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可能还是处女？我结过婚，甚至还怀过孩子。郭卫星这个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以为他是知道的，实际上他不知道。他自己没有经历过性爱，就以为别的人也是白纸一张。我明白了这个误会之后，忍不住地笑出声来。我捂住嘴，不出声地笑，直笑得鼻腔酸胀，流出眼泪。
郭卫星坐直了身子，呆呆地看着我笑，从始到终面色严峻，一言不发。
郭卫星对我的失望是深入骨髓的，他不再抱着一盆刚开的草花敲我的房门，也不再制造楼道和盥洗室里跟我的“巧遇”。有一天早晨我上班，路经他的房门时，他刚好一只脚迈出门边，忽然抬眼看见我，吓得慌忙缩进门去，顺便把门也关上了，生怕我不知趣地缠住他打招呼，说话。
我愤怒，又觉得好笑。男人对女人作出这样的防范，实在有点夸张。郭卫星不能接受不是处女的我，情有可原，可是他能够将他对我的态度从沸点一下子降到冰点，要算是他的本事，可见他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他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很久不跟他联系？他说他一直担心我。我告诉他，本来要准备给他一个惊讶的，现在不行了，我已经被人家排除出局了。
我们在江边一个吃鱼鲜的小饭馆里见了面。前不久，在我的坚持下，他找那个戴深度近视镜的农民房东退了租。他的官位刚刚又升了一级，被任命为化工厅的厅长。农民房东既然开始对我们的关系产生好奇，以他现在的身份，再继续租那个房子，怎么说都是一件别扭的事情。
我们要了一个砂锅鱼头。他忙着把鱼头拆开，把肥嘟嘟的鱼眼、鱼唇、鱼脑用汤勺舀到我的碗里，看着我一口口地吃。我吞下一碗汤汤水水之后，抬头对他笑。他也笑。他说，别生气了，多原谅别人吧，郭卫星心里肯定比你更难过。他自己是第一次，就希望别人也是第一次，从他的立场看，并没有什么过分的，是不是？关键是你们事先没有沟通，两个人都有些想当然，书生气。其实，他这样做也好，比憋在心里日后找你的别扭更好。
我本来就没有很认真地生气，喝完了鱼汤之后，心里的一点点委屈也烟消云散。我的身体从来只属于他一个人，别的人即便能跟我同床共枕，成为夫妻，却永远得不到我的灵魂，我内心深处的所有秘密。从这一点来说，郭卫星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对他自己很明智的事情。
他埋着头，用浅勺撇去锅中的一层浮油，给我舀了第二碗汤。我们恰好坐在窗口的位置，透过窗外的光线，我忽然看到他鬓边星星点点的白发。他的脸色也有一点晦暗，眼角的鱼尾纹深了许多，眼袋的形状开始出来了，整个人显得疲惫和憔悴。
我一把将他拿汤勺的那只手紧紧抓住，弄得一满勺热汤洒得四处都是。他吃惊地看着我，问我怎么回事？怎么忽然间眼泪都出来了呢？我放开他，飞快地擦去眼泪，我说没事啊，真的没事啊，不过是有点郁闷。
他把汤碗推到我面前说，你喝汤吧。
一天晚上，郭卫星又一次敲响了我的房门。他站在我的门口，左手提着一串香蕉，右手托着一盆刚刚开花的晚香玉。他不等我开口就做起了检讨，说那天那样对我是不应该的，不了解我的情况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他说他这几天很是痛苦，非常痛苦，想问题想得睡不着觉，早晨起床，枕头上落一层头发。他低下头，让我看他头顶裸露的头皮。他的头发果真显出稀落，连他的脸都好像瘦得小了一圈。这个人是真的用上了心思和脑子。
我似笑非笑地问：那么你现在是想明白了？
他连声回答说，想明白了想明白了，他是想明白了才来找我的，他还是喜欢我，即便我有过婚史，还是喜欢，心里放不下去了。
他放下左手的香蕉右手的花盆，开始拥抱和亲吻我。这一次做事，他不再那么笨拙慌乱，他已经把怀中的另一个身体当作自己的私有，所有的程序有条不紊，愿望和要求一一实施，一切都显得轻车熟路。可见所有的男人在这方面都是一点就通的。
他仰面躺下，深深地叹出一口气之后，把我的一只手拿起来，放到他的胸口上。我们结婚吧，他说，我想要赶快结婚，一天都等不及了。
我母亲来电话，要求我带着郭卫星回一趟家。母亲说，结婚是一定要得到家人祝福的，否则婚后的日子不会顺利遂愿。她说，我和骆京生的结局之所以不幸，就是那年没有先回家，再办事。母亲再三叮嘱，一定要回家，你不能第二次不幸。
我们家已经搬到了医院新盖的带厨卫设备的单元宿舍楼里，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客厅，算得上当年小城里最好的住房，母亲很满意，她要求我回家的意思，自然也是想让郭卫星看一看他们的生活，不要小瞧了我的娘家。母亲的这一番心思，我心里非常明白。
我的家人看见郭卫星的第一眼，脸上或多或少都有些失望。郭卫星远不及骆京生那样的气宇轩昂，也早已经不是一个牛犊一样的壮小伙子，三十多岁的男人，从头到脚都开始懈了，脸上有了疲惫，眼睛里有了沧桑，腰背甚至有了一点微微的佝偻，总之看上去不再会让人觉得新鲜和有所期待。
但是他们很快就想得明白，那一年我同样已经年过三十，是一块放陈的点心，外表起了硬壳，内馅透出哈味，不可能像十年前那样香气四溢、人见人爱了，他们必须对他们的女婿、妹夫和姐夫放低标准。
晚上，全家去城里最好的饭店吃饭，为我们接风。
我们这一大家子走在路上引人注目。首先是我的父亲，他不到六十岁的年纪，却莫名其妙地长出了一头闪亮的银发，配了黑色短大衣和一条驼色围巾，看起来不像医生，像上海过来的老电影明星。一路走过去，认识他敬慕他的人很多，不停地有人站下来跟他打招呼，说话。我父亲背着手，一律微笑点头，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分别。我的母亲，五十岁之后身材日渐丰满，容貌日显家常，开始步入她舒心和富足的晚年。那天她穿的是一件银灰色马海毛的对襟毛衣，是她自己刚刚织妥的。我母亲一向心灵手巧，在这件毛衣上她付出了相当的心思和智慧，衣身是镂空的树叶形花纹，袖口、领口和襟边用的是最时髦的“罗马尼亚针”，配了大大的珍珠色有机玻璃扣。最最不同凡响的地方，是她用细细的银灰色缎带夹进毛线，惟妙惟肖织出了花纹中的树叶筋络，使得衣服上的每一张叶片都显出奇异和柔美的光亮。母亲穿着这件手织的毛衣非常得意，她昂头走路的样子不像小城里的药剂师，像泰国公主，或者说是公主的姑母。
我哥哥步入中年之后苍老得很快，皮肤松驰得不可收拾，年轻时过于女性化的秀美面孔，衰老之后就显出奇怪的失衡，像摆放过久的红元帅苹果。昔日的骄傲和辉煌在他身上荡然无存，他糟透了。与他的苍老干瘪相反，我的嫂子，那个叫张明丽的女人，从前是面如银盘，现在发展成虎背熊腰，壮实得能把我哥哥一把夹起来，大气不喘地绕小城走上一圈。他们的女儿倒是争气，小小年纪，继承了哥哥的秀美聪明，能歌善舞，据说已经有上海的舞蹈学校看中了她，只等她稍微再长大几岁，就把她带去上海，学西洋芭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