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那天晚上，他问我，还想要他为我做些什么？我说，带我去吃涮羊肉吧，我到北京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吃过这种闻名遐迩的北京美食。我们就在大雪到来之前的黄昏坐车到了“东来顺”。食客很多，我们排队就排了半个小时。之后，由常倌做主，替我们两个外地来的傻瓜要了一斤羊肉，一个炒羊杂碎，外加两个火烧。我们不知道羊肉涮到怎样的程度算熟，就边涮边用眼睛瞄旁边的北京老客。我把涮熟的肉片捞到他碗里，他蘸着芝麻酱尝了一口之后，赞叹说，名不虚传，真的是很香。
吃完涮羊肉出门，下雪了，漫天都是飘舞的雪花，北京城隐到了一个银色的世界之中。冷风吹过来，我觉得胃里有点翻腾，弯腰在树下吐了一地。他跟到我身后，轻轻拍我的背，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吐完之后转过身，扑到他怀里。我说我难受，我很难受。
回到学校，班主任找我问了话，追究我这两天时间干什么去了。我说家里来了几个亲戚，我陪他们逛逛北京。我平常是个乖顺的学生，从不做出格的事情，班主任就相信了我。他提醒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应该把论文抓紧写好，我这样的外地同学，如果想留北京，成绩必须出色。
唐仁也找过我，他说，他还以为我是故意躲起来不肯见他。我冷笑一声说，如果我不想见，大可以对他说明白，干吗要躲？“躲”这个词用得多么猥琐。唐仁就不吭声。他那时候已经有点怕我。我跟他说过了，我不想再把他当弟弟来爱。
大学最后一年的日子过得非常寡淡。唐仁出国以后，我干脆连一丁点的精神寄托都没有了。我不爱唐仁，可是我又习惯了他在我的面前转来转去，做一些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他的离去使我彻底地成了一个沉默寡言者。
毕业分配前的气氛有一点剑拔弩张。留京的名额有限，想留北京的同学太多。有人为避开锋头，一咬牙考了研究生。还有人公开了自己与北京学生或者社会人士的恋情，明明白白地要求照顾。当然也有班上的党员和学生干部，早早地就被各机关物色下来了，此时心定神闲，波澜不惊。
我是个千真万确的幸运者，留京留得我自己都莫名其妙。我的那个名额本来是班里另外一个女生的，可是她在最后的日子里才得知自己被社科院研究生部录取。这样，她的名额空下来给了我。天上只掉下一个馒头，居然就砸到我的头上。
离开学校的那天上午，宿舍楼里混乱得像一个难民营，门窗洞开，垃圾遍地，书籍纸张成捆地堆在楼梯口，绳子上晾着的很多旧衣破袜找不到主人，就那么在冷风中招摇地飘拂，更多的饭盆、脸盆扔在盥洗室里，人走进去没处下脚，踢出一片咣啷啷的声音。
我们宿舍的几个北京同学，昨天家里就来了人，把她们连人带行李接走了。我必须在今天离开，到我的新单位报到。一早起床，我收拾东西，给行李打包。我在床上摊开一片床单，把垫的和盖的两床棉被放上去，紧紧地迭成方形，包上床单，再用麻绳捆扎。麻绳是新的，我昨天刚从小卖部买回来，因而硬梆梆不听指挥。交叉绳头打结的时候，我如果不用劲，行李包是散的；我稍微一用劲，绳头就从我的手里滑开去，甚至还会弹起来打在我脸上，麻飕飕地疼。当我把全部身体扑到床上去压紧行李时，行李也欺负我，我一屁股坐上去，行李乖乖地缩成一个小小的卷筒，我屁股刚一离开，全部棉被哗地就弹开了，散成一摊。我折腾得满头大汗，心火直窜，只恨手脚太不够用。
有人走到了我的宿舍门口，敲门。我在捆扎行李前不愿意让人看到我的狼狈，事先就把门关上了。敲门声先是有点犹豫，拿不定主意，没有太大把握，忽然间又变得理直气壮，好像生来就有这样的权利。
