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挣脱自己的皮肤。我不能放弃一种深深停泊于我心中、停泊我的全部生活中的要求。爱与自然[264]紧紧相系;如果我不自然了,爱就肯定会停止——我能这样说吗:“我不再要求爱、却还是明智的?”……我能说:让他做他高兴做的——有一天事情会不同——爱,那是昂贵的珍珠,人在心底抓着它,人不会用它交换任何东西,人珍视它超过其他一切。[265]事实上爱显示出——如果人有爱的话——伟大的价值是什么。从一切金属里挑出最珍贵的一种金属意味着什么。
“可怕的东西是不确定性。”出于这种不确定性,维特根斯坦的想像力用所有可能的可怕手法折磨着他。“信任上帝,”他告诉自己。但全部要点在于他什么也无法信任:
从我所在的地方,到对上帝的信任,这中间是一条长路。欢欣的希望,恐惧,他俩是近亲兄弟。我不能拥有其中一个,却不让它与另一个接壤。
他还怀疑自己是否有权去爱。爱本,是不是对弗朗西斯的记忆不忠?“问自己这个问题,”11月10日他写道:
……当你死时谁为你哀悼;他们的哀悼有多深?谁为f.[266]哀悼,我——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哀悼的我——对他的哀悼有多深?难道他配不上某人终其一生为他哀悼?如果有人配得上,那就是他。
可是,弗朗西斯在上帝的手里:“就此人们愿说:上帝会照顾他,上帝会把一个糟糕的人拒绝给他的东西给他。”
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完全在他自己手里。两天后,他就这么写下一个孤立的短语:“生活的根本上的不安全。”根基能在任何时刻垮掉。“别太怯懦而不敢测试一个人的友情”,他催促自己。他必须知道,自己和本的关系是否经得住加于其上的压力:“手杖拿在手里时看着漂亮,但一旦把你的体重压上去就弯曲了,这样的手杖毫无价值。”
走路不用手杖一定比用一根不可靠的手杖更好:
假如没有他的爱,你就不能快活了吗?没有这爱,你就必得陷入低落吗?没有这支撑你就不能活了吗?问题是这样:不靠着这东西,你就不能笔直地走了吗?或者,只是你不能下决心放弃它?或两者都是?——你绝不可继续盼望没寄到的信。
就其之为一种支撑而言,这段关系并不值得:“令我奔向这支撑的不是爱,而是我无法只用自己的两只脚安稳地站着。”
没有本,他的生活肯定更孤独可怜。但为什么不受苦?毕竟:“有些人一生都在生病,他们了解的唯一快乐是长时间强烈痛苦后的几个不疼痛的时辰(一声有福的解脱的叹息)。”
一个人受苦,这是多么前所未闻的事吗,例如,一个老人疲倦而孤独——嗯甚至,他变得半疯了?
枯竭、孤独、疯狂——这是他的命,他必须接受之:“只是绝不可戏剧化。对此你必须提防。”
最难的本领是抱着希望去爱,就是那希望未获满足也不绝望:“对一位慈善的父亲的信仰,实际上正是在说这种生活。”
那样生活是一种真正的解决,一种成就,他的哲学工作与之相比将黯然无用:“如果我在内心是不快乐的,那么我的所有天赋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如果我不能搞定首要的、最重要的事情,解决哲学问题对我又有什么帮助?”他的讲座有什么真正的用处?
