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末维特根斯坦回到了霍赫海特。他的计划是在那儿度过夏天的前一段时间,然后于8月末动身,携品生特度假两周,最后到英格兰探望老朋友(如埃克尔斯),再于秋天返回挪威,住进他的新房子写完他的书。

整个7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遭暗杀引起的危机在恶化,欧洲列强在为战争做准备,维特根斯坦则同品生特信来信往,讨论他俩计议中的度假。他们是照原计划去西班牙呢,还是去某个更偏僻的地方?最后他们同意8月24日在特拉法加广场的格兰德饭店碰头,到时再决定去哪里。6月28日(正是暗杀那天)埃克尔斯写信给维特根斯坦谈到自己的新房子和宝宝——“小陌生人”——他的妻子预计在8月生产;在维特根斯坦的回信里,我们看到他信心满满地保证,无论他和品生特决定去哪里,事后他将于9月10日左右到曼彻斯特看埃克尔斯。“我希望小陌生人顺顺当当,”维特根斯坦回答,“而且我希望是个男孩。”

埃克尔斯曾写信就一套卧室家具征询维特根斯坦的意见——包括衣柜、医药箱和梳妆台——那是埃克尔斯自己设计、打算付诸制作的。他非常信任维特根斯坦在这种事情上的判断;他的新客厅仿照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屋子:蓝地毯,黑油漆,黄色的墙。“效果,”他告诉维特根斯坦,“每个人都大加赞赏。”

埃克尔斯在信里勾勒了自己对于好设计的标准:最大的效用、最容易的制作方式;他说绝对的简单是他考虑的唯一事情。这是维特根斯坦乐意赞同的标准。“极棒”是他给埃克尔斯设计的判词;只是出于纯粹功能性的考虑,他建议对衣柜作一点改动。“我看不到床的图样”,他又说:

……或者你想要家具制造商提供的床?若是这样,一定坚持要他们割掉一切小气的奇幻床脚。为什么床要立在滚轮上?你不会在房子里乘着床旅行的吧?!千万要照你的设计制造其他东西。

虽然维特根斯坦和埃克尔斯同样偏爱祛除了一切种类装饰的功能性设计,但我认为,可以设想这件事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具有某种在埃克尔斯那里不具有的文化的、甚至伦理的重要性。在“青年维也纳”的知识分子那里,对不必要装饰的憎恨位于一种更一般的反感——对他们眼里的空洞姿态的反感——的核心处,这种空洞姿态是哈布斯堡帝国正在腐烂的文化的标志。卡尔·克劳斯向报纸副刊[85]开战,阿道夫·鲁斯在米西勒广场建造那栋出了名不加装饰的建筑,不过是同一斗争的两个方面。维特根斯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此斗争;这一点是明显的,因为他赞赏这一斗争的两位主角的工作。

在挪威时维特根斯坦就请人寄来克劳斯的《火炬》,他曾看过克劳斯写路德维希·冯·费克尔的一篇文章;费克尔是克劳斯的一位仰慕者,自己编辑一本在因斯布鲁克出版的克劳斯式刊物,名为derbrenner(“火炉”)。7月份维特根斯坦写信给费克尔,说自己愿转给他十万克朗,条件是把这笔钱分配给“缺乏生计的奥地利艺术家”。“我在这事情上求助于你,”他解释道,“因为我料想你认识不少我们最有天赋的人,知道他们当中谁最需要扶持。”

相当自然地,这封信令费克尔目瞪口呆。他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维特根斯坦;他觉得需要核实这个让自己处置这么一大笔钱(十万克朗在1914年等于四千英镑,因此约相当于今日的四万至五万英镑)的提议。他回信问,自己是否真能认为这提议完全严肃,而不是玩笑。“为了使你相信我的提议是真诚的”,维特根斯坦回答,“也许做什么都不如把这笔钱实际转给你更好;我下次去维也纳时将那样做。”他解释说,父亲去世后自己有了一大笔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为慈善捐一笔钱是惯例。”他选择了费克尔,“因为克劳斯在《火炬》上写你和你的刊物的文章,也因为你写克劳斯的文章”。[86]

