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哲学反思和对世界作形而上学解释的最强烈冲动,来自对死亡的认识,以及对苦难和生活之悲苦的考虑。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如果维特根斯坦在火线之后度过整个战争,那么《逻辑哲学论》就将仍是1915年首次动笔时的那个我们几乎能断定的样子:一篇论逻辑本质的论文。《逻辑哲学论》里对伦理、美、灵魂和生活意义的论述,其源头正是叔本华描述的“哲学反思的冲动”,刺激这种冲动的是对死亡、苦难和悲苦的认识。

1916年3月末,如长久之所愿,维特根斯坦调往对俄前线的一支战斗部队。他被编入隶属于奥地利第七军的一个炮兵团,此军驻扎在靠近罗马尼亚边境的东线最南端。他的团被推向前线之前的那几周里,他竭力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准备面对死亡。“上帝照亮我。上帝照亮我。上帝照亮我的灵魂。”3月29日他写道。第二天:“尽全力做。再多你也做不了:要快活”:

用尽你的力气帮助自己和别人。而且同时要快活!但自己需要多少力气,别人又需要多少?很难好好活!!!但好好活是好的。但将得行的不是我的,而是你的[93]意愿。

可是,等待已久的时刻到来时他却病倒了,指挥官说可能得把他留下来。“如果真是那样,”他写道,“我会杀了自己。”4月15日他得知自己还是获准和团部同行,他祷告道:“只愿他们允许我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执行一点困难的任务。”他算着日子,直到自己终于上了火线;而等到那个时刻到来时他向上帝祈求勇气。他注意到,抵达前线后自己完全没了性欲。

一到前线他就要求去最危险的地方:观察哨所。这样他就肯定是敌人火力的目标。“有人向我射击,”4月9日他记录。“想到上帝。愿你的旨意得行。愿你的旨意得行。上帝与我同在。”他觉得这种经验令自己更接近光照。5月4日他得知自己要在观察哨所值夜班。由于炮击在晚上更猛烈,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危险的岗位。“只有那时,”他写道,“战争才对我真正开始。”

还有——也许——甚至生命。也许接近死亡将带给我生命的光。愿上帝照亮我。我是虫豸,但经由上帝我成为人。上帝与我同在。阿门!

第二天,在观察哨所他以极大的期盼等待夜间炮击的到来。他觉得自己“像魔法城堡里的王子”。

现在,白天时,一切都是宁静的,但晚上一定是可怕的。我会经受得了吗?今晚将见分晓。上帝与我同在!!

第二天他记录说,自己的生命一直处于危险之中,但靠着上帝的仁慈他活了下来。“我不时会害怕。那是对生命的错误看法的过错。”几乎在岗的每一夜他都准备去死,并祈求上帝不要抛弃他,赐予他不畏惧地、直率地睁眼看死亡的勇气。只有那时他才能肯定自己体面地活着:“只有死亡给予生活意义。”

跟在哥普拉纳时一样,维特根斯坦更喜欢呆在孤独危险的岗位上,而不是和同事在一起。与面对敌人相比,他需要上帝给他一样多的、甚至更多的力量来面对同事。他们是“一伙醉鬼、一伙恶劣和愚蠢的人”:

人们,除了少数例外,恨我,因为我是个志愿兵。于是我几乎总是被恨我的人包围着。而这是我仍然无法忍受的一件事。这儿的人是恶毒和无情的。几乎不可能在他们中找到一丝人性的痕迹。

就像奋力反抗面对死亡的恐惧,奋力要自己停止恨这些人也是对他的信仰的检验:“一个真正信仰者的心理解一切。”于是他催促自己:“一旦你觉得自己在恨他们,就转而努力去理解他们。”他试了,但明显很费劲:

与其说我周围的人是低劣的,不如说他们狭隘得吓人。所以几乎不可能和他们一起工作,因为他们永远误解。这些人不是愚蠢,而是狭隘。在他们的领域里他们足够聪明。但他们缺乏品质,从而缺乏宽度。

