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和1914年7月一样,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祖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回到了奥地利。上一次危机导致了哈布斯堡帝国的终结,此刻的危机将导致奥地利自身的终结。

希特勒既有意图、也有手段把奥地利并入他的德意志帝国,到1937年12月,任何愿意思考此事的人都不会为此吃惊。《我的奋斗》1925年起就在印刷,第一页上希特勒就宣布:“日耳曼-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日耳曼母国……同一种血统要求同一个帝国。”几页之后:“最年轻的时候,我获得了一个从未离我而去、相反愈加深刻的基本洞见:只能通过奥地利的解体来捍卫日耳曼精神。”1934年的纳粹暴动[214]失败后,希特勒一直在实行用“合法”手段摧毁奥地利的政策;在1936年7月的“奥地利和德国关系正常化”条约里,奥地利承认自己是一个“德国的邦国”,奥地利总理许希尼格无奈之下允许内阁接纳了“国家主义反对党”的两个纳粹成员。由于希特勒随后对凡尔赛条约的否定,他重整军备的活动以及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的不愿干涉,这件事已不可避免:有一天这个纳粹反对党将统治奥地利,在那种统治下奥地利不是独立国家,而是纳粹德国的一部分。

除了很少的例外,对于迫近的“合并”的可能后果,维也纳大量犹太居民的认识很迟钝——也可能是不想面对。即使是承认“合并”无可避免的人,也无法相信其可能的冲击。当然,人们强烈要求不能在奥地利施行纽伦堡法案。犹太居民很好地同化进了奥地利生活的主流:高层有太多犹太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有太多通婚,有太多忠诚的、只是祖先碰巧是犹太人的奥地利公民。在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差异如此模糊的国家里,那些法律怎么能实行呢?

至少赫尔米勒·维特根斯坦是这么想的。1945年写回忆录时,她觉得不能设想自己曾那般幼稚——“但是,”她补充道,“比我更聪明的人看待正在散发威胁的政治事件时也同样迟钝。”她回忆1937年的圣诞节时用了特别玫瑰色的措辞,无疑是跟随后发生的事情对照之下的结果。她写道,很高兴自己的所有4个兄弟姐妹及其各自的家人都到场了(此时,她和路德维希是家族里唯一没生孩子的;海伦娜率领着自己的一个分支庞大的家庭,是4个孩子的母亲和8个孩子的祖母);他们跟她任教的学校里的学生和前学生一起唱颂歌、忆往昔、玩闹,还——最反讽地——聚在圣诞树旁唱奥地利国歌。“盛宴在午夜结束时,我们都有同样的想法:这是有过的最可爱的圣诞节;我们已在谈论明年的圣诞了。”

维特根斯坦当时的日记里毫无这样的感性温情。但也丝毫没提政治事件。然而,他对局势的认识不可能和他姐姐一样幼稚。诚然,住在挪威时他的唯一信息来源是法妮亚·帕斯卡尔寄去的伦敦新闻画报(iillustrated/iilondon/iinews/i);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记住,过去一年他两次到过剑桥,他可能无可估量地受惠于皮耶罗·斯拉法的见多识广的政治分析和判断。我相信,1月份对自己的非雅利安血统作出忏悔时,他既知道纽伦堡法案的条款,也知道这些条款未来可能施行到奥地利公民头上。

不过他没在日记里讨论政治。他写了自己——在挪威的费劲日子后精神和身体都精疲力竭,发觉很难与身边的人交谈,几乎不能对他们开口,心里迷雾重重,觉得自己真不必在那儿。他还写到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想法:在疯癫时,锁未被摧毁,只是被改变了;旧钥匙不再能打开它,但用一把造得不同的钥匙能打开它。

也许在这儿他写的还是自己,他在写一种感觉:只要找到一把新钥匙,就能打开通往自己牢房的门,然后“一切都将不同”。

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他患了胆囊的毛病,卧床不起,但几乎不认为病痛是他感觉这么累和虚弱的真正原因。在床上,他反思着自己的肉欲,沉浸在对弗朗西斯的感情里。他写道,事情常常是这样:不舒服时他对性的念头不设防,易受性欲左右。他带着性欲想念弗朗西斯,“而那是糟糕的,但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他很长时间没听到弗朗西斯的消息了,为此而担忧;一如既往地,他倾向于设想最坏的情况——例如,假设弗朗西斯死了:“我想:如果他死了,那是好的和对的;就此把我的‘傻念头’带走。”他立刻丢掉了这个黑暗的、唯我的想法,但只是部分地:“虽然——又一次地——我的意思只有一半是那样。”

这一限制——就算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更令人震惊。对此事重新思索过后,他甚至真还半心半意地认为弗朗西斯死了是件好事?

