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良心扰乱我的宁静,我就和某种东西不一致。但那是什么?是世界吗?

这么说一定是对的:良心是上帝的声音。

稍后我们读到:“事物如此这般(howthingsstand),是上帝。上帝是,事物如此这般。”这儿的“事物如此这般”,既指事物在世界中如此这般,也是指事物在自我中如此这般。因为照魏宁格和叔本华的说法,自我是世界的小宇宙。

这些思想像是强加给他的——几乎是出其不意地抓住了他。7月7日他记道:“上个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可能的题目上想了许许多多。但奇怪的是我不能建立它们和我的数学思考模式之间的联系。”而在8月2日他谈到自己的工作——仿佛它有自己的生命——已“从逻辑基础拓展到世界的本质”。

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的思考和对生活意义的思索,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将在他先前作出的说出和显示的区分中觅得。他说过,逻辑形式不能在语言内部表述,因为它是语言自身的形式;它在语言中显露自身——它必须被显示。类似地,伦理和宗教真理虽不可表述,却在生活中显露自身:

生活问题的解答要随着这问题的消失而现身。

这不就是之所以如此——在长久的怀疑之后明白了生活的意义的人却说不出这意义在于什么——的原因吗?

于是:“伦理不指涉世界。伦理必须是世界的一个前提,就像逻辑。”正如必须把语言看作整体才能理解逻辑形式,也必须把世界看作整体才能理解伦理。人们试图描述在这种景观里看到的东西时,不可避免地说出无意义的话(维特根斯坦谈到自己的这种尝试:“我意识到这一切句子都是完全不清晰的”),但这一景观之可获得是不容否认的:“确实有不能诉诸言词的东西。它们显露自身。它们就是神秘的东西。”

谈论对世界的这一景观(把世界看作一个有限整体)时,维特根斯坦采用了斯宾诺莎用过的拉丁短语:subspecieaeternitatis(“在永恒的形式下”)。这景观不只是伦理的,也是审美的:

艺术作品是在永恒的形式下看到的对象;而善的生活是在永恒的形式下看到的世界。这是艺术与伦理的联系。

通常的观看方式仿佛是,在对象中间看对象,在永恒的形式下的看则是从外部看。

这样,整个世界是它们的背景。

这些论述显出明白无误的叔本华的影响。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叔本华用相当类似的方式讨论了一种沉思,作这种沉思时的我们丢开了“平常考虑事物的方式”,“不再考虑事物之何处、何时、为何和去何处,而只考虑什么(thewhat)”:

进一步,我们不让抽象思想和原因概念占据我们的意识,而是丢掉这一切,把我们心灵的全部力量专用于感知(perception),让我们自己完全沉入,让我们的全部意识都注满了对实际在场的自然对象的平静沉思,无论那是一片风景、一棵树、一块石头、一面峭壁、一栋建筑还是任何别的东西。换一种意味深长的说法:我们在这对象里全然失去了自己……

这正是斯宾诺莎写下这句话时所想的:mensaeternaestquatenusressubspecieaeternitatis[“就心灵在永恒的形式下构想事物而言,心灵是永恒的”]。

无论是否在1916年重读了叔本华,无论是否记起了那些少时印象深刻的段落,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在1916年写下的论述带有明显的叔本华味。他甚至采用了叔本华的术语wille(“意志”)和vorstellung(“表象”、有时是“观念”),比如:

我的观念是世界,同样我的意志是世界-意志[94]。

在许多方面,维特根斯坦对意志和自我的论述只是重述了叔本华的“先验观念论”,重述是用叔本华的这一两分进行的:“作为观念的世界”,时空的世界;“作为意志的世界”,实体的、无时间的自我世界。可把这一学说看作尼采所嘲弄的宗教心态的哲学对等物:对痛苦的病态敏感——从现实逃进“一个只是‘内部的世界’、一个‘真正的’世界、一个‘永恒的’世界”。把这一心态用作某种哲学的基础时,就成了唯我论,即认为这世界和我的世界是同一回事。于是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说:

这是真的:人是小宇宙:

我是我的世界。

维特根斯坦和叔本华对这一学说的表述的区别在于,维特根斯坦对之加了一个限制,即诉诸言辞时这一学说严格讲是无意义的:“唯我论者的意思是很正确的;只是它不能被说出,而是显露自身。”

他认为自己走到了一个交汇点上——在这里叔本华的唯我论和弗雷格的实在论结合在同一观点里:

这是我走过的路:观念论把人作为唯独之物从世界里挑出来,唯我论单把我挑出来;最后我看到,我也归属于世界的其他东西;于是一方面没有什么剩下来,另一方面,唯独的是世界。这样,若是严格地遵循观念论,观念论就走向了实在论。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弗雷格是把早先的自己从叔本华的观念论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家,而弗雷格看上去并未得知维特根斯坦又回到了观念论。在一封落款日为6月24日的明信片上,弗雷格再次说自己很高兴维特根斯坦能做科学工作。“我很难这样说自己,”他写道。占据他心思的是战争,还有他认识的参与战争的人遭受的苦难;其中一人最近第二次负伤,另一人在波兰遇难。他对“布鲁西洛夫之击”什么也没说,而是说他很高兴收复了伦贝格。在下一封落款日为7月2日的明信片上,他对维特根斯坦不能工作抱以同情。他说自己也做不了科学工作,但希望战后他和维特根斯坦能再次投身逻辑问题的研究。7月29日他又一次谈到维特根斯坦近来的通信里明显低落的情绪,希望很快能收到一张情绪更好的卡片,但:“无论收到什么,只要说明你还活着,我总是很高兴。”

