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有时间就写信给我,如果你愿屈尊那样做。

过了一年多凯恩斯才回信。“凯恩斯写信给我了吗?”1921年3月27日维特根斯坦问奥格登,“如果有,请告诉他信没寄到。”他甚至再次把自己的普希贝格地址给了奥格登——尽管先前已给过两次——以防凯恩斯的信寄错了地方。

能够把维特根斯坦劝回英格兰(最终也做到了)的是凯恩斯。同时,维系着维特根斯坦和剑桥之间的联络的是凯恩斯的一个朋友,一个“使徒”成员和国王学院中人:弗兰克·拉姆塞。

《逻辑哲学论》出版的头一年,拉姆塞无疑是研究它的剑桥人中感觉最敏锐的。他仍是一个本科生(1923年还只有19岁),但受命为哲学刊物《心智》写一篇维特根斯坦著作的书评。直到今天这篇书评仍是对此书的最可靠讲解之一,也是最透彻的批评之一。书评的开头带有罗素的气息:

这是一本最重要的书,包含范围广泛的题目上的原创思想,形成了一个连贯的系统;无论这系统是否如作者声称的那样对于解决所处理的问题是必须的,它都格外重要,值得所有哲学家予以注意。

但拉姆塞接着对罗素“导言”包含的一些误解提出了异议——例如,罗素错误地认为,维特根斯坦谈的是一种“逻辑上完美的语言”的可能性——并就书的主线给出了一个更完整和更可靠的讲解。

维特根斯坦从奥格登那儿听说拉姆塞打算1923年暑假去维也纳,于是写信给拉姆塞本人,邀请他来普希贝格。拉姆塞怀着谢意接受了,并于9月17日抵达;他不太知道此行会怎样。他呆了约两星期,维特根斯坦每天花5个小时——从下午2点教完书到晚上7点——和拉姆塞一起一行行地细读《逻辑哲学论》。“这极富启发,”拉姆塞写信给奥格登,“他像是享受这事,我们一小时前进约一页。”

他很有兴趣,虽然他说他的心智已不再灵巧,再也不能写另一本书。他从8点到12点或1点在村学校教书。他非常穷,似乎过着沉闷的日子,在这儿只有一个朋友,他的多数同事认为他有点疯。

如此细致地细读此书时,维特根斯坦对原文作了一点纠正和改变,它们体现在后来的版本里。维特根斯坦和拉姆塞都觉得这是重要的:拉姆塞要在每一个细节上彻底理解此书。维特根斯坦唯恐拉姆塞回英格兰后把什么都忘了——就像1914年摩尔去挪威时似乎发生的那样。“那很可怕,”拉姆塞写信给他母亲,“当他说‘那个清楚了吗’,我说‘没有’,他说‘该死,重来一次很恐怖’。”

拉姆塞打算把维特根斯坦的著述当作一种关于更高等数学的理论的基础。他俩搞完全书时他写道,“我要从他那儿榨出更多的想法,用于我将来进一步发展此书的努力”:

他说他自己什么也不会再做,不是因为他烦了,而是因为他的心智不再灵巧了。他说没人能在哲学上做多过5年或10年的工作。(他的书花了7年。)而他肯定罗素再也做不出任何更重要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似乎支持拉姆塞的计划,至少赞同要有某种东西占据罗素《数学原理》的位置。他留给拉姆塞的印象是,他觉得罗素正筹划《数学原理》新版本的事“有一点讨厌”:“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向罗[126]表明了,那么做是错的,一个新版本是没用的。必须得彻底重起炉灶。”

拉姆塞有点担心维特根斯坦此时的生活条件:

他非常穷,起码他过得很节约。他有一个石灰粉刷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脸盆架,小桌子和一张硬椅子,也就放得下这些东西了。我昨晚和他一起吃晚餐,那是相当难吃的粗面包、黄油和可可。

不过维特根斯坦的年轻外表和强健活力打动了他。“解释自己的哲学时他很兴奋,作出有力的手势,但又迷人地一笑,从而减缓了紧张气氛。”他倾向于认为维特根斯坦“夸大了自己的言辞之神启[127]”,但他毫不怀疑维特根斯坦的天才:

他极棒。我过去认为摩尔是个极棒的人,但跟w比比!