我的讲座进行得不错,它们再也不会更好了。但它们留下的效果是什么?我在帮助任何人吗?如果我是为他们表演悲剧角色的出色演员,肯定要更好。他们学的东西不值得学;而他们对我的个人印象不会带给他们任何东西。对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也许有一两个例外。
1947年的夏季学期,维特根斯坦决心停止讲座。他告诉格奥尔格·冯·赖特自己将辞去教授职位,等到那个时候,他愿意看到冯·赖特是自己的继任者。
维特根斯坦最后一个学期的讲座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们引入了随后两年占据他思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最后表述是一份现在构成《哲学研究》第二部分的打字稿。他在讲座里首次引入了著名的模棱两可的兔-鸭图:
设想我给一个孩子看这张图。他说“这是一只鸭子”,然后突然说“哦,它是一只兔子”。于是他认出它是一只兔子——这是一种辨认的经验。如果你在街上看见我,说“啊,维特根斯坦”,这也是一种辨认的经验。但你并非时时刻刻有辨认的经验——只是图画从鸭子变为兔子、又变回鸭子的时刻,才有这种经验。在其间,面相仿佛是定好了的。
这张图的要旨是可在不止一个面相下看它:可把同一幅图画看作一只鸭子和一只兔子。维特根斯坦感兴趣的是这种看作[267]的现象。描述这类现象时,有一种巨大的诱惑:把心理状态说得像是某种对象。例如,我们会说,我们一会儿把它看作鸭子,一会儿把它看作兔子时,外部图形——这张画——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的内部图画——我们的感觉与料(sense-daturn)。如果把这想法一般化,就会走向恰是维特根斯坦心理哲学的靶子的那种感官经验理论——一种现象主义的观念:我们的即刻经验的对象是经验主义者称作感觉与料的那种私有的、影子似的实体。正是因为担心这种一般化,维特根斯坦就面相-观看[268]谈的最初几个要点之一——在上述引用的讲座里和在《哲学研究》里——是那不是典型情况;我们不把一切东西看作某种东西:
说“我现在把这看作……”对于我没有意义,就像我看着一副刀叉说:“我现在把这看做刀叉。”
但是,虽然“看作”的体验不是所有感觉的典型情况,但对维特根斯坦有着特别的重要性,而且不只是因为现象主义的危险。可以说,他的哲学方法的目标是改变看特定事物时的面相——例如,不把数学证明看作一串命题,而将其看作一幅图画;不把数学公式看作命题,而将其看作规则;不把心理状态的第一人称陈述(“我疼”等等)看作描述,而将其看做表达;诸如此类。可以说,“端赖于看出联系的理解”是由于一种面相的改变而产生的理解。
正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里承认的,兔-鸭图是从约瑟夫·贾斯特罗的《心理学中的事实和寓言》(1900)里拿来的,但他对面相-观看的讨论受惠于沃尔夫冈·柯勒比受惠于贾斯特罗多得多。在许多讨论里维特根斯坦心里想的是柯勒的《格式塔心理学》(1929),特别是书中论“感觉组织(sensoryorganization)”的那章。许多讲座是这样起头的:维特根斯坦先读那本书里的一个小段落。
我认为,为了理解维特根斯坦对柯勒的兴趣,我们得理解他俩从歌德那儿继承的共同遗产。对柯勒和维特根斯坦来说,“格式塔”这个词里都包含着一种具有歌德(对颜色、植物和动物的)形态学研究的血统的理解方式。他俩也都——以很不同的方式——把歌德的这个观念当作他们思考的一条中心纲领。
德语词“gestalt”通常的意思是“形状”或“形式”。但柯勒效仿歌德,用它指很不同的东西:
在德语里——至少自歌德的时代以来,尤其在歌德本人的自然科学论文里——名词“格式塔”有两个意思:除了作为事物性质的“形状”或“形式”的含义之外,还意谓:一种具体的个体和特有的实体,这种实体是某种分散的东西,一种形状或形式是其属性之一。追随这一传统,格式塔理论中的“格式塔”这个词指的是分离的整体(segregatedwhole)。
“分离的整体”的观念——或用柯勒常讲的话说,“有组织的整体”——构成了柯勒的反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柯勒反对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机制模型,使用他所谓的人类行为的“活性(dynamic)”模型,这种模型强调组织在感觉里起到的积极作用。柯勒说,我们的感觉不是离散刺激之感觉,而是有组织的格式塔的感觉:例如,我们不是在一张纸上看见三个点;我们赋予它们三角形之形,将其看作一个整体,一个格式塔。
柯勒对于人之心理的“活性”理解的纲领,与歌德对自然的“活性”理解的纲领有着紧密的对应关系。就如柯勒反对隐含在行为主义里的机制主义,歌德开始自己的科学研究时是出于这种愿望:发现一种有别于他那个时代机制性牛顿科学的方案。
在对自然形式的形态学理解方面,歌德的第一项探险是对植物的研究。他的——在“意大利游记”里形成的——想法是,如果能在一个单一格式塔的面相之下看待所有植物,那么就能系统地(而且非-机制主义地)研究植物-生命。对于每一种自然现象——例如植物和动物——都将有一种单一的形式,原初现象(theurphänomen);可把那类自然现象的所有个例看作原初现象的变形。就植物而言,这原初现象是原初植物(urpflanze)。
不过,在歌德的著作里这原初植物的性质有一点混乱;他曾把它视为一种某一天可能发现的实际植物:
这儿[在意大利],植物不像我们那儿一样在盆里或在玻璃罩下生长,而是能在开放的新鲜空气中自由生长,履行它们的自然天命,在这里它们变得更易得到理解。看到如此多种多样的新而复新的形式,我的那个旧异想突然回到了心里:在这繁众之中,我会不会发现那原初植物?无疑一定有那么一个。否则,如果所有植物不是从同一个基本模型构建而来,我怎么能认出这个或那个形式是一种植物?
