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你认为这种对我自己的考虑是浪费时间——但我怎么能在是一个人之前是一个逻辑学家!最最重要的是跟自己清算!

跟他的逻辑一样,这项关乎自身的工作只有在孤独之中才能做到最好;他尽可能早地回了挪威。“非常难过”,他写信给罗素,“但我又一次没有逻辑的新消息给你”:

原因是过去几周我过得极糟糕。(我的维也纳“假期”的结果。)每天,我轮流受到一种可怕的angst的折磨和沮丧的折磨;即便在间隙中我也筋疲力尽,无法设想做一点工作。这种恐怖超过了一切可描述的精神折磨。直到两天前我才能在地狱的号叫之上听到理智的声音,我又开始工作了。也许我现在好一点了,能做出点体面的东西了。但我永远不曾知道,感觉自己离疯狂仅一步之遥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盼望最好的结果!

回挪威时他决心毕其功于一役,摆脱自己生活里的肮脏妥协。而且——虽然这有点像胡乱出气——他先拿自己和罗素的关系开刀。第一炮足够温和——他柔和、隐蔽地责备了罗素本人的妥协倾向:

向你的美国讲座致以最好的祝福!也许它起码能给你一个比通常更有利的机会,向他们说出你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修剪过的、干巴巴的结果。对于你的听众,那是能够想像的最大价值——去了解思想的价值,而非修剪过的、干巴巴的结果的价值。

这很难使罗素为随后的事情做好准备。照他对奥特琳的说法,自己回信的方式“太尖锐”了。我们不知道他实际说了什么,不过这样设想是合理的:他对维特根斯坦就他即将进行的演讲作出的刺耳评论显出了不耐烦;他批评了维特根斯坦的完美主义(如他以前做过的那样),也为自己情愿出版不完美的作品作了辩护。

无论罗素说了什么,反正他的话足以——以维特根斯坦目前的心态——令维特根斯坦相信和罗素断绝一切关系的时候到了。他给罗素写了一封信,明显打算当成写给罗素的最后一封信;他解释道,他对他俩的关系想了很多,已经“得出了结论,我们确实不适合对方”:

这么说不是想要责怪谁!无论对你或对我。但这是个事实。我们聊起特定话题时经常出现不愉快的谈话。这不愉快不是缘于哪一方的坏心情,而是源于我们本性的巨大差异。我最真诚地请求你,不要认为我有任何责怪你的意思,也不要认为我想对你说教。我只想把我们的关系说说清楚,以便作出结论。——我们最近一次的争吵也肯定不只因为你的敏感或我的不体谅。它源于更深的东西——源于这件事:你一定从我的信里看出了我们的观念完全不同,例如,对科学工作的价值的观念。我在信里那么冗长地谈那一问题,当然是我愚蠢:我本该告诉自己,那种根本差异是不能用一封信解决的。这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他承认,罗素的价值判断和他自己的价值判断一样好、一样根深蒂固,但——正因如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友谊:

我将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全心全意地感激你和忠实于你,但我不会再给你写信,你也不会再见到我。既然我此刻再次同你和解了,我便想和平地与你分开,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一天再惹恼对方,然后也许作为敌人而分开。我对你的一切致以最好的祝愿,并且请求你别忘了我,经常带着友好的感情想起我。再见!

你永远的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我敢说过一段时间他的情绪会变的,”把这封信拿给奥特琳看了以后罗素对她说,“我发觉自己不是为了他而在意,而只是为了逻辑的缘故而在意。”不过,“看着这封信我真的非常在意。这是我的错——我对他太尖锐了。”

他设法在回信里软化了维特根斯坦永不再写信的决心。3月3日维特根斯坦写了信,说罗素的回信“那样充满了善意和友谊,我觉得我无权不回复”。然而,维特根斯坦在核心问题上仍旧坚定:“我们的争吵并不只是外在的理由引起的,比如神经紧张或太疲劳,而是——至少在我这一方——非常根深蒂固的”:

你说我们自身不是那么不同,你也许是对的,但我们的理想就不那么一致了。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未能够、也永远无法谈论关乎我们的价值判断的任何事而不致伪善或吵翻。我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我很久以前就注意到这一点了;这一点对我是可怕的,因为它污染了我们两人的关系;我们像是并肩站在沼泽里。

