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天,维特根斯坦当三一学院研究员的最后一年开始了,此时他还不大知道研究员到期之后自己要做什么。也许到俄国去——也许和罗兰德·赫特一样到“普通人”中间找个工作;也许如斯金纳愿望的那样,专心准备《棕皮书》的出版。看上去,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不会继续在剑桥教书。

他最后一年讲座的中心议题是“感觉与料和私有经验”。在这门课里,他努力与哲学家受到的一种诱惑作战:哲学家倾向于认为,当我们有所经验(看到某种东西、感觉到疼等等)时,某个东西是我们经验的主要内容,即感觉与料。不过,他举的例子不是取自哲学家,而是取自日常对话。引用文献时,他引用的不是哲学著作,不是哲学期刊《心智》,而是“史特里特和史密斯[209]”的《侦探故事杂志》。

有一次讲座,他先读了“史特里特和史密斯”里的一个段落;叙述者——一个侦探——午夜独自呆在船的甲板上,万籁俱寂,只听见船上时钟的滴答声。侦探自个儿沉思:“时钟是一种最令人困惑的工具:测量无限的一个片段:测量某种或许不存在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在班上说,这种混乱出现在“一个傻侦探故事里”时,其揭示性和重要性比它出现在“一个傻哲学家”嘴里时多得多:

这儿你也许会说“显然时钟根本不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工具”。——如果在某种情形下你突然觉得它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工具”,然后你清醒了过来,说它当然不令人困惑——这就是解决一个哲学问题的方式。

这儿时钟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工具,因为他说“它测量无限的一个片段,测量某种或许不存在的东西”。时钟令人困惑,因为他引入了一种他当时看不到的、像是一种精怪的实体。

这事与我们对感觉与料的谈论之间的联系是:令人困惑的地方是对某种我们会称为“不可感知物”的东西的引入。仿佛是,椅子或桌子没什么不可感知的地方,飞逝的个人经验则有。

维特根斯坦那一年的课上反复出现一个主题,即他想跟哲学家对着干,支持我们对世界的日常感觉。哲学家就时间或精神状态提出普通人没有的怀疑,但这不是因为哲学家比常人更有洞见,而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洞见更少;他屈服于误解的诱惑,非哲学家则不:

我们有这种感觉:普通人谈到“善”、“数”等等,但并不真的理解自己说的话。我看到了“感觉”当中的某种古怪的东西,而普通人谈论“感觉”,仿佛其中毫无古怪之处。我们该说普通人知道自己在谈什么呢,还是说他们不知道?

你可以两者都说。假设人们在下棋。当我浏览规则、细细核查时,看到了古怪的问题。但史密斯和布朗毫无困难地下着棋。他们理解这游戏吗?唔,他们玩它。

读这段话时,我们联想到,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哲学家身份的疑虑,他对“看出古怪问题”的厌倦,他想去玩游戏而非细查其规则的愿望。他再次考虑接受医生训练。那时德鲁利正在都柏林准备第一次医学学士考试;维特根斯坦写信请德鲁利咨询自己到那儿上医科学校的可能性;他的受训费用预计由凯恩斯负担。他向德鲁利提出,他俩一起当精神病医生,一起行医。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在医学的这一分支里可能具备特殊的天赋,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尤感兴趣。那一年,他把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当生日礼物寄给德鲁利;他告诉德鲁利,第一次读这书时他对自己说:“总算有了一个言之有物的心理学家。”

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会是一个好精神病医生,看上去,这种感觉的根据是,他相信他那种风格的哲学工作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需要某种相似的才能。当然,这不是说它们是同一种技术。有人把他的哲学方法封为“治疗的实证主义”、把它比作心理分析时,他的反应是愤怒的。例如,a.j.艾耶尔发表在《倾听者》[210]上的一篇文章作出这一比较时,维特根斯坦寄给艾耶尔一封措辞强烈的指责信。不过,维特根斯坦

