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菜是骆京生家的乡下保姆做的，我记得是很简单的四菜一汤：干烧带鱼，木须肉，西红柿炒鸡蛋，青椒土豆丝，榨菜肉丝汤。菜的口味除了咸就没有别的，比我母亲的手艺差得太远。他家里人丝毫没有为待客简单而表示歉疚，吃饭的时候也并不对我有什么照顾推让。老头儿是行军打仗的速度，我还没见他嘴巴怎么动，两碗饭就下了肚，然后筷子一丢，一声不吭地上楼。我看见他夹过两块带鱼，却没见他桌上遗下鱼刺，可见他是连炸酥的鱼骨头一起嚼碎咽下肚的。老太太吃得细巧一些，边吃边跟骆京生的妹妹议论隔壁一幢小楼里的事，好像是那一家的首长病逝，年轻的夫人想要改嫁，儿女们齐心关了她的软禁，诸如此类。她们两个人谈得非常起劲，老太太举着筷子，连饭都忘记了吃，一脸的义愤填膺，对那个要改嫁的女人非常不耻。她们完全忽略了我这个外人的存在。也或者在她们的眼里我的存在不足为惧，不构成对她们谈话的障碍。
只有骆京生不停地为我夹菜。他用目光示意我，让我赶快吃完了离桌。
饭后老太太让保姆端上来一盘表皮风干的东北苹果，要我自己动手削皮，吃。她有点像是要补偿饭桌上对我的轻慢。我客气地谢绝了她，说我下午还要回单位加班写一个材料，告辞出门。她坐在沙发上，对我微笑地摆一摆手。
我出门之后，骆京生从后面追上我，揽住我的腰，建议我们再去香山玩玩。我说我累了，不想再走路了。他笑着说，不是累了，是生气了。他说你不要为我的家里人生气，他们就这样，也不是故意的，没什么坏心。他还说，反正我们结婚之后也不在家里住。
我停住脚，转身望着他的眼睛，态度很激烈：我答应跟你结婚了吗？
他还是笑，不正面回答我的话，把我的腰揽得更紧，像是要把我抱着挟着往前走。
骆京生在报社里分了一间房，没有煤卫设备，但是面积不小，也敞亮，出门不远还有菜市场。拿到钥匙的当天，他骗我说是去看一个展览，结果把我带到了他的新房子里。他紧抓住我的胳膊，从门外的菜市场介绍起，一直介绍到这楼里的厕所水房怎么用，电费水费又怎么交，不容我不听，更不容我半路脱逃。最后他站到了空荡荡的房间里，以内行的口吻，描述了他近乎宏伟的装修计划：墙壁刷什么漆，窗户和门刷什么漆，地上铺什么颜色的化纤地毯，天花板装日光灯还是白炽灯，床、衣柜、写字台、书橱买什么样的，放哪儿最合适……他从背后拥着我，双手环过来绕在我腰上，下巴搁在我的右肩头，每说一句话，下巴的张合就把我的肩胛硌得痒，口鼻中热呼呼的气息把我耳后的头发吹得飘起来，来来回回拂着我的脸颊和眉梢。
亲爱的，你还满意吗？你有什么要做的指示吗？
他总是喊我“亲爱的”，喊得顺滑和自然。他嘴巴里说出这个词的时候，眉毛就会夸张地抬起来，眼睛虚着，脸上有一点坏坏的笑，因此我一直认为他这个昵称是半真半假，带着戏谑和玩笑，是对外国电影和小说里情节的仿作。他这么喊我，我从来不答应，我总是停下手里要做的事情，静静地看他，一直到他改口，喊我的名字。
他拥着我，催促我发表意见和看法。他说如果到了木已成舟我再说“不”字，那他就要气得跳黄河了。
无论他怎么催促，诱劝，哀求，我就是不说一个字。这房子是他分的，他怎么装修怎么伺候，我不想过问。我的人是站在这里，心却非常遥远，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和他的未来真正地联系起来。
一切都是游移和摇曳的，是疏离和暧昧的。也许在骆京生的心目中，我早已经是他的未婚妻了，他每天一下班之后就腻在我这里，跟我周围的邻居混得稔熟，跟我的同事也混得稔熟。他拿着我的饭盆去食堂打饭，用我的澡票去浴室洗澡，帮我处理一些小小的人事纠纷，甚至去见我的领导，征求他们对我的意见，请求人家多多地关心和关照我。只有成为我丈夫的人，才能够这样毫无障碍地入侵我的生活。
但是我心里还在反反复复地想，我爱他吗？他是我一直等待的那个人吗？
