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尼采的观点,这种对现实的憎恨,以及此种憎恨引出的“需通过上帝的爱得到拯救”的观念,其来由如下:“对痛苦和刺激有极度的感受力,根本不想再‘碰’它们,因为对每一次触碰都感受得太深切……对疼痛——即便是无限小的疼痛——的恐惧不能终止,除非在爱的宗教里。”

虽然尼采对基督教的敌意“强烈触动”了维特根斯坦,虽然感到不得不承认尼采的分析里有一点真理,但他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基督教确实是通往快乐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但如果有人蔑视这种快乐呢?在和外部世界无望的斗争中不快乐地毁灭,会不会更好?但那种生活没有意义。但为什么不过一种没意义的生活呢?那是不值得的吗?

甚至在这里也能看出,尽管维特根斯坦有自己的信念,但他是多么接近于接受尼采的观点。他满足于用尼采的心理词汇讨论这问题;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基督教是否为真”,而在于基督教是否提供了一点帮助:帮助我们对付一种原本不可承受、无意义的存在。用威廉·詹姆士的话说,问题在于它是否有助于医治“患病的灵魂”。这儿的“它”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践行、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点尼采讲得很透:

想在一种“信仰”里、或说在靠上帝得救的信仰里看到基督教的独有特性,这错到了荒谬的地步:只有基督教的践行,只有死于十字架前的人过的生活,才是基督教的……甚至在今天这样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对特定的人甚至是必须的:纯正的、原初的基督教在一切时代都是可能的……不是信而是做,最重要的是不做许多事,一种不同的存在……意识状态、任何种类的信仰(例如坚持某些事为真)——每个心理学家都知道——这些东西跟本能的价值相比只是无关紧要的和等而下之的……把“是一个基督徒”(即基督徒性)简化为坚持某些事为真、简化为单纯的意识现象,意味着否定基督徒性(christianness)。

我们能感觉到,这肯定是使维特根斯坦相信尼采著作中有一点真理的一个《反基督》里的段落。宗教的本质在于情感(或照尼采的说法,本能)和践行,而非信仰,这个观念在维特根斯坦此后对这问题的思考中一直是个恒常的主题。对(这个时候的)他来说,基督教是“通往快乐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不是因为它应允了一种死后的生活,而是因为,在基督的言谈和形象里,给出了可供效仿的、使苦难可承受的一个范例、一种态度。

1914年至1915年冬天的几个月,我们在维特根斯坦的日记里没读到更多关乎他信仰的话。不再呼唤上帝给自己力量,不再有结束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日记。看上去,承受工场里的生活无需神的协助。除了只有很少做哲学的自己时间,生活几乎是愉快的,起码跟前四个月相比是这样。

无论如何这种生活比维也纳的生活更合意。圣诞节没有探亲假,但他一点儿也不为这事烦恼。圣诞夜那天他晋升为militärbeamter(“军官”);圣诞节他受邀到军官食堂用餐;节礼日晚上,他同结识且喜欢的一个在伦贝格上大学的年轻人去了家咖啡馆。他的圣诞季就这么过去了——平静地,显然毫不渴望回家和家人共度。他从军事邮局收到了一些圣诞节问候,有约勒斯的(当然,含一个巧克力包裹),有挪威的柯林斯伯格家的,还有弗雷格的(“让我们祝愿”,弗雷格写道,“我们的勇士获胜、未来持久和平。”)

但在新年夜,维特根斯坦突然得知自己要陪上司古尔特中尉去一趟维也纳,古尔特在那儿有点公务要办。这一出乎意料之行自然使维特根斯坦的母亲欣喜。从维特根斯坦的日记里可以推测,他本人抱持着一份冷漠的疏离。对于家人团聚,他只是说,因为元旦整天都跟他们在一起,他什么工作也没法做。他冷淡地加上(明显是另起话题):“我希望指出我现在的道德等级比以前(比如复活节时)低得多。”他在维也纳住了十天,其中两天是和此时上了年纪的作曲家拉博一起过的,余下大部分时间则和古尔特在一起。回克拉科夫后他对此行的唯一评论是“和古尔特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

