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格洛克尔纲领的追随者的改革热情并未触动维特根斯坦,但进入教师行业时他却带着一套更理想化的目标,而且,对于在乡村穷人中间生活和工作,他有一种相当浪漫的、托尔斯泰式的观念。
遵循着自己的一般伦理世界观,他寻求的不是改善他们的外部条件,而是“内在地”改进他们。他想教他们数学,发展他们的智力;想让他们见识德语里的伟大经典,拓展他们的文化意识;想和他们一起读《圣经》,提升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摆脱贫困不是他的目标;他也不把教育视为一种令他们凭之过上城里“更好”生活的方法。他想让智性成就的价值自身打动他们——就像日后他反过来让体力工作的内在价值打动剑桥本科生一样。
无论在奥地利乡下还是在剑桥大学,他的教学里浮现出的理想是罗斯金式[117]的诚实苦干理想,再加以精巧的智力、深刻的文化感受和虔诚的严肃;收入贫乏,但内在生活丰富。
在贫困的乡村地区工作对他有重要意义。然而,照师范学校毕业生的惯例,他被派往森梅岭附近马里亚-舒尔茨的一所学校履行一年的教学试用期;这是维也纳南部乡下的一个舒适和相对繁荣的小镇子,是有名的朝圣地。在简短察看了这地方后他认定不行。他对吃惊的校长说,他注意到镇子里有一个带喷泉的公园:“那不属于我,我要一个纯农村的岗位。”校长建议,那样的话他应当去特拉腾巴赫:镇子旁边的山的另一头的一个村子。维特根斯坦立刻动身步行了90分钟,很高兴地找到了正合他想像的那种地方。
特拉腾巴赫小而贫穷。有工作的村民要么受雇于当地的纺织厂,要么受雇于毗邻的农场。这些村民的生活是艰难的,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的贫困岁月里。但这地方(至少起初)迷住了维特根斯坦。到达后不久他写信给罗素;此时罗素在中国,刚刚开始在北京大学的一年访问讲学;维特根斯坦得意地把地址写成“特拉腾巴赫的lw老师”,陶醉于自己的新岗位之隐僻:
我要在一个名为特拉腾巴赫的小村子里当小学教师。它在山里,维也纳向南约四小时的路程。这一定是特拉腾巴赫的教师第一次和一个北京的教授通信。
一个月后他对伊格尔曼的说法甚至更热烈。他说特拉腾巴赫是“一个美丽的小地方”,报告自己“快乐地在学校工作”。但加上了暗暗的一笔,“我特别需要它,否则地狱的所有魔鬼将从我内部挣脱出来。”
最初几个月他写给亨泽尔的信带着相似的欢快情绪。他给学生读的书靠亨泽尔供应,他还写信要求订多册同一本书,如格林童话、《格利佛游记》、莱辛的寓言和托尔斯泰的传奇文学。亨泽尔周末定期来看他,阿尔费德·索格伦、莫里茨·勒厄(维特根斯坦家的摄影师)和米夏埃尔·德罗比尔也一样。不过,这些访客势必会突出维特根斯坦和村民(包括同事)之间已然明显的差别,没多久他就成了传闻和猜测的主角。一次,同事格奥尔格·贝尔格撞见维特根斯坦和亨泽尔在学校办公室坐着。维特根斯坦直接问他村子里在说自己什么。贝尔格踌躇着,但在逼迫之下告诉维特根斯坦:“村民当你是个有钱的男爵”。
贝尔格没有明说,但维特根斯坦肯定被视作一个古怪的贵族。“fremd”(奇怪)是村民描述他时最常用的词。他们问,为什么这样一个有钱有文化的人要选择在穷人中生活,尤其是,他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现出的认同这么少,而且显然更喜欢优雅的维也纳朋友的陪伴?为什么他要过这样贫乏的日子?
