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几个月里维特根斯坦在都柏林以很大的强度工作。“在太阳照耀着我的头脑的极短日子里,我急切地想趁热打铁”,11月6日他告诉马尔科姆。一次他和德鲁利说好一起吃午饭,德鲁利到旅馆后维特根斯坦对他说:“就等一分钟,等我弄完这个。”然后维特根斯坦连续写了两个小时,没说一句话。终于搞完时,他似乎完全没意识到现在早过了他们的午饭时间。

他在都柏林写的东西如今已经出版,书名是《心理哲学的最后写作》。许多人受了书名的误导,以为这是维特根斯坦最后的写作。它不是;比如,它先于《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论确定性》和《论颜色》。不过它是一系列始于1946年的手稿卷的最后一份,在这一系列手稿里,他试图提供一种比《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给出的更好、更清晰的心理概念分析。它是他的这种尝试的延续:呈现出心理概念(如“恐惧”、“希望”、“信念”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曝露“哲学家对一般性的寻求”的贫瘠和混乱。这项工作里满是细致的区分,意图是阐明——不说别的——那种以为可把所有陈述语气的句子视作描述的危险:

我听见“我害怕”[274]这几个词。我问:“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话的?它是来自你心底的一声叹息吗,它是一次坦白吗,它是自我观察吗……?”

一次在凤凰公园散步时德鲁利提到黑格尔。“我感觉黑格尔总想说看上去不同的事物其实相同,”维特根斯坦对他说,“而我的兴趣是表明看上去相同的事物其实不同。”他考虑用《李尔王》(第一幕,第四场)里肯特伯爵的话当他的书的题铭:“我将教给你差异。”

他的关切在于强调生活的不可规约的多样性。动物园里的散步带给他的愉悦很大程度上在于欣赏花、灌木和树的极大多样性,以及鸟、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众多不同种类。可以想见,他极讨厌想把单一图式强加于这一切差异性之上的理论。达尔文必须是错的:他的理论“没有必要的复杂性”。

维特根斯坦在这“最后写作”里尤其关心的概念是“思考”和“看”。更具体地说,他关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他的整个后期工作有着中心重要性的是这个想法:有一种看也是一种思考(或至少是一种理解):看见联系。我们在与看见一种面相或格式塔相同的意义上看见一种联系。把这种意义的“看”区别于看见物理对象的“看”,并描述这种意义的“看”与“思考”和“理解”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和差异,是他在罗斯旅馆做的工作的中心任务。

“现在你试着说说,把某某看作某某时涉及的是什么”,维特根斯坦给德鲁利出题;“这不容易。我正在思索的想法像花岗岩一样硬。”德鲁利回答时引用詹姆斯·沃德“denkenistschwer”(“思考是困难的”),也许是这个回答引出了下面这则笔记:

“denkenistschwer”(沃德)。这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是困难的?——这几乎就像说“看是困难的。”因为专心看是困难的。有可能专心看而什么也没看到,或有可能一直认为自己看见了某种东西,却没能看清楚。即便你什么也没看到,看也能使你疲倦。

同一天维特根斯坦对德鲁利说:“对于音乐在我生活中意味着的一切,我不可能在我的书里说一个字。那么,我怎么能指望被理解?”然而,他当时正写的东西里确实包含着一种对这一点的很强提示。提请人们注意“看”(或“听”)——我们在其中有所理解的那类事——的意义时,音乐这个范例从未远离他的思想:

我们说某人有“画家的眼睛”或“音乐家的耳朵”,但缺少这些品质的人极少是瞎子或聋子。

我们说某人没有“音乐耳朵”,(在某种意义上)“面相-盲”可与这种听之无能相比较。

理解音乐,这个例子对他是重要的,不仅因为音乐在他自己生活里的巨大重要性,还因为明显不能通过命名任何某段音乐“代表”的东西而描述其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一个句子和理解一个音乐主题的关系比人们以为的亲缘得多。”

“如果有一天你能够读我现在写的东西,我会高兴的”,维特根斯坦告诉德鲁利。但由于德鲁利在圣帕特里克医院的工作要求,由于德鲁利相对不熟悉维特根斯坦关切的特定哲学问题,他俩不能就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进行任何细节上的讨论。事实上,德鲁利回忆,不和他讨论哲学是维特根斯坦明说了的决定:“我想,他觉得自己的思考比我成熟得多,从而有这样的危险:我被湮没,变得只是他的无力应声虫。”维特根斯坦也没有和本·理查兹一起细读自己眼下的工作——11月份本到罗斯旅馆和他一起过了一两个星期。

