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其他方面,维特根斯坦对自己主人的印象不那么赞许。维特根斯坦取笑他在墙上排放从不读的书,指责他把书放在那儿只是为了让教众看。摩根问维特根斯坦是否信仰上帝,他回答:“是的我信,但在你信仰的东西和我信仰的东西之间的差异也许是无限的。”
这句话指的当然不是卫理公会派和基督教的其他形式之间的差异。维特根斯坦不是卫理公会派教徒,同样也不是天主教徒。他曾评论自己皈依天主教的朋友:“我不可能使自己相信他们相信的所有事。”其中一人是约里克·斯麦瑟斯,维特根斯坦寄宿在摩根牧师那儿时,斯麦瑟斯写信向维特根斯坦宣布自己的皈依。维特根斯坦非常关切,尤其他认为自己可能因为鼓励斯麦瑟斯读克尔凯郭尔而无意中要为这一皈依负部分责任。他给斯麦瑟斯的回信是委婉的:“如果有人告诉我他买了走钢丝者的全套装备,在看到他拿它做了什么之前,我不觉得有什么。”
在一本笔记本里他澄清了这一比喻的含义:
一个诚实的宗教思考者像一个走钢丝的人。看上去他几乎只是在空气上行走。他的支撑是能想像的最纤细的东西。但确实可能在那之上行走。
虽然维特根斯坦对能完成这平衡之举的人抱有最大的钦佩,但不认为自己是其中一员。例如,他不能使自己相信传闻里的奇迹的字面之真:
一个奇迹仿佛是上帝作出的一个手势。就像一个人安静地坐着、然后作出一个动人的手势,上帝令世界平滑地运转,然后令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一个来自自然的手势伴随圣人的言辞。这是个例子:某个圣人说话时,他周围的树仿佛出于敬畏而屈身鞠躬——那么,我相信这种事发生了吗?我不相信。
对于我而言,相信这种意义上的奇迹的唯一可能,是一个事件以某种特别的方式触动我。于是我会说(例如):“不可能看到那些树而不觉得它们是在回应那些言辞。”就像我会说“不可能看到这只狗的脸而看不到他正警觉着、全神贯注于主人正在做的事。”我能想像,仅仅叙述圣人的言词和生活,就能使某些人相信树鞠躬的故事。但我没感到这种触动。
他向摩根承认自己信仰上帝,但他的信仰并非采取认同任一具体学说之真的形式,而是采纳了一种对待生活的宗教态度。他曾这样向德鲁利表述这一点:“我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我禁不住从宗教的角度看待每一个问题。”
摩根家隔壁住着克莱门特一家,维特根斯坦很快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他对马尔科姆说自己发觉在斯旺西比在英格兰更容易与人相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特别喜欢克莱门特夫人,她邀请他每周和她家人一起吃星期天午餐。“她不是个天使吗?”一次星期天午餐时,他对她丈夫说到她。“她是吗?”克莱门特先生回答。“见鬼去吧,哥们儿!她当然是!”维特根斯坦吼道。事实上,克莱门特夫人深深打动了他,结果他更希望寄宿在她的屋子里而不是摩根那儿。在那之前克莱门特家没收过房客,也不太想收;但在压力之下,他们同意维特根斯坦搬进来。随后3年维特根斯坦和克莱门特一家都维持着联系,在剑桥的最后几年里他也在放假时到他们家做客。
克莱门特夫妇有两个女儿,琼,11岁,芭芭拉,9岁;维特根斯坦住在那儿时几乎被当作家庭成员。他们觉得“维特根斯坦”这名字有点儿拗口,全都叫他“维基”[244],但维特根斯坦明确地只允许他们这样叫。不寻常地,维特根斯坦在克莱门特家时和全家人一起吃饭。他也加入到这一家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尤其喜欢和女孩们一起玩“噜逗”[245]和“蛇与梯子”[246]——有一次,玩“蛇与梯子”时维特根斯坦特别投入,连续玩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女孩们不得不恳求(不情愿的)他别非玩完不可了。
