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办法再简单不过，半夜潜进我们单位的食堂，拿熬粥的大锅烧开了一锅水，把牦牛头骨侧着浸下去，先煮左边一半，再捞上来，煮右边一半。我在旁边看着他忙，一边提心吊胆，生怕有人闯进来拿个正着。他煮完头骨，我用碱水把那口锅仔细涮了三遍。第二天早上去打粥，我仍然是做贼心虚，眼睛不敢往那口锅里看。打到粥之后，我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没有闻出可疑的异味。纵然如此，那盆粥我还是吃不下，偷偷拿出去倒了。
打理干净的牦牛头骨真的很漂亮，弯弯的牛角在生命死寂的时候还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想像这牛当初活着时，又会是怎样的威风和霸蛮！
骆京生一直在琢磨怎么把煮过的牛角弄出光泽来。刷鞋油，涂清漆，还是打蜡？他准备把他这个伟大的战利品用来装饰新房子。他说，可惜这牛角不是最完整，左边的角缺了一个尖，也不知道是牛活着时打架打折的，还是死了之后被人割头时不小心碰坏的。他说他在西藏时就已经跟一个藏族朋友预约过了，让人家得空时帮他寻摸一副更好的，完美无缺的，下次他再去西藏，把那个好的带回来。他一边拥着我，亲我的眼睛，一边含糊不清地说，他一定还会去西藏的，西藏太伟大了，那不是人住的地方，是仙境，是天堂。他一定一定还会去的。
他问我：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也许吧。我说。我又说，这不是能够由我自己决定的事。
机关的工作重心就是材料。起草材料，打印材料，校阅材料，宣读材料，学习材料……循环往复，永远都没有结束的时候。材料统治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也彻底被材料武装了头脑。我们说话使用的是材料语言，思考遵循着材料中的思想，下班后延续着上班写材料的习惯，就连呼吸都会喷出材料的气味。在堆积如山的材料的包围中，我们面色苍白，皮肤干燥，头发脱落，吐气污浊，目光恍惚，语言无趣。我们一天天地疲惫和厌倦，僵化和衰老，封闭和狭隘。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那些有限的文字，纲举目张，先提论点再作论证，三段式四段式，观点鲜明举例鲜活，结尾拎起来，激情洋溢鼓舞人心……如果领导首肯同事欣赏，我们会神志飘飘如饮甘泉。我们在辛苦的劳作中等待表扬，等待升迁，等待加工资，分房子，等待头儿退休之后能作替补，也等待有机会外放一任然后重新杀回。
我们是一群为材料活着的人。
中午在办公室休息时，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大概是从大街上的电话亭里打过来的，背景声异常嘈杂，我听到了一个北京大妈骂人时爆豆般的一串词儿，两个孩子打架的哭声，汽车发动机的轰鸣，甚至还听到了稍远处摊贩卖东西的吆喝。
“我在北京。”他平静地说了这么一句。
我的心里有轰隆的一声爆炸。接下来，我再也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了。我听见了也跟没有听见一样，因为我的大脑成了一个旋转的陀螺，一边飞速地转动，一边又像羽毛一样随风摇摆，轻轻地飞升。我的拿话筒的手在发抖。我的整个人都在发抖，肌肉和骨节簌簌地摇动。
我要见你。我说。
他温和地告诉我，恐怕来不及了，他已经到了火车站，火车就要开了。
我想要见你。我哽咽起来，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睛。
他说他其实昨晚来看过我了，他没有上楼，就站在街对面的屋檐下，看我宿舍里的灯光。他说我穿着一件黄色的毛衣，头发有点长，扎在脑后，不是全部扎起来，只扎了头顶一部分，下面是披着的。这种发型很适合我，清纯，又不张扬。别的我没有什么变化，好像胖了一点，也可能是灯光的原因，灯光底下看人总有点虚幻。
我不能不见你一面。我泪眼模糊地重复这句话。
我还看见了你的男朋友，他说，也是隔着窗玻璃看见的。他的个头真有那么高吗？好壮实的一个小伙子！他看上去很爱你，对你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笑，说明他心地纯和，天性快乐。我很放心，感觉你们会很幸福。我真的是盼望你能够幸福……
我想见你……我听不见他说些什么，也不要听。我放下话筒，不顾一切地奔跑下楼。一口气奔到街口车站，忽然想起皮夹子没带，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全身的汗水哗地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头昏脑胀，几乎再没有走动一步的力气。我挣扎着回到机关，在门口找传达室的大爷借了一辆破旧自行车，骑上去，嘎啦嘎啦地往火车站的方向蹬。我平常很少骑车，技术生疏，一路上歪歪扭扭频繁出错，车轮划着弧圈，龙头不长眼睛，还忙中出错闯了两次红灯，引来抱怨和咒骂声不断。我不敢解释也不敢回击，生怕一不留神又出更大的错误。我摔伤了自己没有关系，摔坏了这辆破车也没有关系，只要能赶到火车站。我只求在火车启程之前赶到车站。
可是我还是迟了一步，南下的火车在我的视线里鸣着汽笛飞驰出站，留下灼热的车轮和铁轨磨擦的气味。
春节，我母亲带着我妹妹到北京来玩。母亲大概接受了上一年春节的教训，不愿意跟她的亲家争我哥哥在大年三十的归属，干脆出门，眼不见为净。
母亲没有来过北京，下了火车就冻得脸红鼻子肿，一个劲地抱怨北方的寒冷。可是等她到了我的宿舍，在烧得发烫的暖气片旁边安顿下来，喝过一杯热茶之后，态度马上又变了，直夸北方好，北方的冬天才是人住的地方，暖气多舒服啊，棉袄都不用穿，脚趾头不会冻得疼，做家务手能够伸得出去，晚上睡觉筋筋骨骨都能抻得开，多好，多好啊。
骆京生把我叫到一边悄悄说话，他说怎么办呢？你妈妈好像坐下来就不肯再出门边了，中午吃饭怎么办？总不能第一天就带她吃食堂？要不我到对街饭馆炒上两个菜，拿饭盒装回来？我说这样最好，你快去吧。
骆京生炒回来的菜，一个是熘肝尖，一个是熘肉片。我母亲吃饭的时候就问我，北京人是不是做什么菜都要勾芡粉，弄得粘乎乎的，才算是好啊？我答不出来。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没有上过几次馆子，熟悉的都是食堂里常做的几个菜。骆京生也不懂，他家里虽然是高干，在吃饭问题上比老百姓还要不讲究。
骆京生本来跟我商量好，让我母亲和妹妹住到他新分的房子里面去，反正床是现成的，临时铺上被褥，一点不费事。我母亲不肯，她说我们家乡有句老话：住人家新，一世还不清。别人家的新房子万万住不得。骆京生只好骑车赶回家，扛上他们家的一张折叠式行军床，再骑车送过来。寒冬腊月，他这两趟车一骑，头发根根里都冒汗气。我母亲就喜欢，说他脾气好，勤快，听话。她一点儿都不知道骆京生在我面前的刚愎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