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介绍：
多米诺骨牌和黑暗——想象中光着身子的鲁迪——惩罚——
守信者的妻子——收尸人——吃面包的人们——树林里的蜡烛——
藏起来的素描本——还有捣乱分子的衣服
多米诺骨牌和黑暗
用鲁迪的妹妹们的话来说，厨房里坐着两个怪物。他们说话时不紧不慢，说话声撞击着厨房门。斯丹纳家的三个孩子在厨房外面玩多米诺骨牌，剩下三个在卧室里悄悄听收音机。鲁迪希望自己不要和上个星期学校发生的事情有牵连，他拒绝对莉赛尔讲那件事，也没有在家里提过。
一个灰暗的午后，学校的一间小办公室
三个男孩站成一行，他们的成绩和身体都被彻底地检查了一遍。
玩了第四局多米诺骨牌后，鲁迪开始把骨牌立成一行行，摆成一个穿过起居室的造型。他的习惯是留下一些缺口，以防妹妹们淘气，她们经常来捣乱。
“我可以把它们推倒吗，鲁迪？”
“不行。”
“那我呢？”
“不行，我们都不能动。”
他分别摆了三条骨牌通向中心，然后，他们一起看着精心设计的骨牌倒塌，为这被毁灭的美丽瞬间而高兴。
现在，厨房里的声音越来越大，每个人都试图压倒别人的声音，好引起注意，先前一直保持沉默的一个人开了口。
“不行，”她说，又重复了一遍，“不行。”剩下的人又争执起来，但同样的声音使他们再次安静下来。“请你们，”芭芭拉·斯丹纳恳求他们，“别带走我的儿子。”
“我们可以点支蜡烛吗，鲁迪？”
他们的父亲常常和他们一起关上灯，点亮一支蜡烛，在烛光里看着多米诺骨牌倒下，这样使得游戏更有趣更好看。
他的两条腿都疼起来。“我们找根火柴吧。”
电灯开关在门边。
他悄悄走过去，一只手握着火柴盒，另一只手里拿着蜡烛。
门里面，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争论达到了高潮。“全班最优秀的成绩，”一个怪物说，他已经声嘶力竭了，“更别说他的运动天赋了。”真该死，他为什么要在狂欢节上赢那些比赛呢？
德舒尔。
该死的弗兰兹·德舒尔
可紧接着，他恍然大悟了。
不是弗兰兹·德舒尔的错，是他自己的错。他不仅想向折磨过他的人炫耀才能，也打算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实力。所有人，也就包括了现在厨房里的每一个人。
他点燃蜡烛，关上电灯。
“准备好了吗？”
“可惜我听说过那里发生的事。”这个声音他不会弄错，是他爸爸浑厚的声音。
“来吧，鲁迪，快点。”
“是的，但请你理解，斯丹纳先生，这一切都是为了伟大的目标。想想你儿子能得到的机会，这真的是一个特权。”
“鲁迪，蜡烛在滴油了。”
他朝她们摆摆手，等待亚历克斯·斯丹纳的下文。亚历克斯说话了。
“特权？比方说光着脚在雪地里跑步？比方说从十米高的跳台上跳进三米深的水里？”
鲁迪的耳朵紧贴在门上，蜡烛在他手上融化了。
“一派谣言，”这干巴巴的、低沉的声音例行公事地回答了这些疑问，“我们学校从建校以来就是顶尖的学校，比世界水平更高，我们教育出来人的是德国公民中的精英……”
鲁迪不能继续偷听了。
他把手上的蜡烛油刮掉，借着门缝里透出的灯光抽身回来。他刚坐下，蜡烛就熄灭了，因为他的动作太猛了。屋里一片黑暗，唯一可见的是白色的长方形的厨房门的轮廓。
他擦亮第二根火柴，再次把蜡烛点燃，空气中传来火焰和碳的味道，很好闻。
鲁迪和妹妹们每人推倒一个方向的骨牌，看着它们倒下，最后，中间的塔也轰然拦腰倒下。小女孩们欢呼雀跃起来。
他的哥哥科特走进屋来。
“这些东西看上去就像死尸。”他说。
“你说什么？”
鲁迪注视着科特那张模糊不清的脸，但科特没有回答，他留神听着厨房里的谈话。“那里面在干什么？”
一个小姑娘回答了他的问题，是最小的贝蒂娜，她只有五岁。“有两个怪物在里头，”她说，“他们要带走鲁迪。”
