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
我和莉莉驱车去见兽医，章鱼仍稳稳地身居高位。我们绕开了结构诡异的洛杉矶音乐艺术学校，没有一个当地人知道怎么从里面穿过去。我开车的时候莉莉总是坐在我膝盖上，今天也不例外。她的下巴枕着我弯曲的左臂——我右手负责换挡，因此左手还象征性地负责方向盘。但凡遇到不得不动胳膊转弯的地方，莉莉便会生气地看着我。章鱼没有开口说话，也不消说，他的声音始终萦绕在耳。与此同时，他也在日长夜大。
候诊室灰暗而狭小，角落里的油毡地板业已剥落，四周的架子上堆满了各类宠物食品，以及标注着“卡洛芬”和“关节补给”等字样的营养品和药品。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来找这个兽医，除了这里离我家很近以外，似乎找不到别的理由。我的生活模式似乎有待商榷：那个叫珍妮的心理医生，还有这间破旧的宠物诊所。不过，这里最近换了一拨不错的新医生，旧的那一拨似乎转眼就消失在了几声难听的狗吠声中。
我在一条木头和熟铁做的长凳上坐下，感觉自己是在等一辆电车。食品架高高在上，试着帮我们搭出一个私密空间。假如发生地震，它倒也算得上是我们可靠的穹顶了。宠物诊所基本上就是一个情绪彩蛋机。小猫们总是很害怕，总是待在宠物箱里，它们的主人同样也很胆小。小狗里面有很快活的，过来做个常规检查，只等结束后的饼干奖励，也有很焦虑的，不分青红皂白就恨起兽医来。有些焦虑的主人仿佛随时会一通狂吠然后扑咬别人，不用问，他们的小狗非病即伤。还有些主人不得不带着噩耗独自离开诊所。在这个彩蛋机里，像我们这样带着头顶章鱼的小狗的，无疑是下下签。大概我们的样子太可怕了，周围的人都不敢直视我们，默默地给我们让出了一条道。
过了一会儿，我们被领到检查室里等医生。我把莉莉放到桌上，她的肉垫在冰冷的金属桌面上发抖。我轻抚她的背，让她不要害怕。检查室也很小。墙上有一张宠物牙科护理海报，上面是小狗牙齿不同腐烂程度的照片。讽刺的是，整个壁纸的主题是宠物牙床疾病。
兽医面带微笑走了进来。他是这拨新医生里最可爱的一个。我默默给他起了个昵称叫“狗先生”，因为就算兽医的学制可能（谁知道）比普通医生短，他看起来还是太年轻了。他穿着压褶的卡其裤，真想告诉他这裤子已经过时了，不过他大概就是为了显得老成一点才穿它的。
“它怎么啦？”
我震惊了，两眼直瞪着他。要是他正在看莉莉的病历卡或者什么指标倒也算了，但他就那么微笑地看着我的狗。只能归结于经验不足。
“你是认真的吗？”我挤出一句。
“莉莉是什么问题？”他开始检查她的牙齿。他想干吗？我知道莉莉的牙烂掉了。由于我的疏忽和有限的预算，她的牙齿和牙床早就不行了。但是现在有什么比她头顶上的东西更可怕？他有没有在说人话？这会儿看什么牙齿？！
“从头说的话，她的头上长了一只章鱼。”
兽医放开了莉莉的下巴，看着她的脑袋，脸色煞白。
“噢。”
没错，噢。
兽医蹲下来仔细观察章鱼。
“多久了？”
“上个礼拜我头一次发觉。”
他转动莉莉的脑袋，仔细观瞧。“你管它叫章鱼啊。”
“你会怎么叫？”我开始打量整个房间，看看墙上有没有兽医资格证之类的，好放心一点。上次见面，我觉得这位狗先生长得很帅，还默默在网上关注过他。我记得他是在宾夕法尼亚上的学，但现在这点也很可疑了。滑稽的裤子和脑子。说不定他的文凭是从关岛的冒牌学校里买的。反正我不会再关注他了。
狗先生还在继续检查。他摸了摸章鱼，又轻轻敲了一下，然后拿了一沓纱布想要挤它。“章鱼这名字不错。”他试着让我冷静下来。
“轻点，”我告诉他，“你会把他惹毛的。”