这种对家人的冷淡,似乎表明他决心不让他们侵犯他的内部生活,或许也表明,他害怕若是那样将可能丢掉自己从战争经历里获得的自我发现和自我主宰上的进步。但看上去,这也隶属于一种更一般性的懒散。这一时期他频繁地谈到自己的枯竭,特别在工作方面。例如,1月13日他说自己在工作上没什么大的能量:

我的思想累了。我没精神看透事物,而是呆板地、无生气地看。仿佛一簇火焰熄灭了,我只能等待,等它再自己烧起来。

他觉得自己依赖外来的激励:“只有依靠奇迹,我的工作才能成功。只有等我眼前的面纱从外头被掀开。我只能完全听任命运的摆布。这于我一直是定数,将来也一样。我在命运的手心里。”

他再次想起自己的英格兰朋友。他又给品生特写信,焦急地等待回信。“何时能听到大卫的消息?!”他在1月19日的日记里乞求道。他收到凯恩斯的一封信,但称这封信“不是很好”。事实上那是一封非常友好的短信,但或许语气太过轻浮,构不成真正的慰藉。“我希望此刻你已安全地当了俘虏”,凯恩斯写道:

罗素和我暂时放弃了哲学——我在财政方面供职于政府,他为了和平而游说。但摩尔和约翰逊一如既往。顺便说一句,罗素在快开战时写出了一本好书。

十月中旬时品生特还没加入军队,但后来我就没听过他的消息了。

你亲爱的朋友贝克什在你们的军队里,你非常亲爱的朋友布利斯是我们军队里的士兵。

参加战争一定比在挪威思考命题愉快得多。但我希望你很快停止这种自我放纵。

终于,2月6日维特根斯坦能够宣布:“收到大卫可爱的信!”信是1月14日写的;品生特在信里说他没什么要说的,“除了向上帝祈愿我们在战后再次见面”。跟凯恩斯信里亲热却疏离的“机智”相对照,这种对友情的直抒胸臆正是维特根斯坦渴望和需要的。

更合维特根斯坦口味的大概还有舒登的农民寄来的短信:哈瓦德·德拉格尼,阿尔纳·伯斯塔德和柯林斯伯格一家。“谢谢你的卡片。我们都健康。常提起你”,一张典型的德瑞格尼卡片这样写。维特根斯坦的回复显然和他收到的一样简单和亲切。挪威方面的新闻是他的小屋已建成了。“我们都希望,”柯林斯伯格写道,“你很快回来,回到你的新房子,现在它完工了。”维特根斯坦通过德瑞格尼把钱付给了工人,德瑞格尼很吃惊收到钱;他写道,他以为维特根斯坦回去之后才付钱。德瑞格尼为价钱致歉:“如果想如你那样把房子造得那么棒,”他解释说,“价钱总是会比最初估计的贵。”

2月初维特根斯坦受命主管工场的锻造间,新添的责任令他更难专心于哲学。除了得花更多时间在锻造间,他的管理身份逼得他和同事之间有了更多麻烦。选择他承担这一任务大概是因为他有出众的工程技能,但即便如此他也难以担任工头之职。他记录了许多自己和手下之间的麻烦。有一次几乎要同一个年轻军官决斗:想必那人不喜欢军衔比自己低的人告诉自己该做什么。他努力把自己的意志加于一群不妥协的劳动力上——这些人既不尊重他的军衔,也不打算认可他出众知识的权威;这种努力耗尽了他的所有精力,他的神经紧张得几乎要断了。仅仅干了一个月后——这个月他几乎没做一点哲学——维特根斯坦对自己还能不能再工作感到绝望,他想到了自杀。

