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你一定别说你在英格兰有钱,因为等你到了那儿,他们可以强迫你把钱转给德国国家银行;
3)如果德国领事馆在都柏林或剑桥接洽你,要你登记或换护照,你要小心地应对,一个轻率的词就可能令你再也回不了维也纳;
4)你写信给家里时要非常小心,只谈纯私人的事务,他们肯定审查信件。
至于更改国籍的问题,斯拉法建议,如果维特根斯坦决心申请爱尔兰公民身份,那么应当在失去自己的奥地利护照之前去做,因为奥地利人比德国人更容易做成这事。另一方面:
在当前的环境下,如果英国国籍是唯一你不用再居住10年就能获得的国籍,那么我没有疑议:而且你在英格兰有能帮你得到英国国籍的朋友:一个剑桥的职位肯定能令你迅速地得到它。
下一个星期五斯拉法将动身去意大利,他邀请维特根斯坦来剑桥讨论这事,如果维特根斯坦在那之前能来的话;但是他告诫说:“以后,写给我的信将转寄到意大利,所以当心你说的话,你也许在写给意大利审查官看。”信的结尾是:“抱歉这是封混乱的信”。人们不禁好奇,他在其他通信里达到的清晰和准确是什么级别的。
“无疑你意识到了现在你是个德国公民。”斯拉法写下这几个可怕的词的那天,维特根斯坦的日记说明他正在跟这一意识较劲:
我现在处于格外困难的境地。随着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我成了德国公民。那对我是个可怕的处境,因为我现在隶属于一种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认可的权力。
两天后,他“在心里和在嘴上”都决定,要放弃自己的奥地利国籍,依照移民几年的想法去做:“这没什么不同。但想到要丢开我的同胞,这种感觉糟透了。”
收到斯拉法的信后维特根斯坦立刻从都柏林动身前往剑桥与之讨论形势。3月18日他在日记里记道:
昨天斯拉法建议我,暂时在任何情况下都别去维也纳,因为我现在帮不了我的人,而且十有八九不会获准离开奥地利。我不完全清楚该做什么,但暂时觉得斯拉法是对的。
经过与斯拉法的这次谈话,维特根斯坦决定采取一系列行动。首先要确保获得一个剑桥的学术职位,然后是申请英国公民身份。为了这两个目标,他立刻写信向凯恩斯求助。他先向凯恩斯解释自己的处境——随着奥地利被吞并他成了德国公民;根据纽伦堡法案,他成了德国犹太人:“当然,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我的兄弟姐妹身上(他们的孩子则不,他们算雅利安人)。”“我必须说,”他加上,“成为(或当)一个德国公民,即便不论其所有的肮脏后果,这个念头也令我不寒而栗。(也许这是愚蠢的,但就是这样。)”他勾勒了斯拉法反对他去维也纳的论据——他的奥地利护照将被没收;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将得不到新护照的批准;因此他将不能离开奥地利,再也不能得到一份工作。当德国犹太人或当英国大学讲师,面对这个选择,他有点不情愿地被迫选了后者:
以前我有过得到英国公民身份的想法;但我总是否决之,理由是:我不愿成为一个伪英格兰人(我觉得你能理解我的意思)。然而,现在我的处境完全变了。现在我不得不在两个新国籍中作出选择,一个国籍剥夺我的一切,另一个起码允许我在这么一个国家里工作:在这个国家里,我长长短短度过了成年生活的最多时光,交到了我的多数朋友,做出了我的最好工作。
……关于得到一个剑桥的职位,你也许记得,我过去有5年是一个“助理讲师”[217]……现在我要申请的就是这个,因为没有别的空缺职位。事实上,我曾想过自己终究要申请;就算不是现在,或许也是下一个秋天。但是现在,尽可能快地得到一个职位对我是重要的;因为a)它对我入籍有帮助,b)如果我没能入籍、不得不成为“德国人”,那么,要是我在英格兰有一个职位,去看我的人时就更有机会得到再离开奥地利的允许。
依照斯拉法的建议,维特根斯坦请凯恩斯介绍一个法律顾问——“一个这种事上的专家”——帮助自己申请入籍。“我想要补一句,我丝毫没有经济困难。我有大约三百或四百镑,因此,不难再维持差不多一年。”
凯恩斯对这封信的回信没有保留下来,但很显然他尽其所能为维特根斯坦确保了一个大学里的位置,并在申请英国公民身份的事上提供了帮助。不过,维特根斯坦心里有他的典型焦虑:担心凯恩斯可能误解他的处境;他把凯恩斯的信寄给帕蒂森,请帕蒂森“嗅嗅气味”。他主要担心凯恩斯把他当作最悲惨一族——贫困的难民——的一员呈递给大学当局和内政部。因此,当凯恩斯说他大概符合学术援助委员会的审批条件时,他对之有点怀疑。他告诉帕蒂森,学术援助委员会“是一个帮助没钱的人(例如难民)的机构;接受那儿[原文如此][218]援助不仅对我不公,也把我划入了完全错误的类别”。他很紧张这一点,乃至怀疑自己是否应当利用凯恩斯为他写给法律顾问的介绍信:
我有一种模糊的恐惧,如果这封介绍信的措辞有轻微的错误,那么就会把事情弄得令我更难堪;例如,信里也许说我是一种所谓的难民,并强调这件事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一面。
结果证明他的焦虑并无根据。大学迅速地作出答复,他得到了一个下学期初生效的讲师职位。
在等待英国护照的漫长日子里,维特根斯坦一直很关心家人的情况。他很难知道他们身处多大的危险中,“合并”后不久收到的这封(用英语写的)短信也没令他放心:
我亲爱的路德维希,
没有一天曼宁和我不谈到你;我们的爱意始终和你同在。请不要为我们担心,我们真的十分好,精神处于最佳,在这儿一直很快乐。再见到你将是我们最大的喜悦。
你的爱你的,
海伦娜
对此,维特根斯坦在日记里不以为然(无疑是正确的),说这是“维也纳寄来的想叫人放心的空洞消息。显然是写给审查官看的。”
事实上,对于自己面临的危险,海伦娜和赫尔米勒的意识很迟缓;这种意识终于到来时,她们恐慌了。赫尔米勒回忆,“合并”后不久的一个早晨,保尔用恐怖的语气宣布:“我们算犹太人!”赫尔米勒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事把这么大的恐惧砸进保尔的心里。他极在乎自己的钢琴演奏家职业,但身为犹太人,他将被禁止演出;此外他喜欢在乡间长途散步,但每一个标明“犹太人禁行”的标语必将令他的散步大失其趣。不过,德国法律把赫尔米勒算作犹太人,这件事对她似乎只有很少的意义。她的大部分时间在自己的院墙内度过,她的生活无疑将和以前差不多,除了这件事——几个过去在公共场所常跟她打招呼的人或许不再那么做了。
起初保尔争取使自己的家庭获得雅利安人的待遇,他的根据是,他们一直是忠诚和爱国的公民,对国家贡献良多。为了这个目的,他和格蕾特(她是美国公民,没有危险)到柏林跟纳粹当局交涉。他们的诉求毫无结果。他们得知,除非能找到他们的祖父母里存在第二个雅利安人的证据,否则他们还是犹太人。
家族的另一支——维特根斯坦的姑姑米莉的后人——试图证明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维特根斯坦是雅利安人。在柏林的档案里留有一份米莉的孙女布里吉特·茨威奥尔写的、为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的情况申诉的报告。报告呈给家谱研究部(reichstellefürsippenforschung,负责确定谁是或不是雅利安人的纳粹部门),声称家族中人都知道赫尔曼·克里斯蒂安是某个瓦尔德克王族成员的私生子。茨威奥尔承认在这一点上没有直接证据,但强调也没有相反的证据;虽然赫尔曼·克里斯蒂安是在犹太社区里长大的,但无法证明他确是某个犹太人的儿子。她附上了一张赫尔曼和芬妮的11个孩子的照片,作为赫尔曼的雅利安出身的间接证据。“说这些孩子出自两个纯犹太父母,”她论证道,“依我们之见,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报告指出,赫尔曼选择“克里斯蒂安”当自己的中名,他有反犹分子的名声,成年后不和犹太社会来往,不准子孙跟犹太人通婚。这份报告的落款日是1938年9月29日,但申诉未获理睬,直到近一年以后纳粹看到了接受这申诉的好处。
赫尔米勒、格蕾特和海伦娜大概与这份报告无关。对他们来说,赫尔曼·克里斯蒂安是摩西·迈尔的儿子,如果这意味着德国法律视他们为犹太人,那么也只好如此。为了逃脱当德意志帝国的犹太人的后果,保尔很可能愿意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结果他完全看不到重新归类的希望,因此只寻求尽快离开“大德国”。他催促赫尔米勒和海伦娜也这么做——扔下一切到瑞士去。他劝道,房子起火坍塌时,明智的做法是跳出窗户,忘掉里头的财物。然而,赫尔米勒不能离开自己的朋友、家人和心爱的霍赫海特,海伦娜也无法接受与自己的子女和孙子女分离。两人都拒绝离开。1938年7月,在双方都说了许多刺耳的话之后,保尔丢下奥地利的姐妹独自去了瑞士。
海伦娜和赫尔米勒离开维也纳,到霍赫海特消夏,她们仍旧相信犹太人身份不会带给自己任何危险。9月份,格蕾特到霍赫海特告诉她们,德国之外的消息灵通人士普遍相信战争随时会爆发(那是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危机的时候);人们还知道纳粹会把德国的犹太人圈起来关进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们将饮食不足,受到很糟糕的对待。格蕾特催促赫尔米勒和海伦娜离开奥地利。