最初维特根斯坦寄宿在当地“棕鹿”旅馆的一间小屋子里,但很快发觉楼下传来的舞曲声太吵,便搬走了。他在学校厨房给自己弄出了一张床。据贝尔格说(贝尔格很可能是村民讲的维特根斯坦故事的一个主要源头),他在厨房窗户边看着星星一坐就是几小时。
他很快证明了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热情但相当严格的学校教师。如他姐姐赫尔米勒所写,在许多方面他是天生的教师:
他自己对一切都感兴趣,他知道如何挑出任何事的最重要方面,并对别人讲清楚。我自己有机会看到路德维希多次的教学,他把某些下午的时间花在我的职业学校的男孩子身上。那对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凡的助益。他不仅讲授,还试着用提问的方式把男孩们带向正确的解答。有一次他让他们发明一种蒸汽引擎,另一次是在黑板上设计一座塔楼,还有一次是画运动的人形。他唤起的兴趣是巨大的。甚至缺乏才能和通常不专心的男孩也拿出了好得惊人的答案,他们热切地良性地你争我夺,想得到回答或论证某个问题的机会。
尽管维特根斯坦对“学校改革运动”存有疑虑,但他的教师生涯里的最大鼓励和支持却来自改革者那里——如普特雷和地区学校检查官威廉·昆特。他的教学方法和改革运动具有某些相同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能仅仅用重复讲过的东西来教孩子,而是应该鼓励孩子自己对问题进行思考、得出结论。这种实践练习在他的教学里占很大分量。教孩子解剖学时,搭起一只猫的骨架;教天文学时,在夜晚注视天空;教植物学时,在乡间漫步辨认植物;教建筑学时,在去维也纳的远足途中辨认房屋的风格;诸如此类。不管教什么,维特根斯坦都努力在孩子身上唤起他自己投到一切兴趣上的那种好奇和提问精神。
自然地,某些孩子比其他孩子表现更好。维特根斯坦在他教的某些男孩身上取得了尤其好的效果;他把喜欢的学生——多数是男孩——编成优选班,给予课外的额外指导。对于这些孩子,他扮演起了父亲式的角色。
然而,对于没有天赋的孩子,或兴趣未被他的热情激起的孩子,他没成为父亲般和蔼的角色,而是成了暴君。因为他强调数学教育,每天早晨头两小时都讲数学。他相信学代数越早越好,他教的数学程度之高超出了对这个年龄组的要求。他的一些学生——特别是女孩——多年后回想一天的前两个钟头时都伴着惊骇。其中一人,安娜·布伦纳,回忆道:
在算术课上,我们学代数的要坐在第一排。一天,我朋友安娜·福尔克尔和我决定什么也不回答。维特根斯坦问:“你们的答案?”对三乘六这个问题安娜说:“我不知道。”他问我一公里有多少米。我什么也没说,挨了一耳光。后来维特根斯坦说:“如果你不知道,我就到学校最小的班里找一个知道的人来。”课后维特根斯坦带我去办公室,问:“你是不想[做算术],还是不会?”我说:“是的,我想做。”维特根斯坦对我说:“你是个好学生,但至于算术……或者你病了?你头疼吗?”然后我撒了谎:“是的!”“那么,”维特根斯坦说,“请你,布伦纳请你,请你原谅我行吗?”他说这话时伸出手祷告。我立刻感到自己撒谎很丢脸。
正如这叙述表明的,维特根斯坦的方法和格洛克尔改革推荐的方法之间的一个尖锐差别是他使用体罚。另一个数学差的女孩记得,有一天维特根斯坦拽她的头发拽得很厉害,事后梳头时头发掉了不少。在前学生的回忆中,有大量在他手上吃到“ohrgeige”(耳光)和“haareziehen”(拽头发)的故事。
这种暴行的消息传到孩子父母耳朵里,助长了一股反对他的情绪。并非村民不赞同体罚,也不是这种惩戒方法不常见——尽管格洛克尔建议不体罚。但村民认为,难以管教的男孩如果行为不端可以打他耳光,但不会代数的女孩不该受到同样的对待。实际上他们不觉得女孩应当学会代数。
无论如何,村民(包括他的一些同事)倾向于讨厌这个贵族气的、古怪的生客,他的怪异行为有时好玩,有时吓到他们。“古怪”轶事口耳相传,结果他成了村里的某种传奇人物。例如,一个故事说,有次他找来两个同事一起演奏莫扎特的一部三重奏——他自己吹单簧管,格奥尔格·贝尔格拉中提琴声部,校长鲁佩特·科尔纳弹钢琴声部。贝尔格回忆:
一次又一次,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维特根斯坦完全不知疲倦。终于我们得到了一次休息!然后,校长鲁佩特·科尔纳和我无意中没动脑子地脱谱奏起了某个舞曲曲调。维特根斯坦的反应很愤怒:“瞎搅和!瞎搅和!”他叫道。然后他理理东西走了。
另一个故事讲的是他出席当地天主教会的一次教义问答会。他仔细地听了牧师向孩子们提的问题——地区主教也在场——他突然清楚地说:“胡话!”
但最惊人的事——也是村民记得最牢的他的故事——是他在当地工厂修好蒸汽引擎的那回,他的做法看上去像是行了个神迹。这儿的讲述人是维特根斯坦一个同事的妻子比切迈尔太太,她就在那家工厂工作。
