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合并”,维特根斯坦还会不会回到剑桥,这没法说。不过,他到学术界外找一个位置的努力,顶多算得上没结果。虽然有时谈到自己要到“普通”人中间找工作——就像鼓励斯金纳和赫特做的那样——但他似乎没怎么努力进行此事。虽然他抱着更大的诚意实施到俄国工作和/或接受医生训练的计划,但计划从未转化为坚定且不含糊的意图。他也许继续努力寻找写完他的书所需的心灵的宁静和专注,也许和德鲁利一起呆在都柏林,也许到挪威独居。但他的三四百镑的积蓄维持不了一生。最后他必须找到一个有薪水的职业。也就是说,照他1930年对摩尔的说法,必须找到他生产的产品对之有用的人。而不可避免地,最需要这种产品的地方是学术界,尤其是剑桥。因此他完全可能在某个时候申请教职。但可以确定地说,如果不是“合并”,这事不会早在1938年4月就发生。

这不只因为维特根斯坦当时不急于回到教学,还因为他有点担心自己和弗朗西斯的关系。如他在纽约的日记说明的,他对自己和弗朗西斯之间存在的肉欲深感担忧,他忧虑这种性欲是否——至少在他这方面——与真爱相容。他情愿在远处爱着弗朗西斯,远离性“敏感”的诱惑。可是现在,由于害怕彻底失去弗朗西斯,他回到了剑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稳定地进入了那种诱惑的领地。

一回来他就搬进了弗朗西斯位于伊斯特路杂货店楼上的寓所里;一年多里,他们就像弗朗西斯一直希望的那样过着情侣生活。他们在维特根斯坦工作上的合作者时期早已结束。维特根斯坦上课和继续写书,弗朗西斯在工厂工作。这一时期没留下弗朗西斯写的信,维特根斯坦的加密日记里也没有相关的札记,所以我们不知道在这一年里他们的关系如何或为何恶化。我们知道的只是1939年时这段关系已然恶化了,在随后的两年里,维持这段关系的只是弗朗西斯忠贞不渝的——甚或纠缠不休的——爱。看上去,维特根斯坦对弗朗西斯的爱并未——也许不可能——在他曾渴望和恐惧过的身体亲密中存活下来。

维特根斯坦在这一时期的学生里找到了新一代的“弟子”。为了把班级限制到他感觉舒服的小规模,他没有照常规在剑桥大学记录表(cambridgeuniversityrecorder)上公布他的课。他请约翰·维兹德姆、摩尔和布雷斯韦特通知他们认为会对这门课感兴趣的学生。只有约10个学生来听课。选出的这一班人里有洛什·里斯、约里克·斯麦瑟斯、詹姆士·泰勒、凯什米·路易和西奥多·瑞德帕斯。这个班足够小,他们都能切近地熟悉维特根斯坦,不过里斯、泰勒和斯麦瑟斯成了这一时期特别亲密的朋友。

课是在泰勒的屋子里上的。所有出版了的回忆录里几乎都没提到泰勒,他是加拿大人,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生,到剑桥跟着摩尔学习,通过摩尔成了维特根斯坦的朋友。战后他得到了一所澳大利亚大学的哲学讲师职位,但在到岗的路上,在布里斯班的一次酒馆斗殴中身亡。斯麦瑟斯是那种神秘人物:出版物里反复提到他,但关于他的事始终说得很少。他是维特根斯坦的虔诚弟子,并在这个意义上是真正的维特根斯坦分子:从未当职业哲学家,但也从未停止严肃和深刻地思考哲学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的余生里他都是维特根斯坦的亲密朋友。离开剑桥后他当了牛津的图书管理员。后来他患上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成了莫里斯·德鲁利的病人。1981年他在悲惨的境地中去世。看到这样的人,我们想起了这一事实:最强烈地受到维特根斯坦影响的人没有进入学术圈——特别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想起了德鲁利、斯金纳和赫特,还有斯麦瑟斯)。因此,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的一个重大方面没有也不可能体现在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引发的大量学术文献里。这几个人里唯一出版过东西的是莫里斯·德鲁利,二手文献几乎完全忽略了他的论哲学和心理学问题的文集《语词的危险》(idanger/iiof/iiwords/i),但就其态度和关切而言,这本书却比几乎任何别的二手文本更具备真正的维特根斯坦风格。

