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你可以告诉他们一部分真话，即使他们以后发现真相，你也不至于太被动。”

“我得想一想。”

老李坚持地接着说：“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便把我妈的遭遇讲给我听，他并不照顾我的情绪。随着我年龄增长，他对我讲了好几次。当然，内容不一样，但总是很吓人。我因为他讲给我听而感到高兴。我如果不知道的话，反而会不快活的。”

“你想告诉我吗？”

“不想。不过你知道以后也许会改变你对自己孩子的做法。你不妨说她出走了，你不知道去处。”

“但是我知道呀。”

“是啊，麻烦就在这里。要么就和盘托出，要么就掺一部分假话。我不能强迫。”

“我得考虑一下，”亚当说，“你妈妈是怎么回事？”

“你真想听吗？”

“只要你愿意讲。”

“那我就尽可能讲得简短些，”老李说，“从我记事起，我跟我爸住在一片土豆地中间的一个黑暗的小木屋里，我爸在那里把我妈的事情讲给我听。他平时讲广东话，但是一讲这件事的时候，就说漂亮的官话。好吧，我讲给你听——”老李开始回忆。

“我先得告诉你，你们美国人在西部修建铁路时，修路基、铺枕木、钉铁轨等等累死人的活儿都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干的。他们工资低，干活卖力，死了也不找麻烦。他们大多是从广东招募来的，因为广东人长得矮小、结实、能吃苦耐劳，再说，他们不爱吵架。这些人是契约劳工，我爸爸的遭遇相当有代表性。

“你要知道，中国人在中国新年的第一天或者年三十必须偿还全部债务，以便没牵没挂地开始新的一年。假如做不到，他就丢脸；不仅丢自己的脸，全家都丢脸。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借口可找的。”

“这个主意不坏，”亚当说。

“不论好坏，习惯就是这样的。我爸爸时运不佳，还不起一笔债。整个家族便聚在一起，讨论解决办法。姓李的是个体面的家族。运气不好怪不了谁，但是欠债同整个家族有关。他们偿还了我爸爸的债务，我爸爸必须再还给他们，那几乎是办不到的。

“替铁路公司招工的人有一个规矩——被雇用的人在契约上签了字，公司就付给他一大笔钱。这一来，他们吸引了许多负债的人。这种做法很合理，也光明正大。只有一件伤心事。

“我爸爸当时很年轻，新婚不久，他对妻子的感情非常强烈真挚，而她对我爸爸的情意准是——压倒一切的。尽管如此，他们当着族长们的面彬彬有礼地告了别，互道珍重。我常想，彬彬有礼也许能作为伤心事的缓冲。

“成群的人像牲口一样给装进一条轮船的黑洞洞的船舱，他们要在那里待六个星期才能到旧金山。你能想象那些窟窿里会是什么模样。不过，运到的商品必须处于尚能使用的状况，因此不能过于马虎对待。再说，我们的人民多少年来学会了集居，在难以忍受的条件下也能保持清洁，维持生活。

“出海一星期后，我爸爸才发现我妈妈也在船上。她穿着男人的衣服，头发也梳成男人那样的辫子。因为大家都悄悄坐着不说话，没有人发现她是女人，那时候当然也没有体格检查、注射疫苗之类的手续。她把她的凉席挪到我爸爸的旁边。除了在暗里凑着耳朵说几句话之外，他们不能交谈。我爸爸为了她的自作主张而生气，可是同时也感到高兴。

“情况就这么摆着。他们按照契约规定要干五年苦工。他们根本没有想过一到美国就逃跑，因为他们是正派人，在契约上签过字。”

老李停了下来。“我原以为几句话就能讲完的，”他说，“不过你不了解背景，我才多说了一点。我去倒杯水来——你要吗？”

“好，”亚当说，“有一点我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能干得了那种苦工？”

“我马上回来，”老李说着就到厨房里去了。他端了两杯水回来，搁在桌子上。他问道：“你想知道什么？”

“你妈妈怎么能干男人的活？”

老李微微一笑。“我爸爸说她是个结实的女人，我相信结实的女人比男人更吃得起苦，尤其当她心中怀着爱情的时候。我想一个多情的女人几乎是摧不垮的。”

亚当不以为然地扮了个怪相。

老李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你会明白的。”

“我并没有不好的想法，”亚当说，“我只有一次经验，怎么能知道呢？往下说吧。”

“在那次漫长而苦恼的航程中，有一件事妈妈没有悄悄地告诉爸爸。当时晕船的人很多，她的呕吐没有特别引人注意。”

亚当嚷了起来：“她不至于怀孕吧！”

“她怀孕了，”老李说，“她不愿意告诉我爸爸，再增添他的烦恼。”