费克尔收到了这封信,商定于7月26—27日到新森林犁地人街见维特根斯坦;然后他尽力从自己的维也纳朋友那儿了解一点维特根斯坦。从画家马克斯·冯·埃斯特勒那儿,他得知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是帝国最富有的犹太富翁之一,也是一位视觉艺术的慷慨赞助人。费克尔确认维特根斯坦的提议是真诚的,到维也纳见了他本人,讨论钱的分配方案。费克尔在新森林犁地人街维特根斯坦的房子里住了两天。维特根斯坦(费克尔在1954年出版的回忆录里说)使他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辽沙和《白痴》里的梅什金那样的人物:“第一眼瞥去,那模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

有点出乎费克尔的预料,他们一起度过的这个周末很少提及手头的事务。实际上直到此行的第二天才谈到钱的分配。起初维特根斯坦似乎更渴望对费克尔说说自己。他描述了他的逻辑工作,他的工作与弗雷格和罗素的工作的关系。他也说到他在挪威的小屋子,他现在是怎样生活在挪威农民中,他打算回挪威继续工作。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维特根斯坦向费克尔提出这笔资助,动机不只是做慈善,也是想跟奥地利的智性生活建立一些联系。毕竟,绝望于剑桥的朋友罗素和摩尔不能理解自己的理想和感受,他已切断了与之的交流。或许奥地利人能更好地理解他。

在维也纳时,费克尔把维特根斯坦引见给阿道夫·鲁斯。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费克尔的引见是他此行的亮点。“能见到他我非常高兴”,8月1日他写信对费克尔说。事实上,他们此时的关切和看法是如此接近,据说鲁斯本人见维特根斯坦时惊呼:“你就是我!”

他们终于谈起了钱的支出,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条件是一万克朗就给《火炉》;剩下则由费克尔自行分配。

费克尔已选定了三个主要受益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格奥尔格·特拉克尔和卡尔·达拉戈。每人得到两万克朗。就我们所知,维特根斯坦欣赏的现代诗人只有很少几个,里尔克是其中之一;维特根斯坦欢迎费克尔的提议。他也乐意认可特拉克尔这个名字。对达拉戈他没说什么。达拉戈是个波西米亚式的人物,是当时知名的作家和哲学家。他是《火炉》的固定作者,拥护一种反唯物主义的、反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里包含了东方神秘主义和一种对人性中情感的、“女性化”一面的称颂。

剩下的三万克朗,作家卡尔·豪尔(特拉克尔的一个朋友,从前给《火炬》供稿)和画家奥斯卡·柯柯什卡各得五千;埃尔瑟·拉斯克尔-许勒(一个诗人,《火炉》的固定作者)四千;阿道夫·鲁斯、作家特奥多尔·赫克尔、特奥多尔·多布勒、路德维希·埃里克·特萨、里查德·魏斯和弗兰茨·克哈勒维特各两千;赫尔曼·瓦格纳、约瑟夫·奥伯科夫勒、卡尔·海因里希和雨果-诺因格鲍尔各一千。

另一位《火炬》的作者表现主义作家阿尔伯特·埃亨斯泰因像是也受益于费克尔分配的钱。起码维特根斯坦这么认为。他告诉保尔·伊格尔曼,“我曾在金钱上帮过他,但其实不是有意为之”。出于感谢,埃亨斯泰因寄去两本自己的书《图布茨》(itubutsch/i)和《人在尖叫》(iman/iiscreams/i);维特根斯坦断定它们“就是垃圾,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他是否了解自己帮助的多数艺术家的作品,是很可怀疑的;更可怀疑的是若了解的话他是否欣赏。费克尔把致谢信转交给他,在他的回信里对多数艺术家完全没有赞赏的迹象;甚至他的反应揭示出对整件事情的某种不屑。他收到的第一封这种信是达拉戈的,维特根斯坦径直寄还给费克尔:“我不知道这信对你是否有一点用,但总之我还给你。”后来费克尔把一批这种信一块寄到他那里,他全部寄还了,说自己无需将其存档;他还说:“这些感谢信——老实说——绝大部分我很讨厌。某种低声下气的、几乎是行骗的语气——等等。”

