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你受的折磨,被你的魔力捕获

听课者看着你,屏息凝神

等待言辞现身——你哑口无言

为了隐匿的囚徒,苦恼、无助

再拨拨火!打开窗!

关掉窗!——耐心的踱步无效

天花板上亦不见启示的踪影

猛冲回去搅动一块碳

“哦真清楚!绝对清楚!”

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漫向整所学校

我们举起铅笔:“哦,我是个该死的笨蛋!

天杀的笨蛋!”——好吧,不论谁更像笨蛋

大师并非不擅教学:入定的眉眼

盯着他,如珍珠般闪光

心随他跳动。但——想来一场火灾吗?

给他提词!下一个抛砖的是谁?

再打开窗,再弄弄火,

(别管炭火了,它早灭了!)

巨大的平静;一个句子起头了;

呻吟停止,笔声沙沙。合唱再度响起。

理查兹的标题是恰当的;维特根斯坦的授课风格——实际上还有他的写作风格——与他的主题古怪地错位,仿佛一个诗人游荡到对意义理论和数学基础的分析里。他自己曾写道:“我想,我的这话概括了我对哲学的态度:哲学真的应该写成诗作。”

在课上,维特根斯坦这样勾勒自己的哲学观念:“努力摆脱一种具体困惑”,即“对语言的困惑”。它运用的方法是说清我们语言语法的特性:语法告诉我们什么有意义什么没有意义——它“让我们处理语言而不是别的;它确定自由的限度”。在这个意义上,颜色八面体[173]是语法的一个例子,因为颜色八面体告诉我们,虽然可以谈论带绿色的蓝色,但不能谈论带绿色的红色。因此它指涉的不是真理,而是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几何也是语法的一部分。“语法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在解释自己的“语法建立‘内在关系’”这个观点时,维特根斯坦明确把它跟——奥格登和理查兹在《意义的意义》里、罗素在《心的分析》里采纳的——意义的因果论作了对照。因果关系是外在的。例如,按罗素的观点,使用语词的目的是引起某种感情和(或)心像,“若一个语词以预想的方式对一般的听者施加了作用”时,它就被正确使用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种对因果的谈论错失了要点。他在笔记里用如下比喻归谬罗素的解释:“如果我要吃一个苹果,有人在我肚子上打了一拳,使我的食欲消失了,那么我原本想要的就是这一拳。”

学期末时又有了这个问题:如何为维特根斯坦提供工作的必要资金。三一学院去年夏天给的津贴就要花完了;续发这一津贴是否值得?对此学院委员会明显有疑问。因此,3月9日,摩尔写信到罗素在彼得斯菲尔德的学校,问他是否愿看看维特根斯坦正做的工作,并向学院报告其价值:

……除非委员会真给他津贴,似乎没有别的办法确保他得到足够的收入继续工作;我担心他们不大可能这么做,除非他们得到这一学科的专家给出的有利报告;而你当然是写这么一份报告的最胜任的人。

正如摩尔预料的,罗素不很热情。“我看不出我怎么能拒绝,”他回答:

同时,既然这涉及与他辩论,你正确地指出这事需要大量工作。我没见过比在论辩中不赞同他更累人的事情。

随后的那个周末维特根斯坦到比肯山学校见罗素,努力说明自己正做的工作。“当然在两天里我们说不了太多,”维特根斯坦写信给摩尔,“但他似乎理解了一点。”他计划复活节假期后再去见罗素,交出一份自己回剑桥以来所做工作的大纲。于是,在维也纳的复活节假期,维特根斯坦做了这么一项工作:向打字员口述从他的手稿里挑出来的论述。“这是一个有点恐怖的活儿,我觉得做这事很惨”,他向摩尔抱怨。

这个活儿的成果是那份如今以《哲学评论》之名出版的打字稿。通常把它视作一项“过渡性的”工作——过渡性指在《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之间——也许它是唯一一项能不致混淆地如此称呼的工作。它确实代表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发展里的那个过渡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力求用康德式的“现象学分析”方案——也就是他在与石里克和魏斯曼的讨论里勾勒的方案——取代《逻辑哲学论》的意义理论。我们将看到,这个方案很快被抛弃了——一起抛弃的还有对“证实原则是意义的标准”的坚持。事实就是这样,《哲学评论》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实证主义的,同时也是最现象学的。《哲学评论》想用维也纳小组采用的工具达成的目标,与维也纳小组自己的目标截然相反。

