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转而考虑有天赋的男人,我们会看到,在他们身上,爱的开端常常是自我折磨、自轻自贱和自我克制。一种道德转变出现了,被爱的对象像是生出一种净化作用。

——魏宁格,《性与性格》

维特根斯坦在不安和烦躁之中结束了同品生特的度假,回到剑桥。没几天他和罗素有了第一次严重的分歧。维特根斯坦不在时罗素在《希伯特期刊》(ihibbert/iijournal/i)上发表了一篇论“宗教本质”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从他放弃的书稿《牢狱》里抽出来的,也是受奥特琳启发的一次尝试;它提出一种其中心概念为“我们生命的无限成分”的“冥想的宗教”,那一成分“并非从某一视角看待世界:它无所偏颇地照耀着,就像阴天照在海面上的弥散的光”:

与有限的生命不同,它是无所偏颇的;它的无所偏颇通向思想的真理、行动的正义和感情的博爱。

在许多方面,这篇文章先行提出了维特根斯坦自己将在《逻辑哲学论》里发展的神秘主义;特别是它提倡斯宾诺莎的“摆脱了有限自我的自由”(即《逻辑哲学论》里说的从永恒的角度[64]沉思世界),以及对于某种要求的批判——罗素称之为“那个坚决的要求:我们的理想应当已经在世界里实现了”(比较《逻辑哲学论》6.41)。不过,和《逻辑哲学论》不同的是,罗素的文章毫不犹豫地表述了这个神秘主义,而且(例如)毫不犹豫地以严格来说无意义的方式使用了“有限”和“无限”这样的词。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厌恶这篇文章,回剑桥没几天就冲进罗素的房间,说出了自己的感觉。他刚巧打断了一封正写给奥特琳的信:

维特根斯坦刚进来了,为了我的《希伯特》文章极为痛苦,显然憎恨它。因为他我不得不停笔了。

数天后罗素详细解释了维特根斯坦爆发的原因:“他觉得我背叛了对严格性的信仰;还有,这种东西太个人化,不宜付印。”“我非常在意,”他又说,“因为我部分同意他。”随后的几天他仍对那次攻击念念不忘:

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使我深深不安。他希望对我有好的评价,他如此难过、如此温顺、如此受伤。

由于愈来愈愿意把维特根斯坦视作自己的天然接班人,罗素对此事就更为在意了。他自己在逻辑分析上的努力正变得越发三心二意。在写出了一篇题为“逻辑是什么?”的论文初稿后,他发觉自己没办法再写下去,感到“非常想把它留给维特根斯坦做”。

在十月的这前几周里,摩尔也感觉到了维特根斯坦的直率批评的力度。学期之初,维特根斯坦首先听了摩尔的心理学讲座。“那些讲座让他很不高兴”,摩尔写道,“因为我花了大量时间讨论沃德的观点:心理学与自然科学在主题上并无不同,不同的只是视角。”

他告诉我这些讲座非常糟——我应当做的是说出我的思考,而不是讨论别人的思考;他也不再来听我的讲座了。

摩尔又说:“今年他和我都仍然去听罗素的数学基础讲座;但w.还习惯傍晚到罗素的屋子呆几个钟头跟他讨论逻辑。”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像是正经历着魏宁格描述的自我折磨和道德转变的过程——在这几个钟头里讨论他自己和讨论逻辑一样多。据罗素讲,他“在骚动的沉默中,像野兽般在我屋里踱来踱去三个小时”。有一次罗素问:“你是在思考逻辑还是你的罪?”“两者皆是。”维特根斯坦回答,继续踱他的步。

罗素认为他濒临精神崩溃——“离自杀不远了,他觉得自己是个可耻的造物,浑身是罪”——并倾向于把这神经衰弱归咎于这事:“他的心智恒常绷得最紧,专注于困难到令人沮丧的东西。”他这个看法得到了一位医生的支持;维特根斯坦对自己身上不时发作的晕眩以及工作能力的丧失感到非常忧虑,请了一位医生来,这位医生断言:“这全是神经的问题。”于是,尽管维特根斯坦真切地希望得到道德上的治疗,罗素坚持在身体上治疗他,建议他吃好点,出去骑骑马。奥特琳则送来了些可可。“我会记下用法,”罗素向她保证,“并想法子让w.用——但我肯定他不会吃。”

不过,维特根斯坦倒接受了罗素的建议,骑马去了。这学期余下的日子,每周一次或两次他和品生特雇了马出行;品生特称之为“温驯的”骑行(即不含跳跃),他们或沿着河岸的纤道骑到克莱西厄,或沿着特兰平顿路骑到格兰切斯特。无论这对维特根斯坦的情绪产生了什么效果,反正一点也没减弱他的这个倾向:突然爆发出对他自己的和别人的道德过失的愤怒。

11月9日,罗素安排好跟维特根斯坦散步。可在同一天,他觉得有必要去观看怀特海的儿子诺斯参加的划船比赛。因此他带维特根斯坦到河边,在那儿两人看着诺斯输了比赛。照罗素的话讲,这事给了他一个“激情的下午”。他自己觉得比赛的“刺激及其传统上的重要性”惹人心焦,由于诺斯“极为在乎输掉比赛”,就更是如此了。但维特根斯坦觉得整件事情令人作呕:

……说我们一样可以去看一场斗牛(我自己也有这感觉),说那统统是邪恶,等等。我很难过诺斯输了,所以耐心地一点点解释竞赛的必要性。最后我们谈起了别的话题,我以为挺顺利的,但他突然站住了,说我们度过这个下午的方式是如此败坏,我们不应该这么活,至少他不应该,他说任何事都不可忍受,除了创造出伟大作品或欣赏别人的伟大作品,说他一事无成而且永远成不了,等等——他说这一切时都带着一股几乎把人击倒的力量。他让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咩咩叫的羔羊。

