兹一本)。再次见到这书,他抵不住诱惑买下重读,结果对之的推崇甚至又增加了。“虽然如你知道的,”他写信给马尔科姆,“我读过成百本令我快活的、我爱读的书,但我认为我只读过两本我可能称之为好玩意的书,戴维斯的这本是其中之一。”他请马尔科姆去找出更多戴维斯的信息:

听起来也许疯狂,但最近重读这故事时,我又一次如此喜欢,我竟觉得自己真的想写信感谢作者。如果这是发疯请不要惊讶,因为我就是这样。

不幸的是,马尔科姆回报:“就我能想到的办法,我没能获得这位作者的任何信息。”这挺遗憾,因为1948年诺伯特·戴维斯实际上迫切需要鼓励。他是——还有达希尔·哈米特及其他《黑面具》的作者——美国“硬派(hard-boiled)”侦探小说的先锋之一。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放弃了律师职业去写侦探小说,享受了10年成功作家的日子。然而20世纪40年代晚期他陷入了困难。维特根斯坦写了给马尔科姆的那封信后不久,戴维斯写信对雷蒙德·钱德勒说,自己最近写的15个故事里的14个遭到退稿,请求钱德勒借他200美元。第二年他在贫困中死去,全然不知自己的一项罕见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荣耀:写了一本维特根斯坦喜欢得想写封感谢信给作者的书。

侦探小说在康尼马拉的短缺无疑部分解释了维特根斯坦的感谢之情。但为什么他把《恐惧集结地》排在他读过的(数量很大的)其他所有侦探故事之上呢?

答案也许在于这小说的幽默,事实上这是它最抓人的特点。故事中的侦探窦恩与山姆·斯贝德和菲利普·马洛这样的人物的区别之处,是相当喜剧化的不讨喜的外表:他是一个矮小、肥胖的人,到哪儿都领着一只体型巨大、训练有素的名叫卡斯代尔斯的大丹狗[270]。在戴维斯的风格里,尤其触动雷蒙德·钱德勒的特点是他杀死自己人物时的不经意方式,这一点在《恐惧集结地》里特别明显。例如,在描述了南美一家旅馆“阿兹特克”的游客,设置了场景之后,戴维斯引入了“加西亚”:

对那时叫加西亚的那个人来说那一切都很乏味。他坐着,喝着啤酒,啤酒颜色普通,浓度和温醋相当,他阴沉地看着。他的脸瘦削、微黄,零零落落的胡子是黑色的,他是斜眼。对于从阿兹特克旅馆来的游客,他真应该更有兴趣一些,因为其中一人很快就要射杀他。但他不知道,如果你告诉他,他会笑你。他是个坏人。

窦恩射杀另一个“坏人”包迪斯特·波诺法尔时,浪漫幼稚的女主角简关心地问:“他伤着了么?”“一点儿也没,”窦恩说,“他只是死了。”

“幽默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维特根斯坦在罗斯洛时写道,“所以,若说幽默在纳粹德国被扑灭了是正确的,那么这不是指人们情绪不佳或任何那一类事情,而是指深刻得多和更重要的东西。”为了理解那“东西”是什么,把幽默视为一种奇怪和不可理解的东西也许是有启发的:

两个人在一起笑,比如说因为一个笑话。其中一人用了某个有点不寻常的说法,现在他们两人都迸发出抽搐似的笑声。对于来自很不同环境的游客来说,这也许显得很反常。但我们觉得完全合理。(我最近在公共汽车上目击了一次这样的场景,而且,我能想像自己是个对此感到陌生的人。从那个角度看,我觉得那事完全不合理,像是怪异动物的行为。)

就像理解音乐一样,理解幽默为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理解的观念提供了一个比喻。在这儿,理解所需的东西不是发现事实,也不是从已接受的前提出发作出逻辑有效的推理——更不是建构理论——而是正确的视角(由之来“看”笑话,来听音乐的表现,或看到走出哲学迷雾的路径)。但我们如何解释或教授“正确的视角”所指的东西?

那么我们如何向某人解释“理解音乐”意味着什么?指明某个理解了的人经验到的意象、动力感觉[271]等等?更可能的是,引起对他富于表现的动作的注意——我们真的应该问,解释在这儿有什么功能。还有这话是在讲什么:理解“‘理解音乐’意味着什么”。有人会说:理解“‘理解音乐’意味着什么”是指:理解音乐本身。而对此我们要问“唔,能教某人理解音乐吗”,因为那是唯一能称为“解释音乐”的教学。

在听或演奏音乐时,以及别的时候,有与欣赏音乐(appreciationofmusic)相配的特定表现。有时姿势构成了这表现的一部分,但有时,那只关乎某人如何演奏或哼那段音乐,有时则关乎他作出的对比和他仿佛为了图解那音乐而使用的意象。理解音乐的人和不理解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听(例如脸上带着不同的表情),以不同的方式谈。但是他之显出自己理解某一具体的主题,不只在于他听或演奏那主题时的伴随现象,而在于他对音乐的一般性理解。