如果他俩竟还要维续一种关系,那只能建立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之上:在那种关系中“两人都能彻底坦诚而不会伤害对方”。他们的理想根本上不可调和,所以就没有那种可能性。要避免伪善或争斗,他们只能“让我们的关系只限于就能够客观确立的事实作交流,也许还可提一提我们对彼此的友好感情”:

现在你也许会说,“迄今为止,事情多少还过得去。为什么不照样继续下去呢?”但对于这恒常的肮脏妥协,我实在厌烦了。我的人生到今天一直是污秽的一团糟——但真要无限期地那样下去吗?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觉得这一方案能让他俩的关系在一种“更真实的基础”上维续:

让我们写信给对方,谈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等等,但让我们在通信中回避任何种类的价值判断。

在以后和罗素的通信中他都按此计划行事。他继续署名为“你忠实的朋友”;他写到自己的工作,描述自己的健康。但从前的那种使他俩能谈论“音乐、道德和一堆逻辑以外的事”的亲密感消失了。在这一破裂中幸免的智性上的同情也将彻底消失,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俩都带来了变化——加重和加深了他们本性差异的变化。

正如维特根斯坦在信里一再强调的,他和罗素的差异已使他们的友谊有一年多都处于紧张状态中——尽管罗素误以为麻烦的起因是他们的相似。甚至,远在维特根斯坦去挪威之前他们的哲学讨论也已失去了其合作的性质。事实上,在剑桥的最后一年他根本没有真正和罗素讨论过他的想法;他只是把想法报告给罗素——仿佛是向罗素发布逻辑通报。早在去年十一月,他写信催摩尔来挪威讨论他的工作时,他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和剑桥的人讨论他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剑桥没有一个“尚未变得陈腐而且对这一学科真感兴趣的人”:

甚至罗素——就其年龄而言他当然是最格外有生气的——也不再适宜此事。

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关系先是切断了,随后到了一个不再那么亲密的境地;而他向摩尔作出的表示甚至变得更决绝。摩尔对计议中的挪威之行有点拖拉,可能正在后悔自己竟然答应了。但维特根斯坦的要求不容拒绝:“你必须学期一结束就过来”,他在2月18日写道:

我盼望你的到来,这盼望无法诉诸言语!“逻辑”[83]和其他事把我烦死了。但我希望自己在你到来之前不会死掉,那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谈很多了。

“逻辑”大概指维特根斯坦那时在写的一份稿子,他打算拿给摩尔看,想凭之申请学士学位。三月份他写道:“现在我认为,《逻辑》肯定很接近完成了,如果不是已经完成了的话。”虽然摩尔此时有了一个新借口——要留在剑桥写一篇论文——但维特根斯坦不接受:

究竟为什么你不能在这儿写你的论文?你会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看得到壮丽风景的起居室,我会让你爱自个呆多久就自个呆多久(事实上呆一整天也行,若必要的话)。另一方面,只要我们都想我们就能随时见到对方。我们甚至能谈谈你的工作(那也许会是有趣的)。或者你真需要有那么多书?你看——我有大量的事要做,所以一点不会妨碍到你。一定搭那趟17号从纽卡斯尔启程19号到卑尔根的船,到这儿来做你的工作(由于我会阻挠你过多地重复自己,我甚至可能对你的工作有好的影响)。

摩尔最终克服了不情愿——他不情愿面对旅途的艰苦,也不情愿面对更加使他畏缩的和维特根斯坦独处的前景——答应前往。他于3月24日动身去卑尔根,两天后维特根斯坦在卑尔根接到了他。他的来访持续了两星期,每天晚上都进行“讨论”,其形式是维特根斯坦说、他听(“他讨论”,摩尔在日记里抱怨)。

4月1日维特根斯坦开始向摩尔口述一系列逻辑论述。无论这些论述构成了此前提到的“逻辑”的全部、抑或只是其选集,我们至少可以假定它们涵盖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们的中心观点是断然地坚持说出和显示的区分;在前一年向罗素口述的笔记里,这种区分只是暗含着的。摩尔笔记的开头是:

逻辑的所谓命题显示语言的逻辑性质,因而显示宇宙的逻辑性质,但什么都不说出。

这笔记勾勒出,这一区分如何做到了他先前告诉罗素必须做到的事:表明类型论之多余的一种符号理论。存在不同类型的东西(对象、事实、关系等等),但这一点不能被说出,而是由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符号显示出,而符号类型之不同则能被即刻看出。