他的双手围住章鱼。“他已经相当毛躁了。”狗先生站起来去踩垃圾筒，然后把纱布扔了进去。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首先，我们得作进一步检查。我打算把莉莉带到后面去，看看能不能扎针进去，提取一些液体出来。然后拿去化验，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莉莉抬头看看我，她跟我一样生气。于是我彻底失去了耐心。
“它就是一只章鱼！”虽然不想一惊一乍，但我还是涨红了脸，汗从背上慢慢滴下来。要是他还想给章鱼检查牙齿，我该怎么办？
“我知道。但我们越了解章鱼，就越知道怎么对付它。”
这是他今天说的第一句人话，于是我蹲下来对莉莉说：“跟医生过去。他会仔细检查章鱼。我就在外面等你。”
狗先生叫来一个助手，两人抱着莉莉进去了。我回到候诊室，翻开一本过期的《爱狗志》杂志。《五大混血狗新星》《激飞猎犬特辑》，这类标题完全不对我的胃口。《口腔清洁争议与讨论》这种内容还可以翻翻，至少可以在这个凄凉的地方转移下注意力。
我掏出手机，点开相册，看看莉莉没有章鱼时的照片。有张照片里，她跟我坐在悬崖上俯瞰圣巴巴拉市，那是有一次我们驾车穿过太平洋海岸公路的时候拍的。有一张她睡在她的爪印印花毛毯里的照片，窗边的斜阳衬出她棕红色的毛发。还有她坐在浴缸里，浑身湿透，非常生气的照片。我俩在睡前亲吻道晚安的自拍照。她像狮身人面像一样端坐在沙发上的照片，她一身红毛坐在灰色的粗花呢墙纸里，特别精神。另外一张自拍——我俩在后院里，她带着我从毛伊岛带回来的花环，这张是几个星期前才拍的，但快乐的日子已恍如隔世。
照片里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用两只手指放大照片，直到她右边的太阳穴清楚地出现在画面里。是章鱼，就在她的右眼上——不过个头和年纪都更小，不那么明显。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没看出他来？他是从夏威夷跟我回来的吗？在花环上搭了一段顺风车？是不是那天跟温德、哈伦还有吉尔一起在岸上捡海玻璃的时候，不当心把它混在里面一起带了回来？还是那天在海里游泳的时候，我的防卫系统随波飘走了？是不是我急着跟朋友出去的时候，顺手把他放到了我们的头顶上？还是他趁我不备，自己从圣塔莫尼卡海滩里爬出来的？趁我在千里之外的小岛上开怀畅饮的时候跑到我的小狗头上去了？我陷入一阵可怕的、反胃的自责之中。夏威夷岛我只待了五天——为什么代价这么大？
“不好意思，亲爱的。”一位正在打电话的高个儿妇女想从我脚边的架子上拿几罐“糖尿病可食用狗粮”。我坐直身体，让到一边，她弯腰去取，一边跟电话那头嘟哝着什么。
我放下手机，继续翻《爱狗志》，没等我细读口腔清洁的讨论，狗先生叫我了。
“爱德华？”
等我回到检查室，莉莉已经在桌上等我了。她看上很痛苦。
“检查怎么样？”
“针没法扎得很深。”
“章鱼是个老浑蛋。”我承认。
“我们提取了一点细胞，希望可以验出章鱼是不是恶性的。样本得送去实验室化验。”
我给狗先生看了莉莉带花环的照片，里面的章鱼还是个婴儿。我把我知道的章鱼情况，和昨晚莉莉发作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他点头听完，在病历卡上记录下来。莉莉什么也没说，但也不奇怪。她一到医院就拒不开口。
“拿到检查报告以后，我们就更清楚了。到时候可以给她制订治疗方案，配一点防止发作的药，但你知道的，解决……的最好办法……”
“章鱼。”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白痴？
“解决……章鱼最好是动手术。”
我避开他的目光。如果有扇窗可以看看外面就好了，现在只能重新对着那面牙科护理的墙壁。我又想起了候诊室里那本已经翻旧的《爱狗志》，希望这里的工作人员能帮我找到它。
