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到剑桥没几个月,维特根斯坦建起了一个相当广泛的朋友圈,某种程度上这说明了他对回到社会的恐惧并无着落。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在剑桥是个外来人,觉得缺少类似保尔·伊格尔曼或路德维希·亨泽尔的人——他能与之用自己的语言讨论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和感情的,而且知道对方会理解自己的人。也许是因为这个,一回到剑桥他就拾起了一个《逻辑哲学论》出版以来没再保持的习惯: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下私人的、类似日记的条目。和以前一样,这些条目是用他小时候用过的密码写的,从而区别于他的哲学论述。在一个最初的条目里他谈到这是多么奇怪:“多少年了,我从未感到一点点写这种笔记的需要”;他也反思了这习惯的源头。当他在柏林开始写点对自己的思考时,那是出于这样一种要求:为自己这个人保存一点东西。这是重要的一步,尽管其中有一点空虚和模仿(凯勒和佩皮斯[153]),但还是满足了一种真实的需求;它代替了他能对之倾诉的人。

维特根斯坦无法向剑桥的人坦然倾诉,原因是,鉴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他对此的意识非常敏锐,其程度远超过他们也许有的一点了解——他不能完全肯定他们能理解自己。只要出现了一次误解,他都倾向于认为那是因为那些差异。“我在一句话里看到的意味,你看不出。”在一次这种误解后他写信对拉姆塞说,“如果你曾经在外国人中间生活过,无论多长时间,而且依赖他们,你就会理解我的难处。”

自己依赖于无法理解他的人,这种感觉引起了他的强烈痛苦,尤其是涉及钱的时候。1929年5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凯恩斯,试图解释这种焦虑。“请你在批评之前试着理解,”他恳求道,又说,“用外语写信使之更加困难了。”他开始相信(如我们所见,这是有点理由的),凯恩斯已厌倦了和他交谈。“现在请别认为我介意这个!”他写道,“你为什么不该厌倦我呢?我一刻也不认为你会因我而愉快或对我感兴趣。”令他痛苦的是,他担心凯恩斯认为自己是为了获得金钱上的援助而培植这段友谊的;出于这一焦虑——还有对自己说英语时遭受误解的焦虑——他幻想出一种完全虚构的对这种担心的印证:

这学期初我去见你,想还一些你借给我的钱。我说的很笨拙,我把“哦首先我想要钱”当还钱的开场白,而我想说的是“首先我想搞定钱的事”[154]或类似的句子。但你很自然地误解了我,因此现出了一种脸色,从中我能读出你全部的意思。随后的事——我指我们关于社团[使徒]的谈话——向我表明,你心里已积累了多少针对我的负面情感。

不过,他认为凯恩斯自认是他的施主而非他的朋友,这可能是对的。但他坚持,“我不接受恩惠,除非从我的朋友那里。(那就是为什么我三年前在萨塞克斯接受你的帮助。)”他结语道:“请不要回这封信,除非你能写一封短而友善的回信。我写这信不是想得到你的解释,而是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所以,若你不能给我一封三行以内的友善回信,不回信将使我最满意。”凯恩斯的回信,就其老练和感受力而言,是一件杰作:

亲爱的路德维希,

你真是个疯子!你说的钱的事当然毫无正确性可言。这学期初我从没想过,除了兑现一张支票或类似的事之外,你想向我要任何东西。我从不认为,除了在某些我觉得适宜给的情况下,你有可能向我要钱。有一天我在短笺里提起你的财务状况,那是因为我听说你为沉重的额外费用而操心;而我想——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探讨一种可能性,你刚来时我应该向你提过这种可能性,即可以设想从三一学院那儿得到一点帮助。我想过自己做点什么好不好,但通盘考虑之下决定最好不要。

不——上次我们见面时我说话烦躁不是出于“未言明的吝啬”;那只是这样一种疲倦和急躁:跟一个人谈到打动自己内心的事,却发现想令自己的心得出真实的印象而丢掉虚假的印象如此困难、几乎不可能。而你走开了,幻想着一种跟我当时意识里的一切都如此遥远的解释,我从没想过要提防那种念头!