我正在跟行李窝火，没好气地应一声：进来。
那人在门外笑：你把门锁上了，我怎么进得去？
我无奈，去给他开门。捆了一半的行李趁此机会舒展腰身，我又一次前功尽弃。
门外的人我有点面熟，应该是某系某班的同学。他身高体壮，皮肤像野外工作者那样粗糙发红，头发理得极短，刺猬样地竖着，眉毛极浓，眼睛看人时有似笑非笑的调侃神气，又有点不容置疑的坚定，好像习惯了把别人置于他的监管之下，由他来指挥和调拨一切。他穿着一件很旧的军用大衣，袖口和前襟已经污渍斑驳，咖啡色毛领子上的海虎绒掉得稀稀落落，脚上却蹬着一双崭新的带毛皮鞋，鞋带系出好看的花结，平整的鞋面擦得乌黑锃亮，几近照人。
他看我上下打量他，很不确信的样子，就举起手里的一团军用帆布行李带，问我：“林海燕呢？我来帮她打行李。”
我回答他，林海燕昨天就走了，她家里来了人接她。
他笑笑，并不失望，盯住我床上散得七零八落的被子，很自然地表示，那就改帮我的忙，反正都是同学。他不等我点头同意，自顾自地走到床边去，动手把我的行李彻底打开，重新铺排，曲起一条腿帮忙，迭成很整齐很紧凑的一个卷，再包上床单，用他带来的帆布带捆扎。他整个的动作麻利，娴熟，舒展自如，像玩弄一件雕塑类的艺术品，竟把我看得呆了。全部过程我居然没有能插上一句嘴，他也没有主动回头征求我的一丁点意见。
捆好行李，他环顾四周，看其它用物已经打点妥当，就把行李卷拎起来，在手里掂一掂，空着的一只手顺便又拎起我的木头衣箱，眼睛看着我，下巴往门外一点：“东西都拿上，走吧。”
那一刻我简直就发了傻，他这一连串的动作把我弄得云里雾里。我很弱智地问他，去哪儿？他噗地一笑：你不是要到单位报到吗？我有自行车，可以送你到车站。
我记起来了，他叫骆京生，是新闻系的同学，跟我同届。
因为他提到自行车，我才想起他。好像他跟林海燕很熟，邻居还是什么的，我弄不大清楚。半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林海燕没有回家，一早起来就在宿舍里打扮自己，梳了头，拿一支炭画铅笔描了眉眼，换了不系纽扣的飘带衬衫，而后躺在床上穿牛仔裤。
那时的牛仔裤是大学生中最时髦的衣装，讲究把臀部和大腿裹成肉粽样的状态，因而穿裤子的时候比较费事，须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当窄瘦的裤腰拉至臀围时，吸气，把肚子使劲收进去，臀部肌肉绷紧，用全力往上拉，最后再吸着肚子拉上拉链。有的时候一个人实在难以搞定，需要同学过来帮上一把。
林海燕喊我帮她的忙，让我用两手按住她泡泡的肚皮，好让她自己的手腾出来对付拉链。她满头大汗穿好裤子之后，站起身，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的脸，忽然提出邀请，要我跟她一块儿去拍照。她说，不是一般的风景照，是特写，肖像艺术照，去野外拍，背景里有点儿野趣，比较不俗。拍照片的人叫骆京生，新闻系同学，正学摄影课，乐意找人练手艺。我迟疑。我那段时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对什么都没兴趣。林海燕却热情，不由分说拉了我的手，强制性地带我下了楼。
骆京生在楼门口等着，手里扶着一辆自行车，身边还有另一辆车，是为林海燕准备的。看见多出一个人，他马上走开，片刻功夫就借来了第三辆。他说，我们要选个僻静地方，骑车去京城“八大处”。
我赶快摇手，说我不行。我一向对骑车心存恐惧，到北京这几年中又没有碰过自行车的边儿，技艺更加生疏。骆京生鼓励我：试试吧，骑上试试，不试怎么知道呢？他不由分说地就把一辆自行车塞到我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