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第八章印不出的真理[108]/h2和古往今来的许多战争退伍兵一样,维特根斯坦发觉适应和平环境的困难几乎无法克服。他已当了五年兵,这一经历在他个性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战后许多年他仍穿着制服,仿佛制服已成了他身份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根本的部分,若不穿就会迷失。制服可能也象征了他的一种感觉——一种伴随他终生的感觉——他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这是一支不再存在的军队的制服。奥匈帝国不再存在了,而且,那个他1919年夏天回到的国家自身也正经受着痛苦的调整。维也纳曾是一个王朝的皇权中心,那个王朝曾控制着五千万各民族臣民的生活;如今,维也纳是一个微小、穷困和无足轻重的阿尔卑斯山区共和国的首都,居民人口六百万多一点,多数是日耳曼人。

维特根斯坦曾身处其中、为保卫自己当时的祖国而战的那些帝国区域,如今已成了外国。伦贝格和克拉科夫现在属于新的波兰;意大利获得了特伦蒂诺山区一带的地方;奥匈文化的最后前哨地奥尔姆茨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这国家本身是一个“民族自决”的混种产物——保尔·伊格尔曼不情愿地当了其公民。(申请捷克斯洛伐克护照时伊格尔曼遇到了点问题,因此好几个月无法到维也纳看维特根斯坦。)对许多奥地利人来说,奥地利之为独立一体的存在根据整个被摧毁了;1919年多数人投票赞成与德国合并。他们觉得,如果他们不过是一个日耳曼国家,那么当然最好是祖国的一部分。协约国否决了他们的选择;而且,由于凡尔赛条约和圣日尔曼条约要求的战争赔偿,协约国注定要令这两个日耳曼国家的日耳曼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处于贫穷、愤恨和一心复仇的状态中。

维特根斯坦参战时希望战争能改变自己,战争确实改变了他。经受了四年的战时服役和一年的监禁;面临过死亡,经历了宗教觉醒,为别人的生命担负过责任,忍受过长期的封闭监禁——狱友是一些他从前不会与之共坐一个火车车厢的人。这一切令他成了一个不同的人——给了他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1919年他没有返回任何地方:一切都改变了,他再也不能悄悄回到自己1914年放下的生活,正如不能回去做那个约勒斯认识的柏林的“小维特根斯坦”。他面临的事情是重新打造自己——为过去五年的经验造就的这个人找到新的角色。

看到他身上的变化,他的家人感到灰心。他们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受训当小学教师。伯特兰·罗素本人不是已经认可他的哲学天才了吗?不是说哲学里的下一大步将由他跨出吗?为什么现在要把那份天才浪费在无知的穷人身上?他姐姐赫尔米勒说,这就像用精密仪器开板条箱。对此维特根斯坦回答:

你令我想起了一幅景象:有人从关着的窗户看出去,不能解释一个过路人的奇怪运动。他不知道外面是哪种风暴在肆虐,也不知道那人只是吃力地想站稳。

人们当然会想,维特根斯坦比喻里的那人的最自然做法是进屋避开风暴。但维特根斯坦不能这样做。他在战争中经受的艰难对他来说不是某种避之不及的东西,而恰是给予他的生命以意义的东西。若躲进家庭的富足和自己的教育提供的舒适和安全里避开风暴,将牺牲掉他与苦难作斗争时的一切收获。那将是为了生活在平原上而放弃攀登山峰。

维特根斯坦觉得这是必须的:他不仅不应利用自己继承到的财富特权,而且还得想利用也利用不了。战后回到家时他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这一点要归功于父亲在财务上的机敏——战前把家庭财富转换成美国债券。但回家后的一个月之内他已遣散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出于对家人的考虑,他坚持把他全部的继承财产转让给姐姐海伦娜和赫尔米勒,以及哥哥保尔(他认定,格蕾特已经太富有了,不必列入);他家的会计师为这事大吃一惊。家庭的其他成员——如他叔叔保尔·维特根斯坦——不能理解他们怎么可能接受这钱。他们会不会起码偷偷存一部分,以备他以后反悔?赫尔米勒写道,那些人不会了解,他操心的恰是这种可能性:

成千上百次地,他要确保不可能有任何钱以任何形态和方式仍然属于他。他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一点,把实施转让的公证人搞得很绝望。

最终维特根斯坦说服公证人不折不扣地照他的意愿执行。“那么,”公证人叹气,“你想在金钱上自杀!”