“不能继续这样下去”,2月17日他写道。很清楚,必须作出某种改变:要么晋升,要么换到别的岗位。他开始恳求古尔特改变他的境况;但由于低效或疏漏,很长一段时间什么也没发生。这段时间他的日记里除了反复出现的“nichtgearbeitet”(“未工作”),又新添了一句话:“lageunverändert”(“境况照旧”)。谈到维特根斯坦的战争经历时,赫尔米勒写到他一再努力前往前线,写到那“源于以下事实的可笑误解:他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军事机构总以为他想得到一个更轻松的岗位,而实际上他想得到一个更危险的岗位”;赫尔米勒写下这些话时想的一定是这一时期。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与其说他们误解了维特根斯坦加入步兵的请求,不如说他们没有理睬;他们觉得,他当主管修理库的熟练工程师比当普通步兵对军队更有用处。整个三月份,尽管他再三向古尔特请求,境况照旧。

哲学方面,1915年的前三个月几乎完全荒芜。在其他方面维特根斯坦同样感到死寂,反应迟钝。(但令他困惑的是,在对任何别的东西都没感觉的时候他却能感觉到性欲、想自慰。)2月份费克尔寄来了特拉克尔死后出版的作品集,他作出的唯一评论惊人地呆滞:“大概很好”。他感谢费克尔的惠赠,解释说自己正处在一个贫瘠的时期,“没有吸取外来思想的欲望”。不过,甚至在这种反应迟钝里也有可寄予希望的东西:

我这个样子,只是生产力的一次下滑,而不是彻底终止了。然而——不幸的是我现在觉得自己彻底燃尽了。只能保持耐心。

他觉得,他只能等待上帝,等待神灵帮助和启示自己。

同时,因为无话可说他陷入了沉默。他收到一封阿德乐·约勒斯的信,含蓄地斥责他传回的战地消息太简略。她告诉他,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做不了好的战地记者或电报通讯员。他就不能好好写一次信,让大家知道他在哪里、过得怎样、在做什么?他怎么看意大利人?他们是不是一群无赖,就那样背弃了三国同盟?“如果让我来写对他们的看法,”她说,“我的信极可能通不过审查。”她继续供应面包、巧克力和水果蛋糕,显然为她的“小维特根斯坦”在交战中起到的作用而骄傲。“你志愿入伍,”她告诉他,“这一点恒久如新地使我高兴。”

她的丈夫则为维特根斯坦终于去了一个可运用其技术知识的岗位而感到骄傲。“无论如何,”他写道,“你的技能有用武之地,以加利西亚糟糕的路况,必定有极多的车辆要修理!”维特根斯坦显然回信说,自己宁愿到前线当步兵,而不是在后方修车。约勒斯挺吃惊:“难道你不认为在工场里更能运用自己的技术才能?”他妻子——尽管怀有炽热的爱国热情——对此也很担忧:“但愿你前往前线的愿望不会实现,”她怀着母亲式的焦急写道,“在那儿你是许多人中的一个,也不是最强壮的一个,在这儿你能更安全地发挥作用。”

这些关心无疑是他乐见的,也许甚至是必需的,但还不够。直到收到品生特的一封信后维特根斯坦才能够挣脱懒散。3月16日他又能在日记里写:“收到大卫可爱的信。”“给大卫回了信。很有性欲。”一份回信的草稿保存了下来。如下:

我亲爱的大卫[90],

今天收到你1月27日写的信。极限到了。此刻我正又肥沃起来。

维特根斯坦曾请品生特带话给摩尔,说明如何把信寄过来。品生特照做了,说“我希望他写信给你”。这是一个无望的希望。“如果摩尔的行为不像一个基督徒,那我感到非常遗憾,”四月份品生特写道,“事实上他从未表示收到了我的信。”

摩尔并不能完全不想维特根斯坦。1915年10月12日他在日记里记道:“梦见维特根斯坦”:

……他看着我,仿佛在问我还好吗,我禁不住笑了仿佛我还好,虽然我知道我不太好;然后他在海里游泳;最后他是个正努力逃脱追捕的外国敌人。

4月22日维特根斯坦受命主管整个工场;按照他的记录,这只是带给他更多的要应付的不快之事。为了帮他缓解局势,古尔特允许他穿上工程师制服,并暂时给了他这一军衔。[91]