4月末从维也纳回来后,维特根斯坦去了趟罗素在康沃尔的家,把稿子拿给他看。在罗素这方面,这时候并不方便。他的妻子多拉有了7个月的身孕,孩子是另一个男人的(美国记者格里芬·巴里);他的女儿凯特患了水痘;他的儿子约翰染上了麻疹。他的婚姻在彼此的不忠里走向破裂,他拼命辛苦工作,写通俗的报刊文章,写讲稿和炮制赚钱的书,以负担他极耗钱财的教育改革试验。此时他身上的压力如此之大,比肯山学校的同事们真认为他快精神错乱了。

维特根斯坦在这样不安的环境里呆了一天半;之后,身陷麻烦的罗素在一封写给摩尔的信里相当不耐烦地尝试概括维特根斯坦的工作:

不幸的是,我病了,因而无法以我希望的速度弄明白它。不过,我认为,和他交谈的过程中,我对他在做什么有了相当不错的理解。他在独特的意义上使用“空间”和“语法”,这些词多少是互相联系着的。他主张,如果说“这是红的”是有意义的,那么说“这是响亮的”就不能是有意义的。有一个颜色的“空间”和另一个声音的“空间”。看上去这些“空间”是在康德的意义上先天给出的,即便也许不完全是那样,至少也是某种差别不很大的东西。弄混“空间”导致语法错误。然后他就无限性写了许多话,这些话始终有变成布劳威尔的说法的危险;每当这一危险变得明显时,就必须骤然刹住。他的理论肯定是重要的,肯定是非常原创性的。它们是不是对,我不知道:我衷心地希望不是,因为它们把数学和逻辑弄得几乎不可思议地困难。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封信是否可能满足委员会的要求?”他请求摩尔,“我这么问的原因是,我此刻有太多事情要做,而详尽地读维特根斯坦的东西所牵扯的精力几乎超出了我能面对的。不过,如果你认为那真是必要的,我将继续进行此事。”摩尔不觉得那是必要的,虽然——对罗素是不幸的——他不认为这封信能当给委员会的报告。于是罗素重新写了信,用他的话说,新的信用了“委员会能够看懂的更庄重的语言”;然后,这封信成了对维特根斯坦工作的报告,而维特根斯坦正当地获得了100镑的津贴。“我发觉,只有健康状况良好时我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罗素对摩尔解释道,“此刻我的状况不是那样。”

罗素此时有那么一长串麻烦,因此,他把考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这件辛苦事应对到这么好的程度,颇令人惊讶。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对罗素的困境的严厉批评者。他憎恨罗素的通俗作品:《征服幸福》是“催吐剂”;《我相信什么》“绝对不是一种‘无害的东西’”。在剑桥的一次讨论时,有人想维护罗素对(在《婚姻和道德》中表述的)婚姻、性和“自由的爱”的看法,维特根斯坦回答:

如果有人告诉我,他去过了最糟糕的地方,那我无权评判他,但如果他告诉我,使得他能够去那儿的是他较高的智慧,那我就知道他是个骗子。

4月25日,回到剑桥的那天,维特根斯坦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更克制的爱情生活的进展状况:

复活节假期后回到了剑桥。在维也纳经常和玛格丽特在一起。复活节的礼拜天和她在新森林犁地人街。有三个小时,我们互相吻了很多回,那非常好。

复活节学期后,维特根斯坦回维也纳跟家人和玛格丽特一起过夏天。他住在霍赫海特的家族产业里,但不是住大房子;他更喜欢樵夫的小屋,那儿有他的工作所需的平和、安静和无碍的环境。他收到三一学院的支持他度过夏天的50镑津贴;不过他写信对摩尔说:“我的生活现在非常经济,事实上,只要我在这儿,就不可能花任何钱。”这时期的工作中他很少允许自己休息,一种休息是写废话给吉尔伯特·帕蒂森:

亲爱的吉尔(老畜生),

你有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当然你有;否则你就只是一个有着老鼠的精神而不是人的精神的流浪者。你不满足于呆在你所在的地方。你想要生活之外的更多东西。为了你自己的和依靠(或将依靠)你的人的利益,你配得上一个更好的地位和更高的收入。

你也许会问,我怎么能把自己抬高到钱拿少了的人的行列之外??为了思考这些和其他问题,我退回到上述地址之所在,一个离维也纳约三小时路程的乡村。我购买了一个新的大写作本,其商标已装入信封,我正在做大量工作。我还装入一张我最近拍的照片。我的头顶裁掉了,我做哲学不需要它。我发现,佩尔曼式记忆法[174]是组织思想的最有用的方法。靠着那些小灰本子,就有可能“卡片式地索引”[175]我的头脑。

夏季初,维特根斯坦去石里克在维也纳的家中跟石里克和魏斯曼见面,主要是为了准备一个魏斯曼要作的演讲;魏斯曼要在即将到来的9月份于柯尼斯堡举行的“精确科学的知识理论”会议上作这个演讲,题为“数学的本性:维特根斯坦的立场”;它是一个涵盖了数学基础领域主要学派的系列演讲中的第四讲(系列中的其他几讲是:卡尔纳普论逻辑主义,海廷加论直觉主义,冯·诺依曼论形式主义)。这一演讲的中心要点是,把证实原则应用到数学上而形成了如下基本规则:“数学概念的意义是其使用的模式,数学命题的意义是其证实的方法。”结果,因为哥德尔著名的不完全性证明在那儿的发布,魏斯曼的演讲和会议的一切其他声音都黯然失色了。[176]

这个夏天,维特根斯坦还向魏斯曼口述了一串“论题”,大概是计划合写的书的预备工作。这些论题很大程度上是《逻辑哲学论》学说的重述,但还包含了许多对证实的“阐释”。这儿,证实原则是以其最一般和最直接的形式陈述的:“命题的意义是它被证实的方式”;他如此阐释了证实原则:

一个命题说的东西,不能比通过其证实方法确立的更多。如果我说“我的朋友生气了”,并借助于他表现出某种特定的可觉察行为而确立了这一点,那么我的意思只是,他表现出了那个行为。如果我这话想说的意思比这更多,我不能确定那额外的东西在于什么。一个命题只说它确实说了的东西,没说任何超出那之外的东西。

几乎刚刚写完这些论题,维特根斯坦就不满意其表述了,他认为它们也包含了《逻辑哲学论》的错误教条。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正在发展出一种根本不含任何论题的对哲学的观念。这其实已隐含在《逻辑哲学论》对哲学的评论里,尤其是在命题6.53中:

哲学的正确方法真正说来是这样的:什么也不说,除了能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命题——即某种与哲学毫无关系的东西——然后,只要其他人想说形而上学的东西,就向他指出,他未能给予他的命题里的某些符号以意义。虽然其他人也许不满意——他不会觉得我们在教给他哲学——但这一方法是唯一严格正确的方法。

然而,《逻辑哲学论》自身——它的编号命题——出了名地未能遵守这一方法。坚称这些命题根本不是真正的命题,而是“冒牌命题”[177]或“阐说”,是对这一核心困难之点的明显无法令人满意的遁词。而且,显然魏斯曼编辑的论题面临着类似的困难。哲学上的清晰必须由异于陈述学说的其他方式阐明。1930年,正当魏斯曼准备自己对维特根斯坦“论题”的引介时,维特根斯坦写道:“如果有人试图在哲学中提出论题,那么永远不可能对之进行争辩,因为每个人都将赞同它们。”

维特根斯坦开始认为,哲学家不应教授学说和发展理论,而应指出一种达到清晰的技术,一种达到清晰的方法。对这一认识及其含意的阐明,把他带到了——照他对德鲁利的说法——“一个真正安稳的所在”。“我知道我的方法是对的,”他告诉德鲁利,“我的父亲是个生意人,我也是个生意人:我想要我的哲学像做生意:把一些事搞定,把一些事安顿好。”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过渡阶段”随之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