又是一个人类的孩子，真是太机灵了。
后来，等穿军装的人离开后，两个男孩，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四岁，鼓起勇气面对着厨房。
他们站在门厅里，灯光晃着他们的眼睛。
科特先开口说话：“他们要带走他吗？”
他们的母亲把手臂放在桌子上，手掌心朝上摊开。
亚历克斯·斯丹纳抬起头。
沉重地抬起头。
他脸上的表情鲜明，意志坚定。
他用一只手笨拙地拨弄着额前的头发，几次想开口，却没有出声。
“爸爸？”
不过，鲁迪没有向父亲走过去。
他坐到餐桌旁，抓住妈妈摊开的一只手。
亚历克斯和芭芭拉·斯丹纳不会透露当多米诺骨牌像死尸一样倒在起居室里的时候，厨房里谈话的内容。要是鲁迪能一直在门边偷听，哪怕再听一会儿就好了……
随后几个星期里，他告诉自己——或者说，是替自己辩护——要是那晚他听到了剩下的谈话，他就会走进厨房。“我去，”他会这样说，“请带我走吧，我准备好了。”
如果他走进去，可能一切都会改变。
三种可能
1.亚历克斯·斯丹纳不会遭受与汉斯·休伯曼相同的惩罚。
2.鲁迪会离开家去那所学校。
3.有可能，他会活下来。
然而，残酷的命运却没有让鲁迪在正确的时候走进厨房。
他转身和妹妹们玩起了骨牌。
他坐了下来。
鲁迪·斯丹纳哪儿也不去。
想象一下裸体的鲁迪
有个女人。
站在角落里。
她的辫子是他见过的辫子里最粗的，垂到了她的背上。有时，当她把辫子缠在肩膀上的时候，它就像一只吃饱的宠物趴在她高耸的胸脯上。事实上，与她有关的一切都被放大了。她的嘴唇，她的腿，她那细密的牙齿，她还有一副又粗又大的嗓门。没有时间细说了。“来吧，”她叫他们，“来，站在这个地方。”
相比之下，那个医生就像一只秃头老鼠。他的个子瘦小灵活，他在学校办公室里狂躁而又慢条斯理地踱着步。他感冒了。
三个男孩中很难说是谁最不愿脱掉衣服。第一个男孩听到命令时看看周围的每个人，从上了年纪的老师到敦实的护士，又瞅瞅瘦小的医生。中间的男孩只顾埋头盯着自己的两只脚，最左边的孩子不停地感谢上帝，幸好这是在学校的办公室里，而不是在一条黑暗的小巷子里。鲁迪觉得那个护士挺恐怖的。
“谁第一个来？”她问。
管理他们的老师赫克斯丹勒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不像是一个人，而像是一件黑色的衣服。他的脸上蓄着胡子。他扫视了一遍男孩子们，话说得飞快。
“舒瓦茨。”
倒霉的朱吉·舒瓦茨极不情愿地脱下制服，只穿着一双鞋子和一条内裤站在那里。他那张德国人的脸上流露出哀求的表情。
“还有呢？”赫克斯丹勒先生问，“鞋子？”
他又脱掉鞋子和袜子。
“还有内裤。”护士说。
鲁迪和另外一个叫沃拉夫·恩比格的孩子也开始脱衣服了，但他们都比不上朱吉·舒瓦茨的处境危险。这个男孩浑身哆嗦，他比另外两个男孩年纪小点，个子却要高一些。当他脱下内裤的时候，他倍感羞耻地站在又冷又小的办公室里，自尊心也随着内裤落到了脚后跟。
护士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她把两只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口。
赫克斯丹勒先生催促着，腰后面两个孩子动作快点。
医生挠挠头皮，咳嗽起来。他的感冒快把他折磨死了。
三个赤身裸体的男孩子站在冰凉的地板上挨个接受检查。
他们用双手遮住下身，抖个不停。
在医生的咳嗽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中，他们听从他的指令。
他说：“吸气。”他们就吸气。
他说：“呼气。”他们就呼气。