他对自己资助的“穷困”艺术家的这种疏离,至少有一个受益人有所感觉,即特奥多尔·赫克尔;赫克尔把克尔凯郭尔译成德语发表在《火炬》上,对激起一战前奥地利知识分子对这位丹麦哲学家的兴趣起了很大作用。赫克尔起初想拒绝这笔钱。维特根斯坦向费克尔开出的条件是钱要给穷困的艺术家,赫克尔的论点是自己不满足这个条件。若是一个富人喜欢他翻译的克尔凯郭尔,希望给予报答,那就不同了:“但这是一项馈赠,出资者明确将其跟接受者的穷困绑定,我不能也不愿接受”。费克尔回信力劝,说这笔捐助中要有一份赠予赫克尔,是合适的,也符合捐助者的意愿。赫克尔打消了疑虑,接受了这笔钱;不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帮助赫克尔比帮助埃亨斯泰因更令维特根斯坦引以为傲。

只对三个受益人才能稍微确定地说维特根斯坦了解也赞赏其工作:鲁斯、里尔克和特拉克尔。甚至这儿我们还得附上一句:虽然赞赏特拉克尔作品的调子,但他坦言自己读不懂;后来他不喜欢里尔克的后期诗作;战后他斥责鲁斯是个混子。

尽管如此,他称里尔克的致谢信是“友善的”和“高贵的”:

[它]感动了我,也令我深感喜悦。在我生活的摇摆的平衡中,任何高贵之人的友爱都是一种支持。我完全配不上这份出色的礼物;我把它存在心中,当作这友爱的痕迹和记忆。如果你能,请向里尔克转达我对他最深的谢意和可靠的忠诚。

至于特拉克尔的诗,在费克尔寄来一个选集之前他大概一无所知。他回信:“我读不懂,但喜欢它们的调子。这调子属于真正的天才。”

维特根斯坦和费克尔讨论把钱分配给奥匈帝国的艺术家的那个周末,也正是帝国的命运成了定局的那个周末。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接受条款的最后期限是7月25日星期六下午6点。他们未收到条款获得接受的消息,于是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

即便在这么晚的阶段——一周之内整个欧洲将开战——人们普遍仍未认识到这事将影响到奥匈帝国和英国的关系。英国的舆论——就其对此事的关注而言——同情哈布斯堡、反对塞尔维亚人。英国报纸几乎和奥地利报纸一样激昂地谴责对大公的刺杀。

那么,我们在一封落款日为7月29日的写给维特根斯坦的信里读到品生特蛮有把握地核实了他俩的安排(8月24日在格兰德饭店碰头)时,也许就不必惊讶了。他提出的唯一疑问是他们的目的地。是安道尔还是法罗群岛?或许别的什么地方?“我猜马德拉岛[87]不适合你,”他乐观地设想着。“当然,”他写道,没显出一点儿热衷,“在英国的岛屿上是有不为人知的好地方。”但:“我认为我们最好别去爱尔兰,那儿几乎肯定就要有叛乱和内战之类的事!”苏格兰或许可以(这明显是维特根斯坦提议的)——比如奥克尼或设得兰,或赫布里底。确实,从某方面来讲这可能是比在大陆上度假好。因为:

也许考虑到欧洲战争的这档子事,我们最好别去安道尔——可能不容易回来。

依照a.j.p.泰勒称为“按时刻表进行的战争”[88]的荒诞逻辑,维特根斯坦收到这封信没几天,“欧洲战争的这档子事”已然令他和品生特的国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敌对方。

维特根斯坦的第一反应似乎是设法离开奥地利,也许去英格兰或挪威。他没走成,而且得知自己不能离开;随后他作为志愿兵加入了奥地利军队——去年得的疝气已免去了他服兵役的义务。“我认为他入伍的行为是高尚的,”品生特在日记里写道,“但又是极度悲哀和不幸的。”

