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5年7月31日写给石里克的信里,维特根斯坦说那年夏天自己可能不去奥地利:

我想9月初去趟俄国,或者留在那儿,或者两周后回英格兰。如果回去的话,我将在英格兰做什么还完全不确定,但可能不继续做哲学。

1935年的整个夏天,他都在为迫近的俄国之行作准备。他经常见他那些去过俄国或可能向他提供那里情况的朋友,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可能他也希望他们向他介绍能帮他和斯金纳在那儿找工作的人。那些朋友有莫里斯·多博、尼古拉斯·巴赫金、皮耶罗·斯拉法和乔治·汤姆森。他们的印象是,维特根斯坦想去俄国定居,当体力劳动者,或可能从事医学,总之要放弃哲学。一次,跟乔治·汤姆森在三一学院的理事之家里见面时,他解释说,既然要放弃哲学工作,就得决定自己的笔记本该怎么办。是把它们留在某处,还是销毁之?他详细地跟汤姆森谈自己的哲学,表达对其价值的怀疑。只是在汤姆森急切的肯求之下,他才同意不销毁自己的笔记本,而是把它们存放在学院图书馆里。

当时的剑桥,想到苏联那儿寻求——正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和大规模失业问题的威胁的——西欧国家的某种代替品的不只是维特根斯坦。1935年夏天,对剑桥本科生而言,正是马克思主义成为这所大学最重要智性力量的时候,也正是许多学生和教师抱着朝圣的精神造访苏联的时候。正是在那时,安东尼·布朗特和迈克尔·斯特雷特作了他们有名的俄国之行,此行导致了所谓“剑桥间谍帮(cambridgespyring)”的形成;也正是在那时,莫里斯·多博、大卫·海登-盖斯特和约翰·库恩福德几年前建立的剑桥共产主义小组扩张开来,吸纳了剑桥的多数智性精英,包括许多“使徒”的年轻成员。

尽管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那些构成剑桥共产党核心的学生觉得他同情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海登-盖斯特、库恩福德、莫里斯·库恩福斯等)听他的课。不过,维特根斯坦想到俄国去的理由是很不同的。他对西欧国家之衰落的感觉,始终是斯宾格勒式的,而非马克思式的;而且,如我们此前谈过的,很可能凯恩斯在《俄罗斯一瞥》中描绘的苏联生活景象极度吸引着他——凯恩斯的描述把马克思主义轻看为一种经济理论,但把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践视为一种新宗教而喝彩,这种新宗教里有的不是超自然的信仰,而是深深抱持的宗教态度。

也许是因为这一点,维特根斯坦觉得凯恩斯大概能理解自己。“我确定,你部分地理解我想去俄国的理由,”7月6日他写信给凯恩斯,“我承认它们部分是糟糕的、甚至是孩子气的理由,但这也是事实:在这一切之后有深刻的、甚至是好的理由。”实际上凯恩斯不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计划;尽管如此,他尽其所能地帮助维特根斯坦打消苏联官方的疑心。维特根斯坦曾在俄国大使馆见过一位名叫维诺格拉多夫的官员;他告诉凯恩斯,此人“在我们谈话时极端谨慎……他当然和任何人一样,知道推荐信能帮助我,但很清楚在这事上他丝毫不会帮我。”凯恩斯直接找了上层——这是他的典型做法——把写给驻伦敦俄国大使伊万·麦斯基的介绍信给了维特根斯坦:“请允许我斗胆向您介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博士……他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还是]我的一个很老和很亲密的朋友……如果你能为他做点什么,我将极为感激。”他又说:“我必须让他自己告诉你他想去俄国的理由。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对于他相信俄国新政权代表着的生活方式,抱有强烈的同情。”

