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回挪威时满怀惶恐,这一点在他这时期的日记里挺明显。他在前往舒登的船上记录,自己设法写了一点,但没“全心全意”在工作上。几天后他描述自己:“空虚、没想法、焦虑”——为独自生活而焦虑。“恐怕我会沮丧、无法工作”:

我现在愿和某个人一起生活。在早晨看见一张人脸——另一方面,我现在变得如此软(soft),必须独自生活也许倒对我好。我现在格外可鄙。

“我有一种感觉,”他写道,“我不会彻底没想法,但我会因为孤独而沮丧,会无法工作。我担心,在我的房子里我的思想会全被扼杀,在那里一种泄气的情绪会完全占据我。”但他还能在哪儿工作?住在舒登却不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他为这念头而烦躁;而在剑桥,“我能教学,但不能写作。”第二天,他“不快乐、无助和没想法”;他发觉:“弗朗西斯真是独一无二和不可代替。可和他在一起时,我对这一点的意识却如此之少”:

卑劣完全捕获了我。易怒,只想到自己,想我的生活是悲惨的,同时我却一点儿不知道有多悲惨。

他不能面对这件事:搬回自己的房子里。他的屋子以前看上去迷人,现在却突然令他感觉陌异和不友好。他寄宿到安娜·勒伯尼那里去了,但这样做时他的道德感受到折磨。和她一起住,自己的房子却空空立着,对此他深感“怪异”(unheimlich):“有这栋房子却不住在里面,我感到羞耻。不过,这种羞耻感竟是一种如此强烈的情感,这事很奇怪。”在雷伯尼的房子里过了一夜后,他写道,他觉得住在那儿很奇怪:“我不知道我住在那儿是否有正当的理由或任何好的理由。我既不真正需要孤独,也没有一点做工作的压倒性冲动。”他感觉自己软弱到了骨子里。“是气候的关系吗?——真可怕,我竟如此容易被‘烦’(diesorge)击败。”他考虑搬回自己的房子,“但我害怕那里的压倒我的悲伤。”他写道,向上走是困难的,向上走时人总是不情愿的。他觉得自己太软弱了,无法作出那种努力。有一两天他倾向于认为,麻烦是身体上的甚于心理上的。“现在真的病了,”8月22日他写道,“腹疼和发烧。”但随后的那个晚上他记录,体温是正常的,但还是一如既往地感到疲倦。直到8月26日他才记下了第一个恢复的迹象:又能愉快地观看挪威的景色了。那天他收到两封信(他的说法是“礼物倾洒过来”)——一封来自弗朗西斯,另一封来自德鲁利,“都可爱得令人颤抖”。就在那一天,他终于——在初到挪威生活的一年之后——写信请弗朗西斯过来加入自己。“愿事情顺利。愿此事降临到我身上时有一半的得体。”

弗朗西斯欣快地接受了邀请。8月23日他曾写:“你在一封信里说‘我希望有你在这儿’。如果我去看你,对你会有什么帮助吗?你知道我会去,我爱去。”现在:“我非常愿去看你。我确定地认为那对我有好处。对此我非常确定。”不过,由于腿上的一个疱症必须手术,直到9月的第三个星期他才能够出行。

这段时间里,维特根斯坦渐渐恢复了精神稳定度和工作能力,而且能够搬回他的房子。“在生活里看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8月27日他写道,“是:如此这般地生活,从而使成问题的东西消失”:

生活是成问题的,这个事实表明,你生活的形状与生活的模具并不相合。所以你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一旦你的生活与模具相合了,成问题的东西就会消失。

但我们不是有这种感觉吗:看不到生活中的问题的人,对某种重要的东西、甚至对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我是不是想说:那样的人只是漫无目的地生活——盲目地,像一只鼹鼠;只要他能看,他就会看到问题?