引擎死机时我在办公室,厂子不得不停产了。那时候我们全靠蒸汽。然后许多工程师来了,他们搞不定。回到家我告诉了丈夫厂里的事,我丈夫又在学校办公室说了这事,维特根斯坦老师对他说:“我能去看看吗,你能让他们允许我去看看吗?”然后我丈夫对厂长说了,厂长说行,他可以直接去……然后他和我丈夫就来了,他径直走进引擎房,到处走走,什么也没说,只是到处看看。他就说:“能找四个男人来吗?”厂长说:行,就来了四个人,两个锁匠,两个别的人。每个人都要拿个锤子,然后维特根斯坦给每个人分派一个序号和一个不同的位置。我记得,他们得依次敲打自己的那个点:1、4、3、2……
就这样他们修好了机器的毛病。
因为这个“奇迹”,他们送维特根斯坦一点亚麻布作酬劳;他起初拒绝,后来代表学校的穷孩子接受了。
但村民对这一奇迹的感激未胜过渐渐增长的对他的“古怪”的猜疑;整个秋季学期他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在恶化。这一学期,他姐姐赫尔米勒一直留心地、像母亲似的注意着他新职业的进展。她得通过亨泽尔间接地做——维特根斯坦欢迎维也纳朋友的来访,却给他的家人严格的指令,不得去看他或给他任何帮助。食物包裹被原封不动地退回,信件则不予回复。
亨泽尔做到了让赫尔米勒放心:维特根斯坦的第一个学期虽有点压力,但过得相当好。12月13日她写信给他,带着明显的宽慰:
我真的很感激你友好的信。首先它令我放心,路德维希在特拉腾巴赫人和他们好奇的目光中间挺过来了;他那时候的信令人对他很有信心,加上他简洁的写法,这就双重可靠了。其次我非常欣赏你谈我弟弟的每句话,虽然实际上那跟我自己想的没什么不同。你说的当然是对的,虽然有一个圣人弟弟并不容易;英国有句话:“我情愿是活的狗,也不愿是死的哲学家”,我要在后面加上:我(常常)情愿我弟弟是个快乐的人,也不愿他是个不快乐的圣人。
讽刺的是,这封信之后仅仅几星期的1921年1月2日,维特根斯坦写信给伊格尔曼痛斥自己未选择天上的事业:
我很遗憾圣诞节没去看你。我忽然有一种相当可笑的想法——你想躲着我——理由是:我已在道德上死了一年以上!你可以由此自己判断我过得好不好。也许我是今日根本不稀奇的案例中的一个:我有一个任务,却没去做,如今这失败在毁坏我的生活。我本该用我的生活做点正面的事,本该成为天空中的一颗星。但我还是困在地面上,而现在我正渐渐消失。我的生活已真的变得没意义,只包含微不足道的情节。我周围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个,也不会理解;但我知道我有一种根本缺陷。就为我感到高兴吧,若你不理解我这儿写的话。
结果伊格尔曼不理解。他回信说,如果维特根斯坦感到自己有个未完成的任务要做,为什么现在不去做呢——或至少在未来准备好的时候去做呢?而且,他谈到一种根本缺陷,这肯定不对;如他们以前讨论过的,没人会如此迷失竟致处境不可挽回。但这次伊格尔曼的信敲错了琴键。“我此刻不能在一封信里分析自己的状态,”维特根斯坦写信给他,“我不认为——顺便说一句——你完全理解了我的话……对我来说,近期你不适宜来看我。眼下我们很难知道如何与对方相处。”
至少暂时,亨泽尔取代了伊格尔曼,成了维特根斯坦希望理解自己内在生活的人。亨泽尔在其维特根斯坦回忆录里写道:“当教师时,一天晚上他有种感觉:他被召唤了,但他拒绝了。”这也许解释了维特根斯坦对伊格尔曼提到的任务;履行这一任务将把他带到天空,但若忽略之,就要被判处仍困于地面。[118]
或更具体地说,困在特拉腾巴赫。1921年的春季和夏季学期,维特根斯坦起初对特拉腾巴赫的喜悦之情渐渐转为厌恶——他以超常的要求教育农村孩子的努力遭到父母、孩子自己(觉得自己达不到维特根斯坦高要求的孩子)和同事愈来愈多的误解和抵制。
3月份他收到罗素对他9月份写的热情的信的回复。“我惊讶你这么喜欢当小学教师,”罗素写道,“还有你和孩子们相处得这么好。”
这是个诚实的工作,也许就是真正的诚实;今日的每个人都参与某种形式的欺骗,你却得以避免。
罗素自己情绪不错;他喜爱北京,公开跟多拉·布莱克“有罪地”生活在一起,由于这事不时引发的对(英国)传统道德的冒犯,他颇感快活。“我喜欢中国和中国人”,他告诉维特根斯坦:
他们懒惰、脾气好、爱笑,很像好孩子——他们待我非常亲切友好——所有国家都攻击他们,说一定不能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他们被迫发展陆军和海军,挖煤,铸铁,但他们想做的是写诗画画(很美的画),还有弄奇怪的音乐,优雅但几乎听不见,用带绿流苏的多弦乐器演奏。布莱克小姐和我住在一间建在院子周围的中国房子里,寄给你一张我在研究室门口的照片。我的学生全是布尔什维克,因为那是风尚。他们吃惊地看到我本人不是那么布尔什维克。他们的程度不够学数理逻辑。我教给他们心理学、哲学、政治和爱因斯坦。我偶尔晚上带他们聚会,他们在院子里放爆竹。比起上课他们更喜欢这个。
维特根斯坦立刻告诉罗素,自己先前对特拉腾巴赫的着迷已让位于对其居民的厌恶。“很遗憾你发觉自己的邻居这样讨厌,”罗素回答,“我不认为任何地方的人性平均水平会高到哪里去,我敢说无论在哪里,你都会发觉你的邻居可憎。”不,维特根斯坦坚持,“这儿的人比任何别的地方的人都没用和不负责任得多。”罗素未被说服:
很遗憾你觉得特拉腾巴赫的人这样难相处。但我不肯相信他们比其余人类更糟:我的逻辑本能反对这想法。