“伸出手来。”一声咳嗽，“我让你们伸出手。”一连串的咳嗽。
男孩子们像普通人一样，看着对方，想博得彼此的同情，可是没有任何办法。三个人都把手从生殖器上拿开，伸出了双臂。此时，鲁迪可不觉得自己是主宰世界的民族中的一员。
“我们逐渐取得了成功，”护士告诉老师，“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未来。这将是一个体力和智力上都更高级的德国新阶层，一个军官阶层。”
不幸的是，她的宣传被停止了，因为医生中途停下来，用尽全身力气对着那堆脱下的衣服剧烈地咳嗽，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鲁迪忍不住好奇地猜想。
一个崭新的未来？就像医生一样？
他聪明地没把这话说出口。
检查完毕，他试着敬了一个裸体的举手礼，这可是他平生第一次。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感觉不妙。
被剥去自尊后，男孩子们得到允许再次穿上衣服，他们被领出办公室的时候，已经能听到身后传来的对他们的评价了。
“他们比普通孩子发育早了点，”医生说，“不过，我认为至少有两个还行。”
护士也同意他的意见。“第一个和第三个。”
三个男孩站在外面。
第一个和第三个。
“第一个是你，舒瓦茨，”鲁迪说，接着他问沃拉夫·恩比格，“第三个是谁？”
恩比格算了算。她是指站在第三的人还是第三个被检查的人呢？没关系，他知道自己想相信什么。“我猜是你。”
“狗屎，恩比格，是你才对。”
一个小小的保证
穿军装的两人知道第三个是谁。
他们来汉密尔街后的第二天，鲁迪和莉赛尔坐在他家门前的台阶上，听他讲这个长篇故事，包括最小的细节。他讲完了那天自己被带出教室后发生的一切，他们还嘲笑了一番敦实的护士和朱吉·舒瓦茨脸上的表情。然而，大部分时间里，这是一个焦虑的故事，尤其是讲到厨房里的谈话和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时。
随后几天里，莉赛尔一直不能消除脑子里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是关于三个男孩的那次体检的，或者，如果她肯承认的话，是关于鲁迪的。
她躺在床上，思念着马克斯，想知道他在何方，祈祷他还活着，可是，在这些念头中间站着的是鲁迪。
他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全身赤裸。
这个想法很可怕，尤其是当他被迫把手拿开时，至少这一点让人害臊，可是，因为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她禁不住还是要去想。
惩罚
纳粹德国的配给证上，没有“惩罚”这一栏，但是这东西每个人都有份。对一些人来说，那意味着在战火中死在异国他乡，对其余的人来说，那意味着战争结束后，全欧洲六百万人死于战火时，他们所面临的贫困和罪恶。许多人一定看见了对他们的惩罚正在降临，但只有百分之几的人欢迎它的到来，其中之一就是汉斯·休伯曼。
你不该在大街上帮助犹太人。
你的地下室里也不该藏着个犹太人。
首先，他受到的惩罚是不安。没能找到马克斯·范登伯格让他坐立不安，莉赛尔看到他为了这件事寝食难安，站在安佩尔河的桥上发呆。他不拉手风琴了。他眼睛里的快乐的银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事情糟透了。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十一月初的一个星期三，真正的惩罚寄到了信箱里。表面上来看，像是一则好消息。