4月30日维特根斯坦记下了又一封“大卫的可爱来信”,其中讲到一则可能令人惊讶的消息。“我在写一篇哲学论文”,品生特告诉他,“也许是彻底的胡闹!”他说自己试着解释“逻辑作为整体是关于什么的,‘真理’和‘知识’是什么”。虽然这论文的主题和维特根斯坦的一样,但其成果(至今尚存)跟《逻辑哲学论》或较早的《逻辑学笔记》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品生特用“一致性”而非“重言式”定义逻辑,其思想的大体要旨更多参照的是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摩尔和罗素)而非维特根斯坦。不过,品生特自己明显认为他是在研究维特根斯坦关心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在我这里,和我详细地讨论,”他写道。信的结尾是:

我祈愿上帝终止这一恐怖的悲剧,我渴望再次见到你。

无论是不是由于受到品生特的信的触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克拉科夫的最后几个月——那时他正为了不能换岗位而感到极为不快和强烈受挫——维特根斯坦发觉自己又能以焕然一新的活力工作了。5月份和6月份他都很多产。后来出版的《战时笔记:1914—1916》里的很大一部分(约三分之一)论述是这时写下的。

这一时期他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语言如何描画世界——语言和世界的哪些特征使得这一描画之进行成为可能:

我写的一切都围绕一个大问题,即:世界里有一种先验的(apriori)秩序吗;如果有,这秩序在于什么?

他被迫得出结论——几乎违背着自己的意愿——存在一种这样的秩序:如他对罗素坚持过的,世界由事实而非事物组成——即世界由处于某种相互关系中的事物(对象)组成。命题中诸符号间的关系反映和描画了这些事实——存在于对象之间的关系。但若能把语言分析为原子命题(如他先前坚持过的),那么看来必须存在跟原子命题对应的原子事实。而且,正如原子命题是不能再进一步分析的命题,原子事实是简单对象(simple)之间的关系,而非复合对象(complexobjects)之间的关系。维特根斯坦给不出原子命题或原子事实的例子,也说不出“简单对象”是什么;但他觉得,单单分析之为可能,就要求得有那样的东西:它们给出语言和世界的结构,从而让语言的结构能反映世界的结构。

我们至今不能把命题分析到可以指名道姓地谈元素的程度,这一点并不违反我们的感觉:不,我们感到世界必须由元素组成。而看上去这似乎等价于这一命题:世界必须是其所是,世界必须是确定的。

我们可以是不确定的和靠不住的,但世界一定不行:“世界有一个固定的结构。”这一点使得语言之有明确的意义成为可能:“要求有简单的东西,就是要求意义之确定。”

在这一哲学多产时期,维特根斯坦收到过一封罗素的信;信是5月10日用德语写的。罗素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看过了维特根斯坦在挪威向摩尔口述的笔记,但发觉很难理解它们。“我衷心希望,”他写道,“战后你当面把一切讲给我听。”“开战后,”他又说,“我已不可能考虑哲学。”

“你不能理解摩尔的笔记,我极为遗憾”,维特根斯坦回信说:

我感到,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是很难理解它们的,但我认为它们本质上是明确的。现在我担心我近来写的东西还更不好懂,如果我不能活着看到这场战争结束,我一定得为我的所有工作付诸东流作好准备——假如是那样,你一定要刊印我的手稿,无论有没有人理解它。