他不觉得自己和维也纳的任何人有任何亲爱的关系,对此作反思时他写道,“我是冷漠的,裹在自己之中”。他倾向于认为林荫街的舒适生活对他有害,但要去哪里呢?挪威房子里的孤独已证明不可忍受,他也毫无重回剑桥的学术生活的愿望。又一次,都柏林显得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在那里能跟德鲁利在一起,甚或和德鲁利一样接受精神病医生的训练。每件事都是不确定的;不知道想去哪儿住,也一样不知道要做什么。但一件事是确定的:他需要和一个能与之谈话的人在一起。[215]

2月8日维特根斯坦到了都柏林,搬进了德鲁利在切姆斯福德路的老公寓。到那儿的第二天他说自己:“无宗教性、脾气坏、阴郁”。他身陷这样的“可恨处境”:不能工作、不知道干什么、只能呆在那儿等。他说自己仍有撒谎的倾向:“一次又一次,我看到自己不能决心说出关于自己的真话。或者我只是向自己承认片刻,随后又忘记。”空虚,怯懦,对真相的恐惧,令他隐瞒了他不想承认的关于自己的事:“直到我不再有足够的聪明发现它们”。两天后他后悔来了都柏林,在这儿明显什么也做不了;“另一方面,我不得不等待,因为什么都尚未很清楚”。住在都柏林的这头几个星期里他写了很少的哲学;仿佛他的哲学思想被哄得睡着了:“完全就像我的才能陷入了某种半梦半醒”。

哲学思想睡着了,当精神病医生的想法苏醒了。他请德鲁利安排自己去趟圣帕特里克医院,以便能见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病人。他告诉德鲁利他觉得这事极有趣。此行之后他写道(用英语):“看到了疯子身上的健全人!(也看到你自己身上的疯子。)”随后的几个星期,他每周两三次去看几个长住病人。不过,他还不确定这么做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有的话)。

此时是德鲁利医生训练的最后一年,他正在都柏林城市医院度过实习期。他告诉维特根斯坦,在急救科工作时,他为自己的笨拙而困扰,疑心来当医生是个错误。无论维特根斯坦对自己从事医学的计划有多少犹疑,他倒是快速平息了德鲁利的疑虑。第二天德鲁利收到一封他的信,信里强调:“你并未作出错误的决定,因为那时你并未忽视任何你知道的或你应当知道的东西。”他催促德鲁利:“别想你自己,想想别人”:

看看人的苦难,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它们近在你手边,应该是你的问题的一剂良药。另一种方法是,只要应该休息、整理自己,就休息。(不是和我在一起,因为我不会让你得到休息。)……更切近地看看你的病人,把他们视作陷入麻烦的人类,更好地享受要向这么多人说“晚安”的机会。单单这事就是一件许多人都嫉妒的来自天堂的礼物。我相信,这类事应当能治愈你的磨损的灵魂。这工作不让你的灵魂歇息;但当你感觉到健康的疲倦,你不妨就休息。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你并未足够切近地看人的脸。

这封信的结尾是:“我希望你有好的想法,但主要是有好的感觉。”

1938年的头几个月里,维特根斯坦的日记首次提到奥地利面临的危机是在2月16日。“无法工作,”当时他写道:

常常考虑我变换国籍的可能性。在今天的报纸上读到,奥地利和德国的一种进一步的强制邦交已成了事实——但我不真正知道我该做什么。

正是在那天,“国家主义反对党”的纳粹首领阿瑟·塞斯-因夸尔特博士被任命为奥地利内政部长,希特勒和许希尼格的贝希特斯加登会见的意义显露了出来。

那次会见是2月12日进行的,起初奥地利为之而庆祝,视之为两国间更诚挚关系的一种迹象。后来人们才知道,在这次“友好的会谈”中,希特勒要求许希尼格委任纳粹部长掌管奥地利警察、军队和财政事务,并威胁:“你三天之内满足我的要求,否则我将下令进军奥地利。”2月15日的《泰晤士报》报导:

如果同意满足希特勒先生的这个建议:让阿瑟·塞斯-因夸尔特博士当奥地利内政部长,并掌管奥地利警察部门;那么,按照奥地利反纳粹人士的普遍看法,这就意味着很快“奥地利终结”的字样将写在欧洲地图上。

第二天,这份报纸干巴巴地评论了一件事:宣誓就任部长后塞斯-因夸尔特立即从维也纳动身去柏林:“内政部长的第一个举动是访问某个外国,这事很好地说明了,希特勒和许希尼格会见后,奥地利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的不寻常境地是什么。”

随后的几个星期里维特根斯坦密切注意着事态进展。每个晚上他都问德鲁利:“有新消息吗?”作为对此的回答,德鲁利大概就告诉维特根斯坦当天的报道。然而,读德鲁利的回忆时人们会诧异他看的是什么报纸。[216]他对走向“合并”的那些日子的记述,最少说也是有点奇怪的。他写到,3月10日晚上他告诉维特根斯坦,每份报纸都报导希特勒随时准备入侵奥地利。维特根斯坦的回答幼稚得吓人:“那是个荒谬的谣言。希特勒不想要奥地利。奥地利对他根本没用。”第二天晚上,据德鲁利说,他不得不告诉维特根斯坦希特勒已然实际占领奥地利。他问维特根斯坦他的姐姐们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又一次,维特根斯坦的回答里包含着极异常的无忧无虑:“她们太受尊重了,没人敢碰她们。”