1919年9月,剥夺了自己的财产,注册了库尔曼街的师范学校后,维特根斯坦进一步从自己的特权背景里独立出来;他搬出了新森林犁地人街的家门,在维也纳第三区的下维亚杜克特街租了个寓所,这里走路去学校很近[109]。

那是维特根斯坦极为痛苦的时期之一,在这几个月里,他不止一次地盘算着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筋疲力尽,失去了方向。“我仍未完全正常”,回家不久后他写信对罗素说;对伊格尔曼他则说:“我不太好(就我的精神状态而言)。”他请罗素和伊格尔曼一有可能就来看他,但两人都无法成行。伊格尔曼在申请捷克斯洛伐克护照时碰到了麻烦;罗素正在伦敦经济学校开一门课(开课的材料构成了《心的分析》的基础),因为这门课,直到圣诞节假期他都得呆在英格兰。此外罗素确实可能得不到出国的批准——“你大概知道,”他写信给维特根斯坦,“我跟政府闹翻了。”不过他建议,他们可以争取圣诞节时到海牙见面:“我能腾出一个星期,如果政府让我去的话。”

不能和伊格尔曼或罗素重聚,这一挫折无疑加强了维特根斯坦正遭受的情绪紧张。他有一种感觉:自己失去了所有老朋友,也不能结交任何新朋友。过去五年里他最盼望的会面,已经因“亲爱的大卫”(在给品生特夫人的信里他这样写)的死而遭否决;他渴盼的其他会面要么受挫,要么结果是糟糕的失望。他拜访了阿道夫·鲁斯,但告诉伊格尔曼他感到“惊恐和恶心”:

他感染上了最恶性的伪智性主义!他给了我一本小册子,谈的是他提议的“美术局”[110],他谈到一种反对圣灵的罪。这绝对超出了底线!我去看鲁斯的时候已经有点沮丧,但最后的救命稻草竟是那样!

在教师培训学校里他和十几岁的少年一起上课;他——一个三十岁的战争退伍兵——也不想在他们当中交什么朋友。“我再也不能像语法学校的男孩那样行事了,”他写信对伊格尔曼说,“而且——跟听起来一样好笑——我是这么丢脸,我经常觉得自己几乎受不了了!”他向罗素抱怨的事是相似的:

板凳上满是十七八岁的男孩,而我快三十了。那引起了一些非常好笑的状况——许多状况也是非常不愉快的。我经常感到可悲!

虽然正着手新的职业和新的生活,而且在许多方面正故意切断把他束缚在家庭背景上的纽带,但他需要在战前的那个自己和他已变成的这个自己之间建立某种连续性。在去师范学校听课前他花了约十天时间住在霍赫海特;他的目的——照他对伊格尔曼的说法——是“要再次找到一点自我,如果能的话”。

他对罗素提到的不愉快状况中的一次,是他的家庭关系和他对家人的矛盾情绪引起的。他的老师问他是不是那个维特根斯坦家——富有的维特根斯坦家——的亲戚。他回答是。是很近的亲戚吗?老师继续问。对此维特根斯坦觉得必须得撒谎:“不很近。”

祖国的战败和穷困,最心爱朋友的死,不能重温旧友情的挫折,把整个生活置于一个新立足点时的紧张——这些就足以解释1919年秋天维特根斯坦的自杀倾向。但他消沉的最重要原因也许是找不到《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商——甚至连一个理解它的人也找不到。

他认为,自己写就的这本书为哲学问题提供了决定性的、牢不可破的正确解决。他又怎能料到找一个愿意出版它的人这么难?即便在遭雅霍达拒绝后,卡西诺战俘营的维特根斯坦还能自信地写道:“我的书等我一回到家就会出版。”

回来没几天他就带着书到奥托·魏宁格《性与性格》的出版商威廉·布劳穆勒的维也纳办公室。他告诉罗素,布劳穆勒“自然既不知道我的名字,也对哲学毫无理解,[因而]需要某些专家的判断,以确保这书的确值得付印”。

为此,他想向这儿他信赖的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哲学教授)征询意见。于是我告诉他这儿没人能对这书作出判断;但你或许会足够好心,愿意给他写一个对此书价值的简要评估,如果这评估刚好是赞许的,就足以令他出版此书。出版商的地址是:维也纳第十一区塞维腾大街5号,威廉·布劳穆勒。现在请给他写几句话——就你的良心允许的程度。