倾向于在自己和弗洛伊德的工作之间看出某种联系。他曾对里斯说自己是“弗洛伊德的弟子”,并多次用甚为相似的措辞概括自己和弗洛伊德的成就。“全是卓越的比喻”,他在一次谈弗洛伊德著作的讲座里说;至于他自己对哲学的贡献:“我发明的是新的比喻。”看上去,他希望贡献给精神病学的是这么一种能力:通过构造启发性的比喻和隐喻而获得概观。

不过,随着这一年的流逝,接受医生训练或找其他类型工作的兴趣减弱了,他的兴趣转向写完自己的书。那年年末,他的研究员职位快到期时,维特根斯坦跟许多自己喜欢的学生谈到自己未来的可能性。这些人里的最新一个是研究生洛什·里斯。1935年9月里斯到剑桥在摩尔门下学习,此前则在爱丁堡、哥廷根和因斯布鲁克学习哲学。起初,看到维特根斯坦学生的做派后他不想上维特根斯坦的课;但1936年2月他克服了疑虑,听了那一年余下的所有讲座。他成了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一直延续到维特根斯坦去世。1936年6月,维特根斯坦请里斯喝茶,讨论自己该尝试找某种工作,还是该独自到某地写自己的书。他告诉里斯:“我还有一点钱。只要那钱还能维持,我就能自个生活和工作。”

后一种想法占了上风;那年6月,维特根斯坦和斯金纳到都柏林看德鲁利,他没跟德鲁利提接受精神病医生训练的事。莫里茨·石里克的死讯也许令他下定了决心。维特根斯坦在都柏林听说石里克被谋杀了——一个狂性大发的学生在维也纳大学的台阶上枪杀了他。这个学生后来成了纳粹党成员,因此有传言说谋杀带有政治动机,尽管从证据上看,这个学生对石里克抱有一种更为个人的忌恨:石里克否决了他的博士论文。听到这消息,维特根斯坦立刻写信给弗里德里希·魏斯曼:

亲爱的魏斯曼先生,

石里克的死确实是一桩巨大的不幸。对你和我都是重大的损失。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对他妻儿的同情,你知道我真的感到同情。如果有可能的话,请代我联系石里克夫人或某个孩子,告诉他们我抱着温暖的同情之心想着他们,但我不知道该写信对他们说什么。若你(出于外部的或内部的原因)不能传这个信,请让我知道。

致以友爱的同情和问候

你的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石里克的死最后彻底终止了这种想法:继续实施1929年定下的魏斯曼和维特根斯坦合作写一本书的计划。维特根斯坦老是改变主意,对此魏斯曼感到恼怒,维特根斯坦则不相信魏斯曼理解他;只是由于他们对石里克共同的尊重,由于石里克鼓励他们坚持这项工作,这项工作的完成才有一点点微弱的希望。石里克死后魏斯曼决定绕开维特根斯坦自己干;他签了份合同,要自己写完这书,在自己的名下出版。1939年这本书到了长条校样的阶段,但随后就撤销了。

与此同时,维特根斯坦决定做自己1913年做过的事——到挪威去;在那儿他可以毫不分心地独自生活,做完自己的工作。他的这个决定可能是随着石里克的去世而作出的,但也可能是出于一个更私人的原因,即他需要避免自己和弗朗西斯的友情导致的“分心”,弗朗西斯的三年期研究生和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员职位将同时到期。

1936年夏天之前,似乎不言自明的是,无论维特根斯坦和弗朗西斯做什么——接受医生训练、到俄国去,和“普通”人一起工作或者写维特根斯坦的书——他们都会一起做。至少弗朗西斯是这么想的。不过,维特根斯坦是否曾认真地将弗朗西斯视作哲学上的合作者,是可疑的;弗朗西斯在口述想法时是有用的,尤其用英语口述时,如口述《蓝皮书和棕皮书》时。但在讨论想法、澄清思想上,弗朗西斯没有用;对维特根斯坦的敬畏令他的思考瘫痪了,妨碍他作出任何有用的贡献。“有时,”维特根斯坦告诉德鲁利,“他的沉默激怒了我,我对他喊,‘说点什么,弗朗西斯!’”“但是,”他加上,“弗朗西斯不是思想者。你知道罗丹的名为‘思想者’的雕像;有一天我猛地想到,我不能想像弗朗西斯摆出那个姿势。”

