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你。我渴望有你和我在一起。夜晚很棒,星星的样子特别美。我渴望能用和你在一起时的感受方式感受一切。[1934年3月25日]

我渴望和你一起在任何室外的空间里。我常常想你,我们的散步多么棒啊。我极期待我们下周的出游。昨天我收到了你的非常可爱的复活节卡片。我觉得,另一张卡片上的街边房子的样子非常美。我愿和你一起看着它们。[1934年4月4日]

在他的信里,斯金纳还强调了维特根斯坦在自己身边的道德必要性,仿佛缺少维特根斯坦的指引他就会落入魔鬼手里。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一封写于1934年7月24日的信,那是斯金纳在布伦和维特根斯坦挥别后的第二天。信的开头写了,那次告别是多么“美好和甜蜜”——如今说这话是惯例了;随后他写了,刚在布伦落单他就如何成了罪恶的人。他去了一家赌场,输了十法郎;然后,尽管下了最大的决心,还是禁不住回到赌场,这次赢了五十法郎。因为觉得自己恶心,他发誓乘下午的船回英格兰,但就要出发时再次陷进了赌场。此时他失了魂:

我又开始玩了,玩得很谨慎,很克制自己。然后我输了一点点,我忽然失去了克制和谨慎,玩得越来越鲁莽。我很狂热地兴奋起来,不能控制自己。我总共输了约150法郎。先是输掉了身上带的全部法国钱,约80法郎;又把一张10先令换成了法国钱,全输了;又兑换了所有散碎英国银币,全输了。然后我在约5点钟时离开了赌场。走进新鲜空气时,我突然感到,开始赌博后,我的行为多么恐怖地不自然和可恨。我竟如此热切地要赢钱,这显得可怕。我突然认识到,自己陷入了一种多么卑劣污秽的堕落状态。我感到生理上的悸动和身体的兴奋。在一种悲惨的心境里,我在街上走了一阵。我觉得我理解了为什么赌徒常常自杀,因为堕落的感觉是如此坏。我感觉到一种最糟的低级趣味(philistine)。我感到我在毁灭自己。然后我回了旅馆,把自己浑身上下洗遍了。

斯金纳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对自己道德堕落的描绘带有一种古怪的不可信的声调,但他试图达到的效果肯定类似于那些他知道维特根斯坦赞赏的俄国小说。他的故事提到那种绝望的想自杀的内疚,看上去铁定指向宗教拯救的必要性。实际上,他进一步描述:洗过手之后,他找到自己和维特根斯坦一起去过的布伦的教堂。在教堂里:“我想了你的很多事。我觉得教堂安慰了我,虽然我几乎根本不能看它一眼。”他又加上:“我感到,如果给你写信却不说这事,我就是个可怕的无赖,彻底配不上你的爱。”

几周后的8月11日,宗教主题重新出现;斯金纳在信里引用了《安娜·卡列宁娜》的一个段落,几近自杀的列文说:“不知道我是什么,我就不能活。”这个段落的结尾是:“但列文没有上吊,或饮弹自尽,而是活着,挣扎着活下去。”“读到这最后一句时,”斯金纳的这话应和了维特根斯坦本人说过的许多话,“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读某种恐怖的东西。”

突然我像是理解了正读的一切是什么意思。我继续读下面的章节:全部像是写着巨大的真理。我觉得自己仿佛在读《圣经》的章节。我没有全部理解,但我感到那是宗教。我非常想告诉你这个。

此时斯金纳和维特根斯坦已开始一起上俄语课,为他俩即将到来的苏联之行作准备。他们的老师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共产党成员罗伊·帕斯卡尔的妻子法妮亚·帕斯卡尔。谈到维特根斯坦想去俄国的动机时,帕斯卡尔夫人评论道:“照我看,相比于任何政治或社会的事务,他对俄国的感情始终更关乎托尔斯泰的道德教诲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洞见。”斯金纳的信的语气和内容看来印证了这话。可是,维特根斯坦和斯金纳想造访的地方,打算在那里找工作的地方,不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它是斯大林的“五年计划”的俄国。他俩都不可能在政治上如此幼稚或消息如此不灵通,竟看不出两者的差别。