得到罗素的断词之后布劳穆勒同意出版,条件是维特根斯坦自己承担印刷和纸的费用。获得这一承诺时他没有付这种费用的钱,但即便有钱他仍会拒绝。“我认为,”他说,“把一部作品这样强加于世界是不得体的——这位出版商亦属于这世界。写作是我的事;但世界必须照正常的方式接受它。”

等待布劳穆勒的决定时他收到一封弗雷格的信——这是一封迟来的回信,既是回复维特根斯坦在卡西诺写的最后一封信,也是回复他回维也纳后写的另一封信。弗雷格仍然很不满意维特根斯坦用的sachverhalt(基本事实)一词的清晰性:

你现在写:“与一个基本命题对应的东西,若为真,是一个sachverhalt的存在。”这儿你没有解释“sachverhalt”,而是解释了“一个sachverhalt的存在”这整个短语。

维特根斯坦就此书意图说的话也使他感到不解。“也许只有自己已然有了书中表述的思想的人才会理解此书,”维特根斯坦在前言里写道(他一定也给弗雷格写了类似的话),“所以这不是一本教科书。如果一个读懂它的人得到了乐趣,那么它的目的就达到了。”弗雷格觉得这很奇怪:

因此,读你的书的乐趣,不再是由于其已被知晓的内容,而只是由于作者给予它的独特形式。于是这书的成就是艺术上的,而非科学上的;和说的方式相比,书中说的东西是第二位的。

不过,维特根斯坦信里的一个句子让他有话要说。弗雷格曾说,“世界是所有实际情况”和“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这两句话有相同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回应道:“两个句子的意思是同一个,但写下它们时,我系于其上的观念[111]则不一样。”这儿弗雷格到了(或认为自己到了)自家领地,全心全意地赞同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尤其因为这里触及了他此时珍视的一个思想。他论证道,维特根斯坦的思路要可行,就必须区分命题和命题的意义,从而就有这种可能性:两个命题可能有相同的意义,系于其上的观念却不同。“一个命题的实际意义,”他对维特根斯坦写道,“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一个人系于命题上的观念只属于他自己……没人能有别人的观念。”

这个论题是弗雷格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处理的,写给维特根斯坦的信里附了这篇文章。文章题为“dergedanke”(“思想”),发表于《德国观念主义哲学学报》(ijournal/iibeiträgen/iizur/iiphilosophie/iides/iideutschen/iiidealismus/i)。尽管弗雷格澄清此书意义的吃力尝试令维特根斯坦颇不耐烦(“我的工作他一个词也不理解,”收到弗雷格的信后他写信对罗素说,“为了给出纯粹直白的解释我彻底耗尽了力气”),他还是抓住机会把自己的著作送到另一个有可能抱有同情的出版商那里。在拒绝布劳穆勒提出的自费出版后,他请弗雷格帮忙探问,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自己的书发表在那本发表弗雷格文章的刊物上。

弗雷格的回复不很使人振奋。他告诉维特根斯坦,他可以写信给刊物的编辑,并说:“我清楚地知道你是一个应当被十分认真对待的思想者”。但“我不能对文章本身给出评判,不是因为我不赞同其内容,而是因为其内容对我而言还不清晰”。他可以问问编辑是否想看一看维特根斯坦的书,但“我认为这不太可能有什么结果。”这书印出来要占用五十页,几乎是整期刊物了,而“我觉得编辑应该不会把整期刊物全都交给一个作者,一个尚无名气的作者。”

不过,如果维特根斯坦愿意把书分成几段,那么在期刊上发表就更可行(而且弗雷格本人大概也会更支持):

你在前言里写,此书呈现的思想之为真,在你看来是无懈可击的和决定性的。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些思想中的一个——其中包含了对某一哲学问题的解决——自身当一篇论文的主题,这样,整本书处理了多少哲学问题,它就分为多少部分?

弗雷格论证说,这样有一个优点:不至因为书的长度而吓跑读者。还有:“如果打下基础的第一篇论文赢得了赞赏,那么论著的其余部分就更容易在期刊上得到一席之地。”

他认为,这样还有助于把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弄得更清晰。他告诉维特根斯坦,读者读过前言后,并不真的知道第一个命题讲的是什么。读者期待的是,看到一个问题,看到作者描画出一个问题的概貌——这本书将研究这个问题。结果呢,读者劈头见到一个干巴巴的断言,其根据却未给出。若说清楚这书要为哪些问题提供决定性的解答,不更好吗?

