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维特根斯坦动身前往挪威,此行极为自然地令人想起他先前在1913年10月的那次出行。两种情形下,他的出行都未确定归期,都是去完成一项确定的任务——着手为自己的哲学论述找到一种最终表达。两次动身时他都丢下了一个他爱的人。

差别在于1913年品生特不想陪着他。品生特是否曾知道维特根斯坦多么爱他,这是成问题的;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回报以爱。他为了与维特根斯坦的“相熟”而“欣慰”,但并不在任何意义上依赖之。1913年10月品生特接受律师训练,他更关心这件事,而不是自己和维特根斯坦的友谊,他大概觉得跟维特根斯坦分开一段时间是一种解脱。

然而,对于弗朗西斯,生活的中心正是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如果维特根斯坦要求,他会扔掉一切去挪威和维特根斯坦一起生活。“收到你的信时,”他们分开仅几周后他写道,“我希望我能过去帮你打扫房间。”缺少了维特根斯坦,他在剑桥的生活孤独而沉闷。他和家人不再相处融洽,他不再能参与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而且他讨厌工厂的工作,虽然为了维特根斯坦而坚持着。他定期报告自己的工作,无疑,是维特根斯坦要他这么做的。报告听上去远不是热情的:“我的工作进行得不错。我在做主螺旋桨”(1936年8月21日);“我的工作做得不错。我差不多要把螺旋桨做完了。上一周我得用手工工具在螺旋桨上干点活,起初是困难的。现在我把它们擦得可以镀镍了”(1936年9月1日);“我有一张200个通风计和压力计的订单。我希望不会再有这么多”(1936年10月14日)。终于,和罗兰德·赫特讨论了自己在工厂的处境后,甚至温和顺从的弗朗西斯都激动得表达自己的不满:

我不太确定我和公司的关系。我不太确定,我是否在做充分发挥我的用处的工作。我觉得(赫特同意我),受到例外的照顾,和跟大家一起干一切活,这两种事是有差别的。比如,我的头头对我说,如果我要在那儿呆5年,那他能很快地使我提高,但我只是去那儿2年,公司知道我终究不会对他们太有用,这是很不同的。

他说,他试过记住维特根斯坦告诉他的:“怀抱希望、心生感激和深思熟虑(hopeful,grateful&thoughtful)”,但在这样的环境里那并不容易。他没有这么说——但我们可以想像他会这么想——在这样的处境里,他没什么可希望的,丝毫没什么可感激,什么也占据不了他的思想,除了情愿跟维特根斯坦在一起。他告诉维特根斯坦,由于和赫特的谈话的缘故,“我感到我多么希望你能在这儿,跟你说话”。他在信里再三强调:“带着很深的爱意,我老是想着你。”这部分通信中维特根斯坦那一方的未保留下来,但看到弗朗西斯的爱的宣告方式,有时我们会想,也许这些话是为了打消维特根斯坦可能表达过的疑虑:“我对你的感情完全没变。这是诚实的事实。我老是想着你,带着很深的爱意。”

维特根斯坦的“怀抱希望、心生感激和深思熟虑”的建议有可能是他给予弗朗西斯的同情之理解的全部。在挪威,维特根斯坦的心思更多放在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上——一如既往,两者难解难分地联系着——而非放在弗朗西斯身上。事实证明,和1913—1914年、以及1931年一样,独自住在挪威有利于严肃地思考逻辑和他的罪。

“我确实相信,来这儿思考上帝对我是正确的事”,十月份他写信给摩尔,“我不能想像,在任何别的地方我能像在这里一样工作。这儿有安静的、也许极好的风景;我指,它的安静的严肃。”听说摩尔和里斯都觉得很难写一点东西,维特根斯坦回应说,那是一种好的迹象:“酒发酵的时候不能喝,但酒在发酵,说明这不是洗碗水”。“你看到了吧,”他补充说,“我仍在作美丽的比喻。”