由于维特根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敌意,大概在帕斯卡尔的眼里他是个“旧时代保守分子”。但维特根斯坦的许多其他朋友有着很不同的印象。例如乔治·汤姆森,他在20世纪30年代很熟悉维特根斯坦;他谈到维特根斯坦在那些年里“不断增长的政治意识”,并说,虽然他和维特根斯坦不常讨论政治,但维特根斯坦的言论“足以说明他了解时事。他明白失业和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以及不断增长的战争危险。”至于维特根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汤姆森加上:“他在理论上反对它,但在实践上支持它。”这话跟维特根斯坦曾对罗兰德·赫特(赫特是斯金纳的密友,1934年认识维特根斯坦)讲的一句话是合拍的:“在心上[201],我是个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记住,维特根斯坦这一时期的许多朋友,特别是他凭之获知苏联消息的朋友,是马克思主义者。除乔治·汤姆森之外,还有皮耶罗·斯拉法——在政治问题上维特根斯坦重视他的意见胜过任何其他人——尼古拉斯·巴赫金和莫里斯·多博。无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政治剧变中,维特根斯坦的同情是在工人阶级和失业者这边的,他拥护的——宽泛地说——是左派。

不过这一点仍是事实:俄国对维特根斯坦的吸引力很少或一点儿也不涉及作为政治和经济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甚多地涉及他相信苏联正在过的那种生活。在1934年夏天维特根斯坦、斯金纳和莫里斯·德鲁利的一次谈话里,这一点显露了出来;当时他们在爱尔兰西海岸康尼马拉德鲁利兄弟的农舍那里过暑假。他们到那儿时,德鲁利准备了一顿相当精美的饭:烤鸡,接着是板油布丁和糖蜜。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自己的异议,坚持住在康尼马拉时他们早饭只吃麦片粥、午饭只吃蔬菜、晚饭只吃一个煮鸡蛋。话题转向俄国时,斯金纳宣布自己想做点“猛烈的”事,维特根斯坦觉得斯金纳的这种思考方式是危险的。“我认为,”德鲁利说,“弗朗西斯的意思是,他不想揣着糖蜜。”维特根斯坦高兴了。“哦,这是个出色的说法:我完全理解这话的意思。不,我们不想揣着糖蜜。”

大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俄国的体力劳动者生活是无糖蜜生活的范例。第二年,为了叫斯金纳领略一下这种滋味,他安排斯金纳和罗兰德·赫特冬天去一个农场工作六周。2月的一个冷天,维特根斯坦自己早上6点过去帮着干活。

1934—1935年,维特根斯坦口述了我们现在所称的《棕皮书》。和《蓝皮书》不同,这不是为了替代一门课,而是维特根斯坦——出于自己的目的——表述工作成果的一次尝试。《棕皮书》是向斯金纳和艾丽丝·安布罗斯口述的,他们每周4天、每天2到4个小时和维特根斯坦坐在一起。《棕皮书》分为两个部分,大致对应于方法及其应用。第一部分介绍语言游戏的方法,读上去几乎像教科书。一个介绍性段落描述了圣奥古斯丁对“孩子如何学习说话”的解释,在此之后,这本书包括了72个编了号的“练习”,许多练习邀请读者思考,例如:

想像一个人,他的语言里没有“书在抽屉里”或“水在杯子里”这种形式的句子,在我们说这类话的地方,他们说,“书可以从抽屉里取出来”,“水可以从杯子里取出来”。[第100页]

想像一个部落,其语言里有一种表达对应于我们的“他已做了这事”,另一种表达对应于我们的“他能做这事”;不过,只有在能用前一种表达的地方,才能用后一种表达。[第103页]

想像拿人类和动物当阅读机器;假定,为了当阅读机器,需要对他们进行一种特别的训练。[第120页]