“你是对的,”最后维特根斯坦让步了,“特拉腾巴赫的人并不唯独比其余人类更糟。”
但特拉腾巴赫是奥地利的一个格外不重要的地方,战争以来,奥地利人沉沦到可悲的低处,令人沮丧地没法说。就是这样的。
罗素告诉过维特根斯坦,他把《逻辑哲学论》的手稿留给了英格兰的一个朋友多萝西·瑞因齐,她是“一个好数学家和一个数理逻辑学生”,他交代她试着将书付印。“我决心要出版你的手稿,”他肯定地说,“我不在时若没做到,一回去我就着手处理。”
除了这个鼓舞人心的消息,1921年夏季学期期间维特根斯坦生活里的一个亮点是他和一名学生的关系;这个男孩来自村里一个最穷的人家,名叫卡尔·格鲁贝尔。格鲁贝尔是个有天赋的男孩,很适应维特根斯坦的方法。和维特根斯坦的许多学生一样,他起初觉得代数很难。“我不能领会,”他日后回忆,“怎么能用字母表的字母来计算。”不过,吃了维特根斯坦一记耳光后他开始发奋:“不久我是班上代数最好的。”夏季学期末,他该离开学校,去当地工厂干活了。维特根斯坦决心尽一切努力继续这男孩的教育。7月5日他写信向亨泽尔说明格鲁贝尔的情况,征询建议。他父母不能负担他上寄宿学校的费用,那该怎么办呢?能为他在维也纳的某个中学里找到一个免费或便宜的座位吗?“我的看法是,”他写道,“若他不能进一步发展自己,将是一大憾事。”亨泽尔在回信里建议考虑一下卡拉桑茨协会——维也纳的一个接受贫困学生的机构。但这时维特根斯坦已决定自己教这男孩,即便他退学了;亨泽尔则要当他的临时考官,测试他,看他是否满足了进入维也纳某家高级中学所需的标准。
暑假维特根斯坦和阿尔费德·索格伦去挪威旅行。这是1914年以来他首次去那儿,此行期间他终于见到了他不在时为他建造的房屋。他们带着很少的钱出发,途中不得不在汉堡的一家救世军宿舍过了一夜。如他在一封信里对亨泽尔说明的,这是一次工作度假:“我在一个木匠工场那样的地方从一大早干到傍晚,我和阿尔费德做板条箱。这样我给自己赚了一堆钱。”尽管如此,他在辛苦工作里寻求的报酬仍然是内心的平静。“我觉得这次旅行很好”,他告诉亨泽尔。
回到特拉腾巴赫不久,维特根斯坦从罗素那儿得知自己的书终于要出版。罗素和多拉·布莱克8月份从中国回来了,布莱克已怀有六个月的身孕;回到英格兰的头两个月里,罗素奔忙安排,确保自己的孩子是合法的。在中国他曾破釜沉舟,写信向三一学院辞去给他的讲师职位(“因为,”他后来说,“我正公开有罪地生活”),并着手和妻子艾丽斯离婚。但一位可能的伯爵继承人即将诞生时,他被迫走向体面。9月21日他从艾丽斯那儿拿到了离婚判决,6天后同多拉结婚;宝宝约翰·康拉德,即未来的罗素伯爵四世,出生于11月16日。
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儿子可继承自己的头衔之后,罗素能够把注意力转到安排出版维特根斯坦的书上来了。通过朋友奥格登,他敲定了,这本书将列在一套单行本丛书里用英语出版;这是“柯甘·保罗”[119]策划的一套书,名为“心理学、哲学和科学方法国际丛书”,奥格登最近当上了这套书的编辑。他们还是把此书视作一个财务负担,不过是个可以容忍的负担。“他们做这事扔掉的钱不会少于50镑,所以能让他们接下这书我很满意,”11月5日奥格登写信给罗素,“当然,如果很快发行第二版,印刷费用猛降,他们会赚回成本。”
罗素还在中国的时候,他朋友多萝西·瑞因齐已搞定了一家德语期刊,使他们接受了此书;这家期刊叫做《自然哲学年鉴》(iannalen/iider/iinaturphilosophie/i),编辑是威廉·奥斯特瓦尔德;这件事独立于上述罗素和出版商的协商。罗素知道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导言的德语译文的观感,所以他把导言留给瑞因齐小姐时,是要她找英语出版商。然而,在遭到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拒绝后,瑞因齐小姐——她(无疑正确地)认为这么做是唯一的成功机会——接触了三家德语期刊的编辑。只有奥斯特瓦尔德给了她肯定的答复,而且也只是因为有罗素的导言。“在别的情况下我都会拒收这篇文章”,2月21日奥斯特瓦尔德写信给她:
但我对伯特兰·罗素先生抱有极高的尊重,既因为他的研究,也因为他的为人,所以我很高兴在我的自然哲学年鉴上发表维特根斯坦先生的文章:尤其欢迎伯特兰·罗素先生的导言。
11月5日罗素已收到奥斯特瓦尔德的校样,也得到了奥格登的承诺——书在“柯甘·保罗”的丛书里出;他写信告诉维特根斯坦这些事。他说奥斯特瓦尔德会出版他的导言:“我很遗憾,恐怕你不喜欢这样,但从他的信里你会看到,这没法避免。”
罗素用一种可能吓到了维特根斯坦的措辞说:“至于我,我现在和布莱克小姐结婚了,若干天后会有一个孩子降生。”
我们买下了这所房子[伦敦悉尼街31号],从剑桥把你的家具搬了过来,我们非常喜欢它们。孩子可能会出生在你的床上。
他催促维特根斯坦来英格兰,他提出,作为对家具的再次补偿,由他来支付路费:“你的东西比我付的更值钱,随便什么时候你想要,我会付你更多。我买它们的时候不知道我得到的值这么多。”在后来的一封信里,他算出自己还欠维特根斯坦200镑:“我不认为,乔利低估了你的物品的价值我就有理由坑你。”
