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想而知,罗素认为维特根斯坦到挪威独自生活两年的计划是疯狂和错乱的。他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想打消维特根斯坦的念头,但全都被置之不理:

我说那儿黑,他说他恨日光。我说那儿孤独,他说跟聪明人说话是滥用他的心智。我说他疯了,他说上帝留他不必做精神健全的人。(上帝一定会的。)

维特根斯坦再度动身去卑尔根前,他和罗素都觉得重要的一件事是弄一份他的工作的文字记录: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是因为确信自己只有几年(甚至几个月)可活了;对罗素来说,是因为希望在即将到来的美国系列演讲里用上维特根斯坦的想法——还因为也觉得机不可失(他很担心维特根斯坦在挪威的孤独旅居期间彻底疯掉并/或自杀)。

困难在于,由于其“艺术良心”(照罗素的说法),维特根斯坦极不愿意用不完美的形式写出自己的思想,因而——既然他尚未找到完美的表述——憎恨任何写作。他只想向罗素口头解释他的想法。罗素觉得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不比逻辑领域已做过的任何工作差”,尽其所能地跟上维特根斯坦的解说,但最后发现这些想法太微妙了,自己一直记

不住,于是请求维特根斯坦把它们写出来:

哼哼了好一阵子后,他说他做不到。我严厉地骂了他,我们大吵了一架。然后他说,他将说出和写出一切我认为值得说出和写出的他的论述;于是我们这么做了,效果很不错。但我们俩都搞得筋疲力尽,而且进展缓慢。

他没有放弃,只因为他下定决心要“把w.的思想用钳子拽出来,无论他疼得如何尖叫”。

最终他搞到了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一些文字记录,他请(到罗素屋子里借一本书的)菲利普·乔丹的秘书在维特根斯坦讲话和自己发问时作速记。这些笔记之外,还增补了维特根斯坦几天后到伯明翰向品生特道别时口述的一份打字稿。记录稿和打字稿一起构成了《逻辑学笔记》——维特根斯坦的第一个哲学作品。

可把这一作品视作他此前在夏天对罗素所作论述的扩展,当时他说:类型论“一定有一种适当的符号理论使之成为多余”;类型论是提出此种理论的一种预备性尝试。就这一作品的细节及其对罗素的批评而言,它确实很微妙。但它的基本思想之简单则十分令人错愕。那就是:“‘a’和‘a’是同一个字母”(这说法引得速记员加了个短注,“唔,这反正是对的”)。这个看上去平凡的真理引向位于《逻辑哲学论》核心处的显示和说出的分别。想法是——在这儿还只是其雏形——类型论说的东西不能被说出,必须由一种符号体系显示(我们看出,“a”和“a”是同一个字母,“a”和“b”是同一类型的字母,“a”与“x”、“y”和“z”是不同类型的字母)。

除了这个符号理论的雏形,《逻辑学笔记》还包含了一系列对哲学的论述,毫不含糊地表述了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观念;这观念终其一生——至少在多数方面——没有改变:

哲学中没有推导:它是纯粹描述性的。

哲学不给出现实的图像。

哲学既不和科学研究一致,也不反驳科学研究。

哲学由逻辑和形而上学组成:逻辑是其基础。

认识论是心理学的哲学。

不信任语法,是做哲学的第一个必备条件。

辞别品生特后,维特根斯坦于10月8日离开了伯明翰。“跟他分别是伤感的”,品生特写道:

……但明年夏天他可能来英格兰稍停(在那之前住在挪威,随后再回到挪威),那时我将再见到他。我们的相处已乱了套,但我仍心存感激:我肯定他也一样。

第二年夏天战争的爆发意味着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

1913年维特根斯坦需要的(或觉得自己需要的)是孤独。他找到了理想的地点:卑尔根北边、松恩峡湾旁的一个叫舒登的村子。他寄宿在当地邮政官汉斯·克林恩伯格家。“我在此地几乎碰不到人,”他写信给罗素,“我的挪威语进步极慢。”这两个陈述都不全对。事实上他和许多村民交朋友。柯林斯伯格一家;还有哈瓦德·德拉格尼,一家当地木箱厂厂主;安娜·勒伯尼,一个农民;阿尔纳·伯斯塔德,当时是个十三岁的男学生。他的挪威语进步神速,一年之内就能与这些朋友用其母语通信。诚然,这些信里的语言并不过于复杂或老练。但这更多源于友谊的性质,而非受限于他的挪威语水平。实际上那是他最喜欢的那种简单、直接和扼要的信件:“亲爱的路德维希,你好吗?我们常常想到你”也许是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他并未完全脱离跟人的接触。但他——也许这是最重要的——离开了社会,抛开了布尔乔亚生活强加给人的义务和期待——无论是剑桥的布尔乔亚生活还是维也纳的布尔乔亚生活。他对布尔乔亚生活的恐惧,部分源于这种生活强加给人的人际关系的肤浅本性,但也部分源于这个事实:面对布尔乔亚生活时,他自己的天性把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冲突强加给他——必须抵抗那种生活和必须顺从那种生活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在舒登他能免于那种冲突;他能做自己,不用紧张可能搞烦或触怒别人。这是一种巨大的解脱。他能够完全专注于自己,或不如说完全专注于他的逻辑;他觉得他的逻辑和他自己实际是一回事。这一点,还有乡村的美——对于他需要的既是放松也是沉思的漫长孤独的散步而言,这乡村的美是完美的——在他内心生出了某种欢快。这一切合起来为他的思考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也许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他毫不怀疑自己呆在正确的地方,做着正确的事;他在舒登度过的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一年。多年后他常回顾这段时间,将其视作一个他产生过一点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甚至“孕育了思考的新乐章”。“那时我的心智正火着!”他常说。

没几周他就能写信向罗素通报重要的新想法,新想法看似惊人的结果是:“整个逻辑只从一个p.p.[79][原始命题]中导出!!”