“不要把这些评论往坏处想,”弗雷格最后说,“它们是出于好意。”

弗雷格的提议对维特根斯坦不会有任何意义。在他看来,照建议的方式分割书是“把它从头到尾都破坏了,总之是用它搞出了另一个东西”。如弗雷格先前议论过的,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表述方式对这一著作的本性而言是根本的。收到弗雷格的信后,他放弃了把书发表在《德国观念主义哲学学报》上的企图。

维特根斯坦下一步想到的是冯·费克尔和《火炉》;他也许是这么想的,若这书对哲学刊物太文学化了,也许倒可以试试文学刊物。他打算见鲁斯要费克尔地址的那天,一封费克尔的信碰巧寄到了,费克尔告诉他《火炉》要继续发行,问要不要寄一本给他。维特根斯坦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费克尔,说明自己这书的历史。“大约一年前,”他写道,“我做完了一项做了七年的哲学工作”:

它在完全严格的意义上呈现了一个系统。而这呈现是极度简练的,因为我只在其中保留了我确实有的思想——以及那思想在我那儿的模样。

他继续说,一做完这项工作自己就想找一个出版商,“而那有很大的困难”:

作品很短,只有约六十页长。谁会写一本六十页的哲学小册子呢?……[只有]某种完全无望的无聊文人——既无伟大的心灵,也无教授的博学,却想不惜代价印出一些东西。因此这种产品通常是私人印行的。但我真的不能让我的生命之作——事实就是如此——混同于那些文字。

然后他告诉费克尔,迄今为止克劳斯、魏宁格和弗雷格的出版商给他的反馈都不令人满意。最后他说到了重点:“我想到,你会不会愿意把这可怜的东西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如果费克尔觉得有可能把它发表在《火炬》上,维特根斯坦将把手稿寄给他。“在那之前,我只想这么说它”:

这项工作是严格的哲学工作,同时也是文学的,这么说并非胡言乱语。

费克尔的回应混杂着鼓励和谨慎。“为什么你没有立刻想到我?”他问,“因为你很可以想像,与心里只有商业利益的出版商相比,我对你的工作的兴趣——即一种更深刻的兴趣——是完全不同的。”奇怪的是,他的信里接着大段谈论的却是他需要考虑他的商业利益。他说,他以前发行《火炬》是为了爱而非为了钱。但这不能持续;世道艰难,他要赡养妻儿,可印刷费用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在战后笼罩着奥地利的艰难财政气候之下,出版是一种冒险的生意,他必须保证自己不冒不必要的风险。不过,在说了“严格的科学工作并不真的是我们的领域”之后(他也意识到,因为1914年的捐助,他还欠维特根斯坦一点什么),他请求看一看维特根斯坦的手稿:“放心,亲爱的维特根斯坦先生,我会尽力满足你的愿望。”

这给了维特根斯坦足够的鼓励,他把手稿寄给了费克尔。“我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在一起寄去的信里写道;这封信也谈了他希望这书该被如何理解,这是我们所知的他对此的最直接说法之一。他需要对这书说点什么,他告诉费克尔:“因为你不会——我确实相信——读出多少来。因为你不会理解它;你会觉得它的内容是陌异的。”

其实它对你不是陌异的,因为书的要点是伦理的。我曾想在前言里写几句话,但实际上没写;但我现在要把这些话写给你,因为那将是你的一把钥匙:我曾想写,我的论著包含两部分:写下的这个部分,和我未写的一切。恰恰第二个部分是重要的部分。可以说,我的书从内部为伦理划界;我相信,严格地说只能以这种方式为之划界。简而言之,我认为:许多人今日对之胡言不休的一切东西,我在我的书里都对之保持沉默,从而确定了它们。因此,除非我完全错了,这书说了你自己也想说的许多东西,但也许你不会注意到书里面说了。我暂且推荐你读前言和结论,它们最直接地表述了要点。

如果这番话是想向费克尔证明,不管《逻辑哲学论》给人的表面印象如何,它的要义和《火炉》的目标是合拍的,那么维特根斯坦就打错了算盘。维特根斯坦要费克尔承认,费克尔想在伦理上说的话最好通过保持沉默来说出——还隐含地要费克尔承认,《火炉》上发表的许多东西只是“胡言不休”。他的信也几乎没打算打消费克尔在财政上的担心。对于一个关心自己偿付能力的出版商而言,不能指望一本未写出其最重要部分的书是一项有吸引力的提案。

