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美人般的妹妹依然古典，穿一件蓝印花布的合身夹袄，乌黑的秀发盘出一个圆圆的发髻，妩媚含蓄得不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她那个当体育老师的丈夫却出息了很多，已经做了小学校长，皮肤还是黝黑，睫毛很长的眼睛笑起来毛茸茸的，下巴上那个圆圆的肉疙瘩令他特别显出年轻和孩子气，但是他的举手投足都沉稳大方，善解人意。他们夫妇俩，丈夫抱着患先天性心脏病的羸弱的大儿子，妻子抱着虎头虎脑的小儿子，走在县城的小街上，给人的感觉是，命运曾经对他们有所不公，却又最大限度地补偿了他们。
饭店是一座两层的小楼，外墙是马赛克瓷砖贴面，包间里花哨的塑胶地毡和桌上的一次性塑料台布，都透出那个时代小城生活的乏味庸常。
菜单在各人手里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我母亲手上。这样的场合中，我母亲照例是当家做主的人。她点了八个凉菜，八个热菜，四道点心，还有一个包含了诸多内容的杂烩火锅。我觉得有点奢侈，我母亲说，这算什么？要是在家里吃饭，她会做得比这更多。她说，现在不是七十年代了，吃饭这样的事情已经不值一提了。
郭卫星一路上都在沉默，迟迟不能够融进我们家的生活。我很怕他拿出在单位里的那种遗世独立的劲儿，弄得全家人都觉扫兴。还好，我哥哥无意中提到了当时蓄势待发的海湾战争时，郭卫星忽然地来了劲儿，开始掉他的书袋子，从美国人为什么要打这一场战争，说到中国的态度，俄罗斯的态度，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和欧洲各国的动向，说到老布什和萨达姆，说到“飞毛腿”和“爱国者”。他拿出了他过目不忘的看家本事，把他从报纸上杂志上电视里看到的所有信息综合融汇，说得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冷盘热菜和点心一道一道川流不息地上。小城饭店的装潢布置不怎么样，菜肴口味却是一流的，附近很多大城市的食客慕名到这里吃饭，有几道名菜绝对的价廉物美。但是郭卫星的演讲太过投入，他沉醉在伊拉克的战争阴云之中，完全地没有了食欲，对眼前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视而不见，筷子拿在手里，已经不是吃饭的工具，是辅助他演讲的道具。
我们家的人都是很懂规矩和礼貌的人，郭卫星是这一顿饭的主客，主客不动筷子，其他人当然不好自行其是，肚子再饿，饭菜再香，大家也要保持节制，做出认真聆听的模样，所以，除了三个小孩，别的人只能脸上堆笑，心里着急。
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郭卫星包揽了饭桌上的谈话。我的父母，我的哥嫂和妹妹妹夫，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见识过这么善谈，又这么不懂眼色、不会区分场合的人，他们保持沉默，时不时地面面相觑，觉得郭卫星的性格既少见又有趣。
八点钟过后，服务小姐带着一脸小心的笑容走过来，用家乡土话询问我们，可不可以先把账单付了，因为收银员还要等着盘结一天的营业额。一桌子的人都不说话，都用眼睛看着还在兴头上的郭卫星。
郭卫星的嘴里刚吐出“石油欧佩克组织”这个词，忽然地发现大家瞪着他，吓得把剩下的半句话收回去了，脸上表现出茫然。他不懂我们家乡话，所以根本不知道服务小姐过来说了一句什么。他回头看我，向我求助。我没什么好气地告诉他，人家饭店要收工打烊了。他似乎突然地醒悟过来，知道自己今晚说得太多，一时间憋住了气，满脸胀成通红。
我母亲慢慢地站起身来，吩咐饭店服务员：“把桌上剩的这些菜，打包。”
回家的路上，郭卫星显得非常后悔。他沮丧着脸，要求我一定要去问一问我的父母，对他有什么不好的看法。
我以为我母亲会对书呆子气的郭卫星嗤之以鼻，结果不是，经过仔细思考之后，她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郭卫星虽然迂腐，但是这样的人来得可靠，少有花心，会踏踏实实过我们的日子。母亲说，你还想要求什么呢？忠诚可靠不是比什么都好吗？
我心里想，是啊，我要做的事情不就是找个人结婚吗？我要的不就是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吗？
八十年代中期，他还是化工研究所副所长的时候，到深圳出差，从沙头角中英街上给我买过一条秀气的纯金项链，细细的“8”字形的链索，中间吊一个雕花十字架的小坠，做工非常精美。
我想把这条项链改换成一只戒指，在我跟郭卫星结婚那天戴在我的手上。我戴着他买的戒指，好像我的丈夫是他，他的灵魂如戒指一般缠绕着我的无名指，陪伴我过完一生的日子。
这个念头一经冒出，便不可遏止，我一分一秒也不肯耽搁，放下手里看了一半的书稿，出门下楼，坐车直奔闹市区宝祥金店。
金店有“以金换金”的业务，条件是要交换的器物必须是纯金。我挤到柜台边，从脖子上取下项链，递到年长的营业员手中。他摊开手掌托着，粗看一眼，第一句话是：这项链是意大利工艺，换了可惜。第二句话是：分量太轻，换不出像样的戒指。我说我不管，我只要戒指，只要能戴上无名指的戒指。他似有所动地看我一眼，走到柜台上摆放有天平的一个角落里，验纯度，称重量，然后从玻璃柜里的各款戒指中找出最细巧的一只环形戒，告诉我，如果不贴钱进去，只能换这一只。我说，好，就这一只。我付了二十多块钱的加工费，把那只毫不起眼的指环套上左手的无名指。
我的心里一下子熨帖了，快乐了。结婚对我来说有了另外的意义，不一般的、不为他人所知的、隐秘如暗夜之花的意义。
婚后两天，郭卫星才发现了我手指上微微发光的物件。他歪过脑袋看看，若有所思道，无名指上的戒指，应该是婚戒啊，你给你自己买了婚戒？我说我原来就有，只不过戴在右手上，你没有在意。他说是吗？我没有在意吗？他要过我的戒指，翻来覆去地看，还放到鼻子下面闻，像是要嗅出蛛丝马迹的味道。当然他不可能发现任何的异常。戒指的背面只有极细小的标明纯度的几个阿拉伯数字。
他把戒指还给我，同时作了很诚恳的检讨，说婚戒应该是由他来买的，他忽略了这样一件大事，是他错，他这个人想问题总是不够周全。
我笑笑地说，没关系，我一点儿都不在意。
到出版局里开结婚证明的时候，我们还回了各自的单人宿舍，重新领到一套二居屋单元房的钥匙。那时候我们都没有什么钱，也没有装修新房的概念，稍稍打扫收拾一番，把我们原先的旧物用品搬了进去，就这样生活了。
郭卫星没有放弃他养花弄草的爱好，他从街边找来了一个打零工的木匠，在家里做了好些高高低低的花架，之后我们家里进门就如同进了植物园，地上摆着的，墙边靠着的，柜上搁着的，天花板上吊下来的，全是肥肥瘦瘦杂乱无章的盆草盆花。有一段时间我脸上的皮肤总是过敏，发红，还痒，肿，起皮屑，怎么搽药吃药都不见起效。后来医生跟我详细讨论过敏源问题，我才意识到是卧室里的盆花作怪。我把那几盆花坚决地请出房间，过敏的毛病也就不治而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