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对人性命运的悲观态度,不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事件引起的——如我们所见,他的这种态度有一个长得多的历史;但那些事件似乎增加了他对自己长久持有的一个信念的把握:人类正奔向灾难。已然采用的杀人的机械方法,已然见证过的技术威力的恐怖展示——德累斯顿的轰炸、集中营的毒气室、投放在日本的原子弹——强有力地最终确立了:“科学和技术确实决定了战争”。他似乎因此更加确信自己的末日预言的观点:人类的终结是用机器取代精神、背身离开上帝并把我们的信赖放在科学“进步”上的结果。

战后岁月里他的笔记本上充满着这类反思。他写道,一幅闯入他脑海的画面,是我们的文明“宛如廉价地裹在玻璃纸里,隔离于一切伟大的事物,隔离于上帝”。他感到,房子、汽车和我们环境里的其他外部标志“把人与其来源分隔开,与崇高和永恒的东西分隔开,等等”。仿佛是受了我们工业时代的外部标志的窒息,生活本身走到了头。当然,指望通过指出这一点而改变此进程,是徒劳的。这一进程是否真的必要?也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但人类极不可能回答说:“再次思虑过后:不必要。”然而维特根斯坦继续努力侵蚀他认为位于整场灾难的根子处的思维方式。他的弟子则能在他死后继续这一工作。他并非希望创立一个学派,或任何类似的东西。“我丝毫不确定,”他写道,“我是更愿意别人继续干我的工作,还是更愿意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一种令提出这一切问题变得不必要的改变。”

这问题只能有一种生存性的解决,永远不可能有一种理论的解决。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改变:“智慧是冷冷的,而且就此而言是愚蠢的。(另一方面,信仰则是一种激情。)”要再度呼吸,仅仅正确地思考是没用的;必须得行动——仿佛是,剥掉玻璃纸,露出其后鲜活的世界。照他的话说:“‘智慧是灰色的’,另一方面生活和宗教则充满色彩。”唯一能克服理论的死气的,是宗教信仰的激情:

我相信基督教说的一个意思是,良构(sound)的学说全是无用的。你必须得改变你的生活。(或你生活的方向。)

基督教说智慧全是冷冷的;就如你不能铸造冷的铁,你也不能用智慧把你的生活弄得正当。

这里的要点是,一种良构的学说无须掌握你;你可以犹如遵循医生的处方那般遵循它——但这儿你需要某种东西推动你,推着你转向一个新的方向——(这是我对之的理解。)一旦你转过了身,你就必须坚持这一转身。

智慧是无激情的。相反,信仰是克尔凯郭尔所称的激情。

罗素很久以前曾把维特根斯坦的激情和自己的理论激情等同起来,事实上它恰是对那种理论激情的批判:维特根斯坦的激情是一种热诚地反理论的激情。罗素后来评论说,维特根斯坦喜欢神秘主义,因为神秘主义的力量让他停止思考,罗素也嘲讽说维特根斯坦采取了一种使严肃的思考不必要的学说;如果我们把“严肃的思考”等同于建构一种真理论的企图,那么罗素的话就靠谱多了。

维特根斯坦的“力求爆发开来的原初生命和野性生命”的理想——即便他很少觉得自己达到了——是理解他的工作目标和生活方向的一把钥匙。只要他觉得自己太理论化、太“智慧”,他就觉得自己死气沉沉。对激情、宗教的需要,不仅是他在周围的世界里看到的东西;那是他在自身中感觉到的东西。他感到自己身上也有我们时代的典型缺陷,也需要同样的治疗:信仰和爱。正如我们的时代发现信仰上帝是不可能的,他也发现自己不能祈祷:“仿佛我的膝盖太僵硬了。若变得柔软,我害怕瓦解(我自己的瓦解)。”

在爱的方面也一样,虽然感受到对爱的深深需要,但他经常觉得自己无能、恐惧。当然,他太敏感于爱之可能无常、爱之不确定,恐惧爱离他而去。1946年——发现自己毕竟还能爱一个人很可能是一种解脱——他爱上了剑桥的医学本科生本·理查兹。理查兹具备一种品质,我们现在已知道这种品质能温暖维特根斯坦的心:他极其温和,有一点胆怯,也许甚至温驯,但极其友善、体贴和敏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特根斯坦处于绝望的情绪中,但至少从自己对本的爱里找到了一点安慰——即便有时候看上去,这爱提供这安慰时只是给了他另一些烦心事。“我非常难过,非常难过,”1946年8月8日他写道,“我感到仿佛我的生活现在走到了头”:

我对b.的爱在我身上做的唯一之事是这个:它把关系到我的处境和工作的其他小烦恼赶到了背景里。

爱的焦虑也许是最难忍受的焦虑。而且本很年轻——差不多比维特根斯坦小四十岁。8月12日他写道,这不是很容易想像的吗:本彻底从他的爱里抽身而出,“就像男孩不再记得小孩子时的感受”?于是,几天后急切地等待本的一封信时,他感觉到的最可能、事实上也最自然的事,是本已然抛弃了他。可是,每一个又一次没见到本的信的早晨,他都觉得古怪:“我感到仿佛这儿有某种我还未认识到的东西;仿佛我必须找到某个立足点,把真相看得更清楚。”

如上所述,等爱人的一封信时,维特根斯坦感受到几乎不可忍受的痛苦,这敲响了一记熟悉的弦音。品生特,斯金纳,甚至柯克,都是一样的。但在他对本的爱里有一个新的音符,一种对过去的唯我论的断绝。8月14日他写道——仿佛这一点第一次触动他:

想到另一个人受的苦,这是真爱的标志。因为他也在受苦,也是一个可怜的魔鬼。

也许苍蝇最终找到了飞出捕蝇瓶的路。而且发现在外面生活未必更好。让自己曝露在自然环境里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我感到,”8月18日他写道,“我的精神健康系于一根细线上。”

如此消磨我的当然是我对b.的担忧和焦虑。可是,如果我不是这么容易点燃,“高度易燃”,那就不会是这样了。

他思忖,从前人们进修道院:“他们是太笨了,抑或他们是不敏感的人?——唔,如果那种人发觉,为了能继续生活下去自己需要采取这种手段,那么那就不可能是个容易的问题!”

但如果爱——无论是人类的爱或神的爱——是那问题的解答,那么那不是可被抓住的解答;它必须是被赠予的礼物。因此,为了克服对其他哲学家发表源于自己的思想的焦虑,他要提醒自己,只有“一道光自上而来照耀在他的工作上”,他的工作才是值得的:

而如果那种事发生了——我为什么要担心我的劳动果实被偷走?如果我在写的东西真有某种价值,别人怎么能从我这儿偷走那价值?而如果没有那道自上而来的光,无论如何我顶多只是聪明而已。

联系着自己对本的爱,他写道:

“我们的欲望甚至对我们隐瞒了我们所欲望的东西。福祉在自身的装束(等等)之中自上降临下来。”只要我感受到b.的爱我就对自己说这话。我很知道这是一件重大和罕见的礼物;我也知道它是颗罕见的宝石——还有,它不完全是我曾梦想的那种。

当然,还有别的离开剑桥的理由。就在从斯旺西回到剑桥的那天,9月30日,维特根斯坦写道:

我反感这地方的一切。人们的呆板、造作和自满。大学的气氛令我作呕。

他对弗拉克写道:“我最缺少的是我能与之在院子里说废话的人。”弗拉克是他唯一保持联系的盖斯医院里的人。1943年,结婚后不久弗拉克参了军,调到了远东。直到1947年2月才回家。他不在时维特根斯坦深深想念他,相当频繁地写信给他,催促他:“从那个你身处的血淋淋的[258]苏门答腊或无论哪儿回家来”。这些信没有全部留存下来,但从留存下来的信里看,维特根斯坦对弗拉克抱有的感情是明显的;留存下来的是6个月里写的一连6封信——1946年8月到12月[259]——每一封的结尾都是一句呼叫:“上帝保佑你!”而且都请求弗拉克快点回家。

6封信里的第一封落款日期是1946年8月,其中提到了维特根斯坦为弗拉克采撷的、寄往远东的石南花。这封信描述了欧洲的“恶心”境况,结尾是:“所以你回来时不会看到任何了不起的东西。但我还是希望你快点回来。那会省去我采花寄往苏门答腊的许多麻烦!”