在维特根斯坦这方面,和拉姆塞的讨论给他的常规日程带来的是一种刺激和愉快——虽说很累人——的变化,也是一种同剑桥的可喜联系。他告诉拉姆塞自己有可能在学年末离开普希贝格,但还没想好之后做什么——也许找个园艺工的活儿,也许到英格兰找工作。他请拉姆塞查一查,战前他和罗素一起度过的6学期能否使他有资格拿到学士学位:也许《逻辑哲学论》可以当学士论文。

米迦勒节学期快到了,因此拉姆塞回了剑桥;他和维特根斯坦开始热情友好地通信。在最初的一封信里拉姆塞解释说(他从凯恩斯那儿得知),剑桥学位资格的管理规定已经变了。在那儿住6学期并递交一篇论文不再可能获得学士学位。如果维特根斯坦想要学位,就得回剑桥至少再呆一年,然后递交一篇论文。这样他有希望获得博士学位。

凯恩斯想通过拉姆塞给维特根斯坦50镑的路费,以此诱使他来英格兰。凯恩斯起初想匿名地给这笔钱,但维特根斯坦直接问拉姆塞时,拉姆塞不得不承认:“50镑是凯恩斯的”:

他要我别立刻说出来,因为他担心,相比于一个不知名的来源,你或许较不愿意拿他的钱,因为他从未写信给你。我不理解为什么他没写信,他也没能解释,他说自己一定对之有某种“纠结”。他谈起你时带着温暖的感情,非常想再次见到你。

拉姆塞甚至写信对维特根斯坦的外甥托马斯·斯通巴罗(他是在剑桥结识托马斯的)证明同一件事:“凯恩斯非常想再次见到,他没能回信似乎是个相反的证据,但与之相比,他给的50镑是更好的证据。他谈到时很有感情。”

这事标志着一场劝说维特根斯坦的持久战打响了:先是劝他去英格兰过一个暑假,然后是劝他放弃教书,到剑桥继续做哲学工作。拉姆塞尽力消除维特根斯坦对重回离开很久的剑桥社会的恐惧——不在时他大大改变了,而且他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一切社会。12月20日拉姆塞写信说自己完全能理解这恐惧,“但你绝不可给它任何分量”:

我能在剑桥找到寓所,你无须见更多的人,除了你喜欢或觉得能见的人。我能明白跟人一起住很困难,因为你不可避免地要常常和他们在一起,但如果你独居,你可以逐渐地融入社会。

我不希望你把我这话理解为我认可你的这种恐惧——你会招人厌烦或讨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极想见到你;但我只想说,如果你有这种恐惧,那你完全可以不跟任何人一起住而先单独过。

拉姆塞后来明白这一路的进击是无用的——维特根斯坦最不想要的就是在英格兰单独生活。但无论如何,1924年2月他放弃了劝维特根斯坦到英格兰过夏天的努力,而是说了自己前往维也纳的计划。

拉姆塞希望自己接受精神分析,这种兴趣已有了一段时间。最初是因为他对一个已婚女人的“不快乐的激情”引发的情感骚乱。1924年的四旬斋学期,在经受了消沉之苦后他又有了这个想法。因为这个,再加上想在按计划跨进自己的学院生涯前暂别剑桥,最终他决定到维也纳住6个月。他选择维也纳,不是只取决于接受精神分析的愿望,也受到这事的影响:在那儿能定期见到维特根斯坦,讨论自己的工作。

与自己的工作相关,拉姆塞近来在见罗素,帮助罗素写新版的《数学原理》。罗素把自己想加到新版里的修订的手稿交给拉姆塞,请其作评。拉姆塞的批评并未记录下来。新的导言只是说,“作者们”(指罗素和怀特海,但事实上为修改负责的是罗素一个人)“很大地受惠”于拉姆塞。

然而,对着维特根斯坦,拉姆塞严厉批评了那项工作:

你说那毫不重要是完全正确的;它真正做到的不过是,不使用还原公理[128]而聪明地证明数学归纳法。没有根本上的改变,跟以前是一回事。我感到他太老了:看上去他对每件单独的事都理解,并说“是的”,但却对之没留下印象,3分钟后又谈起他的老路子了。你的所有工作到现在他似乎只接受这个:在该出现名词的地方放一个形容词是无意义的,这一点对他的类型论有益。

