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秋天回到剑桥时,维特根斯坦已然抵达了他对德鲁利提过的安稳的所在。即,他已得到了一种哲学正确方法的清楚观念。他的米迦勒节学期的课开始于一段启示录式的话:“哲学的光环已然失去”,他宣告:

我们现在有了一种做哲学的方法,而且能说到熟练的哲学家了。对比一下炼金术和化学的差异:化学有一种方法,我们能说到熟练的化学家。

炼金术转变为化学的类比是部分误导的。维特根斯坦并不认为自己用一种真正的科学取代了一种神秘的伪科学,而是认为自己穿透了哲学的晦暗和神秘(其“光环”),并发现其背后什么也没有。哲学不能转变成一门科学,因为哲学不想找出任何东西。哲学的谜题是一种语法误用和误解的结果,所需的不是解答,而是消解。而消解这些问题的方法不在于构建新的理论,而在于收集我们已然知晓的东西的线索:

我们在哲学中找出来的东西是平凡的;哲学不教给我们新的事实,只有科学才那样做。但是,恰当地概观[178]这些平凡的东西则极为困难,而且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事实上哲学是对平凡的东西的概观。

在哲学中我们不是像科学家那样建造一栋房子。甚至也不是奠定一栋房子的地基。我们仅仅“收拾屋子”。

如此放低“科学的皇后”[179]的身段,这事既是胜利的也是绝望的;它标志着天真的丧失,这种丧失是一种更一般的文化衰退的症候:

……一旦找到了一种方法,那么表现人格的机会就相应地受到限制。我们时代的倾向是限制这种机会;这是文化衰落的时代或没有文化的时代的特征。在这样的时期,一个伟大的人不必稍减其伟大,但哲学现在缩减成一种熟练工,哲学家的光环正在消失。

就像维特根斯坦在这一时期说的和写的许多别的话一样,这段话体现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1918年;英语版1926年)的影响。斯宾格勒认为文明是萎缩了的文化。一种文化衰退时,曾经活生生的有机体僵化成一种死的、机械的结构。于是,物理学、数学和力学主导的时期压倒了艺术繁荣的时期。这个一般性的观点——尤其是把它应用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衰退上时——与维特根斯坦自己的文化悲观主义十分合拍。一天,他到德鲁利的屋子时模样甚是哀伤,他解释说,自己见到了斯宾格勒理论的某种图示:

我在剑桥漫步,经过一家书店,橱窗里挂着罗素、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画像。再走几步,在一家音乐商店里,我看到贝多芬、舒伯特和肖邦的画像。对比这些画像,我深深感觉到了那可怕的堕落,仅仅一百年里,这一堕落就降临到人类精神上了。

在科学家接管的时代里,伟大的人格——魏宁格的“天才”——无法在生活的主流里获得位置;他被迫陷入孤独。他只能游荡,收拾自己的屋子,远离周围进行着的一切房屋建造。

1930年的米迦勒节学期,维特根斯坦为一本书写了好几稿序言——不是他正跟魏斯曼写的书,而是那年早些时候他拿给罗素看的打字稿。在每一份草稿里,他都想说清自己当时写作的精神,拉开自己的著作与科学家或科学式的哲学家的著作的距离:他想表明,他的工作是在自己的整洁小屋子的界限之内进行的。

但他在这儿遇到了一个熟悉的两难:那么他是在向谁解释自己的态度?理解这一点的人肯定能看见这种态度在他著作里的显现,不理解的人同样不会理解他对之的解释。他在笔记本里自己探讨这种两难:“对一个人说他不理解的东西是没意义的,即便你加上一句‘他不会理解’。(这事如此经常地发生在某个你爱的人身上。)”

如果你有一间屋子,你不想某些人进来,装了一把他们没有钥匙的锁。但跟他们谈论这屋子是没意义的,当然,除非你想要他们站在外面赞美这屋子!

体面的做法是,装一把只有能打开它的人才注意得到的锁,其他人则注意不到。

“但是,”他又说,“这么说是恰当的:我认为这书与欧洲和美洲的进步文明毫无关系。固然,也许只有在这一文明的环抱中这书的精神才成为可能,但它们有着不同的目标。”在一份较早的序言草稿里,他明确谈论了自己的工作和西方科学家的工作的关系:

无论典型的西方科学家是否理解或欣赏我的工作,对我都是一回事,因为他无论如何不会理解我写作的精神。我们的文明是由“进步”这个词刻画的。进步是它的形式,而非:取得进步是它的一种特点。它的典型事务是构建。它专注于建造一个更加复杂的结构。甚至清晰之寻求也只是达到此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自在的目的。对我来说则相反,清晰和清楚是自在的价值。