“莉莉几岁来着？”兽医在翻查病历表。
“十二岁，”我说，“十二岁半。”
他放下病历卡。“这个年纪动手术不是很理想。单麻醉就很危险。但我们会讨论出一个最佳方案的，等过几天了解清楚以后。”
“等检查报告出来以后。”我崩溃了。挫败感油然而出。我必须等到周三再过来，听取那些根本谈不上选择的选择。而这些话就要了我285美元。
我们回到车里，有个人不断冲我打灯，想驶入我的停车位，我摆手断然拒绝，好像他要的不只是我的车位，还有我的灵魂。我们就这样在车里坐了十二分钟，直到停车收费器里的钱彻底用完。莉莉静静地从副驾驶座爬到我的膝盖，然后蜷成一个球躺下。她重重地叹了口气。
“你还好吗，豆豆？”
“他们在我头上扎了一针。”
“他们在章鱼头上扎了一针。”
莉莉看着我，好像在说事到如今她和章鱼已经不分你我了。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绝望了。我觉得自己好像也吞下了一整包芥末豌豆，喉咙烧得生疼，几乎窒息。我试着转移注意力，随便什么都行，然后我开始拼写芥末的英文wasabi，奇怪的是我竟然不记得它的结尾是ie还是只有一个i了。我记得应该是只有一个i。但是对吗？不管哪种写法，我都能看到底下的红波浪线，好像我脑子里的单词处理器正在跟我说，你不管怎么拼，都是错的。芥末是一个专有名词吗？需要首字母大写吗？不会的，它只是一种植物，不是吗？我想跑回诊所，让他们帮我恢复正常呼吸，就像多年前帮莉莉做的那样。我甚至不记得上一次正常呼吸是在什么时候了。一次长长的、深深的、放松的呼吸，就像他们在心理助产课和瑜伽光盘里说的那种。我猜是在夏威夷。度假的时候。不用上班，不用赶稿，不用约会，什么事也不做，就那么待着。但是最近一次在家里，没有迈泰鸡尾酒帮我放松神经的正常呼吸是什么时候？我说不上来。
我必须做点什么来忘记这个早晨，来逆转这一天。把芥末豌豆吐出来。
恢复呼吸。
“你猜我们现在要去哪儿？”我问。听我的口气，莉莉知道是个好地方，她兴奋起来。但我没等她猜便说道：“冰激凌店。”
回去的路上，我们在家里附近的街角停下，这里有家韩国人开的宠物店，我挑了一个花生酱酸奶冰的小狗零食。不等回家就当场给她吃了。
章鱼眨眨眼睛问道：“你拿的是什么？”我觉得我永远也不会习惯跟他对话。
“没什么。”我答。我坐在车里，捧着塑料碟，耐心地等着莉莉风卷残云般吃完。吃完后，她又意犹未尽地在空盘子上舔了三分钟。她又活过来了。
章鱼全程饥饿地盯着我，我没理他。我只希望日后不至于为这支冰激凌付出惨痛代价。
周二
周二晚上我和莉莉没有固定安排，特伦特提议去海边喝一杯，我答应了。夜已经深了。我立即又想——这么晚去海边有点麻烦，你甚至都看不见海滩——但特伦特已经在我家楼下等着了，他刚结束了一顿工作餐，而海边永远是一个可靠的目的地和避风港。黑暗中还是能够闻到海水的味道，吹着冷冷的海风，多么惬意。而如今，大海似乎是唯一一个可以摆脱章鱼的地方。特伦特想知道兽医是怎么说的，而我周五才会去珍妮的诊所，这会儿跟他聊聊也不坏。
特伦特那晚有点怀旧，他想去90年代我们常去的同志酒吧坐坐。酒吧在太平洋海岸公路沿路的威尔·罗杰斯海滩边，这段海滩的同志活动区被戏称为金格尔·罗杰斯。在这儿停车一向难如登天，我倒是很快找到一个完美的停车位。大概那个空车位上的路灯刚好坏了，别人才没有发现它。但很快我就发现车位太小了，折腾了五分钟，车都没法塞进去，只好作罢，又开了400米，才找到另外一个停车位。
走回酒吧的路上，我踩到了一个水坑，但好几个礼拜没有下雨了，我的心情可想而知。我想给特伦特发短信，但手机死机了，只好强制重启。好不容易到了酒吧，酒吧的外观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当然它还是一贯的航海主题，但肯定有不对劲的地方。我猜酒吧见了一脸憔悴的我，也会给出同样的评价。