根据这些记述,人们也许认为维特根斯坦忘记了自己在2月16日的报纸上读到的话——他毫不知晓奥地利受到的威胁,全然不知纳粹政权的本性,也不关心家人的安全。这一切当然全是错的;人们只能认为,他留给德鲁利这个误导的印象,是因为不希望增加德鲁利的负担。德鲁利愿意相信维特根斯坦的表面反应,这大概很好地说明了他对维特根斯坦毫不质疑的态度,还有他自己在政治上的幼稚。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样:喜欢把友谊分门别类的维特根斯坦认为与德鲁利讨论这些问题没用。他与德鲁利讨论宗教问题;政治和世间事务的讨论,他依赖的是凯恩斯、斯拉法和帕蒂森。

然而,就算照其自身的逻辑——不考虑我们就维特根斯坦对政治事件的认识而言能够知道或疑心的其他事——德鲁利的故事也有一点费解。如果他每天晚上都对维特根斯坦报告新闻,那么他就应该(例如)在3月9日告诉维特根斯坦,许希尼格声明将举行一次全民公决,请奥地利人投票决定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一个独立的奥地利。正是因为这一声明,第二天希特勒命令军队逼近奥地利边境准备入侵。现在,如果维特根斯坦对那条稍后新闻的反应是不承认希特勒想要奥地利,那么他(同样还有德鲁利)认为许希尼格的全民公决的意义何在呢?为什么需要再次确认奥地利的独立?独立于谁?

此外,部队在边境集结后的第二天,并不是希特勒占领奥地利的那一天,而是许希尼格辞职、塞斯-因夸尔特成为首相的那一天。希特勒和德国部队要再过一天(3月12日),在受到新首相的邀请之后,才越过边境线;“合并”正是在此时正式达成。也许这像是吹毛求疵,但那三天的事件清晰地印在经历过它们的每个人心里;而且,这几天里,每一天的事态变化都应该对维特根斯坦有着——就算对德鲁利没有——极其重大的意义。3月10日奥地利是许希尼格治下的独立邦国;11日它是纳粹治下的独立邦国;12日它是纳粹德国的一部分。对一个犹太血统的奥地利家庭来说,第二天和第三天的差别是决定性的:它标志着当奥地利公民和当德国犹太人的差别。

“合并”那天维特根斯坦在日记里写道:“听到的奥地利的事令我不安。不清楚我应该做什么,去维也纳还是不去。主要是想到弗朗西斯,我不想离开他。”尽管在德鲁利面前担保无事,但维特根斯坦极关心自己家人的安全。他的第一反应是立刻到维也纳和他们在一起;他没那么做,是因为害怕再也见不到弗朗西斯。但他还是写信向家人承诺,如果他们需要他,他就去维也纳。

维特根斯坦和斯拉法间的通信里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封信,是斯拉法在3月14日写的,正是那一天希特勒在维也纳举行了胜利游行;信里对“合并”后维特根斯坦面临的形势作了一个很长的分析。这封信清楚地说明,维特根斯坦能从斯拉法那里得到多高明的见多识广的政治观点和建议;这封信也说明,维特根斯坦肯定写了信,直截了当地请斯拉法指点:若自己前往维也纳,可能有什么后果。

斯拉法的这封信开头是:

在讨论之前——可能写得有点乱——对你的问题我想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像你说的,能够离开奥地利、回到英格兰对你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那么毫无疑问——你绝不要去维也纳。

斯拉法指出,奥地利边境将禁止奥地利人出境,虽然这种限制有可能很快撤销,但如果维特根斯坦去维也纳,极有可能很长时间被禁止离开。“无疑你意识到了你现在是个德国公民,”斯拉法继续说:

一进入奥地利,你的奥地利护照肯定会被没收:那时你就必须申请德国护照,等到盖世太保认为你配得上德国护照时,你的申请也许会得到批准……

至于战争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它会在任何时刻发生,或许我们还有一两年的“和平”。我真的没想法。但我不愿押宝说还有6个月的和平。

维特根斯坦必定还问了斯拉法,若当上剑桥的讲师,会不会改善自己的处境,因为斯拉法继续说:

不过,如果你不顾一切决定回维也纳,那我认为:a)如果你是剑桥的讲师,肯定能增加你获准离开奥地利的机会;b)一旦你出了奥地利(我应该说德国),那么进入英格兰不会有困难;c)离开爱尔兰或英格兰之前,你应该到某个德国领事馆把护照换成德国的:我猜他们很快就会开始这么做;比起在维也纳,在这儿你更可能换成护照;而且,如果你使用德国护照前往,允许你再次出境的可能就更高(虽然也根本不牢靠)。

“你必须谨慎,”斯拉法告诫,“在各种事情上”:

1)如果你去奥地利,你必须下定决心不说你有犹太血统,否则他们肯定拒绝给你护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