这些信的语调之轻松,维特根斯坦喜欢的“废话”在其中的分量之重,令人想起他写给帕蒂森的信。这些信里几乎没有一封不包含一个笑话或一句玩笑的评论:

很遗憾你不能定期取邮件,尤其是取我的内容满满的邮件。我指纸、墨水和空气——蚊子咬你不是因为你好——因为你不好——因为你糟糕得要死[260],它们要的正是这种血——我希望荷兰人接替你当它们的食物,把你送回来![1946年10月7日]

你究竟为什么没收到我的信,我搞不懂!你觉得是不是审查官因为它们太棒了把它们留作纪念品了?我不会吃惊的!——唔,为了上帝,结束你在南苏门答腊和中苏门答腊的旅游,坐一架飞机(我不是指木匠用的那种)回家。[1946年10月21日]

我现在比学期初感觉好多了。那时我感觉很恶心,古怪的疲倦时常发作。终于,绝望之下我去看了剑桥这儿的一个医师……唔,他建议我这个那个,最后提到我可以试试一种维生素b制品……于是我吃了维生素b药片,丝毫不指望会有用,我很吃惊它们真的有用。现在我定期服用它们,疲倦不再发作了。事实上,完全沉醉于维生素b时我是如此机智,结果笑话噎住了说不出来。这不是很可怕吗?[1946年11月9日]

和弗拉克的简明、不复杂的关系为他保留了学术生活之外可能性的一种模式。在10月21日的信里他写道:

我每天都在想从我的职位上退休,干点别的什么令我和同事有更人性接触的事。但上帝知道我会做什么!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很老的老头了。

这封信的结尾是那句熟悉的唠叨:“我希望你从那个血淋淋的苏门答腊回来。”

11月初他问自己,“我该坚持教书吗?”那是道德科学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之后,他厌恶自己在那里表现出的虚荣和愚蠢。“气氛,”他写道,是“恶劣的”。

其他剑桥哲学家(特别是布洛德和罗素)和许多来访的演讲人都不以为然地说到他在那种聚会上的统治地位。10月26日发生了一场后来变得著名的冲突:卡尔·波普尔在俱乐部发表主题为“有哲学问题吗?”的演讲。波普尔的选题和演讲方式都是故意想招惹维特根斯坦(波普尔认为维特根斯坦否定了哲学问题的存在)。这也确实惹到了他,尽管究竟怎么惹到的他,已在传说的迷雾里不知所踪了。有的故事说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各使一根拨火棍对打。波普尔在自传里粉碎了这一谣言,但他讲述的故事细节又遭到某些当时在场者的挑战。据波普尔说,他和维特根斯坦就哲学问题的存在与否进行着活跃的交流,他举道德规则的有效性问题为例。这时,一直在玩一根拨火棍的维特根斯坦站了起来,手拿拨火棍,要求给出道德规则的一个例子。“不得用拨火棍威胁来访的演讲人,”波普尔回答,维特根斯坦随之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罗素在聚会现场,他明确说过自己同情的是波普尔。另一种对此次争吵的描述是,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都指责对方混淆了问题,后来维特根斯坦怒气冲冲地夺门而出,罗素在他身后叫:“维特根斯坦,是你制造了所有的混淆。”

无论发生的是什么,都丝毫未影响当时多数年轻剑桥哲学家对维特根斯坦的炽热效忠。吉尔伯特·赖尔写道,偶尔到道德科学俱乐部去时,自己不安地发现:“对维特根斯坦的尊崇是如此无节制,如果有谁(比如我)提到任何别的哲学家,都会遭到嘲讽”:

在我看来,这种对异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的蔑视,在教学上对学生是灾难性的,对维特根斯坦自己是不健康的。我因此下了决心:不是真要去当哲学上的通晓多门语言的人,而是避免当只说一种语言的人;最重要的是避免当只说一种语言的人的应声虫,即便他是个天才和朋友。

赖尔认为,维特根斯坦“正当地区分了哲学的问题和注解的问题,但较不正当地给人留下这种印象”:

……首先他为自己没研究其他哲学家而骄傲——他研究过其他哲学家,虽然不多——其次,他认为研究其他哲学家的人是学术哲学家,因此不是真哲学家。

在某种程度上,赖尔这儿的话是作为一个牛津人写的(他的批评是在赞美牛津教学系统的优点的上下文里作出的),但他说的维特根斯坦对待阅读过去伟大著作的态度是完全真实的。“我读过的哲学书很少,”维特根斯坦写道,“但我读的书肯定不是很少,而是太多了。我看到,只要是我读一本哲学书,根本没有改善过我的思想,而是使我的思想更糟。”