实情是,两种感受在我心里交替:喜爱和享受你和你的谈话,神经被磨得消耗殆尽。这不是新鲜事!我总是如此——这二十年的任何时候。但“吝啬”“不友善”——你要能看到我的心就好了,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

凯恩斯不肯费神跟维特根斯坦更亲密地交往,而是设法缓和情况,令维特根斯坦心安理得地接受自己的帮助——他当一个友善的施主,妥善地给予帮助,以使维特根斯坦也妥善地接受帮助。

若无某种资助,维特根斯坦无法继续自己的哲学工作。到第二个学期末,无论他曾有多少存款(大概是当建筑师时挣到的),支付学费之后都不够供他生活。凯恩斯提议维特根斯坦申请三一学院的研究津贴;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但事情免不了有麻烦。引起麻烦的事是:学院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出身像维特根斯坦这样富有的人需要这类津贴。有别的金钱来源吗?三一学院的导师詹姆士·巴特勒爵士问他。他回答,没有。没有能帮忙的亲戚吗?他回答,有。“现在,搞得像是我想隐瞒什么,”那次会面后他写信给摩尔,“请你接受我的文字声明:我不只有许多富有的亲戚,而且,若我向他们要求,他们会给我钱,但我不会向他们要一个便士。”照他在另一封写给摩尔的信里的说法,他的态度是这样:

我提出要干点工作,我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即学院在某种情况下用研究津贴、奖学金等方式鼓励这样的工作。也就是说,我弄出某种产品,如果这些产品对学院有任何用处,我希望学院支持我生产,只要这对他们有用,只要我能生产。

对于他的津贴申请弗兰克·拉姆塞给予了充足的支持,他以维特根斯坦导师的身份写信给摩尔,强烈主张这一资助的必要性。“依我之见”,他写道,“维特根斯坦先生是一个跟我知道的其他任何人等级不同的哲学天才”:

这部分由于他看出问题要点的巨大天赋,部分由于他的势不可挡的智性活力,由于那种思想的强度——凭借那种强度,他对问题追根究底,从不只满足于可能的假设。我觉得,与其他任何人的工作相比,他的工作更有希望解决一种既在一般哲学的意义上、也在具体的数学基础问题上困扰着我的难题。因此,他能回到研究工作上就显得特别万幸。

不过,对于维特根斯坦迄今生产的“产品”,拉姆塞的报告简短得令人起急:

近两个学期我和他在工作上有密切接触,我觉得他有了可观的进展。他从命题分析的某些问题开始,现在,这些问题已引着他走向了位于当前的数学基础争论的根源处——无限性的问题。起初我担心,数学知识和技能的缺乏会是他在这领域工作的一个严重障碍。但他已有的进展使我相信事情并非如此,他在这儿也可能做出价值一流的工作。

“现在他工作非常刻苦,”拉姆塞又说,“就我能判断的,他进展顺利。若金钱的匮乏打断了他,那是哲学的一大不幸。”

也许是为了进一步使官方信服,维特根斯坦被匆匆授予了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是7年前付印的《逻辑哲学论》,在许多人眼里这本书已经是哲学经典。主考人是摩尔和罗素,罗素正在萨塞克斯的学校里,有点不情愿地被拉到了剑桥。1922年的因斯布鲁克见面后他和维特根斯坦没接触过,自然有点担心。“我觉得,”他写信给摩尔,“除非维特根斯坦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否则他不会很喜欢我当主考人。我们上次见面时,他为了我不是基督徒这件事而非常痛苦,后来就躲着我;我不知道这一方面的痛苦是否减轻了,但他必定仍讨厌我,因为他后来从未跟我联络。我不想他在口试[155]途中冲出房间,我觉得他做得出那种事。”

口试定在1929年6月18日,在一种滑稽仪式的气氛下进行了。和摩尔一起走进考试的房间时,罗素微笑着说:“我一生从未有过如此荒谬的事。”考试以老朋友的聊天开场。然后,罗素——玩味着这局面的荒谬——对摩尔说:“继续吧,你要问他点问题——你是教授。”随后是一场简短的讨论,罗素提出了他的观点,即,维特根斯坦宣称自己用无意义的命题表达了不可动摇的真理,这是自相矛盾的。当然他说服不了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这样结束了会议——他拍拍他的各主考人的肩膀,安慰说:“别在意,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懂的。”

摩尔在主考人报告里写道:“我个人的看法是,维特根斯坦先生的论文是一项天才工作;但尽管如此,它也肯定很符合剑桥哲学博士学位所需的规范。”