厨房里放着的文件
我们很高兴地通知你，你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申请最后得到了批准……
“纳粹党？”罗莎问，“我以为他们不要你了……”
“他们没有。”
爸爸坐下来又读了一遍信。
他并没有因为叛国罪或是帮助犹太人之类的事情被逮捕。汉斯·休伯曼得到了奖励，至少在某些人的眼里是这样。这怎么可能呢？
“肯定还有别的。”
的确还有。
星期五，来了一份通知书，告诉他们汉斯·休伯曼被应征入伍了。纳粹党的成员当然会乐于为赢得战争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通知书的最后这样写道。如果他不去，后果自负。
莉赛尔刚为霍茨佩菲尔太太读完书回来。厨房里的气氛凝重，一方面是因为豌豆汤冒着腾腾的热气，另一方面是因为汉斯和罗莎·休伯曼那两张茫然失措的脸。爸爸呆坐着，妈妈站在他身后，炉子上的汤开始沸腾了。
“上帝啊，可别派我去苏联。”爸爸说。
“妈妈，汤烧开了。”
“啥？”
莉赛尔忙跑过去，把汤从炉子上端走。“汤烧开了。”成功地拯救完这锅汤后，她转过身，望着她的养父母，他们的脸像一片被遗弃的废墟。“爸爸，怎么回事？”
他把信递给她，她一边读信，手一边发抖。这些文字被用力地写在纸上。
莉赛尔·梅明格想象中的情节
在这间被炮弹震得休克的厨房里，在靠近炉子的某个地方，有一台孤独的、劳累过度的打字机。它放在一间年久失修的空房子里。它的键盘已经褪色，一个空格键高高立起，等待复位。窗外吹来的微风使它轻轻晃动。
喝咖啡的休息时间快结束了。
一堆纸随意地堆在门边，足有一人多高，这些纸是易燃品。
事实上，只有后来莉赛尔开始写作的时候，才见到了真正的打字机。她想知道有多少封信被当做惩罚寄给了像汉斯·休伯曼和亚历克斯·斯丹纳这样的德国人手里——那些帮助过无助者的人，那些拒绝让别人带走自己孩子的人。
这是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的逐渐失利的表现。
他们在苏联战场上节节败退。
他们的城市遭到了轰炸。
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来补充兵源，在大多数情况下，最艰苦的工作很可能分配给那些“最坏”的人。
莉赛尔浏览这封信时，能够透过被打字机弄破的信纸看到木头餐桌。“义务”和“责任”这样的字眼在信里十分显眼。她的胃里酸水直冒，她想呕吐。“这是什么？”
爸爸平静地回答。“我想我教过你读书认字，我的小姑娘。”他的话里没有一丝愤怒或讽刺挖苦，只是一句空洞的话，与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相配。
莉赛尔看着妈妈。
罗莎的右眼下面仿佛出现了一条细细的裂缝，她那张纸板似的脸很快裂开，不是从中间裂开的，而是从右边裂开。裂缝弯弯曲曲地呈弧线形沿着她的脸颊一直延伸到下巴。
二十分钟后，一个女孩站在汉密尔街上
她望着天空，悄悄说着：“今天的天空是柔软的，马克斯，天上的云是软绵绵的，悲伤的，还有……”她看着远方，双手交叉着抱在胸前。她想到了即将上战场的爸爸，两手紧紧抓住身体两侧的衣服。“天气很冷，马克斯，太冷了……”
五天后，当莉赛尔继续观察天气的时候，她没有机会去看天空了。
隔壁，芭芭拉·斯丹纳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她坐在自己家门前的台阶上，浑身颤抖，嘴里抽着一支烟。莉赛尔经过时，科特恰好从屋里出来。他走过来，坐在母亲身边。他看见女孩停住了脚步，就对她大声说话。“过来吧，莉赛尔，鲁迪马上就出来。”
