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这一年也许是他一生最不快乐的一年,就此而言,维特根斯坦和索格伦家一起度过的日子是相对愉快的。“正常人对我是一剂草药,”他写信给伊格尔曼,“同时也是一种折磨。”特别是,他和第二个儿子阿尔费德产生了亲密的友谊;在阿尔费德眼里他确实有几分父亲的样子。阿尔费德·索格伦是一个壮硕、笨拙和粗鲁的男孩——后来被称作“熊人”——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继续在道德上征询维特根斯坦的指引。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他抛弃了对大学的一切念想,而去接受技工训练。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许是维特根斯坦的第一个弟子,20世纪30—40年代剑桥的光彩而年轻的本科生的先驱者——那些人同样地选择了某种诚实的行业,而不是从事其教育和特权背景为之备好的职业。
11月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一直在通信,谈论他俩12月份到海牙会面的计划;他们要安排日程,绕过官僚障碍,而且,至少维特根斯坦需要为此行筹钱。“想到你得谋生,我感觉很糟糕,”罗素听说他放弃了所有钱后写信给他,“但我不吃惊你这样做。我也比以前穷多了。他们说荷兰的消费很贵,但我想我们能熬一个礼拜而不致破产。”为了支付维特根斯坦的费用,罗素把维特根斯坦去挪威前留在一个剑桥交易商那儿的一些家具和书买了下来。其中包括维特根斯坦1912年秋天煞费苦心挑选的家具。罗素付了一百英镑;他在自传里说,这是他做过的最好买卖。
12月10日,罗素的新情人(后来的妻子)多拉·布莱克陪他到了海牙。他们住进了双城旅馆。“你到了海牙就尽快来这儿,”罗素写信给维特根斯坦;“我急切地想见你——我们会找到办法出版你的书——有必要的话去英格兰出版。”几天后维特根斯坦到了,阿尔费德·索格伦(多拉·罗素这样回忆阿尔费德:“一个茫然的、影子般的人,很少说话,甚至吃饭时也是”)陪着他。这一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深入地讨论维特根斯坦的书。12月12日罗素写信给柯莱特,说维特根斯坦“满心是逻辑,我几乎无法跟他谈点个人的事”。维特根斯坦一刻也不想浪费他俩在一起的时间。他早起,捶打罗素的门直到弄醒他,然后连续不停地讨论逻辑几小时。他们一行一行地读这书。讨论是富有成效的:罗素对这书的评价比以前更高了,维特根斯坦则欣喜地感到终于有人理解了它。
罗素并非完全赞同这书。特别是他拒绝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观点:任何对世界整体的断言都是无意义的。对罗素来说,命题“世界里至少有三个东西”既有意义也为真。讨论这一点时罗素拿了张白纸,在上面弄了三个墨水斑点:“我求他承认,既然这儿有这三个斑点,那世界里至少有三个东西;但他坚决拒绝。”
他愿承认纸上有三个斑点,因为那是个有限的断言,但他绝不肯承认,可以对世界之为整体有所说。
“他的学说的这个部分,”罗素坚持,“我觉得肯定是错的。”
与此相关,罗素也拒绝接受维特根斯坦先前对他说过的这书的“主要内容”:“不能由命题说出的东西能被显示”的学说。对罗素来说,这仍是一个没意思的神秘观念。他写信对奥特琳说,自己吃惊地发现维特根斯坦成了一个彻底的神秘主义者。“他深深陷入了思想和感觉的神秘之维,但我认为(虽然他不会赞同),他在神秘主义里最喜欢的东西是那种能让他停止思考的力量。”