虽然维特根斯坦是个爱国者,但他入伍的动机不只想保卫祖国这么简单。他姐姐赫尔米勒认为,此举关乎的是“一种强烈的愿望:让自己经受一点困难的事,做一点跟纯粹的智力工作不同的事”。入伍关乎他一月份以来强烈感受到的一种愿望:“转变为一个不同的人”。

他当时常用来描述自己情绪的比喻,同样适用于描述1914年夏天在欧洲弥漫的感受——永恒的沸腾感,希望“来一次一劳永逸的喷发”。因此,每个交战国都出现了为宣战而欢喜庆祝的场面。仿佛整个世界都分享着维特根斯坦1914年的疯狂。罗素在自传里描述,穿过特拉法加广场欢呼的人群时,他吃惊地发觉“普通的男人女人因为要打仗而欢喜”。甚至某些他最好的朋友——如乔治·特里维谦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也陷入了狂热,变得“野人般好战”。

我们不应想像这样的画面:维特根斯坦带着摆脱枷锁的喜悦迎接向俄国开战的消息,或他陷身于那时掌控了欧洲民族的歇斯底里的仇外情绪。然而,他在某种意义上欢迎战争似乎不容置疑,即便主要原因是个人的、而非民族主义的。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其中包括——举例来说——他在剑桥的某些同辈,如鲁伯特·布鲁克、弗兰克·布利斯和弗伦克·贝克什),维特根斯坦觉得直面死亡的经验将以某种方式改进自己。可以说,他走向战场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他自己。

威廉·詹姆士在《宗教经验种种》里谈到过英勇直面死亡的精神价值——照维特根斯坦在1912年对罗素的说法,他觉得这本书也许令他在一条道路上改进了自己:正是在那条道路上,他想要非常多地改进。“无论一个人在其他方面如何脆弱”,詹姆士写道:

如果他愿意冒死亡的风险,更进一步,如果他在自己选择的事业上英勇地经受了死亡的风险,这一事实将永远祭奉他。

在维特根斯坦的战时日记里(其中的私人部分是用很简单的密码写的),有迹象表明他正是祈望这种祭奉。“现在我有机会做一个得体的人了,”第一次撞见敌人的时候他写道,“因为我站在这儿,盯着死亡的眼睛。”开战两年后他才真正前往火线,他立刻想到的是这件事的精神价值。“也许,”他写道,“接近死亡将把光带进生命。上帝照耀我。”那么,维特根斯坦在战争里要求的,就是他全部个性的转变,是将不可逆转地改变他生活的“某种宗教经验”。在这意义上战争对他来得正是时候:战争到来的那一刻,他的“转变为一个不同的人”的愿望甚至比解决逻辑根本问题的愿望更强烈。

他于8月7日——奥地利向俄国宣战的第二天——入伍;被编入正在东线克拉科夫效命的一个炮兵团。他立刻就因为维也纳军事机构的友好态度而鼓舞。“每天有千百人向他们征询意见,但他们却友好地、详细地作答,”他评论道。这是个好迹象,令他想起英国人做事的方式。8月9日他到了克拉科夫,兴奋地期待着:“我现在就可以工作了吗?!我急切想知道前头是什么。”

维特根斯坦的团编入了奥地利第一军,因此参与了战争头几个月最荒谬的低能战役中的一场。俄国和奥地利的司令部都在执行基于错觉的战略:俄国人认为奥地利的大部队将在伦贝格(现在的利沃夫)集结;奥地利人期待在再北一点的卢布林周围找到大批俄国军队。因此,奥地利军队在俄属波兰不费力地推进,俄国人则向奥地利加利西亚地区的最大城市伦贝格进军,两军都吃惊于自己面对的抵抗之少。等到奥地利司令官康拉德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伦贝格已经陷落,他的第一军面临被南面的俄军切断供给线的严重威胁。因此他被迫下令撤退。原本是深入俄国领土的一次大胆进攻,结果是可耻地退缩到奥匈帝国境内140英里处的防线。然而,若不撤退,奥地利军队可能要被人数更多的俄军歼灭。事实上,在混乱无果的加利西亚战役中,康拉德指挥的90万人中有35万阵亡。