牛津永远不会宽容这种态度,在那里,对过去事物的尊重一般来说比在剑桥强得多,那里的哲学训练是与阅读这门学科的伟大著作不可分割的。几乎不可设想牛津赋予一个自豪地声称自己从未读过亚里士多德一个词的人任何教学责任,更不用说批准他主持哲学系的事务了。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牛津是一个“哲学沙漠”。

人们所知的他唯一一次向牛津哲学家听众发表演讲是在1947年5月,当时他接受邀请去乔伊特学会(jowettsociety)演讲。他将回应学会的本科生秘书奥斯卡·伍德提交的一篇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论文。聚会在麦格德琳学院举行,出席者异乎寻常地多。伍德的同龄人玛丽·沃诺克在日记里写道:“实际上我见过的每一个哲学家都在那儿。”在场的名气较大的哲学家里有吉尔伯特·赖尔、厄姆森、以赛亚·伯林和普利查德。回应伍德的论文时,维特根斯坦完全忽略了“笛卡尔的论证是否有效”这件事,而是专注于把他自己的哲学方法运用到提出的问题上。对于既定的牛津正统而言,这是一种不受欢迎的新东西,这一点在普利查德身上体现了出来:

维特根斯坦:如果有人看着天对我说,“我想快下雨了,因此我存在。”那么我不理解他。

普利查德:这都很好;但我们想知道的是:“我思故我在”是否有效?

玛丽·沃诺克在日记里这样描述普利查德:“极老,极聋,可怕地咳嗽。毫无策略”——他几次打断维特根斯坦,想让维特根斯坦谈“笛卡尔的‘我思’是否是一个有效的论证”这个问题。每次维特根斯坦都回避那问题,暗示那是不重要的。普利查德反驳说,笛卡尔关心的东西比维特根斯坦那晚谈过的任何问题都远为重要。然后他——照玛丽·沃诺克的说法——“厌恶地拖着脚走掉了”。他于约一周后去世。

虽然与会者的主要感觉是普利查德粗鲁得不可忍受,但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对他的抗议的同情,还有这样一种感觉:维特根斯坦不对伍德论文的主旨作出回答,是在用一种无根据的轻蔑态度对待伍德。在牛津,人们生出了一种对伟大哲学家的尊重之情,在这一背景下很容易把维特根斯坦的非历史的、生存性的哲学方法视为傲慢。

有一个人要间接地为这次把维特根斯坦带到牛津负责,她是伍德和维特根斯坦的介绍人伊丽莎白·安斯康姆。安斯康姆曾是牛津圣休学院的本科生,1942年到剑桥当研究生,然后便开始上维特根斯坦的课。1944年维特根斯坦重新开课时她是最热情的学生之一。她感到维特根斯坦的治疗性方法是一种巨大的解放、一剂“药”,在更理论的方法无能为力的地方,这剂药成功地把她从哲学混乱里解脱了出来。“好多年,”她写道,“我把时间花在比如咖啡馆里,盯着物体对自己说:‘我看见一个包裹。但我真正看见的是什么?我怎么能说我在这儿看见的除了一块黄色的区域之外还有别的什么?’”

我一直恨现象主义,觉得自己陷在了里面。我不能看到摆脱它的路子,但我不相信它。指出它的困难——例如罗素发现的它的错处——是没用的。它的力量和中枢神经仍然活着,痛苦地咆哮着。在1944年维特根斯坦的课上,我才看到那神经被拔除了,我才看到那个核心的想法“我有了这个,然后我把(比如说)‘黄色’定义为这个”得到了有效的驳斥。

1946—1947年她又到了牛津,获得了萨默维尔学院的研究员职位,但继续每周去一次剑桥,和另一个学生海加布一起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辅导。在海加布和安斯康姆两人的请求之下,这一辅导处理宗教哲学的问题。到那一年末,她成了维特根斯坦一个最亲密朋友,一个他最信任的学生;这是一个例外,一般来说维特根斯坦讨厌学术女性,尤其讨厌女性哲学家。实际上她成了一位荣誉男性,他亲切地称她为“老男人”。在一次课上,他高兴地发现到场的没有(别的)女学生,对她说:“感谢上帝我们摆脱了女人!”