“问题正变得愈来愈质朴和一般,”他告诉罗素,“而方法变化得很厉害。”随后两年他的书将经历一种厉害得多的变化;够奇怪的是,在品生特论文的进展里竟预示了其变化的方式。在一封4月6日的信里(维特根斯坦可能是五月份收到的),品生特说自己的哲学论文已经从逻辑拓展至“伦理学和一般哲学”。下一年,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工作将有类似的趋向。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工作重获新生的同时,轴心国的东线局势也取得了戏剧性的改善。3月份奥匈军队的处境看上去毫无希望。俄国人逼迫他们更深地退入喀尔巴阡山脉,锋芒直指匈牙利本土。3月22日普热梅西尔要塞陷落;很显然,若要避免灾难,奥地利人需要德国盟友给予强力和高效的援助。于是,整个四月德国和奥地利都在为加利西亚地区的一次联合攻击作准备;5月1日发起了攻击,指挥官是德国将军冯·马肯森。发动进攻的地点选在了哥利斯和塔罗夫的中间地带。连计划的制定者都惊讶于攻击之成功,他们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突破。1915年的夏季月份,德国和奥地利军队异常轻易地扫清了俄国的抵抗,最后阵地推进了300英里。他们收复了普热梅西尔和伦贝格,夺取了华沙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

就算维特根斯坦为哥利斯-塔罗夫的突破而高兴过,他的日记也未曾提到。进军期间他始终留在克拉科夫的工场里,而且日益愤恨这一现实。但他有一个总是准时为军事成功而欢呼的通信者——约勒斯。3月25日约勒斯写信悲叹普热梅西尔的陷落(“在勇敢的抵抗之后”),希望春季时能从俄国人手里解救可怜的加利西亚。战役期间,约勒斯的信始终就像东线消息的爱国解说词。“看样子俄国在喀尔巴阡山脉的进攻已陷于停顿,”他于4月16日写道;“也许加利西亚的沦陷区现在能成功解放了!”5月4日他写道,听说有望把马肯森的胜利打成一场大胜仗,“愿很快就从俄国人手里救出可怜的加利西亚!”

鉴于马肯森取得了突破,5月17日他写信说自己太能理解维特根斯坦前往前线的迫切心情了。他妻子则更关心维特根斯坦的安全以及食物是否充足。“我很少写信,”4月8日她解释道,“因为你自己写得很少,一成不变,总是写同样的几个字——使人觉得你对自己要写的东西几乎没有兴趣。”“你不去前线,留在原地”,她又说,“我为这事而高兴。”她在每封信里都问,食物短缺吗?维特根斯坦需要什么吗?维特根斯坦在回信里含糊地提到自己必须面对的“不愉快”。“哪一种不愉快?”阿德乐·约勒斯问,“听到你要对付这么多事情,我们很遗憾;但你如此无畏地承受了下来,这很棒,为此我感到最真挚的喜悦。”

7月份他收到一封费克尔的信,此时费克尔自己也在奥地利军队里,服役于一个驻扎在布里克森的阿尔卑斯团。费克尔抱怨自己的生活条件极糟:一个房间36个人,白天晚上都毫无独处的机会——而且这状况很可能要持续到9月份。他抱怨失眠和精神枯竭;他太疲惫了,几乎不能读或写。“有时候,亲爱的朋友,仿佛我的整个存在都耗尽了……这环境已如此彻底地破坏了我的抵抗力。”

这语气似曾相识。在回信里,维特根斯坦根据自己相似的绝望经验给出了一条建议。“我十分理解你报告的糟糕消息”,他写道:

你仿佛活在黑暗中,听不见得救的诺言。而如果我——我本质上和你非常不同——竟想给你一点建议,那可能令我像一头蠢驴。不过总之我斗胆一试。你熟悉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吗?这本书当时真正救了我的命。你愿买这书并且读吗?!如果你不熟悉它,你就不能想像它能对人产生什么影响。

也许出乎意料,这建议被热情地采纳了。“上帝保佑你!”费克尔回答。是的,维特根斯坦是对的,他是活在黑暗里:“因为没人给我诺言”。而维特根斯坦不只给了他诺言,其给予的做法也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上帝保佑你!”

