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第十一章第二次到来/h2“唔,上帝到了。我在5点15分的火车上接到了他。”
在一封落款日为1929年1月18日,写给莉迪亚·洛普科娃的信里,凯恩斯就是这样宣布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的。刚回英格兰几小时,维特根斯坦已经告诉凯恩斯,自己计划“永远呆在剑桥”:
期间我们喝过了茶,现在我退到书房给你写信。我明白,疲劳将是摧毁性的。我一定不能让他每天跟我谈话超过二三小时。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这种经验是古怪的,几乎是怪诞的——回到一所这些年间多数地方没有变化的大学,但岁月却在他自己身上造成了一种如此根本的转变——还有,一些1913年他与之道别的人前来问候他。他在日记里写道,“就像时间倒流了”。“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但无论结果是什么:“会有一点结果!如果还有时间”:
此刻我无休无止地游荡,但不知道围绕着哪个平衡点。
维特根斯坦一到,凯恩斯就组织人马欢迎他重回“使徒”圈子。维特根斯坦回英格兰的第二天,凯恩斯举办了一次“使徒”的特别晚餐会,庆祝他归来。出席的有理查德·布雷斯韦特、弗兰克·拉姆塞、乔治·赖兰茨、乔治·汤姆森、阿列斯特·沃森、安东尼·布朗特和朱利安·贝尔——剑桥知识界这一代的精华。会上把维特根斯坦选为荣誉会员(用“使徒”的话讲:“天使”);这是一种姿态,表示社团原谅了1912年他对他们的态度。在随后的一次聚会上他们正式向他“宣布,将在适当的时候收回驱逐他的成命”。
社团的这种空前的谦卑,原因是维特根斯坦不在时成了剑桥精英中间的一个近乎传奇的人物,而且《逻辑哲学论》也成了时下知识圈讨论的中心话题。
但若“使徒”希望将这位“上帝”据为己有,他们就要失望了。维特根斯坦出席了几次他们的聚会;在凯恩斯位于戈登广场的房子举办的几次宴会上,他也接触了布鲁姆斯伯里圈子——可认为它是“使徒”的伦敦分支——的几位成员。然而,布鲁姆斯伯里和“使徒”的英格兰特有的、自觉“有教养”的唯美主义与维特根斯坦的严酷的苦行意识和有时不留情面的诚实,两者之间没几分共同土壤。双方都感到震惊。伦纳德·伍尔夫回忆,有一次午餐时维特根斯坦对待莉迪亚·凯恩斯的“不人道的粗鲁”把他吓坏了。另一次午餐,他们当着女士的面坦然讨论性,维特根斯坦吓着了,走了出去。布鲁姆斯伯里的气氛明显使他不自在。弗朗西丝·帕特里齐说,自己身处其中的贝尔们、斯特雷奇们和斯蒂芬们与维特根斯坦形成了对照——维特根斯坦似乎不能或不愿与异性会员讨论严肃的问题:“在男女混杂的人群里,他的谈话常常极端琐细,搪塞进无聊的笑话,伴以冷淡的微笑。”
维特根斯坦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有可能在凯恩斯的某次聚会上见过面;即便真是这样,看上去两人都没给对方留下什么印象。弗吉尼亚·伍尔夫去世后,维特根斯坦与洛什·里斯讨论过出身对她的影响。他说,她在那么一个家庭里长大——在那里,人的价值的衡量在于是否擅长某种写作,或擅长艺术、音乐、科学或政治;因此她从未问过自己还存不存在其他“成就”。这看法可能基于个人的接触,但同样可能基于道听途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日记里没提到过维特根斯坦,信件里也只有几处附带提到他。有一次是在一封写给克莱夫·贝尔的信里,写信的时间是维特根斯坦到剑桥几个月后;她是在谈贝尔的儿子朱利安时提到他的:
……梅纳德说朱利安无疑是国王学院最重要的本科生,甚至可能当上理事,看来他完全打动了梅纳德,还有他的诗——顺便说一句,朱利安说,他跟梅纳德谈过维特根斯坦的毛病,但被驳了回去。
这一笔是有趣的,只是由于这个缘故:即将发表在安东尼·布朗特的学生杂志《冒险》上的一篇冗长的德莱顿风格[140]的讽刺诗正是朱利安·贝尔所写;那是布鲁姆斯伯里式的机智评点,谈的是维特根斯坦的专横好辩作风里的——有人开始这么看——未开化的野蛮的东西。
贝尔在这首诗里试图为布鲁姆斯伯里的信条“价值可在心智那儿认识和找到”辩护,反驳《逻辑哲学论》的观点:那种陈述是无意义的。贝尔主张,维特根斯坦肯定违反了自己的规则:
而他说出无意义的话,无数的陈述那么做,
他恒常打破自己立誓的沉默:
日日夜夜谈论伦理和审美,
称事物好或坏,错或对。
维特根斯坦不只谈论自己坚称必须对之保持沉默的东西;他主宰了一切这种讨论:
……谁曾在哪个议题上,见到过
路德维希忍住不颁布法则?
