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〇三年，霍勒斯·奎因竞选时击败了基夫先生，当上了司法官。他原先担任第一司法官代理，很有经验。大多数选民认为，既然极大部分的具体工作是奎因做的，这个头衔不妨也给他。奎因的司法官职务一直干到一九一九年。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司法官，我们这些在蒙特雷县长大的人自然而然地把“司法官”和“奎因”联系了起来。我们觉得任何一个别的人当司法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奎因在职期间逐渐老了。他腿上有老伤，走路有点瘸。我们知道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好几次枪战中表现突出；此外，他的模样长得像司法官——我们所了解的唯一的司法官类型。他的脸又宽又红，两撇白胡子像长角公牛的两个角。他肩宽膀圆，年纪大了开始发胖，但更显得威严。他戴的是斯特森高级呢帽，穿的是诺福克短上衣，近年来开始用挂在胸侧的手枪皮套。旧的腰带枪套勒着肚子不舒服。一九〇三年以来，他就熟悉这个县，到了现今一九一七年，他更熟悉，管理得更顺手。他几乎成为一种惯例，像萨利纳斯的山脉一样，成为萨利纳斯河谷的一部分了。

亚当遭枪击以后的这些年里，奎因司法官一直掌握着凯特的动态。费叶死时，他本能地觉得凯特很可能要负责，但是他也知道，他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定她罪，聪明的司法官是不会拿自己的脑袋往不可能的事上撞的。说到头，两个女人无非都是婊子。

在后来的几年中，凯特办事光明磊落，不对他耍手段，他逐渐对她产生了某种尊重。反正妓院总得有，不如由一些有责任心的人来经营。凯特经常发现当局正在缉拿的人，随时通风报信。她经营的妓院从不惹麻烦。奎因司法官同凯特素来相安无事。

感恩节后的星期六中午，奎因司法官翻阅了乔·瓦莱利口袋里的文件。0.38口径的子弹头把乔的心脏打掉一块，碰到肋骨后，弹头撞扁了，穿出时带下来的皮肉有拳头那么大。牛皮纸信封被发黑的血粘在一起。司法官用一块湿手帕沤湿了纸张。他看了遗嘱，那张纸是折好的，血迹染在外面。他把遗嘱放在一边，检查信封里的照片。他长叹一口气。

每个信封里都牵涉到一个人的名声和内心的宁静。如果运用得法，这些照片可以逼得五、六个人自杀。凯特自己却躺在马勒殡仪馆的停尸台上，福尔马林防腐剂正注入她的脉管，她的胃搁在验尸官办公室的一个广口瓶里。

他看完全部照片之后，拿起电话，要了一个号。他对着话筒说：“你能到我办公室来一次吗？午饭往后推一推，好吗？对，我想你会看出这挺重要。我等着你。”

几分钟后，那个没被提到名字的人来到法院后面那所旧的红砖墙县监狱前的司法官办公室，站在司法官桌子旁边。奎因司法官把遗嘱递到他面前。“作为律师，你看这个遗嘱是否有效？”

来者看了上面的两行字，鼻子发出哼哼声。“这就是我猜想的那个人吗？”

“是的。”

“假如她的姓名是凯瑟琳·特拉斯克，这是她亲笔写的，假如阿伦·特拉斯克是她的儿子，这份遗嘱就像金子一样有效。”

奎因用食指背挑起他两撇牛角似的胡子梢，“你认识她，是吗？”

“唔，说不上认识，我知道她是谁罢了。”

奎因两肘支着桌子，身子向前凑去。“你坐下，我想跟你谈谈。”

来者拉过一把椅子。他的手指在拨弄外衣的钮扣。

司法官问道：“凯特是不是在敲诈你？”

“没的事。她干吗要敲诈我？”

“我是以朋友的身份问问你。你知道她已经死了。你告诉我也没有关系。”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谁也没有敲诈我。”

奎因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像玩纸牌似的把它翻过来，轻轻一扔，照片滑到桌子对面。

来者扶了一下眼镜，倒抽了一口气。“天哪，”他低声说。

“她拍照片时你不知道吗？”

“噢，我知道。她告诉我的。看在基督的份上，霍勒斯——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奎因从他手里拿过照片。

“霍勒斯，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烧掉，”司法官用大拇指在那叠照片信封边上一捋。“这里有一大叠，”他说，“这些鬼玩意儿能把县里搞得天翻地覆。”

