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4学年快到了,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此后很难看到他和斯金纳分开:他们都在学院有屋子;他们一起散步、交谈,无论什么社会活动(多为看西部片和歌舞片)都一起去。也许最主要的是,他们一起工作。
学期开始,和上一年一样维特根斯坦开了两门课,一门名为“哲学”,另一门是“给数学家讲的哲学”。令他颇丧气的是第二门课竟特别热门,来了三四十人——对于他想上的那种非正式的课来说,人数过多了。三周或四周后,他的听众吃惊地听见他说,他不能再继续这样上课,他提出改为对一小组学生授课,再把授课的内容复制、散发给其他人。他的想法是——照他后来对罗素的说法——这样学生就能“带点东西回家,就算脑子里没有手里总有”。那个精选小组里有他最喜欢的五个学生——斯金纳、路易斯·古德斯坦、s.考克赛特、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和艾丽丝·安布罗斯。笔记的复本用了蓝色的纸封面,从此得名“蓝皮书”。
无论如何,这都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新方法的首次公开,只此就引发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做出、分发了更多的副本,这本书的读者面比维特根斯坦期望的宽得多——实际上比他愿意的宽得多。例如,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书已传到许多牛津哲学教师那里。因此,应该说是《蓝皮书》把“语言游戏”的概念和基于这概念的消解哲学困惑的技术引进了哲学话语。
在许多方面,可把《蓝皮书》视作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后续表述的一个早期原型。就像他后来用连贯的形式整理自己著述的所有尝试一样(包括《棕皮书》和《哲学研究》),《蓝皮书》开头谈的是“哲学迷惑的一大来源”——即我们倾向于被实词[200]误导,寻找与之对应的东西。于是我们问:“时间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知识是什么?”、“一个思想是什么?”、“数是什么?”等等,并且期待能通过命名某物回答这些问题。设计语言游戏技术的用意是破除这一倾向:
以后我将一次次地请你们注意我称为语言游戏的东西。比起我们对我们高度复杂的日常语言符号的使用,那是更简单的使用符号的方式。语言游戏是孩子开始使用语词时的语言形式。研究语言游戏,就是研究语言的原初形式或原初语言。如果我们想研究真假问题,研究命题和现实符合与否的问题,研究断言、假设和疑问的本性,这样做有利得多:看看语言的原初形式;在原初形式中,那些思考形式出现时不带有迷惑人的背景——高度复杂的思考过程。我们看这种语言简单形式时,仿佛是遮蔽了我们的日常语言用法的精神迷雾消散了。我们看见线条清晰、明明白白的行为和反应。
与寻觅对应实词的实体的倾向相联系,人们有这种想法:任一给定的概念都有一个“本质”——归在某个一般性语词下的所有东西共有的某种东西。于是,例如在柏拉图的对话里,苏格拉底试图通过寻觅所有知识个例共有的某种东西,来回答这种哲学问题:“知识是什么?”(就此而言,维特根斯坦曾说,可如此概括自己的方法:恰是苏格拉底方法的反面)。在《蓝皮书》里,维特根斯坦试图用更具弹性的家族相似概念取代本质概念:
我们倾向于认为,一定有某种东西是(例如)所有游戏共有的,这一共同属性是把一般性语词“游戏”用到各种游戏上的理由;可各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其成员间具有家族似的相似。某些人有一样的鼻子,另一些有一样的眉毛,另一些走起路来一样;这些相似是交叠的。
维特根斯坦说,对本质的寻求是“对一般性的渴求”的一个例子;这渴求的来源是我们浸透在科学方法里:
哲学家恒常在眼前见到科学的方法,不能抗拒地被引诱着用科学的方式提出和回答问题。这一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来源,并把哲学家领进了彻底的黑暗。
维特根斯坦对这一倾向的回避——他完全拒绝作出任何一般性结论——也许是他的工作难以理解的主要原因;可以说,若不指出其寓意,常常很难看出他的论述想说什么。正如他自己曾在一门课的开头说明的:“我们要说的话是容易懂的,但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说那话非常难。”
1933年圣诞假期,斯金纳隔几天就写信给维特根斯坦,说自己多么想他,多么频繁地想起他,多么渴望再见到他。他深情地回忆自己和维特根斯坦挥别时的每个瞬间:
收起向你挥动的手帕后,我沿着福克斯通走,上了8.28的火车回伦敦。我想起你,我们说再见时是多美妙啊……我很爱为你送行。我很思念你,想了很多你的事。
爱着的,
弗朗西斯
在林荫街的家庭圣诞聚会上,玛格丽特(她仍作为格蕾特的客人在维也纳过圣诞)宣布自己和塔勒·索格伦订婚,这事引起了一阵轰动。在格蕾特的鼓励下,也是做给不同意的父亲看,玛格丽特把订婚期定得极短,和塔勒于新年夜结婚。她父亲至少远在瑞士,还算安全。维特根斯坦则不是。她在回忆结婚那天时写道:
路德维希在星期天早晨,我的婚礼前一小时来看我时,我的绝望到达了天顶。“你正在上一艘船,海洋将是狂暴的,请一直拽着我以便不翻船,”他对我说。直到那一刻我才认识到他的深深依恋,(也许还有)他对这份依恋的大瞒骗。多年来,我就像他手里的软灰泥,他已把我塑成一种更好的存在。他像一个撒玛利亚人,给堕落的人新的生命。
很难相信直到那天她才意识到维特根斯坦多么依恋她。不过,她觉得他对她生活的涉入有一种根本上属于伦理的目的,这是维特根斯坦许多段友情的特点。照法妮亚·帕斯卡尔的说法,“他作法召出一个更好的你的幻影”。玛格丽特选择同别人结婚,部分也是因为她不想承受这种道德压力。
1934年的大部分时间,维特根斯坦继续做着三项彼此不同但相关的工作,都是试图解决他写给《心智》的信里谈的问题——“用清楚和连贯的形式”呈现他的哲学方法。在剑桥,口述《蓝皮书》之外,他还对《大打字稿》作大量修订——“悠哉游哉地干”,照他对罗素的说法。(这“悠哉游哉”的结果编进了《哲学语法》的第一部分)。在维也纳,他继续跟魏斯曼合作,进行那项出版一本书的计划(虽然带着日益增加的不情愿和不断增长的疑虑)。1934年复活节假期,这一计划有了新动向:他现在提议,魏斯曼和维特根斯坦得是共同作者,维特根斯坦提供原始材料、掌控形式和结构,魏斯曼负责用清楚连贯的形式写出来。也就是说,交给魏斯曼的是这一工作中维特根斯坦自己眼里的最困难部分。
每作出一种新的安排,魏斯曼的地位就显得更糟。8月份他向石里克抱怨跟维特根斯坦合写书的难处:
他有一种很高的天赋:总是如初次相见般看待事物。但我认为,这说明了跟他合作是多么难,他总是听从当下的灵感,推翻他此前拟订的东西……只见结构被一点点推翻,一切渐渐具有了全然不同的面貌,结果令人感到,如何把这些思想排到一起根本无所谓,因为最终没什么东西照原样留下来。
不仅在工作中,在生活里维特根斯坦也惯于听从当下的灵感。1934年,尽管当时牵扯在两项准备出版书的计划里(在维也纳是《逻辑、语言、哲学》,在英格兰是《哲学语法》),他却生出了一个念头:彻底放弃学术生活,和斯金纳一起到俄国生活,在那儿他俩都要找个体力活。斯金纳的家人对此自然担忧,但就斯金纳自己而言,这想法却具备无可估量的优点:每时每刻都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他逐渐把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视为近乎必须;离开了维特根斯坦,一切事物的模样和感觉都不一样了。“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在复活节假期写道,“我能深刻地感受一切。”这是他的信的一个恒常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