无论到谁那里,都大声把我们喝止,
打断我们的话,结结巴巴说起他的句子;
永不停息的争辩,刺耳、恼怒和喧闹,
他当然正确,为他的正确而骄傲,
这毛病常见,是人多少有这股味,
但维特根斯坦大谈人文,自诩全对。
这首诗是一封写给使徒同僚理查德·布雷斯韦特的使徒书信[141],表达了“使徒”的许多年轻唯美主义者——“这些朱利安·贝尔们”,维特根斯坦轻蔑地称呼他们——的看法;他们读了大为开心。这首诗发表时法妮亚·帕斯卡尔说:“最友善的人也会心一笑;它释放了累积起的紧张、怨恨,甚至恐惧。因为从未有人能在维特根斯坦面前扭转局势,以牙还牙地报以颜色。”
若说维特根斯坦并未完全不理睬“使徒”,那主要因为弗兰克·拉姆塞是其成员。
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的第一年里,拉姆塞不只是在哲学讨论上最有价值的伙伴,也是最亲密的朋友。抵达后的头两周,他和拉姆塞一家住在其莫蒂默路的家里。拉姆塞的妻子莱迪丝很快成了一个亲密朋友,一个红颜知己——一个“终于成功软化了野蛮猎人之凶猛”(凯恩斯的说法)的女人。她具备一种能使他放松下来、赢得他信任的强健幽默感和朴实的诚实。和她单独相处时,他觉得能聊聊自己对玛格丽特的爱,但从弗朗西丝·帕特里齐写给丈夫拉尔夫的一封信里看,他的信心并不牢固:
我们老是见到维特根斯坦;他向莱迪丝透露,他正在爱一位维也纳女士,但他觉得婚姻是神圣的,不能轻易谈论。
这里令人吃惊的,不是他不能轻易谈论婚姻,而是他竟然谈论婚姻。此时,他定期而频繁地写信给玛格丽特,有时每天都写;但直到约两年后她才意识到他打算娶自己当妻子,那时她就急匆匆打了退堂鼓。虽然他的关心取悦了她,他的人格力量也令她慑服,但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玛格丽特未看到自己期望的丈夫的品质。他过于严峻,过于苛求(我们不妨猜想,还有一点过于犹太了)。此外,表明自己的意图时,他同时也表明了,他心里想的是一种柏拉图式的、不生孩子的婚姻——那种事不是她要的。
在剑桥的头两个学期,维特根斯坦的正式身份是攻读博士学位的“高级学生”,比他年轻十七岁的拉姆塞是他的导师。实际上,他和拉姆塞平等地见面,在相似或相关的问题上做工作,指望对方能给出批评、引导和启发。他们一周见面几次,每次讨论几个小时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本质。维特根斯坦在日记里说这些见面是“愉快的讨论”:“它们当中有好玩的东西,我认为进行得挺不错。”他还写道,它们当中有某种近乎性爱的东西:
没有比这使我更愉快的了:有人把我的思想从我嘴里取走,然后,可以说,把它展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不喜欢独自在知识的田野上行走”,他又说。
拉姆塞在这些讨论里的作用和别的导师类似:对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提出反对。在《哲学研究》的前言里,维特根斯坦说拉姆塞的批评帮助他——“我几乎无法估量其程度”——认识到《逻辑哲学论》的错误。不过,在当时的一则日记里他的观点没这么慷慨:
好的反对帮助人前进,浅薄的反对——即便是有效的——则是乏味的。拉姆塞的反对属于这一种。他的反对没有抓住问题的根子(问题的生命在于此),而是那么地外在,什么——即便是真的错误——也无法矫正。好的反对直接指向解答;至于浅薄的反对,必须首先加以克服,然后就可丢在一边。就像一棵树在树干的结上打个弯,以便继续生长。
【一棵树的画】