昏暗的酒吧里几乎没有人，我一下就找到吧台边的特伦特。我拉开他身边的椅子，冲酒保招了招手，然后坐下。
“怎么想到来这儿？”我问。
“工作餐。一团乱麻的工作。就想起了以前单纯的日子。”
酒保走过来。他长得不错，但不是同志酒吧吧台里常见的那种妩媚的好看。我问特伦特在喝什么，回说伏特加汤力，就点了一样的。
“兽医怎么说？”特伦特问，“有什么建议？”
酒保把酒杯推给我，又在最后一秒加了片柠檬。我掏出钱包，被特伦特拦住。“我请。”
我喝了一小口，酒很烈，正合我意。“要么保守治疗，尽量减少痛苦，防止发作。要么上麻醉，从章鱼身上取个更大的样本下来，然后讨论出一个更加彻底的方案。”
“你打算选哪个？”
我耸耸肩，又喝了一小口。“我不知道。我得跟莉莉谈谈。”
“但还是你说了算。”
“是吗？”我环顾着萧条的酒吧，“人都去哪儿了？”
特伦特也转了一圈，往后一缩，整个人一紧，好像才发现这里没人似的。“不清楚。大概时间没到。”
酒保肯定在偷听，他插了一句：“11点以后人多。”
我拿出手机看时间，但它还没重启成功，我往吧台上重重一摔。“好样的，该死的周二。”
“周二怎么了？”特伦特问。
“哪儿都不对。周一永远是周一，但至少它是个新的开始。周三是周中日。周四基本上就是周五了，而周五带来周末。但周二呢？什么都不是。”
特伦特看着我，摇了摇头。“有什么关系？你又不出去上班。”
“我在家上班，”我说，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我的手机死机了，停车位太小了，还踩到了……”我低头看看鞋，“一摊小便。我不知道莉莉的事该怎么办。我还要继续说吗？”
特伦特把手放到我肩上。“得给你找个伴。”他再次环顾四周，但希望渺茫。
“哦，我有个伴。”
“什么时候？”
我拿手机想看看今天几号，然后想起来它死机了。“不记得了。就最近。”希望我还活着。
“最近？”他怀疑地说。
“对，最近。”然后我只好让步，“我记得是最近。”时光飞逝。
“总之，我们得再给你找个伴。至少放飞双唇。”他喜欢用那个词代替亲吻。
“11点过了再说吧。”
既然已经辞职在家做自由撰稿人了，我到底为什么会那么讨厌周二呢？特伦特认为，从前我还是世界工厂的螺丝钉，作为一个传统劳动力，我痛恨周二是因为它们的千篇一律——它们缺少个性，没法自成一家。而眼下我痛恨周二，是因为我痛恨一切。我每天早上八点起床。摇醒莉莉，用力但不用费很大劲。接着套上衣服，通常是可以穿去健身房的衣服，也算鼓励自己健身。然后我们出门开始一天的第一趟散步。早晨的阳光刚刚好，不热也不闷。莉莉也同意这一点，绕着屋子前的街区转完一圈，她才会开始喘，但只消喝上几口水就不喘了。我喂她吃早饭，自己喝一杯加甜菊糖的咖啡。笔记本电脑已经充了一晚上电，我把它从书桌搬到厨房，找个太阳照不到屏幕的地方坐下，写上一两个钟头。然后取半根香蕉切成薄片（剩下半根放进冰箱），拌一碗kashi麦片吃。然后我允许自己开会儿小差：看看新闻，去论坛上跟人吵架，关注一下新近的迷恋对象，等等。有时候我真会去健身房，但最近很少。下午我尽量让自己出门，但就算出门办事或消遣，也总是如出一辙。去杂货铺买晚餐食材，去larchmont喝一杯咖啡，去arcligh看一部可看可不看的影片。我钻进车里，停好车，再从车里走出来。驾驶、目的地，这些我都不怎么记得。傍晚的时候莉莉和我开始第二趟散步，散完步，我们喜欢刚入夜时天空里柔软的薄雾。夏至除外，那时候还太亮，冬至也除外，那时候又太黑了。莉莉吃上了她的晚饭和小零食，我会喝上一杯，也吃点东西，一般是芒果干或杏干。得是不含防腐剂的那种，不然我吃了会头痛。吃完，我再工作一段时间。只有工作结束后跟莉莉的晚间活动，游戏之夜、电影之夜、比萨之夜，才会把我从枯燥的日常中暂时解救出来一会儿。夜里，我把电脑放回书桌，手机也拿去充电。跟莉莉最后一次出门散步。我从来不在睡觉前开闹钟。没必要：我的生物钟就跟我生活里的其他事情一样，都是一成不变的。