我对构造建筑没兴趣,而是有兴趣获得对可能建筑之基础的清楚看法。

所以我和科学家瞄准的不是同一个目标,我的思考方式也和他们不同。

定稿没有提到科学或科学家。维特根斯坦改谈“赋予我们所有人站立其中的欧洲和美洲文明的巨大川流以形式的”精神,并坚称自己工作的精神是不同的。不过,他敲响的一个宗教琴键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我愿说“这本书写给上帝的荣耀”,但如今这话将是个花招,即,它不会被正确地理解。这话是指,这书是带着善良的愿望[180]写的,假如它未能那样写成、而是为了虚荣(等等)而写,作者愿看到人们谴责它。这事他办不到:那不纯对这书的感染,少于对他自己的感染。

一次又一次地,维特根斯坦努力在课上说明自己不给出任何哲学理论;他只是给出豁免于对这类理论之需要的方法。和他早先的观点不同,不能通过——现象学的或另外的——分析来描绘和揭示我们思想的句法和语法。“哲学分析,”他说,“不告诉我们任何有关思想的新东西(就算它这么做了,我们也不感兴趣)。”语法规则不能被哲学证成(justify),甚至不能被哲学描述。哲学不能由(例如)一系列确定了我们语言的“深层语法”(用乔姆斯基的术语说)的“基本”规则组成:

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我们永远不达到基本命题;我们到达使我们停止再提问的语言的边界。我们不达到事物的底部,而是触到一个我们不能再前进的地方,一个我们不能再提问的地方。

不能进一步研究或证成语法建立的“内在关系”;我们只能给出正确使用和不正确使用规则的例子,并且说:“看——你没看到规则吗?”例如,不能因果地把握乐谱和演奏之间的关系(仿佛我们发觉,某一乐谱神秘地导致[181]我们以某一方式弹奏),也不能无遗漏地描述联系这两者的规则——因为,在某种解释之下,可以使任何弹奏都和某一乐谱一致。结果,我们就得“在弹奏和乐谱间的关系中看出规则”。如果我们看不出,再怎么解释都不会令它得到理解;如果我们能看出,那么就达到了这么一个所在:解释是多余的——我们不需要任何种类的“根本”解释。

维特根斯坦对这一点的坚持,标明了他的“过渡”阶段和他成熟的后期哲学之间的转折点。他的方法的后来发展——例如对“语言游戏”的运用——具有较少的决定意义。那些发展是探索性的:反映了维特根斯坦努力使人们看出某些联系和差异——看出走出哲学窘境的出路——的不同进路。但真正决定性的时刻是他开始在字面上坚持《逻辑哲学论》的这一思想:哲学家不想说出任何东西,而想显示某些东西;并且彻底严格地贯彻这个思想,完全放弃用“冒牌命题”说点什么的努力。

对看出联系的这种强调,把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连接了起来,同时也提供了理解他的文化悲观主义和他后期著作的主题之间的联系的钥匙。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里区分形式(格式塔)原则和法则原则[182]:与前者相随的是历史、诗歌和生;与后者相随的是物理学、数学和死。在此区分的基础上,斯宾格勒宣布了一个一般性的方法论原则:“借以识别死的形式的方法是数学法则。借以理解活的形式的方法是类比[183]。”于是,斯宾格勒关注的不是在一系列法则的基础上理解历史,而是通过看出不同的文化时代之间的类比来理解历史。他想要首先与之作战的是一种“伪装的自然科学”的历史观——“在精神政治事件就其表面价值而言渐渐得见天日时,占有这些事件,将其置入一种‘原因’和‘结果’的模式”。他主张这样一种历史观: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收集事实和提供解释,而是通过看出事件之间的形态学的[184](或用斯宾格勒喜欢的说法,面相学的[185])关系,感知这些事件的意义。

如斯宾格勒承认的,他的面相学方法的历史观受到了歌德的形态学的自然研究观的启发;这观念的一个示例是歌德的诗《植物的形变》,这首诗追踪了植物形式从叶子出发、经由一系列中间形式进行的发展。正如歌德研究“自然中的定命、而非因果”,斯宾格勒说,“于是这儿我们将发展人类历史的形式语言”(form-language)。歌德形态学的动机是对牛顿科学的机械主义的一种厌恶;他想用一种学科取代这死的、机械的研究;这种学科寻求的是“照其本身认出活的形式,在背景中看出它们的可见和可触的部分,把它们感知为某种内部的东西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