11月28日维特根斯坦回信:“我必须承认,看到我的东西就要付印我感到高兴”,“即便奥斯特瓦尔德是个纯混子”。
只要他不加篡改!你会读校样吗?若是,请看好他,照我写的一字不差地印刷。他完全有可能为了适应自己的口味而改动这作品——例如,混进他的愚蠢拼写。我最高兴的是全部东西都在英格兰出版。
罗素显然没什么时间细读校样;无论如何,在他收到校样之前书已经开印了。因此校样未加校正。奥斯特瓦尔德倒完全谈不上为适应自己的口味而改动作品——显然他对自己正出版的作品的意义毫无兴趣也毫不关心——他就按打字稿一字不差地印刷了。于是人们发现,例如——在许多较普通的误印之外——本该是罗素逻辑的符号的地方,现在是打字机上的符号:“!”代表谢费尔竖线[120];“/”代表否定符号(偶尔也代表谢费尔竖线);大写字母c代表实质蕴涵。
在出版的每一个阶段奥斯特瓦尔德都没咨询过维特根斯坦,也没寄给他任何印本。罗素告诉他书终于印出来了时,他不得不写信请亨泽尔到维也纳书店搜觅一本《自然哲学年鉴》。亨泽尔没找到;要等到第二年4月奥格登寄来一本时,维特根斯坦才终于看到自己的作品是如何印刷的。他吓呆了。他告诉伊格尔曼自己视之为一个“盗版”;直到1922年英语本发行后他才认为自己的作品真正出版了。
12月6日罗素再次写信给奥格登,把维特根斯坦11月28日的信转寄给他,于是出版英语本的工程启动了:
附上的维特根斯坦的信给出了进行此事所需的所有授权,这样,你就可以告诉出版商没问题了……w.理智地处理了整件事情,我大松了口气。
1921年—1922年的冬季月份,照着奥斯特瓦尔德版的一个抽印本,弗兰克·拉姆塞把此书译成了英语;当时拉姆塞18岁,是国王学院的本科生、奥格登的朋友,人们已认为他是大有前途的数学家。
3月末维特根斯坦收到了拉姆塞的译文和一张疑问表,疑问表里就奥格登和拉姆塞两人都不解的几处地方询问他的意见。在某些地方,他们的疑惑是奥斯特瓦尔德德文本草率的印刷造成的;其他地方则是由于他们没有很好地理解维特根斯坦想说的意思。因为尚未看到奥斯特瓦尔德的本子,维特根斯坦不可能弄得清哪个是哪个。事实上,他现在疑心奥斯特瓦尔德根本没印出——或不会印出——自己的书。
因此校正译文的任务漫长而困难,但到4月23日,维特根斯坦已弄完了一份详细的评注和意见表,并寄给了奥格登。大体上,他的意见的出发点是想把英语尽量弄得自然,令拉姆塞译文的直译风格松弛下来。他被迫要做的不只是定义具体的德语词和词组;还不得不解释他想用它们说什么意思,然后找一种抓到相同意思和语气的英语表达。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英语版不仅是德语版的翻译,还是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一次重新阐述。
奥格登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谈的是标题。奥斯特瓦尔德出版时用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德语标题logisch-philosophischeabhandlung,若逐字翻译,结果是相当别扭的“logico-philosophicaltreatise”[121]。罗素提出“philosophicallogic”[122]待选,摩尔——有意仿效斯宾诺莎的tractatustheologico-politicus[123]——提出“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124]”,觉得这译法“明显而且理想”。当然这标题不会令公众觉得容易进入此书,奥格登对此有点担忧。“若说什么标题更好卖,”他告诉罗素,“philosophicallogic更好,只要它给人的印象符合书的内容。”
这事是维特根斯坦敲定的。“我认为拉丁语标题比现在的标题更好”,他告诉奥格登:
虽然“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还不理想,但有点接近正确的意思了,而“philosophiclogic”是错的。事实上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没有philosophiclogic这种东西。(除非你说,既然整本书是无意义的,标题也一样可以是无意义的。)
奥格登仔细考虑了维特根斯坦给出的意见和评注(他和维特根斯坦的通信体现出他是作者能期望的最细致和宽厚的编辑),据此修订了文本。5月份英语版的工作差不多完成了。
仍有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准备打印稿时写了一系列增补论述,除了一处例外,这些论述未收进最终文本。维特根斯坦为增补论述编了号,例外的是第72条,维特根斯坦想让它当命题4.0141;它是对前一条论述的细化,谈的是两种关系的比较:语言和世界之间的描绘关系,以及音乐主题、留声机唱片和乐谱之间的关系。但是,奥斯特瓦尔德版的命题4.0141读上去相当古怪:“(sieheergänzungnr.72)[125]”。显然,他要么弄丢了增补表,要么从未拿到;而且他大概觉得这一句不比书中的其他命题更不可解。于是就要留待奥格登质询拉姆塞的译文了:“(见增补第72条)”。“这是什么?”奥格登问,“大概有什么错误吧。”
