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他写信给悉尼·撒克逊·特纳,详细谈了罗素对维特根斯坦入会的反对:
那个可怜的人处于悲哀之中。他看上去大约96岁——有着长而雪白的头发和无限枯槁的面容。维特根斯坦入选对他是个大打击。他深深希望把维特根斯坦全留给自己,实际上也极为成功,直到凯恩斯坚持跟维特根斯坦会面,并立刻看出他是个天才,必须将他选入。其他人(在贝克什的轻微摇摆之后)也便猛烈地赞同。他们的决定是突然宣布给伯蒂[68]的,伯蒂几乎昏了过去。当然,他对选举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除了那个卓越的理由:社团是如此堕落,他的奥地利人一定会拒绝成为其中一员。他念叨这个理由渐渐念到癫狂,甚至自己都相信它了——但那没有任何用处。维特根斯坦毫无反对社团的迹象,虽然他厌恶布利斯,布利斯也报之以憎恨。我认为大体上前景是最光明的。贝克什是个如此宜人的伙伴,他和布利斯相爱时,还设法去爱维特根斯坦。他们三个应当会搞得很好,我认为。伯蒂真是个悲剧人物,我为他感到很遗憾;但他也是最蒙在鼓里的。
斯特雷奇在好几条上弄错了。罗素毫不希望“把维特根斯坦全留给自己”;若能免除对维特根斯坦的“罪”的整晚整晚的检视,他高兴还来不及——这事已缠了他整个学期。他对选维特根斯坦进“使徒”的疑虑——除了他自己不赞成他们的同性恋外——主要是感觉到那将“引起某种灾难”。就这个观点而言,他并非如斯特雷奇以为的那样蒙在鼓里。
12月初,斯特雷奇的兄弟詹姆斯告诉他:“维特-吉特人[69]正在退出的边缘摇晃。”在摩尔的提醒下斯特雷奇到剑桥劝维特根斯坦留下来,但即使跟维特根斯坦和摩尔两人见了几次,他仍没能做到。学期末罗素向奥特琳报告:
维特根斯坦已经离开了社团。我认为他是对的,虽然出于对社团的忠诚我不会事先就这么说。
他又加了几句,显露出他确实远非想把维特根斯坦全留给自己:
我已花了颇多力气应付他。想到一段时间不用见他,真是个解脱,虽然我觉得自己这么想很恐怖。
罗素对“金子”洛斯·迪肯森重复了自己的观点,即维特根斯坦离开是对的,又说自己劝阻过他:“他是我自摩尔后遇到的最像使徒的人和最有能力的人。”
维特根斯坦在这个米迦勒节学期中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缺乏证据来说明。10月25日品生特记录了维特根斯坦的一次来访,期间他通报了对一个问题的一种新解决——“在最根本的符号逻辑领域”——在冰岛时这问题令他大为困扰,那时他只给出了一种权宜的解决:
最新的解决相当不同,考虑得更全面,如果可靠的话,将根本改变符号逻辑的许多内容:他说罗素觉得它是可靠的,但说没人会理解它:可是我觉得自己弄懂了(!)如果维特根斯坦的解决可行,他将是第一位解决了某个困扰罗素和弗雷格多年的问题的人:它也是个最精巧和最有力的解决。
由此,我们既推想不出那个问题,也推想不出那个解决,虽然看上去那很可能跟维特根斯坦夏天写给罗素的那则短评有关:“我们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原子命题”。学期快结束时维特根斯坦递交给道德科学俱乐部一篇论文;道德科学俱乐部是剑桥的哲学学会,也许可把这篇论文视作那则短评的扩充。这个学期,俱乐部的讨论维特根斯坦参与得很多,在摩尔的帮助下他说服俱乐部采用了一套新规则:任命一位主席,职责是防止讨论变得无效,而且规定任何论文的宣读都不能超过七分钟。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论文是新规则下的首批论文之一。11月29日的备忘录上记载:
维特根斯坦先生读了一篇题为“什么是哲学?”的论文。读这篇论文只花了约四分钟,从而把泰先生保持的前记录缩短了几乎两分钟。哲学被定义为一切这样的原始命题:未得到各种科学给出的证明,它们就已被设定为真。这个定义得到了很多讨论,但并无接纳它的普遍倾向。讨论进行得很是切题,主席不觉得有必要作过多干预。
学期结束后,在回维也纳的路上维特根斯坦到耶拿拜访了弗雷格;他告诉罗素,自己和弗雷格长谈了一次,“讨论了我们的符号理论,我觉得,他理解它的大体要点”。他一月份写给罗素的信表明他正在考虑“复合问题”——若一个原子命题为真,与之对应的是什么?例如,假定“苏格拉底是有死的”是这种命题,那么,与之对应的事实是一个由两样“东西”(苏格拉底和有死)组成的“复合(complex)”吗?这个观点需要一种柏拉图式的假定,即假定形式的客观存在——即假定不仅存在着个体,也存在着“有死”这样的抽象实体。当然罗素在其类型论中已作了这样的假定,而维特根斯坦对此越来越不满。