事实上似乎没人喜欢新版本。维特根斯坦和拉姆塞认为它对维特根斯坦的批评注意得太少;怀特海认为它太维特根斯坦化了,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罗素加进的新想法提出了异议。

3月份拉姆塞去了维也纳。他和托马斯·斯通巴罗同行,路上托马斯向他介绍了维特根斯坦家的主要情况——维特根斯坦的三个哥哥自杀了,还剩三个姐姐和第四个哥哥,都住在维也纳。遇到托马斯·斯通巴罗后,拉姆塞一定明白了,自己的维特根斯坦“非常穷”的判断要作些许修正。在巴黎,托马斯把父亲杰罗姆·斯通巴罗引荐给他;他告诉母亲,杰罗姆“就是一个富足的美国人的模样”。

在维也纳拉姆塞结识了当时住在舍伯恩宫的玛格丽特,这时他亲眼见到了维特根斯坦家族财富的规模:“她必定是个巨富。”他受邀于下星期六到府邸参加晚餐聚会:“就我能了解的,出席聚会的有维特根斯坦家的人,大部分是女性;有教授们、儿子汤米[129]的朋友,多数是男性。这样男性占大多数。”演奏音乐的是一组职业的弦乐四重奏,他们先演奏海顿,然后是贝多芬。拉姆塞更喜欢对海顿的演奏,但得知这就让自己暴露了——“我倒不在乎,因为迟早我都免不了露馅”。晚餐后他和保尔·维特根斯坦交谈——“一个哥哥,是著名的钢琴家,在战争里失去了一条手臂,现在用一只手演奏。莱昂内尔曾听过他的演奏,但不知道他和路德维希有关系”——保尔和赫尔米勒又邀请他外出吃午饭。

见到这一家后,拉姆塞更好地理解到维特根斯坦的境遇实属自找。拉姆塞写信向凯恩斯说明,“努力让他过更舒适的生活,或让他停止对自己精力和大脑的荒谬浪费”可能没用:

我现在看清了这一点,只是因为我结识了他的一个姐姐,见到了他的其余家人。他们非常富有,极其渴望给他钱,或以任何方式为他做任何事,而他推掉了他们的一切亲近;甚至圣诞礼物或他生病时送去的病号餐都送回。而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不和睦,而是因为他不愿得到任何不是自己挣的钱,除非是为了某些非常特定的目的,比如再去见你。我认为他教书是要挣钱,只有找到了其他更好的挣钱办法,他才会停止教书。而那得是真的挣钱,他不愿接受任何有一点点像是混事的工作。这甚是可惜。

他甚至提出一种心理学解释的根据:“这似乎是一种极为严格的抚养的结果。他的三个哥哥自杀了——他们的父亲造就了辛勤工作的他们:曾有一时8个孩子有26个私人教师;而他们的母亲对他们没什么兴趣。”

在维也纳的第一周末尾,拉姆塞前往普希贝格同维特根斯坦过了一天。他的心思主要在自己的精神分析上,没打算跟维特根斯坦讨论自己的数学基础工作。不过他像是试着讨论了一下,但发现维特根斯坦的反应令人失望。“我觉得维特根斯坦累了,”他写信给母亲,“虽然没生病;但跟他谈工作真的没用,他听不进去。如果你提出一个问题,他不会听你的回答,而是去想一个他自己的问题。而那对他是很艰难的事,像是把过重的东西推上山。”

普希贝格之行后,拉姆塞写信向凯恩斯强调把维特根斯坦弄出那个恶劣环境——如今他自己体验过了——的重要性:

……如果他能摆脱他的环境,而且不那么累,再加上我对他的激励,他也许能再做一点非常好的工作;他若看出这一点,大概早就去英格兰了。但我认为,只要他还在这儿教书,他就什么也做不了,他的思考明显极费力,仿佛他已消耗殆尽。等他放暑假时,如果我在这儿,我会试着激励他。

看上去,维特根斯坦相信自己无法充分地用英语讲清情况,而若用德语写信凯恩斯又看不懂,于是请拉姆塞写信向凯恩斯说明自己对于去英格兰的态度。拉姆塞解释说,维特根斯坦对去英格兰重见老熟人抱有严重的疑虑。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跟罗素说话,而且跟摩尔的反目尚未和解;只剩下凯恩斯和哈代了。他非常想再去了解凯恩斯,但要能重续他们过去的亲密才行;他不想这样:到英格兰去,只是偶尔见见凯恩斯,只维持一种表面的相识。他觉得,战争以来自己改变了太多,除非花很多时间和凯恩斯在一起,否则凯恩斯永远不会理解他。