有个人在吧台前挨着特伦特坐下，他俩聊了一会儿。特伦特朝我的方向做了个手势，对方凑近来，越过特伦特看看我，然后抬了抬手，好像在说“没兴趣”。特伦特回转向我，耸耸肩。
“你之前是跟谁在一起？”他想说点让我开心的话题。
“做按摩的男孩。来我家做的。”
“西奥多。”特伦特失望地说。他叫我全名的时候总是用西奥多代替爱德华，因为他觉得西奥多能代表我不为人知的凶悍面。
“我不叫这个。”
“你付他钱了？”
“没有，”我把“没”拖得很长，为了捍卫自己，也为了捍卫按摩小哥。“我付了按摩费。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我给他倒了杯酒，边聊边点，他也是个作家，一个剧作家……”
“成人剧？”
“不是。好吧，算是。一个编剧，他写给……重点是，我们很聊得来，所以就聊了很久——然后……”我打断了自己，“就跟约会一样。除了，你知道的，我当时只披着一条毛巾。”
特伦特笑了。“我就知道会这样。”
“我自己很惊讶。”但也许我也知道会这样。至少有迹可循。
一个征兆。
我总是凑太近，反而看不清这些。我应该预料到吗？我应该料到章鱼的出现吗？它有征兆吗？octo，拉丁文里的数字八。但我认识的人里有拉丁人吗？任何一个人。毕竟，这里是洛杉矶。也许讨论拉丁人本来就是错的。也许应该关注的是数字八。酒保倒了一杯酒。一加仑等于八品脱。一盒绘儿乐里有八支蜡笔。犹太光明节一共有八天。辛烷里有八个什么分子。是碳分子吗？碳化物是世上所有生命的基础，这是征兆吗？一块停止标志牌有八条边，章鱼是我的停止标志吗？如果是，它要我停止做什么呢？
但征兆是否也分好歹？既然我忽略了章鱼出现的征兆，那我是不是应该找到一个痊愈的征兆，一个章鱼离开的征兆？征兆是不是也出自拉丁文？又转回去了。
我的头好痛。
“几点了？”我问。
特伦特看看手机。“十一点一刻。”
像说好的一样，大门开了，一群人说说笑笑，鱼贯而入。他们都穿着黑裤子和白衬衣。我用胳膊推了推特伦特，他看着这拨新进来的人，做了个“奇怪”的口型，最终把目光落在一个耳朵后面夹了支笔的人身上。
“那人怎么样？”他还在关心我的放飞双唇问题。
我朝酒保招手。“再喝一轮？”他问。
“我能问你一个很傻的问题吗？”
“请讲。”他说。
“这不是一个同志酒吧吗？”
酒保大笑。“以前是。后来老板把它卖了。现在的常客都是本地的餐馆服务生。他们下班才来，所以这里半夜才有人气。”
我看了看特伦特，他耸耸肩。
我用头撞了一记吧台，然后埋进自己的臂弯里。
“我们的运气实在不怎么样，”我说，“都怪你，你开心得太久了。”
“都怪你。你不开心得太久了。”特伦特盯着我的头顶上方。
“你在干吗？”
“在找你头上的乌云。”他开玩笑地打了我一拳。我回击了一拳，半开玩笑。
“再来一轮。”特伦特对酒保说，面前送来两枚新的鸡尾酒杯垫，酒保开始了新一轮调酒。
周五
“周末过得怎么样？”
转眼又到周五，我再次回到珍妮那间黄油色的办公室。如何熬过周三和周四的，此刻已无从记忆。中间莉莉又发作了一回，没有第一回那么严重，但也很吓人。兽医来过电话，说他们取样不足，暂时还不能下结论。狗先生想给莉莉做麻醉，采集一个更大的样本。本来这个星期要跟拥抱男再度约会的，但我取消了。眼下的自己很无趣，毫无魅力可言，无法想象有人会爱上我。然而，对方大概会这么推测：男人终究是喜欢迎难而上的动物，不会珍惜轻易得到的人。