维特根斯坦寄给摩尔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他的小屋和海湾、邻近的山峦、最近的村子之间的关系。目的是说明,不划船到村子去是不可能的。温暖的季节倒不坏,但到了10月份,天气就潮湿寒冷了。他写信给帕蒂森:“天气从很棒变得糟透。现在像地狱一样下雨。两天前下了第一场雪。”帕蒂森的答复是寄给维特根斯坦一顶海员防水帽,维特根斯坦很高兴。他想起了“满意消费者的来信”,写道:“‘尺寸和款式都完美’,正如他们总是写信对品味裁缝伯顿先生说的那样。”

他带了一本《棕皮书》,打算拿它当基础材料,构筑出他的书的最后版本。在一个多月里,他修订《棕皮书》,同时把它从英语译为德语,并重写。11月初他放弃了,用粗体字写道:“dieserganze‘versucheinerumarbeitung’vom(anfang)bishierheristnichtswert”(“这全部的修订努力,从最初到现在都是没用的”)。在一封写给摩尔的信里他解释说,通读自己迄今写的东西时,他发觉那全都是、“或几乎全都是无聊的和刻意的”:

把英语版本摆在面前时,我的思考卡住了。因此,我决定全部重来,只让我的思想本身引导它——我发觉头一两天是困难的,但随后就容易了。所以我正在写一个新版本,我希望,我说它比前一版本稍微好点的时候,我没有弄错。

这一新版本成了维特根斯坦之书的开篇的最终表述。它大致构成了出版了的《哲学研究》的1—188节(约占此书的四分之一),这也是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工作里唯一令他完全满意的部分——唯一他后来没再试图修订或重排,或表示若有时间自己希望修订的部分。

它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棕皮书》的布局;起首是圣奥古斯丁解释自己如何学会说话,用于引入语言游戏的概念;然后进到对遵行规则的讨论。不过,在这最终的版本里实际引用了圣奥古斯丁《忏悔录》里的那段话,也更明白地说出了以此开场的用意:

在我看来,我们在上面这段话里得到的是人类语言本质的一幅特定的图画,即,语言中的语词是对象的名称——句子是这样一些名称的联系——在语言的这幅图画里,我们发现了以下观念的根源:每个词都有一个含义;含义与语词一一对应;含义即语词所代表的对象。

书的余下部分将检视这一想法的含义和这一想法引得哲学家进入的陷阱,并提示走出那些陷阱的路径。这些路径的起点,都是驱除奥古斯丁表述的那种语言的(前哲学的)图画;这幅图画引出了上述提到的哲学想法。维特根斯坦希望这样就能抓住哲学混乱的前哲学根子,从而拔除之。

有时人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给出圣奥古斯丁的引文,是为了呈现一种语言理论,然后再由他来说明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事实并非如此。《忏悔录》毕竟(至少主要)不是一本哲学著作,而是一本宗教自传;在所引的段落里,奥古斯丁不是在做理论,而是在描述自己如何学会说话。这恰是适宜用它呈出维特根斯坦哲学事业的靶子的理由。虽然并未表达理论,但奥古斯丁的描述里包含的是一副图画。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所有哲学理论正是根植于这样一幅图画,而且,必须通过引入一副新图画、一种新隐喻连根拔除那些理论:

被我们的语言形式吸收的某个譬喻造成一种假象,这种假象使我们不安。

一幅图画囚禁了我们。我们逃不脱它,因为它在我们的语言之中,而语言似乎不断向我们重复它。

维特根斯坦之书的开场的最后版本与《棕皮书》的不同之处是,他不是不加解释地带领读者去看一系列语言游戏,而是不时停下来阐述自己的做法,并预防某些可能的误解:

我们的清楚简单的语言游戏并不是为将来给语言制定规则所作的预备性研究——仿佛它们是向充分的规则走出的第一步,暂不考虑摩擦和空气阻力。毋宁说这些语言游戏立在那里作为参照物,它们将通过相似性以及不相似性来帮助我们领会我们的语言是怎样一种情形。

我们要做的不是用前所未用的方式把语词用法的规则系统弄得精粹或完善。

我们所追求的清晰当然是一种完全的清晰。而这只是说:哲学问题应当完全消失。

真正的发现是这一发现——它使我能够做到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打断哲学研究——这种发现给哲学以安宁,从而它不再为那些使哲学自身的存在成为疑问的问题所折磨——现在毋宁是:我们用举例来表明一种方法,而这一串例子是可以从中打断的——一些问题得到解决(困难被消除了),而不是单独一个问题。