最后,他断定自己不恨他们——但他还是那样厌恶他们。

在前线的最初几个月(从3月到5月),维特根斯坦一直能做一点逻辑。他继续思考函项和命题的本性以及预设简单对象之存在的要求。但他加进了以下这一孤立的对“现代世界观念”的有趣论述,这论述未加改动地出现在《逻辑哲学论》里(6.371和6.372):

整个现代世界观念建于一个错觉之上:所谓自然法则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

于是今日人们停在自然法则那里,视之为不可违背的,就像过去的时代看待上帝和命运一样。

而事实上两者都对也都错:尽管现代系统努力显得自己解释了一切,而古代的观点就其有一条清楚和公认的界限而言更为清楚。

他收到一张弗雷格写的鼓励他坚持逻辑工作的明信片。“你想要不丢掉自己的智性工作,”弗雷格写道,“对此我很理解。”他感谢维特根斯坦邀请自己到维也纳讨论他的工作,但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去。不过他希望能以某种方式继续他们的科学讨论。但维特根斯坦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只做了很少的逻辑。而当弗雷格终于有机会读到《逻辑哲学论》时,他无法——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读懂一个字。

4月和5月,东线的战斗是轻微的;但6月份俄国发动了准备已久的大规模进攻,这就是以谋划和指挥这次进攻的将军命名的“布鲁西洛夫之击”。于是整场战争里最惨烈的一些战斗打响了。维特根斯坦的团所属的奥地利第七军首当其冲,遭受了巨大的伤亡。正是在这个时候维特根斯坦著作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6月11日,一个问题打断了他对逻辑基础的思索:“对上帝和生命的目的我知道点什么?”他列了一张表予以回答:

我知道世界存在。

我处于其中,就像我的眼睛在眼睛的视域中。

有关它的某事是成问题的,我们称之为它的意义。

这意义不在它之中,而在它之外。

生活就是世界。

我的意志渗入世界。

我的意志是善的或恶的。

于是,那善和恶与世界的意义有某种联系。

生活的意义,即世界的意义,我们可称之为上帝。

而与此相联系的是,把上帝比作父亲。

祈祷就是思考生活的意义。

我不能令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屈服于我的意志:我是完全无能的。

我只能让自己独立于世界——从而在一个特定意义上控制世界——通过拒绝对发生的事情施加任何影响。

这些论述不是用密码写的,看上去它们像是隶属于之前的逻辑论述。从此这类思索主宰了笔记本。仿佛是,个人的事和哲学的事融合起来了;伦理和逻辑——“对自己的责任”的两个方面——终于走到了一起:不只是同一个人目标的两个方面,而是同一哲学工作的两个部分。

例如,在笔记本的7月8日那条里我们看到:“面对死亡时的恐惧,是一种虚假的(即一种坏的)生活的最好标志。”——这一次,这话不是在陈述个人信条,而是在努力作哲学思考。

战争初期他哥哥保尔严重受伤,恐怕再也当不了职业钢琴演奏家了;他得到消息后写道:“多么糟糕!到底什么哲学能帮助人战胜这种事情?”现在,在自己经历过战争的全部恐怖之后,他似乎不仅需要一种宗教信仰,也需要一种哲学。

这就是说,他不仅需要信仰上帝——向之祈求勇气和光照;他需要理解自己信仰的是什么。当他祈求上帝时,他在做什么?他在对谁祈祷?他自己?世界?命运?看起来他的回答是:三者都是:

信仰上帝意味着理解生活的意义。

信仰上帝意味着,看出“世界里的事实不是问题的全部”。

信仰上帝意味着看出生活有一个意义。

世界是给予我的,即,我的意志完全从外部进入世界,像是进入某种已在那里的东西。

(至于我的意志是什么,我尚不知道。)

不管其方式如何,无论如何我们在某一意义上是有所依赖的,我们所依赖的,我们称之为上帝。

在这意义上,上帝就是命运,或世界(跟命运是一回事)——世界独立于我们的意志。

我能令自己独立于命运。

有两个神:世界和我的独立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