这一战役的大部分时间,维特根斯坦呆在维斯瓦河上的一艘船里——此船名为哥普拉纳,是最初推进时从俄国人手里缴获的。即便在这头几个月里看到过任何真正的战斗,他的日记也未记录。我们读到的,则是他听说却没看到的战斗,还有“俄国人在后面追我们”的谣传。他实在太轻易地相信了俄国人占领伦贝格的传闻,却很快就不相信德国人占领巴黎的谣言:或许这是维特根斯坦悲观倾向的典型作风(这次是对了)。他从这两个传闻当中得出了同一个结论:“现在我知道我们战败了!”10月25日,有关巴黎的谣传还特别引得他悲观地思索起轴心国的局势:

这种不可信的消息总是一个坏兆头。如果真有我们的好事情发生,那会被通报,人们则不会热衷于此种谬论。因为这个,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感觉到我们的——日耳曼种族的——局势的悲惨。英格兰——世上最好的种族——不可能失败。但我们能失败,而且将要失败,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我们的种族将被击败,想到这个我极其沮丧,因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日耳曼人。

他倾向于从种族的角度看待这场战争,这一点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发觉自己跟多数战友很难相处。欧洲的所有军队里,奥匈帝国的军队是种族最多样的。虽然多数军官是日耳曼人或马扎尔人,但大批普通士兵来自于帝国统辖的各斯拉夫民族。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的长官们“友好、有时非常好”;但是一见到同伍士兵,就断言他们是“一伙罪犯”:“对任何事都没有热情、难以置信地粗鲁、愚蠢和恶毒。”他几乎不能把他们当作人类:

听到中国人说话时,我们往往以为他的话是不清不楚的咯咯声。懂汉语的人能从听到的声音里分辨出语言。类似地,我常常不能在一个人身上分辨出人性。

陌异的存在围绕着他——在他们眼里他也一样陌异——维特根斯坦发觉这很像自己在林茨学校的境况。8月10日,领到制服的第二天,他忽然看出了这种相似性;结果某种压抑着的焦虑突然浮出了水面:“今天醒来时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那种梦境里:出乎意料地、荒谬地发现自己回到了学校。”而在哥普拉纳上,遭到船员的戏弄后他写道:“糟透了。如果我还搞清了什么,那就是这件事:全部船员中没有一个得体的人”:

前方是极艰难的一段日子,因为现在我被出卖和背叛,就像很久以前在林茨学校里一样。

这孤立的感觉圆满了:他明白,去林茨读书以来曾在生活里帮助他克服孤独感的人——罗素、凯恩斯、品生特——“属于敌对的一方”。“过去几天我经常想到罗素,”10月5日他写道,“他仍想着我吗?”他收到一封凯恩斯的信,但是封纯事务性的信,询问战后该如何处理他安排给约翰逊的钱。[89]“从一个过去信任的人那里收到一封事务性的信件,令人伤心,尤其在这种时候。”但他想念的主要是品生特:“没有大卫的消息。我被彻底遗弃了。我想到自杀。”

维特根斯坦向自己为数不多的德国和奥地利朋友寄去了问候的军用明信片,收到了鼓励和支持的回信。特别是柏林的约勒斯一家跟他频繁热情地通信。他们上了年纪、爱国,读到前线的“小维特根斯坦”的消息时,产生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愉快;整个战争期间,他们缠着要他更详细地说明自己的功绩。“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经常地、心中满是喜悦地想起你,”斯坦尼斯洛斯·约勒斯于10月25日写道,“愿经常听到你的消息,而且要尽快。”他们“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定期寄给他巧克力、面包和香烟包裹。

他也从弗雷格那儿收到了含着爱国热情的最好祝愿。“你作为志愿兵入伍”,10月11日弗雷格写道:

我得知了这件事,特别满意,我吃惊地听说你仍能投入科学工作。愿我能有福,看到你健康地从战场回来,再次和你讨论问题。毫无疑问,那时我们将终于能更亲近、更好地理解对方。

然而,把他从自杀的念头里拯救出来的不是约勒斯和弗雷格送来的鼓励,而就是他到战场上寻求的那种个人的转变和宗教的皈依。可以说,拯救他的是《圣经》。在加利西亚的头一个月他进了一家书店,在这家店里他只找出一本书: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这本书迷住了他。它像是成了他的护身符:无论去哪儿都带着,反复地读,整段整段记熟了。他在同伴中成了有名的“带着福音书的人”。他一度——战前罗素曾深感他比自己“更不待见基督徒”——不只成了一个信徒,还成了一个福音传教士,向每一个痛苦着的人推荐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如果你不熟悉它,”后来他告诉费克尔,“那你就不能想像它能在人身上产生什么效果。”

他的逻辑和他对自身的思考是“对自己的责任”的两个方面;这一热忱的信念必定要对他的工作发生影响。最终它发生了影响——使他的工作从弗雷格和罗素一脉的逻辑符号系统分析,转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奇特混血:把逻辑理论和宗教神秘主义如此这般地结合在一起。

但这一影响几年之后才明显起来。战争的头几个月里,阅读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获得的精神营养“养活了他”;这话的意思是——照他的说法——使他看起来快乐些了,“于是我的内部存在不受打扰了”。

也就是说,由于这一阅读,他把两年(或三年)前观看《画十字的人》(idie/iikreuzelscheiber/i)时触动他的想法付诸实践了,即无论“外部”发生什么,什么事都不能加诸于他之上、加诸于他最内部的存在之上。于是我们在他的日记里看到,他再三恳求上帝帮助他别“失去自己”。这一点对他比活下去重要得多。加诸于他身体上的事情是——或他觉得应该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现在就要活到头了”,11月13日(谣传俄国人正向他们进击的那段日子里的一天)他写道,“愿我好好地死,做我自己。愿我永不失去自己。”

对维特根斯坦而言身体只属于“外部世界”——他此时生活于其间的那帮“粗鲁、愚蠢和恶毒”的罪犯也属于这个世界。然而,他的灵魂必定栖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里。11月份他告诉自己:

不要依赖于外部世界,这样你就不恐惧那里发生的事……独立于事物要比独立于人容易无数倍。但必须同样能够做到。

他在船上的职责是夜里操控探照灯。由于执行这任务的孤独,做到独立于人容易得多;他觉得,为了忍受船上的条件这是必须做到的。“通过它”,他写道,“我成功地避开了同伴的邪恶。”或许,由于和外部环境隔开的强烈愿望,他也更容易再捡起逻辑工作。8月21日他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再次工作:

我的工作中的所有概念对我已变得“陌异”。我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

但随后的两星期他写了许多——这期间他晚上干着探照灯的活,也正是在此期间他第一次捧起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并从中找到了慰藉。这两星期快过完时他说:“我正在通向一个伟大发现的路上。但我会触到它吗?”

可身体和精神的分离并不彻底。怎么可能呢?能把自己跟环境隔开,甚至跟同伴隔开,但他不能分离自己和自己的身体。事实上,一种新续了元气的肉欲伴随着他做逻辑工作的新续了的能力。上面引用的那段几近欢呼的话的下文是:“我感觉比以前更有肉欲。今天我又自慰了。”两天前他记录,自己三周来第一次自慰,期间几乎完全没感觉有性欲。他记下自己的自慰之事——虽然明显不引以为傲——并无自诫之意;只是相当事务性地记录下来,就像记录健康状况一样。他的日记似乎揭示出,自慰的欲望和工作的能力是互补的迹象:他在完整的意义上活着。几乎可以说,肉欲和哲学思想在他身上难分难解——激情勃发在身体方面和精神方面上的显现。