他预计到对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方法的一种自然反应,他问:“我们的考察是从哪里获得重要性的?——因为它似乎只是在摧毁所有有趣的东西,即所有伟大而重要的东西(就像摧毁了所有建筑,只留下一堆瓦砾)。”他回答:“我们只是摧毁了搭建在语言地基上的纸房子,从而让语言的地基干净敞亮。”在另一段话里,虽然隐喻变了,但说了同样的意思:

哲学的成果是揭示出这样那样的十足的胡话,揭示我们的理解撞在语言的界限上撞出的肿块。这些肿块让我们认识到揭示工作的价值。

这种解释对于没有自己体验过这“肿块”的人是否有任何意义?这是仍可怀疑的。但真要这么说的话,那么,拓展这种方法就不是为了那些人,就像拓展弗洛伊德的分析不是为了心理学不关心的人。《哲学研究》——也许比任何其他哲学经典都更甚——要求的不只是读者的智性,还有读者的涉入(involvement)。其他的伟大哲学著作——如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想知道叔本华说了什么”的人可以有兴致和有乐趣地读之。但若抱着这种态度读《哲学研究》,很快就会觉得无聊和琐碎;不是因为它在智性上困难,而是因为实际上不可能推想出维特根斯坦在“说”什么。因为,他真的不是在说任何东西;他是在呈现一种拆解混乱的技术。除非这些混乱是你的混乱,否则你就会觉得这本书寡淡无味。

用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的引文开始这本书显得是恰当的;为什么如此?此处——读懂这本书需要极大程度的个人涉入——提供了另一个理由,那就是: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所有的哲学,若其劳作是诚实和得体的,都始于一种忏悔。他常常说,写出好的哲学和对哲学问题作出好的思考,这是一个意志的问题,更甚于是一个智性的问题——抵抗误解之诱惑的意志、抵抗肤浅的意志。妨碍一个人获得真正理解的,常常不是他缺少智性,而是他的骄傲。因此,“必须拆毁你的骄傲之殿。而那是困难得可怕的工作。”要做得体的人,或写得体的哲学,都必须进行这种拆毁自己的骄傲所需的自我审查。“如果有人因为那太痛苦、不愿降入自身之中,写作时就脱不了肤浅”:

对自己撒自己的谎,就自己的意志状态的虚饰欺骗自己,必定对[一个人的]风格有坏影响;因为结果将是,你说不出那风格里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如果我对自己表演,那么那风格表达的就是这个。那风格就不能是我自己的。如果你不愿知道你之所是,你的写作就是一种欺骗。

这一点不是巧合:维特根斯坦写了自己一直最满意的一组论述的一段时间,也是他最无情地坦承自我的那段时间——他作了最强烈的努力“降入自身之中”,坦承他的骄傲逼得他骗人的时刻。

在着手写他的书之开篇的最终表述的那几个月里,维特根斯坦还准备了一份忏悔书,里面描述了他生命中软弱和不诚实的时刻。他打算对家人和许多密友宣读这份忏悔。他大概觉得向自己坦承欺骗是不够的;恰当地“拆毁骄傲”——拆毁引起他的软弱的骄傲——还得向别人忏悔。对他这是极端重要的事情;因此,1936年11月他写信给许多人——其中有莫里斯·德鲁利、摩尔、保尔·伊格尔曼、法妮亚·帕斯卡尔和(当然)弗朗西斯·斯金纳——说他得在圣诞期间的某一天见他们。这些信里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封是写给摩尔的,但我们可以推测其他的信大体类似。他告诉摩尔,工作之外,“所有各种事情都在我内部(我指在我心里)发生着”:

我现在不会写出它们,但等我到了剑桥——我打算新年左右去几天——愿上帝让我能跟你谈谈它们;那时我想在某些很困难和严肃的事情上得到你的忠告和帮助。

他对弗朗西斯肯定说得更直接一点,说了他想的是进行一次忏悔。在一封12月6日的信里,我们看到弗朗西斯许诺:“无论你对我说什么,都不能使我对你的爱有任何不同。我自己在所有方面都极堕落。”对于弗朗西斯,更重要的是终于能再见到维特根斯坦了:“我老是想着你,想着我们彼此的爱。因此,我前行、欢欣、克服了沮丧。”三天后他重申了那个许诺:“无论你必须告诉我你的什么事,都不能使我对你的爱有任何不同……不会有我是否原谅你的问题,因为我是个比你更糟的人。我老是想着你,始终爱你。”

维特根斯坦到维也纳过圣诞节,向伊格尔曼和几位家人作了忏悔,他可能也向几个别的朋友作了忏悔(推想起来,亨泽尔肯定在其中)。这些人都未留下忏悔内容的任何记录。伊格尔曼出版维特根斯坦写给自己的信时略去了那封提到忏悔的信;他十有八九销毁了那封信。新年那天维特根斯坦去了剑桥,向摩尔、莫里斯·德鲁利、法妮亚·帕斯卡尔、罗兰德·赫特和弗朗西斯作了忏悔。

摩尔、德鲁利和弗朗西斯到死都没有泄露忏悔内容的秘密,所以我们只有靠帕斯卡尔和赫特的回忆了。我们不知道别人对忏悔的反应如何,但帕斯卡尔很可能捕捉到了德鲁利和摩尔的反应的总体态度;她说,虽然他们没告诉她,但她知道他们“耐心地听、很少说话,但显出自己在友善地参与着,并用举止和眼神暗示:他不必作这个忏悔,但如果他觉得自己想要,那也很好,那就作吧”。不过,据德鲁利说,自己不是听那份忏悔书,而是读了它。德鲁利还说摩尔已读过它了;据维特根斯坦说,摩尔因为必须这样做而显得很难过。此外,德鲁利在回忆录里对这次忏悔什么也没说。至于弗朗西斯,帕斯卡尔这样猜想无疑是正确的:“他将钉坐在那儿,深深地感动,他的眼睛看着维特根斯坦,目不转睛。”

对罗兰德·赫特和法妮亚·帕斯卡尔来说,听这个忏悔均是一次不舒服的经历。对于赫特,不舒服只是这种困窘:必须和维特根斯坦对坐在里昂咖啡馆,听他用高亢清楚的声音诵读自己的罪。另一方面,法妮亚·帕斯卡尔则为整件事而恼怒。维特根斯坦在她不方便的时间打电话给她,问能否去见她。她问事情是否紧急,维特根斯坦肯定地告诉她,是的,而且不能等。“如果有什么事能等,”她在桌子另一边面对他时心想,“那就是一次这种类型、这种方式的忏悔。”他的呆板、冷淡的忏悔风格令她不可能回应以同情。在某一个点上她叫了出来:“这是什么?你想要自己是完美的?”“当然我想要自己是完美的,”他咆哮道。

法妮亚·帕斯卡尔记住了维特根斯坦忏悔的两项“罪”。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她没记住的更微小的罪。罗兰德·赫特记住了那里头的几项。一项罪关系到的是维特根斯坦的一个美国熟人的死。一个共同的朋友告诉维特根斯坦这个死讯时,他的反应方式就像刚听到某个悲伤的消息。这是不真诚的,因为实际上这个死讯对他根本不是新消息;他已然听说了。另一项罪关系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件事。维特根斯坦的指挥官要他把炸弹搬过一块架在溪流上的摇摇晃晃的木板。他起先害怕得做不了。最后他克服了恐惧,但最初的怯懦从此困扰着他。还有另一项罪,关系到的是这一事实:多数人以为他是处男,但他并不是——年轻时他和一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维特根斯坦没有用“处男”或“性关系”这些词,但赫特毫不怀疑这就是他的意思。他没记住维特根斯坦的实际用词。他觉得大概是这样:“多数人以为我没和女人发生过关系,但我有过。”