在和麦斯基会面时,维特根斯坦很费劲地表现得可敬而且恭敬。凯恩斯告诫过他,虽然麦斯基是个共产主义者,但那不意味着他不希望被称作“阁下”,也不意味着,他对仪式和礼貌的水准的尊重比任何别的高级布尔乔亚官员更少。这建议维特根斯坦听进去了。这次会面是他一生中难得一次系领带,而且尽可能多地使用“阁下”这个措辞。实际上他后来告诉吉尔伯特·帕蒂森,自己如此渴望表现出对大使的尊重,结果出了个大洋相,他在擦鞋垫上擦鞋——在出房间的路上。会面后维特根斯坦对凯恩斯报告说,麦斯基:“毫无疑问对我很好,最后,他答应寄给我一些住在俄国的人的地址,那些人可能给我有用的信息。他不觉得我想获得在俄国定居的批准是全然无望的,虽然也不觉得那是很有可能的。”

除了在俄国大使馆的——并不鼓舞人心的——会面之外,维特根斯坦也尝试通过英苏文化关系协会(scr)[204]来联系。scr创建于1924年,是(实际上现在也是[205])一个致力于增进英国和苏联之间的文化联系的组织。它组织讲座、讨论和展览,出版自己的杂志《盎格鲁-苏维埃期刊》;20世纪30年代,这份刊物的每一期都刊载了一则苏联旅游公司“苏联国际旅行社”[206]组织的俄国游广告(“一生的体验,在苏联”等)。因为其目标(不像兄弟组织“苏联友谊协会”)的文化性胜于政治性,scr把许多非共产党人——如查尔斯·特里维谦、还有凯恩斯本人——算作自己的成员。不过,到1935年,把持它和友谊协会的几乎是同一批人(海登-盖斯特、帕特·斯隆等)。8月19日维特根斯坦到scr的办公室见副主席希尔达·布朗宁小姐。第二天他向吉尔伯特·帕蒂森描述:

和b小姐的会谈进行得比我指望的好。至少我得到了一条有用信息——若我想获得在俄国定居的批准,唯一机会是以游客身份前往,然后跟官员谈;为了达到这目的,我能做的只有努力获得介绍信。b小姐还告诉我,她会为我提供两封写给两个地方的这样的信。总体上这比什么都没有强。不过也没有搞定任何事,我还在一样的黑暗里——不仅不知道他们会允许我做什么,也不知道我想做什么。这是可耻的,但我的确每两个小时就改变心意。我看到了,在根子上我是个完全的蠢货,感觉烂到了根子上。

确定有介绍信的两个地方是北方学会和国家少数民族学会。它们都是教育机构,宗旨是提高苏联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虽然认为这“比什么都没有强”,但维特根斯坦不太想做教师工作。不过,正如凯恩斯告诉过他的,只有收到某个苏联组织的邀请,他才有可能获得在苏联定居的批准:“如果你是个可能对他们有用的合格技术员,”凯恩斯对他写道,“那么也许不难。不过,若没有这类证书——医学证书也很好——则是困难的。”维特根斯坦终其一生抱有当医生的愿望,他考虑了这种可能:带着去俄国行医的意图在英格兰学医;他甚至让凯恩斯承诺资助自己的医学训练。但他真正想要的,是获准在俄国作为体力劳动者定居。不过,他越来越明白,他极不可能从某个苏联组织那儿获得这种事的邀请。若有一种苏联不短缺的东西,那就是无技能的劳力。

9月7日动身前往列宁格勒时,维特根斯坦设法搞到的所有东西是希尔达·布朗宁的介绍信和几个住在莫斯科的人的名字和地址。吉尔伯特·帕蒂森到伦敦黑斯码头为他送行,弗朗西斯则病得太重,去不了了。但他们明白,此去他不只代表自己、也代表弗朗西斯找工作。同一条船上有乔治·萨克斯医生,他回忆,进餐时他和妻子坐在维特根斯坦对面。靠维特根斯坦坐的是个美籍希腊人,是个东正教牧师。维特根斯坦的样子沮丧而出神,坐在那儿盯着空处,不跟任何人说话,直到有一天他向神父介绍自己,举着手叫出:“维特根斯坦!”对此牧师报了自己的名字作回应。旅程的剩余时间他沉默着。