医生训练最后一年的假期德鲁利设法来听了一次维特根斯坦的新课程。在这次课上,维特根斯坦要求一个学生停止作笔记:

如果你把这些随兴的论述记下来,有一天会有人把它们当作我的深思熟虑的观点出版。我不希望那种事发生。现在的情况是,我的想法来了,我就自由地谈,但这一切都需要许多进一步的思考和更好的表述。

幸运的是这一要求未受理睬,这些课的笔记确实出版了。[219]

这些讲座在维特根斯坦的文集里是独特的。单说其主题就足矣:它们关心的不是数学或一般哲学,而是美和宗教信仰。这差别不像乍看那么根本,原因是,讨论这些主题时维特根斯坦带进了许多他在别的上下文里用过的相同例子——康托尔的对角线证明,弗洛伊德对原因和理由的混淆,等等——结果,他对(例如)美的讨论和他对数学哲学或心理学哲学的讨论看上去并无太多不同。这些讲座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调子。正因为他随兴地、无防备地说话,就他在哲学上的目标,这目标如何联系到他个人的世界观,这些讲座提供了一种最不含糊的表述。它们更清楚地说明了,他的靶子不只是——像他在《蓝皮书》里说的——哲学家“恒常在眼前见到科学的方法,不能抗拒地被引诱着用科学的方式提出和回答问题”时造成的危害;更一般地,他的靶子是科学崇拜和科学方法对我们整个文化的糟糕影响。美和宗教信仰是两个例子——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当然是至关紧要的例子——科学方法不适合思想和生活的这类领域,若尽力使科学方法适合之,结果就是歪曲、肤浅和混乱。

维特根斯坦告诉听众,他在做的是“劝说人们改变自己的思考风格”。他说,他是在“宣传”一种思考风格,反对另一种。“我真的厌恶另一种。”他补充道。“另一种”是指科学崇拜,因此,在讲座里他花了点时间痛骂了他眼里的这种崇拜的强大和破坏性的传道形式——当时的通俗科学著作,例如琼斯的《神秘的宇宙》:

琼斯写了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书,我憎恨它,称它是误导的。就说书名……我会说,“神秘的宇宙”这个书名包含了一种偶像崇拜,这个偶像是科学和科学家。

讨论美学时,维特根斯坦不是在努力对这一名下的哲学学科作出贡献。可能有这么一种学科,这想法本身就是“另一种”风格的一个后果,也许是一个症状。他在做的是,努力从那门学科里、特别是从“可能有一种美的科学”的观念里营救出艺术欣赏的问题:

你也许认为,美学是一门告诉我们“什么是美的”的科学——这荒谬得几乎不成话。我想它还应当包括这个问题:哪种咖啡味道好。

里斯问起维特根斯坦的衰败“理论”时(指维特根斯坦的一个例子,里面谈到德国音乐传统的衰败),维特根斯坦对这个词的反应是痛恨:“你认为我有一个理论?你认为我是在说衰败是什么?我做的是描述名为衰败的不同事物。”

维特根斯坦不是在努力回答传统的美学问题(“美是什么?”等等),而是给出一连串例子,从而表明艺术欣赏不在于——读了一点美学哲学讨论的人可能会这么想——站在一幅画前说“那是美的。”欣赏有着眼花缭乱的多种形式,随文化而不同;在非常多的时候,欣赏不在于说任何话。欣赏是显出的:通过行动(和通过言辞一样频繁),通过厌恶或满足的特定手势,通过读一首诗或演奏一段音乐的方式,通过读或听那一段的次数和方式。这不同的欣赏形式并无一个共同的东西,不能通过分离出那么个东西来回答“艺术欣赏是什么?”这问题。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家族相似”把它们联结起来。因此:

欣赏在于什么,描述这一点不只是困难的,还是不可能的。要描述欣赏在于什么,就必须描述全部境况。

最重要的是,寻求回答美之理解的“为什么”和“怎样”的问题时,我们不是在寻找一种因果解释。没有美的科学,也不能把其他科学(如物理学)或某种似是而非的科学(如心理学)的成果应用到这些问题上。维特根斯坦从弗洛伊德的著作里引了两种解释,分别例示了他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还原性描述和另一种他努力倡导的“思考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