法妮亚·帕斯卡尔记住的罪当中的第一项,是维特根斯坦容许认识他的多数人认为他有四分之三的雅利安人血统和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但实际情况是倒过来的。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里的三个人有犹太血统。按照纽伦堡法案,这样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个犹太人;帕斯卡尔把这个忏悔跟纳粹德国的存在联系到一起,肯定是做对了。有一件事维特根斯坦没告诉她,但她后来发现了:他的“犹太”祖父母、外祖父母中没有一个是实际的犹太人。两人受洗为新教徒,第三个受洗为罗马天主教徒。“有点儿犹太”,她评论道。

到目前为止,这一切“罪行”都是疏漏之罪:它们只涉及维特根斯坦未能做某事,或拒绝纠正某个令人误解的印象。最后的、最痛苦的那项罪关系到的是一句维特根斯坦讲的真正假话。帕斯卡尔回忆,忏悔进行到这一阶段时,“他必须更坚定控制自己,音节顿挫地说出他的怯懦、可耻的行为”。不过,她对这一忏悔的叙述令人觉得,她描述的事件遭到了某种奇怪的歪曲:

在奥地利的一所乡村学校教书的短暂时期里,他打了班上的一个小女孩,伤到了她(我记得是一种身体上的暴力行为,但不记得细节)。她跑到校长那儿投诉,维特根斯坦否认自己做过。这事件是他成年期前段的一次危机。可能就是因为这事,他才放弃了教书,也许还认识到自己应该过隐士生活。

这事在许多方面都被歪曲了。首先,奥特塔尔事件发生时维特根斯坦30岁出头,对于她所说的“成年期前段”,这个年龄肯定老了点。更重要的是,帕斯卡尔似乎完全不知道,根据一切记录,身体上的暴力行为在维特根斯坦的班上绝非罕见;她似乎也不知道,维特根斯坦实际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面对施暴罪名的起诉。可能维特根斯坦没告诉她这些事——他拿这个单独的事件当自己在奥特塔尔的不端行为的一个象征。但也有可能——我认为不见得不可能——帕斯卡尔的记忆出了问题。毕竟,她毫无听维特根斯坦的忏悔的心情,而他的忏悔风格更令她心不在焉。罗兰德·赫特记得的忏悔,讲的不是就一次孤立事件向校长否认某事,而是承认自己在一桩法庭案件上撒了谎。这么说跟奥特塔尔村民作出的描述更相符,也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欺骗如此困扰维特根斯坦。

毫无疑问,在维特根斯坦忏悔的所有欺骗里,在奥特塔尔的行为是他感受到的最大负担;他为了从中解脱出来而作出的努力比帕斯卡尔和赫特所能知道的大得多。作出忏悔的同一年,维特根斯坦出现在奥特塔尔村民的门阶上,向自己曾在身体上伤害的孩子当面道歉;村民们大为惊讶。他至少见了这些孩子中的四个(也可能更多),请求他们原谅他对他们的不当行为。一些人反应大度,正如奥特塔尔村民格奥尔格·斯当格尔回忆的:

我自己不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不过,战前不久维特根斯坦来我父亲的房子向我兄弟和我父亲道歉时我是在场的。中午,大约1点钟,维特根斯坦进了厨房,问我伊格纳茨在哪里。我叫了我兄弟,我父亲也在。维特根斯坦说,如果他曾对伊格纳茨做了不公之事,他想要道歉。伊格纳茨说他没必要道歉,说自己在维特根斯坦那儿学得很好。维特根斯坦呆了约半个小时,他提到,他也想去找冈斯特纳和哥德贝格,以类似的方式请求他们的原谅。

但是,在曾挑起针对维特根斯坦的控告的皮里鲍尔家里,他得到的反应不那么大度。他到那儿向皮里鲍尔的女儿赫尔米勒道歉;赫尔米勒根深蒂固地嫉恨他,因为他曾如此暴力地拽她的耳朵和头发,有时她的耳朵出血,头发被拔掉。维特根斯坦恳求这女孩原谅时,她只是回了一句轻蔑的“嗯,嗯”。