“她上船时知道吗？”

“不，她不知道。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辰最不合适。这个故事比我想象的要长。”

“你现在可不能停下来了，”亚当说。

“我看也不能。到了旧金山，这群肌肉和骨骼上了运牲口的车皮，火车头喷着气，吃力地驶进山区。他们将去劈山开路，在峰峦下面挖隧道。我妈妈给赶进另一节车皮，到了高山草地的营地时，我爸爸才再次同她见面。那地方倒挺美，周围全是青草、鲜花和雪山。那时候她才把怀我的事告诉爸爸。

“他们开始干活。女人的肌肉像男人一样也会锻炼得坚强，再说我妈妈还有坚强的精神。人家要她干的是抡铁锹铁铲的活，艰苦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使他们惊恐担忧的是到时候她怎么把孩子养下来。”

亚当说：“难道他们这样无知吗？她干吗不去找工头，告诉他说她是女人，并且怀了孕？他们肯定会照顾她的。”

“你不明白吗？”老李说，“我讲得还不够详细，所以需要这么长。他们并非无知。这些人像牲口一样给运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干活。工程结束后，没有死的人还要运回去。运来的只是男人，不要女人。美国不希望他们繁衍后代。一个男人有了女人，再有了孩子，就会设法在他们所处的地方站住脚，扎下根，凑合着成立一个家。再把他们轰出去就费事了。但是一群烦躁不安、渴想女人几乎有点疯狂的男人情况就不一样，他们什么地方都愿意去，特别是想回家。我妈妈是这群几近疯狂、野性难驯的男人中间唯一的女人。男人们光干活吃饭，时间越长，就变得越烦躁不安。在工头们眼里，他们不是人，而是动物，不加控制的话会变得危险。现在你就明白，我妈妈为什么不请求帮助了。他们会把她赶出营地，也许还会把她当成一条害病的母牛，把她枪杀掉埋起来，谁说得准呢？就为了有点闹事的苗头，十五个人曾被枪杀。

“不行——我们可怜的种族长期以来学会了安分守己，他们两个就安分守己，维持现状。我们认为肯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但是从来没有找到——我们得到的总是皮鞭、绳索和步枪。我希望刚才不向你提这段事就好了——”

“干吗不提呢？”亚当说。

“我现在仍旧能回想起我爸爸告诉我时脸上的神情。旧时的悲惨给勾了上来，脸色阴沉，充满了痛苦。我爸爸说着说着，不得不停下来，控制自己；再接着说时，口气十分严厉，用的措辞激烈尖锐，仿佛想把自己刺透似的。

“他们声称是叔侄，设法待在一起。几个月过去了，幸好肚子大得不明显，她忍着痛苦干活，好歹熬了下来。我爸爸只能帮她一点小忙，借口说：‘我侄子年轻，身子还没长结实。’他们没有什么打算，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我爸爸想出一个计划。他们可以逃到山里，找一片高山草地，在湖边挖个地洞等待分娩，等我妈妈没有危险，小孩出生以后，爸爸再回来认罚。他再签一个延期五年的契约，顶替他那逃跑的侄子。他们的逃亡计划固然可怜，但除此以外毫无他法，这里似乎还有一丝光明。这个计划需要两个条件——时间要掐准，必须准备一些食物。”

老李说：“我的父母”——他停顿一下，为了自己使用这个称呼微笑起来，这个称呼听来十分亲切，他重说了一遍——“我亲爱的父母开始做准备工作。他们把每天配给的大米省下一部分，藏在睡觉的席子底下。我爸爸找到一根绳子，把一根铁丝锉成鱼钩，因为山间湖里有鳟鱼。他为了省下配给的火柴，烟也不抽了。我妈妈把能找到的碎布都收集起来，用布边上拆下的线和一根树刺做的针，替我缝襁褓。但愿我见过她就好了。”

“我也这么想，”亚当说，“你有没有把这件事讲给山姆·汉密尔顿听过？”

“没有。我应该讲给他听。他喜欢赞美人类的心灵。在他看来，这些事就像人的胜利。”

“我希望他们能逃到那里，”亚当说。

“是啊。当我爸爸讲给我听时，我对他说：‘到湖边去——把我妈妈带到那边去——别出事，千万别出事。你说你怎么到了湖边，怎么用树枝搭了一个窝棚。’我爸爸变得中国气十足。他说：‘真实的事情中含有更多的美，即使是可怕的真实。城门口的说书人歪曲了真实的生活，以至懒惰、愚蠢、软弱的人觉得生活很美妙，这只能加重他们的懦弱，没有教育作用，医治不了创伤，也不能让心灵达到崇高的境界。’”

