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沃特斯认为,维特根斯坦不得不离开研究部,是因为受邀“回到剑桥教授席”,但维特根斯坦却决心若有可能就不回剑桥。他想在重新履行教授职责之前写完他的书,就达成这一目标而言,他觉得斯旺西是个好得多的地方。去年12月份,得知格兰特和里弗新一年要离开纽卡斯尔之后,他产生了到斯旺西去的想法。正如在一封写给马尔科姆的信里说的,他想和某个能与之讨论哲学的人在一起,里斯是显而易见的选择。“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里斯,”他写道,“我相信你在我的课上见过他。他是摩尔的学生,是个出色的人,也有真正的哲学天分。”

不过,离开纽卡斯尔前一周他突然想到,自己也许不能在斯旺西长期工作。他向里斯解释说,他能免于教授职责而获假,是因为在做“重要的”战争工作:

如果(例如)我离开这儿,另找一个工作,比如说在一家医院里,我就得告诉总理事会,请他们批准新工作。现在,如果我下周去剑桥,他们就会想知道我正在做什么,我就得告诉他们我想做几个月的哲学。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说:如果你想做哲学,那么你就不是在做战争工作,你就得在剑桥做哲学。

……我几乎肯定我现在无法在剑桥工作!我希望能到斯旺西去。

结果维特根斯坦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在剑桥呆了几周之后,他获准休假,到斯旺西写他的书。1944年3月他离开剑桥,来年秋天前都不用回来。

可以同里斯天天讨论,并非斯旺西的唯一吸引力。维特根斯坦喜爱威尔士海岸,也许更重要的是,他发觉斯旺西的人比剑桥的人更与自己投合。“天气是恶劣的,”1945年他告诉马尔科姆,“但我很高兴自己不在剑桥。”

我在这儿认识了很多我喜欢的人。看起来,我在这儿比在英格兰更容易与人相处。我想要微笑的时候多多了,比如,走在街上时,或看见孩子时,等等。

通过报纸上的一则广告,里斯为他找到了住处:朗兰湾海岸旁的某个曼恩夫人的家。这个地方如此完美,乃至曼恩夫人写信向维特根斯坦说明自己改变了心意,决定不能收他当房客时,他拒绝接受,不顾一切地坚持搬了进去。1944年春天他都住在她那里,结果她也确实是个好女房东,在他的健康状况周期性变糟的时候很好地照顾了他。

搬到曼恩夫人那儿后不久,他和罗兰德·赫特有过一阵通信,这些通信大概体现了法妮亚·帕斯卡尔写下这段话时的心中所想:若你想自杀或改变信仰,维特根斯坦是最好的咨询者;但若关乎的是更日常的焦虑和恐惧,那他可能是危险的:“他的救治可能太过激烈,太过外科手术化。他会搞得像对付你的原罪。”

当时赫特服役于皇家军医团,不满意自己的职位。他希望获得一纸调令,到实验室或手术室工作。深感沮丧的他写信向维特根斯坦抱怨自己的情况。虽然维特根斯坦总是鼓励任何取得医学职位的愿望,但他把赫特的问题视作灵魂的问题而非关乎其职业的问题。“我对你的信没有好印象,”3月17日他写信给赫特,“虽然我很难说出是什么错了。”

我觉得好像你正变得越来越懒散。我不是为此而责怪你,我也无权那样做。但我在思忖该对之做点什么。找心理学家——除非他是个很非凡的人——不会带给你多少益处。

无论如何,他倾向于怀疑是否赫特到手术室就能干好:“在那儿你要相当迅速和机敏,我真不知道你是不是那样。”但,“我觉得一件事是明显的:你肯定不能在一个羞辱或泄气的职位上继续呆下去。”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核心问题是保存赫特的自尊。如果不能得到调令,如果不愿意做好手头的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那他应该申请调往靠近前线的部门,无论他能在前线找到什么职位。维特根斯坦告诉他,在那儿“你起码在过某种生活”:

我自己只有极少的勇气,比你少得多;但我发现,每当我在长久的挣扎之后鼓起勇气做某事时,总是在事后感到自由得多、快乐得多。

“我知道你有一个家庭,”他预见到这一建议的明智性将遭遇到的最显见质疑,“但如果你对自己没用处,你对你的家庭也不会有任何用处。”如果赫特的妻子洛蒂现在看不到这一点,“有一天她会看到的”。

和维特根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朋友提出的其他建议一样,这个建议很明显基于他自己的大战[242]经验。例如,动身参加“d日”行动[243]前,莫里斯·德鲁利到斯旺西向维特根斯坦告别,维特根斯坦留给他这句话:

一旦发生陷入肉搏战的情况,你必须就站在一边,任由自己被屠杀。

“我觉得,”德鲁利写道,“上次战争时他曾给过自己这个建议。”与此类似,诺尔曼·马尔科姆应募加入美国海军时,维特根斯坦把哥特弗里德·凯勒的小说《哈特劳布》(ihadlaub/i)的一个“肮脏印本”(大概是二手的,有点污损)寄给他。维特根斯坦写道,它不太干净的好处“是你在引擎室里读也不会把它弄得更脏”。他显然把马尔科姆的工作想像成在一艘类似于哥普拉纳的蒸汽船上的体力活。仿佛战争给了他一个机会:通过他的年轻朋友,由别人代替他再经历一次1914—1918年的强烈的、改变自我的事件。

人们感到,如果处于赫特的境地,维特根斯坦将毫不犹豫地申请调往前线——就像他1915年做的那样。

不过他给赫特的建议还基于一种更一般的态度。“我认为,”他告诉赫特,“你必须停止爬行,重新开始行走。”

顺便说一句,当我谈到勇气,我的意思不是跟你的上级大吵大闹;尤其那样做完全无用、只是嘴上发泄的时候,不该那么做。我的意思是:找一副担子,努力挑起来。我知道我无权说这话。我自己不很善于挑起担子。但这仍是我想说的全部了;等哪天我能见到你时再说。

从赫特的回信里看不出他打算接受这个建议,他说自己最近找了个心理学家。“我希望知道更多的军事事务”,维特根斯坦的回信带有不耐烦的嘲讽味:

我不能理解,比如说,一个心理学家和你在军中的病症有什么关系。在心智上你肯定毫无问题!(或者就是有问题,那个心理学家也不会知道。)

他再次勾勒了自己此前的建议。如果赫特不能获得调令,那么他要做的唯一事情是:“做你真正做得好的工作;把它做得好到这种程度:你做它的时候不失去你的自尊。”

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用自己具备的各种手段得到一个更好或更适合的工作,这是个动脑子的事。但如果那些手段失败了,那就到了这种时刻:总是抱怨和责怪不再有意义,应当去安定下来。你就像这么一个人:他搬进一个房间,说“哦,这只是暂时住住的”,就不拆开他的箱子。此刻没问题——暂时。但如果他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或下不了决心冒险彻底搬去(例如)另一个镇子,那么他就应该拆开箱子安定下来,无论那房间好不好。因为什么都胜过生活在等待状态中。

“战争将会结束,”他坚持说,“最重要的是战争结束时你将是何种人。也就是说:战争结束时,你应当是一个人。而若你现在不锻炼自己,你将不是。”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当责怪无益时停止责怪。在我看来,你应当要么申请调往靠近前线的某个地方、就冒次险,要么,如果你不想那样做,就在你身处的地方坐下来,不想挪动的事,只想做好你现在有的工作。

“我将对你完全坦率,”他给出了另一个建议,这建议说明他也许在把自己的历史投射到赫特的情况上去,“我要说,我认为不住在你的家庭够得到的地方对你更好。”

当然,你的家庭是一种慰藉,但也可能具有一种使人软化的效果。虑及某些疼痛,你会想让皮肤更硬,不是更软。我是指,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也许错得该死),你的家庭使你更难或不可能安定下来做好你的工作而不左顾右盼。还有,你也许应该朝你的内心多瞧一眼,但若身处家庭之中,这一点也许也是不可能的。若你把这封信给洛蒂看而她激烈地反对我,我会说:或许她若不反对就不是个好妻子,但这不意味着我对你说的话就不是对的!

赫特仍然渴望得到调令,他写信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已见过指挥官,很快还要再见一次。“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回信,“你交替生活在无根据的希望和绝望中……此时在调令的问题上纠缠指挥官,我觉得很傻。你遭拒以来事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你写道:“这一切措施已经或将会使我在这儿的位置更满意,或者起码好很多。”这全是胡话,读这些话我真觉得恶心。能使你更满意事态的措施,是一个得在你内部采取的措施。(但我不想说,远离你的家庭没有助益。)

有关这件事的交流在6月份结束了,最后一句话是维特根斯坦说的。“我祝你好运和耐心!”他最后写道,“还有别再找心理学家。”

这时维特根斯坦已搬出了曼恩夫人的房子,搬进了卫理公会派教长韦恩福德·摩根牧师的家。他第一次拜访那房子时,摩根夫人如热心的女主人那样问他想不想来点茶,想不想来点这个或那个。她丈夫在另一个房间向她叫道:“别问;给他。”这句话极深地打动了维特根斯坦,他在许多场合对朋友复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