或者,我是不是应该这么说:正确生活着的人不把问题体验为悲哀,所以,环绕他生活的是一轮明亮的光晕,而不是一片可疑的背景。

照这样讲,在维特根斯坦眼里,自己既不是盲目的人,也不是正确生活着的人。他觉得生活的问题是问题、是悲哀。不可避免地,他认为问题就在于:“我糟糕地指挥自己,我有低级劣质的感情和思想”(1937年8月26日);“我是个懦夫,一次次地,我在一切场合里注意到这一点”(1937年9月2日);“我没有宗教性,但有畏(angust)”(1937年9月7日)。最后一句里的“但”似乎是一点安慰,仿佛是说,如果他焦虑地感到自己缺乏信仰,那起码证明他不是在盲目地生活——起码给了他这种可能性:“明亮的光晕环绕他的生活”。9月4日他写道:

基督教不是一种学说,我是指,它不是一种谈论人的灵魂发生了什么、将发生什么的理论,而是对某种人类生活里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因为“罪之意识”是一种实在的事件,绝望和经由信仰而得救也是如此。谈论那种事情的人(例如班杨[211])只是在描述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无论人们想把多少光彩涂到上面。

一如既往地,他寻求的是自身中的上帝——把自己的绝望转化为信仰。在随后的狂风暴雨的天气里,他发觉自己很想诅咒上帝,这时他严厉谴责自己。他告诉自己那“就是邪恶和迷信”。

9月11日,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能力已充分恢复,能在一本大手稿册子里(而不是笔记本里)写点东西了;但他说他害怕自己“以一种做作和糟糕的风格”写作。他发觉自己只是刚好能工作,但是工作时找不到乐趣,“仿佛我的工作被抽干了汁液”,9月17日他写道。

第二天他去卑尔根接弗朗西斯。他写道,觉得自己很有性欲:晚上睡不着时有性幻想。一年前他得体得多——严肃得多。弗朗西斯到了屋子之后,维特根斯坦跟他在一起时是“肉欲的、敏感的、不得体的”:“和他睡了两三次。总是先感觉这事没什么错,然后是羞愧。我还对他不公、暴躁和不诚恳,还有残忍。”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和弗朗西斯唯一一次性亲密。但这确实是他的加密札记里提到的唯一一次。惹人注目的是,他一边记述他们一起睡,一边却写下对弗朗西斯的无爱。或者,他表达的也许是自己对无爱的恐惧,仿佛料定自己将发现魏宁格的这话是正确的:“与所爱对象的身体接触,在这样的接触中,性的冲动被唤醒……足以把爱当场杀死。”

弗朗西斯住进维特根斯坦房子的约10天里,维特根斯坦只留下一条加密札记:“非常不耐烦!”(1937年9月25日)不过,10月1日,弗朗西斯离开的那天,他写道:

过去5天是很好的:他融入了这儿的生活,带着爱和友善做每件事;感谢上帝,我并未不耐烦,我实在也没有理由那样,除非为了我自己的腐烂天性。昨天我陪他走得很远,走到松达尔;今天回到我的小屋。有一点沮丧,也累了。

当然,在弗朗西斯看来,他俩在维特根斯坦房子里第一个晚上的性和亲昵并无魏宁格式的含义。他着迷于自己对维特根斯坦的“敏感”,一点也不恐惧失去他的爱。例如,他在一封未署日期的信里写道:“我经常想起过去我们一起做的每件事,也想起我们在剑桥这里做的事。有时我因此而很激烈地渴望你”;挪威之行刚结束时,他在信里反复地肯定此行多么“美妙”:

我一直想着你,想到我和你在一起的美妙时光。真美妙——那竟是可能的。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在那房子里生活,真迷人。这是送给我们的一件美妙的礼物。我希望它带给我许多益处。[未署日期]

我现在经常想到,和你在一起时感觉多么好,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看着风景,是多么美妙。你对我有最美妙的益处。和你在一起带给了我许多益处……和你在一起是美妙的。[1937年10月14日]

弗朗西斯逗留期间,就像他一年前渴望做的,帮维特根斯坦打扫房间。维特根斯坦痛恨肮脏,采取了一种特别严格的方法清洁地板:把湿茶叶丢在上面,吸住脏东西,然后扫净。无论住在哪里,他都频繁地这么干,而且坚决拒绝在他住的房间铺地毯,无论住多长时间。回到伊斯特路的公寓后,弗朗西斯也采用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法,作为对此行的一种纪念:

我常常想你。我也经常想,和你一起打扫你的屋子多么妙。回来以后我决定不铺我的地毯,即便拍打过它了,因为我知道不能使它保持完全清洁。现在我必须扫我的屋子。我喜欢这样做,因为我因此想起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很高兴那时我学会了该如何正确地做这事。

出席一次道德科学俱乐部的聚会时,弗朗西斯仿佛披上了维特根斯坦的斗篷。在对这次聚会的记录里,他摒弃了那种他的几乎一切其他记录在案的言辞都具备的谦虚温和的调子,表现出反常的凶猛,这种凶猛大概是他从维特根斯坦那儿借来的:

摩尔教授不在,布雷斯韦特当主席。论文是关于伦理的。我必须说,布雷斯韦特是讨论中最令人反感的。他搞掉了讨论的一切严肃性。他的谈话从不显得他对讨论负有任何责任,也不显得讨论具有一个严肃的目的。讨论时始终笑声不断,很多笑声是他挑起的。如果他说的话只是糟糕,那我不会介意,但我恨他缺乏严肃。因为缺乏严肃,从讨论中就得不到任何有用和有价值的东西。

在日记里维特根斯坦说这是一封“弗朗西斯写来的可爱的信”:

他写道……在布雷斯韦特的主持下讨论糟糕得可悲。这是可怕的。但我不知道能对此做什么,因为其他人也不够严肃。还有,我太怯懦,做不了任何决断。

在另一封信里,带着一种类似的不赞许态度,弗朗西斯提到法妮亚·帕斯卡尔论“现代欧洲”的讲座;这是一门她同意给工人教育协会上的谈论时事的课程。在这件事上,维特根斯坦的确试了一次决断性的干涉:他写给帕斯卡尔一封信,她说,那是封“刺耳和威吓”的信,“导致我的怒火的最大爆发,由于我不敢向他表达,这怒火就尤为难受”。维特根斯坦写道,她必须无论如何不上这门课——她这样做是错的,是邪恶的和破坏性的。他为什么这么想,那封信实际说了什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帕斯卡尔在一阵愤怒中撕碎了信。

直到弗朗西斯离开舒登两周后,他的第一封信才寄到维特根斯坦手里。虽然这个耽搁不是特别长,但足以印证维特根斯坦的恐惧。10月16日他写道:“大约12天没听到弗朗西斯的消息了,很担心,因为他还没从英格兰写信来。上帝,在这个世界里有多少忧愁和悲惨啊。”第二天他收到了第一封信:“放心了,高兴了。上帝会帮助我们。”

与此同时,路德维希·亨泽尔的儿子赫尔曼短暂拜访了维特根斯坦:“他给人好印象。我和他没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他纹理粗糙(grobkörnig),我不完全适合纹理粗糙的人。”不过,纹理虽粗糙,木头却是好的,“比我得体得多”的亨泽尔凸显出他是个如此劣质的人:“我真担心某种东西会腐蚀我;如果最微小的东西被毁坏了,那是多么烦人”。他担心自己失去工作的精力,失去想像力。“腐烂”意象打动了他:

[我]刚才从一个纸包里拿出几个在里面放了很长时间的苹果。我不得不把好几个切下一半扔掉。后来,抄出一个我写过的后半句糟糕的句子时,我立即视之为一个烂了一半的苹果。

他问自己,在这种思考方式里有没有某种女性的东西,使得“一切到我面前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成了我正在思考的东西的图画。”仿佛是——用魏宁格的术语来说——他退化到用涵拟、而不是用概念思考了。

11月和12月是他在挪威的最后两个月,这段日子,维特根斯坦的日记里充满了侵袭着他的恐惧、焦虑和不快的念头。他想到病和死——自己的、朋友的和家人的。他担心,在离开之前会有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他操心自己和安娜·勒伯尼的关系,操心自己离开挪威后做什么。那时他的书能写完吗?他能再自个工作吗?或者应该到一个能和别人在一起的地方去?——也许去都柏林,去德鲁利那里?