费克尔的反应是冷淡的。他于11月18日写道,他不能给出确定的回答,但有可能无法出版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当时主管杂志的是他的一

位朋友及同事;他在上一封信里解释过,此人要对出版社的财务负责。这位同事的观点是,这一作品太过专门,不适宜发表在《火炉》上——尽管这未必是他对此事的最后结论。不过费克尔找了里尔克,询问在哪儿能找到其他出版社。最后,他能不能把书给某个哲学教授看看?他认识因斯布鲁克大学的一个人,此人熟悉罗素的著作,也有兴趣读读维特根斯坦写的东西。谁知道呢,也许那人还能帮忙为书找一个出版商呢。

这封信使维特根斯坦陷入了沮丧。“你记不记得,”他写信给罗素,“你总是逼我发表东西?现在我想发表了却发表不了。爱咋咋地吧!”他给费克尔回信:“很自然地,你的信并不使我高兴,虽然你的回答其实不出我的意料。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能接受我的书。我只愿自己不在这个龌龊的世界里!”是的,费克尔想把书拿给某个教授看是可以的,但把一本哲学著作给一个哲学教授看就像对牛弹琴——“反正他一个词也不会理解”。

而现在我只剩一个请求:给我一个痛快。快告诉我“不行”,而不是慢慢地;我的神经此刻不够坚强,经受不了这种奥地利式的委婉。

这绝望的声调吓到了费克尔,他发了封电报:“别担心。无论形势如何论著都将发表。”大受安慰的维特根斯坦回信说,他希望费克尔接受这书是因为觉得它配出版,而不是因为想帮个忙。不过看上去他愿意接受这允诺:“我觉得我能说,如果你印了达拉戈、赫克尔等人的东西,那也可以印我的书。”但他收到的下一封信增强了他可能尚存的疑虑。费克尔写道,他仍希望里尔克寻找出版社的尝试能有一点结果。但要是没有,因为维特根斯坦上一封信里明显的痛苦和悲伤深深打动了他,他已决定——即便这意味着拿他的一切去冒险——自己出版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他情愿如此,而不愿辜负维特根斯坦给予他的信任。(他又说,顺便问一句,若真出版的话,是否绝对有必要保留数字编号?)

这样显然不行。维特根斯坦写信给他:“我不能承担这种责任:由于出版我的书而令一个人(无论是谁)的生计面临风险。”费克尔并未背叛他的信任:

……因为我的信任,或不如说仅仅是我的希望,所求的只是你能慧眼看出这文章不是垃圾——除非我在欺骗自己——而不是在你对它没想法的时候,仅出于对我的、却不利于你的善意就接受它。

是的,编号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唯有它们给了这书透明和清晰,没有它们这书将是一团不可理解的乱麻”。书必须照其现有的样子出版,也必须是因为他们觉得它配出版才出版。别的法子都不行。如果里尔克能设法安排他将非常高兴,但“如果没有那种可能,我们就忘了这事吧”。

很难知道里尔克为维特根斯坦费了多少力。在一封寄自伯尔尼、落款日为1919年11月12日的信里,他问费克尔,他自己的出版商岛屿出版社是否合适,他又提到康特·凯舍林的出版商奥托·海歇尔。两个提议都无结果,也没有别的谈论此事的通信保留下来。

这时维特根斯坦对整件事情已厌烦得要命。“是不是有一个克兰普斯[112]在抖落出邪恶的出版商?”他问费克尔;11月16日他写信给伊格尔曼:

我在下坡路上走了有多远,你知道这事就明白了:我已好几次盘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为了自己的糟糕而感到绝望,而是纯外部的原因。

11月份维特根斯坦离开下维亚杜克特街的寓所,搬进索格伦家位于维也纳第十三区圣维特街的屋子,这时他的绝望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索格伦家是维特根斯坦家的终生朋友;父亲阿尔费德·索格伦曾是一家属于维特根斯坦集团的钢厂的经理,而母亲米玛——此时是个寡妇了——是维特根斯坦的姐姐赫尔米勒的一个特别亲密的朋友。米玛独自抚养三个儿子有点困难,维特根斯坦家觉得维特根斯坦——作为屋子里的一个男人——或许能帮助她。如果他拒绝享用跟自己家人一起生活的好处,也许能劝他分担照顾另一个家的责任。他们觉得这样或许能在他身上产生安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