因此,如果凯恩斯准备请他到乡下家里做客,并愿意花很多时间再次了解他,他才愿意去英格兰。

拉姆塞的解释结束于一句告诫:

不得不说,我认为那会让你很难应付和筋疲力尽。虽然我很喜欢他,但我怀疑自己乐于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一天或两天,除非我对他的工作有极大的兴趣,他的工作是我们谈话的主体。

他又补充,不过,“如果你要他去看你,我将很高兴,那很可能把他带出这种死板。”

凯恩斯暂时没有答复这个提议:由他邀请维特根斯坦去乡间一起过夏天;他大概觉得这事的要求太费事了。不过,他最终——于3月29日、明显在读到拉姆塞的信之前——回复了维特根斯坦上一年的信。他解释说,长久的耽搁是因为自己想在写信之前理解《逻辑哲学论》:“可如今我的心思远不在基础问题上面,我不可能弄清这种事情”:

我还是不知道该对你的书说什么,除了感到它肯定是一项格外重要和天才的工作。自写出以来,它在剑桥的一切基础性讨论里都占有主导地位,无论这种事是好是坏。

他寄给维特根斯坦几本自己近来写的书,包括《和平的经济后果》;他催促维特根斯坦来英格兰,强调:“我将尽力做一切能使你更容易地做进一步工作的事。”

至少在此刻,这最后一句话敲错了琴键。维特根斯坦想要的不是再做哲学工作,而是重建过去的友谊。他到7月份才回信,信一半用英语写,一半用德语写;他坚称什么也不能使自己回到哲学:

……因为对那类活动,我自己不再有任何强烈的内在驱动。我已经说了我确实得说的一切,所以泉水枯竭了。这听上去古怪,但事情就是这样。

他告诉凯恩斯,另一方面,若在英格兰有工作可做,即便是扫大街或擦鞋,“我将很愉快地前往”。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那么唯一令他值得前往的事,是凯恩斯准备(不止是偶尔地)见他。他说再次见到凯恩斯是好的,但“呆在房间里,隔一两天和你喝杯茶,那还不够好”。出于拉姆塞已略述过的理由,他俩必须努力建立一种亲密关系:

我们11年没见了。我不知道这期间你有没有变化,但我肯定大大改变了。很遗憾我得说我并不比过去更好,但我不一样了。因此,如果我们见面,你会发现来见你的人并不真是你想邀请的那个人。毫无疑问,即便我们能设法互相理解,一两次交谈也不足以达到这目的,而我们见面的结果对你将是失望和恶心,对我将是恶心和绝望。

事实上并未出现这样错综的状况,因为并未发出这样的邀请。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度过了夏天。

虽然此时显得相对愉快,但他已经决定,1924年的夏季学期是他在普希贝格的最后一学期。拉姆塞5月份去看他时对母亲说,维特根斯坦看上去高兴了一点,“他花了几周时间为孩子们准备一副猫的骨架,像是乐在其中”。“但是,”他写道,“他对我的工作没有用处。”

拉姆塞对维特根斯坦的尊重丝毫未减。后来他写道:

就思考而言,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都活着(还都住在德国或奥地利——文明的敌国!)。

不过,虽然整个夏天都呆在奥地利,他却没怎么想办法多见见维特根斯坦。奥格登写信给他,索取他和维特根斯坦在上一年的讨论时对《逻辑哲学论》原文作的修订,他回信说自己要到9月份、就要回英格兰时才会再见到维特根斯坦。奥格登要这材料,明显是为了预备新版本的出版,但此时看来不太可能有那种机会。拉姆塞在信的结尾写道:“很遗憾卖了这么少。”

这年夏天拉姆塞完成了自己的精神分析疗程,并且在写自己的学位论文。还在维也纳时他就得到消息,回英格兰后他将在格外年轻的21岁成为国王学院的理事。动身之前他只去看了一次维特根斯坦。他事先说明:“我不很想讨论数学,我最近没怎么在做。”