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二天,维特根斯坦获得了三一学院给的一百英镑津贴——五十英镑是夏季学期的,五十英镑是随后的米迦勒节学期的。

暑假的前一段日子,维特根斯坦是在剑桥度过的,他寄宿在莫尔廷巷弗洛斯塔雷克屋的莫里斯·多博夫妇那里。他和知名文学批评家f.r.里维斯的短暂而不安的友谊就发生在这段日子里。他们是在一次约翰逊的“居家”上碰到的;偶尔,他们一起长途散步。维特根斯坦赞赏里维斯的个性胜过其工作;实际上几乎可以说,他不顾里维斯的工作而仍喜欢他。他曾这样招呼里维斯:“放弃文学批评吧!”——里维斯对这一劝告的错误判断是惹人注目的,他从中看到的只是布鲁姆斯伯里的坏影响,觉得维特根斯坦认可“凯恩斯、他的朋友们和他们的门徒是他们自命的那种文化精英”。

里维斯回忆,这时期维特根斯坦不顾一切地刻苦工作,长期缺乏睡眠。一次他们出去散步到午夜之后,维特根斯坦如此筋疲力尽,回莫尔廷巷的路上,若里维斯不拿手扶着,他就几乎不能走路。终于到了弗洛斯塔雷克屋,里维斯恳求他立即上床。“你不明白,”维特根斯坦回答,“做一点工作时,我总是担心自己在做完之前死掉。所以我把当日的工作好好备份,交给弗兰克·拉姆塞保管。我还没做今天的备份呢。”

他当时写的是题为“对逻辑形式的一点评论”的论文,这篇论文的特别之处是:《逻辑哲学论》之后他只发表过这一篇哲学作品。它刊载在1929年亚里士多德学会和心智协会[156]的年度联合讨论会的会议文集上;那是英国最重要的职业哲学家会议,那一年于7月12日到15日在诺丁汉举行。不过,刚发出付印,他就觉得它没有价值,不承认是自己的东西;在这篇论文本该是其日程一部分的那次会议上,他念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篇论数学中的无限概念的文章,结果那篇文章失传了;这件事说明他那时的思想进展多么迅速。

尽管如此,“对逻辑形式的一点评论”还是有意思的:它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短命阶段的一份记录——在这一阶段里,《逻辑哲学论》的逻辑大厦虽在崩塌,但尚未全部倾覆。可以认为这篇论文是想答复弗兰克·拉姆塞的一个批评,即拉姆塞对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有关颜色排斥的论述的批评。拉姆塞的异议最初是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书评里提出的;无疑,两人在1929年头两个学期的讨论中进一步研究了这些批评。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命题6.375里坚称:“就像唯一存在的必然性是逻辑必然性一样,唯一存在的不可能性是逻辑不可能性”;在下一个命题里,他把它应用到“某种东西同时是(例如)红色和蓝色”上:

……在视域的同一位置同时出现两种颜色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逻辑上不可能,因为颜色的逻辑结构剔除了这种可能。

这儿的问题是,若是这样,那么“这是红的”这个陈述就不能是一个原子命题。《逻辑哲学论》宣称原子命题在逻辑上彼此独立,但“这是红的”明显不独立于“这是蓝的”:从一者为真能推出另一者为假。因此,断言颜色的命题就得是复合的,容许进一步分析。在《逻辑哲学论》里,为了摆脱这个困难,维特根斯坦诉诸的是用粒子速度作的颜色分析。于是某个东西之不可能同时为红色和蓝色,就体现为这么一个矛盾:“一个粒子不能同时有两个速度;也就是说,它不能同时在两个位置”。但是,就像拉姆塞坚持的,即便分析到这个层次,问题还是再次出现了:

……即便假定,物理学家如此这般提供了一种对我们用“红”指的东西的分析,维特根斯坦先生也只是把这困难降解成了空间、时间和物质或以太的必然属性的困难。他明确地使其依赖于一个粒子之同时在两个位置的不可能性。

拉姆塞说,还是很难看出,这怎么能是个逻辑问题,而非物理问题。

于是拉姆塞的评论向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种挑战:他必须要么表明,空间、时间和物质的属性如何能以逻辑必然性的面貌出现,要么提供另一种对颜色排斥的解释。在“对逻辑形式的一点评论”里维特根斯坦选择了后者。