她犹豫了一下，继续朝台阶这边走过来。
芭芭拉抽着烟。烟头上结了长长的一截烟灰。科特接过烟，吹去灰尘，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还给母亲。
抽完烟后，鲁迪的母亲望着天空，用手梳理着纹丝不乱的头发。
“我爸爸也要走了。”科特说。
一片沉寂。
一群孩子正在踢球，就在迪勒太太的商店旁。
“要是别人要带走你的孩子，”芭芭拉·斯丹纳不像是在对他们说话，“你最好同意。”
守信者的妻子
地下室：早晨九点
还有六个小时就要说再见了。
“我拉了手风琴。莉赛尔，一架别人的手风琴。”
他闭上双眼：“我们差点把屋子震塌了。”
如果不算去年夏天喝的香槟的话，汉斯·休伯曼已经十年滴酒不沾了，一直到他去受训的前夜。
他和亚历克斯·斯丹纳下午就一起去了科勒尔酒吧，一直待到深夜。两个人不顾各自妻子的警告，喝得酩酊大醉。这是难免的，因为科勒尔酒吧的老板戴特尔·韦斯默让他们免费喝酒。
显然，汉斯·休伯曼清醒的时候，被请到台上表演。他刚好拉的是大名鼎鼎的“忧郁的星期天”——匈牙利人写的自杀者的赞美诗——虽然他把这首曲子中的悲哀表现得淋漓尽致，却获得了全场的喝彩。莉赛尔想象着当时的情景。人们喝着啤酒，空空的啤酒杯里还残留着泡沫，手风琴的风箱发出阵阵叹息。一曲完毕，听众鼓起掌来。喝着啤酒的人们为他回到酒吧而欢呼。
他们想回家时，汉斯却发现他的钥匙打不开门了。于是，他就敲起门来，不停地敲着。
“罗莎”
他敲错门了。
霍茨佩菲尔太太一点也不惊慌。
“蠢猪你敲错门了。”她在锁孔里吼道，“是旁边那家，你这个白痴”
“谢谢你，霍茨佩菲尔太太。”
“你知道该怎么谢谢我，你这只猪。”
“你说什么？”
“我让你回家去。”
“谢谢你，霍茨佩菲尔太太。”
“你赶紧回家才是谢我呢。”
“是吗？”
（真让人吃惊，此时的对话，和这个凶老太婆厨房里读书的情景，还是相差太远啊。）
“你干脆迷路得了”
等爸爸终于回家后，他没有回自己的床上躺下，而是朝莉赛尔的房间走去。他醉醺醺地站在门口，看着她熟睡的样子。她醒了，立刻以为是马克斯回来了。
“是你吗？”她问。
“不，”他说，他非常清楚她想的是谁，“是爸爸。”
他退出去。她听到他的脚步声朝着地下室走去。
起居室里，罗莎鼾声大作。
第二天早晨九点，罗莎在厨房里给莉赛尔下了个命令：“把桶递给我。”
她往桶里倒满冷水，提着桶来到地下室。莉赛尔跟在后面，徒劳地想阻止她。“妈妈，别”
“我为什么不能？”她在楼梯上白了莉赛尔一眼，“我少拿了什么东西吗，小母猪？你在指挥谁呢？”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女孩没有回答。
“我没有。”
他们走下楼梯，发现他仰面朝天躺在一堆干床罩中间，他觉得自己不配睡在马克斯的床垫上。
“好，让咱们瞧瞧——”罗莎举起水桶，“他是不是还有气。”
“老天爷啊”
他的身上从胸口到头部出现了一个椭圆形的水印，头发被水冲到了一边，连睫毛上都在滴水。“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个老酒鬼”
“上帝啊……”
他的衣服上居然冒出了水汽。他显然是喝醉了。水汽升到他肩头，让他成了一袋泥浆。
罗莎把水桶从左手换到右手。“幸亏你要去打仗了，”她说，她把手伸到空中，毫不畏惧地挥挥手，“要不我自个儿都要把你宰了，你知道我什么都干得出来，对不？”
爸爸把脖子上的水抹掉。“你非得这么干吗？”
“说得对，我就干了又怎么样，”她开始朝楼上走，“要是你五分钟内不上楼，我还会再给你泼桶水。”
莉赛尔被留下来陪伴爸爸，她忙着用干床罩抹去他身上残留的水。
爸爸说话了，他用湿漉漉的右手让女孩停下来，他握住她的手臂。“莉赛尔？”他的脸贴着莉赛尔的脸，“你认为他还活着吗？”