出于类似的理由,维特根斯坦劝阻弗朗西斯继续从事学术工作。他断定“在学术生活中他永不会快乐”,弗朗西斯则一如既往地认可他的断定。不过弗朗西斯的家人不这么看,他的许多朋友也不这么看。例如路易斯·古德斯坦,他是弗朗西斯在圣保罗和剑桥两地的同辈,后来当了莱切斯特大学的数理逻辑教授;古德斯坦认为,若当职业数学家,弗朗西斯有光明的前途。古德斯坦是最早听到弗朗西斯宣布自己放弃数学的决定的几个人之一,他强烈反对,在这个决定里,他只看到维特根斯坦自己对学术生活的厌恶在弗朗西斯身上的不幸影响。弗朗西斯的家人也是如此。他的母亲尤其深深厌恶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儿子的影响。到俄国定居的计划,放弃原本前途光明的学术生涯的想法,都令她大为惊恐。他的姐姐普里西拉·特鲁斯科特同样无法置信。“为什么?”她要求解释。“为什么?”

不过,弗朗西斯唯一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也坚决地遵照维特根斯坦的决定去做,即便这意味着,要离开维特根斯坦生活,到一个很少用到他天赋的、令他觉得自己受到剥削的职位上工作。斯金纳离开了大学,不是去接受医生训练,而是当工厂技工,不是在维特根斯坦身边,而是自己一个人。接受医生训练的想法不现实:他的父母无法负担、扶持他的医科学习,而凯恩斯资助医科训练的承诺只是对维特根斯坦,并不涵盖他。弗朗西斯志愿加入国际纵队,投身西班牙内战,但由于身体残疾而被刷了下去。(弗朗西斯的健康状况一直不稳定,他的一条腿是跛的,那是儿时患骨髓炎的结果,他一直遭受这病的复发之苦。)

医学之外,维特根斯坦的第二职业选择是技工(所以斯金纳的第二选择也是技工)。这样,1936年夏天,剑桥器械公司接受斯金纳当两年期的技工学徒。他的工作大部分时候是做主螺旋桨,那是个重复性的、累人的活,他不喜欢,也一点儿不觉得有趣;这个活完全就是他为了维特根斯坦而忍受的苦工。不过法妮亚·帕斯卡尔相信斯金纳在工人中间比在自己阶层的人中间更快乐。她说,工人较友善、较不做作。这也许是真的,但在工厂的头几年,弗朗西斯没怎么花时间和同事交往。他的夜晚或是自己度过,或是和大学的朋友在一起——巴赫金一家、罗兰德·赫特和帕斯卡尔本人。比起其他的一切,他最想要的是和维特根斯坦一起生活和工作,但维特根斯坦本人已拒绝了他。

弗朗西斯没有魏宁格式的爱的观念;他不相信爱需要分离、需要某种距离来保持。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很可能持有魏宁格的看法。在挪威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只有离开弗朗西斯时自己才认识到他多么独一无二——自己真的在意他。因此,他决定去挪威,也许正是为了离开弗朗西斯。

动身去挪威前,维特根斯坦和吉尔伯特·帕蒂森到法国度了次假,两人乘小汽车一起游览了波尔多地区。帕蒂森是相对少有的维特根斯坦与之在一起能放松和享乐的人。不过,在帕蒂森这方面,维特根斯坦的相伴可能稍过沉重了。相应地,如此前在1931年那样,他坚持,度假行程中起码得有几个晚上,自己要离开维特根斯坦到某个流行的胜地去,在那种地方他可以放纵自己无拘无束地奢华一番——喝酒、进餐和赌博。有一次,维特根斯坦陪帕蒂森赌博作乐,显出自己是这种浪费钱的艺术的新手。他们一起去了鲁瓦锡赌场玩轮盘赌,显然维特根斯坦没玩过这游戏。他细心地研究了这种游戏,然后用怀疑的口吻对帕蒂森说:“我看不出你怎么能赢!”看来有时核查规则比玩游戏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