欣赏音乐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现象。我们该如何对某人描述之?唔,我料想我们首先得描述音乐。然后我们可以描述人类如何对之作出反应。但那是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吗,或者我们还必须教他自己理解那音乐吗?唔,使他理解了音乐,和给他一种未使他理解音乐的解释,是两种意义上的“教他什么是理解”。还有,教他理解诗歌或绘画,可能有助于教给他“理解音乐”涉及的是什么。

对理解音乐的这些论述——和前面引用的对幽默的论述一样——已经出版了,那本书收集了“虽然散落在哲学文著里、但不直接属于他的哲学工作的”(《文化与价值》的编者前言)论述。但它们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工作的联系比这话暗示的更直接。在罗斯洛时,他的主要哲学关注点之一是“面相-观看”的问题。为了讨论这一问题,他常想像“面相-盲”(或照他有时的说法,“格式塔-盲”)的人——不能把某某看作某某的人。不能把他对“不能看出一个笑话或不能欣赏音乐是怎么回事”的论述与这一哲学关注分开;它们是其一部分。

“盲然不见这些面相的人缺少的是什么?”维特根斯坦自问自答:“这么回答并不荒谬:想像力。”但个人的想像虽必要却不充分。为了能见到“面相”(因此,为了幽默、音乐、诗歌和绘画能有所意谓),还需要一种文化。所以,维特根斯坦对“面相-观看”的哲学关切和他的文化关切之间的联系是简单、直接的。在下面这组论述中(写于罗斯洛,应当添加之、使之出现在维特根斯坦名副其实的哲学著作里)这一点说得挺清楚:

若一个人不理解这个问题:字母f朝向哪边?例如在哪边能画一个鼻子?或若他发现不了一个词在反复使用多次之后失去了什么(即其意义);或若发现不了那时它变得只是一记声音了——他缺少的是什么?

我们说:“首先这儿有某种类似意象(image)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的人不能像理解了的人那样领会一个句子、判断之?是不是对他来说那句子不是活的(就这说法的一切含义而言)?是不是那个词没有一种意义的氛围(aroma)?因此他经常对那个词作出与我们不同的反应?——可能是这样的。

但如果我带着理解听一个曲调,不是有某种特殊的事情在我之中发生着吗——那种如果我不带着理解听就不发生的事情?那是什么?——没有答案;或者,在我身上发生的任何事都是乏味的。我确实会说“现在我已经理解它了”,也许还谈论它,演奏它,拿它跟别的曲调比较,等等。理解的迹象可以伴随着聆听。

把理解称为一种伴随着聆听的过程,这是错误的。(当然,也不能把理解的表露、富于表现的演奏称为聆听的伴随现象。)

因为,如何能解释“富于表现的演奏”是什么?肯定不是通过任何伴随着演奏的东西——为了解释需要什么?可以说:一种文化——如果有人在一种具体的文化中长大——然后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对音乐作出反应,那么你就能把“富于表现的演奏”这个短语的用法教给他。

看见面相,理解音乐、诗歌、绘画和幽默,这些反应属于一种文化、一种生活形式,而且只能在一种文化、一种生活形式之中存活:

没有相同幽默感的人是怎样的?他们不对彼此作出恰当的反应。仿佛是,在某些人中间有一种习俗,一个人把一个球扔给另一个人,那人应该接住并扔还;但有人却不扔还,把球放进口袋里。

因此,如果幽默在纳粹德国真的被扑灭了,那么这意味的不只是人们情绪不佳,而是纳粹成功地摧毁了整个生活方式——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和一套与此方式相伴的反应和习俗。(可以说,那意味着纳粹把球放进了口袋里。)

“面相-观看”的哲学困难是由这个表面上的、费解的事实引起的:虽然面相改变了,但所看的东西没变;同一幅图画一会儿是鸭子,一会儿是兔子。同样,同一个笑话、同一首诗、同一幅画或同一段音乐,一会儿只是反常和异域的行为、纸上的语词、画布上的色斑或无条理的声音,一会儿(得到理解时)又是好笑的、动人的、美丽的或富于奇妙表现力的:“不可理解的是,什么也没有改变,可一切又都改变了。”

人们常常引用维特根斯坦谈哲学的话——哲学“让一切如其所是”。但人们常常看不到,在力求什么也不改变,只改变我们看事物的方式时,维特根斯坦试图改变一切。他对自己工作的成效持悲观主义,与此相联系,他深信我们看事物的方式不是由我们的哲学信念决定的,而是由我们的文化、我们得到抚养的方式决定的。面对着这个,正如他曾对卡尔·布立吞说过的:“一个人自个能做什么?”