不过,12月维特根斯坦有机会详谈自己的工作,先是伊丽莎白·安斯康姆到旅馆见他,再是洛什·里斯;安斯康姆刚到,里斯也来了都柏林,来和维特根斯坦一起过圣诞。维特根斯坦已经决定,里斯将是他的遗嘱执行人,还有,也许安斯康姆和里斯将是他的遗稿保管人。无论如何,他和这两个人一起细读了自己过去两个月写的文稿,讨论了自己修订《哲学研究》的努力——使用这一新材料和他前两年准备好的两份打字稿里的一些论述。

新一年的第一天,里斯离开了都柏林,维特根斯坦留在罗斯旅馆,指望延续自己工作的好势头。但1月初他病倒了,病症同去年缠住他的相似。他对马尔科姆说是“某种肠感染”。“它当然对我的工作没好处,”他补充说,“我不得不完全中断工作一星期,在那之后我的工作只是徐徐行进,就像这些天我散步时的模样。”

他觉得累了、病了和老了。他疑心这是自己的临终之病。他也感到孤立。“我觉得德鲁利正变得愈来愈不忠诚,”1月29日他写道,“他找到了更容易相处的朋友。”医生诊断,他的病不会比肠胃炎更严重,但他倾向于不相信这位医生,弃开出的医药于不顾。2月11日他说到“很厉害的虚弱和疼”。他已经听说曼宁快死了——“对我和每个人都是重大的损失”。他说她具有多种多样的才能,但并未恰如其分地显露出来,而是隐藏着:“就像人的内脏应当是的那样”。

整个2月份他都还能工作,但强度和勤奋与圣诞节之前做到的不可同日而语。3月末甚至这一有限的工作能力都抛弃了他,其后的几个月里他什么也没写。这段休耕期里他读得颇多。德鲁利是皇家都柏林学会图书馆的会员,经常代维特根斯坦在那儿借书。他回忆,维特根斯坦通常想读的是历史——麦考利的《批评和历史文集》,李维对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的记述,莫利的《克伦威尔生平》,赛居尔的《拿破仑史》,俾斯麦的《思考与回忆》。它们多半是维特根斯坦以前读过的书。例如,1937年他写到过麦考利的《文集》:

[它们]包含了许多出色的东西;但他对人物的价值判断是无聊和多余的。你会想对他说:别打手势!就讲你必须讲的。

1942年他曾写信对里斯说,自己在读李维记述的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我极感兴趣”。他最喜欢的一个段落(他对德鲁利的说法)讲的是这一事件:坎尼战役后汉尼拔在战场上搜寻两位执政官的尸体,以便展示自己对他们的尊重。

他在日记里写道,在目前的状态下,除非自然而然不会试图工作:“否则,即便勉力而为我也写不出任何东西”。3月初本再次来旅馆与他相会,本逗留了10天:“美好的日子。总是见到爱。”但即便享受和本在一起的乐趣时,他也明白自己的不适。他的睡眠很糟,想到未来也令他烦心:“不知道会怎样。”本走了几天后他写道:“经常像是我的灵魂死了。”

他和德鲁利的谈话愈加频繁地转到宗教话题上。他把德鲁利的“希腊”宗教观念与他自己的想法对照,说自己的想法是“百分百希伯来的”。德鲁利欣赏奥利金的所见:万物的最终复原,甚至撒旦和堕落天使也恢复过去的荣耀;对于它之被定为异端,德鲁利表示悲叹。“它当然要被拒斥,”维特根斯坦坚持:

它会使所有别的东西都毫无意义。如果我们现在的作为最终不造成任何差别,那么生活的所有严肃性就都被废除了。

德鲁利提出,维特根斯坦对宗教的“希伯来”观念基于人们在《圣经》里通篇体验到的敬畏感。为了说明此点他引用玛拉基:“他来的日子,谁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日子,谁能立得住呢?”(玛拉基书3∶2)。这话打断了维特根斯坦的思路:“我认为你刚说了很重要的东西,比你意识到的重要得多。”

维特根斯坦在宗教上的“希伯来”观念的核心(就像他最喜欢的英语诗人布莱克的宗教观念)是严格分离哲学和宗教:“如果基督教是真理,那么对之所写的所有哲学都是虚假的。”和德鲁利谈话时,他把更哲学化的圣约翰福音书从其他福音书中截然划出:“我不能理解第四福音。读那些冗长的论道时,我觉得仿佛这里的说话人和对观福音书(synopticgospels)里的说话人不一样。”