这十有八九是在礼貌地说:只要维特根斯坦继续“这种对自己精力和大脑的荒谬浪费”,就可能仍然对拉姆塞的工作“没有用处”。

1924年9月维特根斯坦进了又一所乡村小学,这回是到特拉腾巴赫旁边的村子奥特塔尔去;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努力——拓宽奥地利乡村孩子的眼界,并承受他们的父母和自己的同事的敌对。

考虑到特拉腾巴赫的经历,他选择回到魏克舍尔山区或许有点令人惊讶。但还存留着一点希望:他和同事能处得更好。起码赫尔米勒这样觉得。维特根斯坦搬到奥特塔尔后,她几乎立刻就写信问亨泽尔是否打算去看她弟弟。“自然地,”她说,“我将非常高兴,如果有人告诉我路德维希在那儿过得如何,我指和学校的关系如何”:

我认为不可能没有摩擦,因为他的教学纲领和别的教师如此不同,但至少我们可以希望,摩擦的结果不是他被碾为尘土。

奥特塔尔的校长是约瑟夫·普特雷,维特根斯坦在特拉腾巴赫时曾待之如友。普特雷是个社会主义者,是格洛克尔的学校改革运动的热情倡导者,在头两年的教学中维特根斯坦经常向他征询建议。

当然普特雷和他也有观点上的差异,特别是关于宗教在教育里的角色。普特雷不赞成在学校祈祷,而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每天都祈祷。一次普特雷说,他反对天主教信仰的嘴上仪式,认为那毫无意义;维特根斯坦回答:“人们互相亲吻;那也是用嘴做的。”

尽管和普特雷有交情,但不到一个月维特根斯坦就明白了,在奥特塔尔不比在特拉腾巴赫更容易。“在这儿过得不太好”,10月份他写信给亨泽尔,“现在我的教学生涯也许要结束了。”

这对我太难了。不是一股而是一打力量在反对我,而我算什么?

不过,正是在奥特塔尔的时候,维特根斯坦作出了一个贡献;有理由认为,这是他对奥地利教育改革作出的最持久贡献——而且这一贡献也完全符合格洛克尔纲领的原则。这就是他的《民校学生词典》(wörterbuchfürvolksschulen),一本小学用的拼写词典。出版这么一本书的愿望似乎源于这件事:他请亨泽尔打听学校用的词典的价格。在前述那封写给亨泽尔的信里他说:

我从没想过词典贵得如此吓人。我觉得,如果我活得够长,我会编一本小学用的小词典。我觉得这是个急迫的需求。

官方很明白对这样一本词典的需求。当时只有两种词典可用,都是为教学生拼写而设计的。一本太大太贵,不适合维特根斯坦任教的那种乡村学校里的孩子用。另一本太小,编得很糟,收进了孩子很可能从来不用的许多外国词,又忽略了孩子常会拼错的许多词。在普希贝格,维特根斯坦带领学生编出自己的词典,从而克服了这一困难。在德语课上,还有天气不允许出门的体育课上,维特根斯坦在黑板上写单词,学生抄在自己的单词纸上。然后把单词纸缝在一起,订上纸板封面,就得到了做成的词典。

在待出版的词典的序言里,维特根斯坦在谈到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时说:

在实践层面工作的人能理解这项工作的困难。因为,结果应该是每个学生收获一本干净的——和(若竟可能的话)正确的——词典;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师不得不控制学生写下的几乎每一个词。(举例是不够的。我甚至不想谈纪律上的要求。)

虽然谈到这种方法取得的惊人的拼写进步(“正确拼写的良心被唤醒了!”),但他显然不希望反复做这种明显劳心劳力的差事。在他看来,对于他,也对于其他处境相同的教师,《词典》是一种更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和《逻辑哲学论》形成对照的是,词典的出版很快就成了,没一点大的问题。1924年11月,维特根斯坦联系了自己以前在师范学院的校长拉茨克博士,告知他这个计划。拉茨克联系了维也纳的霍尔德-皮希纳-滕普斯基出版社,出版社于11月13日写信对维特根斯坦说愿意出版词典。1924年圣诞节假期期间手稿交给了出版社,第二年2月维特根斯坦收到了校样。