尽管十分尊重对方,但拉姆塞和维特根斯坦在智性和脾性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拉姆塞是个数学家,对自己学科的逻辑基础不满意,想在可靠的原则之上重建数学。维特根斯坦没兴趣重建数学;他的兴趣在于拔除生出数学中的混淆的哲学根子。因此,当拉姆塞指望从维特根斯坦那里获得启发,维特根斯坦指望从拉姆塞那里得到批评时,两人的受挫就不可避免了。有一次拉姆塞直截了当地告诉维特根斯坦:“我不喜欢你论证的方式”;维特根斯坦则在一段我已引用过的话里这样说拉姆塞:他是一个“布尔乔亚思想家”,真正的哲学思索干扰了他,“直到他将其结果(如果有的话)推到一旁,宣布那无关紧要”。
一位深刻影响了维特根斯坦思想进展的“非布尔乔亚”思想家是皮耶罗·斯拉法,这种影响始于他回到剑桥的头一年。斯拉法是一位杰出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持有一种宽泛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是狱中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尼·葛兰西的密友。因为公开抨击墨索里尼的政策,斯拉法在祖国的职位岌岌可危;凯恩斯便请他到国王学院工作,剑桥为他特别设了一个经济学讲师职位。经凯恩斯介绍认识后,他和维特根斯坦就成了亲密的朋友,维特根斯坦每周至少安排一次与他见面讨论。对于跟斯拉法的见面,他的评价甚至超过跟拉姆塞的见面。在《哲学研究》的前言里他谈到斯拉法的批评:“这本书里多数有意义的想法都受惠于他的这种激发。”
这是个很强的声明,而且——考虑到他俩的智性领域差别很大——也令人费解。但正是因为不涉及细节(或者说因为斯拉法不是哲学家或数学家),斯拉法的批评才是富于意义的。与拉姆塞不同,斯拉法有能力迫使维特根斯坦作出修正——不是修正这一点或那一点,而是修正整个视角。有一件轶事说明了这一点,这件事维特根斯坦对马尔科姆和冯·赖特都说过,此后广为流传。那是一次谈话;维特根斯坦坚持命题及其描述的东西必须有同样的“逻辑形式”(或“语法”,视故事的版本而定)。面对这一想法,斯拉法做了个那不勒斯人的手势——用指尖扫过下巴,问:“这个的逻辑形式是什么?”照这故事的说法,维特根斯坦因此不再坚持《逻辑哲学论》的这一思想:命题必须是其描述的现实的“图像”。
这轶事的重要性,不在于解释了维特根斯坦为什么放弃意义的图像论(它并没解释),而在于它是一个好例子,说明了斯拉法是怎样使维特根斯坦从新鲜的视角重新看待事物的。维特根斯坦告诉许多朋友,与斯拉法的讨论令他觉得自己像一棵砍掉了所有树枝的树。这个隐喻是精心挑选的:把死的树枝砍掉,新的、更健壮的树枝就能长出来(而拉姆塞的反对则让死木头留在那儿,迫使树扭曲自身绕过它)。
维特根斯坦曾对洛什·里斯谈到,自己从跟斯拉法的谈话里获得的最重要东西是一种看待哲学问题的“人类学”方式。这一评论有点解释了,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认为斯拉法对自己有如此重要的影响。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工作和《逻辑哲学论》的最显著区别之一是其“人类学”进路。即,《逻辑哲学论》处理语言时,把语言与其使用的环境隔绝开;《哲学研究》则反复强调给予语言表达以意义的“生活之流”的重要性:描述一种“语言游戏”时,不能不提到其中的行为,以及做语言游戏的“部落”的生活形式。如果这一视角转变来自于斯拉法,那么斯拉法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工作的影响确实有着最根本的重要性。不过,就算是这样,这种影响还得再过几年才结出果实,因为维特根斯坦哲学方法的这个“人类学”特点要到1931年左右才渐渐显露。
除了斯拉法和拉姆塞,维特根斯坦与剑桥的学院教师们没什么相干。头几个星期之后,他和凯恩斯的关系主要限于事务性的;虽然凯恩斯成了——无论何时维特根斯坦需要跟官方搞什么事情——无可估价的支持者,但不是亲密的朋友。我们猜想,凯恩斯十分高兴扮演这种角色;当维特根斯坦的朋友所要求的时间和精力,比他能够或愿意花费的更多。