可是,一个月之后,他设想的原初植物不是可在自然里发现的东西了,而是他自己创造、带进自然的作为一把可能性之尺子的东西:
原初植物将是世界里最奇怪的造物,自然自身将为之而忌妒我。有了这个模型,得到了它的钥匙,就有可能进而不断发明植物,而且知道它们的存在是合乎逻辑的;也就是说,如果它们不实际存在,它们也有可能存在。
这两种设想之间的差别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第一种设想让歌德的形态学看上去像一种假冒的伪演化论——仿佛他的任务是达尔文式的,是要找到一种所有其他植物都由之(因果地)导出的植物。第二种设想明明白白地说,不能用原初植物作任何因果推导;形态学的任务不是发现(演化等等的)经验定律,而是向我们呈现一种对植物-生命的整个领域的一种“综观(übersicht)”。正是这第二种设想造就了歌德的工作和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之间的联系。
歌德的形态学为维特根斯坦提供了这样一种研究的例子:这种研究寻求澄清,而不解释所处理的现象。这种研究端赖于看出类比。不过,在维特根斯坦对这种形态学技术的理解中有一点是至关紧要的,即用作原初现象的格式塔自身不是对象,正如观念和概念不是对象。我们看见或认出一种格式塔,不是像看见一个物理对象,而是像看见或认出一种相似之处。这个区别具有核心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格式塔、原初现象、原初植物全是名词,而且我们可以谈论看见或认出它们,所以这区别容易受到忽视。因此,在《哲学研究》里讨论面相-观看时,维特根斯坦一上来就纯熟地讲明了这个区别:
“看”这个词的两种用法。
其一:“你在那儿看见什么啦?”——“我看见的是这个”(接着是描述、描绘、复制)。其二:“我在这两张脸上看到了某种相似之处”——听我说这话的人满可以像我自己一样清清楚楚地看着这两张脸呢。
重要之点:看的这两种“对象”在范畴上的区别。
语词“看”的这种多义性位于歌德和席勒的一个分歧的根子处——他俩试图解释各自的设想时,在原初植物的问题上发生了这个分歧:
我很生动地向他解释《植物的形变》,用铅笔精要地画了几笔,把一株象征性的植物唤到他眼前。
席勒拒绝认为这“象征性的植物”是一种视觉对象:
……我画完时,他摇头说:这和经验毫无关系,这是一个观念。
但歌德不为所动,坚持说自己在谈论自己看到的东西:
唔,这样更好;这就意味着我有一些观念但自己却不知道,而我甚至用我的眼睛看到了它们……如果他把对我而言是经验的东西当作观念,那么两者之间必定还是具有某种媒介、某种关系。
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歌德和席勒都可说是对的:席勒是对的——坚持原初植物和观念(而非物理对象)同属一个范畴;歌德是对的——坚持自己在某种意义上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原初植物。哲学的任务是解释怎么能是这样——描述“看作”的现象,从而让这事不显得悖谬:一种格式塔(一种“面相”,一种“有组织的整体”)同时是一个观念和一个视觉“对象”。
于是,柯勒《格式塔心理学》提出的问题就位于维特根斯坦之关切的中心地带。不过,柯勒对之的处理,恰恰被维特根斯坦在“私有语言论证”里努力驱除的那种概念混乱缠绕着。这混乱从柯勒对格式塔的描述开始——柯勒说格式塔是“一种具体的个体和特有的实体,这种实体是某种分散的东西,一种形状或形式是其属性之一”。听上去这话仿佛已经在说,所描述的东西是一种对象、一种私有对象。而这正是柯勒的感觉理论所需的那种对象,因为柯勒想说,就像颜色和形状一样,“组织”也是感觉对象的一部分。这就模糊了物理对象和精神构造(观念等)的区分,结果就有了一个对一种影子般的东西的相当混乱的概念:
谁把视觉印象的“组织”和颜色形状并列在一起,那他从一开头就把视觉印象当作某种内部对象了。由此自然把这个对象弄成了幻影;一种稀奇古怪地摇来摆去的结构。
柯勒用“视觉实在”这个短语描述我们以不同方式“组织”感觉时发生改变的东西,对此维特根斯坦同样不高兴。例如,除非有人向我们指出来,我们一般看不到以下图案里的数字4:
对此柯勒说:
若我告诉读者数字4就在他的视野里,他毫无疑问会找出它[见下];但如果他没受到理论偏见的影响,他就会坦白:起先4的形式并未作为一种视觉实在而存在,若它后来开始存在了,那意味着视觉实在有了转变。
在讲座里,维特根斯坦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嘲讽:
现在柯勒说:“你看到两个视觉实在”。这是相对于什么而说的?大概是相对于解释。他如何做到这个的?[即,这是如何得到确立的?]问人是没用的。柯勒从未说那有用;但他说“如果你没受到理论的遮蔽,你就会承认有两种视觉实在”。但当然,他的意思不能只是不持有某种理论的人会说“有两种视觉实在”。他一定想说,无论你是否(1)受到理论的遮蔽,或(2)无论你是否说了这话或那话,你必须(为了正确)说“有两种视觉实在”。
但在两可图形的例子中(我们先看到鸭子再看到兔子;先看到两个形状不明的图案和一条水平线,再看到藏在图形里的数字4),如果我们不说我们的视觉实在改变了,或图形的组织改变了,那么我们要说什么?什么东西已改变了?维特根斯坦的做法正是他的典型做法:他想要描述这过程,从而使这问题不冒出来。就像哲学混乱的所有情况一样,是问题本身在误导。“问‘什么东西已改变了’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坦在班上说,“回答‘组织改变了’也是无意义的。”
然而,他发觉这事不很容易:对面相-观看作出一种精当描述,从而消除柯勒对之的描述的内在混乱。作过这些讲座两年后,他把兔-鸭图拿给德鲁利看,说:“现在你试着说说,把某某看作某某时涉及的是什么。这不容易。我正在思索的想法像花岗岩一样硬。”
也许,最终出版在《哲学研究》里的那些吊诡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描述体现了这种紧张:
面相转变的表达式是一种新知觉的表达式和未曾改变的知觉的表达式合在一起。
“看作”不属于知觉。因此它既像一种看,又不像一种看。
有一点他当时是明确的:无论怎么描述“看作”,反正必定不能诉诸“私有对象”:
只请你别说“我的视觉印象不是绘画;它是这个——是我无法给任何人看的东西”。——它当然不是绘画,但也绝不属于我随身携带之物的那个范畴。
他还强调,对于面相的改变,要问的问题不是“什么改变了?”而是“这改变造成了什么差别?”因此,在讨论柯勒的“隐藏的4”的例子时,维特根斯坦不谈“视觉实在的转变”,而是谈不同地看这图形的后果:
柯勒说很少人会自己看到这个图形里的数字4
这肯定是对的。现在,如果有人在描述或复制这个单调图形时完全偏离了常规,那么,由于他用不同的“单位”复制和描述,他和正常人有了什么差异?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人在别的事情上将和正常人如何不同?
在图形的例子里,以不同方式看的后果可能是以不同的方式复制这图形(例如,就上述图形而言,有人可能从数字4开始复制);在一段音乐的例子中,以不同的方式听它,结果可能是以不同的方式唱、演奏或用口哨吹它;在一首诗的例子中,则可能是以不同的方式读它。从这些例子里我们也许能看到,相比于行为主义者的表面上相似的口号,维特根斯坦的格言“一个‘内在的过程’需要外在的标准”(pi,i,580)可能有着(也确实有着)极为不同的动机。
但若我们考虑到,在哲学世界观的例子里,“面相改变”的结果可能是生活的改变,那这一点就尤为清楚了。就维特根斯坦的情况而言,他热诚希望的结果——“外在的标准”——是这样一种文化:它用我们的当代社会对待科学时的同样的尊重和严肃,对待音乐、诗歌、艺术和宗教。
推动这样的面相改变有什么意义吗?