不过书里的逻辑理论足以打动罗素,他答应在海牙讨论的基础上写一篇导言,尝试解释书里最困难的部分。有了罗素——现在是个畅销作家——的导言,书的出版几乎板上钉钉了。维特根斯坦喜气洋洋地回到维也纳。“我非常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时光”,1920年1月8日他写信给罗素,“我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我们在那个星期做了一大堆真正的工作。”他写给费克尔:“现在这书对出版商的风险小得多了,也许甚至全无风险,因为罗素非常有名,确保这书有一群特定读者。”
我这么说的意思自然不是它因此就能落到恰当的人手里;但无论如何,有利的形势不是那么不可能了。
两个多星期费克尔都没回信;显然他仍不相信,除了是个财务包袱,这书还能有什么别的意义。“不管有没有罗素,”1月16日他写道,“在目前的形势下,出版你的论著都是今日奥地利任何出版商都没能力冒的风险。”他建议维特根斯坦先用英语出版此书,然后——如果有了机会——再出德语版的。
维特根斯坦预见到在费克尔那儿没戏,已经接触了另一个出版商。通过伊格尔曼,某个赫勒博士把他推荐给了莱比锡的雷克拉姆出版社;听说罗素导言的事后,雷克拉姆简直太愿意考虑这本书了。
维特根斯坦马上从费克尔那儿要回了手稿,寄给了雷克拉姆;2月和3月他一直急切地等待罗素的导言。导言寄来后他立刻就失望了。“里面有那么多我不赞同的话,”他告诉罗素,“既在你批评我的地方,也在你只想阐明我的观点的地方。”不过他还是找人把它译成了德语,为印刷做准备,但这只是使事情更糟。“你的英语风格的所有雅致,”他写信给罗素,“在译文里明显丧失了,剩下的是肤浅和误解。”他把导言寄给雷克拉姆,但说自己不想出版它;导言只是帮助出版商对这书作出自己的判断。结果,如维特根斯坦预料到的,雷克拉姆拒绝了这书。他用下面这个理由安慰自己,他告诉罗素,这理由“在我看来是无可反驳的”:
要么我的东西是一项最上等的工作,要么它不是一项最上等的工作。若是后一种情况(也是更可能的情况),我自己都宁愿它不付印。若是前一种情况,那么它早点晚点付印,二十年后还是一百年后,都无所谓。毕竟,谁会问(比如)《纯粹理性批判》是写于17xx年还是17yy年。
此时罗素正随一个劳动党代表团访问苏联,直到6月份回国后才看到维特根斯坦的信。他的反应非常大度。“我一点儿也不关心那篇导言,但若你的书没有付印,我真的感到遗憾。要是那样的话,我是否该试试在英格兰出版它?”是的,维特根斯坦回答,“你可以对它做你想做的”。他自己已经放弃了努力:“但若你想印出它,那任由你处置。”
虽然有那个先前写给罗素的安慰的理由,但在遭雷克拉姆拒绝后维特根斯坦还是陷入了深深的沮丧。5月末他写信给伊格尔曼:“我许多次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想法仍不时缠绕着我。我已沉到了最低谷。愿你永不会到那地步!我还能让自己再撑起来吗?唔,看吧。”
这时他又自己住了。4月初他搬出了索格伦家,再次搬进了公寓;这次是在拉祖莫夫斯基路,和前一所公寓一样也位于维也纳的第三区。“这次搬家时发生的事情,我永远都会带着一种沉陷的感觉回忆。”他告诉伊格尔曼。事实是,索格伦夫人明显爱上了他,然后他逃离了那座房子。[113]
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写给罗素的信,特别是写给伊格尔曼的信,表明他的沮丧令他绝望、想自杀。而其中包含的自我谴责之严厉,即便对于一向苛求自己的维特根斯坦也是极端的。他把自己的悲惨归咎于自己的“低等和腐烂”,他说担心“有一天魔鬼把我收走”。[114]
对维特根斯坦和伊格尔曼来说,宗教是和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分不开的。事实上,对伊格尔曼来说这种意识是宗教态度的核心之点:
如果我不快乐,而且知道我的不快乐反映了自己和实际生活间的严重分歧,我就什么也没解决;我将在错误的轨道上,永远找不到摆脱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混乱的出路,只要我没有达到那至高的和关键的洞见:那种分歧不是实际生活的错,而是我这个人自己的错……