那时安斯康姆是卡夫卡的热情崇拜者,为了分享这热情,她把卡夫卡的一些小说借给维特根斯坦读。“这个人,”维特根斯坦还书时说,“因为不写自己的麻烦而给自己惹了很多麻烦。”作为对照,他推荐魏宁格的《最后四件事》和《性与性格》。维特根斯坦说,无论魏宁格有什么毛病,他是真正写了自己的麻烦的人。

这种直接性——决心剥除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剥除一切虚饰、“抽出根源”——可以令人不安,也可以令人鼓舞,安斯康姆则相当罕见地觉得这是一种解放。听过维特根斯坦最后一门课的艾丽丝·默多克则觉得他和他的办公室都“令人很不舒服”:

他和人打交道格外直接,他没有任何种类的随身用具,这是令人不舒服的事情……面对大多数人,你在某种框架里与之相处,在你怎么和他们说话这一类的事情上有特定的习俗。并无个性的袒陈相对。但维特根斯坦总是把这种坦陈相对强加到他的一切关系上。我只见过他两次,不是很了解他,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把他想成一个具体的人时我总是带着畏惧和惊恐。

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最尊重的学生是格奥尔格·克莱塞尔。克莱塞尔来自格拉茨,1942年到三一学院,是个数学本科生,他上了维特根斯坦在战争期间的数学哲学课。1944年——克莱塞尔还只有21岁时——维特根斯坦声称克莱塞尔是自己遇到过的最有能力的同时也是数学家的哲学家,里斯对此感到震惊。“比拉姆塞更有能力?”里斯问。“拉姆塞?!”维特根斯坦回答,“拉姆塞是个数学家!”

尽管已经两年多没写过数学哲学,1946年和1947年维特根斯坦定期和克莱塞尔讨论这个题目。不同寻常地,讨论的基调是由克莱塞尔而非维特根斯坦设定的;维特根斯坦对数学的评论在他死后出版时,克莱塞尔表达了对其倾向的惊讶。读了《数学基础评论》后克莱塞尔写道,他认识到,他在和维特根斯坦的讨论里提出的话题“远非他的兴趣的核心所在,虽然他从未使我起过疑心”。

受到和克莱塞尔讨论的激励,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最后一年里,除了每周的心理哲学课又加开了定期的数学哲学讨论班。不过,克莱塞尔回忆时觉得他俩的讨论比讨论班更有价值。他说,他觉得维特根斯坦的公开表现“紧张而且常常前后不一致”。

克莱塞尔不是当弟子的材料,离开剑桥后他跟随库尔特·哥德尔学习,成了维特根斯坦的工作攻击的那个数学分支——数理逻辑之“癌变”——的主要人物。“维特根斯坦对数理逻辑的看法没多少价值,”克莱塞尔后来写道,“因为他知道得很少,而且他知道的限于弗雷格-罗素那条线上的东西。”《蓝皮书和棕皮书》出版时,他用更加强烈、甚或更辛辣的话表达自己的不以为然。“作为传统哲学的重要问题的介绍,”他在书评里写道,“这书是极糟糕的”:

这种看法主要基于一种个人感受。我认为,较早地接触到维特根斯坦的态度,阻碍我、而非帮助我建立一种依其本性看待哲学这门学科的富有成效的视角。

维特根斯坦常常感到自己对学生有一种坏影响。“我有可能种下的唯一种子,”他说,“是某些行话。”人们模仿他的姿态,采用他的表述,甚至利用他的技术写哲学——但他们这么做时似乎不理解他工作的要旨。

他一次次试图说清这一要旨。他的最后一门课,上来就是对其目标的一个着重和不含糊的陈述:消解由于把心理学视作“精神现象的科学”而引起的混乱:

这门课谈的是心理哲学。这似乎有点奇怪:看到我们不是去做心理学科学,对做那门科学时涉及的那类事情也没有特别的见闻,却要去讨论这门科学生出的、出现在这门科学里的问题。然而,若去瞧瞧心理学家可能说的话、瞧瞧非心理学家(和我们)可能说的话,问题和迷惑就会自然地冒出来。