维特根斯坦最初回剑桥时,摩尔碰巧在同一列伦敦驶来的火车上;他俩的友谊——维特根斯坦1914年给摩尔写了那封野蛮的信后破裂的友谊——立即恢复了。此时摩尔是剑桥的哲学教授,他担起了为维特根斯坦能工作下去安排津贴的责任;不过除此之外他俩的友谊是私人性质的,而非哲学上的。虽然维特根斯坦赞赏摩尔的措辞的准确性,偶尔借之找到说清某个具体问题所需的准确用词,但他几乎不当摩尔是个原创性哲学家。“摩尔?”——他曾说——“从他身上能看出,一个绝无才智的人能走多远。”
类似地,尽管维特根斯坦与此时上了年纪的逻辑学家约翰逊——他以前的剑桥时代里的另一个人物——在智性上有距离,但他俩也保持着真挚的友谊。维特根斯坦赞赏钢琴家约翰逊更甚于逻辑学家约翰逊;他经常参加约翰逊星期天下午的“居家”[142]听其弹奏。在约翰逊这方面,虽说喜欢和欣赏维特根斯坦,但他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回归是“剑桥的灾难”。他说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完全没能力进行讨论的人”。
维特根斯坦快要过40岁生日了,但他的朋友圈子里主要是剑桥的年轻一代——参加道德科学俱乐部的本科生(不属“使徒”一脉的那些)。据法妮亚·帕斯卡尔说,构成这一学生哲学团体的“英格兰中产阶级的儿子们”身上具备了当维特根斯坦弟子所需的两个特点:孩子般的单纯和第一流的大脑。这么说或许是对的;但我认为另一种说法也同样是对的,即维特根斯坦就是发觉自己和更年轻一代有更多的共同点。在某种意义上他自己非常年轻。他甚至看上去也年轻,他40岁了,人们却常常误会他是本科生。但还不止于此:他具有年轻人的智性上的新鲜和柔软。他告诉德鲁利,“心智的僵硬比身体早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他仍是个青年。即,在他的精神态度中,已然固执的部分很少。回剑桥时他准备全面修订自己迄今得到的一切结论——他愿意考虑的不只是新的思考方式,甚至还有新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和本科生一样未定型,还没有固定在某种具体的生活模式里。
不少听说过维特根斯坦是《逻辑哲学论》作者的人,想像他是个年长威严的日耳曼学者;对于在道德科学俱乐部遇到的那个如年轻人般好斗、活跃的人物,他们并无准备。例如,柏欧斯后来是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和钦佩者圈子里的一员,他回忆道:
我第一次遇到维特根斯坦是在道德科学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那次我念了一篇论“道德判断的本性”的文章。那次聚会来了相当多的人,有些人蹲坐在地毯上。人群里有一个人我们全都不认识(当然,除了摩尔教授和另一个大概也在的资深会员)。我念完论文后,那个陌生人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异议;他说话时的那种直率风格(但绝不刻薄),以后大家逐渐知道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风格。后来,我知道了自己的对话者是谁,认识到自己当时对他提出的问题和异议的应对是多么自大,于是心里泛起了一种我从未能摆脱掉的羞耻感。
维特根斯坦彻底主宰了道德科学俱乐部的讨论,结果道德哲学教授c.d.布洛德不再出席了。他后来说,他不愿意“每周度过那样的几小时:在浓厚的烟草气味里,维特根斯坦准保在自个搜肠刮肚,信徒们也准保‘露出愚蠢的钦佩模样,啧啧称赞’”。
