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小男孩从石子路上奔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硬纸盒，纸盒里是整齐躺着的四根冰棍。一路太阳烤过来，冰棍几乎化去了一半，盒子里汪着一层粘答答的奶油糖水，已经有嗅觉灵敏的蜜蜂试试探探地要飞过来分享甜蜜。
他把纸盒子一直捧到我的鼻尖下面，亲亲热热地催促我：“姐，你快吃。”
我妹妹也说：“快吃，姐，要化光了。”
我推让道：“你们也吃。”
他一个劲地笑，下巴上的小肉疙瘩跟着一跳一跳，像活了一样。他说：“冰棍是女孩子吃的东西啊，我喝水就行。”说着他又一次跳下凉亭，拧开草地上一个浇花用的水龙头，嘴巴凑上去，喉咙里咽得咕咚咕咚响。水花打在他的牙齿上、嘴唇上、脸上，溅起来，往四面喷散，他的眼睛在水幕中毛茸茸的，有某种食草动物的可爱和善良。
我对我妹妹说：“你千万不要丢失了他。”
我哥哥整日恹恹的，饭吃得很少，脸黄，倦怠，还有一点低烧。我母亲怀疑他是否肝脏有什么毛病，带他到医院作了个检查，还抽去了一管血，结果一切指标都十分正常。母亲琢磨来琢磨去，最后把罪因归结为天热，是民间所说的“疰夏”。她天天给他熬绿豆百合汤，熬金银花汁，熬各种清热泻火的中药，熬得屋子里那股苦兮兮的味儿昼夜不散。
他的面如银盘的女朋友经常来看他。她给他带西瓜，带我们当地少见的水蜜桃，有一次甚至带了一手绢嫩生生的莲蓬，坐在他旁边，一颗一颗地剥莲子给他吃。我哥哥拒绝张口，把那些莲子攥在手心里，看起来像是不好意思坐享她的劳动成果一样。等他女朋友一走，他站起来冲到窗口，把手心里的莲子“哗”地一把撒到了灌木丛中。
我恰巧看见了这戏剧性的一幕。我劝他说，要是实在不喜欢这个女孩，还是不要勉强自己，勉强是一件多痛苦的事啊。我说，你告诉我真话，你是不是讨厌看见她？
我哥哥垂着眼皮，考虑了好半天，才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他不光是对她，他好像对所有认识的女孩子都没兴趣，他觉得她们每一个都很蠢。
我忽然尖声地说出一句话，我说：“你其实喜欢的是袁小圆，你从来都没有忘记他！”
我的态度非常激动，牙齿紧咬着，呼吸急促，眼睛和鼻腔发热，一不留神就能够迸出眼泪。另外一方面，我说出了一直想说的话，心里又特别舒服，从未有过的爽。
我哥哥却受伤严重。他张着嘴，几乎有些痴呆地看着我，目光中露出猎物样的惊惶。他的高贵帅气，他的矜持傲慢，他的聪明优秀，在那一刻逃逸得无影无踪。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老了。他脸上的皮肤很奇怪地皱缩起来，突现出无数细细的痕纹，眼皮下垂形成眼袋，鼻梁坍塌，脸颊和嘴角的肌肉呈向下的走向，肤色暗淡无光，目光空洞无神……他真是过早地显出了老态。
我没有想到他是这么地不经打击。早知道如此，我完全可以不对他说这句话。
晚上，一家人照例在室外乘凉。我和妹妹合挤着一张狭小的竹床。父亲坐藤椅，脚搁在我们的床架上。母亲独自躺一张凉塌。如果我哥哥有兴趣过来，母亲就起身，到我们的竹床上，把凉塌让给哥哥。但是哥哥大部分时间是闷在屋子里不出来的，他不怕热，三伏天里照样能够衣冠整齐地端坐灯下看书。