基本上，这星期是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在心理治疗时却很难说出口——即使是珍妮在治疗。今天尤其难，座椅上的珍妮看起来焕然一新，仿佛刚被别的病人投诉过，正在端正态度避免再次被投诉。又或者是她终于找到了阻止自己全情投入工作的关键所在。不论哪种情况，新珍妮看起来都很有活力。
我不想回答她的问题，也可能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的周末过得怎么样？见到兽医……大受打击？连直男酒吧和同志酒吧都没搞清楚……无地自容？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干脆停下把一切咽了回去，叹了口气，开口说起了别的事。“我还是把我们的不速之客告诉你吧。”
“你说的我们……”珍妮顿住。从前她绝不可能注意到这类关键词。不是理解错意思，就是根本没注意到。这的确是一个新珍妮，可我并不喜欢她。
“莉莉和我的……我的莉莉和……我莉莉……”我都没法正常说话了。
“你和莉莉。好。继续。”
继续。喔，很好，我接着说了？
珍妮舔了一下上嘴唇，等着我说下去。
“莉莉和我在对付一只章鱼。”我停下来，等她大惊小怪，但她只是疑惑地看着我。接着我和盘托出，就像跟特伦特和狗先生说的那样。现在我几乎逢人便说，说得自己都厌烦了。珍妮听的时候频频点头，视线始终不曾离开我。我几乎都不认识这个让我直言不讳的女人了。说实话，被她看着还真有点紧张。
“你说的章鱼，是指……”
“章鱼。我说的我们，是指莉莉和我。我说的章鱼，就是指章鱼。”珍妮还是不明白。我拿手机给她看照片，莉莉带着花环的那张。“看，就在这儿。但现在它更大更嚣张了。”
珍妮仔细研究了照片，用手指放大有章鱼的地方。这个动作马上刺激到我（虽然我也做过同样的事），好像她认为我是在小题大做，好像过去的一个星期零一天我都是在无事生非。而且刚才我已经告诉过她，它现在比照片上大了。气死我了。看完，她的眼里充满悲伤与同情，还带着怜悯。但我并不想要她可怜我。我不需要。我是要战胜章鱼的。我不需要这种同情。
珍妮把手机还给我。“你们见过兽医了吗？”
呵。“周一的时候见过了。”
“她怎么说？”珍妮默认兽医也是位女性，不知道她是不是从某个女性研究课里学来的，但这种对男权社会的抗议听上去悲哀而生硬。
“他，”我强调了兽医是男的，“没说什么。上次提取的细胞太少，没法判断。现在他们想给莉莉做麻醉，取一块更大的样本下来化验。”
“你怎么想？”
一般不想回答某个问题的时候，我会给出另一道题的答案，一道还没问出口的问题。我意识到眼下这成了我的惯用伎俩。“我得时不时出门来透透气。我不想跟莉莉分开，但是跟她待在一起就必须跟章鱼待在一起。”我停顿一下，珍妮点点头。“另外，章鱼是趁我不备来的，我在想，是不是我不在，他才有可能离开。”
“也许章鱼没打算离开。”
我瞪了她一眼。
“也许章鱼没打算离开，而是你所做的只会在情感上把莉莉孤立起来。”
我的胃里翻江倒海。“什么话？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不是故意的。你的表现是一种处于悲痛中的自然反应。”
“悲痛？”我加了三个问号问她，自己还没反应过来，“你在说什么？我没有在悲痛。”
珍妮抬了抬一边的眼睫毛，好像在说，你没有吗？
“悲痛什么？我正在全力以赴赶走章鱼。”
“为什么你不能同时有两种情绪？”她问。
看看她都说了些什么。
珍妮继续道：“为什么你就不能一边全力以赴赶走章鱼，一边又作着最坏的打算？”
“他会走的。”
“这个你可以跟兽医讨论。但莉莉年纪大了，你也说过她是那一窝里最弱小的一个，健康状况也时好时坏。除非你身上忽然有大变故，不然她势必会先你而去。狗的寿命本来远不如人，就算章鱼不带走她，别的东西最终也会带走她。一头犀牛或者一头长颈鹿。”