他也对两个女孩的教育抱有积极的兴趣。姐姐琼当时正参加当地语法学校的考试。成绩公布的那天,维特根斯坦回到家时发现她在哭。她得知自己没过关。维特根斯坦断定这是不可能的。“见鬼去吧!”他说。“我们会了解的!”维特根斯坦冲到琼的学校,琼和她母亲焦虑地跟在后面,他去见那个说琼没过的老师。“你说她没过,我很震惊,”他对老师说,“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她一定过了。”他几乎胁迫着老师查核记录,她发现确实有一个错误——每个人都大松了一口气——琼拿到了通过考试的足够分数。维特根斯坦斥责那老师是“无能的傻瓜”,不过,虽然他的判断和琼的能力都得到了印证,克莱门特夫人却羞于再在学校露面。
除了自愿承担的家庭责任和几乎每天同里斯出门散步,维特根斯坦在斯旺西的时间主要用于写作。他带在身边的有《哲学研究》1938年版的打字稿,在盖斯医院工作时写满的笔记本和硬皮账簿;他开始写这本书的一个修订本,希望来年秋天自己必须回剑桥时能把它交给出版社。
在斯旺西的头两个月里,他的工作焦点在数学哲学上。他拾起了在盖斯医院记的那本他名之为“数学和逻辑”的笔记本上的工作。在这本笔记中他主要关注“遵行规则”这个概念。1938年版本第一部分的结尾是对于牵涉这一概念的混乱的论述,第二部分的开头则试图拆解这些混乱,为数学哲学问题的讨论扫清道路。然而,他死后出版的重写过的《哲学研究》版本里,对遵行规则的讨论是用于为心理哲学问题的讨论扫清道路。这一变化是在1944年春夏月份的斯旺西发生的。
两件前后只差几个月的事,说明了在斯旺西时维特根斯坦的兴趣转移得多么迅速和根本。第一件事发生在他搬到那儿不久:约翰·维兹德姆为维特根斯坦写了一个简短的传记性段落,打算收入一本人物传略辞典。出版前维兹德姆把那段话寄给维特根斯坦过目。维特根斯坦只作了一处修改;他在那段话后面加了一句:“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贡献在于数学哲学。”两三个月之后,维特根斯坦正在写那组后来称作“私有语言论证”的论述时,里斯问他:“你论数学的工作怎么样了?”维特根斯坦挥了挥手回答:“哦,别人可以做那个。”
当然,在数学哲学和心理哲学之间反复切换,拿一个领域的问题当类比,说明另一个领域中的要点,这是维特根斯坦1930年代早期以来在讲座、笔记和谈话里一直做的事。批驳“私有语言是可能的”这个观念的兴趣也不是1944年新起的:早在1932年他就在讲座里讨论过。1944年的转变的重要之处在于,这次转变是永久的:维特根斯坦再也没有回到把自己对数学的论述安排成一种可出版的形式的努力上,另一方面,他尽其余生都在调整、再调整以及修订自己的心理哲学思想。此外,这一似乎永久的转变到来时,正是他完成自己书里的数学哲学部分的愿望显得最急切的时候。
我认为,这一转变的线索在于维特根斯坦对他的书的想法的变化,尤其是他认识到,他对遵行规则的论述不应只是对数学的讨论的先期工作,而应该是对数学和心理概念两者的考察的序曲。尽管对里斯说“别人可以做那个”,尽管从未回到论数学的工作上,但维特根斯坦仍旧认为自己对数学的论述属于《哲学研究》。因此,1945年写的此书序言仍然把“数学基础”列为此书关心的主题之一;迟至1949年,他在一本笔记本里写道:
我想把我的《哲学研究》里对数学的考察称为“数学的开端”。[247]
所以,应该首先并主要把这一转变视为维特根斯坦的构想——对自己的遵行规则论述的力量的构想——的转变。现在它们引向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方向,认识到这一点后,维特根斯坦更倾向于沿着引向心理概念考察的思路前进。虽然活得不够长,未折回脚步沿着叉路的另一支前进,但他没有放弃这个想法:它在那儿,要沿着它前行。因此《哲学研究》的最后一段论述——“有可能对数学进行某种探索,它同我们对心理学的探索完全类似”——和他对里斯说的话是契合的。虽然他没有挖出他的书第一部分的全部蕴涵,但这事仍可能由别人做完。
和里斯谈话时维特根斯坦曾说,只有改变了自己的哲学立场,进而去发展某种新东西时,他才感到真正有活力。对此他给出了一个例子:他觉得那是自己的哲学逻辑[248]的一个重要改变,涉及的是他对“语法”命题和“实质”命题之间关系的看法。他说以前他认为这一区分是固定的。但现在,他认为两者的界线是流动和容许改变的。真正说来这像是个着重点的变化,而非观点的变化,因为即便在《哲学研究》1938年版本里他也不认为这一区分是固定的。但他也没特别强调其流动性。正是这一强调支配着他1944年夏天的工作进程。