他也担心自己的肉欲和爱的能力。他记录自己的自慰,有时带着羞愧,有时带着迷惑的疑问:“这有多坏?我不知道。我猜它是坏的,但我没有理由这么认为。”体现在自慰冲动里的性欲是否威胁到了他用清洁纯净的心去爱人的能力?

想起我以前对玛格丽特的爱或错爱,也想起我对弗朗西斯的爱。我对m的感情能这样完全冷静地进行,于我而言这是一个糟糕的迹象。当然,这里有所不同;但我的冷心肠还是那样。愿我被原谅;即,愿我有可能真诚和爱。[1937年12月1日]

昨晚自慰。良心的剧痛。但也确定了:我太软弱,无法抵挡冲动和诱惑——若它们和伴随它们的图像降临到我身上、又不能到别处躲避。可昨天晚上我刚刚反省了过一种纯净生活的需要。(我那时想起了玛格丽特和弗朗西斯。)[1937年12月2日]

在这一切的担忧、焦虑和恐惧中,他始终努力写着他的书。这几个月里,他写了现在构成《数学基础评论》第一部分的多数论述,但动笔时他是把它们当作自己上一年写的著作的后半部来写的。在这些论述里,他把前一著作中描述的方法运用到数学哲学问题上,努力表明数学哲学问题是“语言在我们的智性上的蛊惑”引起的。特别是,他运用自己的“人类学”方法,试图消解引出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主义的那种思考方式。通过想像跟我们有着不同的习俗和推理方式的部落,通过构造跟我们通常采用的隐喻不同的隐喻,他努力削弱某些类比——某些“已被吸收进我们的语言形式的譬喻”——对我们的把持。例如,他攻击那种认为逻辑命题类似事实命题的柏拉图主义。“有一个真理[212]对应于逻辑推理吗?”他让他的对话者问。“这个由那个导出,这不是为真吗?”唔,维特根斯坦回答,若我们作一种不同的推导,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如何与真理冲突?

若我们的尺子不用木头和铁做,而用很软的橡胶做,我们会如何与真理发生冲突?——“唔,我们将得不到桌子的正确尺寸。”——你的意思是:我们将得不到,或不能确信得到,我们用硬尺得到的那个尺寸。

这儿的要点是,正确或不正确的推理,标准不是由某种外部的柏拉图式真理的领域提供的,而是我们自己提供的,是由“一种习俗(convention)或一种使用、或我们的实践需要”提供的。用硬尺不用软尺的习俗并非更真确(true);它就是更有用。

维特根斯坦还攻击了处于逻辑主义核心地带的那个譬喻:数学证明和逻辑论证之间的类比。在逻辑论证中,联系建立在各(经验)命题之间,意在确立某个结论为真:所有人终有一死;苏格拉底是一个人;因而苏格拉底终有一死。另一方面,数学证明的结果从来不是经验命题之真,而是确立可一般应用的规则。在这一具体的攻击中,维特根斯坦必须展示出数学命题和经验命题的相异之处,但他在这一点上的论述不完全令人满意。行文之间他偶尔承认自己的不满意:“我只是——用一种笨拙的手法——指向算术命题和经验命题的角色的根本差异,还有其表面上的相似。”他从未喜欢过自己在这一点上的表述,或自己对数学哲学其他问题的处理,随后的6年多里他一次次地尝试改进之。

做这项工作时维特根斯坦对之不满意。他在日记里的批评是经常和严厉的。他反复说,它的风格是糟糕的,太不明确;他一直在删改写好的文字:“我写作的时候是不安的,我的思想全都呼吸短促。我一直觉得,我不能为自己的表述给出完全的辩护。这种滋味是糟糕的。”这显出了他的神经紧张,也体现了这一事实:他睡得太少,太长时间没见过阳光了。天气正令他心烦;天太冷了。海湾全部冻住,湖也开始结冰。他不再能划船,必须在冰上走,他也为此而烦恼。他开始计算还剩几天就能动身前往维也纳过圣诞。当然,他随时都能走,但这样做对吗?