从这些卡片里一点也看不出他知晓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此时发生的根本改变——一点也看不出他知道维特根斯坦的关切正从逻辑基础拓宽到世界的本质,或他知道维特根斯坦相信自己找到了唯我论和实在论的结合点。

写自己的书时维特根斯坦从未丢开对品生特的挂念。7月26日他记下了又一封品生特的来信。信是用德语写的,品生特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兄弟死了,是在法国被杀的。“战争不能改变我们的个人关系,”品生特强调;“战争与之毫不相干。”“这友好和可爱的信,”维特根斯坦写道,“令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自己在这一流放中的活法。这或许是有益的流放,但我现在觉得是一次流放。”

这时奥地利军队已被逐回喀尔巴阡山脉,获胜的俄军在身后追击。条件是艰苦的——“冰冰冷,雨和雾,”维特根斯坦记道。这是“充满折磨的生活”:

极难不失去自己。因为我是个软弱的人。但精神将有助于我。最好是我病了,那样至少我能有一点安宁。

但进军的俄国人在身后开着火追击,为了避免被俘或死亡他得不停地动。“有人向我射击,”7月24日他写道,“每一枪打来,我的全部存在都缩成一团。我多想活下去。”

在这种环境下,“哲学的自我”——作为道德价值承担者的自我——的身份问题特别凸显出来。在穿过喀尔巴阡山脉的撤退途中,维特根斯坦可能有生第一次发现,忘掉那个自我,被一种本能的、动物性的存活意志压倒是怎么回事,在这种状况下道德价值是不相干的:

昨天有人向我射击。我吓坏了!我害怕死亡。现在我想活命的欲望是如此之强。当你享受生命时,很难放弃生命。这正是“罪”之所是,这正是不理智的生活,一种错误的人生观。我不时变成一个动物。那时我想不到别的,只有吃、喝和睡。可怕!而那时我也像动物一样受苦,没有从内部得救的可能性。那时我处于欲和怕的支配之下。那种时候本真的生活是不可思议的。

随后的三个星期,他的日记表明他在斥责自己的这一陷入有罪生活的倾向。“你知道为了快乐地活着你得做什么,”8月12日他告诉自己。“为什么你不去做?因为你是不理智的。坏的生活是不理智的生活。”他向上帝祈求跟自己的软弱本性作斗争的力量。

虽然这样劝谏自己,但实际上在战役期间他始终体现出卓越的勇气。“布鲁西洛夫之击”的头几天里,由于他几次置换班的要求于不顾,勇敢地坚守岗位,他们为他申请勋章。“他这种非凡的行为,”报告里写道,“正起到了使他的伙伴镇静下来的效果。”他很快晋升了,起初是准下士(一种无委任状的炮兵军衔,类似英国陆军炮兵的一等兵),随后是下士[95]。最后,当八月末俄国的进军已是强弩之末时,他被送往位于摩拉维亚的奥尔姆茨(奥洛穆茨)的团总部接受军官训练。

去奥尔姆茨前维特根斯坦回维也纳休了一次假。他在日记里写,自己在那儿感到沮丧和孤独,但一个喜讯是鲁斯还活着。鲁斯把一个奥尔姆茨熟人的姓名地址给了他:此时,鲁斯的一个前学生正在此地的自己家里休养,此人此前因结核病的缘故而退伍了。

8月28日维特根斯坦收到一封弗雷格的信,信中提议他们就逻辑问题通信。弗雷格提出,在有空的时候,维特根斯坦能否把自己的思想写成论文寄过去?然后他将试着用信件回应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用这种方式,”弗雷格写道,“或许我们能进行一点科学交流,这样多少可代替面对面的讨论。”看上去,直到写完自己的书后维特根斯坦才对这提议作出了反应。也许这提议来得太晚了;1916年秋天,他找到了沿着自己思想的新方向前行所需的讨论伙伴。

鲁斯提到的学生是保尔·伊格尔曼;在奥匈帝国的一个原本文化相当贫瘠的边远地区,一群年轻人形成了一个自觉受教育的绿洲;伊格尔曼是这群年轻人中的一员。那儿有弗里茨·茨威格,一个有才华的钢琴家,后来成了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有弗里茨的堂兄弟马克斯·茨威格,一个法律学生和剧作家;有海因里希(“海尼”)·格罗格,也是法律学生,后来是成功的大律师。伊格尔曼说格罗格是“我遇过的最机智的人之一”。伊格尔曼的兄弟也是个敏锐机智的人——后来成了维也纳有名的漫画家“彼得·恩”——尽管此时他和维特根斯坦彼此嫌恶。伊格尔曼自己是阿道夫·鲁斯和卡尔·克劳斯两人的信徒。退伍后他致力于协助克劳斯的反战运动,帮忙收集剪报;这些剪报是克劳斯的讽刺性反战宣传的材料。