同时,罗素正竭尽全力消化《逻辑学笔记》,以便为他的哈佛演讲做好准备。他在演讲出版稿的前言里说明:

在纯逻辑中——这题目只在这些演讲中很简要地论及——我受惠于我的朋友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先生的极为重要、尚未出版的发现。

但他仍弄不清楚某些要点;他寄给维特根斯坦一系列问题,希望得到解释。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简洁的,大部分有帮助。但他脑子里塞满了新想法,实在不觉得在老地方打转是惬意的事:“对一般不可定义项[80]作一说明?哦主啊!那太无聊了!!!改天吧!”

真的——有一天我会写信对你谈谈它,如果到那时你还没把它全搞清。(因为手稿里完全写清楚了,我觉得。)但眼下同一性[81]把我搞得这么烦,我实在写不出长一点的闲话。所有各种新的逻辑的东西像是从我心里长出来,但我尚不能谈。

身处这智性创造顶峰的兴奋中时,他发觉解释自己认为已搞清楚而且已妥为论证的要点是特别可厌的。在11月的一封信里他试图解释,为什么他认为整个逻辑得从某个单一的原始命题中导出。但罗素仍然弄不明白时他的耐心耗光了:

我请求你自己思考这些事情;我无法忍受重写甚至第一遍时我也是怀着极度厌恶写出的文字解释。

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澄清这一要点。关键在于他的这个信念:若给出列出命题真值可能性的正确方法,就能表明一个逻辑命题是真是假,而无须知道构成这命题的各部分的真假。因此:“要么在下雨要么没在下雨”是真的,无论“在下雨”是真还是假。类似地,我们无须知道天气如何,就知道“既在下雨又没在下雨”这个陈述肯定是假的。这样的陈述是逻辑命题:第一个是重言式(总是为真),第二个是矛盾式(总是为假)。现在,如果我们有一种确定任一给定命题是重言式、还是矛盾式、或两者皆不是的方法,那么我们就有了一条判定所有逻辑命题的单一规则。如果在一个命题里表述这条规则,那么就已经表明,整个逻辑是从某个单一的(原始)命题中导出的。

只有我们承认所有逻辑命题都是重言式,这个论证才成立。这就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写给罗素的信起首是如下神谕似的宣告:

所有逻辑命题都是重言式的一般式,所有重言式的一般式都是逻辑命题。没有别的逻辑命题。(我认为必定如此。)

他告诉罗素,“现在的大问题”是:“为了能以同一种方式辨认出每一个重言式,必须如何建构一种记号系统?这是逻辑的根本问题!”

后来他用所谓真值表方法(今日每一个逻辑本科学生都熟悉这方法)处理这问题。但此刻,渐强乐段的顶峰过去了。随着圣诞节临近,欢乐让位给阴郁,维特根斯坦重拾他的病态信念:自己活不了多久,因此有生之年什么也发表不了。“我死之后,”他罗素,“你必须看着我的记录册子付印,全部素材都要在里面。”

信的结尾是:“我常觉得自己正在变疯。”这精神错乱具有两面性:从前几个月的癫狂,转为圣诞节临近时的沮丧。因为圣诞节时:“我不幸必须去维也纳。”没办法逃掉:

事实是,我母亲非常想我去,非常想;如果我不去她会很伤心;她对去年的此时有很坏的记忆,我不忍心赖在外面。

还有:“回家的想法吓坏了我”。幸好此行是短暂的,很快就会回到舒登:“在这儿独居对我有无止境的好处,我觉得我现在不能忍受人群里的生活。”

动身前一周他写道:“我的一天在逻辑、吹口哨、散步和沮丧中度过”。

我对上帝发愿,愿我更聪明些,愿我最终搞清楚一切——否则我不必再活多久!

彻底清晰,或者死——没有中间道路。如果不能解决“全部逻辑的根本问题[82]”,他无权——至少没有欲望——活着。不妥协。

维特根斯坦答应圣诞节回家是在妥协——跟他自己的冲动相抵触——为了履行他感到的对母亲的责任。一旦到了家,进一步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他已成功地注入他的逻辑的能量再一次不得不在人际关系的紧张里散失。为了母亲和其他家人扮演尽责儿子的角色时,他真正关注的事情就得被逐入地下。最糟的是,他没有力量、也没有清晰的意图不这样做:他不能允许自己做任何可能使母亲很伤心的事。这种感受把他抛进致人瘫痪的迷茫之中。他被迫意识到,无论自己在逻辑领域里怎样接近彻底的、不妥协的清晰,在个人生活里——在他自身之中——他还差得很远。他在反抗和顺从间徘徊,在骚动和无动于衷间徘徊。“可是”,他告诉罗素:

……我内心深处有一汪永恒的热流,就像温泉的底部;我一直希望来一次一劳永逸的喷发,于是我就能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在这种状态下他当然什么逻辑工作也做不了。但是,经受这种折磨时,难道他不是正在对着一组同样重要、甚至关乎逻辑的问题布下战阵?“逻辑和伦理,”魏宁格曾写道,“根本上是一回事,它们无非是对自己的责任。”维特根斯坦在写给罗素的信里应和了这一观点;而维特根斯坦——依据他俩在剑桥时的谈话——知道罗素不太可能用同样的眼光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