“往下说吧，”亚当有点急不可耐。

老李站起身，走到窗口，他望着三月的天空里在风中闪烁的星星，结束了他的故事。

“山上滚下来的一块圆石砸断了我爸爸的腿。他们把断腿骨接上，让我爸爸干残废人的活，用锤子把用过的铁钉在一块岩石上敲直。不知道是由于老是担忧呢，还是由于干活太累，我妈妈早产了。这些半狂的人知道之后完全失去了理智。一种饥渴激化了另一种饥渴，一件罪行覆盖在前一件罪行上面，这些饥渴的人遭受的许多小罪行突然爆发成一桩疯狂的滔天大罪。

“我爸爸听到他们嚷嚷‘女人’，心里马上明白了。他刚要跑去阻止，还没长好的腿又折了，他手脚并用地爬到出事的路基斜坡上。

“他爬到那里时，天空也悲惨失色，那些男人正纷纷散开，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忘掉自己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我爸爸爬到页岩堆上我妈妈身边。她血肉模糊，眼睛几乎都看不见了，但是嘴还能动，吩咐他该怎么办。我爸爸用手指从我妈妈撕裂的皮肉里把我掏了出来。当天下午，她死在那堆页岩上。”

亚当喘着粗气。老李带着抑扬的声调接着说：“在你憎恨这些人之前，必须知道一件事。我爸爸最后总是对我说：哪一个孩子得到的照顾都不及我多。整个营地的人都成了我的妈妈。这是一种美——一种可怕的美。现在我得向你道晚安。我说不下去了。”

三

亚当在屋子里到处乱找，抽屉里、搁板上、盒子里都找遍了，最后不得不把老李叫回来问他：“墨水和钢笔呢？”

“你本来就没有，”老李说，“多少年来，你从没有写过字。你要的话，我把我的借给你。”他回到自己房间，取来一瓶墨水、一支用秃了的钢笔、一叠纸和一个信封，统统放在桌子上。

亚当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写信？”

“你不是想写信给你弟弟吗？”

“对了。”

“这么久不通音讯，可不好写，”老李说。

确实不好写。亚当咬着笔杆，嘴抿出怪相。写了几句，把纸撕掉，重写一张。亚当用笔杆搔头。“老李，如果我要出一次门，到东部去，你能照看两个孩子，等我回来吗？”

“你本人去一次比写信还容易一些呢，”老李说，“我当然可以留下来。”

“不。我还得写信。”

“那你干吗不请你弟弟到这儿来呢？”

“嗨，这倒是个好主意，老李。我怎么没想到。”

“这样，你写信也有缘由了，那就好办一些。”

信相当容易地写好，修改之后，又誊了一遍。亚当慢慢读了一遍，放进信封。

“亲爱的查尔斯弟弟，”信中写道，“相隔这么久才收到我的信，你一定感到意外吧。好几次我都想提笔，但是你知道人们拖沓的脾气。

“这封信寄到时，不知你近况如何。我想你身体一定很好。据我猜测，你现在该有五个甚至十个小孩了吧。哈哈！我有两个儿子，是双胞胎。他们的妈妈不在这里。她过不惯乡村生活，住在附近一个城里，我不时见到她。

“我有一个好农场，但是说来惭愧，经营得不是太好。从现在开始，也许我能干得好些。我的决心总是很大的。多年来，我的心情不好。现在好了。

“你怎么样，很得意吧？我很想见你。你到这儿来作客好吗？这里土地广阔，你甚至可能找到一个地方安顿下来。这里冬天不冷，对我们这种‘老头’说来，就是一大好处。哈哈！

“查尔斯，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给我回音。旅行一次对你有好处。我要见你。要说的话太多，不能一一写出来。

“查尔斯，给我来封信，把老家的新闻都告诉我。我想肯定有不少变化。人们越是上了年纪，就越是经常听到认识的人去世的消息。我想那也是自然规律。快给我回信，告诉我你准不准备来。你的哥哥亚当。”

他手里拿着信坐着，眼前浮现出他弟弟皮肤黝黑的脸庞和有疤痕的前额。亚当看到那对褐色的眼睛微微闪亮，嘴唇往后收缩，露出了牙齿，具有盲目破坏力的兽性占了上风。他摇摇头，摆脱这种印象，试图想象那张脸微笑的模样。他试图回忆有疤痕以前的前额，但想不真切。他拿起笔，在署名之下加了一句附言：“查尔斯，不管怎么样，我从没有恨你。我是一直爱你的，因为你是我的弟弟。”

亚当折好信纸，用指甲捋出折痕。他粘好信封口，用拳头按紧。“老李！”他嚷道，“老李！”

中国人从门口探头进来。

“老李，寄信到东部——最东部——要多久才能收到？”

“我不清楚，”老李说，“也许要两星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