他现在放弃了“原子命题是独立的”这一主张;一者之真确能推出另一者之假,因此,“这既是红的也是蓝的”就被“剔除了”[157]。但若是这样,《逻辑哲学论》给出的对逻辑形式规则的分析中就有了某种严重的差错。因为,根据《逻辑哲学论》的规则,要剔除这样的造句,必须能将其分析为诸如“p且非p”的形式——“p且非p”是可以用真值表方法显出其矛盾的。因此,这篇论文的结尾是一段无定论的评述:

我们的记号系统未阻止这样无意义造句的生成,这当然是它的不足;一种理想的记号系统得用确定的句法规则剔除这种结构……然而,这样的规则不能制定出来,除非我们真正达到了所考察现象的最终分析。我们都知道,这还没做到。

在下一年的写作中,维特根斯坦作了一点尝试,想提供“所考察的现象的最终分析”;在那一短暂的时期里他的工作成了——用他的话说——一种现象学(phenomenology)。然而,由于和斯拉法的讨论,他很快就放弃了修补《逻辑哲学论》结构的尝试,而完全抛弃了“世界和语言之间得有一个共同结构”的想法。实际上,他抛弃这一想法之时,也许正是他决定不在会上念那篇论文之时。与其说这篇论文给出了对拉姆塞提出的问题的解答,不如说它供认了在《逻辑哲学论》的框架里维特根斯坦找不到解答。

决定改谈数学中的无限概念后,他写信请罗素出席——“你的在场将大大提升讨论,也许是讨论有点儿价值的唯一理由”。这是维特根斯坦的学术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而且,就像他对罗素说明的,他对之不抱很大希望:“我害怕,无论对他们说什么,都要么毫无反应,要么在他们心里引起不相干的烦恼。”他害怕,自己对无限不得不说的东西,“他们听了以后觉得全是汉语”。

牛津哲学家约翰·马伯特回忆,到诺丁汉出席会议时,自己在学生宿舍遇到一个相当年轻的人,带着帆布背包,穿短裤和开领衬衫。马伯特之前从未见过维特根斯坦,以为他是个放假了的学生,还不知道自己的宿舍已派给了与会者。“恐怕一帮哲学家要在这儿聚会”,他友好地说。维特根斯坦阴沉地回答:“我也怕。”

结果罗素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只是印证了维特根斯坦对此种聚会的轻蔑。不过,会议的一个正面结果是他和吉尔伯特·赖尔建立了友谊;赖尔在自传笔记里写道,他“当一个迷迷糊糊的崇拜者已有段时间了”。据维特根斯坦说,引起他注意、使他不禁去结识赖尔的,是自己读论文时赖尔脸上的严肃和关注的表情。后来,赖尔渐渐相信维特根斯坦对学生的影响是有害的,维特根斯坦则渐渐相信赖尔终究并不严肃。不过,整个20世纪30年代两人一直保持着热诚的关系,偶尔还结伴步行度过假日。散步时他们的聊天内容同样可能是电影或哲学;赖尔坚决反对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论点:不仅从未拍出过一部好英国电影,而且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几乎在逻辑上不可能。

维特根斯坦相信,对于聚集在诺丁汉的哲学家,自己论无限的文章将“全是汉语”;这是对一种反复出现的感觉的典型表述,即他感觉到无论自己说什么都很容易遭到误解。他觉得不能理解自己的人包围着他。即便拉姆塞也跟不上他对《逻辑哲学论》里的理论的根本背离。9月份,我们发现他在日记里抱怨,拉姆塞缺少原创性,无法重新——像第一次碰上问题时那样——看待事物。10月6日,米迦勒节学期初,他记录了一个梦,那是他的境遇——至少是他感受到的自己的处境——的某种寓言:

今天早晨我梦见:很久以前我委托某人做一架水车,现在我不想要了,但他还在做。水车放在那儿,很糟糕;上面到处是槽口,大概是为了塞进叶片(像蒸汽涡轮机的马达那样)。他向我解释这是个多麻烦的工作,而我想:我原来订的就是个桨叶水车,那是挺容易造的。如下想法折磨着我:这个人太笨了,跟他讲不清楚,他也做不出更好的水车,只能让他这样了。我想:我不得不和没办法使之理解我的人生活在一起——这是我实际上经常有的一个想法。同时还伴随着这种感觉:那是我自己的错。