奎因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串姓名，然后瘸着腿站起来，走到办公室北墙前的铁火炉前。他把一份《萨利纳斯晨报》揉成一团，点着火，扔进炉子。火苗蹿起来时，他把那叠牛皮纸信封扔在火里，打开烟囱风门，关好炉门。火声隆隆，炉前云母片的小窗里透出黄光。奎因掸掸手，仿佛手上很脏似的。“底片也在里面，”他说，“我搜查了她的书桌。没有别的正片了。”

来者想说些什么，但是他的声音喑哑。“谢谢你，霍勒斯。”

司法官一瘸一瘸走到办公桌前，拿起名单。“我请你帮我办件事。这里有一张名单。告诉名单上的每一个人，说我把照片销毁了。这些人你全认识。他们能信你的话，谁都不是圣人。你同每个人个别接触，把经过情形如实告诉他们。你瞧！”他打开炉门，用拨火棍把那些焦黑的纸片捅得粉碎。“把这也告诉他们，”他说。

来者瞅着司法官，奎因知道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这个人对他的憎恨。他们中间将产生隔阂，至死都消除不掉，并且谁都不会承认这一点。

“霍勒斯，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司法官悲哀地说：“不值一提。将心比心，我指望我的朋友对我也这么做。”

“那个该死的婊子，”来者低声说，霍勒斯·奎因明白这句咒骂中有部分是针对他的。

他也明白，他的司法官当不长了。这些心里有鬼的人会把他轰走，他们非这么做不可。他叹了一口气，坐下。“现在你去吃午饭吧，”他说，“我还有工作。”

一点一刻，奎因司法官从大街拐到中央大街。他在雷诺面包房买了一个法式面包，面包还是热的，散发出发酵面团的美妙的香味。

他把住扶手，走上特拉斯克家门廊的梯级。

老李腰间围着一条擦碟子的毛巾出来开门。“他不在家，”老李说。

“他在回家的路上了。我打过电话给征兵局。我等他。”

老李把他让进屋子，请他坐在起居室里。“你喝杯热咖啡好吗？”他问道。

“有的话就来一杯。”

“刚煮好的，”老李说着进了厨房。

奎因朝舒适的起居室打量了一眼。他觉得自己不想在司法官的位置上再干下去了。他想起一个大夫说的话：“我喜欢接生，因为如果我的工作干得好，结果会带来欢乐。”司法官时常想到这句话。对他来说，如果他的工作干得好，结果总会替某些人带来悲哀。对他来说，他的工作已经逐渐失去了必要性。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很快就该退休了。

每个人都对退休后作过设想，打算做一些以前从没有时间做的事——比如说旅行，看看一直想看而没有看成的书。多年来，司法官想用打猎钓鱼来消磨时光——在圣卢西亚山区漫游，在那记忆模糊的小河边野营。现在几乎到了实现梦想的时候，他却觉得不想去了。睡在地上会使他腿疼。他想起鹿有多沉，把一头晃晃荡荡的死鹿从猎获的地点扛回来有多困难。老实说，他并不喜欢吃鹿肉。雷诺太太很会烧鹿肉，把它泡在酒里，加足调料，可是用这种方法烹调，即使一只旧皮鞋味道也会不错的。

老李添置了一个煮咖啡用的渗滤壶。奎因听到沸水在玻璃圆球里喷溅的声音，他的老练的头脑经过分析，断定老李所说咖啡刚煮好的那句话不是真话。

这个老人的头脑很灵——越用越敏锐。他能回忆起许多人的脸，细细察看，还能回忆场景和谈话的细节。他能像重放一张唱片或者电影似的把记忆中的事物重新回顾一遍。想到鹿肉的时候，他已经在头脑里把起居室的摆设理了一遍，提醒自己说：“喂，这里有点不对头——有点异样。”

司法官发现了问题，再看看房间的布置——丝光印花布、网织窗帘、抽绣白桌布、长沙发上的靠垫套鲜艳得几乎有点俗气。这是一幢只有男人居住的屋子里一个带女性色彩的房间。

他想起自己家里的起居室。除了一个烟斗架以外，那里每一件东西都是奎因太太选择、采购、收拾的。说起烟斗架，其实也是奎因太太买的。那个房间也带女性色彩。这个房间是假冒的。女人气息太重——由男人布置的女性房间——太过火，女人气息太重。准是老李干的。亚当根本不会注意，不用说布置了——不——老李试图布置一个家，亚当连看都不看。

霍勒斯·奎因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盘问亚当的情景，想起他极度痛苦的模样。他至今还记得亚当惊恐的眼神。当时他觉得亚当是个老实透顶的人，他不可能再有别的看法。此后，他时常同亚当见面。他们属于同一个共济会团体，都主持过工作。霍勒斯继亚当之后，担任过分会主席，两人都佩有前任主席的徽章。而亚当被撂在一边——一堵无形的墙把他同外界隔绝开来。你进不去，他也出不来。

