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第二十一章战时工作/h2战争的头两年,维特根斯坦谈话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话题是无法在学术圈子外找到工作的沮丧。他发觉在战争时期教哲学是不可忍受的,他最想做的是对抗战作出贡献。通过和牛津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的友谊,他的机会来了。吉尔伯特的兄弟约翰·赖尔是剑桥的医学钦定教授(regiusprofessor),1940年回到盖斯医院帮助预备“空袭”[231]。1941年9月,维特根斯坦写信给约翰·赖尔,要求去盖斯医院见他。赖尔请他吃午饭,他立刻给赖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写信给妻子,“他穿一件开领绿衬衫,面孔相当有吸引力。”

我对此很有兴趣:当了多年的三一学院教师,他远未染上别人那样的习气,相反那地方的死气压倒了他。他对我说:“我觉得如果留在剑桥我会慢慢死掉。我宁可找个快速死掉的机会。”所以他想到一家医院做某种卑微的体力劳动,当作他的战时工作;若有必要他愿辞去自己的教授席位,但他一点儿也不想别人议论这事。他想到一个空袭地区工作。工作部准备让他当杂活工,归那个干全院一切日常修理活的老工人管。我觉得,他明白自己的心智和大多数人很不同,如果从事任何运用智力的战时工作,将是愚蠢的选择。我今晚写信告诉了他这个职位的事,但没试图刻意说服他。

有一天我一定会带着他还有一两个加拿大人来见你。

维特根斯坦显然不需要刻意的说服,那封信之后大约一个星期他就开始去盖斯医院上班了。但不是当杂活工,而是药房勤务工。

维特根斯坦的职业从剑桥哲学教授变成盖斯医院的药房勤务工,这事他不想让人议论,约翰·赖尔也尊重他的这个愿望;看起来,赖尔没对盖斯医院的任何职员说过新来的勤务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有一件事印证了他的谨慎:直到1958年马尔科姆的回忆录出版后,赖尔的好朋友、战时内部刊物《盖斯报》的编辑(因此总在搜寻有趣的故事)汉弗莱·欧斯蒙德才知道维特根斯坦在盖斯医院呆过。很幸运赖尔保持了沉默,如果《盖斯报》刊出一篇“著名哲学家在盖斯医院”,无疑维特根斯坦会作出极度愤怒的反应。

在盖斯医院时维特根斯坦和医疗职工一起在纳菲尔德楼吃住。(这事就足以使他区别于医院的其他勤务工,因为非医疗职工通常住在医院地界之外,吃饭也是和医生分开的。)到纳菲尔德楼后不久,他在晚餐时受到了医院的血液病学者沃特菲尔德医生的热情欢迎。沃特菲尔德在剑桥呆过,出席过道德科学俱乐部的聚会。被认出来后维特根斯坦脸色刷白,说:“好上帝,别告诉任何人我是谁!”但是,不管是通过沃特菲尔德还是通过别的消息源——尽管《盖斯报》一直没抓到这个故事——许多盖斯医院的职员完全知道维特根斯坦是谁。知道他是谁的人都称他“维特根斯坦教授”。

维特根斯坦的勤务工工作是把药品从药房分送到病房里,据约翰·赖尔的妻子米丽亚姆说,他在病房里建议病人别吃那些药。他在药房的上司是伊泽德先生。后来有人问伊泽德是否记得维特根斯坦当过勤务工,他回答:“是的,记得很清楚。他来这儿工作,在这儿工作了三周之后,他就讲解起该如何运作这地方。你看,他是惯于思考的人。”很快他被调到制造实验室当制药技师,在实验室,他的一个职责是为皮肤病科准备拉萨尔软膏[232]。德鲁利到盖斯医院看维特根斯坦时一个职员告诉他,以前没人做出过品质那么高的拉萨尔软膏。

到盖斯医院时维特根斯坦需要一个朋友。弗朗西斯死了,柯克又去了博内茅斯,他正极其孤独。他需要某种情感触摸。“出自你心的一个词,”1941年8月20日他写信对罗兰德·赫特说,“比出自你头脑的三页纸对我更有意义!”11月27日:“我不能写弗朗西斯,你写的他虽然在一个意义上是真实的,但出于某种原因,与我对他的想法不合拍。”他对赫特讲自己在药房的工作,他一星期挣28先令,工作很艰苦。“我希望我的身体能顶住。我的灵魂非常疲倦,根本不在一个好状态;我是指,根本不是它应该是的样子。”“也许,”他加上,“如果我们再见到对方,会对我们有某种帮助。”

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如果他和赫特真要见面,见的时间要足够长,这样的见面才有意义。在随后的信里他强调了在星期天见面的重要性,那是他唯一不在医院工作的一天:

不过,如果你不能在某个星期天来,就只好在工作日了。那样的话,来晚甚至半个小时都是不明智的;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把事情弄糟,这真是很不幸!