戴斯蒙德·李是维特根斯坦的本科生朋友圈里的另一位,他把维特根斯坦比作苏格拉底——喜欢跟年轻人讨论,经常让年轻人说不出话来。他指出,这两位对拜倒在自己魔力之下的人都有一种近乎催眠的影响。李自己离开剑桥时摆脱了这种魔力;虽然他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但并不真能说他是一个弟子。不过,他的同龄人莫里斯·德鲁利成了法妮亚·帕斯卡尔描述的那种年轻弟子的第一个例子,也许也是最完美的例子。
1929年首次遇到维特根斯坦后,德鲁利生活里的几乎每一个重大决定都是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作出的。他原本打算离开剑桥后当英国圣公会牧师。“千万别以为我是在嘲笑这事,”维特根斯坦听说这计划后说,“但我不能赞同;不,我不能赞同。我担心那个衣领有一天会磕着你。”这是他们第二次、也可能是第三次碰面。下一次见面时维特根斯坦回到这件事:“想想看吧,德鲁利,每周得作一次布道意味着什么;你做不了那事。”在神学院呆了一年后德鲁利对此表示同意;在维特根斯坦的鼓动下,他找了个“普通人中间”的工作。他从事的是失业救济的项目,起初在纽卡斯尔,然后在南威尔士;再后来,又是在维特根斯坦的鼓动下他接受了医生训练。战后他专攻精神病学(维特根斯坦建议的医学分支),从1947年到1976年去世他在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医院工作,起初是驻院精神病医生,后来是高级精神病咨询师。1973年他的文集《语词的危险》(thedangerofwords)出版,这本文集讨论的是精神病学中的哲学问题;虽然这书很不受重视,但它也许是——就其调子和关切而言——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发表的东西里最具备真正维特根斯坦精神的作品。“为什么现在我把这些文章放到一起?”在前言里他自问自答:
只为了一个理由。这些文字的作者曾有一时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学生。现在众所周知,维特根斯坦鼓励学生(至少是他觉得在哲学能力上没有很大原创性的学生)从哲学学术转向某一具体职业的学习和实践。就我而言,他敦促我转向医学的学习;不是我不该运用他教给我的东西,而是我绝不该“放弃思考”。因此我踌躇地把这些文章拿出来,例示维特根斯坦对某个人思想的影响:这个人面对的问题,既涉及需要对付的直接实际的困难,也涉及需要深思的较深的哲学困惑。
类似地,去世前不久德鲁利出版了自己和维特根斯坦的谈话记录,目的是削弱“出于好意的评论者”的影响——那种人“如此这般地评论,仿佛现今很容易把他的著作吸收到那种知识分子语境中去,但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那种语境提出的警告”。这些记录——也许比其他一切二手资源都更多地——提供了渗透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工作里的精神和道德态度的信息。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引发的一大堆学术文献并未也不能覆盖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里的一个重要方面,德鲁利是第一个、但绝非最后一个体现此点的弟子。可以说,道之传承,其脉络之延伸远超出学术哲学的界限。