维特根斯坦所写序言的落款日是1925年4月22日。在序言里,他说明了对这样一本词典的需求,以及他对选词和编排的考虑。他说明,这些考虑依据他自己的教师经验。“没有什么词是太普通而不用选进的,”他说,“我曾见过,写wo时多加了一个表示长元音的‘h’,写was时写成‘ss’。”从序言里清楚地看出,维特根斯坦想让自己的词典专门满足奥地利乡村小学的需要。于是他略去了一些完全没问题的德语词,因为在奥地利不用这些词;他又收入了一些奥地利的方言用语。维特根斯坦也用方言解释(他的经验表明的)经常被混淆的分别,如das和dass的分别,宾格ihn和与格ihm的分别[130]。

在进一步印刷此书之前,出版商需要确保,它将被推荐给目标学校使用。因此,他们把它呈给下奥地利的省教育委员会报批。委员会的报告是地区学校检查官爱德华·布克斯鲍姆写的。在落款日为5月15日的报告里,布克斯鲍姆赞同维特根斯坦:是需要这样一本词典;他甚至说这一需求是“目前最紧迫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强调属于“普通的日常词汇”的词,布克斯鲍姆对此也赞同。但他挑剔维特根斯坦的选词,批评维特根斯坦省略了如bibliothek(图书馆)、brücke(桥)、buche(山毛榉树)等等这样普通的词,他也对维特根斯坦写的序言提出异议。布克斯鲍姆评论道,要学生听写一本词典是控制学生拼写的一种奇怪方法。他觉得这样更好:只在孩子自己用过了之后,才要他们听写词的正确拼法。他还挑剔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德语用法:“写‘einemehrmonatlichearbeit’,而不是‘einearbeitvonvielemonaten’[‘几个月的工作’][131],这种错误绝不该混进德语,即便混进序言也不行。”

布克斯鲍姆总结道:

我们可以表达这一观点,在消除了上述缺点之后,对于小学和市民学校(bürgerschulen)的高年级,这本词典是一种有点用处的教育工具。签名者的观点是,就其目前的形式而言,教育委员会不认为可以推荐这本词典。

拿掉维特根斯坦的序言并收进布克斯鲍姆提到的词之后,这本书获得了所需的官方批准。11月维特根斯坦和出版商拟定了一份合同;按照合同条款,每卖出一本书,维特根斯坦得到其批发价的10%,他还免费得到十本。此书于1926年出版,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不过,直到1977年它才得以重印,而那时对之的兴趣限于维特根斯坦学。)

如我们所见,到奥特塔尔后维特根斯坦很快就相信,那种——在一个敌对环境下努力教书的——压力自己承受不了太久了。1925年2月他写信给伊格尔曼:

从我与之一起生活的人——或者宁可说非人[132]——那里,我受了很多苦——简而言之,一切照常!

和过去一样,维特根斯坦在一小群男孩那里收获了热情的反应,他们成了他最喜欢的学生。这些孩子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放学后留下来接受额外指导,维特根斯坦叫他们的教名。维特根斯坦带他们去维也纳远足,在乡间散步,把他们教得远远超出这种乡村小学要求的水准。也和过去一样,他们对自己教育的投入,以及维特根斯坦对他们的投入,引起了父母们的敌意;维特根斯坦提出应该把他们的孩子送去语法学校继续学习,父母们拒绝。又一次,女孩对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表现出更多抵触,她们憎恨被拽头发和打耳光——受此待遇的原因只是自己不能或不愿满足维特根斯坦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尤其在数学上。

简而言之,确实,一切照常。

伊格尔曼也觉得战后欧洲的生活很艰难。和维特根斯坦相同的是,他觉得自己属于一个早先的时代;但和维特根斯坦不同的是,他认为那个时代在本质上是犹太的。他在回忆录里谈到自己和维特根斯坦都继承了的遗产:“奥地利-犹太精神”和“维也纳-犹太文化”。如我们将看到的,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欧洲的反犹主义风潮变得更恶毒时,他俩对自己的犹太性的意识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增强了。对伊格尔曼来说,他因此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指望建立以色列作为新的祖国,代替一战摧毁的那个祖国。虽然犹太复国主义从未吸引过维特根斯坦(他觉得巴勒斯坦的宗教组织需要更多面对的始终是新约,而非旧约),但是,他在伊格尔曼想去圣地定居的愿望里发现了某种振奋人心的东西。“你想去巴勒斯坦,”他写道,“因为这个消息,你的信振奋人心,给我希望。”