“一头犀牛或者一头长——小狗怎么会长出长颈鹿？”新珍妮是不是发疯了。
“挚爱还在世的时候就开始缅怀，这是我们的天性。即使我们还没失去他们。”我把这些话喂给脑中的假想治疗师，指望他提点更高明的建议。但他居然头一次沉默了，恐怕他也认同珍妮的结论。
“到底什么叫悲痛？它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固执己见。
“有很多种说法。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暂时性的精神错乱。弗洛伊德认为它类似于一种反常的生活态度。”
我直瞪瞪地看着珍妮，好叫她知道我有多愤怒。“第一，我是在反问你。我当然知道什么叫悲痛。第二，谢谢你说我精神错乱。”
珍妮笑笑，表示无意冒犯。“悲痛是一种病理学状态。我们常常看着别人从悲痛中熬过来，不会觉得那是种病态。我们只是希望人们能够熬过去，忍过去，然后走出来。”
阳光从窗外洒进来，照到珍妮的脚上。她把鞋脱在一边，赤脚在太阳底下舒展双腿。这情景让我想起了莉莉，她总是像个小猫一样到处寻觅有太阳的、可以打盹的地方。她还经常把后腿搁在床上，前面大半个身子都匍匐在地毯上的阳光里。
有时候，安定和止痛片就是我的阳光。我常常想爬进它们温暖的光线里。“好吧，我很悲痛。也许你可以给我开点药。”
很不幸，珍妮明白我对药物上瘾的惧怕（我们已经在尽力避免这个话题），也不想刺激我。“再说吧。”
也许，我也在品尝着章鱼带来的折磨。最近我的智力水平接近幼儿：天真地以为我走开一会儿章鱼就会离开；幻想自己是个巨人，好呼风唤雨；做每件事都想冲别人发脾气。
“说到葬礼你会想到什么？”珍妮问。问题把我拉回了现实。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奥登写的《葬礼布鲁斯》。应该是奥登写的。我猜我不是第一个提到它的人。”
“我没听说过这首。”
“是一首诗。”
“我猜到了。”
“我就说明一下。它不是一张布鲁斯唱片。”
珍妮没把我对她的嘲笑放在心上。“你的回答必须是前无古人的吗？诗不就是让人产生共鸣的吗？诗人不就是为了把最细微的感情连接到最广大的世界才写诗的吗？”
我耸耸肩。珍妮是什么人，即便是这个新珍妮，有什么资格谈论诗歌的目的？我又是谁，我的目的又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特别想到这首诗？”
“关掉所有的钟，切断电话；给狗一块浓汁的骨头，让它别叫；钢琴声止，鼓声低吟；抬出灵柩，让哀悼者前来。”诗是大学时学的，后面有点不记得了。
珍妮回味着这几句诗，好像在品一瓶红酒，即将给出完美的评价。“这首诗不合适。”
就在这个时候，原来的珍妮回来了。她大错特错，变回了那个噩梦般的疗愈师。这就是不合适的。一点也不应景，原因很明显：给狗一块浓汁的骨头，让它别叫。
我能感受到有一股怒气自心中升起。
“你是在为一只狗默哀，这首诗不合适！”
周日
火鸡“砰”的一声摔在水槽里，莉莉一惊，醒了。“轻点儿！老天啊。”莉莉最烦打盹的时候吵她。
我不是故意买只冰冻火鸡的，甚至都没打算买火鸡。但六月天里根本没处找新鲜火鸡，而我不顾一切地想证明我没有在悲痛。证明自己的非病理学状态，我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办派对，有什么活动会比一场感恩派对更喜庆呢。而没有火鸡、填料和土豆泥，就谈不上感恩节。而直到结账时收营员递来异样的目光，我才意识到在六月里办感恩晚宴本身就是精神错乱。
“那是豆腐火鸡吗？”莉莉从她的床上站起来，走到水槽边，挨着我的脚坐下。