这本书难读,因为他很少言明为什么要想像这各种各样的情景。维特根斯坦只是领着读者考虑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语言游戏,偶尔停下来,对正在描述的游戏的各种特性作一番评论。真的明言这些评论的要点时,他声称那是为了封住可能引起哲学迷惑的思考。仿佛是,他打算拿这本书当一门意在把一切潜在的哲学化思考扼杀在萌芽状态里的课程的课本。于是,这本书首先引入了一种只包含4个名词——“方石”、“砖”、“石板”和“柱石”——的语言,这种语言用于一种建筑“游戏”(一个建筑工人喊“砖”,另一个拿给他一块砖)。在随后的游戏中,这种原语言得到了补充,先加进数字,然后是专有名词,语词“这儿”和“那儿”,提问和回答,最后是颜色词。到此为止,他只得出了一种哲学寓意:要理解这种种语言是如何使用的,不必预设心像(mentalimage)的存在;无论有没有那种像,所有的游戏都能玩。此处他未言明的目的是,他想松开这一观念的束缚:心像是任何有意义的语言使用的固有伴随物。

直到领着我们看了另一系列的语言游戏——先是引入了无穷序列的概念,然后引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维特根斯坦才明确提到这一切和哲学问题有什么关系。他描述了一系列语言游戏,在这些语言游戏里,分辨一天里的一时和另一时的方法多多少少是原始的;然后他将其与我们自己的语言对照,我们的语言允许构造这样的问题:“当现在成为过去,它去了哪里,过去在哪里?”“这儿,”他说,“有着哲学迷惑的一个最富饶来源。”对于把《棕皮书》当哲学著作研读的读者而言,读到这个书的前30页唯一提及哲学的陈述,颇松了口气。他说,之所以提出那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符号体系误导我们采用了特定的类比(在这个例子中,是过去的事情和一个事物之间的类比,是说“某事发生了”和说“某个事物到了我这里”之间的类比[202])。与此类似:“我们倾向于说,‘现在’和‘6点钟’都指向时间里的点。对语词的这种使用引起了一种困惑,人们可能用如下问题表达这种困惑:‘什么是“现在”?’——它是时间里的一个瞬间,但既不能说它是‘我说话的那一瞬’,也不能说它是‘时钟敲响的那一瞬’,等等等等。”这儿涉及的其实就是圣奥古斯丁的时间问题,此时,维特根斯坦终于说出了他的做法的要旨:

我们的回答是:语词“现在”的功能完全不同于时间指示词的功能——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词在我们的语言使用里起的作用,就容易看出这一点;但若我们不看整个语言游戏,只看前言后语,只看用到语词的语句,那么这一点就晦暗不明了。

没有迹象表明维特根斯坦考虑出版《棕皮书》。1935年7月31日他写信给石里克,说它是一份展示了“我认为的处理全部事情的正当方式”的文献。或许,既然他当时正计划彻底离开哲学到俄国干体力活,这本书就体现了一种尝试:表述出他这7年的哲学工作成果,使别人(也许是魏斯曼)也能利用之。

不过,若别人试图忠实地转述他的思想,他几乎不可能对其结果感到满意。一次次地,别人试图转述他的想法,一次次他愤怒回应;如果用了他的想法的人未说明他们的借用,他就指控他们剽窃;如果他们说明了,他就指控他们说错了。在口述《棕皮书》的时期,艾丽丝·安布罗斯碰上了他的这种怒火。她计划在《心智》上发表一篇题为“数学里的有限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陈述了她认为的维特根斯坦在这问题上的观点。为了这篇文章,维特根斯坦极烦恼,竭力劝她别发表。她和摩尔——摩尔当时是这本刊物的编辑——拒绝屈服于他的压力,然后他就遽然终止了和她的一切联系。不过,在上述提到的那封写给石里克的信里,他责怪的不是她,而是鼓励她发表此文的学术界人士。他认为,主要的过错是学术哲学家的好奇,他们想在他觉得能发表自己的成果之前知道他的新工作是干什么的。虽然不愿明珠暗投,但他也决意不给他们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