传统不是人能学习的东西;不是一根他觉得喜欢就能捡起的线;就像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祖先。

缺乏但想拥有一种传统的人,就像一个不快乐地爱着的人。

维特根斯坦拥有一种传统——一种他深爱着的传统:19世纪的德国/奥地利文学、艺术和(尤其是)音乐。但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传统不再活着。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他不快乐地爱着,不如说他绝望地忍受着丧亲之痛。他觉得从事自己工作必需的住在康尼马拉的肉身隔绝,与遍布于他工作中的文化隔绝感正相吻合。

1948年夏天,从5月到8月维特根斯坦一直住在罗斯洛。这4个月里他写了很多。但生活方式的要求和无常的健康状况合起来使他觉得自己太脆弱、不能做完自己打算做成的事。他告诉冯·赖特,“我很容易就累了,身体上和精神上”。他在日记里写道,自己“太软弱,太脆弱,也太懒惰,做不成任何有意义的事”:

伟大人物的勤奋,不说别的,是他们的力量的一个标志,颇独立于他们的内在财富。

此外他还遭受着忧郁的侵袭之苦,他喜欢把这忧郁拟人化,仿佛受了一个鬼魂的纠缠。“不要让悲伤侵扰你”,6月29日他写道:

应当让它进入自己的心里。不应该害怕疯癫。它到你这儿来,也许是朋友不是敌人,唯一不好的事是你的抵抗。让悲伤进入自己的心里。不要把它锁在门外。站在门外面,在头脑[272]里,它是令人恐惧的,但在心里它不是。

稍后的7月11日,他认出了这位鬼魂:

想了很多最后一次和弗朗西斯在一起的时光,还有我对待他的可恨态度。那时候我很不快乐;但有着一颗邪恶的心。我看不出,终此一生我怎么还能摆脱这内疚。

他觉得,自己经受不了多久在罗斯洛独居的心理和生理紧张了。他觉得几乎不能想像自己受得了在那儿过冬。“但是”,7月17日他写道,“我已决定试着那样做”:

我祈祷得很多。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抱着正确的态度祈祷——没有c和b[康·德鲁利和本][273]的祝福,我无法在这儿生活。

他问托米是否愿意考虑冬天收自己当房客。托米拒绝了。他狭小的只有两个房间的农舍已然过度拥挤——住着他、他母亲和他姐姐。维特根斯坦也接触了邻近的凯尔摩尔屋(现在的凯尔摩尔旅馆)的业主菲利普斯夫人,但得知她只在夏天收房客。如果要留在康尼马拉,唯一可能的选择是独自住在罗斯洛。

8月份他离开了康尼马拉,先是到都柏林看德鲁利,然后到阿克斯布里奇找本,住在本的家里。9月份他动身去维也纳看赫尔米勒,赫尔米勒患了癌症,病得厉害。

返程中,他在剑桥花了几个星期口述一份从他在爱尔兰写的东西里编辑出的打字稿。这份稿子现在已出版,即《心理学哲学评论》第二卷。但和第一卷一样,他没把这份打字稿设想为一本独立的著作;他为它设定的——也许是表面上的——目标,是以便利的形式提供一组用于修订《哲学研究》的论述。

10月16日这项工作完成了,维特根斯坦回到都柏林,原本打算再去罗斯洛。他曾从维也纳写信请托米整理农舍备他返回。然而,如我们所见,他对返回抱有严重的疑虑。作为维特根斯坦的医生,德鲁利也担心,在那样的地方过冬,如果病倒了没人照顾他,没法让他得到医疗看护。此外维特根斯坦发现,自己正住的那个都柏林旅馆顶层的房间温暖,舒适,(最重要的是)很安静,在那里他能很好地工作。结果他就作为房客在罗斯旅馆过冬了。

1948年的罗斯旅馆是个很大但不特别奢华的旅馆,位于帕克盖特街,靠近凤凰公园。(它仍在那儿,但现在作了大规模改造,更名为阿什林旅馆。)当地人称之为“新教”旅馆:许多永久房客是新教徒,而且新教教士来都柏林参加集会和会议时都用这个地方。“在都柏林看着这儿的教士的脸时,”维特根斯坦对德鲁利说,“我觉得新教牧师看上去比罗马神父较少沾沾自喜。我推测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这么小的少数派。”

不过,对他更重要的是,这儿离凤凰公园的动物园只有很短的步程。通过德鲁利,他成了皇家动物学会的会员,因此可以自由地进入动物园,有权在会员室里用餐。在都柏林时他差不多每天都见德鲁利:他们在午餐时会面,或者在动物园的会议室,或者在格拉夫顿街的比尤利咖啡馆,那儿的女招待很快适应了维特根斯坦一成不变的食谱,用不着点餐就给他上煎蛋和咖啡。德鲁利还向他推荐了格拉斯内文的植物园,那儿带供暖的帕姆屋提供了一个温暖和适意的冬季工作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