“没错，晚上吃豆腐火鸡。”几年前，我有个男朋友是吃素的，一起过感恩节的时候，莉莉问起火鸡，我告诉她今年没有，但是我们会做豆腐火鸡。做好端给莉莉，她同样狼吞虎咽地吃光了。肉汁仍是荤汤，而且她的口味跟我并无二致：任何食物加上足够的填料、土豆泥、黄油，再淋上肉汁，必然是绝顶美味。从那以后，她管所有的火鸡都叫豆腐火鸡，她发这个音的时候简直可爱至极，我都不忍心去纠正她。
“今晚我们吃感恩节大餐。”
喔！亲！爱！的！豆！腐！火！鸡！是！我！的！最！爱！我！会！把！所！有！的！豆！腐！火！鸡！一！扫！而！光！
莉莉完全醒了。她把一只爪子伸在我的脚上。“只要我能给这团倒霉的火鸡解冻。”庞大的火鸡占据了整个水槽。
莉莉朝微波炉看了一眼，我立即试着把该死的火鸡塞进去。显然，一只普通的微波炉根本装不下一只18磅的火鸡。
或！者！我！们！把！它！当！冰！激！凌！吃！吧！
“冻火鸡跟冰激凌没法比啊。”我低头看莉莉，她也仰头看着我。她急切地等着我搞定火鸡。“用温水冲！”莉莉吓得往后退。“冲豆腐火鸡，”我告诉她，“不是冲你。”
她立即又扑上来。对！快！冲！
我堵住水槽的排水孔，开始放温水。我有本《烹饪画刊》，里面有篇文章叫《庞然大物怎么烤》，我把它从一堆从没看过的美食书里翻了出来。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还留着它，但光看这个题目我心中就能翻涌出不少童年趣事。
我和莉莉边布置桌面，边等着火鸡解冻。小时候我总是无比期待妈妈布置的节日餐桌。她如何挑选感恩节和圣诞节的别致桌布，镶着金边的白色瓷器又如何在十一月里神奇现身。萌芽中的少女心促使我仔细研究杯盘，拿在手里反复观瞧，再三咀嚼着诸如韦奇伍德、骨瓷、英式之类的词语。有一年我妈妈甚至放了餐后洗手的柠檬水，盛在专门的洗指碗里，碗底下还配着碗托。主食吃完，甜点还没来的时候，梅瑞迪斯和我在里面蘸了手指。我被这种优雅深深地迷住了，简直怀疑妈妈是出身皇室。我试着用眼神央求她透露一点家里的秘密血统（假如我们正在被某个可怕的暴君或皇后追杀的话，我一定会严守秘密！），但她一字不提。我记得小时候是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天天这么吃晚饭。当然了，即便后来从死去的姑妈那儿继承了一套完整的瓷器，我也很少摆出全套来吃饭。
吃感恩节大餐的时候莉莉一般坐在我的主人位上，焦急地咽着口水。等到宾主们风卷残云般吃到第二轮，有时是第三轮的时候，莉莉的假日大餐才会出现在厨房地板她的晚餐碟上。一般我都会蹲在她身旁，帮她把耳朵贴在后面，就像一个可靠的大学男友为他呕吐中的联谊会女孩儿撩头发。这是整个节日里我最喜欢的环节。我仿佛能感受到她散发出来的纯真的快乐。这一会儿，我没把她的晚餐盘放到地板上，而是直接在桌上给她安排了席位。她面前的银器和餐巾显然只是装饰，但这么一来餐桌倒显得十分匀称。
“你还记得我们一起过的第一个感恩节吗？”我问莉莉。
“我们吃了豆腐火鸡吗？”莉莉问。
“你那天吃了好多豆腐火鸡。”
那年晚饭后，有人帮忙做饭，火鸡吃得只剩骨架了，我把它跟其他垃圾一起扔在后门，然后清理餐桌准备上甜点。那天半夜，我发现垃圾袋被咬穿了，里面的鸡骨架被啃得干干净净。地上一排油油的脚印，莉莉躲在厨房的桌子下面，撑得有平时两倍大。她抬头看着我，一边还舔着自己油腻腻的脸。要！打！就！打！反！正！值！了！
跟莉莉讲完这段故事，她大笑，然后说：“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感恩节。”
“第二天显然不是你最喜欢的感恩节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