实际上,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最亲密的本科生朋友是个对哲学毫无兴趣的人。1929年复活节假期后,吉尔伯托·帕蒂森在维也纳的回程火车上遇到了维特根斯坦;十年多的岁月里,两人保持着亲切的、与哲学毫无关系的交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乱岁月里,维特根斯坦开始疑心帕蒂森抱有强硬好战的战争态度,那时这段交情才终止。帕蒂森是(事实上仍然是)一个和蔼、机智和很善于处世的人,完全不像帕斯卡尔描述的那种单纯和极害羞的弟子。完成了剑桥学业(以最少的学术努力和热心)后,他当了伦敦金融城[143]的一名注册会计师,过上了他的阶层、教养和教育为他准备的那种舒适生活。和他在一起时维特根斯坦能肆意满足自己的一种口味;弗朗西丝·帕特里齐说这种口味是琐细和无聊的幽默,而维特根斯坦自己就称之为“废话”。[144]他说,跟某个人“大说废话”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
在剑桥时帕蒂森和维特根斯坦一起读《塔特勒》[145]这样的杂志,他们很高兴这种杂志提供了丰富的“废话”,特别喜欢惯常登在这类刊物上的可笑广告。他们也是“满意消费者来信”的贪婪读者,那种信通常出现在伯顿之家、“名品裁衣店”的橱窗里,逛街买维特根斯坦的衣服时,他俩夸张地注意那些橱窗。(或许,在多数人眼里维特根斯坦总是穿着同样的东西——开领衬衫、灰法兰绒裤子和厚鞋子;实际上它们是一丝不苟地挑选出来的。)
帕蒂森离开剑桥后,只要维特根斯坦路经伦敦(来回维也纳的路上常常经过),他俩就见面,举行维特根斯坦所称的“仪式”。这包括去“里昂”[146]喝茶,随后前往莱切斯特广场的一家大电影院看场电影。到伦敦前,维特根斯坦会寄一张卡片给帕蒂森,告诉他自己要来了,以便帕蒂森作出必要的安排——在《夜标》[147]上找一家正上映一部“好”电影的电影院。对维特根斯坦来说那意味着一部美国电影,西部电影尤佳,后来则是音乐剧或浪漫喜剧,但总归是一部绝无艺术性或知性面目的电影。不必说的是,这个仪式的位次高于帕蒂森的金融城工作。“我希望你在办公室别太多事,”一次帕蒂森拿工作压力说事后维特根斯坦写道,“记住,即便俾斯麦也可被替代。”
维特根斯坦和帕蒂森的通信里几乎全都是“废话”。几乎每封信里他都要用一用英语形容词“bloody”[148];出于某种原因,他在这个词里看到了无穷无尽的乐趣。他的信以“亲爱的老blood[149]”起首,以“你bloodily的”或“你inbloodiness的”[150]结尾。帕蒂森寄去从杂志上剪下的照片,称之为自己的“画作”;对此,维特根斯坦用夸张的严肃口吻表示欣赏:“不看签名我就能知道这是帕蒂森之作。里头有一种此前从未用画笔表达过的bloodiness。”在回信里维特根斯坦寄去“肖像”,即从报纸的自强课程广告上裁下的相貌堂堂的中年男人照片。“我最近的照片,”放进一张这种图片后他宣布,“上一张只表达出慈父的亲切感;这一张表达出了胜利感。”
通信里始终包含着一种对广告商语言的温和嘲弄,这风格里的荒诞性是这么简单得来的:把那种语言用得仿佛是朋友之间写信的正常形式。帕蒂森寄给维特根斯坦一张(真是)自己的照片,在背后写:“反面是我们的一种47/6号[151]套装的样照。”“不知怎的,”维特根斯坦在另一封信的结尾写道,“人们本能地感到,双塔牌第83号精品袜是真正男人的袜子。它是品位之袜——考究,时尚,舒适。”在另一封信的附言里他写道:
不日,我们将慷慨地向你赠送著名头油格罗斯妥拉的免费样品,愿你的头发永远保持光鲜绅士特有的光泽。
维特根斯坦写给帕蒂森的信里含有的某些玩笑确实无聊得惊人。写一个以“1”结尾的地址时,他画了个箭头指着“”,写道:“这不是指‘厕所’。”[152]他在一张都柏林基督教会教堂的明信片背后写道:“如果我没记错,这个教堂至少部分是由诺曼底人建的。当然,那是很久以前建的,现在我的记忆力可不比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