达到而且坚守此洞见的人,一次次努力照此洞见生活的人,是有宗教性的人。
照这种观点,不快乐就是挑出自己的错:人的悲惨只能是自己的“低等和腐烂”的结果;有宗教性,就是认识到自己的不配,并且担负起改正的责任。
这是一个在维特根斯坦和伊格尔曼的谈话和通信里占据首要地位的话题,例如1月份伊格尔曼寄给维特根斯坦一组对宗教的议论:
基督之前,人之体验神(或诸神),是将其当作外在于他们的东西。
基督以来,人(不是所有人、而是学会通过基督去看的人)把神看作他们之内的东西。于是可以说,通过基督,神被带进了人类……
……通过基督,神成为了人。
魔鬼想成为神而不得。
基督不想成为神而成为了神。
所以邪恶之事是,不配愉悦却想要愉悦。
但若一个人不想愉悦而行事正确,喜悦就自己到来。
在对这议论置评时,维特根斯坦提出异议的不是其真假与否,而只是其表述是否恰当。“它们还是不够清楚,”他写道,“我相信,一定有可能把这一切说得更恰当。(或者,甚至更可能的是,什么也不说)。”就算它们最完美的表述是沉默,它们还是真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伊格尔曼是“一个理解人类的人”。由雷克拉姆出版《逻辑哲学论》的尝试无果而终,在感情和精神上都觉得消沉时,他急切地想跟伊格尔曼谈谈。5月末到了“最低谷”,老想自杀时,他向伊格尔曼寻求支持。他获得了支持;伊格尔曼写了封长信谈自己的经验。伊格尔曼写道,他近来为自己工作的动机而焦虑——它们是否是得体和诚实的动机。他已花了点时间在乡间独处,考虑这事。头几天不甚满意。
但接着我做了点事;我能告诉你,因为你很了解我,不会把那看做蠢行。即,我写下了某种“忏悔”,我试着回忆我生活里的一系列事件,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尽可能详细地回忆。对每一个事件,我试着自己弄清楚我本该如何作为。通过这种一般性的综观[übersicht][115],混乱的画面简明多了。
第二天,在这新的洞见的基础上,我修改了自己对未来的计划和意图。
“我完全不知道,”他写道,“类似的举动是否对现在的你是好的或必要的;但也许我告诉你这个,会帮现在的你找到点什么。”
“对于你谈到的自杀念头,”伊格尔曼又说,“我是这么想的”:
在这种念头背后,就像在别的念头背后一样,可能是有一点高贵的动机。但这动机以这个方式呈现,即它采取的形式是盘算自杀,这一定是错的。自杀一定是个错误。只要活着,一个人永远不会完全迷失。但驱使人自杀的是对自己完全迷失的恐惧。根据已谈到的观点,这种恐惧没有根据。在这种恐惧里,一个人做了他能做的最坏的事,他剥夺了自己的时间,在那时间中他本可能逃离迷失。
“你无疑比我更知道这一切,”伊格尔曼写道,为自己貌似在教维特根斯坦什么而找台阶下,“但有时人会忘了自己知道的东西。”
后来,维特根斯坦自己多次用筹备一次忏悔的方法厘清自己的生活。不过这一次帮到他的不是这个建议,而就是听伊格尔曼讲自己的努力。“多谢你友好的信,”6月21日他写道,“那给了我很多喜悦,因此大概帮到了我一点,虽然就我的情况的特点而言,外部的帮助是帮不了我的。”
事实上我处于一种我觉得很可怕的心境里。过去我曾几次经历过它:这种状态是,不能克服一个具体的事实。我知道这是一种可怜的状态。但我只能看到一种救治,那当然就是和那一事实达成妥协。但这就像不会游泳的人掉进了水里,手脚乱扑乱打,觉得自己不能把头挺在水面之上。那就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我知道自杀总是一桩肮脏的行为。一个人当然不能意欲自己的毁灭;随便谁,只要他想像自杀行为实际牵涉的东西,就知道自杀总是一股为自己辩护的急切冲动。但没有比不由自主地突然夺走自己的生命更糟的了。
当然这全可归结为这件事:我没有信仰!
