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保留了斯金纳的信件,他的遗物里找到了这些信;从中我们能重构出一点这段关系的发展历程。(斯金纳死后,维特根斯坦取回了自己写给他的信,大概烧掉了。)留下来的第一封信落款日是1932年12月26日,信的内容是感谢维特根斯坦送来一棵圣诞树。两天后斯金纳写道:“我很高兴地读到你想着我。我常常想着你。”

但是,要到1933年的复活节假期,他俩才成为对方的“弗朗西斯”和“路德维希”,斯金纳才开始用一种像是——尽管紧张而扭捏——写给爱人的言辞表达自己的感情。3月25日,在格恩西岛度假时,他写道:

亲爱的路德维希:

上星期六我们分开后我经常想着你。我希望自己是以正确的方式想你。我们谈到你姐姐给你的那个箱子时,我笑了几次,你说能看出那不是友善的笑。想起你时有时我露出同样的笑。我一直知道笑是不对的,因为每次刚笑完我就立刻想忘掉它,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不友善的。

……我在海峡[198]的一个岛上住几天,这儿有人说法语。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说不说法语,你告诉我,你小时候,一个住在你家的女士教过你,她对你非常好。今天早晨我想到这事,我希望,如果你知道我想起你告诉我的这种事情时有多么欢喜,你也会高兴。

弗朗西斯

我们当然要假定,维特根斯坦觉得这封信体现出的孩子般的简单——几乎可说是头脑简单——惹人喜爱。无疑,斯金纳的信里一点没有维特根斯坦很讨厌的许多剑桥的学生和老师身上的“聪明”。他不是那种说“哦,真的吗!”的人。他的信里也一点没有自我中心的痕迹。斯金纳投到维特根斯坦身上(在他简短得可悲的一生里,剩下的时间一直如此),几乎完全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其他任何事都是第二位的。他姐姐回忆道,自己和母亲去三一学院看弗朗西斯时,碰见他冲下楼来,他支开她们说:“我忙着呢。我这儿有维特根斯坦博士。我们在工作。等会儿回来。”

法妮亚·帕斯卡尔曾说,孩子般的天真和第一流的头脑是当维特根斯坦弟子的先决条件;斯金纳是这种特点的最完美例子。他来自于一个浸泡在学术成就价值里的家庭。父亲是切尔西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两个姐姐都在他之前上了剑桥,第一个学古典学,第二个学数学。他们期待弗朗西斯做一番学术事业——实际上认为那是必然的。要不是维特根斯坦的介入,他几乎肯定会那么做。

本科的最后一年里,斯金纳对维特根斯坦的专注如此彻底,1933年夏天他以数学甲等学位毕业并获得研究生奖学金时,他家人的印象竟是,那是为了继续跟随维特根斯坦工作。事实上,三一学院给他这份奖学金是让他从事数学研究。

这时斯金纳已很难忍受维特根斯坦离开剑桥时的漫长暑假。夏末他写道:“我觉得离你又远了许多,我渴望再次亲近你。”他寄给维特根斯坦一套描绘了他家乡赫德福德郡莱奇沃思镇的图画明信片。他在卡片正面潦草地写几句话,表面上是介绍这个镇子,实际上更多是流露了斯金纳的心境;那些话说明,若维特根斯坦在千里之外,莱奇沃思就是地球上他最不想呆的一个地方。

在一张印着霍华德角的卡片上,他解释说,“花园城市”莱奇沃思是想让每个人都有机会生活在乡间的埃比尼泽·霍华德爵士建立的。“结果,”他写道,“是某种不可置信的压抑和血腥(起码对我而言)。”在一张印着布洛德卫的卡片上则写了:“这是通往镇子和车站的路。路的一边有一排房子。那些房子总是令我很悲伤。”一张斯拜尔拉工厂的照片上:“这是莱奇沃思最大的工厂……我觉得那花园是很无趣的和死寂的。”最后两张卡片印的是莱斯大街——“一条非常阴暗和压抑的街道。人们穿得都不合适,脸上都带着如此低贱的表情”——和伊斯奇普[199]——“一个荒谬的名字……在那些街道上时,我觉得闲言碎语包围着自己。”

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给了他逃脱这“死寂的”和“阴暗的”存在的某种出口,而且,最后——他的家人对此很惊愕——令他挣脱了家人的期望。这关系也给了他一种新的期望,对之他热诚地应从着。研究生的三年里,他勤奋地跟维特根斯坦一起工作,为发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而准备;等时候到了,他彻底放弃了学术生活,找了一个维特根斯坦认为更适合他的工作。

维特根斯坦建议自己的朋友和学生离开学术界,因为他相信学术界的大气太稀薄,不能支持正当的生活。他告诉德鲁利,剑桥没有氧气。他自己无所谓——他制造自己的氧气。但对于依赖周围空气的人,离开那儿进入一个更健康的环境,就是重要的了。他心目中的理想职业是医疗行业。他劝玛格丽特往这个方向发展,而此时她正在伯尔尼接受护士训练;维特根斯坦对那计划有很大的个人兴趣。他们的关系已失去了浪漫的痕迹,玛格丽特已爱上了塔勒·索格伦;但维特根斯坦仍然偶尔去一趟伯尔尼,看看玛格丽特的训练进行得如何。

现在,1933年夏天,德鲁利完成了自己在南威尔士跟失业矿工一起做的项目,决定也接受护士训练。不过他得知,凭他受过的教育,若接受医生训练会更有用。维特根斯坦一知道这事就立刻亲自抓了起来。他安排凯恩斯和吉尔伯特·帕蒂森借给德鲁利需要的钱,并发了份电报催促德鲁利:“马上来剑桥。”德鲁利刚下火车维特根斯坦就宣布:“现在这件事不用再争了:一切都定好了,你立即开始当医科学生。”他后来说,在自己的所有学生里,他最骄傲和满意的是自己对德鲁利职业的影响。

不止一次,维特根斯坦认真地考虑自己去当医生,逃离学术哲学的“死寂”。也许他能生产氧气——但给尸体一个肺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他清楚,许许多多哲学家想了解他的最新思想,因为1933年时,人们——尤其是在剑桥和维也纳——普遍知道,出版《逻辑哲学论》以来他剧烈地改变了立场。他坚决否认自己的新工作是为他们而做的,但还是不能忍受见到自己的氧气循环到他们体内。1933年3月他痛苦地看到,在题为《剑桥大学研究》的集子里有一篇理查德·布雷斯韦特的文章,文中勾画了包括维特根斯坦在内的各哲学家留给他的印象。人们可能认为布雷斯韦特是在表述维特根斯坦现今的观点,因此维特根斯坦写了一封信给《心智》,宣布对那些归于他名下的观点不负任何责任。“可把[布雷斯韦特的]部分陈述视作对我的观点的不准确表述”,他写道,“其他的陈述则明显与我的观点冲突。”他如此收尾:

用清楚和连贯的形式呈现我的工作的难度,延缓了我的工作的发表,自然,我更加不能在一封信里说明我的观点。所以读者必须悬置对之的判断。

同一期《心智》上刊载了布雷斯韦特的一则懊悔的道歉,不过道歉的最后一句话里藏着一根刺:“我在多大程度上说错了维特根斯坦博士的观点,要等我们全都热切期盼的那本书出版之后才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