父亲把九英寸屏幕的小电视搬出来，搁在窗台上，声音调得尽可能地响。这样，虽然屏幕上的人影小得像手指头，嘴脸不容易看得清楚，好歹有声音在，能够帮助我们想像，对电视里的人物和故事进行再创造。不好的是，院子里其他乘凉的人家也会把电视机搬出门，音量同样也调到最高，如果大家看的不是同一个频道，各种声音就在院子里形成交响，纷乱一片，人的耳朵左右都不能逢源，无法适从，心里反觉烦乱，无风的夜晚越加闷热。
父亲又带一个头，把电视机请回屋里，不听不烦。别人家的电视机虽然还在响，毕竟离我们远了，成了背景声，恰到好处地驱赶了家人间的沉闷，让我们不必无话找话。
不过母亲还是喜欢絮叨的。母亲四十五岁，刚刚进入更年期，话语明显变稠，情绪也容易激动，只不过坏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有点像孩子。
母亲问我，暑假回家怎么没想去县中看看老师呢？她开始扳着手指，列数她认识的几个老师的现状。她若有所思地说，他今年好像没有回来。我问她，谁？谁没有回来？母亲口气笑笑地，说，就是他呀，那个挺喜欢你的老师，教化学的。
母亲所躺的位置恰好在屋里灯光照出来的阴影中，我努力地向她看过去，也只能够看见她眼睛里两点黑色水晶般的亮。
母亲提及他的名字，有点像是受魔法驱使。之前母亲对他并不熟悉。毕竟母女连心，母亲的意识总是能够一下子穿透我的躯壳外层，直抵我灵魂的深处。
回家这些天里，我总是不安，烦乱，急燥，沮丧，丢三落四甚至魂不守舍。我没有看进去一本书，也没有出去见一个老师和同学。我下河洗拖鞋会让鞋子顺水漂走一只，上街买东西会在付钱之后空着手回家。喝粥时我会烫了嘴，吃鱼又会莫名其妙地卡了嗓。我把整个夏天都过成了狼狈的日子，沉闷的日子，邋遢和窝囊的日子。我以为是离开了唐仁让我手足无措，我已经习惯了照顾他，溺爱他，迁就他，为他牺牲和付出。母亲的提示让我如梦初醒，原来我的意识中始终存活的是另外一个人，我的一切都是为他而准备的，因为有他，我才长大。
第二天我去了县中。鬼使神差地，我想要看看他的妻子，那个身材娇小、长着一张粉嫩的娃娃脸、为我们刻印过许多讲义和试卷的女人。
传达室的老师傅已经不认识我了，他从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手里抓着断过腿的老花镜，问我到学校找谁？我说了他的名字。老师傅马上告诉我，他早就走了，不在学校当老师了。我又说出他妻子的名字。老师傅用花镜剩下的一条腿朝远处指了指：“那不是吗？她过来了。”
她穿着一件白底黄花的束腰连衣裙，一路走，一路用手去捋那一排冬青树的叶子，像个手脚闲不住的小女孩似的，朝我这边走过来。
我们命中注定要见这关键的一面。
她走得很近的时候，我发现她的面容和身材都有了些微改变。她原来最可爱的是那张娃娃脸，最好看的是皮肤，粉白鲜嫩如小女孩的皮肤。现在皮肤依然是白，但是白得不大自然，石膏样的死白，或说是豆花样的腐白，像是皮肤的细胞早已经生命死寂，温度和质感已经悄然离去，剩下来的表层物质只做维持，不再担负其它任何责任。她的体形也有点发胖。她原本的骨架子很小，经不起发胖，胖了就感觉走形，好像里里外外都松泡泡的，被人使足了劲儿才吹得鼓起来一样。这样，白底黄花、抽领束腰泡泡袖的儿童式连衣裙穿在她身上就很不合适，给我的感觉非常怪诞。
很久之后我才想到，那时候她其实已经疾病上身，她患了肾炎，只是病情不重，她自己还没有察觉，别人也不知道。