9月12日他到了列宁格勒,随后的两周,他的口袋日记本里写满了许多人的名字和地址——他联系那些人,争取获得一个雇佣许诺。在列宁格勒,除了北方学会他还拜访了大学哲学教授塔吉亚娜·高恩斯坦女士,她答应让他在列宁格勒大学开一门哲学课。在莫斯科他见了数理逻辑教授索菲亚·亚诺夫斯卡娅,和她建立起了一段他回英格兰后很久还通过信件延续的友谊。她的谈吐直率吸引了他。第一次见他时她惊呼:“什么,是那个维特根斯坦?”在一次关于哲学的谈话里她很直接地告诉他:“你应该多读一点黑格尔。”从他们的哲学讨论中亚诺夫斯卡娅教授获得了这样的(肯定是错误的)印象:维特根斯坦对辩证唯物主义和苏联哲学思想的进展有兴趣。显然,是通过亚诺夫斯卡娅,才先许给了维特根斯坦一个喀山大学的哲学教席,再许给了他一个莫斯科大学的哲学教师岗位。

在莫斯科,维特根斯坦也同帕特·斯隆见了二三次;这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当时在做苏联贸易联盟的组织者(1938年的书《俄罗斯的真相》回忆了斯隆这段时期的生活)。看起来,这些见面的中心议题很可能是维特根斯坦仍存的找到体力岗位的希望。如果是这样,那么他显然不成功。乔治·萨克斯回忆,在莫斯科“我们[他和他妻子]听说维特根斯坦想去集体农场工作,但俄国人告诉他,他自己的工作是有用的贡献,他应该回剑桥去”。

9月17日,还在莫斯科的时候,维特根斯坦收到弗朗西斯的一封信,极力要求他尽可能长地留在俄国,直到找到工作。“我希望我能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看那里的事物,”他写道,“但我觉得自己仿佛已和你在一起。”从这封信里看,维特根斯坦和斯金纳正计划在下个学年——大概是在他们去苏联定居之前——为出版《棕皮书》做准备工作。这是有理由的,因为即将到来的1935—1936学年,既是斯金纳三年期研究生的最后一年,也是维特根斯坦五年期的三一学院研究员的最后一年。“对于我们下一年要做的工作,我考虑了很多,”弗朗西斯告诉他,“我觉得,你去年用的方法的宗旨是如此之好。”

我感觉,一切都绝对的简单,但全都充满光亮。我感到,继续写这本书,写成一本能出版的书,是很好的事。我感到这方法如此有价值。我很希望我们能继续做下去。我们将做到最好。

“我愿再次说,”他加上,“我希望,如果你觉得还有机会了解到更多东西,那你就要在莫斯科逗留更久的时间,比你预定的行程更久。这对我俩都很有意义。”

显然,维特根斯坦看不到延长自己逗留的理由。他此行的作用只是印证了人们在他动身前告诉他的:如果进入苏联当教师,那么他是受欢迎的;如果想当集体农场的工人,那么不会受欢迎。离开前的那个星期天,他写了张明信片请帕蒂森到伦敦接自己:

我亲爱的吉尔伯特!

明天晚上我将离开莫斯科(我正在拿破仑1812年到过的屋子里)。后天我的船从列宁格勒启航,我只能希望海神见到我时发善心。我的船预期于[9月]29日星期天到伦敦。请你来码头接我,或在我的宫殿(通常称作“河岸宫殿[207]”)给我留个信,好吗?我确实盼望再次见到你的那张旧的和该死的脸。愿永远血腥。

路德维希

另:如果读信的是审查员,也适用!