不幸的是,不可能知道他此处谈到的是哪个事实。毫无疑问,那是有关他自己的什么事,而他觉得对这事的唯一救治是宗教信仰。没有这种信仰他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他所处的位置是:希望自己死掉,但无法自杀。照他对罗素的说法:“也许对我最好的事,是能在某个晚上躺下,不再醒来。”
“但也许尚有某种对我更好的事”,他在括号里补充。信写于7月7日,他收到教师证书的那天:这暗示他也许能在教学里找到值得为之活下去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圆满地完成了师范学校的课程,但并非没有疑虑。他告诉伊格尔曼,这事最好的一面是能在教学时给孩子读童话故事:“这使他们高兴,而且减轻我的紧张。”它是“眼下我生活里的一件好事”。
他得到了战俘营朋友路德维希·亨泽尔的帮助和鼓励;亨泽尔自己是个教师,是维也纳教育界的知名人物。他至少有一次考虑放弃课程,因为(他告诉亨泽尔)他和同伴的关系糟糕。亨泽尔敏锐地把这归咎于维特根斯坦一贯的敏感。“你和你的同伴之间没有墙,”亨泽尔写道,“我有一个更厚的外壳包着我。”
在师范学校,维特根斯坦该受到按“学校改革运动”的原则进行的训练;这一运动由教育部长奥托·格洛克尔领导,试图重塑战后新奥地利共和国的教育。运动是用世俗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滋养的,引起了大量著名奥地利知识分子的好感甚至参与。但维特根斯坦自己并不欣然认同这一运动。触发他去当教师的并非是“使学生适应民主国家的生活”的观念;这样的社会和政治动机,与他和伊格尔曼共有的根本上的宗教道德,是陌异的。
亨泽尔也是一个有宗教性的人,也正是为此,他与“学校改革运动”相牴牾。他将成为一个名叫“新大陆联盟”的保守天主教组织的领袖人物;这一组织寻求的是改革教育,同时保持、其实是增加天主教会的影响。但维特根斯坦对这一运动和格洛克尔的纲领同样不认同。主导战后奥地利公共生活的是牧师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维特根斯坦在此间的立场是摇摆的。他和社会主义者一样讨厌天主教体制和一般的平均主义,又坚定地拒绝社会主义者的世俗主义及其对社会和政治改革的信念。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政治动荡和日益两极化的世界里,这种摇摆和超脱总是容易遭到误解:对于保守的牧师,他之轻视传统足以把他断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者,他的个人主义和根本上的宗教态度说明他是个牧师反动派。
于是,维特根斯坦在格洛克尔的纲领下受训,但疏离于它的某些目标。他对自己在学校里的形象很没把握,问亨泽尔有没有听到那儿的教员说他什么。亨泽尔报告说,全体教员一致赞扬他,认为他是一个严肃的、胜任的受训教师,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所有课程——教育理论、自然史、书法和音乐——的教师全都满意他的工作。“心理学教授很自得地说,他非常满意高贵的维特根斯坦阁下。”
接受教师训练的那一年,维特根斯坦一直定期看望亨泽尔,有时和战俘营的同僚米夏埃尔·德罗比尔结伴前往。他和亨泽尔不只讨论教育事务,也讨论哲学。亨泽尔是个博学的参事长[116],对哲学保持着热烈的兴趣,一生发表了约二十篇主题为哲学(多数是伦理学)的文章。在5月23日的一封信里,我们发现他写给维特根斯坦一个摘要,概述了“批判现实主义者”奥斯瓦尔德·库尔佩在其著作《实现》(idie/iirealisierung/i)里区分的三类对象(实际的、理想的和真正的)。维特根斯坦对此的兴趣究竟如何,可能将一直是个谜,因为库尔佩没在别处被提到过。但另有一个证据说明,维特根斯坦此时在关注观念论和实在论这两种互相竞争的形而上学,即弗雷格写来的一封信——我们知道的弗雷格写给维特根斯坦的最后一封信——落款日为4月3日。