给费克尔的信是维特根斯坦在医院写的。由于工场的一次爆炸,他的神经遭到了冲击,身上也受了几处轻伤。在医院里住了约一星期后他前往维也纳休假三周,这是他很需要的。“三周的假期,”阿德乐·约勒斯啧啧赞叹,“在一年多的服役之后,在受伤和病痛之后,实在很短。”不过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三周可能太多了。

他销假时修理部已搬离了克拉科夫。哥利斯-塔罗夫突破后修理部迁往伦贝格北边的索卡尔,安置在当地火车站的一列炮兵工场火车里。

索卡尔的这段时期未留下维特根斯坦的笔记本,但有理由认为这是他的一个相对快乐的时期。他至少有一个相当亲密的朋友:马克斯·比勒尔医生;此人主管停在工场火车边上的一列红十字医院火车。比勒尔受邀和工场的军官共同进餐,那时他第一次见到维特根斯坦。他回忆:

第一顿饭时,我就在全是军官的在席者中间注意到一个削瘦敏捷的人,他没有军衔、约二十五岁。他吃得很少,喝得很少,不抽烟,同桌的其他人狼吞虎咽非常聒噪。我向邻座询问,得知他的名字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我很高兴在很年轻的、没头脑的职业军官中间发现一个有大学文化的人,还是一个如此称心的人。我有一种印象:他不属于这一氛围;他不得已才在那儿。我觉得称心是相互的,因为饭后他邀请我去他在火车上的隔间。于是我们的友谊开始了,持续了好几个月(几乎一年);我们每天成小时地交谈,既不喝威士忌也不抽烟。几天后他提出我称他“你”[92]。

1915年秋天及随后的整个冬天,几乎每样东西的供应都短缺,前线条件极端艰苦,比勒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友谊对两人都是巨大的慰藉。他们就哲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进行长而活泼的交谈,虽然——也许不意外——谈话中两人的地位并不对等。维特根斯坦曾说,比勒尔会是个好信徒,但不是先知。“我能说他的是,”比勒尔写道,“他具有先知的一切特征,但没有信徒的一点儿特征。”

军事上这是个平静的时期,俄国人在上个夏天的灾难后需要重新集结,轴心国则专注于西线,满足于维持东线的局势。显然对修理部而言这也是个平静的时期。维特根斯坦满意自己近来的逻辑工作成果,现在能初步试着写一本书。这是《逻辑哲学论》的第一个版本,但不幸未保留下来。只是从一封写给罗素的落款日为1915年10月22日的信里我们才知道它的存在;他在信里告诉罗素,自己正在把工作成果写成文章。“无论发生什么,”他告诉罗素,“你没有看过之前我什么也不会出版。”而这事当然只在战后才可能发生:

但谁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如果我没活下来,我就让我的人把我的手稿寄给你;你会在里面看到用铅笔写在散页上的最后概要。要全部理解它,你或许有一点麻烦,但请你不要因此而却步。

罗素回信的落款日是11月25日。“我甚是欢喜,”他写道,“你正在写一篇打算出版的文章。”他急切地想看,并告诉维特根斯坦,没啥必要等战争结束。维特根斯坦可以把文章寄到美国,寄给哈佛的拉尔夫·佩里;通过罗素,佩里已知晓了维特根斯坦较早的逻辑理论。然后佩里会把文章寄给罗素,而罗素会出版它。“我们终于再次见到对方,那将多么棒啊!”罗素最后写道。

弗雷格也听说了维特根斯坦的文章。11月28日他写了信,口气与罗素相仿:“你仍有余下的时间和精力做科学工作,我很高兴。”若是维特根斯坦听从罗素的建议,那么这本在1916年出版的著作将在许多方面跟我们现在所知的《逻辑哲学论》相似。也就是说,这本著作将包含:意义的图像论、“逻辑原子主义”的形而上学、用“重言式”和“矛盾”这对概念作出的逻辑分析、在说出和显示之间的区分(以便使类型论成为多余)和真值表方法(用以表明逻辑命题要么是重言式要么是矛盾式)。换句话说,这本著作将包含《逻辑哲学论》现在包含的几乎所有内容——除了结尾处对伦理、美、灵魂和生活意义的论述。