回到英格兰后维特根斯坦极少谈到自己的俄国之行。他请弗朗西斯把一份纪录送给法妮亚·帕斯卡尔,在这份纪录里,他对法妮娅谈到自己和亚诺夫斯卡娅女士的会面,许给他的喀山的学术职位,结尾是这么句话:“他尚未决定自己的未来。”这份纪录一点也没谈维特根斯坦对苏联的印象——丝毫未提是否喜欢他之所见。在这一点上,除了一两句孤立的议论外,他一直保持彻底的沉默。他向朋友解释,他的沉默是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名字——罗素则允许自己的名字(在《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出版之后)——被用于支持反苏宣传。

这意味着,假如他公开自己对苏联的印象,那么他描绘的将是一幅不带恭维的画面。一条有关他的态度的重要线索也许在他对吉尔伯特·帕蒂森说的话里:在俄国生活就像在军队里当列兵。他告诉帕蒂森,“我们这种教养的人”在那儿生活是困难的,因为连存活下去都必须具备那种程度的低劣的不诚实。如果维特根斯坦觉得俄国的生活可以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哥普拉纳的经历相比,那么,这次简短之行后他表现出如此少的去那儿定居的倾向,也许就不令人惊讶了。

尽管如此,他反复表达过自己对苏联政权的同情,他相信,由于普通苏联公民的物质条件正在改善,这个政权是强大的,不太可能垮台。他赞许地说起俄国的教育系统,说从未见过有人如此渴望学习,如此专注于教给他们的东西。不过,他同情斯大林政权的最重要理由也许是俄国只有很少的失业。“重要的事情,”他曾对洛什·里斯说,“是人有工作。”有人提到俄国生活的军事化管理时——有人指出,工人虽然就业了,但没有离职或换工作的自由——维特根斯坦不觉得有什么。“专制,”他耸了耸肩,对里斯说,“并不使我感到愤慨。”不过,“‘官僚统治’正在俄国造成阶级差异”的说法倒引起了他的愤慨:“如果有什么能摧毁我对俄国政权的同情,那就是阶级差异的增长。”

从俄国回来后的两年里,维特根斯坦漫不经心地把玩着这个想法:去兑现那个许给他的莫斯科的教师职位。这段时间他继续跟索菲亚·亚诺夫斯卡娅通信;去挪威时,他安排法妮亚·帕斯卡尔把胰岛素寄给患有糖尿病的亚诺夫斯卡娅。迟至1937年6月,他还在一封写给伊格尔曼的信里谈到:“也许我该去俄国”。不过,这之后不久,俄国人收回了给他职位的许诺,因为(据皮耶罗·斯拉法说)这个时候所有在俄国的德国人(包括奥地利人)都成了嫌疑人。

尽管如此,即便在1936年的公审秀[208]之后,即便在1939年俄国和西方的关系恶化、纳粹-苏联协定签订之后,维特根斯坦仍继续表达自己对苏联政权的同情——结果他的一些剑桥学生把他看作“斯大林主义者”。这个标签当然是胡说。不过,在多数人只看到斯大林统治的暴政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强调了斯大林不得不应付的问题,以及在应付这些问题时取得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德鲁利断言,英格兰和法国合力也不能击败希特勒的德国;它们需要俄国的支持。他告诉德鲁利:“人们控诉斯大林背叛了俄国革命。但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斯大林不得不应付的问题;也不知道斯大林看到的威胁着俄国的危险。”他立即又说,仿佛这两者有所关联:“我看着一张英国内阁的照片,对自己说,‘好多富有的老人’。”这一评论令人想起凯恩斯对俄国的刻画:“欧洲家族的美丽和愚蠢的最小儿子俄国,头上有头发,比起西方的秃顶哥哥,离大地和天空都更近。”我认为,维特根斯坦想去俄国生活的理由——既是“糟糕的甚至孩子气的”理由、也是“深刻的甚至好的”理由——跟他的这个愿望有很大关系:他想跟西方的老人、跟西欧的瓦解和衰退中的文化脱开干系。

这当然也是他“投身行伍”的持久愿望的另一种体现。和1915年的奥地利官方一样,苏联官方知道他当军官比当列兵对他们更有用;维特根斯坦自己也认识到,他并不能真正忍受普通士兵“低劣的不诚实”的生活。但他仍希望能不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