但圣保罗呢?1937年他写过:“福音书里轻柔清澈地流动着的泉水,似乎在保罗的使徒书里泛起了泡沫。”那时他在圣保罗那里看到了与其他福音书的谦卑相对立的“像骄傲或愤怒的东西”。你在福音书里找到的是茅舍,在保罗那里是教堂:“在那儿所有人是平等的,上帝自己是一个人;在保罗那里已经有了类似教士等级的东西,荣誉和官方地位。”但现在他告诉德鲁利,他看出自己以前是错的:“福音书和使徒书里都是同一个宗教。”

可是,由于他对宗教信仰的观念根本上是伦理性的,他仍然觉得很难敞怀欢迎保罗的宿命学说。和奥利金的教义一样,保罗的宿命学说似乎有着这样的后果:“我们现在的作为最终不造成任何差别”。如果是这样,如何能坚执生活的严肃性呢?

1937年,维特根斯坦曾说保罗的学说是一种只可能出自最可怕的苦难的学说:“与其说它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声叹息,或一声哭喊。”在他自己的“虔诚级别”里,它只能显得是“讨厌的胡话,非宗教性的”:

就算它是一幅好的和神圣的图画,也是对身处完全不同级别的人而言;那人在生活中运用它的方式,与我可能做的任何事完全不同。

1949年他不再能说它是“非宗教性的”。但他也不太看得出如何能把它当作一幅“好的和神圣的图画”:

设想教某人:如果你如此这般作为、或如此这般生活,一种存在[275]将在你死后把你带进一个永恒痛苦之地;大多数人的归宿是那里,少许人去了一个永恒幸福之地——这种存在已预先选定了去好地方的人,而且,既然只有过某种生活的人才去痛苦之地,他也已预先安排好其余的人如此那般生活。

这样一种学说的效果是什么?唔,它没有提到惩罚,而是提到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如果你照此向人呈现事物,他对此学说作出的反应只能是绝望或置疑。

教这种学说不能建立起一种伦理教养。如果你想在伦理上教育某人,却教给他这样的学说,那么你就得在已然教给他伦理之后才教给他这学说,并把它说成一种不可理解的神秘之物。

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的死期快到了,虽然尚未有这么想的医学根据。马尔科姆写信问他的经济状况时,他回答自己的钱足够再过两年:“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我还不知道。也许我反正活不了那么久。”

4月份他动身到维也纳曼宁临终的床边看她。他逗留了三四个星期,5月16日回都柏林。他从那儿写信给马尔科姆,说曼宁还活着,但无望恢复:“在维也纳时我几乎完全不能写作。我感到自己如此腐烂。”

回都柏林后不久,在德鲁利的建议之下他见了三一学院的医学教授,诊断年初以来缠着他的肠病和整体的疲惫感。医生怀疑他的胃里在长什么东西,但住院作了全面检查后,他得知x射线没有照出那种东西,唯一的发现是他患有一种非典型的、解释不清的贫血症。医生给他用补铁和肝精的疗法,他仍然觉得自己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哲学上,但状况逐渐好转了。

他急切地想快速战胜自己的贫血症,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他最终决定接受诺尔曼·马尔科姆长久以来的邀请,前往马尔科姆在美国伊萨卡的家过夏天(起初他开玩笑地开出条件,若他去,马尔科姆就得把他最喜欢的电影明星贝蒂·哈顿介绍给他)。他已订了一张7月21日启航的“玛丽皇后”号的船票。第二个原因是,动身前往美国之前,他想在剑桥花几个星期准备一份1946年以来所做工作的最终的、精良的打字稿。

复原期间他留在都柏林,大概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弄好了一份不错的手稿副本,即现在的《哲学研究》第二部分。德鲁利提出给他一部唱机,依他的选择给他一些唱片,作为这项工作之余的休息消遣。维特根斯坦拒绝了。他说那永远不会有用;那就像给他一盒巧克力:“吃起来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另一方面,他说德鲁利自己在工作完感到疲倦的时候应该听听音乐。于是第二天早晨他叫人把一台收音机送到德鲁利的屋子。之后不久德鲁利谈到,从收音机放的唱片里明显看出,录音技术有了很大改进。这引出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典型的斯宾格勒式的反思:

这个特点如此显著:就在复制机械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时,知道该如何演奏音乐的人越来越少了。