九月的后半个月,即奥地利撤退的这段时间,维特根斯坦的笔记本里没有加密札记。不过,正是在这期间他作出了自己曾感到就在眼前的大发现。其中包括现在所称的“语言图像论”——即“命题是其描述的现实的图像”这个想法。维特根斯坦后来对朋友冯·赖特讲了一个此后许多人都传过的故事:那想法是怎样闪现在他头脑里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东线服役时维特根斯坦读到杂志上的一桩诉讼报道,这桩诉讼发生在巴黎,涉及一场汽车事故,法庭展示了一个事故模型。他忽然想到,模型之所以能表示事故,是因为模型各部分(微缩的房子、汽车、人)与真实事物(房子、汽车、人)之间的对应。他进而想到,照这个比喻,可以说,凭借其各部分和世界之间的类似对应,一个命题起到一个事态模型或图像的作用。命题各部分结合的方式——命题的结构——描画了现实中各元素的一种可能的结合、一种可能的事态。

我们可以从维特根斯坦的笔记本推断,图像论初创的日期是9月29日前后。那一天他写道:

在命题中,像是实验性地拼出了一个世界。(如同在巴黎的法庭上用玩偶等东西表示一场机动车事故。)

整个10月维特根斯坦都在发展这一想法的推论,他称之为“逻辑描画理论”。他想到,正如一幅图画或绘画以图像的方式描画,一个命题逻辑地描画。也就是说,在一个命题(“草地是绿的”)和一个事态(草地是绿的)之间,有——且必须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正是这结构之共同使语言能描述现实:

我们能立刻用“这命题表示如此这般的情形”这话替代“这命题有如此这般的意思”这话。命题逻辑地描画之。

只有这样,这命题才能是真的或假的:只有是一种事态的一幅图像,这命题才能与现实一致或不一致。

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想法是一个重大突破。可以说,若要征服逻辑,它就是一个必须夺取的重要堡垒。“工作了一整天”,10月31日他写道:

猛攻这问题,徒劳地!但我宁愿在这堡垒前抛洒热血,而非两手空空地走掉。最大的困难在于确保已攻克的诸堡垒的安全。只要整个城市还未陷落,就不能在它的某一工事里感到彻底安全。

不过,他自己发起攻势时,奥地利军队正混乱无序地撤退。哥普拉纳掉头向克拉科夫驶去,那里已深入奥地利领土,军队将在此驻扎过冬。抵达克拉科夫前维特根斯坦收到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一封短笺,当时,特拉克尔是克拉科夫军队医院里的一个精神病人。此前费克尔曾对维特根斯坦说过特拉克尔的状况;费克尔去克拉科夫探望过特拉克尔,从那儿写信请维特根斯坦来看看这位诗人。费克尔写道,特拉克尔感到极度孤独,在克拉科夫不认识会去看自己的人。“我将非常感激,”特拉克尔自己写道,“如果有幸得到你的探望……再过几天我也许能出院返回战场。在有定论之前,我很愿意同你说说话。”维特根斯坦很高兴受到邀请,尤其是自己正置身于那样一帮同伴中间:“要结识他是多么愉快!等到了克拉科夫我希望和他见面!他可能是对我的一大激励。”哥普拉纳终于抵达克拉科夫的那一天(11月5日),他“怀着见到特拉克尔的期盼和希望而兴奋得发抖”:

我非常怀念有人和我交流的日子……那将大大鼓舞我……在克拉科夫。今天才去看特拉克尔已太晚了。

最后一句话里含有最可怕的、不知情的嘲弄。维特根斯坦第二天早晨赶到医院时确实已太晚了:特拉克尔已于1914年11月3日——就在维特根斯坦到达前两天——服用过量可卡因自杀。维特根斯坦大受震动:“wietraurig,wietraurig!!!”(“多么悲惨,多么悲惨!!!”)是他对此能说的一切。