然而,这时德国犹太人不再可能进入瑞士,于是必须设计别的方案。在格蕾特的建议之下,赫尔米勒同意到一个维也纳犹太律师那里为自己和海伦娜买南斯拉夫护照。她显然相信这是南斯拉夫政府授予国籍的方式,因为她说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在买的是假护照,直到阿尔费德·索格伦代表她们去南斯拉夫拿护照——阿尔费德报告说,护照是在一家专门伪造文件的工场里制造的。
但赫尔米勒继续进行这个计划,她亲自到慕尼黑,想用假护照获得去瑞士的签证。很快,警察开始调查这一处赝品来源;还未动身逃往瑞士,赫尔米勒和海伦娜就被捕了,一起被捕的还有格蕾特和阿尔费德。她们在监狱里各过了两夜,格蕾特又多过了一夜。在随后的审讯中,格蕾特尽可能地说自己是整出丑事的唯一负责人,法官接受了这个说法;不过据赫尔米勒说,她们的最好辩护是外表和谈吐。出现在法庭前的不是一群《我的奋斗》里描述的邋遢、发臭、穿土耳其长衫的犹太人,而是一个著名和富有的高等布尔乔亚奥地利家族的骄傲成员。针对四人的指控都被撤销了。
维特根斯坦本人对这故事知道多少,我们不可能说清。无论如何,他如此担心姐姐的状况,结果生病了。在一封1938年10月写给摩尔的信里,他谈到“过去一两个月的很糟糕的神经紧张”,并把它归咎于:“我在维也纳的家人有很大的麻烦。”对英国护照的等待变得几乎无法忍受,因为他渴望能使用护照到维也纳去,尽其所能地帮助姐姐。在这一切的焦虑之中,他实在受不了内维尔·张伯伦——此人嘴里称颂着“我们时代的和平”从慕尼黑返回。他寄给吉尔伯特·帕蒂森一张为庆祝张伯伦的“成功”而印刷的明信片。在一帧张伯伦夫妇的照片下面印着:“和平的朝圣者。真棒!张伯伦先生。”维特根斯坦在背面写了:“如果你要一贴催吐剂,这就是。”
1938—1939年的冬天,德国国家银行开始调查维特根斯坦家族持有的巨额外汇。按照纳粹法律,德国国家银行有权强迫家族把钱转给他们。然而,由于这笔财富的所有权的复杂配置,他们难以动手。看到这种情况,格蕾特想出了另一种确保她们姐妹安全的可能性:可以同意转交外汇,作为交换她们要得到一封书面声明:赫尔米勒和海伦娜获得雅利安人的待遇。
于是柏林当局和维特根斯坦家开始了一长串的磋商,最终纳粹同意接受布里吉特·茨威奥尔上一年写的报告,以交换维特根斯坦家的外汇。由于保尔和家族其他人的分歧,磋商复杂了起来。这时保尔离开了瑞士,住在美国,他不同意为了满足姐妹住在奥地利的乖张愿望而同纳粹作交易。他争辩说,把这么大笔的财富交到纳粹手里,帮助纳粹,这是错误的。(赫尔米勒认为这后一个论证出自保尔的参谋们,指出那些人统统是犹太人——仿佛只有犹太人才会认为这种考虑是有意义的。)
1939年春天这些口角一直在持续;格蕾特在纽约、柏林和维也纳之间穿梭,努力达成一种适合所有各方的协议;1939年6月2日维特根斯坦终于拿到英国护照时问题仍未解决。仅仅一个月之后,他就用这护照去了柏林、维也纳和纽约,他的目标是帮格蕾特达到和解。据赫尔米勒说,这不是她弟弟适合做的那种事,在经验上和在性情上都是如此。此外(虽然她没指出这点),贿赂纳粹接受一个谎言——他两年前刚在这件事上作了忏悔——这里头的讽刺意味很难逃过他的注意。尽管如此,他仍然带着自己身上全部的严谨和坚韧投入了磋商。“如果,”赫尔米勒补充道,“在纽约他没达到他的目的,那真的不能怪他。”她在别处暗示,那得怪保尔。
尽管保尔反对,但这些磋商的结果是:大笔家族财富从瑞士转到了德国国家银行,“家谱研究部”则向其维也纳办公室发出了一份正式声明,说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维特根斯坦是无条件的德国血统(deutschblütig)。因此,1939年8月赫尔米勒、海伦娜以及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的所有其他孙子女都收到了证书,宣布他们是犹太混血(mischlinge),不是犹太人。再后来,1940年2月柏林当局又进一步,发出一份公告宣布涉及犹太混血的规定不适用于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维特根斯坦的后人,而且,“按帝国公民法[纽伦堡法案]对他们作出的种族分类不带来另外的困难”。这样,赫尔米勒和海伦娜得以相对平静地度过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