6月13日,德鲁利和维特根斯坦一起听了一次电台讨论:a.j.艾耶尔和柯普勒斯顿神父谈“上帝的存在”。维特根斯坦说,艾耶尔“说得有点内容,但难以置信地浅薄”。另一方面,柯普勒斯顿“对讨论毫无贡献”。试图用哲学论证来证成基督教信仰,这完全错失了要点。

一周后他离开了都柏林。感觉上,当他打包自己的大堆笔记本、手稿和打字稿时,他不只在了结都柏林的事务,也在结束自己对哲学的全部贡献。他向德鲁利提起,他收到一封路德维希·亨泽尔的信,信里祝愿:维特根斯坦的工作顺利,若那是天意。“现在这是我想要的全部了,”他说,“若那是天意。”

巴赫在《管风琴集》(orgelbüchlein)的扉页上写:“献给最高的上帝的荣耀,我的邻人也许会因此而受益。”那是我本愿就我的工作说的话。

这儿用的过去时[276]是有所说的;它提示了,他现在认为自己的工作还未结束,但也就这样了。

美国之行前的一个月,他轮流到剑桥和冯·赖特在一起,或到阿克斯布里奇和本·理查兹在一起。冯·赖特刚刚结束了当剑桥哲学教授——维特根斯坦继任者——的第一年,住在拉迪玛格丽特路的一间出租屋(“斯特拉尔德屋”)里。维特根斯坦住在那儿时,占用了一个独立的有两个房间的套间,而且和这一家(冯·赖特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用餐。“我担心一件事,”去之前他写信给冯·赖特,“我可能无法讨论哲学。当然有可能那时情况变了,但目前我连想一想哲学问题都完全没办法。我的头脑彻底钝了。”

住在剑桥的这几周里,他关心的主要是对打字员口述一份手稿,这份手稿包含了从过去三年的写作里最终甄选出的论述,现在则构成了《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这是人们所知的维特根斯坦整理的最后一份打字稿;因此,它代表了他的这种努力的终点:把自己对心理概念的论述整理成一种可出版的模样。

不过,这份打字稿不代表那一任务的完成:照他在都柏林对伊丽莎白·安斯康姆的说法,他把这一新文选视为用于修订《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的材料。他自己从未进行这一修订工作,所以我们现在手头的这本书就有了相当令人不满意的两部分结构,而第二“部分”不过是用于修订第一部分的材料。此外,维特根斯坦原本设想的“第二部分”工作——对数学概念的分析——根本没在书里出现。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书的结构煞费苦心,一丝不苟,结果却偏是弄人,他的著作出版时的形式距离他原本的设想非常之远。

这份新打字稿里的最长一节谈的是“面相-观看”问题,这是从(我们已谈过的)过去三年他在这题目上做的工作里抽出的精华。这一节占据了整份打字稿的约一半篇幅(在印刷版里占36页)。然而,他告诉里斯,他特别满意的一节是谈“摩尔悖论”的一节(第10节)。他说,很高兴能把自己对此悖论的许多论述浓缩为这么一个相对短的章节(印刷出来有3页)。

“摩尔悖论”是维特根斯坦起的名字,指这种悖谬:陈述一个命题,然后说自己不相信它——例如:“这房间里有一团火,我不相信有。”“摩尔悖论”这个名号也许是个错误的名称:维特根斯坦——很可能错误地——相信摩尔发现了这种悖谬。(事实上,他曾对马尔科姆说,发现这悖论是摩尔唯一令他印象深刻的工作。)维特根斯坦对此悖论的兴趣源于这一点:虽然平常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自相矛盾,但它在形式上不是个矛盾。即,“这房间里有一团火”和“瑞·蒙克[277]不相信这房间里有一团火”这两句陈述并不彼此矛盾。

维特根斯坦最初是在摩尔1944年10月递交给道德科学俱乐部的一篇论文里遇到这个悖论的。他立即写信催促摩尔发表其“发现”,并解释为什么自己认为它如此重要:

你说了一点关于断言之逻辑的东西。即:“假定p是实际情况,而我不相信p是实际情况”这话是有意义的,而断言“(我说)p是实际情况,而我不相信p是实际情况[278]”是无意义的。得拒斥这个断言,而拒斥它的是“常理”[279],正如拒斥矛盾的也是常理。这就表明逻辑不是逻辑学家以为的那么简单。具体来说:矛盾不是人们以为的那么独一无二的东西。矛盾不是唯一在逻辑上不可接受的形式,而且在特定的情形下是可接受的。在我看来,说明了这一点是你的论文的主要优点。