维特根斯坦将此成果视作自己先前向罗素口述的笔记的一个可观进展,这也是——至少暂时是——他对这一题目的最终论述。他写信催促罗素读摩尔的笔记。“我现在再次陷入枯竭的状态,既不能做任何工作,也不能解释自己以前做过的工作”:

不过,摩尔在我这里时我对他详细解释过了,他作了各种记录。所以你最好从他那里尽力发掘。里面的许多东西是新的——完全理解它的最好办法是你自己读摩尔的记录。可能得过一段时间我才能做出进一步的东西。

回到剑桥后,摩尔——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指示——去询问《逻辑》可否当学士论文。他就此事征询了弗莱彻(维特根斯坦在三一学院的辅导员)的意见;他得知,根据管理此类论文的规章,维特根斯坦的工作照现在这副样子不符合条件。论文需要包含一篇序言,一些注释:说明其资料的来源,指明作者自认为论文的哪些部分是原创性的,哪些部分参照了他人的成果。

摩尔随之写信向维特根斯坦说明情况。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他的工作——“哲学的下一大步”——没有资格获授一个学士学位!?只是因为没有裹上本科生学业的惯常行头!这超出了底线。必须明珠暗投已经够糟了,被驳回则是不可容忍的。5月7日,他在一封写给摩尔的猛烈讥讽的信里发泄了自己的情绪;这封信暂时把他同摩尔的友谊和获得剑桥学位的希望都葬送了:

亲爱的摩尔,

你的信惹恼了我。我写《逻辑》时没有查阅规章,因此我认为,如果你不过多查阅规章便给我学位,那不过是公平起见!至于序言和注释,我认为我的审查人很容易看出我从鲍桑葵[84]那里抄袭了多少——如果我不值得你为我甚至在一些愚蠢的细节上破一次格,那我最好直接下地狱;如果我值得,你却不去做那么——凭着上帝之手——你会去那儿。

整个事情太愚蠢了,太禽兽了,写不下去了所以——

对摩尔的攻击是没道理的:制定规章的不是他,执行规章也不是他的职责——他只是告知维特根斯坦规章和其论文间的形势。此外他不习惯听到这种风格的语言,这封信的口气令他深感不安。他为这种不公甚感震惊,其猛烈的程度竟使他的身体感到不适。他的5月11日到15日的日记说明,收到信数天后他仍旧为了这一击昏眩着。他没回信。

大约两个月之后的6月3日,摩尔收到了一封较为友好、几乎是悔罪的信,那是维特根斯坦从挪威到维也纳过夏天后写的,但他也没有回信。

亲爱的摩尔,

离开舒登前整理文件时,我瞥见了你的那封曾令我那般狂野的信。再次细读之下,我发觉自己可能没有充分的理由写那样的信给你。(但不是说现在我有点喜欢你的信了。)但至少我的怒火已冷却了,我还是情愿再和你做朋友。我认为我现在这样做已够费劲的了,因为我不会给许多人写这种话;如果你不回这封信,我不会再给你写信。

“我觉得不会回信,”摩尔在日记里写,“因为我确实不想再见到他。”随后的数年里他的决心有几回几乎动摇了。和罗素或德斯蒙德·麦卡锡谈话时维特根斯坦的名字会被提到;每一次他都怀疑自己不回信是否正确。但即便维特根斯坦(间接地通过品生特)恳求他再联系,他也没有那样做;直到维特根斯坦1929年回到剑桥,和他碰巧在火车上碰面,他俩的绝交才得以修复。但这些年里有关维特根斯坦的念头一直缠绕着摩尔,他竟考虑写一部专门的日记:“我对维特根斯坦的感受”。

如我们所见,摩尔来过后维特根斯坦再次陷入了枯竭。因为暂时不能做进一步的逻辑工作,他转而专心建造一所小房子,地点在松恩峡湾边上,离他的村子约一英里远。他打算把这所房子当一处有点儿永久性的住所——至少是他最终解决所有逻辑根本问题之前的住处。但7月份他为了避开挪威的旅游季回维也纳时房子还没完工。他打算只离开一个夏天,这段时间里先去奥地利的家人那儿,再和品生特去度假。但直到1921年夏天他才回到挪威,那时逻辑的根本问题已经——至少暂时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