这两种命题的区分位于维特根斯坦全部哲学的心脏:在心理学、数学、美学,甚至宗教的思考里,他对自己不赞同的人的核心批评是:他们混淆了语法命题和实质命题,把应当被恰如其分地视为语法(在维特根斯坦给这个词的相当古怪的意义上)革新的东西说成一种发现。
因此,照他的看法弗洛伊德并未发现无意识,而是弗洛伊德把“无意识思想”和“无意识动机”这样的语词引入了我们的心理描述的语法。类似地,格奥尔格·康托尔并未发现无限数目的无限集合的存在;他引入了“无限”这个词的一个新意思,从而现在能有意义地谈论各种无限的层级了。对于这样的革新,要提出的问题不是“新发现的”实体存在与否,而是那革新对我们词汇表的添加和引入我们语法的变化是否有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看法是,弗洛伊德的是有用的,康托尔的是无用的。)
维特根斯坦对语法命题作了各种刻画——“自明的命题”,“概念-形成的命题[249]”,等等——但一种最重要的刻画是说它是规则。在强调语法/实质之区分的流动性时,他把注意力引到这个事实上:概念-形成——因此还有规定哪些话有意义哪些话没意义的规则的确立——不(像他在《逻辑哲学论》里认为的那样)是由逻辑形式的不可变的法则固定下来的,而是始终与一种习俗、一种实践相连。因此,不同的习俗或实践将预设跟我们觉得有用的概念不同的概念。从而,这又牵涉到接受跟我们事实上采用的规则不同的规则(来决定哪些话有意义哪些话没意义)。
对语法命题的关切位于维特根斯坦数学哲学的中心地带,因为他想表明,数学的“无情”不在于数学真理的确定知识,而在于“数学命题是语法性的”。“2+2=4”的确定性在于:我们不当它是一个描述,而当它是一条规则。
在就数学哲学写的最后论述里——以及和里斯的谈话里——维特根斯坦越来越关心遵行规则和习俗(customs)之间的联系:
“遵行规则”这个概念的应用以一种习俗为前提。因此说这话是无意义的:世上只有一次有人遵行一条规则(或一个路标;玩一个游戏,说一句话,或理解一句话;诸如此类)。
这是一个非常一般性的要点,从这一论述所在的笔记本里——写于1944年——根本看不出维特根斯坦想的是数学。这一要点和维特根斯坦反对私有语言可能性的论证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
我可以今天给出一条新的规则,它从未被应用过,可是人们理解了它。但如果从未有任何规则被实际应用过,还可能有那种事吗?
而如果现在有人说:“有一个想像中的应用是不是足够了?”答案是:不。
照此说来,如此这般重构这书像是完全自然的:论遵行规则的章节不是引向数学哲学,而是引向反对私有语言可能性的论证。在那个夏天做的工作中,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研究》1938年版本第一部分的篇幅扩充到了以前长度的大约两倍,加进了现在被视为此书核心部分的内容:论遵行规则的章节(出版本的189—242节),和论“经验的私有性”的章节(243—421节的所谓“私有语言论证”)。
8月,他开始进行一次像要把书最后调整好的尝试,打算在自己秋天离开斯旺西之前做完这事。他告诉赫特,到那时“我有可能再去干一种战争工作。”在一封稍后的9月3日的信里他写道:“我还不知道10月初我得离开时要做什么,我希望事态代替我的手作出决定。”随着同盟国在法国迅速推进,俄国人向波兰进击,此时战争明显很快将以德国的战败而告终。维特根斯坦没有在这件事里看到任何喜悦的理由。“我很肯定,”他告诉赫特,“这次战争后的和平比战争本身更可怕。”
无论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战争工作,还是因为休假不能延长,离开斯旺西后,维特根斯坦被迫返回剑桥。他勉强地回去了,原因并不是他的书仍未写完。离开斯旺西前他准备好了一份他认为可出版的部分的打字稿。(这一稿与最后版本的前421节差不多相符。)他已经丢掉了把此前他认为这本书里的最重要(论数学哲学的)部分调整到满意的希望,一个仍存的希望是写完他的“第一卷”:对心理概念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