在1916年10月维特根斯坦到了奥尔姆茨,一直呆到临近圣诞节。他原想住在奥尔姆茨市政厅的塔楼里,但看守说那地方不出租,他就在镇郊的一所公寓楼里找了个房间。搬进去不久他得肠炎病倒了,伊格尔曼照料他至痊愈;伊格尔曼的母亲也来帮忙,她为维特根斯坦煮便餐,由伊格尔曼送给病人。伊格尔曼初次行此好意时,在上楼去维特根斯坦的房间时弄洒了一点汤。他进门后维特根斯坦叫道:“我亲爱的朋友,你在用好意泼我。”弄脏了外套的伊格尔曼回答:“恐怕我是在泼我自己。”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欣赏的那种简单的好意和简单的幽默,这一幕留在了他心里。回前线后他写信给伊格尔曼:“我常想起你……想起你给我送汤的时候。但那是你的也是你母亲的错!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她。”

亏得有伊格尔曼的那群朋友,维特根斯坦在奥尔姆茨的时光是快乐的。他参与了他们排演的莫里哀的《无病呻吟》,挺欣赏地听了弗里茨·茨威格的钢琴独奏会;最重要的他参加他们的讨论——谈文学、音乐和宗教。尤其是伊格尔曼——这是一位同情的、投合的倾听者,维特根斯坦能与之谈论此前在前线的六个月里进入自己脑海的所有想法。伊格尔曼回忆,有时候谈话在路上进行——他把维特根斯坦从自己的屋子送回后者在镇郊的屋子。如果到了公寓楼后谈兴仍浓,他们就掉头继续交谈,由维特根斯坦送伊格尔曼回去。

伊格尔曼是维特根斯坦离开英格兰后最亲密的朋友。这友谊颇归功于这一事实:相遇时两人都正经历一种宗教觉醒,而且对这觉醒的解释和分析是相似的。伊格尔曼对此的表述颇佳,他谈到,自己的精神困境:

……使我能理解——仿佛是从内部理解——他的令其他所有人迷惑不解的言谈。正是由于我的这种理解,那时我是他不可或缺的。

维特根斯坦自己常说:“如果我没办法说好一句话,在伊格尔曼的连拉带拽之下它就会冒出来。”

这幅画面使人想起罗素的说法:用钳子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拽出来。确实,很难不把《逻辑哲学论》孕育期间伊格尔曼和罗素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里扮演的角色相提并论。伊格尔曼写下这段话时似乎已作了这种比较:

维特根斯坦意外地遇到了我这样一个人:这个人跟较年轻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为了世界实际的样子和他以为世界应当是的样子之间的反差而饱受折磨;这个人还倾向于到自己的内部而非外部去寻觅这种反差的源头。他从未在别的地方见过这种态度,同时,若想对他的精神境况有任何真正的理解或有意义的讨论,这种态度又是至关重要的。

谈到罗素为《逻辑哲学论》写的序言,他说:

今日虽然公认这书在逻辑领域是一件决定性的大事,但却没有把它理解为一本更广意义上的哲学著作,[它][96]大概是主因之一。维特根斯坦一定深感伤心地看到,如此杰出的人——他们也是有助于他的朋友——竟无法理解他写《逻辑哲学论》的意图。

在时序上,这说法有着某种程度的张冠李戴。这也说明,伊格尔曼几乎没有意识到,1916年他和维特根斯坦的相遇与1911年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相遇并不一样。1916年和1911年,维特根斯坦写《逻辑哲学论》的意图也不一样。当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从逻辑基础拓展到世界的本质”时,罗素和他并无接触;就罗素所知,他写这书的意图是为了阐明逻辑的本质。可以说,伊格尔曼对1911年维特根斯坦之为哲学家的发展不会有什么用处,那时维特根斯坦的注意力集中在罗素悖论引起的问题上。

不过这倒是事实:在1916年——就像在1911年——维特根斯坦的处境是幸运的,他能跟一个亲近的心灵每天交谈,而且这心灵的几乎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间维特根斯坦的日记里没有加密札记;有了伊格尔曼就不必那么做了。不过日记里有不少哲学笔记。大体上,这些笔记延续了肇始于前线时期的叔本华一路的思考。我认为,他和伊格尔曼长时间的交谈很可能帮着他搞清了这书的神秘部分和逻辑部分之间的联系。他一定跟伊格尔曼深入讨论了这书;伊格尔曼回忆录里的《对<逻辑哲学论>的观感》一文也说明,伊格尔曼有一个牢固的印象:“逻辑和神秘主义在这儿从同一根源生出”。把逻辑和这神秘主义连起来的核心线索——“不可说的真理显露自身”——是伊格尔曼自然就有的一个想法。实际上后来他为维特根斯坦提供了一个例子,两人都觉得这个例子极佳:乌兰德[97]的一首题为《爱博哈德伯爵的山楂树》(icount/iieberh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