在假期中,这种不满引得他宣布了他的新逻辑中的一个核心观念。“我认为不能有不同类型的东西!”他写信给罗素:
……对于每一种类型论,都一定有一种适当的符号理论使之成为多余:例如,如果我把命题“苏格拉底是有死的”分析为苏格拉底、有死和(eix/i,iy/i)el(ix/i,iy/i)[70],我就需要一种类型论来告诉我,“有死是苏格拉底”是无意义的;因为若我把“有死”当作一个专名(如我做过的那样),就没有任何东西阻止我做出这种错误的代入。但如果我[把它]分析为(如我现在做的这样)苏格拉底和(eix/i)ix/i是有死的,或一般地分析为ix/i和(eix/i)(ix/i)[71],这种错误的代入就成了不可能的事,因为现在这两个符号自身属于不同的种类。
他告诉罗素,他不十分确信他目前对“苏格拉底是有死的”的分析方式是正确的。但在一点上他有着最高程度的确信:“所有类型论必定要由某种符号理论加以废除,这种符号理论显示出:看上去不同种类的事物,要由不可能代入彼此位置的不同种类的符号表征。”
这是彻底拒斥了罗素的理论,对此,罗素本该为自己的立场作出某种高调的辩护——起码针对如何能不用类型论就在他的数学的逻辑基础里避免矛盾而提出一点厉害的诘问。但此时他已几乎完全放弃了逻辑。假期里他搞了一个相当不同的题目——物的存在。十一月他向道德科学俱乐部提交了一篇论此题目的论文,论文重申了那一年早些时候他在加的夫表达的观点:“对于物的存在,迄今为止还没有提出任何好的论证,无论赞成或反对”;他还提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能从我们私有的感觉与料(sense-data)里认识一个满足物理学假设的对象吗?”他在假期里拟定了一个大纲,建议循此大纲处理此问题:
物理学把感觉呈现为物理对象的函项。
但认识论要求,物理对象应当呈现为感觉的函项。
于是我们得去解用物理对象给出感觉的方程,把它们变成用感觉给出物理对象的方程。
这就是全部。
“我确定我命中了一个真家伙,”他告诉奥特琳,“我的未来几年很有可能花在这上面。”那将需要“物理学、心理学和数理逻辑的一种结合”,甚而创立“一种全新的科学”。在1913年1月的信里,维特根斯坦对这整个计划表现出轻微的排斥:“我不能想像你从感觉与料出发的工作方式。”
于是到1913年初,我们看到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正在按非常不同的计划工作——罗素在创立他的“新科学”,维特根斯坦在做逻辑分析。现在罗素完全愿意承认后者是维特根斯坦的领地,不是他自己的。
品生特觉察到了他俩关系的这个新基础,快开学时他描述了一件事,当时他和维特根斯坦都在他屋子里:
这时罗素来了——来通知我他对自己的讲座时间作的一点改动——他和维特根斯坦谈了起来——后者解说自己在逻辑基本原则上的一个最新发现——我想这发现是他今天早上得到的,它显得相当重要和非常有趣。罗素默许了他说的东西,一声没吭。
几个星期后,当维特根斯坦向罗素断言《数学原理》里的某些较早的证明非常不精确时,罗素对奥特琳说:“幸运的是,把它们弄对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两人的合作走到头了。在逻辑的领域,维特根斯坦远不再是罗素的学生,而成了罗素的老师。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在受了癌症两年多的折磨之后去世了,这是大家预备了很久的;为此维特根斯坦开学回来迟到了。抵达尽头是一种解脱。1月21日他写信给罗素:
我亲爱的父亲昨天下午死了。他的死是我能想像的最美的;连最轻微的痛苦也没有,像一个孩子般入睡!在最后的全部时间里,我一刻也没有感到悲伤,而是感到最大的快乐,我认为这一死配得上整个一生。
最后他于1月27日到达剑桥,直接去了品生特的屋子。大约一星期后品生特记下一段争论,说明了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差别的另一方面。1907年罗素曾是妇女选举权党(wo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