这也许是正确的做法,也许有一种精神效果。我也许想与你同行。你会带我一起吗?[133]

写了这封给伊格尔曼的信之后不久,维特根斯坦完全出乎意料地收到一封埃克尔斯的信;战争以来,他从这位曼彻斯特的朋友那儿没听到任何消息(与品生特、罗素和凯恩斯不同,埃克尔斯不愿跟一个敌军成员友好通信)。埃克尔斯的信提供了劝维特根斯坦去英格兰所需的催化剂。3月10日他带着明显的重建联系的喜悦回信:

亲爱的埃克尔斯:

听到你的消息我不止是高兴而已;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我相信你要么在战争中死了,要么活着,但你太恨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不会再跟我交往。

……我希望很快能再次见到你,但何时和何地我们能见面,上帝知道。也许我们可以设法在暑假时见面,但我没有很多时间,也没有钱去英格兰,大约6年前我送掉了我所有的钱。去年夏天我原要去英格兰看剑桥的朋友凯恩斯先生(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本会负担我的费用,但我决定不去了,因为我很担心,横在我俩之间的长久岁月和(外部的和内部的)大事件会使我俩理解不了对方。不过现在——或者起码今天我感到,我似乎还能使我的老朋友理解自己,如果我有了机会,我将——p.[134]去曼彻斯特看你。

埃克尔斯请他到曼彻斯特自己的家里暂住,他在稍后一封写于5月7日的信里接受了埃克尔斯的邀请;他同时强调去年夏天自己没去成凯恩斯那儿的原因(实际上凯恩斯没邀请他,但维特根斯坦似乎认为这不相干,并未提及):

1913年以来英格兰或许没有改变,但我改变了。不过,我无法向你说明这一改变的确切性质(虽然我完全理解它),因而写信跟你谈论它是没用的。等我到了那儿你就会自己看到它。我希望8月底左右去。

7月份维特根斯坦写信对凯恩斯谈自己计划的英格兰之行;他说自己尚未下定决心去,暗示最后怎么决定得看凯恩斯:“我很愿意,如果可以的话,在此行中也见到你(约8月中旬)。现在请坦率地让我知道,你是否有一点点见我的愿望。”凯恩斯的回答明显是鼓励的,甚至寄给维特根斯坦10镑盘缠。动身前维特根斯坦写道:“我极想知道我们会相处得如何。那就像是一场梦。”

8月18日维特根斯坦到了英格兰,去曼彻斯特看埃克尔斯前,住在凯恩斯位于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的乡下家里。尽管先前向罗素坚称善比聪明更好,但他觉得这种体验——陪伴自己的人从乡下农民换成一些欧洲最精巧的头脑——是愉快的。他从刘易斯写信给伊格尔曼:

我知道那种光彩——精神的丰富——不是终极的善,但现在我却希望自己能死在一个光彩的瞬间里。

他去曼彻斯特时,埃克尔斯夫妇都惊讶于他的变化之大。他们到火车站接他;他们在战前认识的那个衣着整洁的年轻人,“女士最青睐的人”,出现时却是一副衣衫相当不整的模样,在他们眼里他穿的像是童子军制服。除了古怪的外表,维特根斯坦还留给埃克尔斯一个(错误的)印象:他自己尚未读过《逻辑哲学论》的印本。他请埃克尔斯夫人去搞一本;她到曼彻斯特的书店买却无功而返,然后埃克尔斯到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正是在这个时候,”埃克尔斯在回忆录里自信但却错误地说,“他第一次拿到了《逻辑哲学论》的英语版印本。”显然维特根斯坦非常想让埃克尔斯看看这本书,但不好意思承认那是他们不懈搜寻的原因。

在英格兰的日子快结束时,维特根斯坦去了剑桥,在那儿他终于和约翰逊重聚。“告诉维特根斯坦,”8月24日约翰逊写信给凯恩斯,“我很高兴再见到他;但我必须提个条件,我们不谈逻辑基础,因为我不再适合对自己刨根问底。”他还见了拉姆塞,不过他俩似乎吵得很厉害,两年后才恢复联系。