几天后罗素受够了:“昨天我告诉维特根斯坦,他考虑自己考虑得太多了,如果他又来这套我将拒绝听,除非我觉得他很绝望。现在他再多说已经对他没好处了。”

但在十一月末,我们看到罗素再次被拖进了一场跟维特根斯坦谈维特根斯坦的讨论:

我陷入了对他缺陷的讨论——他为他的不受欢迎而烦恼,问我为什么这样。这是一场漫长而困难而热烈(就他而言)的谈话,持续到一点半,所以我现在很缺觉。他是个很大的难题,但完全值得。他有点太简单了,不过我担心,如果我说太多而令他较少如此,倒会损害他的某些美好品质。

我们能从品生特的一则日记中推断出,罗素说维特根斯坦“有点太简单了”这话的某种含义(也许还能推断出,维特根斯坦以为自己不受欢迎的缘由)。河边“激情的下午”之后的那个晚上,维特根斯坦和品生特一起听了剑桥大学音乐俱乐部的音乐会,随后去了维特根斯坦的屋子。此前罗素提到过的那位本科生修士法默来了。品生特说,他是“一个维特根斯坦讨厌并且认为其内心不诚实的人”:

……[维特根斯坦]非常激动地努力诱导他读一些精确科学的好书,去看看诚实的思想是怎样的。这显然对法默有好处——实际上对谁都有好处:但维特根斯坦非常专横,把他对法默的真实想法告诉了法默,说话完全像是课业老师!法默统统领教了——他显然确信维特根斯坦是个疯子。

维特根斯坦相信自己不受欢迎,但并非全然如此。就在这个学期,他神经烦躁最盛之时,他也成功地获得了某些新的和重要的友谊。尤其是获得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尊重和友爱,在维特根斯坦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凯恩斯都是一个宝贵的、施以援手的朋友。10月31日,罗素第一次把他俩带到一起——“但那次不成功”,他记录,“维特根斯坦病得厉害,无法真正地讨论”。但是到11月12日,我们看见了凯恩斯写给邓肯·格兰特的信:“维特根斯坦是个最奇妙的人物——我上次见你时说他的话完全不对——他也格外的好。我极愿和他在一起。”

凯恩斯的支持很有力,就算林顿·斯特雷奇对维特根斯坦是否堪当“使徒”的一员仍有疑虑,都足以因此而克服了;凯恩斯宣告维特根斯坦有天才之后事情就定下来了。唯一尚存的疑问是维特根斯坦是否想要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是否真的认为跟其他成员定期讨论是值得的。从“使徒”的角度来看这是相当意外的。“你听说没有”,凯恩斯惊讶地写信给斯特雷奇,“我们的新兄弟对社团的唯一反对是,社团并不是使徒[65]的传人?”

罗素虽抱有一点疑虑,但仍然尽量促成此事。“显然”,他写信给凯恩斯:

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社团只是浪费时间。但出于对他的关爱,或许可以想办法使他觉得值得做这件事。

于是,他“关爱地”尽可能把社团往好里说。他向维特根斯坦解释,虽然以社团目前的情况,从中什么也收获不到,但从前它曾经是好的,若他愿意支持它可能还会变好。我们已看到,罗素自己主要反对的是社团里对同性“私情”的偏好。但维特根斯坦的疑虑关乎的是这件事:虽然他喜欢协会里的“天使”(本科毕业了的人):摩尔、罗素,特别是凯恩斯;但他对同辈“兄弟”——本科生成员——怀有强烈的厌恶,不确定自己是否受得了将与他们进行的讨论。他反对他们的不道德,他告诉凯恩斯,观看“使徒”聚会上的他们就像看着尚未梳洗完的人——梳洗虽是必要的程序,但不雅观。

成问题的“兄弟”是弗兰克·布利斯和一个匈牙利贵族弗伦克·贝克什,来国王学院前贝克什曾在比得莱斯学校[66]呆过。两人都卷进了罗素反对的私情,特别是贝克什;据詹姆斯·斯特雷奇说,贝克什第一次去“使徒”的聚会时,凯恩斯和杰拉尔德·夏夫对他充满了情欲,竟至于想在的那块典礼炉前的地毯上当场“搞他”。维特根斯坦反对他们,几乎不可能是因为他们卷入这种韵事:否则就完全不能解释他为何对凯恩斯没意见。他之讨厌贝克什,也许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对立有关。但他反对的主要是布利斯——“他受不了他”,罗素告诉奥特琳。

于是,维特根斯坦怀着很大的犹豫和疑虑接受了会籍,11月16日第一次参加了星期六聚会。会上摩尔读了一篇论宗教皈依的文章,维特根斯坦在讨论中说了自己的观点:就他所知,宗教经验在于摆脱烦恼(即他跟罗素提过的sorge),宗教经验的后果是给予人不在乎会发生什么事的勇气(因为没有什么能发生在有信仰的人身上)。会后林顿·斯特雷奇对社团的未来很乐观,觉得新成员带来的冲突和贱性[67]的前景“尤为令人振奋”:

我们的兄弟布[利斯]和维特根斯坦如此下流,我们的兄弟贝克什如此的棒,协会现在应该能向前冲入最激进的水流。星期天我看望了布[利斯],他看来完全同鲁伯特[·布鲁克]过去一样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