摩尔本人不这么看。他倾向于说,既然这个悖论不在于形式矛盾,那么它之所以是一个悖谬,是出于心理的、而非逻辑的理由。维特根斯坦强烈否定摩尔的说法:

如果我问某人“下一个房间里有没有一团火?”,而他回答“我相信有”,那么我不能说“别文不对题。我问的是火,不是你的心理状态!”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任何对“断言什么是或不是有意义的”的考察都是逻辑的一部分,而且,他自己的考察的主要关切之一就是指出在这个意义上“逻辑不是逻辑学家以为的那么简单”。这是伯特兰·罗素早先谈到过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工作的一个方面;1930年罗素在写给三一学院委员会的报告里评论说,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是“新颖的、非常原创性的、毋庸置疑的重要”。但是,“它们是否是为真,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喜欢简单性的逻辑学家,我更愿意说它们不是。”

维特根斯坦对“摩尔悖论”感兴趣,因为它例示了——与逻辑学家对简单性的欲求相悖——不能不加扭曲地把我们语言的形式塞进形式逻辑的范畴为之造的鸽子洞里。“我相信下一个房间里有一团火”这个陈述是用来——虽说有点犹豫——断言下一个房间里有一团火;它不是用于断言一种心理状态。(“不要把一个犹犹豫豫的断言当作一个关于犹豫的断言。”)因此它就区别于这种陈述:“我那时相信下一个房间里有一团火”和“他相信下一个房间里有一团火”[280]——通常认为,这两句谈的都是人之所信[281],而不是谈火。我们语言的逻辑的这个特点不容许我们构造“ix/ibelieves/believedip/i”[282]这样省力的形式,不容许我们认为无论给x和p赋什么值这形式都保持不变:“我相信下一个房间里有一团火”与“我曾相信下一个房间里有一团火”[283]不是同一类型的断言:

“但‘我曾相信’就过去所说的和‘我(现在)相信’就目前所说的必定是同一回事情!”——当然,对-1所意味的,必定就是对1所意味的!根本什么也没说。

如果我们认为,无论x的值是什么,这个形式都有单一的意义,那么考虑时我们就陷入了无望的纠结。给定通常的乘法规则,-1的平方根既不能是一个正数,也不能是一个负数,在“实数”域里没有它存在的余地。可是有一个用法:它在许多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的重要分支里是个根本概念。但人们发现,为了给予它意义,有必要构造“乘法”、“平方根”,乃至“数”的另外的意义,于是我们不说-1的平方根是一个实数,而说它是i、一个“虚数”(或有时称之为“算子”)。给定了这个修正过的框架,i2=-1和-1平方根的概念不只不成问题,而且被当作整个“复数”理论的基础。维特根斯坦对-1平方根的兴趣和他对“摩尔悖论”的兴趣出自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它例示了,形式上的表面相似能够掩盖非常重要的意义上的差异。

这一思想是这本书的首要主题之一,表明了维特根斯坦对德鲁利提过的一个设想——他也许用肯特伯爵的话“我将教给你差异”当题铭——是正当的;这在《哲学研究》第二部分的心理概念分析里尤为明显。正如他希望表明逻辑不是逻辑学家想的那么简单,他也希望表明,心理概念和用到心理概念的句子并非如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希望它们所是的那么整齐划一。在两种情况下,他的目标都是劝阻“对一般性的渴求”——都是劝勉人们在想之前先看。

例如,对于“句子‘我害怕’(iamafraid)意谓什么?”这个问题,并无足以覆盖所有用到这个句子的情况的单一答案。就像1和-1的平方根的例子说明的,各种用法的差异可能正与其相似之处同样重要:

这里我们可以想像出千差万别的东西,例如:“不,不!我害怕!”

“我害怕。很遗憾我必须承认。”

“我还是有点儿害怕,但不像从前怕得那么厉害了。”

“其实我还是害怕,尽管我不愿对自己承认。”

“我用各种让人害怕的念头折磨自己。”

“我害怕——偏偏这时候我不该害怕的!”