维特根斯坦在回信里解释了增补的事,并把自己打算放进书里的那一条的译文给了奥格登。奥格登由此想到了一种颇具诱惑的可能性:也许还有更多的增补来阐释和扩充这本毕竟相当困难——和简短——的书。
维特根斯坦拒绝再寄。“想都别想印出它们,”他告诉奥格登,“增补恰恰是绝不可印出的东西。此外它们真的完全不包含任何阐释,它们比我的其余命题更加不清晰。”
至于这书的简短,我对此极为遗憾;但我能做什么?如果你像挤柠檬一样挤我,你不会从我这儿得到任何别的东西。让你印出增补不会有任何助益。这就像是你去找工匠订一张桌子,他把桌子做得太短了,现在要拿刨花和锯屑和其他垃圾跟桌子一起卖给你,以补偿桌子之短。(与其印出增补使书更肥厚,不如留一打白纸给读者,他买了书却读不懂时,就有地方咒骂了。)
6月份书准备付印了,奥格登寄给维特根斯坦一份要他签署的声明,把这本书的所有出版权授予“柯甘·保罗”,“作为对此的酬谢:他们以‘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的标题将其列入‘心理学和哲学国际丛书’,用德语和英语出版”。按这份合同的条款,他们不为这书的版权付给维特根斯坦一分钱,维特根斯坦也无权得到销售版税。1933年他们打算重印时,维特根斯坦试图劝说“柯甘·保罗”付给自己版税,但他们未予回应,因此他把自己以后的作品给了其他出版商。但这时候,他更关心的不是报酬,而是确保大卫的母亲埃伦·品生特拿到一个赠本。出版的最后阶段他在写给奥格登的每一封信里都请对方留心品生特夫人,保证她拿到一本。
7月份校样好了,维特根斯坦作了适当修订,8月的第一个星期寄了回去。看来,出版商想印出维特根斯坦的一点生平细节,写这书时的罕见环境,他们提到卡西诺修道院的战俘营,诸如此类。维特根斯坦对此的回应带着尖利的轻蔑,“至于你提到的意大利修道院等事,”8月4日他写信给奥格登,“你高兴怎样就怎样。”
……只是我一辈子也看不出这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一般评论者要知道我的年龄?这就像是说:你不能从一个年轻小伙子那里期待更多,尤其他写书时身处奥地利前线想必有的那种噪音中间?如果我知道一般评论者相信占星术,我将建议把我的出生日期和时间印在书封面上,以便他画出我的天宫图。(1889年4月26日下午6点。)
书出版时维特根斯坦已离开了特拉腾巴赫。早在10月23日,他就暗示罗素这是他在那儿的最后一年,“因为我在这儿连跟其他教师都处不好”;自那以来,他在特拉腾巴赫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难。他决心,至少要拓宽较有能力的学生的眼界;他给卡尔·格鲁贝尔开的小班规模增加了,收进了新班级里的某些较好的学生。包括恩默里希·科德霍尔德和奥斯卡·福克斯。三人的父母都抵制他。他想带福克斯到维也纳看场戏剧时,遭到了拒绝,福克斯的母亲不希望把她的男孩交给“那个疯狂的家伙”。他向科德霍尔德的父亲提出,科德霍尔德有能力上维也纳的语法学校也应该去上,得到的回答是想都不要想;他们需要这男孩帮忙照料农田。但他最大的失望是最有天赋的学生卡尔·格鲁贝尔。每天放学后,从4点到7点半,维特根斯坦带领格鲁贝尔进行高强度的学习,主要学拉丁语、数学、地理和历史。亨泽尔不时过来测试格鲁贝尔的长进,特别测试拉丁语——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最没资格教的一门课。他们的计划是支持格鲁贝尔在维也纳读完语法学校。上学时格鲁贝尔将和赫尔米勒住,但这里有一个困难:“我会觉得那是种羞辱”,格鲁贝尔日后解释道:
我不想乞求施舍,否则我会觉得自己在接受救济。我去那儿时将是个“穷孩子”,将不得不为每一片面包说谢谢您。
也许因为这个,或者,也许仅仅因为疲惫不堪——在当地工厂干活的同时还每天努力学习三个半小时,得到的却只是家人的阻拦——格鲁贝尔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不想继续上课。1921年2月16日维特根斯坦写信给亨泽尔:“今天格鲁贝尔到我这儿拿点书回去,我和他谈了。结果他没有热情继续他的学习……当然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处,即,他不知道自己正迈出的这一步是多么糟。但他要怎么才知道。可怜!可怜!”
“我希望你不用在小学教学上干得这样辛苦,”2月7日罗素写信给他,“那一定很乏味。”维特根斯坦回信说,自己近来确实感觉很沮丧,但不是因为觉得自己讨厌小学教学:“相反!”
但这片国土上的人如此全然彻底地不可救药,在这儿当教师是艰难的。在这地方,没有一个我可与之交流一个有意义的词的灵魂。上帝知道我怎样才能更长地经受这个!