随后几天,维特根斯坦的日记里写的满是自己生活的困难、环境的野蛮,以及想找一个得体的人帮自己挺过去却屡遭失败。特拉克尔这样的一个人被夺走了,于是他转念想起品生特:“我是多么频繁地想起他!他想起我会不会有一半多。”他发现可经由瑞士同英格兰通信,便立即寄了一封信给“心爱的大卫”。随后的几星期他焦急地等待回信。12月1日品生特的一封信终于寄到,这事带来了如此大的解脱,他亲吻了这封信。

品生特在信里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曾想加入英国军队,但没有通过士兵体检(“我太瘦了”),也没能被委任为军官。所以他并不情愿地仍在为法律考试而念书。“这场战争结束后,”他写道,“我们会再度见面。让我们盼望那很快到来!”“我认为你志愿加入军队是很棒的事,”他又说,“虽然必须这么做是极为可悲的。”

维特根斯坦立刻回了信,然后越发焦急地等待回信。如此反复再三。整个冬天,“keinenachrichtvondavid”(“没有大卫的消息”)和“liebenbriefvondavid”(“收到大卫可爱的信”)是他日记里一再出现的句子。

在克拉科夫过冬,维特根斯坦最烦恼的不是寒冷(虽然他频频抱怨此事),而是必须和其他人同宿于营房——他祷告“愿上帝免了我这件事”。结果他的祷告灵验了:他们答应给他一个自己的房间,他因此大为解脱。甚至还更好:12月他们给了他一个新岗位,于是他有机会从此彻底摆脱忍受了四个漫长月份的“那群恶棍”。他曾想加入一个气球分队,但他们发现他受过数学训练,改派他去一个炮兵工场工作。

实际上炮兵工场分派给维特根斯坦的任务是普通的文书工作,无需数学专长,内容是汇编军营里全部车辆的清单。有一阵子,他要在日记里记录的只是“ganzertagkanzlei”(“整天在办公室”);这话出现得太频繁了,他开始把它缩写成“k.”。但这活儿有其补偿,其中并非不重要的一条是,他有了一个自己的像样房间:“四个月来我第一次独自呆在一个真正的房间里!!一种我尽情享受的奢华。”更重要的是他身处他有可能喜欢、尊敬、与之交流的人中间。尤其是,他和顶头上司古尔特中尉建立了迄今他在军中经历过的最接近友谊的关系。

也许因为现在有说话的人了,这段时间他的日记条目变得较短和较程式化。除了“k.”,另一句常常重复的话是:“nichtgearbeitet”(“未工作”)。吊诡的是(但想一想也许不奇怪),较之于在激烈战斗时操控探照灯直面死亡、生活在厌恶的人中间,在办公室合意的同事中间度过漫长的一天后他更难专心于逻辑工作。在工场里,他既无机会也不想获得专注于哲学问题所需的彻底孤独。

不过他设法读了一点东西。十一月他开始读爱默生的《随笔集》。“也许,”他想,“它会对我产生好的影响。”是否的确如此,他没有说;他的日记里也没再提起爱默生。可以肯定的是,在他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任何时期)写的东西里并无受到爱默生影响的痕迹。

更触动他的是另一位作家,这位作家的观点跟维特根斯坦渐已信奉的托尔斯泰式的基督教精神对立到了极点:弗里德里希·尼采。维特根斯坦在克拉科夫买了八卷本的尼采文集,包括那本严酷抨击基督教的《反基督》。尼采在这本书里责骂基督信仰是一种堕落的、腐烂的宗教,是“与现实不共戴天之敌意的一种形式,尚未有别的形式胜过它”。据他说,基督教起源于人类心理最虚弱和最低劣的方面,根本上无非是懦弱地退缩出敌对的世界:

我们看到一种生理状况,触觉的病态敏感令得生物每一次触碰、每一次抓住一个坚实物体时都惊恐地缩回。将此生理体质转译为其终极逻辑,就是——本能地憎恨每一种现实,逃进“不可把握的东西”,逃进“不可想像的东西”,憎恶每一种形式、每一种空间和时间概念,憎恶任何坚实的东西……安逸地呆在一个不为任何种类的现实干扰的世界里,一个只是“内部的世界”,一个“真正的”世界,一个“永恒的”世界……“上帝的王国在你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