这些句子每一个都带有一个特殊的语调,不同的语境。

可以想像有一种人,他们思考起来就好像比我们要确切得多,我们用同一个词的地方,他们用好几个不同的词。

为了理解“我害怕”在某一具体情况下的意思,人们可能得考虑说这话时的语调和语境。没有理由认为一种一般性的“恐惧”理论能在这儿帮上多少忙(一种一般性的语言理论能帮上的忙就更少了)。远为切近要旨的是对人们的脸、声音和处境的小心和细察的敏感。这种敏感只能通过经验获得——通过留意地看和听我们周围的人。一次,维特根斯坦和德鲁利在爱尔兰西部散步时经过一个坐在农舍外的五岁女孩。“德鲁利,快看那孩子脸上的表情,”维特根斯坦恳求德鲁利,又说,“你对人们的脸不够注意;这是你应该努力改正的一个缺点。”这一声忠告暗含在他的心理哲学里:“一个内在的过程需要外在的标准。”但外部标准则需要认真地注意。

“内在的”东西并未对我们隐藏。观察某人的外在行为——如果我们理解他们——就是观察他们的心理状态。所需的理解的精细程度可以或多或少。在一个基本的层次上:“我看见一个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疼得蜷起身体,我不会想:可这个人的感觉对我隐蔽着。”但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有些人,甚至整个文化将始终对我们是个谜:

对于我们看待事物,这是重要的:有人会觉得,某些人的内在生活将始终对他是神秘的。他永远不会理解他们。(欧洲人眼里的英格兰女人。)

这是因为,缺少为了理解“精微莫测的证据”、“眼光、姿态和声调的各种精微之处”所需的共同经验。这一思想凝结在维特根斯坦的一条最惊人的格言里:“即使狮子会说话,我们也理解不了它。”

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理论化导致的抽象性和一般性、法则和原则,只是阻挠了我们达到对那“精微莫测的证据”的更好理解的努力。但没有理论,如何改善我们的理解、深化我们的洞见呢?

例如,有关我们对人的理解,要作出的最困难和最重要的区分之一是:区分真正的和佯装的感情表达:

对感情表达是否真确有没有“行家”判断?——即使在这里也有些人具有“较佳的”判断力,有些人的判断则“较差”。

正确的预测一般出自那些对人的认识较佳的人所作的判断。

我们能学习怎样认识人吗?是的;有些人能。但不是通过课程,而是通过“经验”。——另一个人在这事上可以做他的老师吗?当然。他时不时给他正确的提示——在这里,“学”和“教”看起来就是这样——这里习得的不是一种技术,而是在学习正确地判断。这里也有规则,但这些规则不构成系统,唯富有经验的人能够正确运用它们而已。不像计算规则。

这种教师的一个例子也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人物佐西玛神父:

许多人说,佐西玛长老准许每个人到他那儿袒露心灵,求请忠告和治疗的言辞,这事有了如此多的年头,他的灵魂吸纳了如此多的秘密、伤心事和坦白,结果他获得了如此精细的洞察力,只要看一眼陌生人的脸,就知道他来是为了什么,他想要什么,是何种痛苦折磨着他的良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佐西玛神父时,正是在描写维特根斯坦在心理洞见上的理想。维特根斯坦劝德鲁利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后来德鲁利说他觉得佐西玛这个人物令人印象深刻,维特根斯坦回答:“是的,真有那样的人,他能直接看进别人的灵魂并给他们忠告。”

维特根斯坦暗示,就理解我们自己和别人而言,那样的人比现代心理学科学的实验方法给我们更多教益。不是因为这门科学不成熟,而是因为它采用的方法不适于它的目标:

不能用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科学”来解释心理学的混乱与贫瘠;心理学的状态无法与物理学等等的早期状态相比。(倒不如与数学的某个分支相比:集合论。)就是说,在心理学中实验方法和概念混乱并存。(就像在集合论中概念混乱和证明方法并存。)实验方法的存在使我们以为我们具备解决困扰我们的问题的手段;虽然问题和方法各行其是。

《哲学研究》第二部分的结尾暗示了维特根斯坦的书的第二卷可能包含什么内容:

有可能对数学进行某种探索,它同我们对心理学的探索完全类似。它不是数学探索,正如我们的探索不是心理学探索。在这种探索中没有计算,所以它不是逻辑斯蒂之类。它也许有资格称作“数学基础”的探索。

7月12日口述这份打字稿的工作完成了,维特根斯坦离开剑桥,到阿克斯布里奇和本·理查兹一起度过美国之行前的一周。在生命余下的两年里,虽然继续写哲学,但他没有进一步尝试照他曾经的打算重新组织他的书。因此,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哲学研究》就是1949年夏天他放下时的模样——带有一点暂且如此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