“基本上,”他在另一封信里解释,“像我们这样的人,匆忙见面不是好方案。有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悠闲地在一起。”当赫特对商议中的见面显出一点犹豫时,维特根斯坦告诉他,他们试图见面前要等三个月:

既然如你所写,你发觉自己很难说想见我,为什么你要见我?我想见想见我的人;如果有一天没人想见我(那一天也许很快就要来了),我觉得我什么人都不会见。

他害怕自己的身体不能应付药房勤务工的活,这是切实的。他现在52岁了,开始显(而且感觉)老了。“5点左右干完活,”他告诉赫特,“我非常累,常常几乎动不了。”不过,如果说他的身体是虚弱的,那么他的精神在弗朗西斯死后则几乎崩溃了。他和巴布鲁克一家一起过圣诞节——弗朗西斯公寓楼下的伊斯特路的杂货店是他们家的。那是个悲伤的场合。新年夜他写信给赫特:

总体上,我感觉孤独,害怕未来的岁月!……我希望你有一点快乐,希望你比我更珍惜自己的一切所有。

1942年新年,约翰·赖尔兑现了向妻子许下的承诺,把维特根斯坦带回苏塞克斯的家里见她。幸运地是,他们的儿子、当时14岁的安东尼在日记里记了那个周末。他的第一印象不是完全正面的:

7点30分,爸爸和又一个叫做winkenstein[233](是这么拼的?)的奥地利(?)教授到了。爸爸很累。wink极为生疏——他英语说得不太好,一直在说“我的意思是”,还一直在想说“不可容忍”时说“它的‘可容忍’”[234]。

第二天末,安东尼把维特根斯坦名字的拼得更对一点了,但父亲的新朋友仍远未赢得他的心:

早晨,爸爸、玛格丽特、山羊们、廷克和我一起散步。结霜了,但是个晴天。witkinstein的早晨是和安置居民户[235]一起过的。他认为我们对他们极残酷。

下午我们在争论中度过——他是个十分讨厌的人,每次你说什么,他都说“不不,那不是要点。”那可能不是他的要点,但那是我们的要点。听他说话太累人。喝完茶,我带他四处看看,他恳求我友好地对待那些可怜的小孩——他走得太远了走到了另一极端——妈妈想要他们做好公民,他想要他们快乐。

赖尔家在苏塞克斯租了一个农场,“可怜的小孩”是安置户——两个来自朴茨茅斯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赖尔夫人接纳了他们,这是政治态度的体现。他们加入了她组织的一群为俄国红十字会织手套的孩子们。虽然她很好地照顾孩子们,但显然在他们中间施行严格的纪律。约翰·赖尔在家时,或家里有客人时,赖尔一家在一定程度上跟安置户保持着某种距离——例如在分开的房间吃饭。维特根斯坦在那儿的时候坚持和孩子一起吃饭,从而体现出他对他们的支持和同情。

很容易看出维特根斯坦为什么喜欢和尊敬约翰·赖尔。和维特根斯坦一样,赖尔不自在地应付着剑桥的学术生活,显然,他也和维特根斯坦一样更喜欢在一家遭空袭的医院里工作的危险而非剑桥的“死气”。在剑桥时他在政治上是活跃的,1940年选举时,他作为左翼独立候选人参选。1938年以后他积极地把犹太医生营救出奥地利和德国(大概因此安东尼·赖尔才说维特根斯坦是“又一个奥地利教授”)。

“空袭”期间供职盖斯医院的许多职员都带着温暖和感激之情回忆起赖尔的亲切。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年轻人,不像赖尔,他们没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战争的经验。汉弗莱·欧斯蒙德的记忆是典型的——猛烈轰炸时在盖斯医院工作的危险,赖尔在帮助职员应付那种危险时带给人的鼓舞:

数十发火弹朝医院扔下来,起码有一打爆炸或没爆炸的炸弹扔到了医院的房屋上……在轰炸和接收许多伤亡者的压力之下,留在盖斯医院的不多职员互相非常熟悉……我常常在盖斯医院的屋顶上警戒轰炸……我们花了许多时间闲谈喝茶……我们常在纳菲尔德楼的地下室宿营。赖尔是个智慧和聪明的人,对于和我一样讨厌遭到轰炸的人来说,他在第一次世纪大战的战壕里锻炼出的镇定是一种很大的支持。

4月份维特根斯坦在盖斯医院接受了一次手术,摘掉了困扰他多年的胆结石。出于对英国医生的不信任(他倾向于相信,若得到恰当的医治,拉姆塞和斯金纳的死都可避免),他坚持在手术时保持清醒。他拒绝全身麻醉,要了块镜子放在手术室里,这样就能看到发生了什么。为了帮助他度过这一场肯定很痛苦的折磨,手术时约翰·赖尔全程坐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

除了赖尔,维特根斯坦在盖斯医院的新朋友更多是技师而非医生。其中一人是内奥米·威尔金森——她是个放射线技师,赖尔的堂表亲。威尔金森小姐经常在医院里组织唱机音乐会,维特根斯坦是音乐会的常客。他对唱片的选择深感兴趣,经常很不满意曲单。由于对音乐的共同兴趣,他和威尔金森小姐成了朋友;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她也被邀请到里昂咖啡馆喝茶。一次喝茶时她问,他觉得有多少人理解自己的哲学。对此他考虑了很久才回答:“两个——其中一个是吉尔伯特·赖尔。”不幸地是他没说第二个是谁。而且,也许选吉尔伯特·赖尔也只是说明了,五十多岁的他仍未完全丢掉童年的好礼貌——倾向于说他觉得能取悦别人的话。

在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梦里,内奥米·威尔金森的唱机音乐会也许是元素之一,在盖斯医院工作时他记下了这个梦:

今晚我梦见:我的姐姐格蕾特送给路易瑟·波丽策尔一样礼物:一个包。在梦里我看见那个包,或者不如说只看到它的钢锁,锁非常大,方形的,做工很好。它看上去像一把人们有时在博物馆里见到的那种复杂的老扣锁。在这把锁里,别的东西之外,有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钥匙眼里传出“你的格蕾特赠”这几个词或类似的话。我琢磨着,这装置的机制得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一种唱机,唱片能用哪种材料做,有没有可能是用钢做的。

维特根斯坦自己未给出对此梦的解释,但是,考虑到他那时很注意弗洛伊德的著作,他此前用过锁的隐喻来描述弗洛伊德的核心观念,以及格蕾特是他家人中跟弗洛伊德联系最密切的,我认为,可以说这个梦是关于梦的解析的。梦似乎说了点什么,对弗洛伊德著作的熟练运用将使我们能(仿佛是通过弗洛伊德理论的钥匙孔)听到梦说的东西,但梦说的东西背后的机制和梦的符号由以建构的材料(无意识)是错综复杂的:太复杂了,无法通过弗洛伊德相当粗糙的跟19世纪机械学的类比来理解。

无论如何,这是维特根斯坦1942年夏天跟里斯的谈话的中心论题。他到斯旺西和里斯在一起,部分是为了在胆结石手术后复原;他俩沿着南威尔士海岸线散步,维特根斯坦极喜爱这事。里斯是那时很少的一个还活着的维特根斯坦重视的哲学讨论伙伴,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他的哲学工作主要集中在数学哲学上,可他和里斯的谈话涉及的却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释的性质。

他强调,是有一个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梦中的意象当作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一种梦的语言,即便做梦者不理解那些符号。我们和解梦者讨论梦、并接受其解释时,这一点可以显现出来。与此类似,当我们画了看上去无意义的涂鸦,然后一个分析者问我们问题、追索关联,我们可能达到一种自己为什么那么画的解释:“然后我们可以认为那涂鸦是一种写作、在使用一种语言,虽然没人理解它”。但是,划清这种解释和科学给出的解释之间的界限,对维特根斯坦是重要的。梦或涂鸦的解释并非通过应用法则来进行,“实际上没有任何这样的法则,这一点在我看来是重要的”。弗洛伊德的解释和神话学的共同之处比它和科学的共同之处更多;例如,弗洛伊德未给出这个观点——焦虑总是重复我们出生时感到的焦虑——的任何证据;不过“这是个具有显著吸引力的想法”:

它具有神话解释具有的那种吸引力,神话解释说,这一切都是在重复以前发生过的事。真的接受或采纳这说法时,人们觉得某种东西更清楚和更容易了。

于是,弗洛伊德的解释和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工作给出的阐释是同一血统的。它们提供的不是因果的、机械的理论,而是:

……某种人们倾向于接受并使他们更容易照某些方式行事的东西:使他们觉得某些行为和思考的方式更为自然。他们放弃了一种思考方式,采纳了另一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时维特根斯坦对里斯说自己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弟子”或“追随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注意力集中在数学哲学上。那时期他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在尝试改进他在挪威的最后几个月里写的论述,从而改进《哲学研究》里基于那些论述的章节。在盖斯医院工作时他谈数学的论述写满了三本笔记本。这些论述和由之编辑出的稿子现已出版:构成了《数学基础评论》的第四、五、六、七部分。

就其一般要点而言,这些论述和他在此主题上的较早著述是一致的,但其中对数理逻辑的攻击使用了更挖苦的措辞。这也许是他最具攻击性的著述。

罗素在“数学和形而上学家”这篇文章里给出了维特根斯坦的攻击目标的最完美概括。“现代数学的首要胜利之一,”罗素写道,“在于发现了数学真正之所是。”

一切纯数学——算术、分析和几何——都是通过原始逻辑概念的组合而渐次构成的,其命题导出于一般逻辑公理,比如三段论和其他推导规则……因此,形式逻辑学科已表明自己和数学是同一的。

他进而讨论无穷小、无限和连续的问题:

在我们的时代,三个人——魏尔斯特拉斯、戴德金和康托尔——不只提出了这三个问题,还彻底解决了它们。对于熟悉数学的人来说,那些解答是如此清楚,再未留下丝毫的怀疑或困难。这可能是我们的时代值得夸耀的最伟大成就。

维特根斯坦的工作既攻击这儿勾勒出的对数学的观念,也攻击这儿显露出的对待数学的态度。“为什么我要费神找出数学是什么?”在一本盖斯医院时期记的笔记本上他问:

因为我们有一门数学,有一种对之的特别观念,仿佛是一种关于其地位和功能的理想,——而这需要清楚地找出来。

我的任务不是从内部攻击罗素的逻辑,而是从外部。

那就是说:不是在数学上攻击它——否则我就是在做数学了——而是攻击它的地位,它的职责(office)。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形式逻辑并未表明自己和数学同一;说它已然如此:“几乎像是有人说制作柜子在于黏合”。数理逻辑也没向我们最终表明数学是什么。而是“完全扭曲了数学家和哲学家的思考”。魏尔斯特拉斯、戴德金和康托尔的工作远不是我们时代的最伟大成就,就其与其他数学的关系而言,它们是“一种癌变,像是从正常人体中漫无目的和毫无意义地生长出来”。

为了表明逻辑和数学是不同的技术,为了表明数理逻辑的成果并无罗素归诸其上的重要性(在对无限、连续和无穷小这些概念的理解上),维特根斯坦试用了许多手法;例如,他努力表明,康托尔、戴德金和魏尔斯特拉斯给出的定义并未澄清数学和日常生活里实际使用的无限、连续和无穷小,而是歪曲了这些概念。

不过,他攻击的重点在于,努力表明数学里典型的证明方法和逻辑里用的证明方法并不类似。逻辑里的证明是一系列意在确立结论之真的命题。维特根斯坦想要表明的是,与此不同,数学里的证明是一系列意在确立某一技术之有用的图画(pictures)。

例如,他认为没有理由不把这幅图画:

视作乘法交换律——即:(a×b)=(b×a)——的一个证明。因为某人可以先如此再那般地看待这幅图画,从而看出(5×4)等于(4×5),从而再把交换原则应用到其他一切情况。

这儿丝毫未涉及命题或结论,因此不出现这个问题:若交换律为真,它是关于什么为真。如果把这种图画、而非逻辑公理系统当范例,那么,就根本没有理由认为数理逻辑学家已如罗素说的那样“发现了数学真正之所是”。在他们的“数学基础”工作里,他们不过是画了一种不同的图画,发明了一种不同的技术。