心理学常被定义为精神现象的科学。我们将看到,这有一点古怪:把它和身为物理现象的科学的物理学相对照。棘手的也许是“现象”这个词。我们有这个想法:一方面有一种某些事情上的现象,另一方面有另一种另一些事情上的现象:那么如何比较这两类事情呢?但是,说两种现象涉及的事情是同一类的,这话也许没有意义。“精神现象的科学”——我们用这话指的东西跟大家一样,即处理思考、决定、希望、欲求、疑惑……的科学。于是一个老难题出现了。心理学家是这样发现相关性的:观看人们做某些事,如抽鼻子、血压升高、显得焦虑、在s秒后接受了这个、在s+3秒之后表达了那个、在一张纸上写下“不”,诸如此类。那么精神现象的科学在哪里?答案是:你观察自己的精神事件。怎么观察?通过内省。但如果你观察——如果你开始观察自己的精神事件——那么你就改变了它们并制造出了新的事件:而观察的全部要点是你不能做这种事——观察恰是应该避免这种事的。于是精神现象的科学就有了这个难题:我不能观察别人的精神现象,我也不能在“观察”的正当意义上观察自己的精神现象。那么我们现在走到什么境地了?

他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在一片迷雾之中,在一系列混乱之中;不能通过积累更多的数据——内省或行为分析——解决这混乱;也不能通过一种思考理论[261]解决这混乱。唯一能清除迷雾的东西是一种概念考察,一种对诸如“意向”、“意志”、“希望”等词的用法的分析;那种分析表明,与描述和解释物理现象很不一样,那些词从一种生活形式、一种“语言游戏”中获得其意义。

头两个学期的讲座涵盖的领域大致与《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的后三分之一相同:“思考是什么”的问题,对“精神现象”的分析,以及对具体的心理概念——诸如“意向”、“意志”、“理解”和“意谓”——的考察。

此时维特根斯坦已很了解自己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是如何易遭误解,在这些讲座上,他花了很多时间努力描述自己的哲学方法。另外他到道德科学俱乐部作了一次演讲,谈的是(照他在请摩尔出席的信里的说法)“我认为哲学是什么,或哲学方法是什么”。引起混淆的一个普遍原因是,他开头提出的问题表面上关乎一种现象(“思考是什么”),但到头来他却在考察我们使用语词(如“思考”)的方式。

在第二次课上勾勒上一节讲的内容时,他概括了许多人对此做法感到的不安:

现在让我们回到昨天。你们一定记得我提出(1)若要使“我们想要分析”能够落实,这话的意思就得是(2)“我们想要定义思考”然后我走了可疑的一步。我提出:也许我们真正想要的是“思考”的用法。“但是,”你们说,“显然我们不想知道‘语词的用法’”。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显然不想。

这是说,我们不想为了知道语词的用法而知道语词的用法。描述语词的(实际的和想像的)用法,目的是为了解除看待事物的混乱方式对我们的把持,而那种混乱方式是哲学家在举例上的“贫瘠食谱”的产物:

我给出的是表达式用法的形态学。我表明,有各种你没想像到的用法。在哲学中,人们感到自己被迫以某种方式看待一个概念。我做的是提出、甚或发明别的看待它的方式。我提出你此前未想到的可能性。你以为只有一种可能性,或最多只有两种。但我让你想到其他可能性。此外,我让你看到,指望那概念适应那狭窄的可能性,这是荒谬的。因此,你的智力痉挛得到了松弛,你自由地查看表达式用法的领地,描述不同种类的使用。

这方法的另一问题是,给出更丰富的例子食谱时,维特根斯坦冒着这样的风险:领着他的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树林。有两个学生t.加斯金和杰克逊回忆,跟上讲座的困难“源于这件事:很难看出这一切相当重复的对具体细节的谈论要走向哪里——这些例子彼此如何联系,这一切如何跟人们习惯抽象地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扯上关系”。

维特根斯坦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在向学生展示一个巨大地貌的细节,”他写道,“他们不可能摸得到其门路。”在讲座里他细化了这个比喻:

在教你们哲学时,我像一个向你们展示如何在伦敦找到方向的向导。我不得不带你们穿过城市,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尤斯顿路到堤岸,从皮卡迪利到大理石拱门。我带你在城里的各个方向走了许多路之后,我们将许多次地经过每一条给定的街——每一次穿过那条街都是一条不同路线的一部分。最后你将了解伦敦;你将能像伦敦本地人那样摸到门路。当然,一个好向导带着你更频繁地走更重要的街道,而不是小街道;一个糟糕的向导则相反。在哲学里我是个相当糟的向导。