那一年的春天和夏天，气候都是令人惊奇的好。春天温暖湿润，夏天凉爽多雨，单位院墙上的蔷薇花开了一批又一批，浓郁的花香把整个街区的空气都熏得甜腻动人，柏油路上泛出的亮光使行人骑车和走路都舒服。七十年代的阴影已经彻底过去，生活正在一点点地多彩和富足起来。我买过一条蓝白色细条纹的连衣裙，束腰，大摆，领口有海军制服式的披肩和飘带。因为裙子的衣料是棉布的，骆京生很喜欢，他说棉布好，朴素，本份，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他这样毫无因由地喜欢前工业社会的产品，我实在搞不懂他遵循的是一种什么逻辑。
每个月拿了工资，我就去街边的食品店买一斤果脯吃。我最喜欢果脯中的杏，颜色是淡黄的，琥珀样的透明，咬在嘴里酸甜，柔韧，齿间有很好的快乐感。山楂条的暗红颜色也是我喜欢的，但是山楂太烂乎，咬一段在嘴里，没等牙齿开始运动，口水就把它化开了，没什么意思。我蔑视不经努力就得到的快乐。
夏天晚上，骆京生在我宿舍里磨蹭到十点多钟，看着我上了床，替我掖好蚊帐，把我第二天早上要用的饭盆和饭票准备好，才背上他的黄布书包走人。他骑车回到报社的时候，一身衣服已经又被汗水湿透了，还得再洗一次澡。
他从来没有留在我的宿舍里过夜。我们的关系已经亲密到在一起可以视对方若无物，但是我们没有上过床。如果我们拥抱和接吻，我们总是站着，最多在椅子上坐着，不会沾到床的边，好像彼此都守着一条底线，对“床”这个东西有所敬畏。
他是真的爱我吗？他对我的身体有足够的好奇和兴趣吗？我给自己设问，试着回答。我答不出来。答案总是模糊和迷离。
我开始醒悟到，男女之间相爱到了一定程度，是必须要用身体作许诺的，如果彼此的肉体没有撞击、交汇和渗透，没有大汗淋漓的缠绕，精疲力尽的付出，掏空一切的给予，没有喘息，吟哦和战栗，爱情就是空中楼阁，是水中月镜中花，虚幻到爱恋的双方都不辨真假。
秋天，骆京生受报社派遣去了一次西藏，拍摄一组宗教题材的照片。半个月之后他回到北京，长发零乱，胡子拉楂，眼睛里多了野气，脸颊上留着黑里带红的高原痕迹，如果穿上藏民服装，说他是拉萨八角街上的康巴汉子，肯定会有人信。
他一回北京就风尘仆仆钻进我的宿舍，把一个麻袋片裹着的物件小心搁到我的桌子上，满脸兴奋地搓手，唏嘘，要我猜里面的东西是什么？那东西巨大，连同麻袋片的外包装，整整占了一个桌面。我先猜是藏刀，又猜是弓箭，最后猜成了藏传佛教的文物。他的笑声越来越响，最后解开麻袋片，居然是一个带弯角的牦牛头骨！
头骨尚未经过人工处理，又在麻袋里闷得久了，打开之后一股恶臭，熏得我翻肠倒胃，险些呕吐。我奔到门外喘气，他追过去，满脸得意地告诉我，为得到这个头骨，他一个人喝下去三瓶青稞酒，还吃掉了一小截用生牛血灌制的血肠。他说，同去的报社同行都想要这个头骨，可最后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因为除他之外没有人敢碰那种血肠。有一个搞美术画家的硬了头皮咬一口，结果吐得翻江倒海，藏民朋友很不高兴。
他说到这里，我已经忍不住，跟着也吐了。他没想到我的反应会有这么激烈，连连道歉，又奔回房间里，把那个腐臭的头骨搬到楼梯杂物间暂存。我说这不行，要是臭味漫溢开，全楼的邻居都会提抗议。他想了想，就把头骨搬到水房里，拿洗脸盆打水往上冲，再拿刷子刷，一遍又一遍，直到鼻子凑上去闻不到异味。然后他拿一把小刀，在水房里蹲着，把头骨缝里残存的肉屑剔得干干净净。这还不能最后算数，他说，人家告诉他了，如果没有特制的药水来保养，那就放在大锅里煮，煮透了，日后就不会发臭生虫。我说这么大的头，这么长的角，哪有合适的锅来煮？他就笑，让我别管，他自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