但是,强调图画在数学中的作用,意图不只在于摧毁对这一学科的某一具体观念。还在于用一种对数学推理的观念——一种强调“看出联系”的作用的观念——取而代之。为了从上述图画出发掌握交换律,我们需要把这个:

和这个看作一回事:

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联系”,这个证明就不使我们确信任何东西。于是,对这个证明的理解,是构成维特根斯坦世界观基础的那种理解的一个好例子(就算是个初步的例子)。和他自己的哲学论述一样,数学证明应当被视作“综观之呈现”,此种呈现的目的是生出“端赖于看出联系的那种理解”。

在这种意义上——虽然听上去挺古怪——纯数学里的证明类似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给出的解释。维特根斯坦的关切从数学转向心理学,这件事的线索也许是:他发觉弗洛伊德的“模式(patterns)”比数学家的“图画”更有意思。

我们猜想,若能把自己的生活事件放进某种模式,那将是维特根斯坦的一种慰藉。

“对于我生活的未来,我不再感到任何希望,”他在1942年4月1日写道:

仿佛在我面前除了一段活着的死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不能想像自己有任何未来,除了一种死寂的未来。没有朋友,没有快活。

几天后:

现在威胁着我的彻底孤立的恐惧令我很遭罪。我看不出自己怎么能忍受这生活。在我眼里它是这样的生活:每天我不得不恐惧那只带给我乏味悲哀的夜晚。

在盖斯医院他感到必须让自己忙碌着。“如果你不能在静止中找到快乐,”他告诉自己,“就在奔跑中找到它!”

但要是我太累了跑不动了呢?“在垮掉之前不要说崩溃。”

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样,为了不倒下我不停地踩着踏板向前。

“我的不快乐很复杂”,他在5月份写道,“难以描述。但主要的东西很可能还是孤独。”

斯金纳死后柯克回博内茅斯了,就像对待斯金纳那样,维特根斯坦开始为了收不到柯克的信而焦急。5月27日他记下:

虽然一周前我向他要消息,但十天都没再听到k的事情了。我觉得他也许已跟我断交了。一个悲剧性的念头!

事实上,柯克在博内茅斯结了婚,从事着一份成功的机械工程职业,而且他再没见过维特根斯坦。但就柯克而言,没有什么要“断”的。他从未想过维特根斯坦在任何意义上是同性恋,或他们的关系有任何超出师生关系的东西。

在同一则日记里——仿佛是承认了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写道:“我遭了许多罪,但明显我没有能力从我的生活中学习。我仍然就像许多年前那样遭罪。我并未更强或更明智。”

盖斯医院药房的年轻同事罗伊·弗拉克的友谊给了他一点安慰——这绝望的孤独的某种缓和。我们可以推想,维特根斯坦喜爱弗拉克主要是因为他的热诚和快活的好脾气。维特根斯坦告诉德鲁利,自己有时着急或躁动,罗伊就对他说,“稳住,教授。”这一点他喜欢。

弗拉克造访维特根斯坦在纳菲尔德楼三楼的房间。和他在剑桥的屋子一样,那个屋子完全无装饰;弗拉克吃惊地没看见任何哲学书,只看见一堆堆整齐的侦探杂志。当时弗拉克在学一门函授课程:现代语言;他经常坐在维特根斯坦的房间里阅读,维特根斯坦则十分安静地坐着。那种时候,维特根斯坦为自己每隔一个周末在剑桥作的讲座做准备。其他的周末维特根斯坦和弗拉克外出散步,或到动物园,或到哈克尼的维多利亚公园,他们在公园的湖上划船。

和许多很了解维特根斯坦的人一样,弗拉克记得维特根斯坦高超的口哨功夫。他回忆,维特根斯坦能用口哨吹交响乐的整段乐章,保留节目是勃拉姆斯的“圣安东尼变奏曲”,若别人吹错了维特根斯坦就制止他们,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药房同事并不喜欢这种事。

弗拉克的背景和斯金纳太不同了。斯金纳在莱奇沃思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长大,在公立学校和剑桥接受教育;弗拉克则住在东伦敦哈克尼路的救济房里,15岁就开始工作。但他们的个人品质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法妮亚·帕斯卡尔对斯金纳的描述同样可以用到弗拉克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