莉赛尔坐下来。
她的两条腿交叉着。
湿漉漉的床罩浸湿了她的膝盖。
“我希望他还活着，爸爸。”
显然，这话听上去太傻了，不过，好像没有别的话好说。
为了至少说点有用的话，为了把他们的注意力从马克斯身上转开，她蹲下身子，把一个手指头伸进地上的一摊水里。“早安，爸爸。”
作为回答，爸爸冲她眨眨眼。
但是爸爸这次眨眼可与往常不同，这次更为沉重，更为笨拙。这次眨眼是马克斯走后的版本，是宿醉后的版本。他坐起身，给她讲起昨晚拉手风琴的事情，还有霍茨佩菲尔太太的话。
厨房：下午一点
还有两个小时爸爸就要走了。“别走，爸爸，求你了。”
她拿着勺子的手在发抖。“我们先失去了马克斯，我不能再没有你。”这个宿醉后的男人拼命把胳膊压在桌子上，闭上了右眼。
“你如今是个大姑娘了，莉赛尔。”他差点无法克制，但最终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照顾好妈妈，好吗？”女孩只能微微点点头。“好的，爸爸。”
他离开汉密尔街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清醒，身上套着一件外衣。
亚历克斯·斯丹纳还有四天才走。在他们去车站前一个小时，他过来祝汉斯好运。斯丹纳全家都来了，分别和汉斯握手告别。芭芭拉拥抱着他，吻了吻他的脸颊。“要活着回来。”
“好的，芭芭拉，”他的话里充满了信心，“我当然会活着回来，”他甚至还强颜欢笑，“只不过是打一场仗，你知道，我曾经躲过一劫。”
他们沿着汉密尔街走出去，隔壁那个精瘦的女人走出来，站在人行道上。
“再见，霍茨佩菲尔太太，昨晚的事我很抱歉。”
“再见，汉斯，你这头醉醺醺的猪，”不过，她还是有某种友好的表示，“早点回家。”
“好，霍茨佩菲尔太太，谢谢你。”
她甚至又加了一句：“你知道该怎么感谢我。”
在街角，迪勒太太警惕地从窗户里望着他们，莉赛尔拉起爸爸的手，她拉着爸爸的手走完了慕尼黑大街，来到火车站。火车已经来了。
他们站在月台上。
先是罗莎拥抱了他。
一句话也没说。
她的头紧紧埋在他胸前，然后放开他。
接着，轮到女孩。
“爸爸？”
没有回答。
别走，爸爸，别离开我。如果你留下来，就让他们来抓你好了，可就是别走，求你了，别走。
“爸爸？”
火车站：下午三点
分别的时候到了。
他抱着她。说点什么吧，随便什么都行。他靠着她的肩膀开口了。“你能替我照看我的手风琴吗，莉赛尔？我决定不带上它。”
此刻，他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说的话，“要是有空袭，别忘了继续在防空洞里读书。”
女孩感觉到自己的胸部在微微发育了，因为当它碰到他的肋骨时有些疼痛。
“好的，爸爸，”她盯着离她眼睛一毫米处爸爸的外衣，对他说，“你回家时能给我们拉拉琴吗？”
汉斯·休伯曼对着女儿笑了笑。火车要开了，他伸出手，温柔地捧起她的小脸。“我保证。”说完，他走进了车厢。
火车开动的时候，他们凝视着对方。
莉赛尔和罗莎朝他挥挥手。
汉斯·休伯曼变得越来越小，他手里握着的只有稀薄的空气。
月台上，周围的人们渐渐散去，最后一个人也走了，只剩下这个衣橱一样矮胖的女人和一个十三岁大的女孩子。
接下来的几周里，当汉斯·休伯曼和亚历克斯·斯丹纳在各自的训练营里接受各种集训时，汉密尔街突然变得空荡荡了。鲁迪变了——他变得不爱说话了；妈妈也变了——她不骂人了；莉赛尔感到自己身上也发生了变化，内心没有了偷书的欲望，不论她多么努力地劝说自己偷书会让她快乐起来的，仍然没有作用。
亚历克斯·斯丹纳走后的第十二天，鲁迪感到自己已经受够了。他匆匆走出大门，敲响了莉赛尔的家门。
“你有空吗？”
“是的。”