罗素曾写过自己如何“喜欢中国胜过欧洲甚多”:“人们更文明——我一直希望回到那儿”。是的,维特根斯坦回复,“我很可以相信你觉得中国比英格兰更舒适,虽然英格兰无疑比这里好一千倍。”
在他和奥格登的通信里也有一点迹象:为了至少能跟几个聊得来的人在一起,他已经开始期待到英格兰去。他的信里频繁地问起剑桥的老朋友,请奥格登转达他的问候——特别是对约翰逊和凯恩斯。
整个夏季学期,他都带着很大的期待和乐趣盼望着计议中的和罗素的见面;罗素打算来欧洲大陆,跟兄弟和妻子住在他们在瑞士的家里。最初的计划是维特根斯坦到那儿加入罗素一家,但又改成在因斯布鲁克见面过一夜。安排此事的通信,语气是温暖友善的,丝毫未显出即将曝露的两人的分歧。他们交换对欧洲的险恶形势的看法,说多么盼望见到对方,维特根斯坦热情地问起罗素的妻子和宝宝(“小男孩很可爱,”罗素回答,“起初他看上去和康德一模一样,但现在看着更像个宝宝了。”)
然而,结果两人对这次见面都大为失望,事实上这是他俩最后一次作为朋友相见。据多拉·罗素说,是“那时的环境”造就了这次“麻烦的见面”。那时奥地利的通货膨胀达到了顶点,还有:“整个地方满是盗尸鬼和秃鹫,得益于廉价货币的旅游者享受着奥地利人买单的大好时光”。
我们全都晃在街上想找到入住的房间;由于他国家的状态,还有他无法施予好客之礼,维特根斯坦痛感骄傲被刺伤了。
最后他们要了个单间,罗素一家睡床,维特根斯坦睡在沙发上。“但旅馆有一个坐着挺舒服的阳台,伯蒂谈怎么把维特根斯坦弄到英格兰。”她极力否认他俩这回吵架了:“维特根斯坦永远不容易相处,但我觉得分歧肯定都是关于他们的哲学思想。”
不过罗素本人记得分歧是宗教上的。他说,维特根斯坦“为了我不是基督教徒而非常难受”,而且那时维特根斯坦“处于他神秘热情的顶点”。他“极热诚地要我相信,善比聪明更好”,但却(罗素似乎在这儿看出一个有趣的悖论)“惧怕黄蜂,而且,因为虫子他不能在我们找到的因斯布鲁克寓所再过一夜”。
后来的日子里罗素留给人的印象是,他俩在因斯布鲁克见面过后,维特根斯坦认为他太过邪恶,不可与之来往,于是断绝了一切联系。罗素喜欢人们认为他是邪恶的,这也无疑是这次会面在他记忆里留下的最鲜活一面。维特根斯坦确实不赞成他的性观念,在因斯布鲁克见面之前曾建议罗素读读莱辛的《神学文选》(罗素没有听从这建议),试图把罗素往宗教默想的方向领。但在因斯布鲁克的见面之后维特根斯坦并未故意不和罗素有任何联系;见面后的几个月里他至少写了两封信给罗素,两封信的开头都是:“我很长时间没听到你的消息了。”
那么,这就暗示了,断绝通讯的是罗素。也许真相是,他觉得维特根斯坦的宗教热诚太烦人,受不了。因为,如果维特根斯坦处于“他神秘热情的顶点”是真实的,那么同样真实的是,罗素正处于他的无神论者的刻薄的顶点。奥特琳激起的“宗教本质”和“神秘主义和逻辑”式的超验主义已离他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对基督教的猛烈反对,而他——以他现在的著名公共演说家和流行作家的身份——从不错过一次表达这种反对立场的机会。
还有一个相关的、也许更深的差别(伊格尔曼甚为注重这种差别):想改善世界和只求改善自己之间的差别。又一次,不仅维特根斯坦变得更内省和更个人主义了,罗素也变得更非如此了。战争把他变成了社会主义者,令他相信急需改变统治世界的方式;相比于把世界建成一个更安全所在的公共关切,他把个人道德的问题列为次要的。伊格尔曼说过一个故事,说明这一差别在其最赤裸裸的形式里是怎样的;故事说的肯定是因斯布鲁克的那次见面:
当20世纪20年代罗素想建立或加入一个“世界和平自由组织”或类似的组织时,维特根斯坦严厉地斥责他,结果罗素对他说:“唔,我猜想你宁可建立一个世界战争奴役组织”。对此,维特根斯坦激烈地表示同意:“是的,宁可那样,宁可那样!”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很有可能是罗素认为维特根斯坦太邪恶,不可与之交往。因为,对于他的余生作为奠基其上的伦理观点,不会有比这更彻底的批判了。
无论如何,罗素没有再尝试联系维特根斯坦,也没有再尝试劝说他来英格兰。若维特根斯坦想摆脱奥地利农民的“可憎和低等”,那不会是通过他过去在剑桥的老师。
维特根斯坦在特拉腾巴赫当小学教师的那段日子不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这一差事的投入。他的高期望和他强制学生的严厉方式为难和惊吓了每个人,除了少数学生;他激起了父母们的敌意,甚至未能和自己的同事处好。而且,正如罗素迫使他承认的,特拉腾巴赫的人并无独特的邪恶之处——在别的地方他遇到的反应很可能是一样的。
有一些迹象表明,如果能找到某种更好的事做,他本会彻底放弃学校教学。他既跟罗素谈到回英格兰的事,也跟伊格尔曼讨论“逃去俄国”的可能性。在这两个地方他会做什么,他不知道。一定不是哲学——他在自己的书里说了他对那个要说的一切。
结果,1922年9月他进了一所和特拉腾巴赫同属一个地区的新学校,这次是一所中学,位于一个名为哈斯巴赫的村子里。他这样做时不抱什么大希望。在那儿开始工作前他对伊格尔曼说,自己已经“对那儿的新环境(教师、教区牧师等等)有了很不如意的印象”。他说,这些人“根本不是人类,而是可恶的虫豸”。也许他曾想过中学教师较容易相处,但事实上发现自己根本受不了他们对“专门学问”的自诩,不久就希望回到某所小学。他呆了一个月不到。