维特根斯坦也担心自己在写作中花了太多的时间穿越小街道。他说,他远不知道在这本书里“我需要和不需要讨论什么”:

我仍然一直纠缠在细节里,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否应该谈这种东西;我有这样的感觉:也许我在检视一大块的领域,只是为了最终将其排除出考虑范围。

虽然他称自己去年准备的打字稿为“我的书”,但对之深感不满,尤其是后三分之一——很大程度上取自于早前手稿的心理概念分析。尽管如此,他每周抽一个下午见诺尔曼·马尔科姆(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最后一年,马尔科姆在剑桥当古根海姆研究员[262])讨论此书。他借给马尔科姆这一打字稿的一个副本,他的想法是他俩一起一节节地细读之。照马尔科姆的回忆,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从著作的第1页开始,维特根斯坦先用德语大声读一句,然后把它译为英语,然后就其意思向我作出一点评论。然后他进到下一句;依此类推。下一次见面时他从我们上一次停下的地方开始。

“我这么做的理由是,”维特根斯坦解释道,“这样我的书出版时就起码有一个理解它的人。”这有一点奇怪,因为这时他已不打算出版这份打字稿,而且已在重写其最后一部分。和马尔科姆讨论的同一时期,他写了一系列手稿,希望从中得出他的心理概念考察的一种更令人满意的表述。但他并未浪费时间,因为在进行到书的最后一部分之前他俩的会面方式就已改变了。就马尔科姆的口味而言,维特根斯坦的“讨论”形式还是具有太强的注释性;马尔科姆想要讨论当下困惑着他的哲学问题。于是维特根斯坦渐渐放宽了自己的做法。

1946年的米迦勒节学期期间,对本·理查兹的爱带给维特根斯坦快乐的时刻和长时间的折磨。“全是快乐,”10月8日他写道,“如果我这两个星期没和b.在一起,我就不能说这话。而如果病痛或其他事情打断我,我就不能那样和他在一起。”

但这快乐是脆弱的——至少他的感觉是这样。“我对爱的信仰和勇气太少,”10月22日他写道:

但我容易被伤害或害怕被伤害,但这样保护自己是所有爱的死因。为了真正的爱,人需要勇气。但这意味着他必须还得有分手和断绝[他的爱]的勇气,换句话说,有忍受致命伤害的勇气。但我只能希望自己免于最坏的事情。

“我缺乏勇气或力量,也缺乏透彻,去直面我生活中的事实,”几天后他写道。他觉得这些事实中的一个是:“b.对我有一种前-爱[这儿在德语里是一个双关:vorliebe的意思是喜欢、偏好][263],一种不能持久的东西”:

当然我不知道它将如何逝去。我也不知道它的某些部分如何能保存着,活着,而不成为压在一本书的书页之间的纪念。

他觉得自己肯定要失去本,由于这种确信,进行这段恋情是痛苦的。它呈现了一种“我的生活的可怕困难”:“我不知道,想着这种前景,自己是否能、怎样能忍受这段关系的延续。”

但他也忍受不了结束这段关系的想法:“无论何时我想像自己分手了,我就为那种孤独感到恐怖。”无论如何,它不是来自天堂的一件很棒和奇妙的礼物吗,丢弃它不几乎是在亵渎神明吗?无论继续或结束,疼痛和苦楚似乎都是他不可能承受的。

但是,第二天他坚持:“爱是一种欢乐。也许是一种混合着痛苦的欢乐,但仍然是欢乐。”如果它不是一种欢乐,那么它就不是爱。“在爱中我必须能安安稳稳。”事实是他的疑虑不让他安稳。他不怀疑本是热诚的。“但你能拒绝一颗热诚的心吗?”这问题立刻引出了他的核心疑虑:“它是一颗为了我而热诚跳动的心吗?”他用英语引用了这句话(因此大概是引用本的话):“我情愿做任何事,也不伤害友情之心。”他继续用英语写道(这次肯定是他自己的话):“我必须知道:他不会伤害我们的友情。”他爱上了本,他要求的不只是友情,不只是喜爱,而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