弗雷格明显在回应维特根斯坦对其文章《思想》作的批评,在那一批评里维特根斯坦谈到观念论的“深刻基础”。“当然我不是反对你的直率”,弗雷格起首写道:
但我想知道,你觉得观念论的什么深刻基础是我没领会的。我想你自己并不坚持知识论上的观念论是正确的。所以,我想你明白最终没有这种观念论的深刻基础,那么它的基础只能是表面的基础,而非逻辑的基础。
这封长信的余下部分,弗雷格对《逻辑哲学论》的缺乏清晰作了一番分析。这次他完全专注于第一个命题:“世界是所有实际情况”。他论证道,假定这句话里的“is”是“同一性的是”,并进一步假定它意在传递信息而非只提出一个“世界”的定义,那么,它要有任何意思,就必须有某种方法确认“世界”和短语“所有实际情况”的意义是同一的,而且这方法要独立于对这种同一性的陈述。怎样做到这点呢?“如果你能回答我的问题,从而使我较容易理解你的思考成果,”他写道,“我会很高兴。”
这是保存下来的两人的最后一次沟通。四年后弗雷格去世,他的理解大概就到这儿了,他从未理解这本受他自己著作启发的著名的书里的哪怕一个词。维特根斯坦体会的观念论的“深刻基础”,无疑关系到《逻辑哲学论》命题5.6—5.641给出的对世界的说明。“世界是我的世界”,“我是我的世界(小宇宙)”,而我不在我的世界里:“主体不属于世界;主体是世界的界限。”因此,唯我论——“当其含义被严格地推出时”——与纯粹的观念论相合:“唯我论的自我收缩成一个没有广延的点,剩下的是与之相协调的现实。”这样,弗雷格的实在论就被视为与叔本华的观念论和魏宁格的唯我论相一致。
这个观点为维特根斯坦和伊格尔曼采取的宗教个人主义给出了一种哲学支撑。我是我的世界,因此,若世界让我不快乐,唯一对此有决定意义的做法是改变我自己。“快乐的人的世界和不快乐的人的世界是不同的。”
不过,弗雷格觉得这种观点的形而上学不可理解,在一个意义上是正确的。照维特根斯坦自己的理论,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表述只能导致胡话。可是,虽然无法对弗雷格解释清楚,无法让罗素信服它为真,也无法找到一个出版商,把这一表述当一个逻辑符号系统理论的成果而出版,但维特根斯坦坚定地确信它无懈可击。尽管去年由于“外部”原因——品生特的死、哈布斯堡帝国的失败、出版他的书的麻烦——经受了诸多痛苦,他只寻求某种“内部”解决。归根结底,如果他的书一直出版不了又怎么样呢?最最重要的是“跟我自己清算”。
于是,完成了教师培训并把自己的书丢给罗素之后,夏天他专注于自己最紧急的任务:克服自己的不快乐的斗争,抗击把他从“快乐的人的世界”拖出去的“内部的魔鬼”。为此目的,他夏天到毗邻维也纳的克罗斯特新堡修道院当了园艺工。整天的扎实劳作似乎起到了某种治疗作用。“傍晚干完活,”他告诉伊格尔曼,“我累了,那时我不觉得不快乐。”这是一个实际的、动手的活儿,他可以运用自己惯有的能力。一天,修道院院长在他干活时路过,评论道:“于是我明白了智力对园艺这样的事也是有用的。”
但这治疗只是部分成功。“外部”原因带来的痛苦继续把维特根斯坦困在“不快乐的人的世界”里。“我每天都想到品生特”,8月份他写信给罗素,“他把我的一半生命带走了。魔鬼将拿走另外一半。”暑假接近尾声,小学教师的新生活临近时,他告诉伊格尔曼他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阴暗的不祥之感”:
除非地狱里的所有魔鬼换个方向使劲,我的生活一定会变得非常悲惨,如果不是根本活不下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