我愿逃走,但那是错的,我就是不能那样做。另一方面,也许我可以——我可以明天打包离开。但我想这样做吗?这样做对吗?在这儿坚持住不是对的吗?当然对。若我明天离开,会有一种糟糕的感觉。“坚持住”,一个声音对我说。在这种坚持住的愿望里也有一点虚荣,但也有某种较好的东西——早一点离开或立刻离开,这么做的唯一中肯的理由是,现在我也许在某个别的地方能更好地工作。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此刻的压力令我几乎不可能工作,也许再过几天就确实不可能工作。

随后的几天里他又能够工作了,于是他感谢上帝送给他一件他配不上的礼物。他写道,他一直有一种真正虔诚的人从没有的感觉——上帝要对他之所是负责:“这是虔诚的反面。一次又一次地,我想说:‘上帝,如果你不帮助我,我能做什么?’”虽然这种态度与《圣经》的教诲一致,但不是真正虔诚的人的态度,因为那样的人为自己承担责任。“你必须奋斗,”他催促自己,“别在意上帝”。

尽管这样催促自己,但他仍是“肉欲的、软弱的和低级的”,还受到一切惯常的焦虑——他会出什么事,因此而无法离开;他会在回家的路上生病或出事——的困扰。困扰他的还有1913年罗素指出的在挪威过冬的一切麻烦:“变化多端的糟糕的天气,寒冷、雪、冰块,等等。由于黑暗和我的疲惫,一切事都很困难。”当然,弗朗西斯送来了鼓励和关爱:

我很遗憾你那儿有风暴。请在穿过湖的时候非常小心。我将非常多地想着你。我爱回忆我们在挪威一起度过的时光。想着它对我有益。

不过,12月10日,维特根斯坦像是得到某种解脱似的迎接自己在挪威的最后一夜;他写道,自己完全可能永远不回来。

在前往卑尔根的船上,维特根斯坦写到基督的复活,写到什么东西甚至令他也倾向于相信这事。他的理由是,如果基督不死而复生,那么就和别人一样在墓中腐烂。“他死了,腐烂了。”为了指明这种想法的可怕,他必须反复写下它,并在下面划线。如果是那样,基督就是一个和其他教师一样的教师,“而不再能帮助人;又一次,我们成了孤儿,并且无助。所以我们必须用智慧和沉思满足自己”。而如果那是我们拥有的一切,那么“我们就在一种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做梦的地狱里;仿佛是,以天为顶、却与天隔断”。如果想要得救,想要得到救赎,智慧是不够的;需要信仰:

而信仰是信仰我的心、我的灵魂所需的东西,而非信仰我的沉思的智性所需的东西。因为,必须得救的是我的带着激情——仿佛带着其血肉——的灵魂,而不是我的抽象心智。也许我们能说:只有爱才能相信复活。或者:相信复活的是爱。我们会说:救赎的爱甚至相信复活;甚至对复活也坚执。

那么,终极来讲,为了逃离孤独的地狱,他需要做的事也许是爱;如果他能这么做,那他就能克服自己的疑虑、相信复活,从而得救。或者,也许他首先需要的是被上帝爱:

仿佛是,抗击怀疑的是救赎。坚执这一点,就必须坚执那信仰。所以那话的意思是:首先你必须得到救赎,并紧握你的救赎——然后你将看到你在坚执这信仰。

首先,你必须得到救赎:“然后,一切都将不同,若你能做现在不能做的事,也将‘不足为奇’。”比如:相信复活。看上去,相信复活是拯救的先决条件,但相信复活又需要拯救。谁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他自己还是上帝?

脱离挪威的孤独地狱时,维特根斯坦似乎在说,他之脱离更大的地狱,他之脱离更大的孤独,是上帝的责任。

他能忏悔他的罪,但宽恕这罪不是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