可以想像,这对维特根斯坦一定是很大的羞辱。而事情几乎像是:如此这般低声下气就是为了惩罚自己。但我认为这种看法误解了他的忏悔和道歉的意图。目的不是用惩罚伤害他的骄傲,而是拆毁他的骄傲——就像是移开一块挡在诚实和得体的思考之路上的路障。如果他觉得自己错待了奥特塔尔的孩子,那么他应该向他们道歉。大概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想法,但多数人想了想后出于各种理由放弃了:那事发生在很久以前;村民不会理解这样的道歉,会认为那很奇怪;冬天去奥特塔尔的路很难走;这样道歉是痛苦和羞辱的,而且,考虑到其他理由,不值得为之弄得那么麻烦;诸如此类。但是,觉得这些理由有说服力——我认为我们多数人会这样——就会最终屈服于怯懦。这种事正是维特根斯坦最最坚决不肯做的。这就是说,他到奥特塔尔去不是为了寻求痛苦和羞辱,而是:就算有痛苦和羞辱,他也决心把道歉进行到底。

反思自己的忏悔效果时他写道:

去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振作了起来,作了一次忏悔。这把我带进更稳定的水域,带进一种更好的人际关系中,带给我更高的严肃。但现在我仿佛把那些东西都花光了,我离以前的我又不远了。我无可估量地怯懦。如果不纠正这一点,我将再次彻底漂进我当时走出的水域。

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忏悔视作一种外科手术,一种去除怯懦的手术。他觉得感染是恶性的、需要继续治疗——这是他的典型态度。形成对照的是,他把一次单纯的身体伤害视为琐事——这也是他的典型态度。1937年新年回到挪威后不久他出了次事故,断了一根肋骨。道德状况是急务,这件事却只用一个玩笑带过。他告诉帕蒂森:“我想过把这根肋骨摘除,或用它造一个妻子,但他们告诉我,用肋骨造女人的手艺失传了。”

若说维特根斯坦的忏悔对弗朗西斯有什么影响,大概是给他壮胆,令他较为自由地说出心里话——暴露他隐瞒的某些事。“我觉得,对你隐瞒是错误的,”他在1937年3月写道,“即便那么做的原因是自己的羞愧。”不过,他暴露的不是过去的行为,而是当下的情感;特别是,他不想在剑桥的工厂工作,想跟维特根斯坦在一起,最好在一起工作:“有时我希望我们一起做点工作,随便什么工作。我觉得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担忧的不是自己的道德状态(肯定也不是维特根斯坦的道德状态),而是他们的关系——他害怕他们正在疏远,或者因为环境而被迫分开:

我常常考虑我们的关系。我们将各自独立地生活吗?我能够独立于你而生活吗?如果发生战争会怎样?或者若我们永久地分离?我是这样可怕地缺乏勇气。我经常渴望你。不论心境如何,我都感觉你就在附近,即便我做了非常糟的事情,我也会有那样的感觉。我永远是你的老忠心。我爱想着你。

想到自己和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不再有关——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维特根斯坦的合作者——弗朗西斯因此而痛苦。5月份他写道:“我不认为我曾彻底地理解过你目前的工作,我觉得,努力更好地理解它对我是好事。”这封信也谈了弗朗西斯和斯拉法的一次见面;他说,从这次见面里他“学到了很多,对我有好处”。斯拉法“非常友好地谈论工人”。但是,自己当了工人后,弗朗西斯逐渐发觉,现在哲学问题对他似乎相当遥远了,为此他大为惊恐:

我近来一直在思考哲学现在对我有什么用。我不想失去自己的智性良心。我不想自己花在学哲学上的那些年月都白白虚掷。我不想自己现在只成了一个更聪明的人。我想要一直记住努力正确使用语词的重要性……我还觉得,我不应该忘记,哲学问题对我来说真的是重要的问题。

这份落款日为5月27日的信是写给身在维也纳的维特根斯坦的。1937年春天,他在挪威的工作进行得不顺——他告诉摩尔,“部分原因是我为自己感到很烦恼”;这年夏天,他先是和家人在一起,然后到伊斯特路和弗朗西斯在一起。在剑桥时他做的工作弗朗西斯大概能帮上忙:口述一份论述的打印稿;这些论述是上个冬天写的,现在构成了《哲学研究》的前188节。8月10日他又动身去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