一个哲学家说“像这样看待事物!”——但首先,那不确保人们会那样看待事物;其次,他的劝诫也许来得实在太晚了;而且,可能这种劝诫怎么样也做不成任何事,推动这种感知事物的方式之改变的力量必须源于完全不同的地方。
但是,这种“感知事物的方式之改变”要发生,对他是至关重要的。并非如他和伊格尔曼以前坚持的那样,“事情是如何的”和“事情应当如何”之间的反差总是指向一种内在的改变。不可能不让外部事物侵蚀进来,发生影响。人们不得不去改变事物。
或至少改变自己的外部环境。维特根斯坦现在相信自己必须离开英格兰。“在这个国家,”4月13日他写道,“除了厌世,我这样的人没有别的明显选择。”不可能想像在英格兰发生一场革命,因此他就更沮丧了:“仿佛可以说:这个国家有一种潮湿的、冷冷的精神气候。”10天后他写道:
我觉得剑桥变得越来越可恨。瓦解和腐烂着的英格兰文明。一个其政治在邪恶的目标和毫无目标之间轮流打转的国家。
“[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异族人,”7月他写道,“如果你与人类或上帝都不相连,那么你是异族人。”
学期一结束他就去了斯旺西,本去那里同他会和,呆了两星期。虽然尚未正式辞去教授席位,但他已决心离开英格兰独自生活。他先是
想到挪威,然后是爱尔兰。8月份他到都柏林看德鲁利,德鲁利最近担任了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医院的精神病医生。对这新职位维特根斯坦有强烈的兴趣:“如果事实证明你做这精神病学的工作是做对了,”他告诉德鲁利,“我一点儿也不会吃惊。你起码知道了‘天地之中有更多的事物’,等等。”德鲁利借给维特根斯坦一本书,那是圣帕特里克医院施治的基础——萨金特和斯雷特的《精神病学中的身体治疗法》——维特根斯坦对之的反应是他典型的混合态度:热情地欣赏良好科学技术的价值,又急急地提醒其限度:
这是本出色的书。我喜欢其写作的精神。我要让本读这本书。我完全能理解你采取这样的态度:“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治疗方法有什么成效。”
我一刻也不想低估你做的工作的重要性;但绝不要让你自己认为一切人类问题都可如此解决。
8月末他回到剑桥,决心辞去教席,但仍未决定去挪威还是去爱尔兰。他的计划是,到维也纳住大约一个月,然后,照他对冯·赖特的说法:
……到某个我能单独住稍长一段时间的地方,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写完我的书的一部分……迄今为止我还什么都没告诉剑桥当局,因为这不是绝对确定的。(虽然眼下我看不出这事怎么能避免,我指我离开剑桥的事。)
“眼下我的心甚为无序”,他告诉冯·赖特:
部分是由于这个:在发生了那一切事情之后,我惧怕再看到维也纳,而且也有点惧怕丢掉剑桥的工作。但我会挺过去的。
要回到一个他知道变糟了很多的维也纳,这想法令人惧怕。就此例而言,现实有可能比预计的更糟。俄军仍旧占领着这座城市,他们曾一度把维特根斯坦为格蕾特建造的房子用作兵营和马厩。奥地利人厌恶占领军,常有暴行、强奸和抢劫的传闻。格蕾特的佣人忠实地尽全力保护库德曼街的房子,但她自己却遭到了俄国人的粗暴对待。整体形势是黯淡和压抑的。维特根斯坦的远房兄弟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269]记得,自己在火车上遇到了正从维也纳返回的维特根斯坦。据哈耶克说:“对于在维也纳遇见俄国人(占领军),他的反应显出他是第一次亲身遇见他们,结果打碎了他的一切臆想。”哈耶克完全错误地认为这是维特根斯坦第一次遇到俄国人,但维特根斯坦给他留下的愤怒和幻灭的印象无疑是正确的。实际上,难以想像他有别的反应。
一从维也纳回来维特根斯坦就递交了辞呈。他得知自己可以拿米迦勒节学期当休假学期。这样,虽然直到1947年末才正式不当教授,但他已然卸下了作讲座和住在剑桥这两件事的负担。
离开前,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准备了一份他在心理哲学上的近期工作的打字稿。这份稿子现在已出版,即《心理哲学评论》第一卷。不过,维特根斯坦打出这份稿子时,并不当它是单独的、可出版的著作,而是视其为用于修订《哲学研究》后三分之一的材料。“它的大部分是糟糕的,”他告诉冯·赖特,“但我愿意把它弄成便利的模样,即打出来,因为读它时有可能引出更好的思想”。他加上:
对我的未来我毫不乐观,但我一辞职,就觉得这是唯一自然的事。
他向爱尔兰和孤独奔去,不难在这里面看出,他想逃离的不只是剑桥、教书和英国人,还有——甚至更令他痛苦的——与爱人的亲密造成的折磨。独处的表面理由是写完自己的书,然而,虽然在爱尔兰的几年里他写了许多东西但从中却很难看得出结束这项工作的既定努力。在这项工作里他追寻着一种全新的思路,其中留给人的最强烈印象是,维特根斯坦在“拼尽全力做哲学”——在做“唯一真正令我振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