11月他进了普希贝格的一所小学;这是席尼山区里的一个舒适的村子,现在是热门的滑雪胜地。又一次,他发觉很难从四周的人身上辨出一点点人性;他告诉罗素,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人,而是四分之一的动物和四分之三的人。
到普希贝格不久,他终于收到了印好了的《逻辑哲学论》。11月15日他写信给奥格登:“它们看上去很棒。我希望其内容有其外表一半好。”他想知道约翰逊——约翰逊论逻辑的三卷本作品中的前两卷最近也出版了——会不会买它:“我愿意知道他对之的想法。如果你见到他,请转达我的爱。”
自然,在普希贝格没有他能与之讨论哲学的人,但他至少找到了能与之分享他的音乐热情的人:鲁道尔夫·科德尔,一个在学校教钢琴的很有才能的钢琴家。听到科德尔弹奏“月光”奏鸣曲,维特根斯坦走进音乐室介绍了自己。自那以后他俩几乎每天下午都见面,一起演奏单簧管和钢琴二重奏——勃拉姆斯和拉博的单簧管奏鸣曲,以及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单簧管五重奏的改编曲。
后来,当地的煤矿工人、村唱诗班成员海因里希·波斯特尔加入了他们的音乐会。波斯特尔成了维特根斯坦的好朋友,也算得上是受他照顾;后来维特根斯坦家雇波斯特尔当门房和看管人。维特根斯坦送给他几本自己钟爱的书——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概要》和赫伯尔的《百宝箱》——并试图用自己的道德教训打动他。一次波斯特尔讲到自己希望改善世界,维特根斯坦回答:“改善你自己,那是你为改善世界能做的唯一的事。”
科德尔和波斯特尔之外,在普希贝格的职工和村民里维特根斯坦几乎没交什么朋友。和在特拉腾巴赫时一样,他的教学既把几个学生引向了他们原本到不了的高度,也因为令他们家里的活计受损而引起了父母的对抗。
维特根斯坦艰难地教着小学生的同时,在学术圈子里《逻辑哲学论》正引起许多目光的关注。1922年数学家汉斯·哈恩在维也纳大学开了个讨论班讨论这本书,稍后这本书也引起了莫里茨·石里克领头的一群哲学家的注意——这群人将演变成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小组。在剑桥,《逻辑哲学论》也成了一群人数不多但有影响力的教师和学生的讨论焦点。剑桥对此书的第一次公开讨论大概是:1923年1月,理查德·布雷斯韦特在道德科学俱乐部作了题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阐述的逻辑”的演讲。
暂时,剑桥唯一与维特根斯坦有联系的仍是奥格登;3月份他把自己新出版的书寄给维特根斯坦,书名是《意义的意义》,是他和诗人、文学批评家理查兹合写的。奥格登认为这书是对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处理的意义问题的一种因果式解决。维特根斯坦认为它并不相干。“我认为我应该坦白地对你说,”他写道,“我相信你没有抓到问题——例如——我在我书里处理的问题(无论我有没有给出正确的解决)。”在4月7日写给罗素的信里他进一步说:
前不久我收到了《意义的意义》。这书一定也寄给你了。它不是一本糟透了的书吗?!哲学不是那样简单的!由此看出写一本厚书是多么容易。最糟的是小波斯盖特(postgateli…)教授写的导言。我没怎么读到过这么傻的东西。
这是他俩在因斯布鲁克的不愉快会面以来维特根斯坦写给罗素的第二封信,他急切地等待回信。“有时间写信给我,”他恳求,“你一切还好吗,你的孩子如何了,他是否已在顺利地学习逻辑了?”
罗素像是没有回信。维特根斯坦对奥格登作品的断然驳斥可能惹到了他,他自己在那本书里没看出什么可批评的。在许多方面那只是重述了他自己在《心的分析》里说过的话。不久后维特根斯坦吃惊地在《国家》(ithe/iination/i)上读到一篇罗素对此书的正面书评,罗素说它“毫无疑问地重要”。他从弗兰克·拉姆塞那儿得知,罗素“并不真的认为《意义的意义》是重要的,想通过推进其销路来帮助奥格登”——这种解释肯定加深了维特根斯坦的不满,而且印证了他愈来愈牢固的看法:罗素不再严肃。20世纪30年代,曾有一两次维特根斯坦想引起罗素对自己那时做的哲学工作的兴趣(并不成功),但再也没有如朋友般热情地对待罗素。
维特根斯坦愈来愈孤立了(“我很惭愧的是,”他写信给伊格尔曼,“我必须坦然承认,我能与之交谈的人在不断减少。”),这样的他需要朋友。通过奥格登,凯恩斯把“欧洲的重建”寄给维特根斯坦——此文以《曼彻斯特卫报》增刊的形式发表——他试图直接写信向凯恩斯表示感谢。“我更愿意私下得到你的消息,”他告诉凯恩斯,“谈谈你过得如何,等等。”
或者,你太忙了没空写信?我想你不见得那样。你见得到约翰逊吗?若你见到他,请转达我的爱。我也很愿意听他说话(不是谈我的书,而是谈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