但是，当初他极度痛苦的时候，那堵墙并不存在。

亚当通过他妻子接触到了生动的世界。霍勒斯现在想到了她，经过泡洗，浑身灰白，颈项的脉管里插着针头，注射福尔马林的橡皮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

亚当不会干不诚实的事。他无所企求。渴望得到什么东西的人才会不诚实。司法官在寻思，不知那堵墙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负担、乐趣和隐痛。

他挪动一下屁股，以减轻腿的压力。除了咖啡的沸滚声外，屋里静悄悄的。亚当从征兵局出来，该到家了。司法官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我老啦，自己还很满意。

这时，他听到亚当进了前门。老李也听到了，忙不迭地跑到门厅。“司法官来了，”老李说，也许是让他有所准备。

亚当笑嘻嘻地进来，伸出手。“你好，霍勒斯——你带了逮捕证吗？”这个玩笑开得可不坏。

“你好，”奎因说。“你的用人要给我喝咖啡呢。”

老李到厨房里，响起了碟子声。

亚当说：“有什么不对头吗，霍勒斯？”

“干我这行总有不对头的事。等咖啡来了再说吧。”

“别管老李。反正他会听到的。关上门他都能听到。我什么事都不瞒他，因为要瞒也瞒不过。”

老李端着盘子进来了。他露出一丝笑容，斟好咖啡后出去，亚当又问：“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吗，霍勒斯？”

“没有，我觉得不是什么不对头的事。亚当，那个女人同你仍旧有婚姻关系吗？”

亚当一紧张。“是的，”他说，“出了什么事？”

“她昨晚自杀了。”

亚当变了脸，泪水涌上眼睛。他使劲抿住嘴，但还是忍不住，把脸埋在手里哭了起来。“唉，我可怜的宝贝！”他说。

奎因坐着不作声，让他哭个痛快，过一会儿，亚当控制住自己，抬起头。“对不起，霍勒斯，”他说。

老李从厨房里出来，递给亚当一块湿毛巾，亚当擦擦眼睛，还给老李。

“真想不到，”亚当羞愧地说，“我该怎么办？我去认尸，把她葬了。”

“换了我可不这么做，”霍勒斯说，“我是说，除非你认为非这么做不可。我今天来，并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把那份折好的遗嘱从口袋里取出来，递给亚当。

亚当往后一缩。“那——那是她的血迹吗？”

“不，不是的。根本不是她的血。你看吧。”

亚当看了那两行字，直盯着遗嘱出神。“他不知道——她是他的妈妈。”

“你从来没有告诉过他？”

“没有。”

“天哪！”司法官说。

亚当急切地说：“我肯定他不会要她的任何东西。我们把遗嘱撕掉算了。即使他知道，我想阿伦也不会要她的任何东西。”

“恐怕你不能这么干，”奎因说，“我们这么干是违反法律的。她有一个银行保险箱。我不必告诉你我从哪里得到遗嘱和保险箱钥匙的。我去了银行。没有等法院批准。我认为可能牵涉到重大事情。”他并没有告诉亚当，他认为可能还有别的照片。“老鲍勃让我开了保险箱。反正我们可以否认开过。里面有十万多元现款。里面是一捆捆的钞票——除了钞票以外，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有一样东西——一张结婚证书。”

亚当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柔软的、保护性的帷幕又落下来，把他同外界隔得远远的。他看到面前的咖啡，呷了一口。“你认为我该干什么？”他镇静地问道。

“我只能告诉你，如果我处在你的情况该怎么办，”奎因司法官说，“你不一定非照我说的办。换了我，我立即把那孩子找来。我把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都告诉他。我甚至告诉他你以前为什么瞒着他。他今年——多大啦？”

“十七。”

“他是个大人了。他迟早要知道的。不如一下子把真相全告诉他。”

“迦尔知道，”亚当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让阿伦继承遗产。”

“谁知道呢。好吧，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就按你说的做。你陪我一会儿好吗？”

“当然好。”

“老李，”亚当喊道，“告诉阿伦我找他有事。他回家没有？”

老李来到门口。他厚厚的眼皮闭了一会儿又睁开。“还没有回来。也许回学校去了。”

“他回学校的话会告诉我的。你知道，霍勒斯，感恩节那天我们喝了不少香槟酒。迦尔呢？”

“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老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