她不在乎他要去什么地方，或者是他打算干什么，不过没有她陪着，他哪儿都不会去。他们走出汉密尔街，沿着慕尼黑大街出了莫尔钦镇。大约一个小时后，莉赛尔才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时候，她瞥了一眼鲁迪那张铁青的脸，又瞧了瞧他僵直的手臂和握成拳头揣在口袋里的手。
“我们上哪儿去？”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她努力跟上他。“得了，老实说——你该不会真的要去偷东西吧？”
“我要去找他。”
“你爸爸？”
“是的，”他想了想，“不对，事实上，我是要去找元首。”
他走得更快了。“为什么？”
鲁迪停下脚步。“因为我想宰了他。”他甚至立刻转过身，对着全世界大喊，“你们听到了吗？你们这群狗娘养的，我要去把元首宰了。”
他们又继续走，走了大约几里地。这时，莉赛尔确实想回去了。“天就快黑了，鲁迪。”
他还在走。“那又怎么样？”
“我想回家了。”
鲁迪停止前进，看着她，好像她是个叛徒。“好吧，偷书贼，现在离开我吧。我敢打赌要是这条路的尽头有本破书，你就会一直走下去了，对不对？”
两人好一阵没说话，可是莉赛尔马上找到了理由。“你以为只有你才心里难受，蠢猪？”她转过身，“你只失去了你爸爸……”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莉赛尔心里默默计算着。
妈妈、弟弟、马克斯·范登伯格、汉斯·休伯曼，都离开了她。她连父亲的面都没有见过。
“意思是我该回家了。”她说。
她独自走了十五分钟，等到鲁迪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赶上来后，她有将近一个小时没有对他说一个字。他们只是迈着两条酸痛的腿，身心疲惫地往回走。
在《黑暗中的歌》这本书里，有一章叫做“身心疲惫”。一个浪漫的女孩发誓要嫁给一个年轻人，但是后来，他却和她的好朋友一起私奔了。莉赛尔确定那是第十一章。“我已经身心疲惫。”女孩说，她当时正坐在礼拜堂里写日记。
不对，莉赛尔边走边想，我才是身心疲惫呢。一颗十三岁的心不应该有这样的感受。
当他们到达莫尔钦镇附近时，看到了休伯特椭圆形运动场，莉赛尔边走边说：“记得我们在那里比赛的事情吗，鲁迪？”
“当然，我自己正在纳闷呢——我们怎么会摔倒了。”
“你说你身上沾了屎。”
“那只不过是泥巴，”他不能自圆其说，“我是在希特勒青年团里糊上屎的，你别弄混了，小母猪。”
“我才没搞错呢，我只是转述你的话。人们说的话和事实经常是两码事，鲁迪，尤其是你的话。”
这回好受多了。
他们又沿着慕尼黑大街往家走的时候，鲁迪站在他爸爸的裁缝店外向里面张望。亚历克斯离开前和芭芭拉商量过他走后是否由芭芭拉继续开店，不过，考虑到最近的生意日渐稀少，纳粹的存在至少威胁到一部分人，因此两人决定关掉铺子。鼓吹战争的人不喜欢有人做生意。当兵的津贴勉强够他们的开支了。
衣服还挂在栏杆上，店里摆放的模特儿还保持着它们可笑的姿势。“我看那个像你。”过了一会儿，莉赛尔说，她是以这种方式来催他快走。
罗莎·休伯曼和芭芭拉·斯丹纳一起站在汉密尔街上。
“噢，圣母玛利亚，”莉赛尔说，“她们看上去像是很着急吗？”
“她们看上去像要发疯了。”
他们到家时被问了许多问题，大多是：“你们两个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之类的话，可是愤怒很快转化成了宽慰。
芭芭拉还在追问答案。“快点说，鲁迪。”
莉赛尔替他作答。“他要去杀元首。”她说。为了讨好她，有好一阵子鲁迪都装出高兴的样子。
“再见，莉赛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