“那个毫无意义地、糟糕地制造水车的人的处境”,他补充道,“是我自己在曼彻斯特时的处境,那时我在做燃气涡轮,后来才知道那种努力是徒劳的。”但除此之外,这个梦还是他此刻的智性处境的写照,即《逻辑哲学论》证明不堪其用。它放在那儿:构造不当,不堪大任,那人(他自己或拉姆塞?)还在修修补补,施展麻烦无效的把它弄得更精巧的技艺,但真正需要的是一架完全不同的、更简单的水车。

11月,应《逻辑哲学论》译者奥格登的邀请,维特根斯坦在“异教徒”[158]宣讲了一篇论文;“异教徒”是一个与“使徒”类似的社团,但没那么精英,更关注科学。曾到该社团演讲的有威尔斯、伯特兰·罗素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的名人(《本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159]即是基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异教徒”的演讲写成的)。这一次他决定不说“汉语”,而是借此机会尝试纠正对《逻辑哲学论》的最流行和严重的误解:认为这著作是以一种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态度写出的。

这是维特根斯坦一生作过的唯一“通俗”讲座,他决定谈伦理学。在讲座里他重申了《逻辑哲学论》的观点,即试图对伦理问题说任何话,结果都引出胡话;他努力说明,自己对此的态度和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态度在根本上不同:

我的整体倾向是冲撞语言的边界,我相信所有曾试图写或谈伦理或宗教的人也是如此。这种对于我们笼子的壁墙的冲撞完全地、绝对地无望。只要伦理学源于对生活意义有所说的愿望,它就不能是科学。它所说的不在任何意义上增加我们的知识。但那是人心的一种倾向的证供,这种倾向,我个人禁不住深深地尊重它,一辈子也不会嘲笑它。

对于“冲撞我们笼子的壁墙”的这种倾向,他也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了几个例子:

我将描述这种经验,以便——若可能的话——使你们回想起同样或相似的经验,这样我们的研究或许就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我相信,描述它的最好办法是说:当它到来时,我惊愕于世界的存在。然后我倾向于说这样的句子,“竟然有东西存在,真是非凡啊”,或者,“世界竟然存在,真是非凡啊”。我马上就谈我了解的另一种经验,或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也熟悉:那就是——大概可称之为——感到绝对安全的经验。我指一种心境,处于这种心境中的人想说“我是安全的,不管发生什么,什么也不能伤害我”。

他进而说明,有了这种经验后人们倾向于说的话是语言的误用——它们没有任何意思。但是,那经验本身“对于体会过的人——例如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内在的、绝对的价值”。事实性的语言不能捕捉它们,正是因为它们的价值在事实世界之外。在那时的一个笔记本里,维特根斯坦写下了一个未放进讲座的句子,这个句子极佳地阐明了他的态度:“善的东西也是神圣的[160]。虽然听起来古怪,但这的确概括了我的伦理学。”

不过,这次讲座最显眼的一点也许是,照伦理学这个词通常的理解,讲座根本不是关于伦理学的。也就是说,其中没有提到道德问题,或者如何分析和理解道德问题。要想知道维特根斯坦对这个意义上的伦理学的思考,我们得去看他的日记和谈话记录。

无疑,虽然维特根斯坦认为伦理是不能说任何话的领域,但他确实对道德问题想了和说了很多。事实上可以说,一种道德拼争——做anständig(得体)的人的拼争——主宰了他的一生;对他来说,“做得体的人”的首要意思是,克服自己的骄傲和虚荣带来的做不诚实的人的诱惑。

他的朋友坚称,维特根斯坦太诚实了,没有能力撒谎;这不是事实。说他毫无那种他总是归罪于自己的虚荣,也不是事实。当然,这么讲并非是宣称,按照普通的标准他是不诚实的或虚荣的。他毫无疑问不是。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有那么一些场合,对打动他人的在意胜过了对说严格真话的在意。在日记里他谈到自己:

其他人怎么想我,总是占据我的心思到了非常的程度。我常常在意留给人好印象。即,我非常频繁地想到自己留给别人的印象,若我觉得是好印象就感到愉快,若不好则不愉快。

他的话虽说不过谈了一种人之常情,但他也令我们注意到另一种东西——他觉得那是自己和anständigkeit[161]之间的最大障碍——他的虚荣。

维特根斯坦常留给人的一种印象——无疑源于他的虚荣——是贵族气。例如,f.r.里维斯曾偶然听到他说:“我父亲的房子里有七架大钢琴”;里维斯立刻怀疑他和音乐史里的人物维特根斯坦公主有血缘关系。事实上,剑桥的人普遍相信他来自于日耳曼王族塞恩·维特根斯坦。虽然维特根斯坦并未正面地推动这一误会,但里维斯所引的这种话(顺便说一句,这话的真实性待商榷,林荫街的房子里只有三架或四架大钢琴)丝毫无助于纠正它。他对自己的真实出身隐瞒了多少,有各种说法。[162]也许最重要的事实,是维特根斯坦自己觉得他在隐瞒什么——觉得他容许别人把自己想成贵族,虽然其实他是犹太人。12月他记录了一个复杂的梦,也许可把这个梦视为对这种焦虑的一次表达。

一个奇怪的梦:

我在一张有插图的报纸上看到一幅当时大家谈论很多的英雄费特萨格特(vertsagt)的照片。照片拍的是他在自己的汽车里。人们谈论他不光彩的行为;亨泽尔站在我边上,还有另一个像我哥哥库尔特的人。那人说,vertsag[原文如此]是犹太人,但得到一位富有的苏格兰领主的抚养。现在他是一个工人领袖(arbeiterführer)。他没有改自己的名字,因为这不是那儿的风俗。读vertsagt这个名字时我的重音在第一音节上,我刚刚知道他是犹太人,我看出他的名字就是verzagt[德语中的“胆怯”]。verzagt里的z写成了“ts”,我看到“ts”印得比其他字母粗一点,这并不令我吃惊。我想:每一桩不正派[163]行为背后都得有个犹太人吗?现在亨泽尔和我在一座房子的阳台上,房子也许是霍赫海特的大木屋,versag乘着他的汽车沿街而来;他有一张愤怒的脸,金色头发略带微红,胡子的颜色类似(看上去不像犹太人)。他用机关枪向身后的一个骑车人开火,那人痛苦地扭动,被无情地几枪打翻在地。vertsag驶了过去,现在来了一个年轻的、看样子挺穷的骑车女孩,开着车的vertsag把她也射杀了。枪弹击中她的胸部时发出一种汩汩声,像一个快空的壶架在火上。我为女孩感到遗憾,我觉得这种事只会在奥地利发生:这女孩得不到帮助和同情;人们看着她遭难、被杀。我自己害怕帮助她,因为我害怕被vertsag射杀。我走向她,但想藏在一块板后面。

然后我醒了。我必须添上,和亨泽尔交谈时——起初另一人在场,后来离开了——我很难堪,不想说自己是犹太人的后代、vertsag的情况也是我自己的情况。

维特根斯坦醒后对这梦的反思,大部分在谈梦里的中心人物的名字。他奇怪地认为它的拼写是pferzagt(这词没有任何意思),而且它是匈牙利名字:“在我看来,这名字含有某种邪恶的、恶意的和很男性的东西。”

不过,更相干的也许是他的第一个念头:vertsagt的情况也是他自己的情况——一个被视为英雄的人有着贵族的外表和教养,实际上却是犹太人和恶棍。更糟的是,他感到太难堪,太胆怯,无法坦白这一点。这种怯懦的感觉纠缠了他许多年,结果,在做了这梦的七年后他正式坦白了自己有多少犹太出身。

不过,这梦里最令人不安的是维特根斯坦用纳粹口号表达他的内心焦虑。每一桩不正派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人吗?这个问句也可出自《我的奋斗》,它隐隐指向那幅纳粹图景:狡诈的、寄生的犹太人隐瞒自己的真正意图和真正本性,在日耳曼人中间散布毒药。令人宽慰的是,幸好维特根斯坦倾向于用这种形象(或某种与此差不了太多的东西)描述和分析自己的unanständigkeit[164]的时期很短。这一阶段在他1931年写的一系列对犹太性的评论里达到了其顶点,随后便猛地终止了。

维特根斯坦并未讨论这个梦自然引出的一个问题:vertsagt射杀无辜女孩,是不是象征着他自己对玛格丽特的败坏影响?这个问题当然无法回答;但我觉得,有理由认为,跟玛格丽特结婚的计划促使他作出了甚至更深和更艰巨的努力,以清洗自己的不纯,挖掘出他更愿意隐瞒的他本性里的一切讨厌和不诚实的侧面,从而为投入他对莱迪丝·拉姆塞提及的“神圣”行动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