因此,在一个意义上,它将是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

此书经历其最终——也是最重要——转变的几年,是维特根斯坦和罗素没有联系的那几年。1915年10月22日的那封信后罗素再没听到过维特根斯坦的消息——直到意大利人俘虏维特根斯坦之后的1919年2月。罗素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写了《数理逻辑导论》(由于被控危害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当时他正在监狱里服刑);他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定义“重言式”;他添进了如下脚注:

我过去的学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向我指出“重言式”对定义数学的重要性,当时他正研究这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解决了这问题,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战争的最后两年,和品生特的通信也中止了。1915年9月2日品生特写信说,自己已“放弃了该死的法律学业”,正为政府工作。1916年,品生特设法寄来了三封信——都是用德语写的——其中第一封强调“战争不能改变我们的个人关系,战争与之毫不相干”。品生特在这些信里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现在接受了一点机械方面的训练,受聘当了工程师。维特根斯坦收到的品生特的最后一封信,落款日为1916年9月14日。

那么,此书在观念上的变化——以及同时出现的维特根斯坦自身的转变——是在他和他的英格兰朋友相互隔绝之时发生的。因此也就不奇怪,战后他会怀疑他的英格兰朋友是否能理解自己。对于催生出他之变化的环境,他们了解多少?——他们又能了解多少?

从他在索卡尔和比勒尔的谈话里,或许能看出这一变化的性质的一点预兆——比勒尔说谈话“有时令我们完全沉浸其中,忘了时空”:

我记得一件好笑的事。那是1915年的新年夜。当地司令官邀请所有人到军官餐厅庆祝新年。晚餐结束时快十点了,我们俩回到维特根斯坦的房间继续讨论昨天的话题。大约十一点,火车上的军官提醒我们,要赶上聚会就该出发了。维特根斯坦对他们说,他们先走好了,我们随后就到。我们很快忘记了邀请这回事,也忘记了时间,继续讨论问题,直到听见外面有喧哗声。凌晨四点我们的同事快活地回来了——我们觉得还没到午夜呢。第二天我们不得不请求当地司令官原谅,向他致以迟到的新年问候。

这种讨论强度意味着维特根斯坦全力投入其中了。可讨论的主题却不是逻辑:维特根斯坦没像先前对品生特那样,试着把自己的工作成果教给比勒尔。他们谈的是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概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一本书维特根斯坦读得如此频繁,竟整段整段地记熟了;特别是佐西玛长老的言谈,对维特根斯坦而言,佐西玛长老是强有力的基督教徒的一个理想形象,一个能“直接看透别人灵魂”的圣人。

维特根斯坦和比勒尔在一起时,东线处于一个最平静的时期。这是维特根斯坦相对舒适的一段时间。他不是军官,但在许多方面被待以军官之礼。他甚至有了一个佣人——来自附近战俘营的名叫康斯坦丁的年轻俄国男孩。比勒尔回忆道:“康斯坦丁是个好男孩,很热心地照顾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待他非常好,没多久,就把这个消瘦、虚弱、脏兮兮的战俘改造成了整个驻地最肉乎乎、最干净的士兵。”

1916年5月这一相对宁静的时期结束了,此时,为了缓解法国的压力,俄国人在波罗的海一翼发动了进攻。同时,奥地利官方在一年多之后就维特根斯坦的身份问题作出了裁决。裁决是:维特根斯坦不能保留“工程师(ingenieur)”的军衔或制服,但可以满足他调到前线当普通士兵的长久愿望。比勒尔说,这裁决“对我们两人都是沉重一击”。维特根斯坦和他道别时,就像一个不指望活着回来的人:

他只带上了绝对必需品,其他一切都留下了,请我在部队里分送。这时他告诉我,他在挪威的一个海湾边上建了所房子,以便不时躲起来安静地工作。现在他要把这栋房子当礼物送给我。我拒绝了,而是收下了一支沃特曼牌的钢笔。

维特根斯坦打包的少数几件个人财物里有一套《卡拉马佐夫兄弟》。

假使他都觉得自己不会活着从前线回来,那么他就更确信自己不能毫无改变地回来。在这个意义上,对他来说战争在1916年3月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