尽管与拉姆塞有争论,但维特根斯坦此行是成功的。和老朋友重建联系这个有用的目标达成了——如果奥特塔尔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这是很可能的),他打算利用这种联系。照他对伊格尔曼的说法,“若需要的话我有可能去英格兰”。9月份新学期开学时,在写给伊格尔曼和埃克尔斯的信里他都说到再试一次他的“老工作”,仿佛下一年就是他在乡村学校教书的最后努力。“不过,”他告诉埃克尔斯,“我现在不觉得有那么惨了,因为我已经决定,如果事情每况愈下——无疑迟早要发生——就去你那儿。”10月份他用类似的口吻写信给凯恩斯,说自己会继续当教师,“只要我还觉得,那样做陷入的麻烦对自己尚有一点好处”:

如果你牙疼,把热水瓶贴在脸上有好处,但只有瓶的热量给你一点疼痛,那才有效。一旦我发现它不再给我那种特定的疼痛,那种有助于我的人格的疼痛,我就会丢掉瓶子。我的意思是,如果这儿的人没在那之前把我扫地出门。

“假如我不教书,”他又说,“我可能去英格兰,到那儿找个工作,因为我相信在这个国家根本不可能找到。那样的话我需要你的帮助。”

结果事情的确每况愈下,甚至,维特根斯坦不得不丢掉热水瓶,比他预想的也许还更早。1926年4月他非常突然地离开了奥特塔尔,彻底放弃了教书。当时人们议论纷纷令他骤然行动的那件事;奥特塔尔和周围地区的村民称之为“dervorfallhaidbauer”(“海德鲍尔事件”)。

11岁的约瑟夫·海德鲍尔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父亲去世了,母亲在名叫皮里鲍尔的当地农民那里做住家女佣。海德鲍尔是个苍白多病的孩子,后来在14岁时死于白血病。他不是那种不听话的孩子,但可能在课上回答问题时相当迟钝和寡言。一天维特根斯坦的不耐烦失控了,在海德鲍尔的头上揍了两三下,这男孩就昏倒了。维特根斯坦打这男孩时是否用力过猛?——他是否虐待了这孩子?——一个名叫奥古斯特·里格勒的同学(用可疑的逻辑)评论道:

不能说维特根斯坦虐待了那孩子。如果海德鲍尔得到的惩罚算是虐待,那么八成维特根斯坦的惩罚都是虐待。

见男孩昏倒维特根斯坦大为恐慌。他让班里的学生回家,把男孩送到校长室,等当地医生来看(医生驻在邻近的科希贝格),然后匆忙离开了学校。

出门时他倒霉地撞上了皮里鲍尔先生,皮里鲍尔大概是被某个孩子叫来的。在村民的记忆里,皮里鲍尔是一个爱吵架的人,对维特根斯坦怀有根深蒂固的忌恨。他自己的女儿赫尔米勒常常受到维特根斯坦脾气之累,有一次被打得耳朵后面流血。皮里鲍尔回忆,在走廊上撞见维特根斯坦时他的怒火猛地蹿起:“我对他把天底下的难听话都骂遍了。我告诉他,他不是个教师,他是个驯兽师!我要马上叫警察来!”皮里鲍尔赶往警察局要求逮捕维特根斯坦,但泄气地发现警察局里唯一的警官不在。第二天他又试了一次,但校长告诉他维特根斯坦夜里不见了。

1926年4月28日,维特根斯坦把辞职信交给了地区学校检察官威廉·昆特。昆特自己已听说了“海德鲍尔事件”,但向维特根斯坦保证不会有严重的后果。昆特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教学能力很有价值,不想失去他。他建议维特根斯坦休个假,放松一下神经,然后再决定自己是否真的希望放弃教书。但维特根斯坦很坚决。什么也不能说服他留下。在随后的听证会上,正如昆特所料,对他行为不端的指控未获成立。但那时他已绝望了,不再指望自己在奥地利乡村当教师还能做成任何事。

当然,海德鲍尔事件不是这绝望的原因,而只是它之不可避免的高潮——维特根斯坦的辞职——的最后导火索。绝望本身有着更深的根源。这一事件前不久,维特根斯坦见过奥特塔尔校长岗位的一个申请者奥古斯特·沃尔夫,维特根斯坦告诉他:

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撤销你的申请。这儿的人眼光如此狭隘,在这儿什么也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